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情感

根据作者生活的背景来回答·

李白——豪放派，有才，但不受朝廷重用。有点自负的有才。

杜甫——婉约派，一生漂泊，怀才不遇，很悲凉的人生。

白居易——关心人民疾苦，百姓名声之类的，在官场上收到不公正的待遇。

这是提纲，自己去组织语言。

这首以这样一个凄婉哀怨的悲剧故事为题材的小诗，抒发了钟情男女的哀怨与离恨，表达了诗人对这位有情人深深的同情。

原文：

烟霄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

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贞元十六年进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缉拿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通俗易懂，相传其诗作要老妪听懂为止。与元稹并称“元白”，与刘禹锡首开中唐文人倚声填词之风。有《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1988年，日本中国文化显彰会为白园捐立石碑，以纪念白居易，碑文用中、日两种文字书写。1995年，4个日本人于此上书“樱献”。

春　生

白居易

春生何处暗周游，海角天涯遍始休。

先遣和风报消息，续教啼鸟说来由。

展张草色长河畔，点缀花房小树头。

若到故园应觅我，为传沦落在江州。

表现了诗人天涯沦落之恨。诗句表面上是写诗人希望春如果到了故乡，见到家乡的人寻找我，就告诉他们我正沦落江州受罪呢，而言外之意却是如果能向“春”那样自由自在地“周游”，游到哪里就为哪里带来美景，该有多好。

舒情的技巧:

拟人手法：

①生动传神地写出了春天到处漫游。

②让和风传递消息，让啼鸟介绍情况。

③春绿了青草，美了繁花。

反衬手法：以春的美景反衬天涯沦落之恨。

构思独具匠心：前三联赞春，尾联转为抒恨，初读意外，细思便觉反衬之妙

白居易的宫词以他人的歌舞欢笑反衬自己的枯寂哀怨，色未衰而爱已弛，指斥统治者的薄幸寡恩。诗人描写了一个红颜未老就失去宠幸的宫女不幸的遭遇，表现了宫女复杂的内心世界。这首诗语言浅近，明快舒畅，情感深沉细腻，真切感人。   

 一开始就着力描写这个失宠宫女的无限的悲苦，终日以泪洗面，泪湿罗巾，彻夜难眠。但是前殿却歌舞终宵，尽情纵乐，寂静的深夜，清晰地传来阵阵的歌声，这对一个失宠禁闭深宫的宫女来说，只会勾起更深的愁苦怨恨。这两句虽是从失宠宫女的角度来写，但实际上还是一枯一荣的对比，深 化了主题。第三句紧接第二句正面抒情，色未衰而皇帝的宠爱已经断绝，内心的悲苦是很深重的。绝望之余，只好斜靠熏笼坐到天明。结句既描绘得十分形象，又饱含言外之意，可以说是句绝意不绝。

白居易忆江南赏析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可能是水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我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既是“能不忆江南”，那么杭州这个白居易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什么给他的感受最深呢？古籍载：“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那么看起来，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很有兴趣去拾它几颗，也似多次去灵隐寺寻找那月中桂子，正好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白居易是诗人，自然不乏浪漫的气质，在八月桂花暗飘香的月夜，徘徊月下，流连桂丛，时而举头望月，时而俯首细寻，看是否有桂子从月中飞堕于桂花影中。这是何等美丽动人的一副画面。一个寻字，而情与景合，意与境会，诗情画意，引人入胜。　也许，月中桂子只是传说，那么钱塘潮奇观确实是存在的。寻桂子不一定能寻到，潮头却是真正看得到的感受极深的景观。钱塘江自杭州东南流向东北，至海门入海。钱塘潮每昼夜从海门涌入，异常壮观。钱塘潮在每年中秋后三日潮势最大，潮头可高达数丈，正因为如此，所以白居易写他躺在他郡衙的亭子里，就能看见那卷云拥雪的潮头了，趣意盎然。上句写跑去寺里寻找那美丽的传说，下句写自己悠然躺在床上看澎湃的钱塘潮，一动一静，从中我们可以一窥作者内心蕴涵的种种心理活动，也许可以感受到杭州的难忘。　第三首，写的是苏州。吴酒一杯春竹叶，也许有人会说，竹叶青并非是吴酒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来，竹叶是为了与下句的芙蓉对偶，二来，“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并非一定是指竹叶青酒，而是指能带来春意的酒。白居易在另一诗里就有“瓮头竹叶经春熟”的说法，而且白居易所在的中唐时代，有不少名酒以春字命名，如“富水春”、“若下春”之类。文人大多爱酒，白居易应该也不例外，喝着吴酒，观“吴娃双舞”犹如醉酒芙蓉的舞姿。“娃”者，即是美女，西施就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建的房子就叫“馆娃宫”。也许白居易这样写，就是出于对西施这位绝代佳人的联想吧。十多年后，他在洛阳，回忆起当年饮酒观舞，不禁叹道：“早晚复相逢？”。早晚，是当时的口语，意思就是何时。　三首词，从今时，忆起往日，最后又回到今天，从洛阳到苏杭，从今日直至十多年前的往事，今、昔、南、北，时间，空间都有极大的跨度。白居易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抚今追昔，无限深情地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使自己得到了一定的精神满足。而我们今日读此词，则因为白居易的出色描写，也能得到某种精神满足，不知当时白居易是写给自己回忆的，还是留待后人欣赏的

白居易

（772～846）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山西太原，祖上迁下陕西渭南。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生平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