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结局怎么样?快告诉我

陈志平两口子的公司都做起来了，苏克和志华结婚，一家人都到广州过年，年夜饭，大团圆。

《下海》是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品的电视剧，王晓明执导，袁克平编剧，张嘉译、刘蓓、范明和李歌等主演。

该剧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贫穷让中国人燃起对富裕不可遏制的渴望，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冲击了内地，也在北方某城陈姓三兄妹家庭中引起轩然大波，向南下海 ——一场惊心动魄的向命运的抗争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展开，并已于2011年10月22日登陆CCTV-1首播。

剧情简介：

贫穷让中国人燃起了对财富不可遏制的渴望与不顾生死的疯狂追求。“下海”是生与死、沉与浮的抉择；是新旧体制的碰撞，也是深渊，更是蜕变。

“下海”在北方某城陈氏兄妹家庭中引起轩然大波，一场惊心动魄的向命运及旧体制

的抗争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展开。成功和失败如影随形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轮番呈现，跌倒再爬起来，他们付出了身家性命，最终完成了情感、精神、灵魂的蜕变。这就是中国人从未经历又不得不经历的，辉煌而残酷的走向富裕的历程，这就是中国人的——下海。

《艾雅苏克河的猞猁》主要内容简介：

《艾雅苏克河的猞猁》是黑鹤最新创作的一部以动物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包括《艾雅苏克河的猞猁》《地下猎手》《穿越整个世界的呼唤》等。小说通过描述动物的迷人形象、生存特征，讲述动物与人之间的故事，让我们清晰地感知到自然界所蕴含的生命力量是可贵的、不可忽视的。

黑鹤善于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讲述，并为读者呈现一幅幅深邃辽阔的自然画卷。我们可以看到，一头机警的猞猁是如何一步步成功猎取鄂温克人驯鹿营地中的幼崽的；一只神秘的獾拥有怎样超凡的破坏草场的能力。

一只受伤的幼狍是如何回归丛林、回归自然的。这些属于荒野与斑斓丛林的野兽，在黑鹤的笔下，是如此的夺目而富有光芒。

人类与自然生灵的和谐共处，也是这部作品着重探讨的问题。一头仇恨、攻击人类的白色高加索牧羊犬却与一个叫小雨的小女孩建立起珍贵的友谊，一只名叫罗杰的老犬与一只从冰河里救起的小狍子之间也会拥有纯粹的友谊。他们之间的友谊穿越时空，让我们懂得互相尊重、和平共处的可贵性。

黑鹤对他笔下的生灵怀有真切的情感，或许，这是他特有的人生体验带给他的，更是埋藏在他童年记忆深处的东西。这种真挚的情感融汇到茫茫荒野中，汇聚成了他独特的文字力量。

本书收入了著名动物小说作家黑鹤创作的《艾雅苏克河的猞猁》、《那拉奇山的幼狍》、《地下猎手》等五篇中短篇动物小说精品之作，讲述了那些生活在大草原上或者大森林深处的动物生灵的精彩故事，带领小读者走进动物的心灵世界，去倾听大自然中细微的声音，感受生命的瑰丽和坚韧！

作者简介：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与两头乳白色蒙古牧羊犬相伴，在草原与乡村的接合部度过童年时代。

出版有《黑焰》、《鬼狗》、《黑狗哈拉诺亥》、《血驹》、《叼狼》、《旗驼》等多部作品，获得过多种奖项，有多部作品译介到国外。

现居呼伦贝尔草原，在自己的营地中饲养大型猛犬，致力于蒙古牧羊犬的优化繁育，将幼犬无偿赠送草原牧民。

扩展资料

名家评论：

黑鹤在动物文学中寄寓着‘乡愁’，这样的动物文学是具有特殊的文学质感和厚重的人生分量的。”“黑鹤相当诚实地向读者坦露着他对这些动物的了解程度，他只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能从黑鹤的文字中，体察出黑鹤作为动物文学作家的优秀素质。

——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 朱自强

黑鹤的动物小说，除了动物形象本身具有迷人的魅力外，还有他笔下的风景，总是能够营造出一个广阔的背景。黑鹤称之为“草地”，“草地”是一个与都市相对立的人类生存的空间，也许，那里承载着越来越心灵逼仄的都市人的梦想，发现动物，尊重动物，和它们友好相处，在黑鹤的笔下，那是一种生活方式。

——文学理论批评家 《人民文学》副主编 李东华

曾经与两头乳白色狼犬相伴，在草原上度过了童年时期，如今仍然以两头高大的威斯拉猎犬为伴的蒙古族作家黑鹤，无论其精神气质和作品风格，都与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有些相似。我们也看到了，作者并没有回避那种原始狂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他在充分地张扬了一种自由和狂野美学的同时，也解释和表达他对人类文明的理解与应有的尊重。

——著名诗人、作家、书评人 徐鲁

黑鹤小说可以当作“成长小说”来读，少儿读者可以从它关注的动物的成长中找到自我成长的密码。当然这样的动物小说，也可能促进整个人类的心灵成长，因为这样的文字可以实现人类的自我精神救赎。由此，我也对作家黑鹤充满敬意。

——著名作家 儿童文学评论家 谭旭东

今天看看塑壳萨哈和多尔衮的关系，苏萨哈的父亲纳苏加入努尔哈赤，成为他的女婿。苏娜在战场上屡立战功，长大后与父亲并肩作战。苏萨哈在顺治时期是多尔衮的下属。多尔衮死后，苏萨哈为了取得顺治皇帝的信任，搜集多尔衮犯罪的证据。痛恨多尔衮的顺治，在多尔衮死前撤销了他的诸多荣耀，掘开了他的坟墓，抛掉了他的尸骨。苏萨哈通过这些获得了顺治的信任。在弥留之际，顺治任命他为协助康熙的四位侍郎之一。

苏克萨哈并没有多大的权力，只是多尔衮的心腹。虽然Suksaha没有太大的权力，但是他很会看东西，两者兼得。多尔衮死后，苏萨哈以顺治皇帝为投资对象。他察觉到顺治皇帝对多尔衮的不满，为了讨顺治皇帝的欢心，多尔衮向顺治皇帝递交了检举信。检举信的内容是关于多尔衮生前造反的计划和死后龙袍的安葬。于是多尔衮被挖出来鞭打，死后落得很惨的下场。但是，素萨哈因为举报有功而获得顺治皇帝的宠爱，从而成为皇帝面前的红人。

苏萨哈和多尔衮的关系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苏萨哈的野心。多尔衮大概是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死后，自己的亲信会举荐自己升官。多尔衮死后并没有体面地收场，这一切都是拜苏萨哈所赐。辅佐康熙的四大臣之一苏克萨哈，原本是多尔衮的属下，却被多尔衮鞭打举报多尔衮谋反。虽然都是康熙皇帝的四个臣子，但是他们在大旗之间互相争斗，最后素萨哈处于劣势，被鳌拜要求杀死！苏克萨哈并没有多大的权力，只是多尔衮的心腹。

虽然Suksaha没有太大的权力，但是他很会看东西，两者兼得。多尔衮死后，苏萨哈以顺治皇帝为投资对象。他察觉到顺治皇帝对多尔衮的不满，为了讨顺治皇帝的欢心，多尔衮向顺治皇帝递交了检举信。检举信的内容是关于多尔衮生前造反的计划和死后龙袍的安葬。于是多尔衮被挖出来鞭打，死后落得很惨的下场。但是，素萨哈因为举报有功而获得顺治皇帝的宠爱，从而成为皇帝面前的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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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庄是康熙的奶奶

孝庄其人其事

　　历史上的孝庄文皇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叫布木布泰（或译作本布泰），野史传说中说她名叫大玉儿实在没有根据。她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613年3月28日），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二女儿。科尔沁蒙古较早就归附了后金，并与后金联姻，以巩固双方的政治联盟关系。后金天命十年（1625）二月，时年十三虚岁的布木布泰由哥哥吴克善伴送至后金新都辽阳，嫁给了努尔哈赤第八子三十四岁的皇太极为侧福晋，也就是偏房。而早在11年前，她的亲姑姑哲哲已嫁与皇太极为正房大福晋，九年以后的天聪八

年（1634），已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又娶了她的姐姐海兰珠，于是姑侄三人同事一夫。

　　婚后，布木布泰接连为皇太极生下三个女儿。天聪三年（1629）生皇四女，后来受封为固伦雍穆长公主；天聪六年（1632）生皇五女，后来受封为固伦淑慧长公主；次年，又生下皇七女，后来受封为固伦端献长公主。三位公主，成年后分别嫁与蒙古贵族弼尔塔哈尔、色布腾和铿吉尔格。

　　到了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称帝于盛京（沈阳），同时建立后宫制度，在其众多妻妾中分封了五宫后妃。布木布泰被封为庄妃，居次西宫——永福宫，皇太极颁给她的册文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文辞简约：“……兹尔本布泰，系蒙古廓尔沁国之女，夙缘作合，淑质性成。朕登大宝，爰仿古制，册尔为永福宫庄妃。尔其贞懿恭简，纯孝谦让，恪遵皇后之训，勿负朕命。”庄妃的姑姑哲哲当然是正位中宫为皇后，比庄妃后入宫的姐姐海兰珠被封为宸妃，位居东宫——关雎宫，地位仅次于皇后。其他两位西宫麟趾宫贵妃、次东宫衍庆宫淑妃，原为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之妻，皇太极征服察哈尔部后娶之，并做这样的安排，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此，在后宫中，庄妃姑侄的地位是最突出的，除姐姐宸妃最受恩宠外，最年轻的庄妃也是比较受宠爱的。特别是崇德三年（1638）正月，宸妃所生被皇太极视为皇嗣的皇八子夭折，庄妃恰逢时机地于两天后生下了皇九子福临，更加抬升了她的地位。

　　清代官书称庄妃曾“辅佐太宗文皇帝”，但在太宗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庄妃还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有多少展露与作为。只有民间盛传“庄妃劝畴”的故事，为后来“太后下嫁”之说作了铺垫，似乎这位聪明美丽的庄妃娘娘惯施美人计。崇德七年（1642），明清松锦大战，关外明军的最高统帅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被俘，被押解到盛京。皇太极迫切希望洪承畴能够归降，为其所用，遂派范文程等一干汉族官员轮番前往劝降。但是，洪承畴似乎意志很坚决，不为所动，在狱中绝食等死，急得皇太极一筹莫展。一天夜里，牢门轻启，庄妃飘然而至，手进参汤，一席话打动了洪承畴，使其回心转意，拜倒在石榴裙下，归降了大清，后来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故事被很多文学作品演绎得很生动。但是据史书记载，洪承畴被俘之初拒不投降，却被皇太极抓住了他的思想弱点，亲自出马招降成功。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征战一生的皇太极因病身亡。由于皇太极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造成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最终，各派达成妥协，立年仅六岁的福临为帝，这时福临的生母庄妃作为五大后妃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八月二十六日（10月8日），福临即位登基，改年号为顺治，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顺治虽然是个任性的皇帝，但在孝庄的督责下，各方面的学业还是比较优秀的。在他亲政后，孝庄仍时时告诫规劝其言行，使得他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可惜顺治英年早逝，孝庄于皇孙中亲自选择了不满八岁的玄烨继承帝位，自己再一次担负起保护、教化幼帝的重任，而其地位则进一步升为太皇太后，徽号累加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

　　孝庄对康熙非常疼爱，幼时即将其留养膝下，并将贴身侍女苏麻喇姑拨出，专门照料服侍他。当然，孝庄对康熙的教育也十分严格。康熙后来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规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轨，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在康熙初年复杂的政局中，孝庄以自己的影响平衡着各种关系，尤其是她并没有继续从其母族博尔济吉特氏中挑选皇后，而是亲定首辅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以索尼牵制专擅的辅政大臣鳌拜，体现了其政治家的胸襟与识见。康熙后来成功铲除鳌拜，也是与孝庄的支持分不开的。康熙没有辜负祖母的苦心和期望，很快成长为一代有作为的英主。他对孝庄也极尽孝道，祖孙感情极为深厚，晚年的孝庄是很幸福的。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88年1月27日），孝庄以七十五岁寿终。弥留之际，她嘱咐康熙说，太宗山陵奉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就将我在你父亲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康熙遵嘱，并将孝庄生前居住的慈宁宫东王殿五间拆建于昌瑞山下，称“暂安奉殿”，停灵其中。直至雍三年（1725），才在暂安奉殿原处就地起建陵园，葬入地宫。因其陵在盛京太宗皇太极昭陵之西，故称“昭西陵”。昭西陵与昭陵遥相呼应，实乃一而二、二而一，若将其圈入东陵风水墙内，反而形成阻隔。因此，该陵建于风水墙外乃顺理成章之事，毫无贬抑之意。

康熙与祖母孝庄文皇后

康熙帝玄烨的皇室大家庭里，与玄烨感情最深，对他一生影响最大，他至死都难以忘怀的，不是他的生身父母顺治帝与孝康章皇后，也不是哪位后宫佳丽，或儿女皇孙，而是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玄烨与祖母之间的深情，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之家的祖孙关系中，绝无仅有。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玄烨登极时，中国大陆已接近统一，但社会经济亟待恢复，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清朝面临的局势仍十分严峻。刚刚建立的帝国大厦已初具规模，而统治基础尚不稳固，各种制度还不完备，需要后继者去添砖加瓦，培土扩建，继承发展。将这副担子放在年仅8岁的少年皇帝肩上，确实是太重了。为使玄烨完成这一艰巨使命，已是太皇太后的孝庄，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抚育、保护与培养孙儿的重任。

一、培育幼孙

如果以一位教育家的标准衡量，孝庄对于孙儿玄烨的教育，显然要比她对儿子福临的培养更为成功。虽然儿孙都是亲骨肉，但孙子玄烨对她的依恋，她对孙子的爱，要超过她与福临之间的母子情。清代史书对此讳莫如深，但这却是事实。

玄烨成年后多次讲道：“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朕自幼蒙太皇太后教育之恩，至为深厚”，“仰报难尽”。这些都是他的肺腑之言。

玄烨幼时曾长期避痘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来自祖母的爱，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他幼小心灵上的感情空白，使他从懂事时起，就将祖母也视为最亲之人。这种情感无法以尺度来计量，但玄烨愈为年长，体会愈加深刻，对之愈加珍视。

孝庄对孙儿的爱有着丰富的内涵。她不仅给了玄烨本应从其父母那里得到的关怀和爱护，更重要的，是通过严格的教育、训练，培养他的良好品质、习惯与作风。

需要指出，玄烨继承皇位前，孝庄就已经对他进行教育、培养了。玄烨曾对皇子们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祖母的督教对他的成长乃至一生，起有至关重要作用。

在“独嗜图史”的孝庄影响下，玄烨从小对读书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嗜好伴其终身。他“矢志读书”，“早夜诵读，无间寒暑，至忘寝食”，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捧起书本，几乎忘掉一切。保姆朴氏担心他年龄太小，读书过多而有伤身体，不止一次将书藏起，希望能使他休息一下。但他一经发现，便立刻索回，继续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对于孙儿的勤奋苦学，孝庄既感欣慰，又十分心疼，她曾忧喜掺半，不无责备地对孙儿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却像书生赶考一样苦读呢!

由于祖母的教导，玄烨自幼养成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读书时“间有一字未明，必加寻绎，务至明惬于心而后已”。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他学习的座右铭。他从小认识到“人心虚则所学进，盈则所学退”的道理，虚心好问，除去读书外，“每见高年人，必问其已往经历之事而切记于心，决不自以为知而不访于人也。”即使是太监、奴仆等“粗鄙之夫”，如果“亦有中理之言”，“决不遗弃，必搜其源而切记之，并不以为自知自能而弃人之善也。”

孝庄培养玄烨时不仅从大处着眼，幼孙身上一些尚在萌芽的习性，或生活中某些细微处，都引起她的重视，并因以施教。如玄烨儿时受保姆的影响，一度染上吸烟习惯。吸烟不仅有害于身体，还极易引发火灾，可谓有百弊而无一利。经祖母教诲，玄烨坚决戒了烟，并在即位后“时时禁止”吸烟，反复劝说有此嗜好的臣工们。

在祖母的言传身教下，玄烨自幼“不喜饮酒”，并深知酗酒的严重危害，认为“嗜酒而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实非有益于人之物。”他继位后，始终有意识地要求自己“能饮而不饮’：，“平日膳后或过年节筵宴之日，止小杯一杯”。

孝庄对幼孙的培养是全面的，就连玄烨的言行举止，也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后来，玄烨常常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训导儿孙们：“朕自幼年登极以至于今日，与诸臣议论政事，或与文臣讲论书史，即与尔等家庭闲暇谈笑，率皆俨然端坐，此乃朕自幼习成，素日涵养之所致。”可见幼时养成的这些良好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曾在康熙朝中期与玄烨有过较多接触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对玄烨的仪表、风度、气质和修养大为赞赏，说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等等。其描述固然有溢美之词，但也从侧面表明，玄烨的作风与言行，确实不失一位泱泱大国君主所应具有的气度和风采，而这一切，无不来自孝庄的精心教诲。

少儿玄烨在学业、品行、志趣、作风诸方面都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还逐步树立起继承父业，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前述顺治十六年(1659)玄烨(与福全、常宁一道)向皇父请安时所言：我长大了愿“效法皇父”，勤勉尽力，其志向之高，想必是在福临意料之外。这样的话语竟出自一个六龄孩童之口，是否可信另当别论，但毕竟说明，孝庄早已在对玄烨进行特殊培养了。

玄烨即位后，孝庄继续抓紧对他的教育，并根据需要增添了新的内容。

当时，代表朝中保守势力的辅臣为防止玄烨过早接触汉族文臣，受其影响，也走上福临“好华语，慕华制”的道路，因而对汉宫们在玄烨登极不久就一再提出的建议，如为皇帝“及时举行经筵”，慎选品学皆优的满汉官员侍奉皇帝，分班进讲经史等等，概未考虑。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史料说孝庄也很抵触汉族文化，“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这一评价具有一定片面性，至少与玄烨继位后的有关情况不相符合。

玄烨曾回忆说：“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朕七八岁所读之经书，至今五六十年，犹不遗忘”。由此可见，玄烨继位前后，已开始学习儒家典籍，而这只能是孝庄的决定。

上述事实还表明，孝庄虽然反对福临过分推崇汉文化，“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但她也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儒家学说，对于一位满族皇帝统治以汉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为使爱孙胜任天子之职，她有意识地让玄烨尽早学习儒家经典，以便掌握治国安民之道，更有效地进行统治。

玄烨习读经史时，依然保持了在祖母教育下养成的习惯，认认真真，善思好问，“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他“四子之书既以通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实。行。”除对儒家著作“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外，玄烨还广泛阅读其它典籍，“史、汉以及诸子百家、内典、道书”，“莫不涉猎”。由于他方法得当，对所学能够融汇贯通，乃至十余年后，“触事犹能记忆。”

玄烨自少儿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其后一直坚持不辍。他得以系统地了解、掌握儒家思想，对其出色完成长达六十二年的统治，大有裨益。

玄烨继位初期，有一天，当着众臣之面，孝庄问孙儿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打算，玄烨答道：“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少年皇帝决意做贤明之君，富国裕民的强烈愿望，显示出孝庄多年培育的初步成效。

二、政治导师与保护者

(一)清除鳌拜集团

玄烨继位后，四辅臣直接处理军国大事，虽然“裁决庶务，人白太后”，但孝庄对他们深为信任，放手使用，所以辅臣权力很大，加之没有监督、约束的相应机构，从而为个别人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提供了可能。

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某些政见不同，辅臣中两黄旗的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与正白旗苏克萨哈的关系日渐紧张。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居功自傲，权力欲逐步滋长，他联合遏必隆，扩展镶黄旗实力，擅杀朝中与自己存有积怨的满臣，专横跋扈的作风愈来愈显著。

四辅臣于辅政期间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然而对处理满汉关系，却采取保守、倒退方针，在恢复祖制、首崇满洲的旗号下，歧视汉宫，使后者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当时，反清复明的战火尚未完全平息，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因满臣还缺乏治理经验，又不能与汉宫密切合作，以致大大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一些投机分子逐步取得辅臣信任，为非作歹，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玄烨亲政前夕，已是“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越而礼制日废”，地方、朝中弊端丛生。

玄烨年龄还小，对此自然难以应付，但政治经验丰富的孝庄，却不露声色地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在继续任用辅臣的同时，采取了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初八日，禀照祖母慈谕，12岁的玄烨举行大婚典礼，索尼的儿子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正位中宫，遏必隆之女落选，成为皇妃。

在为孙儿择立皇后时，孝庄舍去遏必隆之女，选中赫舍里氏，旨在防范鳌拜借镶黄旗之女成为皇后之机，进一步扩大实力，同时也是针对主幼臣骄的情况，对清朝元老索尼及其家族予以荣宠的笼络措施。

孝庄此举还改变了皇太极和福临时期，皇后莫不出自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惯例。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满蒙贵族联姻政策，而是从巩固皇权、安定政局的现实需要出发，反映出这位杰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与灵活态度。

玄烨大婚标志少年皇帝正在步人青年，其亲理政事已为期不远。换言之，孝庄是以此为孙儿早日亲政制造舆论，打下基础。

当鳌拜得知玄烨选后的结果时，因希冀落空，“心怀妒忌”，气恼万分，竟与遏必隆一起人宫“奏阻”这恰恰证明孝庄这步棋的巧妙：既分化了四辅臣，使索尼同鳌拜之间出现芥蒂，又促使索尼更为效忠皇室，增加了皇室的力量。不过，从其后情况看，孝庄这时对鳌拜还未完全失去信任，仍希望他在辅臣任内善始善终，能有一好的结局。

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圈换土地事件。鳌拜在索尼、遏必隆支持下，将清朝人关初期圈占土地时分配给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强行互换，并再次圈占大量土地，致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三辅臣还不顾玄烨的反对，矫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户部事务苏纳海(正白旗)等3名大臣处死，造成一大冤案。这一事件说明，鳌拜并未领会孝庄的包容苦心，在擅权乱政路上已愈走愈远。因此，孝庄也相应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玄烨“躬亲大政”，但辅臣们“仍行佐理”。孝庄特为孙儿收权安排一过渡阶段，以使他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同时也让辅臣有个适应过程，将他们因交权而产生的失落感，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保证此次权力交接稳妥进行。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鳌拜实际上成为首席辅臣，遏必隆对他亦步亦趋，苏克萨哈更加孤立。玄烨亲政后，苏克萨哈立即请求“往守先帝陵寝”，以期迫使鳌拜、遏必隆也辞去辅政。鳌拜为清除异己，独掌辅政大权，竟罗织苏克萨哈的“罪状”，企图将他置于死地。尽管玄烨坚决反对，但鳌拜等不肯罢休，一连七日强奏，竟将苏克萨哈及子孙全部处死，并籍没家产。

苏克萨哈被除去后，鳌拜的权势进一步扩大，更为飞扬跋扈，“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门下”，甚至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玄烨去海子(南苑)狩猎时，让随行的鳌拜奏闻祖母，鳌拜“乃不遵旨，反云皇上自奏”，全然不把玄烨放在眼中。他的种种僭越行径，已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至此，孝庄终于作出决断，支持并指点孙儿拟定清除鳌拜集团的全盘计划。

此前，玄烨已开始广泛求言，制造舆论，通过各种举措，纠正辅臣政治上的失误与弊端，这使朝中人心振奋，玄烨威望日增，鳌拜逐渐走向孤立。与之同时，玄烨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年轻的满族贵族成员，他们朝气勃勃，锐意向上，索额图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索额图为索尼之子，孝庄选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加深了索尼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也加强了正黄旗对皇室的向心力，并影响到镶黄旗。索额图对玄烨十分忠诚，在清除鳌拜集团的过程中，成为玄烨最得力的助手。

鳌拜集团附者甚众，盘根错节，已控制中央机构各要害部门。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和不必要损失，孝庄帮助玄烨制定了“擒贼先擒王”，迅速打击主要党羽，震慑其他成员，稳妥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据此，玄烨命索额图秘密组织起一支善于扑击的少年卫队，又于行动前，有意将鳌拜的部分党羽遣往外地，以分散其力量。可以肯定，玄烨还采取了其它一些周密部署。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召进宫，旋即被卫队擒拿，其主要党羽也先后被逮捕归案。考虑到鳌拜以往为清朝所作贡献，玄烨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免死，籍没家产，终身监禁；对其众多追随者，也只处死最主要的数人，其余一律宽免；就连遏必隆也被免罪，仅革去太师，后又给还公爵，值宿内廷，恢复对他的信任，从而团结了镶黄旗。

清除鳌拜集团，排除了威胁皇权的潜在危险，踢开清朝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后，玄烨真正掌握了清朝大权。他在“首祟满洲”的原则下，努力改善满汉关系，祟儒重道，发挥汉族官员积极性，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在短短几年内，政局进一步稳定，得到汉族地主阶级更广泛的拥护，经济也有起色，为其后平定三藩之乱，打下重要基础。

铲除鳌拜集团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是玄烨君临天下后，祖母对他的一次关键性指导与帮助。当时，玄烨年仅16岁，还缺乏足够的智谋与经验。若无祖母的指教、授计，他很难在亲政后第三年，便一举粉碎这一把持朝政多年、势力颇大的宗派集团，稳妥、彻底，不留后患。显然，鳌拜集团存在时间愈长，对清朝的危害愈大，势必积重难返；如果玄烨的治国方针受到阻挠，三藩之乱将更加旷日持久，康乾盛世的出现也会大大推迟了。

对鳌拜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孝庄、玄烨祖孙相互加深了解，感情更为深厚。其间，玄烨表现出他那一年龄少有的胆略和杰出组织才能，使孝庄满意而欣慰；另一方面，玄烨也从祖母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除去缜密的思想方法，坚决、果敢的作风外，对他印象最深的，是祖母对人处事宽厚豁达的态度。正是在祖母的影响下，他处置鳌拜及其党羽时，运用宽严相济，打击面小，安抚、团结绝大多数朝臣的策略，收到人心安定、朝政稳固的效果。孝庄的言传身教，使玄烨逐步具备了一代名君所应有的宽阔心胸与气度，这不仅在此次斗争中显示出来，在他其后的漫长统治岁月里，无论是平息党派之争，处理二废太子事件，或采取其它重要举措，这种方针、策略依然被保留下来。足见孝庄的智慧、品德与作风，已经体现在孙儿身上，由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还需指出，孝庄指导玄烨宽大处理鳌拜集团，也是对当年两黄旗大臣同心合力，拥立幼主(福临)的回报，表明她为保护幼孙，并从清朝的长远统治计，而不得不清除对她效忠多年的老臣时，仍旧手下留情。作为一位政治家，孝庄的这种做法难能可贵。

(二)奉祖母初谒孝陵

清除鳌拜集团后，清廷进入一个短暂的相对平静阶段，这对于已“费尽移山心力”的孝庄祖孙来讲，无疑是一难得的休息调整时期，同时也为他们总结、回顾以往，提供了充分时间，于是有了遵化之行。

康熙九年(1670)八月，玄烨奉祖母太皇太后、嫡母皇太后前往遵化昌瑞山，祭谒顺治帝陵寝，皇后赫舍里氏随行。是月二十七日，祖、媳、孙三代四人行抵孝陵。清帝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一起谒陵，清朝仅此一次。

玄烨恭谒祖陵之念由来已久，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这次，他原想独自前往，“先诣太祖、太宗山陵，再诣世祖山陵”。但孝庄“以世祖升遐十年，未得一诣陵寝”，说服孙子先去孝陵展谒，并执意带上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和皇后赫舍里氏。孝庄此举，意味深长。尽管史书未曾记载，但可以想象，当她坐在儿子的祭台旁，看着正在拜祭的儿媳、孙子和孙媳，必定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她对儿子是内疚的。儿子死后十年的历史，已使她愈来愈认识到，儿子在满汉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比她更有远见，更为明智，更有利于清朝的巩固。在孙儿亲政前后，她已开始鼓励、支持孙儿采取一些与辅臣保守行径相对立的举措，而彻底清除鳌拜集团，进一步表明她对保守方针的否定。此次谒陵，标志孝庄与儿子的彻底和解，尽管后者已长眠十年。

孝庄所以选择此时来为儿子祭灵，是因为她已可告慰儿子：四辅臣的问题业已解决，保守路线已被纠正；…如儿子生前期望，满汉关系得到改善，皇朝统治正在日益坚固；更重要的是，孙儿玄烨在她亲手抚育下成长起来，发展全面，颇有作为。她还要告诉儿子，她的嫡重孙承祜已出生，列祖列宗之业，有了未来的继承者。

站在皇考的祭台前，玄烨的心情自然也不能平静。基于祖母的教诲，他一向对晚辈如何尽孝，有着很实际的认识。后来，他曾以自己的体会告诫儿孙们：“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路，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斯可谓真孝者矣。”玄烨虽然与皇考接触不多，无从在皇考生前尽一份孝心，但他相信十年来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未辜负皇考的希望，，皇考有知，将由衷地感到欣慰。他从皇考又想到祖母，忆及十年间在祖母提携、指教下经过的风风雨雨。冥冥之中，皇考与祖母似乎渐渐地变为一个人，向他投以信任、期待的目光。他暗下决心要更加勤于国政，励精图治，以使长辈们放心；同时，他还要像过去一样，将自己未能对生身父母所尽的孝心，全部回报给可亲可敬的祖母……。

(三)八年艰难岁月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爆发了以明朝降将吴三桂等人为首的三藩之乱。是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以所部兵反”；十二月二十一日，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在京举事；翌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十五年尚之信据广东反。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原已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响应。叛军气势凶猛，很快控制了南方广大地区，并延伸至陕西、甘肃等地。

此前，吴三桂等反叛之心已露端倪，政治嗅觉敏锐的孝庄有所预感。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她提醒孙儿在天下太平之际，应不忘武备，居安思危；随后，又通过其它措施，如令儒臣翻译<大学衍义》，颁赐诸臣等，帮助孙儿加强统治，进一步搞好君臣关系。因此，当三藩之乱突然发生，清朝统治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刻，祖孙二人都表现得异常镇静。

吴三桂叛音甫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元旦来临。清廷仍同以往，举行盛大朝贺与筵宴，以此向臣民显示最高决策层无所畏惧的气概，和与叛军决战决胜的坚定信念，起到安定朝野，鼓舞士气的作用。

在祖母的鼓励下，玄烨“料理军务日昃不遑，持心坚定。”康熙十三年(1674年)九月，他恢复了一度因“几务殷繁”而中断的“每日进讲”，坚持学习儒家经典。为了对外“示以暇豫”，他甚至每日出游景山骑射，对于“投贴于景山路旁”的谣言诽谤，一概“置若罔闻”。多年后，玄烨回忆道：“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心，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未可知也。”

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清廷集中力量对付三藩，无暇它顾之机，发动叛乱。因京城八旗精锐部分出征，部分肩负拱卫之责，前往平叛已无兵可调。正当玄烨苦思筹集兵源，及派谁充任领兵之人时，孝庄向他建议：“(大学土)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玄烨“立召公，授以将印”。图海果然不负重托，率领数万名八旗家奴，迅即平定了布尔尼叛乱。这一事例表明，孝庄平时对文武重臣了如指掌，因而能在紧要关头，及时指点玄烨，帮助他渡过难关。

平叛期间，每逢玄烨遇到棘手之事，孝庄便为之出谋划策，并凭借自己在朝中的崇高地位和威信，给予孙儿有力支持。举朝官员对此无不知之，一致认为：“吴三桂叛乱以来，太皇太后心甚忧劳。”玄烨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与爱戴，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亲撰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颂，书锦屏恭进”；同年十二月，恭进太皇太后锦衣，亲撰表文中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十八年(1679年)二月，孝庄67岁生日，玄烨再次亲撰表文诗篇，书万寿无疆匾额恭进，诗中写道：“喜得万方同孝养，千秋福德并苍穹”，“宫中尧舜兼文母，恭捧南山万寿觞。”

因玄烨指挥得当，加之采取剿抚并用，重用汉官，孤立分化对方等一系列正确策略，平叛战争以清廷获取全胜而告结束。康熙二十年“681年)十一月十四日，玄烨亲至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报捷。整整八年，孝庄与孙儿一起，分担了无尽的焦虑与辛劳，当终于大功告成，普天同庆之时，他俩的内心感受，只有彼此最能理解，别人是难以真正体会到的。

孝庄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起的作用，旁者无以替代，举朝尽知。可是，当玄烨和大臣们请求按照朝中惯例，为她加上尊号时，她却表现了十分谦逊的作风，再三予以拒绝，并对奏请前来的大学士们说，八年以来，“皇帝焦心劳思，运奇制胜，故得寇盗削平，海宇宁谧。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予处深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未惬。”孝庄全力扶持孙儿，想让孙儿的威望通过平定三藩更加扩大，为此，她尽量掩去自己的作用，将功劳一并归于爱孙。

继平定三藩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又统一台湾。清朝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康乾盛世的前期。

从孝庄作为玄烨政治导师和保护人的角度审视，随着玄烨不断成熟与孝庄的日渐衰迈，康熙二十年前后，他们的关系逐步过渡到一个新的时期。自此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孝庄去世，尽管玄烨早已对各项政务应付自如，不再需要祖母的点拨，但还是将祖母视为顾问，“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而孝庄虽然精力不济，但也仍同以往，时刻关怀孙儿，处处予以支持。三、祖孙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