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仁妮皇后的婚后生活

在动荡不定的共同生活的艰难曲折中，欧仁妮皇后是继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母亲奥当丝·德·博阿尔内王后之外最为了解他的女子，她分享了拿破仑三世的日常生活，直至他生命的始终。但他对妻子的感情并不是始终如一。正如其母亲及外祖母约瑟芬一样，他一贯“追求享乐和爱情”；他的亲戚斯特凡妮·德·塔歇说，他的心“既朝三暮四，又温柔多情”。他则认为这是“小小的消遣”。燕尔新婚的头几个月过去后，皇帝事实上回到了放荡的老路。她对此感到不快。在某些不愉快的冲突以后，欧仁妮坐过几次带有离家出走色彩的旅游：1860年11月，在她因姐姐阿尔贝公爵夫人帕卡去世而从阿尔及利亚返回后，她带了几个亲信动身去苏格兰旅行。1863年，她沿伊比利亚半岛作了长时间航行。1864年，她去德国矿泉城施瓦巴赫疗养。1865年后，夫妇间任何谅解均已终止。只是1870年的灾难才使夫妻言归于好。

女人——无论昙花一现的还是历史留下了她们名字的——在拿破仑三世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只是她们人数太多，因此无人能产生影响，而且面子保全得很好。卡斯蒂格利奥纳夫人应享有一席之地，她为自己谱写了一则传奇。1856年，当这个年方18的意大利青年女子到巴黎来碰运气时，她已经结过婚，而且做了母亲。她可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她曾经被她的国王维克托·艾玛纽埃尔——此公也是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主——看中过。她是个体态婀娜的棕发美人，生活于自豪与自我崇拜中，是名副其实的女性自恋者。然而，这位出众的美人缺乏生气和魅力。她只跟男子说话而且轻蔑女人。靠马蒂尔德公主帮助，她被介绍进宫廷，一下就获得巨大成功。前来巴黎的加富尔看到他这位亲戚的成功，便酝酿了把她推进皇帝私生活中为他的政策效力的计划。此时是1856年6月，正值皇后怀孕期。计划圆满成功：在圣克卢附近维尔纳夫列丹一次晚间节庆活动中，拿破仑三世让她一起泛舟；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次年秋天，她应邀去贡比涅，皇帝在那里对她不遗余力的献殷勤；但这位美人在皮埃尔封废墟摔坏了手腕，只得离开那里，这时她已引起了对她几乎普遍的反感。次年冬，她住在蒙泰涅大街28号，成为了皇帝宠姬；在她丈夫破产时，拿破仑三世赠给她极漂亮的首饰。在外交部的化装舞会上，卡斯蒂格利奥纳夫人装扮成一个纸牌中的红桃皇后：这一暗示引起了轰动。拿破仑频频前往蒙泰涅大街。1857年4月4日凌晨3时，他从贵妇家里出来时遭到三名男子袭击，他的马车夫驱散了他们。一枚所谓的炸弹可能被安放在楼梯平台上，一个无名氏被一个科西嘉视察员杀死。是真的谋杀，还是警方安排的事件呢？总之，人们对这一事件始终保持沉默，卡斯蒂格利奥纳夫人也未因此受到损害。无疑，她给皮埃蒙特政府寄去过一些报告。但是，鉴于她的局限，它们不会带给加富尔重要消息，后者在巴黎有另一类情报员。不过人们认为她不慎重，因此，她和君主危险的亲密关系与1857年春突然结束，她随之离开巴黎。她可能在1860年回到巴黎，而且住了很久。1863年2月，她在一次化装舞会上重新露面，十分简朴的穿着伊特鲁利亚女王的服装（伊特鲁利亚是意大利古地区名；即托斯坎纳地区）。当她在君主夫妇离开后走进舞场时，客人们为更清楚的看她而站到了椅子上。然而她有一个竞争对手——装扮成萨朗波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夫人（《萨朗波》是福楼拜一部历史考古小说名，描写公元3世纪迦太基雇佣军起义所引起的战争。此处意指这位夫人穿上了古装衣服。），而她自己成功的时期已经过去。自1858年起，新的宠姬是玛丽亚纳·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这个很有头脑的佛罗伦萨女人善于既协助自己丈夫的职业工作，又充当皇帝的情妇及皇后的朋友。玛丽亚纳·瓦莱夫斯卡以后轮到了马格里特·贝朗热，这是个相当庸俗的热衷攀附的轻浮女人，她把皇帝抓在手里达两年之久。她毫无政治意图，或许这是她得宠的原因之一。然而私情败露了：有人说在维希时，马格里特的一条狗看到皇帝从边上走过，便对主人的这位常客格外热情。一次拿破仑三世和她幽会后犯了心脏病；皇后便由莫卡尔陪同去这位**处劝诫。马格里特的时机结束了；然而当君主健康开始走下坡路时，别的女人又出现了，在最后几年统治时期的美貌的梅西·阿尔让托便是如此。当巴西奥西结束良好而忠诚的服务后于1865年去世时，街上传闻他的继承人装出非常卖力的样子，会把皇帝害死。人们明白，欧仁妮与日俱增的冷漠以及她的苏格兰和德国之行是表明她自身的独立。拿破仑三世感情生活的真相从宫廷和政治圈子扩散到了巴黎市井之间。然而重要的是广大选民似乎闻所未闻。如同官方的名人肖像所描绘的那样，君主之家仿佛是模范家庭。 皇帝夫妇的宫廷留下了引人入胜的回忆。它的辉煌时期正是巴黎社交界的繁荣时期，因此比以往的宫廷更引人注目。

和先前的国王们及他的伯父一样，拿破仑三世住在杜伊勒利宫。君主逐渐整修宫殿并完成了它与卢浮宫的链接——他在几年内把这一古已有之的计划变成了现实。杜伊勒利宫本身是一连串客厅和走廊。……被元帅厅占据的钟楼位于宫殿中央。君主夫妇住在宫殿南翼，于塞纳河与钟楼之间。拿破仑三世占用底层毗邻花园的一侧。皇后住在皇帝楼上，也在花园那一侧。在与之毗邻的平台整修后，她最后占用了完全重建的12个左右房间。人们赞美三个客厅，它们都以作过修改的18世纪的一种情调装饰：绿色客厅为宫中贵妇所用，玫瑰色客厅绘有夏普兰所作的打扮成花神的欧仁妮画像，蓝色客厅中挂着宫中美人头像，皇后在那里主持召见。欧仁妮办公室里放满了小摆设；她在这里写作和接见知交。沿着她套间的另一侧，即骑兵竞技场左侧，是一连串客厅和走廊；还有宽大的路易十四客厅，这是君主夫妇共进午餐的地方，以及举行盛大晚宴的狄安娜走廊。

此外，君主夫妇不把自己关在宫内。上午，皇后出去视察医院、监狱和慈善机构。他们夫妇都要乘车分头在布洛涅树林兜风。有时他们还会在林荫大道旁某个漂亮商店购物。他们每周看一场演出，皇帝认为必须去歌剧院，其实他更喜欢引人发笑的戏剧。皇后则偏爱激动。

皇帝在巴黎与国家领导阶层接触。但从5月起，一俟风和日丽，君主夫妇便溜出杜伊勒利宫。在圣克卢这个有公园、绿荫和流水的地方，他们可以过临近巴黎的户外生活，而且在礼仪方面也灵活多了。6、7月间，君主夫妇邀请几个经过挑选的人来枫丹白露。他们不久放弃在那里的打猎，因为一天天热起来了：林中散步、水上泛舟是他们的主要消遣。为纪念拿破仑一世，皇帝坚持住在那里。8月是温泉疗养时间：起初去普隆皮埃尔，后来去维希，1856年起则去夏龙营地。他在那里接见军队，看部队操练，有时还亲任指挥。也是自1856年起，9月份是去比亚里茨的时间。拿破仑三世在那里俯瞰大海的峭壁上为欧仁妮修建了一幢大别墅，这里私生活气息比枫丹白露更浓(虽然有时要把某些客人安顿在临近别墅)；皇帝轻松愉快还开玩笑。欧仁妮出海漫游或登山游玩时代上一批宾客。人们尽情观赏城堡闹剧，沉湎于唱歌、跳舞。拿破仑三世大声朗读，用法文或德文唱歌并参加游戏。偶尔突然来一个重要的外国客人，于是，皇帝就一面在海滨大步来回走动，一面与他一起专注于秘密外交的乐趣之中。回圣卢克小住一阵后，到11月15日，就要去贡比涅了，这是圣·欧仁妮的纪念日（圣·欧仁妮是古代殉道者，公元258年在罗马被杀。其纪念日一说是12月25日。）。1856至1868年，这是贡比涅的黄金时代。君主夫妇不仅邀请他们的法国和外国朋友及社交界明星，还邀请各行业著名人士：学者、艺术家、作家、医生。每周“一批”，持续一个月。一列专车运送幸运的应邀嘉宾、他们的佣人及行李。短短一个星期，一位风雅的女子竟随身携带18个纸箱而来。安顿所有这些上流社会人士，连顶楼的房间都用上，同时要考虑他们的要求，不损伤其自尊心。进餐是一天中引人注目的时刻。菜肴是上等的、丰富的，酒极好。问题仅仅在于如何打发时间。林中远足，打猎或围猎（围猎后就在宫殿院内点燃火把举行“猎物冷餐”），业余戏剧（猜字谜、舞台造型、喜剧、活报据）或是来自巴黎的演员演出填满了时间。人们并非终日玩乐。冒着严寒坐在有长凳的载人马车上围猎；而年复一年的林中远足或去皮埃尔丰游玩又几乎毫无变化。晚会时间很长，用以跳舞或社交活动。一天真正的好时光是茶会，这时，皇后邀请几个选中的人陪她交谈。

12月中旬，朝廷返回杜伊勒利宫，筹备立法团开会。当时并不庆祝圣诞节。从新年起，开始了招待家族成员、文武显贵及国家全体高级官员的一系列礼节性晚宴。杜伊勒利宫晚宴7点开始，稍晚于平民家庭。用餐时间很短只有三刻钟。宾客们用罗斯合金（罗斯合金是指铜、镍、银的合金）的器皿用餐。菜肴用升降机从地下室送来并依法国方式端上席面，然后，膳食总管用俄国方式伺候宾客。只有吃甜食时客人们才自己动手。佩带佩剑的膳食总管袖口上有金色饰带；假发上扑了粉的跟班们在主宾周围伺候客人。皇后有个黑人下役。晚宴后，拿破仑三世独自玩一阵牌或与客人们交谈；他始终和蔼可亲，不拘礼节。客人们不赌博，只是下棋或玩罗多游戏。杜伊勒利宫的新年招待会比别处时间更长。宫廷编年史家们保留了元月2日的记忆，这一天，被引见的贵妇们在君主夫妇前鱼贯而行、络绎不绝，她们身披斗篷，在《先知》进行曲的乐曲声中行两个屈膝礼。

自元月至封斋期，杜伊勒利宫举行三至四次盛大舞会。有600人所有舞会都参加，但每次舞会发出的请柬达三千至四千张。这些舞会牵动了巴黎数百万人。客人们必须穿齐膝裤和长筒丝袜；皇帝恢复了1830年后已经抛弃但到19世纪中期又在上流社会盛行的这种装束。军人必须穿军礼服。元帅厅或狄安娜走廊的场面很壮观。人们挤着看君主夫妇，以致留给跳舞者们的地方很小。皇后直至1860年前偶尔也参加跳舞，1860年起放弃了这一乐趣，满足于让大家注目观看她。这是向君主夫妇引见宾客的机会。法国人由侍从长引见，外国人由各自的大使引见。来自各国的外国人渴望被引见和接见：英国人自不待言，德国人、俄国人、尤其美国人同样如此。这些外国人相互无任何共同之处，同时，杜伊勒利宫的礼仪不像其他君主住地那样刻板。南方的美人在这里受到很好接待。总之，巴黎的影响却因此增加了。

到封斋前的狂欢节，大臣们和宫廷显贵先后在杜伊勒利宫举行化妆舞会和假面舞会。皇后则在香榭丽舍大街她姐姐阿尔贝公爵夫人公馆里举行舞会。节庆期间，上流社会人士组织精彩余兴节目，这是名副其实的炫耀，漂亮女子们花大价钱参加这类活动。在假面舞会上，从君主夫妇起，社交界把礼仪撇在一旁，使客人们“十分为难”。皇帝很快被认了出来，但大家仍继续娱乐。化装用品耗资巨大，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服装俱全；当时兼收并蓄的审美观在这里得到充分发挥。封斋期一到，舞会停止，让位于音乐：专业人员或业余爱好者们的音乐会。皇后与女高音歌手一起唱歌。杜伊勒利宫以宗教音乐会和讲道庆祝圣周（圣周指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这一周的星期四，君主夫妇单独领圣体。过了复活节，欧仁妮连续几周组织她的星期一活动，蓝色客厅里的亲信们小型舞会最终重新汇集了400至500人。这种更为高雅的聚会，是社交界“快乐的精英”们趋之若鹜的。

庆典活动此罢彼兴，一个比一个更令人眼花缭乱。在皇家庆典中，首屈一指的自然是皇太子诞生了，随后是他的洗礼。皇太子在1856年3月15日至16日夜间如期艰难地诞生了。皇太子降生引起巨大反响：华灯灿烂，旗帜飘扬，感恩赞美诗不绝于耳。君主夫妇除按照惯例发放抚恤金和勋章外，还担任了同日出生的法国婚生子女们的教父和教母。皇太子的教父庇护九世发来了祝福电报。两天后，皇太子的长罩衫上斜挂了荣誉勋章的宽大饰带。洗礼于1856年6月14日在圣母院举行，这是一次盛大的庆典。庇护九世仅派了他的一名特使，另外还颁发给欧仁妮一枚金玫瑰章。一队豪华的行列从挤满人群的里沃利大街经过。君主夫妇和皇太子在缓缓进行的行列后面。母亲永远忘不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大教堂披上了按时尚绘制的装饰。

1867年博览会后帝国最后一次重大庆祝活动或许是1869年11月16日皇后为苏伊士运河举行落成典礼。在一小批朝臣陪同下，欧仁妮前往意大利北部参观了马让塔战役战场，然后抵达威尼斯。她从那里登上她的鹰号游艇前往雅典，随后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苏丹款待。最后她到达埃及，伊斯麦尔总督以难以置信的排场接待了她。欧仁妮和她亲戚费迪南·德·莱赛普斯第一个通过新运河，后面跟着奥匈帝国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和好几名王储。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答应给“伟大的法国人”的时而间断但毕竟有效的保护为这一最大限度的敬意提供了解释。

叙述欧仁妮皇后宫廷的章节，倘若不说几句在宫中走红的女士，那将是不完整。首先是波利娜·德·梅特涅公主。1859年在比亚里茨认识欧仁妮皇后夫妇，时年23岁。20岁时，她与叔叔理查德结了婚，因此她既是奥地利著名首相梅特涅的孙女，又是儿媳。她丈夫被要求出任拿破仑三世身边的大使。梅特涅公主夫妇不久和欧仁妮皇后夫妇建立了友谊，波利娜与皇后关系尤为密切。她长得不是很美，但很有气质和魅力，在她近乎疯狂的想象力中糅合有贵妇人和小淘气的特征，她的品德无懈可击，但爱开危险的玩笑，既是勇敢的运动员，又是不假思索的热情的鼓动者，她在许多场合都是皇后身边的主要人物。不过，她对皇后的影响并非总值得称道。继公主之后，阿尔萨斯金发女子梅拉妮·德·普塔莱斯因其雅致和美貌受到赞美。年轻的德·加里费侯爵夫人是其竞争对手。相反，俄国出身的年轻的德·莫尔尼公爵夫人却有点落落寡合，她批评法国习俗，喜欢用母语与同胞交谈。后者中必须一提的是在宫中引起轰动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夫人：她是温特哈尔特最美丽的模特儿之一，梅里美也对她赞赏不已。她留下了一部篇幅不大的有趣的小说《巴黎的季节》，表达了她对巴黎、对它的习俗及君主夫妇们的赞美。

尚美巴黎的地位，举个例子就能明白：

在故宫午门举办过珠宝大展的品牌有且仅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卡地亚，另外一个就是尚美巴黎CHAUMET。

同样是源自巴黎的珠宝品牌，卡地亚19世纪中叶诞生的时候，1780年创立的CHAUMET已经作为“御用珠宝商”为法国皇室服务半个多世纪了。

所以，CHAUMET毫无疑问是国际珠宝品牌里殿堂级别的存在。

拿破仑家族的青睐

谈及CHAUMET，是不可能不提拿破仑的。

1804年的拿破仑加冕大典上，CHAUMET的创始人尼铎为他打造了一系列皇权象征物，包括王冠、御座、权杖，以及著名的嵌有140克拉摄政王钻石的“执政官之剑”。

《着加冕礼服的拿破仑》与“执政官之剑

这个高光时刻，让CHAUMET不仅成为这史诗一刻的见证者，更是后续法兰西乃至欧洲历史风云时刻的参与者。（2021年拿破仑逝世二百周年，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来纪念这位军事家，CHAUMET受邀成为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国事活动中唯一商业品牌参与其中，二者在法国的地位，可见一斑）。

作为拿破仑和约瑟芬皇后的“御用珠宝匠”，CHAUMET为拿破仑家族创作了大量经典的珠宝作品。而且非常难得的是，这些珠宝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历经风雨之后流传至今。

麦穗是古希腊神话中农业和丰收女神刻瑞斯的标志，也是约瑟芬皇后所喜爱的图腾，CHAUMET因此创作了许多麦穗主题的作品，下面就是最有名的麦穗冠冕。

尼铎用金银勾出轮廓，填入钻石作为麦粒，用精巧的构思将灵动的一瞬间定格了下来，九支麦穗相互依偎、微微倒伏，观者仿佛真的可以看到麦浪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除了拿破仑和约瑟芬皇后、玛丽·路易斯皇后，拿破仑三世和他的皇后欧仁妮同样对CHAUMET青睐有加（后者也是大名鼎鼎的LV的伯乐）。

相传欧仁妮在贡比涅城的一座花园中散步时，被一片挂着露珠的三叶草深深吸引，而这一幕恰好被拿破仑三世看到，于是他委托CHAUMET当时的掌门人弗森打造了一枚半透明绿珐琅的三叶草钻石胸针，作为礼物送给了欧仁妮，欧仁妮也因此被拿破仑三世的真情所动。

欧仁妮皇后在当时以美貌和时尚著称，其珠宝收藏数不胜数，但是在杜布夫1853年为她创作的肖像画里，她选择佩戴着这枚首饰“出镜”。

所以，不管前面的定情故事有多少传说成分，这枚“贡比涅三叶草”胸针对于欧仁妮皇后显然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法兰西帝国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CHAUMET能被持续被法国皇室所钟爱，足见其珠宝设计、工艺水平冠绝欧洲。

开创时代的大师

也正是因为历史上CHAUMET为皇室服务的历程，CHAUMET拥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头衔——冠冕大师。

冠冕作为头饰的历史很长，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人喜爱佩戴的月桂叶的传统。法兰西第一帝国成立，拿破仑亟需用闪耀的珠宝来辉映他国家的闪耀，作为“珠宝之王”的冠冕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拿破仑命令尼铎为约瑟芬皇后打造出柔和的开口造型冠冕(Tiara)，这种华贵的头饰风靡欧洲，成为当时皇室、上流社会女性重大场合和晚宴的“入场券”。

从那时起到今天，据统计，CHAUMET一共打造了3500余款形态各异的冠冕。珠宝史上的巅峰级冠冕作品中，CHAUMET频频现身。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麦穗冠冕，CHAUMET作品中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约瑟芬皇后的“贝雕冠冕”。这顶冠冕由纯金打造，镶嵌珍珠以及7块爱神丘比特主题的玉髓浮雕，集各种奢华装饰元素于一身，是珠宝中华丽隽永风格的代表性杰作。

小约瑟芬皇后与贝雕冠冕

后来约瑟芬皇后将这顶冠冕传给了自己的孙女小约瑟芬，小约瑟芬出嫁瑞典王室时又将其带到了瑞典，成为瑞典皇室成员女性出席重大场合的必备“单品”。并见证了瑞典皇室几代成员的婚姻与爱情，成为瑞典王室的“婚礼专用冠冕”。

2010年维多利亚女王储婚礼、1976年西尔

1919年，CHAUMET当时的掌门人约瑟夫·尚美（CHAUMET的品牌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制作出了CHAUMET最具代表性的冠冕作品——“金钟花”冠冕。

这是世界上第一顶由铂金打造的冠冕，也是CHAUMET珠宝工艺的集大成者。

冠冕顶端，CHAUMET用独家的“错觉画法”工艺，将两颗圆形明亮式切割钻石拼接成水滴形；铂金底座因为”刀锋镶嵌”工艺的应用近乎隐形；同时，”微弹簧”工艺更是赋予了这件珠宝作品惊人的轻盈感，倒挂的金钟花仿佛悬浮在空中，随佩戴者的步履振动摇曳。

以上只是CHAUMET冠冕的冰山一角。从品牌诞生到现在两个多世纪，CHAUMET创作了3500多件异彩纷呈的冠冕作品，就像拿破仑开创法兰西帝国一样，可以说CHAUMET也开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冠冕宇宙”。

chaumet品牌logo

CHAUMET是唯一一个用冠冕做logo的高级珠宝品牌，但它其实也是唯一一个有资格这样做的品牌。是CHAUMET把冠冕艺术带到了时尚与美学与艺术的前沿。

而冠冕又是珠宝艺术的金字塔尖，所以单这一个成就，就足以在各大珠宝品牌中俯瞰众生了。

顶级博物馆的藏品

因为CHAUMET与法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其作品也得到了众多顶级博物馆收藏。

比如前面提到的执政官之剑，就收藏在法国枫丹白露宫；卢浮宫则藏有尼铎为玛丽·路易丝皇后制作的微砌马赛克日间全套首饰；贡比涅王宫国家博物馆藏有三代掌门人莫雷尔制作的银鎏金玛瑙高脚杯……

此外，法国的巴黎历史博物馆、大皇宫美术馆、浪漫生活博物馆，英国的国家肖像艺术馆、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德国的普福尔茨海姆珠宝博物馆，意大利的拿破仑博物馆等等等等，都有CHAUMET的作品入藏。

玛丽·路易丝皇后微砌马赛克日间全套首

除了入藏顶级博物馆，CHAUMET还经常在世界范围内举办大展，北京、东京、摩洛哥这些城市都曾经举办过CHAUMET的珠宝大展。

开头提到的故宫午门大展，就是CHAUMET在 2017年与故宫联合举办的“尚之以琼华——始于十八世纪的珍宝艺术展”。

这个展览由卢浮宫前馆长亨利·卢瓦耶特策展，汇集了全球十几家顶级博物馆的CHAUMET珠宝藏品，故宫也拿出了多件珍贵的清代宫廷珠宝一起展出，CHAUMET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尚之以琼华”北京故宫大展海报

至于购买、佩戴过CHAUMET的名人，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历史上，法国文豪巴尔扎克、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欧洲豪门罗斯柴尔德家族等等都是CHAUMET的拥趸。最近几年，许多明星选择在婚礼中使用CHAUMET珠宝，这也让更多人认识了CHAUMET。

比如，2012年全智贤的婚礼、2014年高圆圆与赵又廷的婚礼、2015年周杰伦与昆凌古堡婚礼等等等等。

CHAUMET能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持续受到各界名流的喜爱，除了悠久的历史，与它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特色也是分不开的。我归结为一下三点：

艺术家式的创作

如果细心就能发现，CHAUMET的几代掌门人都不是父子，而是师徒关系，这是因为CHAUMET的创始人尼铎立下过一条规矩：传才华，不传血缘。

它保证了CHAUMET始终由最有能力的人执掌，品牌也因此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和更丰富的创造力。

因为始终把才华放在第一位，CHAUMET的珠宝创作是艺术家式的，忠于自我表达，无拘无束，不屈从于商业，也不随波逐流。其作品最注重的是传递情感和对世界的哲思，通常都是先设计，再寻找合适的宝石，绝对的服从于艺术，而非克拉数。

正因为如此，CHAUMET能够穿越数百年间的多个文艺思潮，始终引领高级珠宝的潮流，甚至将珠宝创作抬升到写入艺术史的高度。（这也提醒我们要从艺术品的角度认知CHAUMET）

佩尼·惠特尼夫人的“羽翼”冠冕

精湛绝伦的工艺

再好的设计，也需要工艺来落地。而通过前面的“金钟花冠冕”，显而易见CHAUMET不仅拥有艺术家式的创意，还拥有让设计完美实现的精湛技艺。

CHAUMET是第一家可以独立完成珠宝首饰制作的珠宝商，所以很多技术都是业内首创，比如人工合成和天然宝石鉴别技术，就是约瑟夫·尚美先生的专利，CHAUMET也是率先使用底片留存作品等等（这也足以看出品牌对自己作品的重视程度，还是回到那个词，“艺术品”）……这些对整个珠宝行业的发展影响都非常大。

当然，CHAUMET最具代表性的工艺还是“错觉画法”和“刀锋镶嵌”。

“错觉画法”是将两种以上不同种类或切割方式的宝石镶在同一个金属底座上，从而带来有层次的闪烁效果；而“刀锋镶嵌”是把承托钻石的底座打造得尽可能细薄，让钻石看起来就像是漂浮在空中一样。

去年10月，在俄罗斯大公乔治·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的“皇室”婚礼上，新娘瑞贝卡·贝塔里尼佩戴了一顶CHAUMET的“光影之歌”冠冕，就应用了“刀锋镶嵌”工艺。

这顶冠冕的创作灵感来自俄罗斯传统头饰“kokoshnik”，以一颗5克拉的椭圆形切割钻石和一颗2克拉的梨形钻石为中心，镶嵌着438颗钻石。刀锋工艺让冠冕金属拖座呈现出“隐形”效果，宝石仿佛夜空中的星辰漂浮于空中，耀眼夺目，极富诗意。

独树一帜的精神内涵

CHAUMET起源于巴黎，见证了拿破仑与约瑟芬“为爱加冕”的传奇爱情，开启了“女戴冕”的时代。而后又随着巴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经历了女性现代意识的觉醒历程，步入了“为真我加冕”的世纪。

因此，巴黎精神与女性精神也深深地刻进了CHAUMET珠宝创作的灵魂。

CHAUMET善于从自然元素中取材，将深刻的精神与哲思蕴藏在设计里，追求通过光与色彩给人带来力量与灵魂的震撼，由此开创了珠宝界独树一帜的“诗性珠宝”。

这种精神与理念延续到今天，形成CHAUMET标志性的三大珠宝系列：

Joséphine：爱是最温柔的权力

还记得CHAUMET最有名的冠冕么？Joséphine系列的设计灵感便来自冠冕，而系列名称则是对CHAUMET灵感缪斯约瑟芬皇后的致敬。“冠冕戒指”延伸了CHAUMET“冠冕大师”的成就，既象征着女性对真我的加冕，也满含爱情高光时刻“为爱加冕，冠你一生”的动人寓意。

Liens：缘系一生

Liens在法语中意为“连结”，CHAUMET将其翻译为中国文化中的“缘分”，用双连结“X”标识和单连结“一”标识象征爱人连结一世，缘系一生。这个造型简约抽象，充满当代感的系列，其实是上个世纪70年代CHAUMET的创作了。延续到现在，历久弥新，丝毫没有过时的感觉，也特别体现出CHAUMET作为艺术家去通过抽象的符号去诠释美好真情的特点。

Bee My Love：携手共筑“甜蜜爱巢”

蜜蜂是拿破仑的幸运图腾，他的加冕长袍上就绣满了蜜蜂图样。CHAUMET提取“蜂巢”元素，象征相爱二人甜甜蜜蜜、共筑爱巢。同时这一系列也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六边形象征着每个人的棱角与锋芒；可叠戴的设计也给了每个佩戴者表达独特自我的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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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其实暗含着一个时间脉络，从两个半世纪前 CHAUMET创立风云，到当下浓缩品牌创作精华的三大系列，其中还谈到了CHAUMET的艺术创作追求与性格、精神深度、独特工艺……内容很多，但如果最后要用一个词形容CHAUMET，我还是想用坊间对它的称呼——“顶级隐奢”。

两百多年来，CHAUMET就是一个一直坚持创作的艺术家，拥有超群技艺，但十分低调；忠于自我表达，却不宣于外。无论被多少皇室成员、名门巨贾热爱，都保持创造永恒之美的初心，宠辱不惊，始终等待着自己的同路者。希望今天的介绍，也能让你更懂CHAUMET一些。

如果用《甄嬛传》做比，其它的珠宝品牌可能是强势的华妃，可能是抢眼的甄嬛，但只有CHAUMET，可能是纯元，不显山、不露水，永远无法被取代。

传奇人物，注定一生跌宕起伏。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傲慢、孤寂而绝望的拿破仑轻唤着一位女人的名字，离开了人世。她就是约瑟芬，拿破仑钟爱一生的结发妻子。

初识约瑟芬时，拿破仑已经二十七岁了，一无所成的他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但约瑟芬十分钦佩他，和他一样认为拿破仑一定会成为一个不凡的人物。而拿破仑对这位三十三岁寡妇的感情却要复杂的多。从当时的情景看，影响拿破仑感情抉择的原因有三点。一是约瑟芬的美貌和魅力；二是约瑟芬不凡的学识和谈吐，拿破仑特别叹服这一点；三是约瑟芬已有的社交群体和其特有的社交能力。拿破仑结识约瑟芬后不久很快就挤身巴黎的主流社会，认识了更多繁荣贵夫人、政客和其他社会名流。拿破仑决定和约瑟芬结婚，显然不仅仅是迷恋她的风情姿色，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交等方面出发。但这并没影响他们的爱情。

拿破仑作战外地，给约瑟芬写了许多感情热烈的信，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出自这位拿破仑·波拿巴将军之手。“你激发了我的爱，并夺去了我的灵魂，……我是为你而战……”但为了皇室后继有人，拿破仑不得不同已失去生育能力的约瑟芬离婚。这对于他来说是怎样的痛呀，当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完字后，伟大的拿破仑失声痛哭，此后三天他拒绝会见任何客人。

不久，他被安排与奥地利的玛丽·露意丝结婚，这个仅仅为了王子的婚姻，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欢乐，反而让他烦闷，玛丽·露意丝也没有一天爱过他。

在拿破仑的情感世界生活中，有一位女性贯穿于始终，而在她的身上却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让拿破仑也始料未及。她就是拿破仑的初恋情人欧仁妮·黛丝蕾·克来雷，拿破仑亲切的叫她“小欧仁妮”。

同约瑟芬结婚的一年半前，拿破仑便向黛丝蕾求婚，并许诺当她十六岁时就来迎娶她。拿破仑忘记了自己许诺，到在了约瑟芬的坏里，而黛丝蕾却在自己十六岁到来时找到了巴黎。戏剧性的冲突发生了，黛丝蕾正赶上拿破仑和约瑟芬的订婚舞会，当她听到主持人宣布这个消息时，她正好走到了这对情人面前。拿破仑的“小欧仁妮”一声尖叫将手中的酒杯摔到了约瑟芬足前，约瑟芬洁白的礼服上印满了斑斑点点的红葡萄酒的痕迹，全场一片惊愕，约瑟芬也惊叫起来。只有拿破仑平静地望着他的“小欧仁妮”，一句话也没有说，直到她哭着跑开。是什么力量让他如此平静？当时的拿破仑在想什么？他彻底忘记了自己美好的初恋吗？现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1815年6月29日，傍晚。拿破仑也是平静的独自坐在自己的花园里，此时约瑟芬已经离开了人世，他的皇后玛丽·露意丝也已经背叛了他。这是一位身穿白色衣裙的女人缓步向他走来，拿破仑喃喃自语，轻声呼唤“约瑟芬…约瑟芬…”然而另他失望的是不是他的约瑟芬来了，而是欧仁妮·黛丝蕾，他的“小欧仁妮”。拿破仑一阵惊喜，是你吗，我的“小欧仁妮”？命运在这里戏剧性的报复了拿破仑，的确是他的“小欧仁妮”，但她不是来和他叙旧的，而是代表当时的政府向他递交放逐令，这时的“小欧仁妮”已经是瑞典的太子妃了。

这时的拿破仑的表情在欧仁妮·黛丝蕾的日记中有详细而精彩的描写，但我在读这一段时，感觉原文好象被曲译了。作为拿破仑，自傲不屈的拿破仑从他的初恋情人手中接过放逐令，当时的心情应该是相当复杂，难以言表的。拿破仑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黛丝蕾·克来雷是他的第一个爱人”，拿破仑最终还是承认了自己对初恋的眷恋，而他的“小欧仁妮”也一直挂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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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应该没有什么地位

议会和总统皆由男性公民直接普选产生。参政院由议会任命，它预先审定政府的法案，并监督行政机构。

三十年的退缩与普法战争的惨败

曾经威震欧陆的拿破仑帝国的轰然垮台，使法国在强盛之路上开始进入一个大致以1815年和1848为起讫的30年退缩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失去了自大革命爆发以来征服的一切地方；多年来被不少法国人梦寐以求，并一度得以实现的"自然疆界"已不复存在，法国在"自然疆界"以外获得的领土更是如此。一言以蔽之，战败的法国已差不多重新回到了大革命前的疆界，即六边形的边界。

波旁王朝统治的终结

1814年5月，路易十八乘坐反法联军的辎重车进入联盟占领下的巴黎，再即王位。既然是靠着反法联军的刺刀波旁王朝才得以重新统治，波旁王朝自然对反法联盟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态度，并力图满足后者提出的种种苛刻要求。就总体而言，复辟时期的法国在对外事务上没有而且也无力推行积极的政策。欧洲各国对法国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大肆扩张记忆犹新，因此决心将法国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决不允许法国在欧洲再有任何拓疆扩土之举。而经过23年劳民伤财的拿破仑战争，特别是最终战败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使法国国力虚弱因此也无力在对外领域推行积极的政策。

当路易十八回国登基，波旁王朝的白百合花旗在法国上空重新飘扬时，极端君主派的著名思想家德·迈斯特尔却伤感地写道："如果认为法国国王是重新登上他祖先的宝座，那就错了。他不过是重新登上了拿破仑的宝座。"斯人斯言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种不争的事实：1814年的法国已经不是1789年以前的法国，革命已使六边形国土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辟后的波旁王朝必须得正视这一切。应该说，路易十八算是一名识时务者，其深知自己不可能完全恢复大革命前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同时也知道，与新体制和新兴阶级实行必要的妥协，是自己最为明智的选择。为此路易十八在进入巴黎的前一天在巴黎西北不远的小镇圣多昂发表了著名的"圣多昂宣言"，允诺保证制定一部自由主义宪法，并尊重民主宪政，而且绝不秋后算账。1814年6月，路易十八签署了名为《宪章》的新宪法，史称《1814年宪章》。在它的74项条款中，既表现出对大革命成果的让步，又反映出正统意识以及恢复旧制度的倾向。

但是跟着路易十八一起回到巴黎的王党分子却不想在行动上表现出对大革命成果的什么让步，这些在1789年革命爆发的25年中"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的人，在百倍的疯狂和仇恨的驱使下，力图夺回自己在大革命中失去的一切。这些人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的恐惧和愤怒。特别是在路易十八驾崩、其弟查理十世即位后，波旁王朝变本加厉地进一步恢复把"王位和祭坛"作为社会架构的"神权政治"，并丧心病狂地反攻倒算。这些情形路易十八生前其实早有预感，他死前就说，"我的弟弟恐怕难以死在这张床上"。1830年7月27日，巴黎终于爆发了起义。29日，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被起义者占领。善观世态的塔列朗对此留下了精确的记录："12时零5分，波旁王朝已经停止统治了。"对君主制一直恋恋不舍的夏多布里昂也感慨地写道："又一个政府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被扔下去了。"

三色旗的君主政体

随着七月革命的胜利，一个新的王朝--七月王朝在法国诞生了。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虽然在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方面均要明显好于波旁王朝统治时期，但距被重新称之为强国还相去甚远。换言之，法国在这一时期仍处于始自1815年的退缩期当中。

七月王朝建立后，在前王朝风光一时的旧贵族又纷纷被迫重返乡下，国王路易·菲利浦本人也清楚地知道他这个国王是由议会选出来的而非靠世袭继承来的，因此他上台伊始便以"公民国王"的面目示人：就如假发、套裤、佩剑象征着旧制度一样，新国王的穿着举止俨然是新制度的象征，他像普通资产者那样，经常头戴礼帽，夹着雨伞，穿着胶鞋，一个保镖也不带地在巴黎大街上散步，或面容和蔼地向行人致意，或颇具耐心地与家庭主妇闲聊。然而，国王外表的平民化并无法掩盖其内心的专制嗜权。

七月王朝是一个三色旗的君主政体，但它所依托的阶级基础却狭窄至极。选民的资格是根据纳税额确定的。1830年，在3000万法国人中，约有100万人缴纳营业税，但只有其中的10万人有投票权。1831年的选举法将标准稍稍放宽，参加选举的人也不过增至168万人，1845年基佐在众议院曾经明言："在法国，能够理解并独立行使选举权的人不超过18万。"根据这些规定选出的众议院议员自然是国内富有者及其代表。大资产阶级终于有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制度，即它在1789年所期望的制度，为了维护这一让他们心满意足、来之不易的政治成果，大资产阶级利用国民自卫军来实行严密的社会防卫，秩序和稳定也因此成为七月王朝国内政策的中心。

在国内政治日趋僵化的同时，七月王朝的对外政策却明显体现出见机行事的"灵活"特征，这就是：在无关"欧洲和谐"大局的偏远地区可以积极行动，但在欧洲本土及有关敏感地区则要谨慎行事。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1839年开始，法国军队在比若元帅的率领下对阿尔及利亚展开全面的征服行动。此外，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更为"偏远"的地区也在这一时期相继落入法国人之手，如西非的达洛亚（象牙海岸，1842年）、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1842年）以及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1842年）等；另外在1844年还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相比之下，在欧洲本土，七月王朝则显得颇为中庸。1831年比利时国民大会决定将王位献给路易·菲利浦的次子，但被路易·菲利浦拒绝；1831年波兰人发动反俄起义，路易·菲利浦也拒绝提供任何援助；在对英关系上，七月王朝也奉行以和为上的政策。七月王朝的这些政策不能说完全一无是处，但法国诸多阶层的不满却是显而易见的，有的指责它不顾其他民族死活，有的指责它对外软弱无能。其最终结果便是加重了法国人对七月王朝统治的失望。

因此，政治的僵化、社会的停滞以及外交的无能成为压在七月王朝政府头上的"三座大山"。但作为七月王朝后期国王最为倚重的首相基佐并没有意识到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不过统治阶级的一些有识之士却预感到了危机，如托克维尔于1848年1月在众议院说："人们说丝毫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暴动……革命还离我们很远。先生们，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错了。……请你们看一看工人阶级中间发生的事情吧……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在他们当中逐渐传开的见解和思想，绝不只是企图推翻某些法律、某个内阁、某个政府本身，而是要推翻社会吗？"托克维尔没有说错。在他发出革命已近在咫尺的警告后还不到一个月，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1848年革命果然爆发了，七月王朝在这场"政治爆炸"中灰飞烟灭了。

1848年的"二月革命"令七月王朝猝不及防，而随之而来的共和制也是出乎绝大多数法国人的预料的。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让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然而随着春天里一系列滑稽性民主试验的失败，工人阶级愤恨不满、农民阶级也是满腹怨言，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几乎发挥了与街垒起义同等功效的倒戈作用，与共和国"劣迹"没有直接关系的路易·波拿巴靠着民众的选票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共和国的总统。在随后的几年中，以恢复其叔叔的帝国事业为己任的路易·波拿巴清除了一切障碍，在大众的山呼万岁中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帝国皇帝，历时4年的共和国旋即成为明日黄花。

重蹈战争覆辙的第二帝国

虽说第二帝国的历史是从1852年拿破仑三世戴上皇冠算起，但是体现帝国特征的政治统治模式在1851年12月政变之后就逐步形成了，因此第二帝国与第二共和国历史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更何况这二者的最高主宰还是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在这位以怪异著称的路易·波拿巴的领导下，法国的政局经历了一段难得的相对稳定时期，法国的经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

作为欧洲众多君主中的新成员，拿破仑三世的皇帝身份受到了其他君主的质疑，如沙皇尼古拉一世就不愿将君主间传统的称谓"我的兄弟"用在这位法国皇帝身上，而只是不痛不痒地称之为"我的朋友"， 拿破仑三世对此倒是安之若素，他宣称自己是被一条新原则的力量推上了旧王朝才能拥有的崇高地位，这条新原则就是全民公决，就是人民的意愿。尽管到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时，各国的君主像雨点般降临到法国，但最终历史证明这些带给拿破仑三世的所谓国际地位优越感都是些虚幻的东西。

对于第二帝国的历史来说，其对外政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在拿破仑三世长达20多年的统治生涯中，他的基本思路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要打破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形成的欧洲政治体系。这一体系本身就是拿破仑一世、波拿巴家族以及整个法国失败的产物，它是法国从此变得人微言轻的一张耻辱证明；因此，要使法国重新崛起为一个欧洲强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一个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就必须进行国际政治重组。正是从这种愿望出发，拿破仑三世对欧陆各地的民族独立事业表现出了同情心甚至为之提供了物质和军事上的援助。其二，要以有限的战争来推动欧洲政治纷争的最终和平解决。从个人性格来说，拿破仑三世并不是像他叔叔那样的战争狂。例如他与曾经使其伯父吃尽苦头的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1849年他甚至提议英法邀请欧洲各国召开一个全欧大会以商讨可能会给和平带来影响的所有问题。然而在强权政治的时代，他的这些想法尽管美妙但却十分不合时宜，因为当时的欧洲政治舞台上，与之周旋的皆是加富尔、俾斯麦等极为精明且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三世外交政策的最终结果就是，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实力几乎都得到加强的同时，法国的实力和地位却遭到进一步的削弱，而且皇帝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在对外冒险中突如其来地被画上了句号。

当然仅从法国海外殖民扩张的业绩来看，第二帝国不乏得意之处：在北非，1857年法国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全境的占领，1859年皇后欧仁妮的亲戚莱塞普斯承包的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工，1869年完工后，运河由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公司进行管理，法国从中获利甚丰。在亚洲，1857年应英国"邀请"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库赞率几百法军在北京八里桥打败了清军，随后又与英军一起洗掠了圆明园，通过1858年的中法《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法国获得了在中国内地传教和经商的特权，同时还获得了大量赔款。拿破仑三世对这一结局颇为满意，库赞也因此成为参议院议员并被封为"八里桥伯爵"（Comte de Palikao）。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1867年越南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法国殖民地。此外第二帝国在西非、东非、地中海东岸地区以及大洋洲也大肆拓殖，结果使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

如果说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拿破仑三世为法国抢来了一些比较持久的利益的话，那么在欧洲大国角逐方面，他则是在一系列虚幻的光环下将法国一步步送进孤立无援的陷阱。其实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欧洲格局还算明朗，即由俄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四强联手防止法国可能会给欧洲秩序带来的威胁。第二帝国开始后，与英国的关系还算是差强人意，因此，法国当时面对的主要国际障碍就是大陆上的俄、普、奥三国。其一，拿破仑三世显示帝国权威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是直接参与以打击俄国为主要目标的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1853年~1856年）。战争的结果是法国以10万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巴黎和约》的签署，其中规定，俄国不得在黑海保存舰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继续维持领土完整。这一结局对拿破仑三世的鼓舞是巨大的，因为俄国似乎受到了实实在在的遏制，而且巴黎再一次成为欧洲各国普遍接受的外交活动中心，皇帝本人也似乎成为高人一等的欧洲仲裁者。实际上，欧洲其他各国对法国皇帝这种"仲裁者"的地位并未当真。其二，拿破仑三世打击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奥地利，由于当时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仍然占有大片的领土，因此法国的打击行动是以帮助意大利摆脱奥地利控制这一看似正义的方式进行的。克里木战争结束后，拿破仑三世就打算为"意大利做点什么"。1858年他与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达成联合对付奥地利的密约，1859年法撒联军与奥地利的战争开始，联军不断获胜。但出乎撒丁王国意料的是，在奥地利尚未被完全打败的情况下，拿破仑三世却于1859年7月与奥皇签署了停战协定，加富尔闻知后一度想自杀，但撒丁王国还是被迫接受了停战协定。关于停战的缘由，拿破仑三世这样说："为了对意大利独立尽责，我违背欧洲意愿进行战争；一旦我国命运受到威胁，我就媾和。"从根本上说，拿破仑三世的意大利政策最终产生了与原先设想背道而驰的结果：对奥地利的遏制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意大利也没有停留在邦联式的四重格局上，以撒丁为主导的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宣告成立，几年之后，意大利的统一终告实现。其三，如果说在意大利问题上拿破仑三世只是一次"失算"的话，那么，与普鲁士的争斗则是他的一次彻底的灾难。从中世纪起，法国与德意志地区的矛盾和冲突就一直存在，到第二帝国时期，则以更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法国方面，拿破仑三世竭力推行的基本构想就是维持德意志的分裂状态，阻止德意志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由于法国历来都是将奥地利视为"大德意志"地区内最具威胁性的头号强国，因此，自以为判断准确的拿破仑三世对于普鲁士的发展采取了听之任之甚至是鼓励的态度，这样在德意志地区就出现了两强相争甚至两败俱伤的局面，德意志的分裂和软弱就将继续下去，法国的安全和其他利益也就有了保障。不过这只是拿破仑三世的一相情愿。从普鲁士方面来说，在1815年成立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中，普鲁士在领土、人口和经济实力方面就已具备了一定优势，1866年普奥战争胜利后，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统一进程不断加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已近在眼前，拿破仑三世的德意志政策有如意大利政策一般又一次满盘皆输，法国国内的情绪出现剧烈的波动。皇后欧仁妮认为，这一局势是"王朝末日的开始"，马涅则在给皇帝的信中这样说："如果法国人从干预中归根到底得到的只是在侧翼拴上两个因实力过度增长而变得危险的邻国（意大利与普鲁士），民族情感将深受伤害。所有人都感到，强盛是相对的，当新的力量在周围积聚时，一个国家原地踏步就可能被削弱。"马涅的话为拿破仑三世勾勒出一幅可怕的图画：拿破仑一世的失败使法国侧翼出现两个实力强于自己的国家--英国与俄国；而拿破仑三世政策的失败则会使法国侧翼又出现两个实力与自己相当的国家--意大利与德意志。而结果正是如此，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拿破仑三世率法军投降而结束，皇帝在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一群共和派人士立即行动起来并成立了临时国防政府，第二帝国就此灭亡，君主政体在法国也就此绝迹。而1873年拿破仑三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仍是围绕那场让他的强国梦想灰飞烟灭的色当投降："我们在色当不是怕死鬼！"

最后的辉煌与没落

1870年巴黎革命中诞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年~1940年）其政治寿命长达70年，在这段时间里，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法国有两大忧患，时至今日，这两大忧患依然未消。忧患之一是德国，1871年德国打败了法国，兼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忧患之二是担心自己走向衰落。后一种忧患与前一种有关，但忧患的内容更广，更难以名状。这种忧患意识在法国政治家与文人的作品言论中随处可见，并激发了像戴高乐（生于1890年）这样的年轻人的"忧患爱国主义"。法国自第三共和国以来采取的外交政策是一部错综复杂的历史。它讲述了法国***为了对付东面强大的邻国以及威胁到法国世界地位的力量而奉行的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遇到的一个转折点，战后法国的形势既微妙，又险恶。这既是法国成为欧洲大陆头号强国的最后希望，同时也因法国致命的劣势而无一丝成功的可能。一方面，法国是战胜国，它报了在普法战争中惨败的一箭之仇，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部分受到肢解，军队被遣散，政治上动荡不安。新独立的波兰成了法国的保护国，法国还与新成立的部分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结成了同盟。它夺取了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前德帝国的部分地区，扩大了自己帝国的版图。但这只是法国作为欧洲大陆霸主的最后辉煌。因为在另一方面，法国的胜利代价沉重，150万法军士兵在战争中阵亡，法国的人口状况急剧恶化。法郎因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战后的重建而变得疲软。法国人的两大忧患并没有从此消失。德国受到重创，但它没有伤到不再对法国构成威胁的地步，而是发誓要一扫凡尔赛条约带来的耻辱。甚至法国发现其外交环境还不如大战爆发前的1912年或1913年。它失去了俄国这一盟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谴责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意大利是法国战时的盟友，墨索里尼上台后便加入了要求修改现状国家的阵营。英国遵照一贯方针，玩弄平衡游戏，它似乎更担心法国独霸欧洲，而不是德国有可能东山再起。法国唯一可信赖的盟友在东欧，可这些国家更像是法国的战略负担。法国于是成了一个希望维持现状的大国，然而维持现状需要本钱。而法国已没有了这种本钱。就国际体系而言，要遏制德国就必须有一个同盟。而法国在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制度下拼凑不出这个同盟。最重要的是，影响法国行动的国际因素已不再对法国有利，事实上是这些因素已变得十分不利。法国人因为战争的消耗和伤亡精疲力竭，退伍军人协会喊出了"决不再战"的口号。而法国政府直到希特勒上台为止，一直在两项政策之间摇来摆去。一项政策以普安卡雷为代表。他主张压制德国，把安全问题置于战胜国裁军议题之上。这项政策遇到两大障碍：其一是得不到其他国家响应；其二是德国以大萧条为借口，巧妙地抵制法国的要求。另一项政策的推行者是白里安。他主张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实现与德国的和解。尽早撤出法国占领的德国领土，迅速把萨尔地区还给德国。然而这项绥靖政策一时还得不到公众的支持。白里安的战略是以和解求得地位虚弱的法国的安全。而他的一些盟友，如参议员赖伐尔，甚至愿意把欧洲的霸主地位让给德国，如果这是避免又一场战争的代价的话。希特勒崛起后，德国公开追求复仇并废除1918年后建立的欧洲秩序。而法国害怕打仗，更没有了路易十四或拿破仑用战剑描绘欧洲地图的勇气。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自1933年起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转折点是1936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而1940年"奇异的溃败"更是敲响了第三共和国的丧钟。1940年7月维希法国成立，一直为法国自豪的法兰西空间被纳粹德国或直接占领或间接统治，明确地宣告了法国已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更谈不上是一个能在欧洲举足轻重，并在整个世界具有影响的大国。

尽管二战之后法国的"大国梦"依然在延续，尽管法国在其漫长的兴衰历程中不乏在短暂的衰落后即迅速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先例，但法国已经不会再拥有同样的幸运了。这并非是由于法国已不具备东山再起的愿望与能力，而是因为在战后世界的一流大国已是法国所不可能成为的"超级大国"。事实上，虽然戴高乐等***为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使出了浑身解数，而法国战后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出现的"辉煌的30年"，亦使法国的综合国力较之以往大大增强，但对于一个战后法国来说，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始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