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吵架了，怎么办

放心好了，夫妻本就床头吵完床尾合，如果不是本质上原则上的问题，过两天就好了，

辈子不吵架的夫妻这世界上好像太少了，再说真是原则问题吵起来的，你也没什么办法不是吗？你电话分别劝劝他们也就是了

想办法让他们和好呗

你爸爸疼你吗，打电话回去给爸爸，问问最近怎样呀，然后

说一些你生活

得开心的事，说说你在外面的成就，然后不经意告诉爸爸，让他好好照顾好老妈，家里就剩下两老，有啥事要互相包容，让他不要生气 对身体不好之类的话。。然后说着说着让他拿电话给妈妈下 说你想和老妈说几句话啦 这样就没事了

给你姥姥打电话叫她打电话给妈妈，然后再给爷爷打电话叫他打给爸爸。

看得出来你真的很爱你的爸爸妈妈。大人烦恼很多总是会心情不好，所以才会吵架。你多关心他们，多让他们开心，加油！祝你们家

福！

分别打电话给你爸妈，问清楚吵架的原因，了解原因后再进行适当的进行劝导。

你回家的时候单独和他们谈谈心吧，不过改变他们的几率应该很小，这样的太多了。

娃：正确的来理解家庭的构建吧， 其实不然 或许是社会给我们灌输的思想过于的沉重。所以烦恼总是留给自己 。爸妈在家吵架当然是任何人都不想的事情， 关键是你要懂得他们为何吵架， 要是为了生活中的琐碎而吵架 其实没必要过于担心， 因为

，这样的话你可以充当他们的

给予他们多的期待 多的欣慰 让他们觉得有你使他们的幸福 他们的开心。如果是原因为他们感情为题为吵架， 你可以试着跟他们说 你们要是真的觉得过不下去可以离婚啊，之所以吵架或许就是为了你吧， 告诉他们不要把你当做感情的累赘 要么就不要再吵了，不要在你面前吵架了。 看你的名字就知道你一直在走维和道路 内心很害怕失去他们任何一个。 怕做

嘛？ 不要过于的追求完美，或许一个家的组成 起初是美好的， 父母其实也年轻过 他们也就是在总结人生。 要说他们不适合生下你 那我们可以有抱怨 但能做的不只是

。谁都想家庭和睦 一家人高高兴兴的 该是多好。你长大了 你会想的更多了， 不是我在要你去不理会父母， 好好的分析一下他们。 当你给他们讲出你的想法时或许 父母也会觉得愧待你了 有你这样的孩子 足矣！祝你学业有成 天天开心！其实还有个身份适合你 就是他们之间的调和剂！ 懂的话就去做 好运！看来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能为父母担忧，能为父母着想！如果你父母来看到你的这个提问，保证他们肯定会非常感动，矛盾一下就化解开了！

不要担忧，父母偶尔吵吵架也是他们感情沟通的一种方式，说不定他们在心里已经在原谅对方了，你不用太担心，

不过你自己要让父母不吵架的唯一方式，就是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做个听话的乖孩子，让父母感受到有个这么好的孩子，吵架是多么的没有必要！多么的荒唐！

还有父母吵架的时候，你可以静静走开，到你的小屋去。等他们吵完后，你去告诉他们：其实你是多么伤心！看到他们这样，你心里好难受！你好希望有个安宁的家，有个温馨和睦的家！你不想看到爸爸伤心，更不想看到妈妈难受！你爱他们，希望他们恩爱，希望他们也真正地爱你，为你着想，不要再吵了！这样对你的学习对你的成长对你的身心有很大的影响。然后，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让他们和好。我想，他们也会为你的孝心所感动，说不定就和好了，也会非常感谢你----他们的好孩子！也说不定以后他们闹矛盾想吵架的时候，还会想起你的这些话，说不定还吵不起来了呢！好孩子，记住这些话了吗？去劝劝你的爸爸妈妈，因为：你爱他们！

我觉得这个吧当你吵架时，可能会对孩子造成的这些危害你都想过吗？而且孩子根本就不知道父母为什么要吵架，他们可能会觉得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父母才会吵架。孩子的这些心里的问题，父母又考虑了吗？

但是，有时候父母也实在是控制不住身体的“洪荒之力”了，实在是控制不住想吵架，那怎么办呢？父母要吵架时，一定不能够当着孩子的面吵，可以叫家里的其他成员带孩子先暂时出去玩一会儿，等父母已经调整好心态了，再把孩子带回家，这样孩子就不会因为父母吵架而被伤害到了。

如果孩子还是很不幸的看到了父母吵架的过程，父母一定要及时去安抚孩子的情绪，告诉孩子父母吵架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因为孩子没有做好。而且可以告诉孩子父母之间吵架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像是偶尔的感冒一样，会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很快就会好的。这样孩子就不会将父母吵架这件事看成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父母也不会因为吵架而分开，孩子的心里才会更加的坦然。

父母吵架后，应该要当着孩子的面和好如初，让孩子知道父母还是很重视他的。多和孩子进行交流，告诉孩子一些解决冲突的方法，孩子还会感受到父母的宽容和大度。以后孩子要是需要自己处理一些冲突和矛盾，也就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方法了。这对孩子以后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有很大的益处。另外，父母吵架时可能还会有暴力的情况出现，一定要告诉孩子暴力是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的。毕竟父母都不希望孩子以后成为一个暴力的人。

父母之间吵架对孩子是有很多的负面影响的，一定要少在孩子的面前吵架。要是已经发生了，也要想办法来弥补孩子受到的伤害，不要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让孩子受到伤害了。

婆婆又和你吵架了，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具体只有你们两个人最清楚。作为外人来说，真的也不好评价，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让自己先冷静下来。

应该弄清楚回想吵架的原因：情绪激动的时候，让自己冷静下来，只有自己冷静下来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可以仔细的分析一下，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只是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大可就此放下。

如果是你自己有错，建议跟婆婆道歉：如果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觉得这件事情自己有错，有欠缺的时候，建议还是跟婆婆道个歉，我们要能伸能屈，做事也要心安理得才行呀，这样的话，我想婆婆也会更加的尊重你的，你老公也会觉得你不错的。

如果是婆婆有错，建议跟老公说明：如果是婆婆有错，建议跟老公说明，你不可能要求你婆婆跟你道歉，即使你婆婆如果被迫道歉的话，我想她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只会加深你们之间的矛盾的，当然如果她愿意的话更好，证明她一定是个坦荡荡的婆婆，可能是刀子嘴豆腐心。

事实上，自古以来，婆媳关系都是非常微妙的，而且都是不太好相处的：

所以不少女人都是因为遇到了难缠的婆婆，所以家庭关系才不和睦的。其实婆媳之间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生活的习惯不一样，婆媳之间只是因为儿子和丈夫的婚姻成为了至亲，有的因为各种的原因，还要在一起生活，所以会出现各种不一样，想法不同，习惯不同，表达的方式不同，性格的不同。

一切的不同，都会产生各种的分歧，有人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其实这也是一种学问，一种技巧，一种智慧的，更是一份理解，一份爱，也是夫妻经过爱情中重要的一环。婆媳之间本身就是两个陌生的人，走到一起，如果你还爱着老公，就不要去挑剔婆婆了。所以说有一个宽广的心和良好的心态，对于维护家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圈占农村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迫使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是经典的圈地运动；那么，在精神层面将农村掏空，使农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动抛弃农村的传统与价值，可以称为精神圈地。正是在两种圈地方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民无处可逃，又无处可去，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勉强生存。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如果说第一代工厂女工曾经历过折磨、焦虑和身体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样尖叫，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用以对抗一个时代，那么在新世纪初，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要开展集体斗争。

中国新工人阶级日渐复杂的斗争已经到了第二代工人。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取决于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客观条件，它体现了历史性关系的概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往往在进入工业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得到实现。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难和不满的极限并不会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现，而是会降临在之后的几代人身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它重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纳入全球经济，农民工虽然来到了城市，却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为新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极不相关的过程。总之，是城市生产和农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在我们过去十年在深圳、东莞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岁到32岁之间——都有着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经历。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几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有机会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阿辛的故事：阶级的内伤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时代长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放弃复读：“我知道有人复读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崩溃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出路了”。阿辛还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资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仅能够挣钱养家，还能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独立，帮助他实现自由。农民普遍渴望能进城打工、追求自由，这种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强烈。在中国，无产阶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几乎所有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户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终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其它工厂一样残酷。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每天8块钱。这家小工厂负责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在这里阿辛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比高强度的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监工让阿辛去搬地上的一个焊接器。焊接器才刚刚融化，所以温度非常高。阿辛是个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了。阿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旁边。他哈哈大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受伤，而且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这家工厂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赋予了这一代人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为外企工作还是为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人释放了改变自我的渴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一渴望，他们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辩证之处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从而将他们变成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却又限制了农民在工业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自由选择，马上便发现失去了前进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觉，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工厂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几个一起工作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打算辞职。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没答应。我想继续工作，直到领到工资为止。我们在车间门口谈了大约十分钟。后来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回到车间时，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跟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们本来应该给我49块钱的，但是却一分钱也没给我。老乡说，“你还敢要钱！没被罚钱就不错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去**院……过了11点，**院就开始放夜场**，门票只要3块钱。于是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有时睡觉的人太多了，甚至连腿都伸不开。到了早上6、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就这样我在**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第一次进城打工的经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从第一份工中学到的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老板有权要你走，但你却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别人还是不把我当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依靠。我宁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无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继续待下去有什么未来或前途。

两代工人阶级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农村。根据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在28个省的301个村庄中，返乡农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的人参与创办了农村企业或者开始务农。

阿辛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回乡的情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正忙着播种。我为脑中盘算着的计划而感到兴奋。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着觉，脑子里总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就能发财，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辛开始动员亲戚和邻居，有人为他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他大概能得到20亩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创业计划。阿辛决定种西瓜，因为这种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场上也很畅销。然而，就像农村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大雨，西瓜过快地成熟，甚至来不及出售就已经烂在了田里。阿辛的父亲很有经验，他深谙农业生产和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从一开始便反对阿辛的承包计划。他背着阿辛劝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几千块的积蓄。

阿辛的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农村。而在那些最终返乡务农的人中，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见到的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阿辛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回家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来到深圳。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赚钱，于是就进入了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每月工资800元。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有所增长。在这家工厂干到第三年（2002年）时，阿辛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块了。有时加上加班费还可以挣到3000块。

阿辛能够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快乐。如果说追求物质回报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那么对于阿辛来说，这种诉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工作对于阿辛来说已经失去意义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应该干点大事”。

摆在第二代农民工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我出来打工时，我很想家。可当我回到家时，我又想出来打工”。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愿意回乡发展，但跟阿辛一样，他们回不去了。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已意识到，回到农村“无法发展”，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于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钱赚”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事实上，他们盖新房的成本，结婚、教育和医疗的开销，以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时赚的钱。除了三餐外，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住房、穿着、教育和医疗，几乎都得依靠他们打工赚的钱。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农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为津津乐道，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农民工，不论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几亩田，不知道种田能赚几个钱。他们更渴望想尽办法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为老板干活）并非长久之计，很多人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当上老板。第二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时遇到的无尽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不满。

结论

改革再造了中国，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第二代农民工的准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无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精神与实质上的“圈地”跟中国农民工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相连，是由城市生产和乡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隔离导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和车间斗争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经历既跟工厂有关，也与农村相关。阿辛颇有主见的父亲尽其所能阻止儿子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比较特殊。然而，就回乡创业并最终失败而言，阿辛的经历又与很多农民工类似。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起了人们逃离农村的欲望，但逃出来后农民工也只能在工厂艰难打工，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萌生返乡的念头。但是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无处可去，只有通过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