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家庭一到过年就吵架？

过年期间吵架的，一是为了钱，二是为了复杂的家庭关系。

昨天在班上又听到一位同事抱怨，星期天在家跟自己老公吵了一架，一天了谁也不理谁。吵架的直接原因在于，上个礼拜天自己趁单位休息，又出去干了一天的活，累死累活，十四五个小时挣了200多块钱，想补贴家用。结果这个星期天，她老公连商量也没和她商量，就开车出去买了上千元的烟花爆竹回来。她刚抱怨两句，说现在钱难挣，有这点钱干嘛不好？非得买烟花爆竹，就为了冒个烟听个响，非常不值，结果连她老公带她儿子一块数落她，说她破坏过年喜庆的氛围。结果她连生气带委屈自己偷偷的哭了一会，自己挣钱也不少，过年了都没舍得买件新衣服、拾掇拾掇头发，却造成这么个结果。

其实这也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家中的人际关系令她不顺心。她娘家是外地，婆家这边有个大伯哥，有个大姑姐。就在上个星期天，她大姑姐跟她要十斤面粉摊煎饼，而她大姑姐家自己的面粉早都全部卖了，还是拉过来在我同事他们家这儿卖的，都没问她一声，她家要不要点？这已经很令我同事生气了。这不嘛，又跟我同事家要十斤面粉，我同事也没说别的给了她17斤多，结果她大姑姐摊好煎饼后，给了她大伯哥家不少，她这边却连问都没问一声。还有前天，她大姑姐又来到他们家炸年货，他们两口子忙活了将近一整天，结果人家大姑姐炸完了自己的，过去给大伯哥家送下一些就走了。而我同事家两口子又是出人，又是出火，又是出油的，大姑姐连句让让的话都没有。这不都是明摆着眼里没有弟弟和弟媳这两个人吗？所以把我同事气的够呛。

在很多家庭，年关还是年关啊。

其实也属正常情况，平时跟谁吵呢？平时都各散五方，只有传统节日，春节才能把所有的积聚在一起，这种吵架现象大多数集中在父母年龄比较大的家庭中，因为父母的养老问题，每年都有一个说道，守在父母身边的子女，把攒一年的不快和压力经过克制和压抑，就等其它的兄弟姐妹春节看望老人的机会摆出桌面，全盘托出落实一下赡养和经济问题。

有句俗话说，一娘能养九子，九子难养一娘，老人对待自己的子女是无私的，而多个子女却各有多的家庭，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面对老人的赡养问题，每一个都想以各种理由推脱，离父母越远越好，可是血浓于水，亲情无法把自己一一撇开，所以平时大家都难见到面，老人在亲情还能维持，大家会受良心的谴责必须回家看望，在家照顾父母的就把老人的实际情况说出来，让大家想办法解决并加以落实，在家出不去的，就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护理费，或者是提出比较棘手的条件，父母年龄不是太大，姊妹之间可以一家侍候一年或半年，年龄大姊妹有好几个的可以一家一季度，或论月周转，当然有的实在没有时间，脱不开身的只好勉为其难的同意给钱让在家的人侍候，而不好过钱又紧张的家庭，却不好选择，拿钱觉得太多，自己来侍候又做不到，接到自己家，舟车劳顿的费用也不少，最担心的是老人如果一口上不来死在自己家中，更是他们的大忌，对狮子大开口的姊妹当然就不满了，你一言我一语，就会吵起来，这是众多有老人的家庭到春节扯内皮的主要原因。

在家侍候父母的人辛苦勿容置疑，他们的想法是，在外打工一天要挣几百元，他们用这种想法来衡量自己在家和在外务工，既然在外打工能挣到钱，还不想侍候老人，那礼对不起了，那你就多拿钱，不愿拿钱，那就一家侍候一段时间，以此来要挟在外打工，理由是侍候老人太累太苦自己无能为力，父母是大家的都有义务，我也不想让你们拿钱，让你们来侍候，其他的当然有不变之处，只好说让先侍候的人继续，有了这句话机会来了，能要跑了，不能要少了，所以就有了吵架的现象，吵归吵，事情总得落实，最后也只有咬牙答应，这就造成了父母过世姊妹之间不相往来的主要原因。

每当吵架时最心痛和难过的是父母，他们现在没有能力敢说谁的不是，谁也不敢得罪，只好含着眼泪无声无息的独自难过和掉泪，这就是带儿带女的希望给自己泼的冷水，他们能咋办，反正自己无能为力让他们去吵吧，是煮了蒸了还是推下山崖投入江中任由他们处置了，只是心中的苦，遗憾和后悔如今都无处诉，也无人愿听了，昔日自己饿着肚子也要让孩子吃饱，今天却是如此的回报，这世道到底怎么了，可能闭眼时都想不明白，不知道活着的儿女会不会去想，可能也想不明白，直到自己也是父母现在这般状况时才会恍然大悟，可能为时已晚。

没有很多，只是一小部分，大都因为金钱所治，或是因为家庭琐事。最主要还是夫妻双方互不理解。

一般都是为了钱

什么时候不为钱吵架了那才是富有生活。

讨厌过年，惹气。

穷！

现在的家庭基本都不在老家，都是在外地打工，孩子父母在家里，每年开支那么大，回来的时候钱也没有挣到，当然得吵架了！

是个问题。尤其是农村偏多，在农村生活时见证了很多，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原因：

一是平时都忙于工作，在家时间很少，交流也很少，有的一早就早了，晚上才回来，在家的时间非常有限，没时间争吵。

二是过年要遇到一些敏感问题，需要共同商议，有时意见不统一。最简单的，给双方老人钱，有时意见就不统一，这个多那个少的，这样就会吵架。

三是过节在家，平时没时间休息，都想休息，都不爱干家务，收拾卫生，洗洗涮涮的，互相推托，在这个过程中就容易发生矛盾，也容易吵架。

四是都呆着没事，常说无事生非，有些行为习惯，包括吃饭什么的，有一方不满意，就要叨叨唠，一叨唠也容易吵架。

五是因串门，走亲访友等也会出现问题，有的爱去有的不爱去，特别是去一些不爱去的人家，有的非逼着去，是非就不高兴，也会吵架的。

六是作息习惯问题，有的要半夜才睡，有的要睡到自然醒，作息时间不一，也容易吵架。

七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有些男主人爱喝酒，或者是爱赌博等，酒喝多了，或者是是赌博输多了，家一说就要吵架，这样的占多数。

总之，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家庭就是这样，就是在问题中前进，在吵架中和解，在矛盾中发展，生活中没有舌头不碰牙的时候，这也很正常。只要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没有暴力出现，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床头吵架床尾和。有时吵架也是一种交流，也是一种共识，也能解决问题。比如，在给礼金的问题上，这次通过吵架统一标准了，以后就没问题了。

确实是，因为平时没多少时间在一起，有不愉快也只能一个人消化，消化不了就一直存在心里，很多问题都积攒到年底爆发，所以才有很多人到年底了就吵架。今天我和我老公也是吵了一架，平时他在工地做事，我在家带小孩，聚少离多。人不在一起很多事都靠自已去解决，累点倒没啥，就是在意做老公的不关心。上个月，因为他同学两夫妻吵架，人家老婆发了个朋友圈，大概意思是肚子痛有老公却没人疼和关心。结果我老公在下面评论关心别人的老婆，被我看到了，我跟他也发了一回脾气，自家老婆不疼倒学会去疼别人去了，关键是他还觉得自己没错。因为没在一起，我生气他也看不到。今天终于爆发是因为他弟与弟妹因为钱吵架了，弟媳骑车回自己家了，我老公倒好，弟弟都没去追，他骑上车去追他弟的老婆，说去劝她，我太无语了！等弟弟回去了，我跟他大吵一架，告诉他我很不开心，别人的老婆轮不到他去关心，他需要关心的应该是我！是我！

如果说圈占农村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迫使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是经典的圈地运动；那么，在精神层面将农村掏空，使农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动抛弃农村的传统与价值，可以称为精神圈地。正是在两种圈地方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民无处可逃，又无处可去，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勉强生存。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如果说第一代工厂女工曾经历过折磨、焦虑和身体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样尖叫，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用以对抗一个时代，那么在新世纪初，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要开展集体斗争。

中国新工人阶级日渐复杂的斗争已经到了第二代工人。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取决于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客观条件，它体现了历史性关系的概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往往在进入工业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得到实现。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难和不满的极限并不会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现，而是会降临在之后的几代人身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它重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纳入全球经济，农民工虽然来到了城市，却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为新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极不相关的过程。总之，是城市生产和农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在我们过去十年在深圳、东莞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岁到32岁之间——都有着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经历。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几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有机会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阿辛的故事：阶级的内伤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时代长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放弃复读：“我知道有人复读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崩溃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出路了”。阿辛还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资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仅能够挣钱养家，还能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独立，帮助他实现自由。农民普遍渴望能进城打工、追求自由，这种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强烈。在中国，无产阶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几乎所有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户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终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其它工厂一样残酷。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每天8块钱。这家小工厂负责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在这里阿辛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比高强度的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监工让阿辛去搬地上的一个焊接器。焊接器才刚刚融化，所以温度非常高。阿辛是个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了。阿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旁边。他哈哈大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受伤，而且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这家工厂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赋予了这一代人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为外企工作还是为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人释放了改变自我的渴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一渴望，他们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辩证之处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从而将他们变成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却又限制了农民在工业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自由选择，马上便发现失去了前进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觉，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工厂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几个一起工作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打算辞职。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没答应。我想继续工作，直到领到工资为止。我们在车间门口谈了大约十分钟。后来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回到车间时，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跟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们本来应该给我49块钱的，但是却一分钱也没给我。老乡说，“你还敢要钱！没被罚钱就不错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去**院……过了11点，**院就开始放夜场**，门票只要3块钱。于是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有时睡觉的人太多了，甚至连腿都伸不开。到了早上6、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就这样我在**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第一次进城打工的经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从第一份工中学到的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老板有权要你走，但你却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别人还是不把我当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依靠。我宁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无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继续待下去有什么未来或前途。

两代工人阶级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农村。根据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在28个省的301个村庄中，返乡农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的人参与创办了农村企业或者开始务农。

阿辛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回乡的情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正忙着播种。我为脑中盘算着的计划而感到兴奋。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着觉，脑子里总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就能发财，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辛开始动员亲戚和邻居，有人为他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他大概能得到20亩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创业计划。阿辛决定种西瓜，因为这种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场上也很畅销。然而，就像农村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大雨，西瓜过快地成熟，甚至来不及出售就已经烂在了田里。阿辛的父亲很有经验，他深谙农业生产和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从一开始便反对阿辛的承包计划。他背着阿辛劝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几千块的积蓄。

阿辛的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农村。而在那些最终返乡务农的人中，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见到的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阿辛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回家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来到深圳。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赚钱，于是就进入了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每月工资800元。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有所增长。在这家工厂干到第三年（2002年）时，阿辛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块了。有时加上加班费还可以挣到3000块。

阿辛能够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快乐。如果说追求物质回报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那么对于阿辛来说，这种诉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工作对于阿辛来说已经失去意义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应该干点大事”。

摆在第二代农民工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我出来打工时，我很想家。可当我回到家时，我又想出来打工”。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愿意回乡发展，但跟阿辛一样，他们回不去了。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已意识到，回到农村“无法发展”，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于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钱赚”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事实上，他们盖新房的成本，结婚、教育和医疗的开销，以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时赚的钱。除了三餐外，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住房、穿着、教育和医疗，几乎都得依靠他们打工赚的钱。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农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为津津乐道，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农民工，不论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几亩田，不知道种田能赚几个钱。他们更渴望想尽办法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为老板干活）并非长久之计，很多人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当上老板。第二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时遇到的无尽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不满。

结论

改革再造了中国，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第二代农民工的准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无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精神与实质上的“圈地”跟中国农民工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相连，是由城市生产和乡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隔离导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和车间斗争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经历既跟工厂有关，也与农村相关。阿辛颇有主见的父亲尽其所能阻止儿子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比较特殊。然而，就回乡创业并最终失败而言，阿辛的经历又与很多农民工类似。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起了人们逃离农村的欲望，但逃出来后农民工也只能在工厂艰难打工，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萌生返乡的念头。但是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无处可去，只有通过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因为邻居眼红，不想让别人比她过的好

一是现在有钱了，在原居住的老基地扩建，涉及到自家兄弟或别家的地界而引起的矛盾，二是兄弟多分配不均匀引起的矛盾，三是兄弟合资修建所出的资金不平等而引起的矛盾

农村修建房子闹矛盾那是常有的事。农村人文化低，法律意识不强，所以经常触犯法律的事，清官难断村民案！

有些村里人蛮不讲理，仗着自己家族人多强大，欺压老实人横行霸道，老实人也有时候忍无可忍，就会反抗。所以农村人打架是常有的事。

修建房子闹矛盾基本上每个村子里面都有，建房子是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先要选一个好的地方，地面要平整开阔。有些人可能没有好地段或者地段小了，就会找邻居协商，如果和邻居没谈好，就会发生矛盾，还可能变成仇人。

有一些是把老房子拆了，然后重新修建。可能是老房子比较小，自己想建大点，就会向左右两边加宽，旧 社会 房子一般都是群建一起的，所以想加宽就会触犯邻居的土地，邻居知道了肯定会发火骂人，有的大打出手。

现在国家在搞新农村建设，自己出一部分钱，国家也帮你出一部分。前提是一定要按照规划好的图纸来建，基本上每家每户面积差不多。既好看又提高了农村风貌，也减少了邻居之间的矛盾，促进了 社会 发展！

农村经常因为盖房子闹矛盾，有两大原因。第一，农村之前没有规划好宅基地的四邻距离、巷道全挨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只有距离才能产生美。第二是人的心理因素，看你有能力盖房子了，长本事了，见不得你好，产生羡慕嫉妒恨心里，你盖房子了，他想恶意阻挠，让你心里不痛。这就是当下农村生活环境和人文心里环境，所以有钱还是上城买房。别问我怎么知道，我也是农村人，也是盖了房子，好几栋，最后还是上城买房。一句话概括农村环境：脏乱差，人心里脏乱差，环境也是脏乱差。

为什么农村盖房子闹矛盾？就是没一个标准乱盖，浪费钱还不牢固，应该有一个标准去盖所以说矛盾总出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