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一中国传统理念正悄然发生变化。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离婚率就一路走高。2002年,中国粗离婚率仅有090‰,2003年达到105‰,到2010年突破2‰。当前数据显示,2015年粗离婚率为28‰,这也是2002年的3倍多。
而2017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558万对,比去年下降75%;依法办理离婚登记1856万对,比去年同期上升103%。其中离婚结婚比最高前三甲分别为天津市、黑龙江、吉林省,离婚结婚比分别为6050%、5892%、5634%,北京市以5060%屈居第四。
离婚结婚比最低的省份分别为西藏、甘肃和青海,离婚结婚比分别为1053%、1692%、1706%。专家分析认为,适婚人口数量下降、婚龄推迟、城市化进程加快都是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原因。2017年结婚率最高的前五大地区,分别是贵州、安徽、西藏、青海、河南。而从人均GDP看,这些地区在2017年的人均GDP均不超过5万元。
美国说是文明社会其实也挺黑暗的,他有很多东西不是人想象的,人们观念不同可能就要分手,就是这样或者是钱物质上这出现了差异也要分手,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出现了,嗯,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容易分手,所以说每个人心里,什么事来都很过分。
适龄结婚群体数量减少,是结婚人数下降的一大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如果按照22岁算,1996年出生的人目前刚好进入可以结婚阶段。但是,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出生人口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从这一角度说,如今结婚人数下降也在情理之中。
同时,婚龄普遍推迟,是结婚人数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年轻人受教育的年限增加,结婚年龄推后现象普遍。据统计,2012年以前,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大的是20岁至24岁。如今,25岁至29岁的群体成为办理结婚登记新的主力军。《公报》显示,2017年25岁至29岁人口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大,占369%。值得注意的是,代际间婚育观发生了很大改变。对于很多“80后”“90后”而言,晚婚等现象越来越常见。
过去5年来,结婚登记数量从2013年的13469万对减少到2017年的10631万对,下降2838万对,这一趋势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受适婚年龄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影响,结婚率仍可能出现持续走低。结婚率降低,可能会影响生育率和出生率,进而影响人口数量和结构。
以2018年为例,全国结婚登记10108万对,离婚总对数是4461万对,离婚率是32‰。
据介绍,我国近6年结婚率连年下降,去年全国结婚登记9471万对,离婚4154万对。“不能将‘离结比’等同于‘离婚率’”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在会上强调,“以2018年为例,全国结婚登记10108万对,离婚总对数是4461万对,离婚率是32‰。如简单按照离婚量除以结婚量计算所谓‘离结比’则高达441%,这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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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起,我国结婚率逐年下降。民政部二级巡视员杨宗涛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适婚人口总数下降。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人口数量减少,这是当前结婚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二、不少人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80后”“90后”而言,晚婚、不婚等现象越来越常见,社会包容度也在提高。
三、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年轻人受教育的年限增加,结婚年龄不断推迟,相当一部分适婚人口没有结婚。对此杨宗涛表示,结婚率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民政部和各级民政部门将完善相关社会政策,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积极的恋爱观、婚姻观和家庭观。
人民网-我国离婚率高达441%?民政部辟谣:不科学!
据有关方面统计,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离婚率直线上升。一九八零年中国内地结婚七百十六万六千对,离婚为三十四万一千对,离婚率百分之零点七。至一九九五年,结婚为九百二十九万七千对,离婚则达到一百零五万五千对,离婚率为百分之一点八。十五年间,离婚率上升了近三倍。一九九七年,中国内地离、结婚比率为十三比一百左右,而一九八零年这一比例仅为百分之四点七五。
从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离婚案件数量来看,一九九零年是八十一万多件,一九九一年是八十六万多件,一九九四年上升到一百零三万多件,一九九七年达一百二十四万多件,一九九八年略有下降。另外,还有多数人是到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的。
一九七九年,中国的离婚率仅为百分之三,而现在是百分之十三左右,从纵向看,中国离婚率上升比较快,但从全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尚属低离婚率的国家之一,所以说中国是婚姻家庭关系比较稳定的国家。
有社会学专家预测,进入二000年之后,中国的离婚率将以每年二百万对的速度递增。有 关专家今天在此间表示,虽然离婚率不断攀升,但人们对离婚的心理反应已从悲戚发展到平和。
新闻说首都的仳离率达到509% 国内行政事务的一部部日前发布一组统计数值,去年天下办理成婚登记8341万对于,比上年增加227万对于; 办理仳离登记1613万对于,比上年增加282万对于,增长212%,此中国内行政事务的一部部分办理仳离的995 万对于,比上年增加304万对于,增长44% 我国今朝仳离率上升很快从天下平均水平看,1979年仳离率为4%,1999年达到137%,2003年达到15%以上仳离率上升最快的是首都、上海、深圳、广州等多数大城市。北京2003年登记结婚数是9万对,离婚4万对,已经超过40%
“我们像你这样的年纪,孩子都十七八岁了。”
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每逢过年过节或与父母聊天时总免不了被催婚,这样一个不经意间的比较也是父母的常用催婚话术之一。
不过,从笔者最近几次在普通的中西部农村调研发现来看,不管父母着不着急孩子的终身大事,当下年轻一代的结婚年龄都是后延了的,晚婚现象较普遍。
1982-201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分别是2523岁和2237岁,1990年降至2357岁和2202岁,到2000年则分别升到2527岁和2344岁,再往后,逐年上升。学界相关研究认为,1980-1990年初婚年龄的降低是社会制度变革主导下的变化过程,1990-2000年初婚年龄的再度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从近些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和结婚率的变化来看,自1987年到2017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结婚率从1987年的172‰下降到2017年的77‰。
结婚对数的增长主要是因为人口绝对数的增加,但在2013年达到13469万对的峰值之后,也明显开始下降;结婚率则连续四年出现下滑,与此同时,适龄人口的不婚或未婚人口在不断增加。
晚婚这种现象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出现的,青年男女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以及对于生活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晚婚现象不断增加。这种现代化的生活变革也开始在乡村社会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笔者调研的部分一般中西部村庄,就出现了较普遍的晚婚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年轻人结婚的压力越来越大,结婚年龄往后延迟,另一方面,年轻人自身在婚姻缔结关系里更具有主动权。
以笔者今年在赣、鄂两省所了解到的在村男女青年的结婚年龄来看,村庄80后与90后这一批男女青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晚婚现象,几个地方30岁以上结婚的比例相比以往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
我们调研发现,晚婚现象与多方面因素有关。
首先,晚婚现象既包含好找对象的青年,自然也包括不好找对象的青年,这两者晚婚的原因不同。
先来分析一下那些好找对象的青年为什么也容易晚婚。
首先,传统时期,婚姻讲究“两姓之好”,更多强调两家之间的联姻,但现在越来越重视“两性之好”,即强调男女个体之间的“两情相悦”。
如今,男女之间合不合得来多摆在首位,双方在结婚之前有一个相互了解的阶段。在这恋爱阶段中,两人的性格、生活习惯等需要磨合,磨合周期的长短因人而异,后期若无法磨合,就可能另找对象,开启另一个磨合周期。
所以,讲究“两情相悦”是一种情感导向的男女交往关联,婚前的情感互动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这过程具有不稳定性,时间一长,便会导致晚婚。
其次,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情感关联的过程是一种男女双方个体的把握。那么有没有外部的力量来推动男女双方,从而加快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目前来看是没有的。
从村庄社会结构来看,年轻人越来越脱离村庄,从而远离村庄社会结构性的舆论力量,年轻人和村民的不了解,也为其赢得较大的自由度和空间。
从家庭层面来看,父母权威降低。父母虽然会给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但是对于结婚时间、结婚对象的选择,却没有办法对子女提出硬性要求,大部分父母的观点较一致——“我们着急有什么用?没办法,要年轻人自己喜欢才可以,过一辈子的是他们自己,又不是我们。”
在我们调研访谈的过程中,我们访到一户60多岁的老人,其儿子34岁结婚,谈对象谈了十来个个,其中带回家来见过父母的有三四个。老人谈道:“带回家来见了父母,只是让父母把把关,而不是让父母来把最后一关。”
我们在鄂西C村还访谈到一户,女儿快要结婚了,但是因为男方没有跟女方商量结婚时间,就带父母上门提亲,女方父母都觉得靠谱了,但是女儿觉得男方就只知道听父母的话,没什么主见,最终决定把婚约取消。她原本29岁就能结婚,后来一晃到了34岁才嫁人。
所以,无论是村庄社会还是家庭,其实都难以给恋爱到婚姻这一过程起到推力作用。
再者,当这种婚姻缔结的决策权由子代来主导而又缺乏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子代会很容易沉浸在情感滋润之中。婚前情感磨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也为他们提供了躲避家庭责任的时空间——包括养育孩子在内的家庭重任能躲几年就躲几年,到了实在躲不过去的时候再选择结婚领证。
以上是对好找对象的那部分人晚婚的原因分析,还有一些晚婚人士则是因为不好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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