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语言特色

说起赵树理的作品特色，我还要从头说起。那是1982年10月22日。山西刊授大学首届自学成才促进会，也叫“希望畅想会”，在太原召开。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5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代表们住在狄村红楼旅馆，在会议休息期间，会务组组织代表们参加了互赠礼品的活动，就是每一位参会代表准备一份礼品，包裹好，编了号儿，然后按抽签方式活动礼品。我抽到的礼品，恰好是刊大教务长杨宗参与编写的《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

那时的我学习劲头很足，又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获得知名作者签名的大作，杨宗老师在作品扉页的留言，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朋友，当你拿到这本书后，希望您学习赵树理，走自学成才之路，走为人民服务之路。”对于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阅读的非常专心。特别是《小二黑结婚》的语言特色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文学语言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语言，离开了人民群众语言这个源泉，文学语言就会干枯，僵化，就会丧失生命力。但是，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还不完全是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经过加工，提炼，吸取和发扬了群众语言的特点，选择那些适合文学创作的一种语言。《小二黑结婚》的语言特色就是将口语化、形象化、个性化有机的统一在了起，分别安装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物身上，放在不同的人物嘴里，每一个人物一张嘴说话，读者就会感觉到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鲜活个性的人物浮现在眼前。

口语化：文学大师赵树理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要注意口语化，要使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的语言，我们不仅要在书本上学习语言，还要去向群众学习语言。我个人在写作时就想到从口头上学来的语言，要比书本上学来的多一些。”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小二黑结婚》中就体现了人物语言口语化得特点。故事里没有任何修饰，也没有作家的议论，语言朴素无华，直截了当，十分简洁明快，一句一个意思，把时间，地点，人物的相互关系交代的十分清楚。读他的作品就像听农民讲家常琐事一样，娓娓道来，引入入胜。

形象化：是赵树理小说的又一语言特色。文艺创作必须运用形象思维，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那么作为构成艺术形象的语言，当然也应该的形象的，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形象化，就突出的表现在表情状物栩栩传神，刻画人物惟妙惟肖，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书中描写“三仙姑”到区里告状的那一段描写，是我在多次写作课听到的最佳评价，也是在我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一段。“邻居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哝哝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哪鞋！”三仙姑半辈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在这段描写中，村中妇女对“三仙姑”的评头论足的热闹场面，三仙姑尴尬不安的羞态，都活灵活现的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描写三仙姑的还有更形象的语言：“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真是精妙绝伦的描述。这里所有的语言都是形象化的，都出自农民口语的比喻，十分形象。

个性化：书中对二诸葛的描写更是出神入化，对二诸葛的描写中，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乡村阴阳先生那抬手抬脚都要论阴阳，看黄道看黑道的职业习性跃然纸上。让读者清晰的看的了一个说话就要论阴阳，谈婚嫁就要论属相，论命相的个性，把二诸葛独有的“阴阳先生”形象，活脱脱的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赵树理认为，写作要与口语一致，但他并不认为只要照搬口语就行了，而是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千锤百炼的。他说:“我是山西人，说话非说山西话不可，而写书则不一定都是山西话，适当用一点是可以的。作品中适当用方言，使作品有地方色彩，乱用了也会搞糊涂的。”正因为这样，他的小说语言就体现了。既有生动形象，朴素明快的群众语言特色，又没有那种滥用方言。土语的偏狭，既口语化又文艺化，犹如一池春水晶莹清澈，一块纯金金光闪闪。

70年过去了，再次捧起《小二黑结婚》，读起来依然是那么的亲切。愿那样的动人语言能够在文坛长久的延续！

　　评剧是流传于我国北方的一个戏曲剧种。产生于河北省东部，系由流行于滦县、迁安、玉田、三河及宝坻(今属天津)一带农村的曲艺莲花落发展而成。1910左右形成于唐山。习称"蹦蹦戏"或"落子戏"，又有"平腔梆子戏"、"唐山落子"、"奉天落子"、"平戏"、"评戏"等称谓。1935年蹦蹦戏在上海演出时，因为上演剧目多有"惩恶扬善"、"评古论今"的新意，采纳名宿吕海寰的建议，改称"评剧"。1936年白玉霜在上海拍影片《海棠红》时，新闻界首次把"评剧"的名称刊载于《大公报》，从此，评剧的名字广泛传播于全国[1]。

　　评剧在华北、东北及其他一些地区流行很广。

　　评剧在现代戏的创作演出方面，影响很大。其中如解放初期小白玉霜演出的《九尾狐》《小女婿》，新凤霞演出的《刘巧儿》《祥林嫂》《小二黑结婚》《艺海深仇》，东北韩少云演出的《小女婿》，都受到普遍的欢迎。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评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编辑本段]历史沿革

　　评剧有东路、西路之分，而以东路评剧为主。

　　韩少云《小女婿》剧照评剧来历

　　评剧是在我国有较大影响的地方剧种之一。早在19世纪末，河北唐山一带的贫苦农民于农闲时以唱莲花落谋生，一八九零年前后就逐渐出现了专业的莲花落艺人。莲花落即称“落子”，是一种长期流行在民间的说唱艺术，评剧就是在莲花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后，东北民间歌舞“蹦蹦”传进关内，于是河北的莲花落艺人便迅速地吸收了这种艺术，开始演唱如《王二小赶脚》、《王二姐思夫》、《杨二舍化缘》、《王大娘锯大缸》、《丁香割肉》、《安安送米》等一类剧目，深受当地地农民喜爱。这些艺人随后又由农村进入到工业城市唐山：唐山地工人，特别时煤矿和钢铁工人成了这个剧种早期地热心观众及积极支持者。但是，它形成为较完整地戏曲艺术则在辛亥革命前后。但是舞台上已有文明戏和话剧地演出，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剧作者，同时，进步的民主思想已传播到了文艺圈子，这就促使评剧这个新兴的剧种也产生了第一代的剧作家成兆才等。成氏原系莲花落艺人，他受到新的时代思潮的影响，在艺术上具有革新创造的精神，于是就以他的剧作把莲花落演变成了蹦蹦戏，又从蹦蹦戏演进为评剧。其早期剧目有《马寡妇开店》《老妈开嗙》《花为媒》《卖油郎独占花魁》等，这些都是评剧的奠基戏。这位剧作家对时代的变革相当敏感，他吸收文明戏的表现手法，编演了一批很受群众欢迎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时装戏，如《枪毙小老妈》《黑猫告状》《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等，尤以一九一九年编写的《杨三姐告状》最为著名，久演不衰，成为评剧的代表剧目之一。

　　当成兆才等人把莲花落演变成“唐山落子”时，吸收了河北梆子的全套乐器，他们给这个新剧种命名为“京东第一平腔梆子戏”，简称“平剧”，演唱时用本嗓。当时的代表性演员有月明珠、金开芳等。辛亥革命后，北京改称北平，京剧也随之称为平剧。以成兆才为首的“平剧”此时已经发展到了天津等地，和由京剧改称的平剧成对歭之势。于是就定名为评剧，寓“评古论今”之意。

　　东路评剧

　　东路评剧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对口莲花落阶段

　　清嘉庆（1796－1820）以后流行于东滦县、宝坻、迁安、三河等地农村的莲花落已发展为彩扮（对口莲花落）形式。当地农民于逢年过节或上集、赶庙、外出卖针和香面时，往往组织起来演唱。形式有“单板”和“对口”两种。“单板”是一人打竹板（一手拿五块竹板，一手拿七块竹板）自打自唱，一个曲调，来回反覆。一般是唱小段，有时也唱成本故事，如《杨二舍化缘》等。“对口”就是彩扮，由二人演唱，分上、下装(也叫上、下串)。上装为旦，包半头，脑后留假辫，手持手帕或扇子；下装为丑(多为主角)，以舞霸王鞭(花鞭为主，也有打竹板的)。上下装均由男性扮演。伴奏除按拍外，有时也用弦、笛、锣、鼓等，或有用“一幅架”（也叫“双跨”）的。即一人打击架上所有的锣、鼓、镲等，表演者同时扮演几个角色，且说且唱，亦歌亦舞，有时有一人或几个帮腔。当时，人们称这种艺术活动为“双玩意儿”、“落子”、“唱花灯”。又因在演出前总要先演一段“什么不闲”，故又称为“什么不闲”。演出剧目多为民间故事，如《思夫》《十绣门帘》，也有少量整本故事，如《杨二舍化缘》、《小借年》《小姑贤》《西厢》《摔镜架》等。

　　光绪七年（1881）前后，唐山地区开平矿务局建筑铁路、厂矿相继出现，莲花落开始进入乡镇、码头卖艺，并建立了班社。光绪十七年（1891）前后，东北二人转传入关内，最先入关的是锦州汪荣，后有大碗粥（周）、梁半截夫妇等，他们加入莲花落班社一同演出。此时冀东已有十几个莲花落班社，如乐亭的崔八班，演员有张来、张根、石凤等；丰润的孟光武班，演员有东发红、东发白等；滦县魏庄子的赵家班，演员有东发红、东发亮、东发白等；滦县魏庄子的赵家班，演员有成兆才、白菜心、山老鸹、佛动心、汪荣等。此外还有东三省的杨发班；三姑娘、李顺的王大包子班；梁半截夫妇的大碗粥班等班社。随着班社的建立，莲花落由原来三、五人分散的撂地演出，发展成八、九人有组织的专业演出。演出形式也趋丰富多样，每场演出均需由四个击鼓者“报四喜”（也有用“一幅架”唱“什不闲”的），然后唱莲花落，最后由对口莲花落压轴。演出已有“出场”和“入场”之分。这一时期主要演员有金菊花（杜之意）、杨柳青（余勇）和石榴花（刘永泰）等。清朝中叶，冀东一带习武之内盛行，莲花落亦受其影响，产生武戏。到清末，习武中有许多人参加对口莲花落“跑棚”。每次演出前先来一段“把式”，讲究硬功夫，多用真刀真枪，进而创造了“耍镰刀”、“耍锄头”、“耍铲子”等武艺。

　　二、“拆出”阶段

　　对口莲花落因受东北二人转影响，特别是接受了它的“拉场戏”这一表演形式，将“对口”的唱、白拆开，将故事分成场次，并改原来第三人称的叙述为第一人称的表演，称为“拆出”。在音乐方面也吸收了二人转的唱腔。如喇叭牌子、文咳咳、武咳咳等，使尾音缩短，行腔放慢。乐器方面增加了河北梆子的大弦、笛子、唢呐、锣鼓、梆子等，但锣鼓点未变，竹板仍然保存。拆出时期的剧目主要是来自唱本子和子弟书曲目，并将《小姑贤》《借女吊孝》《蓝桥会》《刘金定观星》等拆出演唱，从而推动了对口莲花落向对戏曲方面的发展。

　　光绪二十年（1894），二合、庆顺、义顺等八、九个班社首先进入天津。二十七年，成兆才、佛动心、东发亮等又带着“对口”和“拆出”剧目《小姑贤》《小借年》等进入天津。但不久，天津当局以“有伤风化，永予力禁”的禁令，将这些班社全部逐出，艺人们被迫返回乡里，加之军阀混战，两次“国丧”（光绪和慈禧太后死），禁止响器，莲花落班社大部分解体，拆出亦到此结束。

　　三、唐山落子（即平腔梆子戏）阶段

　　1908年，成兆才、张化文、金菊花等人重整班社，带着莲花落子《开店》，拆出戏《乌龙院》《鬼扯腿》，闯入“北平禁地”，并一度唱红，从此定名为“平腔梆子戏”。1909年，月明珠（任善峰）代替金菊花，成为平腔梆子戏主角，与成兆才、张化文等另组庆春班社，二次进入唐山。当时，唐山是冀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京剧、梆子在戏剧界很有地位。初到唐山的平腔梆子戏艺人，不得不先学几出河北梆子戏，如《杀庙》《武家坡》《桑园会》等，以站稳脚跟。这种艺术上的交流，促进了平腔戏艺术的革新，并产生了专职编剧，如成兆才（艺名东来顺），一生编写了近百个剧本，有《开店》《占花魁》等。乐队去掉竹板，改用鼓（底鼓）和梆子按拍，增加了板胡和笛子，并采用河北梆子锣鼓经。同时吸收皮影、乐亭大鼓、京剧等的唱腔、过门和身段，从而提高了艺术表现力。此时的平腔戏演唱因用真声，高弦低唱，故而得名“平戏”，至此评剧作为一个剧种已基本形成。1912年，唐山小山西坡的王永富、王凤亭父子筹建永盛茶园，为评剧的第一个剧场。该剧场可容纳近千观众，因其在唐山地区，故剧种又称作“唐山落子”。

　　1915年，庆春班社以月明珠为主演，在天津的奥、意、法“租界”演出了《小姑贤》《刘云打母》等，颇受欢迎。当时李大钊观看了《花为媒》后，题词“似戏非戏，比戏出奇，改良平戏！”1917年，天津大水，庆春班回唐山，改名永盛合班。1915年，永盛合班经天津到山海关，在兴业茶园首演《珍珠衫》《樊梨花骂城》《百年长恨》等，赢得了部分文化人的欣赏，乡绅奎旭东赠送“唐山首创警世戏社”的匾额，永盛合班由此改名警世戏社，即后人盛称的“警世头班”。这个班底由成家（兆才为代表）、任家（月明珠为代表）、张家（金开芳、张德礼为代表）三家组成。他们制定了严格规矩，在艺术上讲究准纲准词，同时也编演了一些新剧目。

　　四、奉天落子阶段

　　1919年春，警世戏社部分艺人应邀赴营口、长春、哈尔滨等地演出，受到东北观众欢迎，尤其是在哈尔滨首演成兆才编写的《杨三姐告状》《黑猫告状》等，影响更大。其时又被称为“奉天落子”。1922年，主要演员月明珠因劳累过度，在沈阳去世，警世戏社也因人员变故而解体。同年秋天，原班社的一些艺人重新组织，先后去唐山、天津、哈尔滨、吉林、长春等地演出，剧目有《枪毙驼龙》等。

　　1923年，李子祥和莲花落老艺人李春盛在唐山组织警世戏社二班，经常在东北铁路沿线活动。班主先是王凤亭，后为高景山，编剧是窦宝安和张连成，演员有盖月珠（王东海）、金灵芝、李义廷、芙蓉花和金菊花等。不久，又分出另建复盛戏社，主要演员有芙蓉花、花云舫、李小霞、花小仙等，这个别社曾到北京演出，一时很有影响。

　　与警世戏社二班成立同时，天津又成立了警世戏社三班，编剧有杨树森、温东山，主演是盖王珠（王庆昌，旦）、周济（凤鸣，生）、花莲舫、筱桂花（张丽云）、筱荷花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女演员为筱桂花。这一时期的班社还有“二孙班”（南孙班和北孙班）、元顺剧社等。南孙班（歧山剧社前身），1912年成立于天津。领班是孙凤鸣（东发白），主演是孙凤令（艺名开花炮）。南孙班是招收、培养女演员最早的班社，著名女演员花莲舫、李金顺、白玉霜、筱桂花、小麻红等都出自该社。北孙班（洪顺剧社前身），1918年成立于河北，由孙洪奎（亦名孙恩，艺名丁香花）主持，演员有碧月珠（邓海）、天下红、葡萄红（孙凤楼）、倪俊声等。此班培养了一批落于演员。

　　元顺剧社成立于1924年。郭子元和李金顺为班主，演员有李金顺、喜彩春等。他们在天津演出时，第一次用“评戏”一词。1929年，评剧第一部剧作汇编《评戏大观》由魏茂、李小舫编辑出版。奉天落子时期，主要的评剧班社大多在东北活动，唱腔激越高昂，热情奔放，素有“大口落子”之称。特别是女演员的出现，标志着评剧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很多班社回到关内，在天津、北京一带演出，形成了众多的流派，其中著名的有“天津三杰”：刘派（刘翠霞）、白派（白玉霜）、爱派（爱连君）。此外，还有喜彩莲、筱桂花、芙蓉花、筱麻红等，也都各具特色。

　　五、评剧阶段

　　1935年起落子艺人大量涌向南方，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出，以后又到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并在这些地区扎下根。此年年初，上海报纸戏目广告出现“评剧”名称。1939年，白玉霜南下演出，轰动了上海，主演的《海棠红》还搬上银幕，并为此而获“评剧皇后”称誉。继之，“时代艺人”喜彩莲在上海演出，亦受好评，并得到著名戏剧家阿英、洪深、欧阳予倩的支持和称赞。但在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下，也有些艺人为迎合某些小市民的情趣：演出一些低级庸俗的节目；有的演员则因吸毒不能演出，许多班社被迫解散，评剧一度衰落下来。

　　西路评剧

　　评剧的另一支派西路评剧，是20世纪初由西路莲落花演变而来，初名“北京蹦蹦”，后改称西路评剧。1893年，宝坻（今属天津）以莲花落艺人金叶子（来凤仪，小生）、韩九令（花旦）、人人乐（彩旦）、柳叶红（青衣）为主的班社，首先进入北京演出。后有河北香河的王殿佐（青衣）、侯德山（须生），蓟州（今天津蓟县）的挑帘红（花旦）等相继进入北京，为西路评剧的创始人。西路评剧进京后，吸收了河北梆子、老调、哈哈腔等地方剧种的剧目、音乐和舞蹈，初具小戏形式，常与河北梆子同台演出，名为“两下锅”。西路评剧以河北民歌为基础，唱腔高，甩腔长，多用“依哟嗬，依呀哈”为装饰音和衬字，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唱腔和唱法。西路评剧兴起时，以“打地摊”或在茶园演出为主要形式。1912年左右，在艺术上有了提高，曾去上海演出。 著名演员挑帘红即为当时赴沪演出的主角。但后来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曾一度消沉。建国后，经过挖掘、改革，艺术上又有新的发展。如过去由男演员饰旦角，生、旦音域同度，改革以后，转由女演员演旦角，唱腔、表演、对白等方面均有较大变化。1958年后，中国评剧院曾先后演出了《花亭会》《杨二舍化缘》《卖水》《顶锅》《三女除霸》， 长春评剧团也演出了《刘伶醉酒》等西路评剧剧目。70年代以来，中国评剧院演出的《吹鼓手告状》《甜蜜的事业》等，也运用了西路评剧的唱腔。

　　建国后，相继成立了中国评剧院、沈阳评剧院，天津、唐山、北京、河北、长春、哈尔滨等地也先后成立了评剧团。并涌观出一批著名演员，如小白玉霜、新凤霞、筱俊亭、韩少云、花淑兰、鲜灵霞、李亿兰、喜彩苓等。同时，在剧目和表演艺术上进行改革。至1985年全国有百余个评剧团体。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中国评剧院，著名演员有花月仙、赵丽蓉、马泰、张德福、刘萍、谷文月等；沈阳评剧院，著名演员有筱俊亭、花淑兰、韩少云等，以及天津评剧院、河北省评剧团、唐山市评剧团、长春市评剧团、哈尔滨市评剧团、石家庄市评剧团等。

　　[编辑本段]艺术特点

　　评剧的艺术特点是：以唱工见长，吐字清楚，唱词浅显易懂，演唱明白如诉，表演生活气息浓厚，有亲切的民间味道。它的形式活泼、自由，最善于表现当代人民生活，因此城市和乡村都有大量观众。评剧唱腔是板腔体，有慢板，二六板，垛板和散板等多种板式。解放后，评剧音乐，唱腔，表演的革新取得显着成就，特别是改变了男角唱腔过于贫乏的弊病，男声唱腔有了新的创造。

　　早期评剧只有男、女角色之分，后发展为生、旦、丑的“三小戏”。以后又受梆子和京剧的影响，逐渐发展为青衣、花旦、彩旦、小生、小丑、老生、花脸等行当。其表演艺术虽吸收了梆子、京剧的身段、程式，一度出现京剧化的倾向，但仍保持着民间活泼、自由、生活气息浓郁的特点。在唱、做、念、打各种艺术手段的运用上，评剧的唱功最为突出，早期的男旦演员月明珠和女演员李金顺等，都曾以唱功称绝一时。30年代初，奉天落子时期，又产生了著名评剧声腔革新家白玉霜。她大胆运用低腔，发展了评剧的中音唱法，形成“白派”。与白玉霜同时，刘翠霞创造了高亢脆亮的“刘派”唱法，爱莲君创造了“爱派”的疙瘩腔唱法，此外，还有在北京与白玉霜相对峙的喜彩莲创造了华丽而清新的“喜派”唱法。四名女演员在建国前被称为评剧“四大名旦”。继之而起的是筱白玉霜，她继承和发展了“白派”唱腔。建国后，新凤霞在演出《小二黑结婚》《艺海深仇》《祥林嫂》《刘巧儿》等新戏过程中，创造了不少新的唱腔，人称“新派”。她的唱腔清新甜润，玲珑婉转，富于华彩，塑造了一批新型妇女形象。她还与新文艺工作者合作，创造了蜻蜒调、凡字调、送子调等新板式，为丰富和发展评剧女声唱腔作出了贡献。

　　善于表观现实生活是评剧的一个传统。辛亥革命后，成兆才依据当地的时事新闻创作和改编了《杨三姐告状》《黑猫告状》《枪毙骆龙》《枪毙骆虎》《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等，基本上奠定了评剧以演现代剧目为主的特长。以后，不少文明戏演员加入评剧队伍，带来了编演现代戏经验，对评剧多方面地反映现实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建国后，评剧演出的大量现代戏，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社会主义建设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讴歌了社会主义新人，提出或试图解决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这些剧目的出观，为评剧以后更好地反映观实生活，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编辑本段]角色行当

　　评剧的行当是随着评剧的发展历史，经过不断丰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评剧的前身“蹦蹦戏”曾经历了“对口戏”、“拆出戏”两个阶段，那时的行当也不象现今这样分明。经过1909年至1921年的重大改革，评剧成为一个大剧种。评剧的行当，也依据表演的需要吸取京、梆等剧种的行当分类经验，逐渐形成现在生、旦、净、丑门类齐全的规模。

　　“对口戏”的行当是一旦一丑，旦脚称“上装”，丑脚称“下装”。这种形式系由冀东大秧歌中民歌小调对口唱衍变而来；“上装”、“下装”是以第三人称叙述故事并分别表演剧中人物（如《西厢记》，“上装”要表演红娘、莺莺、老夫人三个角色）。由于这种表演的局限，表演者不能以剧中人物来固定着装和勾画脸谱，因此他们的最初装扮是“上装”(旦脚)彩扮，身着裙袄或彩裤褂，手持折扇、手帕；“下装”（丑脚）头戴毡帽或头巾，身着茶衣、腰包，手持竹板或霸王鞭。

　　“拆出戏”亦称“三小戏”。系由“对口戏”演变而来，以代言体、单折式、分场式为其戏剧结构基本体制。上演的剧目虽短小，但首尾相接，故事连贯，具有中心人物和配角。至此演员便依据角色人物性格，有了明确的分工，逐步由“上装”、“下装”形成“三小”行当，即：小生、小旦、小花脸（丑）。“三小戏”，初以小生、小旦戏为主，丑脚居于次要位置（《回杯记》的王计（家人）为丑扮）。随着“拆出戏”的剧目不断增多，所表现生活内容不断丰富，相应的也出现了老生、老旦、彩旦、打旦等行当。1909至1912年，“拆出戏”经过改革创新，形成了大型地方剧种——评剧（初名平腔梆子戏）。随着剧目种类的增多，题材范围的扩展，评剧的表演行当仿效京、梆大剧种行当门类的模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并积累了各行当的代表剧目，发展了各行当的表演艺术。

　　评剧由于历史较短，又受剧目题材的局限，所以没有像京、梆大剧种那样具有驾驭反映帝王将相生活和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重大内容的能力，多以反映下层官吏、市民阶层、农民阶层的生活为主，因此各行当的表演艺术（声腔、技巧），特别是老生、净、刀马旦、武生行的表演手段，仍有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新编历史故事戏不断增多，各行当，特别是小生、老生、净行的表演艺术有了较大的发展。

　　早期评剧只有男、女脚色之分，后逐渐发展成为生、旦、丑三小戏，受梆子和京剧影响，增添行当，有了青衣、花旦、老旦、小生、老生、小丑之分，但仍保留了民间小戏活泼自由、生活气息浓厚的特点。唱腔为板式变化体，板胡为主奏乐器。

　　[编辑本段]显著特征

　　评剧的显著特征是贴近生活，剧目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题材为主。评剧的第一个剧作家成兆才，1919年编写的《杨三姐告状》，即以真人真事为素材，久演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评剧进入了新的繁荣发展时期，演出了一批受群众欢迎的现代戏，如小白玉霜主演的《小女婿》、新凤霞主演的《刘巧儿》、《祥林嫂》、《小二黑结婚》以及《金沙江畔》、《夺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评剧除在东北、华北地区流布外，中南、西北、西南的一些城市也有演出团体。

　　[编辑本段]评剧流派

　　评剧原分为东路和西路两派。今天盛行的是东路，流行于河北和东三省，在南方也有广大观众。西路评剧又叫“北京蹦蹦”，是在东路评剧梆子、老调的影响下形成的。它的腔调高亢，板头丰富，别具风格。辛革命前后在北京及京西各地演出，很受观众欢迎，以后濒于绝迹。1958经中国评剧院发掘整理，始重现于舞台。《花亭会》就是经过整理并由青年演员继承下来的一出好戏。

　　评剧流派划分

　　月明珠（调）：花莲舫、

　　倪（俊声）派：桂宝芬、成国祯、刘子熙、马连成、张润时、泰海贵、刘凤杨、李月楼、杨振邦、艾景全、贾兰亭、刘小楼（后学桂派）、侯德山、王喜瑞、李义廷、王凤池、窦龄童、郑伯范、孙连芳、呼勋卿、倪伟、杜宝宇等。

　　李（金顺）派：朱宝霞（兼刘派）、花玉兰、筱麻红、筱桂花、鲜灵霞（兼刘派）、六岁红（兼刘派）、李宝顺、羊兰芬、小花玉兰 小玉霜（退休后改为白派）、宋玉文（后改鲜派）等。

　　金（开芳）派：李小舫（李岱）、韩少云、夏青、于筱芳、于筱芬、张晖、宫静等。

　　王（金香）派：喜彩苓、小王金香、小王银香等。

　　张（凤楼）派：张丽华、碧燕燕等。

　　碧（莲花）派：花月仙等。

　　刘（翠霞）派：朱宝霞（兼李派）、新翠霞、鲜灵霞（兼李派）、六岁红（兼李派）、郭砚芳（兼喜派）、李玉芬、花艳玲、筱紫玉,花淑兰（兼爱派）、董瑞海、张淑敏、小灵霞、筱佩茹（后学筱俊亭）、董美珠、筱美荣（兼爱派）、马淑华、吴博莉（兼白派）、郭美美（后改新派）等。

　　白（玉霜）派：碧月珠、筱玉凤、筱月珠、李兰舫、筱白玉霜、菊桂笙、李文芳（兼爱派）、高艳敏、吴博莉（兼刘派）、刘萍、林慧欣、小玉霜、王冠丽等。

　　爱（莲君）派：莲少君、莲幼君、莲小君、莲雅君、小摩登（钱玉舫）、李文芳（兼白派）、筱玉芳、花淑兰（兼刘派）、筱美英（兼刘派）、王曼玲（拜新凤霞）、王冠丽（已改白派）、张砺云等。

　　喜（彩莲）派：郭砚芳（兼刘派）、喜少莲、小喜彩莲、邢韶瑛、李忆兰、申增丽、张秀琴、孟素洁等。

　　花（莲舫）派：筱月珠（兼白派）、花秦楼、花楚馆、文金舫等。

　　筱（桂花）派：唐淑兰,王彩云

　　桂（宝芬）派：袁凤霞、刘小楼、李金铭等。

　　花（玉兰）派：小花玉兰（后转李派） 小幼兰 汪玖 (谷文月也曾向花玉兰学习了 杜十娘 三勘蝴蝶梦)

　　新（凤霞）派：张金秋、李晓梅、李忆霞（兼刘派）、李红霞、谷文月、王曼玲、刘淑琴、戴月琴、刘秀荣、高闯、赵三凤、王瑾、郭美美等。

　　鲜（灵霞）派：小鲜灵霞、李秀云、孙桂荣、宋玉文等。

　　花（月仙）派：刘淑萍、张淑桂、刘珊、恒红等。

　　李（忆兰）派：刘晓勤、张红琴、赵丹红、孔庆玉、刘惠欣等。

　　魏（荣元）派：韩学门、李维铨（兼马派）、王文有（兼马派）、高金元、王杰、孙路阳等。

　　张（德福）派：张彦生、崔英杰、徐培成、李志华、陈胜利、齐建波、赵立华（兼马派）等。

　　马（泰）派：李维铨（兼魏派）、张彦春、王文有（兼魏派）、赵立华、张文鹏、马惠民等。

　　韩（少云）派：胡桂秋、宋丽等。

　　筱（俊亭）派：筱佩茹、新少敏、小筱俊亭（郑小娣）、李冬梅、王晓萍等。

　　花（淑兰）派：解郁文、徐广琴、王镇芝、郑桂芳、张丽华、赵俊芝、冯玉萍、曾昭娟、田敬阳、李娟娟、吴丹阳、艾丽珍、赵继兰、张秀云等。

　　谷（文月）派：张秀云、王丽京等。

　　洪（影）派：孙振宇、陈立行、李焕双、包连伟、杨继勉、张俊玲、石文明等。

小说塑造了三组各具特色的人物。

A．新型农民的典型：小二黑和小芹。

他们是解放区新代农民的典型，他们敢于斗争，主要表现在掌握自己的命运，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大胆地自由恋爱当二诸葛为儿子收留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传童养媳时，小二黑含糊地说；“您愿意养，你就养若，反正我不要”。当三仙姑要将小芹嫁给一个旧军官做续续时，小芹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两人并在斗争中，自由恋爱结婚。反对封建迷信。小二黑原先也跟他爹二诸葛学些算卦之类的事，后来在事实面前逐渐清醒，开始厌恶。反对父亲的迷信行为。小芹也对她母亲的弄神行为不予理睬。反对恶势力。当恶势力金旺、兴旺利用被窃取的职权设下圈套。斗争小二黑和小芹时，他们毫不示弱，敢于面对面地以理抗争。并在党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自身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树立了新的思想道德，新的思想愿望，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B．落后农民的典型；二诸葛、三仙姑。

他们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既不明白自己受苦的根源，又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便养成了落后、守旧、自私、迷信的性格。二诸葛迷信思想报重。“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包办儿子的婚姻，给小二黑找了个七、八岁的童养媳。在恶势力的面前不分是非，软弱屈从，只会哀求“恩典恩典”。三仙姑好吃懒做，用迷信唬弄人，装神弄鬼骗取钱财。包办婚姻，给小芹找了旧军官；心理“变态”，讲究不合时宜的穿戴打扮，对小二黑和小芹表现出一种极不正常的心理和感情。两个落后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与新的时代格格不久但他们毕竟是受封建毒害的善良农民，他们的思想也是可以改造的。在作品的结尾，三仙姑改变了打扮，二诸葛也撤去

了香案。

C封建恶势力的代表：金旺、兴旺。

金旺兄弟利用农村新政权的稚嫩和农民的保守思想摄取了基层政权的职位，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调戏小芹，非法斗争和捆绑小二黑和小芹，把持乡村政权。但他们最终还逃不出人民政权的惩罚。

思想意义：

小二黑和小芹的胜利说明人民政权是人民实现自主婚姻的最可靠的保证。同时它也揭示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小二黑和小芹的斗争，已经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他们斗争是解放区人民反霸除暴的民主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建立新的婚姻观念，消除封建迷信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作品也表达了作者的一个隐忧，那就是，基层政权有可能会被封建恶势力所把持。金旺和兴旺这两个

形象说明：

农村的基础政权中只有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造福于人民。但作品也同样表现了作者的某些农民意识，诸如对于三仙姑形象的丑化，特别是对她的穿着的嘲讽性描写，都显示了作者对女性的贬抑态度。

作品通过边区农村青年农民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婚烟自主的故事，描写了农村中新生的进步力量同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及封建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以主人公在新政权的支持下突破阻碍获得幸福婚烟显示出民主政权的力量和新思想的胜利。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上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作品所着力刻画的小二黑和小芹，是解放区农村的新人形象。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农村新人在成长过程中最初阶段的精神面貌。小二黑、小芹的恋爱，既要面对金旺、兴旺兄弟这样的农村封建恶势力的破坏，还要面对来自父母家人基于封建迷信和旧婚烟观念而产生的阻挠，这的确是对新一代农民进步意识的双重考验。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敢爱、敢恨、敢于斗争的坚强性格和情感力量，正是对新生力量、对爱情的赞扬。作品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是作为陪衬者出现的，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却更为出色。二诸葛老实、善良、胆小怕事，然而封建思想、家长作风严重，他因相信迷信认为小二黑和小芹“命相不合”而坚决反对他俩的婚事，还给小二黑收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作童养媳，并求区长“恩典恩典”，别让小二黑和小芹成婚。这是一个在封建思想统治、封建势力压迫下软弱、迂腐的农民形象。三仙姑同是落后人物，但与二诸葛不同的是，她身上更多地体现出被封建糟粕腐蚀，并沾染了一些陋习的特征。她游手好闲、作风轻浮，竟还和女儿争风吃醋，她的变态性格使之为小二黑、小芹的自由恋爱设置了重重阻碍。二诸葛和三仙姑都是农村封建落后意识的代表人物，但作品并没有将他们作为“坏人”来加以表现，而是突出地刻画他们性格中的迷信、愚昧和落后，揭示他们心态与行为的荒唐和不合时宜，从而在善意的调侃、嘲弄和幽默中达到对封建落后的思想意识的批判。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小二黑结婚的主题,就是反封建、反迷信。

其中三仙姑的形象，就是坚持封建迷信的典型人物。他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

三仙姑本是一个好逸恶劳、作风不正的妇女，不仅忌妒女儿小芹的幸福婚姻，而且还贪财出卖女儿。赵树理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小生产者精神的落后、陈腐，说明实行民主改革、移风易俗确实是势在必行。

现行的荣辱观中，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分析批判三仙姑的形象，正是批判了愚昧无知和好逸恶劳，倡导了崇尚科学和艰苦奋斗。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1943年发表成名作《小二黑结婚》而蜚声解放区文坛，其作品通俗化大众化的追求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恰相吻合，以至于甚至产生了所谓“赵树理方向”的口号。建国后出版短篇小说集《下乡集》、《赵树理小说选》及长篇小说《三里湾》、长篇评书《灵泉洞》(上)等。赵树理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同时，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努力使自己的创作与农民的阅读心理、欣赏习惯相一致。这种创作追求使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在他的影响下，马烽等山西籍作家形成了一个被列为“山药蛋派”的作家群体。文革中赵树理的作品被批判，本人也被迫害致死。

代表作： 中篇小说 小二黑结婚

短篇小说 “锻炼锻炼”

云南花灯戏作为花灯戏的一个分支，有着许多自己的艺术特色，尤其是它的表演形式、花灯的歌舞、花灯的音乐都有着独特的艺术特点和魅力。云南花灯戏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演出方式遍地撒，也就是演出不择地方。早期的花灯演出曾被称为过街灯、院坝灯、坝坝灯，非常自由随便，演出的班子也容易凑，所以花灯戏班在开始时，被称之为逗凑班。二是贴近生活。花灯观察与表现生活的角度比起许多大型剧种与生活的距离也要近得多，因此它的内容男女老幼都懂，演唱的技艺也容易学会。在民间有俗语和顺口溜说：头上梳鬏的会听，脚上糊牛屎的会唱。说我们的事，打我们的卦，唱我们的歌，用我们的帕。云南花灯戏这种采取近距离对待生活的表现手法，使花灯的生活气息比较浓厚，它所反映的农村生活和市民生活古朴天真，关注农村及市民生活，体现了花灯观察生活别具慧眼的特点。这一特点适应了人们直率真情的表达。三是花灯的音乐兼收并蓄了许多民歌小调，形成了许多支派。花灯有史以来就在云南广大汉族及少数民族杂居区广为流行，由于受到各地方言土语、风俗民情、音乐曲调的影响，形成了昆明花灯、玉溪花灯、楚雄花灯、建水花灯等许多支派。昆明花灯较多地保留了明清小曲，玉溪花灯的本子戏比较多，楚雄花灯吸收了许多民歌小调，建水花灯的音乐和唱词、道白，他们都与当地彝族的民间语言及艺术有关系。另外，花灯的音乐多半是小调，音节规整、轻快、跳跃，有很强的动感，这与花灯剧载歌载舞的特点是一致的。四是花灯音乐曲调的来源相当广泛。从搜集到的上千首曲调中可以看到，花灯的音乐曲调一部分源于明清小曲，大量的是源于民歌小调，还有的是从云南扬琴、宗教音乐及民族音乐中吸收的。此外，还有一些是从兄弟省市的剧种中移植的。由于花灯吸收了多种来源的曲调，加上自己特有的演唱习惯、润腔方法，再结合花灯舞蹈、戏剧节奏及云南的方言土语，使花灯音乐具有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特征。五是云南花灯歌舞表演多。首先是载歌载舞，无论大戏小戏，花灯舞在剧中都占有较大比重，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一套表演方式。同时，为了很好地表现情节、人物，舞蹈中还有许多从生活中提炼的舞蹈动作。比如《夫妻打鱼》剧中的玉花扇划步、鲤鱼穿江，《乡城亲家》剧中人物何大发的跺蹲乌龙伸腿等。在云南花灯表演中，歌舞占了很大比重。花灯的“歌”包括唱和打岔两部分，很少说白。“打岔”就是有韵的说白。老灯中很少有不押韵的道白，因此歌和舞就很容易在节奏上统一起来。除了上述这些特点外，云南花灯的音乐是它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之一。云南花灯音乐的结构短小，多为上下句或四个乐句组成的单乐段。音乐的节奏鲜明，流动性较强，乐句之间很少有较大的停顿，多从板上起句，在眼上落句。速度一般为中速或小快板，情绪明快、活泼、潇洒，旋律优美。云南花灯音乐的调式多为徵调式和羽调式，其次是宫调式和商调式，以五声的乐曲为主。云南花灯的伴奏乐器有胡琴、月琴、三弦、笛子等，后来又增加了琵琶、扬琴等民族乐器，有的地方还使用了某些少数民族乐器。云南花灯的剧目也有自己的特点。其剧目大约有200多个，分为花灯歌舞、花灯小戏与花灯大戏3类。较有影响的剧目有《探干妹》、《游春》、《刘成看菜》、《闹渡》等。云南花灯戏演出的许多剧目，都具有朴素单纯、健康明朗的民间艺术特色，充满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花灯戏的传统剧目不多，除去灯夹戏时期移植过来的滇剧剧目，共有两百出左右。其中，花灯歌舞剧目有《十大姐》、《大头宝宝戏柳翠》、《踩连厢》等，花灯小戏剧目如《三星贺寿》、《红回门》等。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大力整理传统剧目的同时，还新编了大型花灯戏《依莱汗》等近百个剧目。云南花灯戏比较有名的代表剧目有《芦花记》、《小二黑结婚》、《金碧坊》、《依莱汗》、《梭椤寨》等，很具有代表性。《芦花记》又名《鞭打芦花》，是云南花灯戏较早演唱的一个传统剧种，讲述的是孝子闵子骞的故事。闵子骞8岁丧母，后父亲续娶后妻姚氏，并又生下了闵革、闵蒙两个孩子。继母疼爱自己亲生的儿子，对幼小的闵子骞横加虐待，但闵子骞诚实敦厚，毫无怨言。有一年临近年底，父亲驱牛车外出访友，让3个孩子跟着。闵子骞赶着车，当走到一村庄时，天气骤变，寒风刺骨，子骞战栗不已，手指冻僵，将牛缰绳和牛鞭滑落于地，牛车翻倒在路边的沟地里。闵子骞的父亲特别生气，以为闵子骞真的像继母所说的那样懒惰，非常生气，拾起牛鞭怒抽闵子骞。不料鞭落处绽露出芦花，芦英纷飞。其父见状，惊奇不已。这时，饥寒交迫的闵子骞已经晕倒在雪地里，其父撕开子骞的棉衣，见尽是丝絮，这才恍然大悟，知道是后妻虐待闵子骞，忙脱下自己的衣服裹住子骞。返回家中后，其父举鞭抽打后妻，并当场写下休书。苏醒过来的小子骞却苦苦哀求父亲不要赶走后母，他诚恳地对父亲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意思是休了后母，自己和两个弟弟有可能落入另一个后母的手里，两个弟弟将来也会像自己一样受苦。父亲听了子骞的话，觉得非常有道理，放弃了休妻之事。继母深受感动，她痛改前非，从此对三个孩子一样看待。《小二黑结婚》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昆明人民花灯剧团成立后排演的反映新生活的剧目。在当时排演时，在花灯的唱腔、表演方式的革新方面，花灯剧团都做了不少尝试。《小二黑结婚》讲述了发生在解放区的故事。二诸葛和三仙姑是刘家峡的两个有名的人物。二诸葛叫刘修德，抬脚动手都要论个阴阳八卦、黄道黑道。有一年春旱，好不容易下了点儿雨，二诸葛掐指一算说：“今日不宜栽种。”结果，错过了播种的好时机。不宜栽种就成了二诸葛的忌讳。三仙姑是于福的老婆，整日装神弄鬼，曾经在下神给金旺爹问病时，趁着空子偷偷告诉女儿：“灶上煮的米烂了。”不巧恰被金旺爹听见。于是，米烂了便成了三仙姑的忌讳。三仙姑当巫婆足有三十年了。她年轻时风流俊俏，公爹看不惯，赶走那群常来耍贫嘴的小青年，媳妇却一病不起，请了神婆才见好。三仙姑从此便设香案下起神来。小青年照旧往来不断。30年后，三仙姑已人老珠黄，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绣花鞋、镶边裤拢不住青年的心。虽说家中依旧热闹，但大家的心思却只在她儿女小芹身上，三仙姑不免心生嫉妒。小芹18岁，乖巧伶俐，比她娘当年还漂亮，而人却十分正经，金旺兄弟都曾讨过没趣。金旺一家是这儿的一窝虎，横行霸道，抗战时就做了不少坏事。打垮溃兵土匪后，村里没人愿意当干部，胡乱选了金旺做村政委员，兴旺做武委会主任，金旺老婆做妇救会主席。兴旺见小二黑有趣好玩，就提名他为青抗先队长。二诸葛不乐意又无可奈何。从此，金旺兄弟更是无法无天。小二黑是二诸葛的儿子，在反扫荡时打死过两个敌人，人又长得精神，人见人爱。虽没上过学，跟着爹也读了不少《阴阳宅》之类的书。他聪明伶俐，18岁了，大家还把他当小孩儿逗，常说“不宜栽种”的话。小二黑脸上挂不住，见人就躲，再也不信八卦阴阳了。小二黑和小芹相好已经两三年了，可二诸葛忌讳多，不同意，硬是为儿子收了个八九岁的童养媳。小二黑却不认账。金旺兄弟对小芹怀恨在心，故意找茬儿，说小芹勾引小二黑，为此召开斗争会，武委会这边斗小二黑，妇救会那边斗小芹。幸得村长是个明白人，说小二黑是出于真情，谈恋爱不犯法，童养媳不算数，这一场争斗才了结。斗争会后，小二黑和小芹的事便公开了。三仙姑嫉妒小芹，要真是二人结了婚，她跟小二黑就连句笑话也说不得了。于是急急忙忙为小芹找婆家，终于收了一个退伍军官的礼帖，认为了却了一桩心病。小芹哪里肯依，她说：“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说完就去找小二黑商量对策。哪知兴旺等人早有预谋，他们从暗地里跳出来，大喊捉奸“拿双”，并把二人捆了起来。小二黑理直气壮，毫不胆怯。儿子被捕，二诸葛心神不定，又是占卜又是掐算，悔不该小二黑当什么队长，招此大祸。第二天一早，他便赶往区里，路上得知儿子被放，金旺兄弟被捕在押。来到区里，听说上边允许儿子和小芹结婚，便满心不痛快，说乡间七八岁订婚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说他俩命相不对，是一辈子的事。可是，这里是民主政府，新社会主张婚姻自主，他二诸葛不同意有啥用？三仙姑对女儿并不挂心，直到交通员传她，她才打扮得花枝招展来到区上。她满头首饰、浓妆艳抹，惹得一群妇女指指点点，哈哈大笑。而区长竟把她认作前几天跟婆婆生气的年轻媳妇。偏偏又有人讲出了那“米烂了”的故事，三仙姑羞愧难当，恨不得一头碰死。小芹当众表示不同意她娘操持的那门亲事。区长吩咐三仙姑把所收的彩礼统统退还。三仙姑只得答应。金旺兄弟被押，人人称快。在群众大会上，村民们纷纷检举二人的罪状。区里根据事实，判处二人15年徒刑。大会后，村干部改选，大家再也不敢投坏人的票了。三仙姑回来后，对着镜子研究一番，也觉得有点不像话，便改换装束，30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了。二诸葛也在老婆孩子的劝说下，放弃旧业。小芹和小二黑终于结了婚，小两口十分和美，邻居们都说是村里的第一对好夫妻。卧房里，小二黑学唱三仙姑的“前世姻缘由天定”，小芹则学说二诸葛的“恩典恩典，命相不对”。淘气的孩子们去听房，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起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金碧坊》是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创作的新编清装历史剧，演绎了神马、碧鸡的传说。在云南古老的传说中，神马、碧鸡是吉祥、美好的象征。花灯剧《金碧坊》再现了当年老昆明的市井生活，以全新的方式，将金碧坊古老的传说重现在舞台上，且以悬念牢牢抓住观众。《金碧坊》的故事发生在清康熙年间的1687年。木匠曾石楠立志重建金碧坊，实现民众的心愿，不料横祸飞来，突然成了罪犯。他的表弟潘福来，乘人之危骗取了曾家祖传的图样。知县张廷树心有疑惑，要追查真相，冒着风险为曾石楠做担保使其走出牢狱。知府高志远浮躁轻信，急功近利，委任潘福来当上了重建二坊的主管。还有3个女人搅和在其中，起到或好或坏的作用。剧中真与假纠缠在一起，正与邪的明里暗里较量，使剧情波澜起伏，悬念丛生，直至最后才一切水落石出。《梭椤寨》是由云南省花灯剧团创作演出的大型花灯剧，取材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原型。改革开放之初，云南文山石洞村的彝族妇女任应珍，经过进城卖菜、开办碾米加工企业和兴建采石场而富裕起来。为了报答乡亲，她宣布在村里实行点电灯、碾米、磨面“三不要钱”。但由于种种原因，时隔不到一年，任应珍破产了，又回到文山农贸市场卖菜了。2008年初，云南省花灯剧团决定采用这个剧本以后，邀请另一位云南本土剧作家马良华加盟对剧本修改加工。马良华与省花灯剧团团长、编导孙晋昆对这个题材作了深入开掘，把该剧的地点从文山移到弥勒阿细人居住的梭椤寨，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展开剧情。在剧中，创作人员融入阿细人远祖“有猎物，共分割”的遗训，以及阿吉姆从小是孤儿，靠乡亲们哺育成长的身世，阿吉姆致富不忘众乡亲，在村里实行“三不要钱”以后，从县长到村长层层对她加封的情节，赋予该剧较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增强剧情的合理性和阿吉姆这个人物的可信性。剧中主人公阿吉姆以一己之力，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终于难以为继。经过反思，阿吉姆最后跪碑谢罪，她用上级奖励的人民币10万元买来桃核苗，建农村生态园，带领乡亲们走上共同致富之路。总之，云南花灯剧以其突出的地方特色，和唱、念、做、舞中鲜明的民间艺术特色，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它质朴而不矫揉造作，健美而又粗犷，具有十分浓郁的云南地方民族特色。

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四十年代由于他的小说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他被人们称为“地道的解放区的歌手”①。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继续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露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赞扬了赵树理创作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里正确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国后赵树理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创作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他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开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最为难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赵树理面对农村经济被破坏的严重局面，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可贵的勇气和责任心，从《锻炼锻炼》到《卖烟叶》，仍然坚持描写他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不对生活作浮夸、虚假的描叙。同时还针对农村实际情况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提倡实干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等等。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建国以后他更加注意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努力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来。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形象，这些人物无论从年龄、性别、个性来说都是多种多样的。赵树理自觉地克服创作中“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进农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三里湾》中那群性格各异的办社积极分子，比《李有才板话》中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小”字辈们，形象要充实得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创造了老农中的先进分子陈秉正的形象。这个由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艺术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于赵树理笔下的青年先进农民形象要饱满得多，但又显得可亲可爱，而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完人。在赵树理创造的人物画廊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农村中背着这样那样历史包袱的中间、落后人物，那些带有绰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行为具体证明了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伟大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镜子的作用。小飞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万万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摆脱精神枷锁而觉醒；范登高、糊涂涂、小腿疼、吃不饱以及投机倒把分子贾鸿年等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将使广大农民引为鉴戒。

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重视使自己的作品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老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

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①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

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办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写法。在人物描写上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讲究用几句话、几个富有特征性的动作，简洁地勾勒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讲究故事性，并有一套组织故事的艺术手法，做到顺当流畅而又曲折有味；在叙事与写景的关系上，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来写景等等。富有特色的民族语言，高超的传统艺术技巧，使赵树理的创作显示出朴素、明朗、幽默的独特风格。

赵树理的创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些作品的艺术形象不够饱满，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由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象对老农民那样深入，塑造形象时往往缺少细致的有感情的描写，致使这些形象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赵树理注意吸收与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积极吸收外国优秀作品艺术技巧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尚嫌不足，这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更快、更大的提高。

　　《小团圆媳妇之死》评论：这篇课文节选自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第五章，作者以深藏同情又略带嘲谑的笔调述说了一个健康、活泼又纯真的少女被无情而腐朽的礼教摧残致死的悲剧故事。

　　被杀

　　主人公小团圆媳妇不过是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少女，她长得高大壮实，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嫁给了一像样的“大户”人家。而她却没有其他女人那种低眉顺眼、委琐卑贱的奴相。然而就是这种与众不同，令她成了街坊邻居、婆婆大婶眼中的“异类”。生活在呼兰河边这个封闭空间里的人群，他们不允许差别与个性，看不惯激情与生机，因此一致认定小团圆媳妇“太大方了”，“一点也不知道羞”，而且“坐到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的风快，”“一点也不像团圆媳妇”。故而当小团圆媳妇遭到婆婆的毒打时，人们同声称赞“早就该打”；当小团圆媳妇要被“洗澡”时，左邻右舍、大妈大婶便蜂拥而至，一齐撕光小团圆媳妇的衣服，将滚烫的热水浇到她的头上，全然不顾这个只有十二岁的女孩的死活。“到后来她连动也不动，哭也不哭，笑也不笑”；“当晚被热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那连哭带叫的小团圆媳妇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她也并未曾哭过叫过”；“还没到二月，那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

　　惨象

　　著名女作家张爱玲曾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是啊，当我再次完整地读萧红的《呼兰和传》，再次在教学中和学生们一起探讨小团圆媳妇生命消逝的原因时，我分明看到上面爬满了虱子。

　　这个仅仅十二岁而被称作十四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说碗碟很好看，想坐起来弹玻璃球玩：这说明她原本是一个多么健康、多么活泼的姑娘，她生命最初曾多么美丽和茁壮。当被迫当众脱光身子洗澡时，“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要逃命似的狂喊”，刻画出她在危难时刻对生命本能的欲求和热望。这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最后的注解：健康的快乐的女孩因为生命力的强盛，因为性格的直率，就被婆婆打，被众人一起“善意”地折磨，直至死去。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只要不顺心，就爱打人。打谁呢？相比之下，打媳妇是合算的。媳妇挨了打，就会害怕、躲避、尖叫，但这些在呼兰河人的眼里却是不能被理解的。相反，因为媳妇的病重，婆婆强忍了自己打人的念头，这却是令人同情的。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这一切发生的如此自然，如此顺利成章，如此符合常理：婆婆调教媳妇天经地义，这是传统，这是常礼；被婆婆他们打了，打疼了，打伤了，打怕了就哭，就叫，就躲避，甚至叫着“我要回家”，这是不懂礼数，是中了邪；为“生病”的媳妇请仙人诊治，跳大神这是习俗，更是亲情；一家有难，众乡邻岂能袖手旁观？这是邻里乡情。悲哉，痛哉！人的生命的被蔑视、被践踏、被戕害，被这群并不怀恶意的人们！

　　凶手

　　小团圆媳妇受虐致死的悲剧命运固然令我们无比痛心，但更使我们不寒而栗的是，残害小团圆媳妇灵肉的杀手却是一群与她有着同样悲苦命运的女人。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自相残杀”的女性悲剧呢？是由于婆婆及左邻右舍的罪恶本性吗？显然不是的。她们虽然偶尔凶蛮，但本质却还是善良的。她们的打人、杀人全部本着一种“善良”的愿望。

　　究竟是什么让这群原本纯朴、善良的女人一听说“还有两次要洗的”就“……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 呼兰河畔的这个群落真如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波澜，没有任何色彩，只有延续千年的封建传统、民风、习俗，这传统如枷锁一样束缚着人们的梦想和情感，毒害并异化着女性的精神。她们丧失着母性甚至人性，一方面安于男性的压制与摧残，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起男权社会的卫道奴仆，对一切“异端”采取本能地排斥，蒙昧地扑灭所有差别与不驯。因此，当小团圆媳妇健康、活泼的人性展露出些微张扬时，她们便不惜一切地对其压制直至窒息，直至一个鲜活的生命憔悴地凋逝。

　　她们

　　其实，和小团圆媳妇有相似命运的女子还有很多。

　　那个十七年有的是打骂、有的是服侍别人，她没有伤害过一个人，但最终脸上挂着凄凉的微笑，呼唤着“三少爷”，一步步地走向湖底的鸣凤；那个因以陈姨太为首的封建长辈借口在家生孩子会有“血光之灾”，会冲犯高老太爷的亡灵，便被强迫到城外去分娩 ，难产时叫着“明轩…… 救我……”而悲惨死去的瑞珏；那个被封建迷信和贞节观念杀害的祥林嫂……她们，一个个难逃非死的劫难。善被恶虐杀，美为丑毁灭。

　　呐喊

　　萧红以一个女作家的细腻和敏锐清醒地书写着底层女性病态的精神状况，目的是“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在小团圆媳妇“我要回家”的呼救声中为女性民主意识的复苏与觉醒作一声响彻天地的呐喊。探究学习本文，让学生清楚一段历史，明晓一种现实。在这个日益文明的社会里，让学生懂得生命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一切打着任何幌子的戕害都将永无容身之地。我们——伟大的人类——将在文明中走向和谐——实现人类真正的平等。

　　夙因

　　自有文明以来，男性优势一直在左右历史的发展。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形象是空洞的，她们除了物质上一无所有外，精神上也同样一无所有，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备受践踏。千百年来，广大妇女牺牲于代表着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性之下。更可怕的是，女性自己又将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历史性地内在化，使之成为她们共有的集体无意识，妇女的命运在被虐和自虐的两重迫害中沉浮。在萧红眼中，女性最大的悲哀不是因为她们经历坎坷不幸，而是她们对这种不幸的屈从和认可。她们首先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牺牲品，然后又不自觉地成为了这种伦理道德的捍卫者。所以，与小团圆媳妇、鸣凤、瑞钰、祥林嫂同一阶层的女性，却充当了她们走向死亡的帮凶。

　　外界环境固然是造成女性卑微历史地位的重要原因，但女性自甘于生生世世被男性所支配，为男性当牛做马，更是女性解放的自身障碍。妇女的真正觉醒和解放包含自然的、社会的、思想的许多层面的内容。她们不仅要从经济上获得自主权，在社会上确立地位，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意识领域中彻底觉醒，从精神上解放，从而认识到：人生而平等，不分男女，不论尊卑 。

　　本论文转载于论文之家：http://wwwpapershomecom/wenxue/dangdai/6342html

　　《长恨歌—围炉夜话》原文及相关评论（豆瓣）：

　　天冷了，王琦瑶和毛毛娘舅商量在房间里装个烟囱炉取暖，大家来打牌喝茶，也不必缩手缩脚了。毛毛娘舅很同意，说着就要去买炉子和铁皮管，王琦瑶拿钱给他，他怎么也不要，说明明是大家受益，怎能让她一个人破费。第二天，毛毛娘舅就带了一个工人来了。那工人骑着黄鱼车，车上装着东西，毛毛娘舅指示他炉子安在什么位置，怎样通出烟囱，又朝哪个方向出烟，不到半天便完工了。因管子接得严密，一丝烟都不漏的，火还上得特别快，中午饭就在炉子上烧的。房间里暖和起来，飘着饭菜的香。王琦瑶又在炉膛里埋了块山芋，不一会儿，山芋也香了。下午来喝茶时，点心也不要了，围着炉子烤那山芋吃，都成了孩子似的。还抢着加煤球，人多手杂的，险些儿弄灭了，赶紧再添劈柴，火才又旺了起来。渐渐地天黑下来，屋里暗了，炉火映着人的脸，都有些变形，做梦似的，还像幻觉。似乎是为了同这炉子作对照，第二天就下起了雪，不是江南惯常的雨夹雪，而是真正的干雪，在窗台屋顶积起厚厚一层，连平安里都变得纯洁起来。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女全。窗外飘着雪，屋里有一炉火，是什么样的良宵美景啊！他们都很会动脑筋，在这炉子上做出许多文章。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坐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他们上午就来，来了就坐到炉子旁，边闲谈边吃喝。午饭，点心，晚饭都是连成一片的。雪天的太阳，有和没有也一样，没有了时辰似的。那时间也是连成一气的。等窗外一片漆黑，他们才迟疑不决地起身回家。这时气温已在零下，地上结着冰，他们打着寒然，脚下滑着，像一个半梦半醒的人。

　　围炉而坐，还滋生出一股类似亲情的气氛。他们像一家人似的。王琦瑶和严师母织毛线，毛毛娘舅和萨沙就为她们拿着毛线团，负责放城。她们一人一把汤匙在炉上做蛋饺，他们则把做好的蛋饺一圈圈排在盆里，排出花朵和宝塔的样子。他们说话也有些随便，开着玩笑。他们开玩笑的对象总是萨沙；把那苏联女人作材料，问他是不是永久性地吃苏联面包了。萨沙便说：苏联面包还可以，苏联的洋葱土豆却吃不消。大家听出他话中隐晦的意思，又是笑又是骂。萨沙厚着脸说，诸位若有兴趣，他可以提供苏联面包，但是要措洋葱土豆。他们又骂他，他就委屈地说：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王琦瑶不平了，问：谁是资产阶级？要说无产，她是第一个无产，全靠两只手吃饭。萨沙便说：那你不帮我倒帮他们，我和你是一伙的呀！严师母说：产业都给了你们无产阶级，如今我们才是真正的无产，你们却是有产！王琦瑶说：我任凭有产无产也不帮你萨沙的，我们是吃中国饭，你是吃苏联面包，才是真正两路的人。严师母和毛毛娘舅都拍手称对，萨沙便做出可怜的样子，说他们联合起来欺他没爹没妈。听他这一说，别人还真惭愧起来，纷纷抚慰他。他却一把拉住王琦瑶的手，涎着脸说：让我叫你一声妈吧！王琦瑶甩开手，唾他一口道：你是拿亲爹亲妈都来取笑的。大家便笑，见他无所谓的样子，也就趁着开玩笑一味地追问。萨沙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大家更是开怀。笑归笑，心里不免要把萨沙看轻，想他可算得上半个瘪三的。

　　萨沙见他们乐不可支，心里也是好笑，他暗暗说：看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社会的渣滓，浑身散发出樟脑丸的陈旧气，过着苟且偷生的生活！可他确也喜欢他们，一是他们可提供他吃的，简直是变化无穷，层出不尽的吃的花样。萨沙有一张好嘴，大约也是肺结核的后遗症之一。他特别爱吃，没个够的时候，因为吃的多，便练出了品味。他是能吃出王琦瑶这里的好处的。他喜欢他们，二是他们可帮他消磨时光。正和他的没有钱相反，他的时间真是多的吓人，早上睁开眼就在想着如何打发时间。他们是一群和他时间一样多的人，且还挺有趣，有着另一路的见识，大可充实他的社会经验。萨沙是个重视经验的人，经验可帮助他去了解这个世界，在这世界里弄潮的。因为他们这两样无可取代的好处，萨沙便也愿意付出些代价。其实他也不把他们当真，趁着势胡来，什么样的诨话都敢出口。这些诨话里且有着些真货色，一古脑儿夹带出去，叫他们不收下也收下。什么叫作混，这就叫作混。一日复一日地厮混着，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知道的装不知道，不知道的装知道。太阳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月亮也是这样。这城市的夜和昼就是这么来去着。

　　有一日，大家又逗萨沙，要给萨沙介绍女朋友。萨沙谁也不要，只要严家女儿。严师母说她女儿还小得很，他就说情愿等，等白了头也不悔的。严师母说这样你就要叫我丈母娘了。萨沙说：有严师母做丈母娘很光荣。大家简直笑得不行，砂锅里的汤烧溢了，滋滋响着，场里的蛋饺肉丸上下翻滚，也是乐开花的样子。萨沙忽而正色道：我倒是想给一个人做个介绍。大家问谁，萨沙说：就是他。将手指向毛毛娘舅。那两个就笑着问介绍的又是谁，心里却有些忐忑，想这人什么话都可说出口。萨沙笑而不答，她们就逼着，萨沙说：你们会骂我。在场的都有些心跳，脸上也有些绷起，却依然笑着，还是催问。萨沙说：你们保证不骂我？这时候，人们心里都有些明白，三个人脸上都有些异样，笑也勉强了。王琦瑶说：当然是要骂的，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呀！萨沙说：这样说，王**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要不怎么说一定要骂呢？王琦瑶不想一下子被他套住，窘得脸刷地红了，笑也挂不住了，带着几分真地说；你哪一句话不是找骂？萨沙还是涎着脸：要是说出来不骂呢？王琦瑶就有些气急交加，手里的瓷勺重重一放，那勺柄竟在砂锅沿上断了，气氛陡地紧张起来。这一日，无论萨沙再说了多少自轻自贱的话，毛毛娘舅再是及时及境地应和，却也缓不回来了。勉强坐到傍晚，屋里还没暗，便散了。外面正在化雪，叫人踩得东一摊西一摊，淌着污浊的泥水。天已经晴了，出奇地明亮着，彼此能看见脸上的毛孔似的。王琦瑶将大家送到楼下，互相说着再见的话。那热烈中都是存了心的，显出些虚张声势。

　　过后的一日，严师母私下和毛毛娘舅说，王琦瑶也忒没意思了，萨沙明明是开玩笑，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发这样的火，弄得大家都下不来台。毛毛娘舅息事宁人地说，王琦瑶也并没有发火，失手打碎了汤勺，也是常有的事。严师母说：我又不是指她弄断勺子的事，我是觉着，萨沙开玩笑是无意，她倒是有心。说罢，还往她表弟脸上看了一眼。毛毛娘舅有些不自然，笑着说：我看是表姐你多心，什么事情也没有的。严师母哼了一声：其实你心里都是知道的，你是聪敏人，我也不多说，我只告诉你一声，如今大家闲来无事，在一起做伴玩玩，伴也是玩的伴，切不可有别的心。毛毛娘舅笑道：表姐你说我能有什么心。严师母又哼了一声：你保证你没有别的心，却不能保证旁人没有。听她这话似是不肯放过王琦瑶的意思，又不便为她作辩解，就只有不作声。严师母见他沉默不语，以为是听进了她的劝告，便缓和下来，说道：你在表姐我这里玩，要出了事情我怎么向你爹爹姆妈交代。毛毛娘舅说；我这样一个大人，能出什么样的事情。严师母就点了他的额角说：等出了事就来不及了。两人说罢就下楼去王琦瑶处，到了那里，见萨沙早来了，在烤火，一双白瘦的手，在炉上烙饼似地翻着。王琦瑶在一边灌开水，两人没事人一样，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阳光照进来，房间便有些灰的，有无数尘屑在飞舞。严师母和毛毛娘舅也围炉坐下，将那日的不快尽数忘记，开始新的一日。

　　临近过年，王琦瑶在炉边用一盘小磨磨糯米粉。她前一夜就将糯米泡上，这时米粒就胀得很鼓。萨沙自告奋勇往磨眼里舀米，半勺水半勺米的。毛毛娘舅摇磨，王琦瑶则用石田春芝麻，严师母什么也不做，只在嘴里发指令。房间里洋溢着芝麻的香气，恨不能立刻就进嘴的。这时，萨沙体味到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的快乐。这种人生是螺丝壳里的，还是井底之蛙式的。它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萨沙有些感动，甚至变得有些严肃，很虚心地请教为什么要水浸了糯米磨粉的道理，还请教做黑洋沙的方法。她们便—一解释给他听，他一下子成了个乖孩子，人们把他以往的淘气都原谅了。她们向他约定过年时做种种好东西给他吃，糖年糕，炸春卷，核桃仁，松子糖，一件件，一宗宗，如数家珍一般。萨沙想：这真是一个吃的世界啊，每天忙着做忙着吃就不够的。他不禁感叹地念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严师母嗤一声笑了，说这还只是辛苦的一半呢，还有身上衣的另一半，只怕你萨沙听也没有听说过。一说起衣服，那话就更没得完了。王琦瑶和严师母一人一件地说，眼前像有羽衣霓裳在飞舞。萨沙听得忘了手里的事情，那磨就一圈圈地空转，摇磨的毛毛娘舅也是出了神的。那容是外外线线、丝丝缕缕织成的世界，多少的心细如发，才可连成周身的美仑美奂。严师母无限感慨地说：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萨沙就问：那么吃呢？严师母摇了一下头，说：吃是做人的里子，虽也是重要，却不是像面子那样，支撑起全局，作宣言一般，让人信服和器重的，当然，里子有它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可是，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说到这里，严师母不觉有些伤感，声音低了下来。方才还是热烈的劳动场面，这时也沉寂了，磨和石臼发出空洞的声响。芝麻的香气浓得腻人了，乳白的米浆也是腻人的颜色。墙壁和地板上沾着黑色的煤屑，空气污浊而且干燥，炉子里的火在日光下看来黯淡而苍白。一切都有着不洁之感。这不洁索性是一片泥淖倒也好了，而它不是那么脏到底的，而是斑斑点点的污迹，就像黄梅天里的霉。

　　不过，天黑却将这些遮住了。暮色流进窗户，像是温暖和稀薄的液体，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膜。物体，空间，声音和气息，全变得隔膜，模糊，不很确定。唯有那炉膛里的火，陡地鲜明起来，热烈起来，激励人的身心。这是火炉边最温情脉脉的时刻，所有的欲望全化为一个相偎相依的需求，别的都不去管它了。哪怕天塌地陷，又能怎么样呢？昨天的事不想了，明天的事也不想了，想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剥着糖炒栗子的壳，炒栗子的香也是深入肺腑。他们说着最最闲来无事的闲话，每一个字都是从心底里吐出来，带着肚腹间的暖意。他们在炉上放了铁锅，炒夏天晒干的西瓜子，掺着几颗大白果。白果的苦香，有一种穿透力，从许多种有名或无名的气息中脱颖而出，带着点醒世的意思，也不去管它。他们全都不计前嫌，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弄不懂为什么要彼此生隙，好都好不过来了。他们简直是柔情蜜意，互相体谅得要命，这真是善解的时刻，除了善解又能做什么呢？外面的冷和黑，都是在给这屋内加温加光的，雪还是不要化的好，要是化尽了，这炉火便也差不多到时候了。他们还是说话，轻言慢语，说的什么，都是说过就忘，这才是心声呢！无痕无迹，却绵绵不尽。他们说的不外乎是炒栗子的甜糯，瓜子的香，白果的苦是一笔带过。他们还说糯米圆子的细滑，酒酿的醇厚，还有酒酿汤里的嫩鸡蛋。好了，天已黑到底了，再黑下去便要亮起来；知心话儿也说到底了，再说下去难免又要隔起来。他们嘴里说着走、走的，就是不走，挪不动脚步似的。他们一边说明天见，一边心里不愿意今夜结束，明天再好，也是个未知未到。今夜就在眼前，抓一把则在手中。给时间做个漏真是对得没法再对，时间真是不漏也漏，转眼间不走也要走。

　　他们的白天都是打发过去的，夜晚是悉心过的。他们围了炉子猜谜语，讲故事，很多谜语是猜不出谜底的，很多故事没头没尾。王琦瑶说，他们这就像除夕夜的守岁，可他们天天守，夜夜守。也守不住这年月日的。毛毛娘舅说，他们是将夜当成昼的，可任凭他们如何唱反调，总还是日东月西。严师母说他们还像守灵，不过那死去的人是上几辈的高祖，丧事当喜事的。萨沙说他们像西伯利亚的狩猎者，到头却是一场空。他们各形容各的，总之都是爱这样的夜晚，有许多吃食在炉上发出细碎的声音和细碎的香味，将那世界的缝隙都填满的。这世界的整块砖和整块石头，全是叫这些细碎的填充物给砌牢的。他们在炉边还做着一些简单的游戏，用一根鞋底线系起来挑棚棚。那线棚捆在他们手里传递着，牵着花样；最后不是打结便是散了。他们还用头发打一个结，再解开，有的解开，有的折断，还有的越解结越紧。他们有一个九连环，轮流着分来分去，最终也是纠成一团或是撒了一地。他们还有个七巧板，拼过来，拼过去，再怎么千变万化，也跳不出方框。他们动足脑筋，多少小机巧和小聪敏在此生出，又湮灭。这些小东西都是给大东西做肥料的，很多大东西是吃着小东西的尸骸成长的。可别小看这些细碎的小东西，它们哪怕是这世界上的灰尘，太阳一出来，也是有歌有舞的。

　　 2011-02-25 10:05:57 留得残荷听雨声 (做梦大王) 这样看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的书是作家出版社96年的版本，那个字体宽宽的，很细，跟文章的调调搭配的真是严丝合缝……

　　> 删除 2011-03-08 02:06:06 sikong 可见生要逢其时，得奖也要逢其时，否则短期有益，长期倒变作障碍。

　　其实王安忆的诸多作品中，《长恨歌》算不上好的。在茅盾奖诸多作品中，《长》也不是上乘之作。当年就是要给王安忆一个奖，对人不对书的，那时候她还没写《富萍》，《流水三十章》写了没有我忘了，《米尼》大概是比较负面情绪重吧总之是就把《长》拿出来交了作业。

　　反正我今天看人们一提王安忆就是《长恨歌》实在觉得不平，开始还逢人必推荐《米尼》和《富萍》，以及几篇短篇小说，后来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敌不过奖项效应。

　　> 删除 2011-03-28 10:37:23 扫雪工 同感,《米尼》《富萍》印象更深，《长恨歌》不期然迎合了大众时尚,作者用王琦瑶的时代批评当代的粗糙,但王琦瑶的时代并非作者理想中的世界,作者也并不是认同王琦瑶

　　《小二黑结婚》 评论 如下：

　　最近看完了《小二黑结婚》这本书。它的作者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小二黑结婚》作于1943年春，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也是体现他的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形成主题的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在我看来，好的小说重在情节的发展变化，人物重在真实可信。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信手拈来的调恺笔调，于诙谐中见真、善、美。由于时代的因素，大家都只看到这本书批判农村的封建和土霸权势力和宣扬普及婚姻自由，人人平等的教化作用。但我认为，好的小说除了可以担当一定的社会功能以外，它本身也必定是丰富饱满，值得回味的。

　　这个故事很简单：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了，可是遭到了多方的反对。一是小二黑那个学道算卦，看着黄历过日子的爹，因为算出了两个年轻人八字不合，命相不对，所以极力反对；二是小芹那个从来就有点小风流的娘，也借着跳大神来以不投姻缘为由大肆反对；三就是那对一直垂涎于小芹美貌的村里的恶霸——金旺兴旺两兄弟，他们甚至借着手里的小权，把两个处于热恋的年轻人捆到了村公所去。到此开始了故事的高潮，村公所里的区长于法于理上给小二黑他冥顽不灵的爹上了一堂婚姻自主的课；小芹她那个偏爱老来俏的娘却因为城里人“异样”的眼光和讥笑改变了初衷；最畅快人心的当然是揭发了金旺兴旺两兄弟的恶行，除去了他们在村里的权力。于是最后小二黑和小芹借着自由之风之先河，有了大团圆结局——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