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对数为啥连降？

近日，某经济学家发文称，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0年结婚率下降到58‰；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龄大幅推迟。

他就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建议：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法定婚龄降到18岁；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其中，“建议法定婚龄降到18岁”这一观点引发网友热议，并登上了微博热搜。有网友表示“建议的几条前面说挺好，早婚的这条就算了，糊里糊涂结婚，离婚率只会更高”。

还有网友认为“不支持改，20岁都早了”、“法定结婚年龄降了有啥用，生育率又不会提上去”、“年轻人不结婚是因为生活压力，还是应该尽快提高居民收入”。不过，也有人持赞同观点，认为“确实应该降低”、“支持18岁结婚”……

随后，该专家再次发文称，最近建议法定婚龄降到18岁，引发社会讨论和争议，其实这是很常识的问题，中国法定结婚年龄男性22岁、女性20岁，日本男性18岁、女性16岁，美国男性18岁、女性18岁，印度男性21岁、女性18岁，德国、法国、加拿大、墨西哥等男性18岁、女性18岁，可见中国法定结婚年龄偏大，影响年轻人婚姻、生育等一系列问题。

他表示，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要提升生育率，政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

我国面临出生人口减少等现实问题

事实上，“法定婚龄降到18岁”的建议并非第一次出现，此前也有人提及，如今再次引发关注。这背后，是我国生育率的走低和出生人口的减少。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据悉，这也是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分析表示，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略有下降主要是由于出生人口减少。

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另外，已公布人口数据的部分省市去年出生人口数较2021年也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具体来看，甘肃省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211万人；重庆为192万人；江西为325万人；青海为63万人，贵州省出生人口为425万人。2021年上述5省市出生人口分别为2416万人、2083万人、3770万人、67万人和4692万人。

“出生人口下降的最根本原因是育龄人群规模缩小，特别是生育旺盛期的育龄人群大规模缩小。”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崔树义在接受中国网财经采访时表示。另外，宏观环境的变化，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生育成本偏高等现实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育率。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面对生育率下降等问题，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地方层面，更多省市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1月10日，深圳市卫健委发布《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按照差异化递进式对市民发放育儿补贴，生育第三孩累计补贴19万元。

济南市发布公告，落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稍早之前，云南省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新出生并户口登记在云南的二孩、三孩，分别发放2000元、5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并按年度发放800元育儿补助。

湖南省长沙市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及以上每孩可享受一次性育儿补贴1万元。

中国网财经注意到，在各地生育补贴政策上，虽然也有部分地方叠加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但更多的是进行现金补贴。

对此，崔树义分析称，因为现金补贴的方式最直接，看得见摸得着，操作起来也更简单，大众也更容易接受。

对于现行的生育补贴力度所能起到的效果，崔树义表示：“目前很难判断，至少短期内不会起到很明显的作用。”他分析，一方面，考虑到目前实际的生育成本和所投入的精力，一般的家庭不一定会因为每月几百元的现金补贴就去生育孩子；另一方面，延长产假、增加陪护假等措施对于大量自由就业者、个体户上的打工人来说，作用并不明显。此外，政策的显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过，崔树义也表示，生育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下降，是一个自然规律。及时关注生育率下降问题并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是好的，但不必过于担忧。

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可能因国家、文化、社会和个人等方面而异，但是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常见因素：

经济压力：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孩子的抚养成本变得更高，许多年轻夫妇面临经济压力，可能会推迟生育或放弃生育的计划。

教育程度的提高：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更有可能获得高薪工作并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从而可能推迟或放弃生育的计划。

婚姻和家庭的观念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将事业或个人追求看作是自己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能会选择不结婚或不生育。

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更多女性有了独立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方式，因此也可能推迟或放弃生育计划。

环境污染和生活方式：环境污染和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影响生育率，例如吸烟、饮酒、过度饮食等。

需要指出的是，生育率下降不一定是坏事。在一些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可能导致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而生育率下降则可能缓解这些问题。但是在另一些国家，生育率下降可能导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等问题。

毫无疑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生育率。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都将法定结婚年龄定为20岁以上。一方面，年轻人结婚更早，有更多的机会去生育孩子，这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另一方面，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可以让年轻夫妇更早了解彼此，从而更有可能生育孩子。因此，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可以看作是一种有效的促进生育率上升的政策。

一般来说，低于20岁的年轻人更容易走上结婚的道路，他们也更有可能生育孩子，这也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生育率。研究表明，在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的国家，妊娠率和分娩率普遍较高，因此，将法定结婚年龄降低能够促进生育率的上升。

此外，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还有助于提高年轻夫妇独立生活的质量。首先，年轻夫妇可以更早结婚，从而使他们更容易组成独立的家庭。其次，结婚早使年轻夫妇有更多的时间去赚钱以及培养孩子，这也有利于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

总的来说，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会更有利于提高生育率，但是也会引发一些问题。首先，尽管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可以缓解一些年轻夫妇的压力，但同时也可能增加一些社会问题，如婚姻破裂和孩子教育问题。其次，国家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服务和政策来支持年轻夫妇，如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以便他们有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家庭环境。

综上所述，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可以提高生育率，但并不总是有效的。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确定将法定年龄减至多少才能有效提高生育率。 同时，政府还应采取一些其他措施，如实施政策来减轻家庭负担，提高经济状况，以及提供关于有效家庭计划的信息，以帮助夫妇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

原文链接：抒怀驿站

2021年台湾地区总人口数为23375万人。较2020年减少近186万人,平均每天减少509人人口负成长持续扩大。

台当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总数为2348750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96314人，较上个月减少11561人。今年上半年，台湾累计死亡人数为93649人，较去年同期的88555人增加了5094人，年增长率为58%。

台湾2020年人口首度出现负增长。2021年人口总数较2020年的23561236人，再减少185922人，平均每天减少5094人，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

2021年新生儿总数比2020年的165249人，减少11429人。2021年死亡人数则为183732人，连续两年出生人数低于死亡人数，且每个月出生数都低于死亡数。其中，2021年12月的出生人数为14127人，死亡人数为15739人，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1612人。

统计还显示，2021年台湾结婚对数为114606对，比2020年减少7096对，折合年粗结婚率为千分之488，创历史新低。2021年离婚对数为47887对，折合年粗离婚率为千分之204。

另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当局将少子女化列为“安全危机”，持续加码育儿津贴及托育补助，努力催生。

      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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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民政部发布2022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二季度结婚登记人数为万对,离婚人数万对。与2021年二季度万对相比,今年二季度结婚人数同比下降20%,降幅较大。

      人口学专家易富贤向界面新闻分析,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导致一季度结婚登记锐减,二季度略有回升。今年以来,受奥密克戎广泛传播影响,二季度一些地区实施管控,导致全国二季度结婚数同比下降20%,环比下降23%。此外,育龄人口减少、结婚推迟、单身和丁克人口增加也是重要叠加因素。

      知乎“人口观察”专栏作者“古都闲云”长期关注人口变化趋势,对近7年的季度结婚登记数做过统计分析。他向界面新闻表示,适龄结婚规模持续较快下降,奠定了近几年结婚登记数较快下降的基础,而适龄人群的初婚推迟与完成初婚者比例下降,又进一步扩大了初婚登记的降幅;此外,离婚冷静期不止降低了离婚数量,也降低了再婚数量。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结婚对数下降,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

      2016年-2022年各季度结婚数变化趋势。易富贤制图

      2022年8月,民政部发布《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结婚人数连降8年,超30岁结婚人群占比近半。公报显示,2021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为万对,比上年下降结婚率为‰,比上年下降个千分点。依法办理离婚手续万对,比上年下降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同时,当前, 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

      对于2022年二季度结婚数下降的原因,“古都闲云”统计了从2015年-2022年的数据后分析指出,2020年一季度结婚登记数受到疫情暴发的明显影响,出现了达的非正常大幅下滑,数据不具备直接可比性;根据2015年一季度至2019年四季度数据,每年的一季度是一年中结婚登记最多的季度,致使每年上半年的结婚登记数要多于下半年,这可能与一季度内的春节与“”有关。在2015年时,四季度的结婚登记数仅次于一季度且明显多于二三季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19年二三四季度的结婚登记数已经基本持平,这可能与婚姻异地登记在各地逐渐推广有关。

      他据此分析2020年与2021年两年逐季度数据,发现2020年初疫情暴发导致的结婚登记数据失真的影响,较为明显地持续到了2021年的二季度。不仅2020年内四个季度的数据不符合2015-2019年保持的“一季度结婚登记数最多”与2019年时形成的“二三四季度结婚登记数基本持平”的规律,2021年二季度数据也不符合先前规律,甚至几乎和2021年一季度数据持平,是明显偏高的。

      “古都闲云”认为,除了因疫情导致的数据失真让2022年二季度结婚数同比下降外,还有人口变化周期性因素,比如婚姻适龄人口减少、平均初婚年龄推迟,这些因素的影响更为长期和重要。

      民政部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人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5岁-29岁。“古都闲云”分析,如果以25岁-29岁为婚姻适龄人口,以七普数据推算2015-2025年适龄人口规模的变化,显示2021年“适龄人群”的规模就比2015年下降了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婚姻适龄人口的下降,2021年对比2015年的结婚登记数下降更大,达到“古都闲云”分析,其原因是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即达到相同的年龄时,现在的“适龄人群”中已经结婚的比例比过去“适龄人群”中已经结婚的比例要低。

      他对“七普”数据分析后发现,2020年时25岁的年轻人已经结过婚的比例只有只有2000年时结婚比例的一半。“本来适龄人群的规模就在较快下降,叠加这样的初婚推迟(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多的终身不婚人群)最终必然导致结婚登记数比适龄人群规模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导致降幅从扩张到”

      此外,“离婚冷静期”规定的实施,也会影响到结婚数,因结婚数据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再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相关数据,截至2020年,每年离婚与再婚规模在同步增长,离婚规模略多,二者的比大约是但2021年离婚冷静期实施以后,每个季度的离婚人数从实施前的100万左右,下降到50-60万,这也会导致2021年以后的再婚数减少,进而影响结婚数。

只针对一二线城市。

在中国这个国家，不婚不育始终是属于非主流。95、00后可能会晚婚晚育，大规模用脚投票，做到不婚不育就不好说。

但是，不婚不育的观念会成为主流。

一二线城市年轻人大致标签无非以下几种，仔细分析会发现每一种似乎都没有结婚生育的必要性：

要么是经济压力大，连在一二线城市立足目前都做不到，这样的人基本不会生育；要么经济方面尚可，但这样的人往往不想结婚生子，因为很可能会严重影响自己现有生活水平；要么经济不是问题，但是很在意自己的精神需求，这样的人对世俗的东西不以为意；要么经济上很强，但这样的人很怕婚姻引起的经济纠纷。

在生活中我们往往对很多事物很憧憬，但尝试这件事情可能有一些风险和副作用，当这种风险和副作用足够大时，我们宁愿不尝试新东西，而缩在自己狭小但温暖的小世界。

爱情与婚姻就是如此。

现在其实有两种很主流的价值观，一是高嫁高娶，这体现出我们都不愿意吃亏。现实中你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例子：150的女生喜欢175以上的男生，表示175以下概不考虑；但你去问175的男生人家又喜欢160以上的女生；而你去问160以上的女生人家又喜欢180的男生但是180男生毕竟是极少数。所以你会发现在婚恋领域马太效应极其明显，无论男女，大家其实只对那少数的人感兴趣，如果不能找到少数优质的人，宁愿不找。

二是警惕性都很重，大家的互信度很低。有人担心对方家暴、有人担心对方脾气不好、有人担心对方财力不行、有人担心对方过度美颜、有人担心遇到恶婆婆、有人担心天价彩礼、有人担心婚后财产而现在的一二线城市本就是陌生人模式，你对对方知之甚少，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开盲盒模式很大程度影响了大家对婚姻的向往。所以结婚的人往往要么是同学，有感情基础且有一定了解，要么是有靠谱中间人在小范围内撮合，这也导致相亲的市场化很弱。

所以现在一二线城市的整体环境，决定了大家结婚率低离婚率高。如果再扯上孩子，那带孩子、补习班等一系列破事更是接踵而至，对于在意个人感受的新时代年轻人，更是退避三舍。

文：任泽平 李晓桐 华炎雪实习生张晋对本文有贡献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但近年来，多种选择和无奈之下，中国人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从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结婚“主力军”减少。“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婚姻现状、原因及影响，并提出建议。

1 中国婚姻现状

11 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离婚率持续攀升、初婚年龄推迟。具体来看，

一是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2013年开始下滑。2013-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2020年同比下降122%。2013-2019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66‰。其中，初结婚人数从2386万降至13987万人，再婚人数从3079万升至4559万人、复婚对数从299万对攀升至619万对。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25-29岁接替20-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25-29岁从343%升至346%，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177%、81%和199%。

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1987-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1987-2019年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

12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下滑越明显

2013年以来，中国多数地区结婚率出现下滑。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与GDP大体呈负相关关系，也受人口流动、老龄化等因素扰动。具体来看，

一是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2019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福建、天津结婚率全国倒数；其中，上海、浙江、山东排名倒数前三，分别为41‰、50‰和53‰。此外，北京结婚率60‰，在全国排名倒数第八，低于全国平均66‰水平。

二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2019年贵州、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云南、四川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超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排名前三，分别为99‰、96‰和88‰。

三是受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影响。中国“深度老龄化”省份分别为辽宁、上海、山东、四川、江苏、重庆、浙江、安徽。老龄化严重的省份，适婚年龄人口相对较低，如果长期存在人口流出，则导致结婚率下滑更加明显。山东、辽宁结婚率分别为53‰和59‰，全国排在倒数第三、七位；2013-2019年山东结婚对数下滑近40%。而人口流入的老龄化省份，结婚“主力军”相对较高；四川、重庆、安徽结婚率分别为73‰、76‰和85‰。

四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也会影响离婚率，往往经济发展较弱、人口流出严重的地区，离婚率相对较高。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动摇感情基础，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黑龙江、吉林、辽宁离婚率分别为45‰、45‰、36‰。

2 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社会包容

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在校学生人数攀高，受教育年限增加引发“初婚推迟效应”。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2019年博士在校学生数3267万人增至4242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15847万人增至24395万人，硕士及博士学历占比1081%增至1406%。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16年的254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72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8-2017年，在读女生占比从383%增至522%，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2000-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从154万攀升至590万；其中，2015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占比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2015-2018年审结一审离婚纠纷案件近600万件。根据司法大数据报告，2017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为140余万件。离婚纠纷案件数增加，感情不和（775%）、家庭暴力（149%）为主要原因。其中7340%的案件原告为女性，婚后2-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夫妻双方仅一方意愿离婚的案件占比为9109%。

22 无奈：社会压力、婚育成本

在中国传统观念下，结婚意味着，婚前彩礼、房产，婚后还房贷、生育等一系列问题。而当前高房价、高教育支出导致年轻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却步，大城市尤为明显。

房价快速攀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4元。2004-2018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增长161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

教育成本明显攀升，“教师减负、家长增负”，接送、育儿压力增大，导致家长承受时间、精力、财力三重负担。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2001-2019年全国公立幼儿园占比从601%降至384%，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从831%降至438%。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

23 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出生率降低、性别比失衡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出生率下滑，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出生率下滑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进而导致结婚对数下滑。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90后）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结婚率的计算公式，结婚率=某年结婚对数/某年的平均总人口数×1000‰，分子下滑影响结婚率下滑。

未来十年的结婚主力持续减少，或影响结婚率持续下降。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出生人口升至1786万，但2017年下滑至1725万，持续下滑，2019年为1465万。1979-2019年人口出生率从178‰降至105‰。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结婚主力人口见顶。

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进而影响结婚对数。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女性，女性=100）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

3 客观看待中国婚姻现状

31 正面效应：促进单身经济兴起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约为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其中超过7700万名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2021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9200万人。

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单身消费者中97%会选择网购，62%更倾向于点外卖。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同时，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分别有16%和14%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健身多花钱”。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就餐、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此外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根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报告，2019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2024亿元，较去年增长185%，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消费规模达486亿元。

作为一个未婚大龄青年，还需要点勇气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是真不想结婚，那是假的。如果说从未婚到想结婚，逾越这不想结婚的高墙，那还真有好多好多的障碍需要去克服。比如疫情影响、个人生活追求、个人人生追求、结婚的成本、或是对婚姻的恐惧等等。

1、疫情已经三年了，多多少少影响了好多年轻人的结婚。

疫情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比如地理位置上的隔离，让很多年轻人缺少了很多沟通和交流的时间和地点。在一起的时间少了，自然而然，感情的经营就很少升华到想要结婚的冲动。

疫情下的婚礼好多也都被延迟了。或是没有良辰吉日，或是等待一场充满有仪式感的婚礼，以便好多年轻人都还不想结婚，或是在等待疫情结束，再准备好轰轰烈烈结一次婚。

2、现代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快到一天下来没有时间去考虑婚姻。

有一首诗叫《从前慢》，会让人特别怀念那个时候。而现在呢？一切都变得快了起来，以前一封信都饱含深深的感情，而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视频聊天却有点敷衍了事。或许是生活节奏太快了，心还跟不上，也让人忘记了一个人去跟另一个人承诺一辈子。

假若以前，为心爱的人做一顿美味的晚饭都是一件幸福的事，而现在都是直接叫的外卖。婚姻或许更像一起做一顿美食，需要一起耐心和经历，可好多年轻人还没准备好。

3、比起结婚，还有很多事让年轻人在忙碌。

对于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而言，继续读书或是找工作或创业。而选择继续读书也好，工作也罢，创业就更不用说了。每天的忙碌也让年轻人无暇顾及结婚这样一件大事。

如果是遇上对的人，结婚可能也就是一刹那的事情，可年轻人都在忙碌着，婚姻自然而然被冷落到一边了。

或许年轻人也不想那么拼，那么忙，可也没有一个年轻人愿意停下脚步。

4、结婚的成本，也是让很多人对婚姻望而却步。

就单单结婚的程序而言，从婚纱到婚礼，还有车房、亲戚、逢年过节的各种开支，就让很多年轻人有点担心了。

吐槽最多的是结婚时候的彩礼了。彩礼本是婚礼的一种仪式，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彩礼已经成为一种压力，或是对婚姻的阻力和门槛。

况且，结婚也是对另一半负责，假如没有很好的物质基础，谁似乎也害怕被辜负。

5、信息交流的碎片化，也让婚姻更加遥不可及。

对于想结婚的年轻人而言，关于结婚后不好的消息总是容易被看到，而不好婚姻的背后总是哪些原因很少有人提起。

关于负面的婚姻总是被很多人提起，而那些幸福的婚姻又好像触不可及，好多年轻人就夹在中间，渴望着却也害怕着，不敢迈出一步。

其实吧，对于适龄的人而言，都挺期待和渴望婚姻的。毕竟那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期许。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遇到自己的良人，然后对这个世界说，我要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