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岁属马是哪一年，属虎的50多岁哪年出生

60多岁属马是哪一年

《觉醒年代》剧照，剧中陈延年（前排中间）、陈乔年（前排最右）。 ：客户端

相关史料。由安庆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提供

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自开播以来，掀起年轻人追剧热潮，豆瓣评分93分。在不久前公布的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中，《觉醒年代》喜提8个单项奖，其中的扮演者于和伟入围“更佳男主角”提名。

在《觉醒年代》中，是当仁不让的男一号，他和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故事跌宕起伏、感人至深，尤其是全剧即将结束时，送陈延年、陈乔年到法国留学，时为1919年12月，但镜头突然切换到1927年7月、1928年6月，陈延年、陈乔年先后遍体鳞伤走向刑场的镜头，蒙太奇手法将兄弟俩回眸一笑的面孔叠加在一起，即将远渡重洋的意气风发的面孔，即将慷慨赴死的大义凛然的面孔，眼神同样纯净，笑容同样灿烂……有观众看到此处，号啕大哭。

《觉醒年代》背后，历史上与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的真实情况如何？记者采访史学界相关专家，以三个关键词，试图还原充满的父子三人。

关键词一：形象

1991年8月，新光院，78岁的陈看了一部内地的，这部长达160分钟，但他全神贯注，身体始终前倾，没有靠着椅背，也没有讲。结束了，散场了，他还怔怔坐着，没有起身的意思，直到过来他离开。

这部名叫《辟地》，是上海制片厂为纪念中国成立70周年而拍摄，是中国之一部以建党为背景的。陈已有30年没看过了，这次女儿陈祯祥从内地来港探望他，在报纸上看到新光院上映《辟地》的，就建议他去看。陈先是拒绝，继而犹豫，拗不过女儿的再三推荐，还是去了院，没想到，一看就入迷了。

他没法不入迷，这是他之一次在银幕上看到比较公正的形象。陈原名陈鹤年，是最小的儿子，他的母亲是第二任夫人高君曼。

“1992年5月，我在安徽安庆参加的一次研讨会，见到陈祯祥，她亲口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徐光寿告诉记者，徐光寿还有一个头衔：上海市党史学会副会长，他长期从事与创建史研究。徐光寿还清楚记得，当时陈祯祥转述陈鹤年的观影心得：“比演员漂亮多了……”

记者问徐光寿：从1991年的《辟地》，到2011年的《建党伟业》，再到2022 年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形象真实吗？

他饶有兴致地开始点评：这三部剧，展现了以来的三代艺术形象，《辟地》比较贴近史实，的扮演者邵宏来以饰演李宗仁和而闻名界，“但他的外形跟还是有些出入，要比他帅，毕竟建党时，还年轻，邵宏来演的年纪偏大。”《建党伟业》中，冯远征扮演的，外形上比高大帅气，但是，气质上没演出来，冯远征演得像，动不动就吼叫，演员和编剧都没有把握住的气质性格，不够精准，“比如张勋，在北大演讲，大吼大叫，不合气质。”

徐光寿对《觉醒年代》中于和伟扮演的形象颇为认可，“虽然在身高外形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气质上却较为接近。甚至一些台词，尤其是演说用语，都尽可能运用的遗文资料。拿捏很精准。”

他坦言，之一时间看完了43集《觉醒年代》，“这个剧很经看，贴近历史，又非常具有情感，既有救亡启蒙大道理，又有家庭单位的琐事，交织在一起。有和的战友情，有北大的师生之情，有的父子之情，还有和高君曼的夫妻之情，等等，让人看了很感动。”

史学界追剧的不止徐光寿一个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研究员熊月之说，《觉醒时代》尊重了历史的逻辑，恰当、到位地反映了从1840年到1920年的时代特征。当然，电视剧也免不了有虚构的人物，比如女大学生柳眉，但这个形象是合那个时代的，“鲁迅讲《》是‘七实三虚’，《觉醒年代》也如《》一样，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成就了这部电视剧。”

《觉醒年代》中，陈延年和陈乔年的扮演者都是英俊少年。事实上，陈延年皮肤较黑，貌不惊人，1927年6月捕后，他坚称自己是烧饭的厨师，叫陈友生，差一点就瞒过了敌人给保释出来，令人痛惜的是，他遭到。陈乔年则是公认的英俊青年，身材高大，器宇不凡，被称为当时者中“最漂亮的人”。

陈延年一直未婚，陈乔年与战友史静仪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陈红五，当时正在失意之中，这个孙子给他带来不少快乐，可惜孩子不久了。陈乔年被捕牺牲后，考虑史静仪的安全，待她生下遗腹子陈鸿后，把她送到莫斯科学习，陈鸿则寄养在朋友家。史静仪在莫斯科又组建了家庭，但始终惦记着女儿陈鸿。研究权威专家唐宝林在《全传》一书中写道：

史静仪1939年回国，设法寻找陈鸿，一直杳无音信，1969年，她在弥留之际，嘱咐继续寻找，终于在1994年12月，在福州找到已经60多岁改名为苗玉的陈鸿，她是参加40多年的军离休，生活幸福，“这也算是给和陈乔年在天之灵的一点安慰。”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英勇就义，年仅26岁，临刑前，狱中战友为他即将被害十分难过，他却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他当时要是知道，他有一个女儿，该多么幸福……

关键词二：转变

1897年8月，“火炉”，暑热难熬，18岁的年轻秀才坐在乡试考场上，看到了瞠目结舌的一幕：

一个 徐州的大胖子，一条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脚踏一双，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最得意的 ，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竖起大拇指叫着：“好！今科必中！”

这真实一幕过于丑恶，甚至超过《范进中举》，给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直到晚年还记忆犹新，跟人念叨此事。当时他已经开始厌恶科举制度了，但现场看到这一怪状，还是惊呆了，足足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1937年出版的《实庵自传》中，他写道：“在这一两个钟头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和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这般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转变到康梁派之更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在乡试中走神发呆两小时，落榜，从此告别科举。中国少了一个举人，却多了一个者。所说“康梁”，是指康有为、梁启超。徐光寿说，从儒学秀才到康梁维新派，是平生的之一次思想跨越。从此，他摒弃“举人、进士、状元郎”的老路，踏上一条“康党、乱党、”的新途，改变了一生的思想轨迹和人生轨迹。

徐光寿著有《“三次跨越”与“三个选择”——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一书，本书共分六编，全面梳理早期思想的“三次跨越”：从传统，经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资产阶级思想，到选择、创建中国的历史进程。徐光寿认为，1919年1月至1920年9月，是一个关键时间段，经历了对列强失望、怀疑到抛弃的历程，完成了从法兰西到、从资产阶级者到者的转变。

其实，的转变，是当时中国优秀共同的心路历程。1911年，青年甚至这样设想过：担任新的，由康有为任国务，梁启超任部长。

熊月之认为，近代史上中国至少有四次觉醒，但每次觉醒的情况都是不同的：

之一次觉醒不是1840年之一次战争，而是第二次战争。圆明园被烧，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发起了洋务运动，这次觉醒并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

第二次觉醒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之一次被打败了，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有了公车上书，有了戊戌变法，这次觉醒也没有解决中国的；

第三次觉醒是在义和团运动之中，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此后有了清末新政，有了所讲的风潮兴起，了清朝、建立了，但体制也没有拯救困难中的中国；

第四次觉醒也就是《觉醒年代》所讲的觉醒。袁世凯窃夺大位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虽胜而辱，中国再次觉醒。年轻人开始读新书、出国留学，使得这次觉醒的主体与之前很不同，最终诞生了中国。“前一次觉醒是后一次觉醒的铺垫，后一次觉醒是前一次觉醒的升华。南陈北李，这批大学的教授，为何提出做一次翻天覆地的呼声与实践？是苦难积累到一定程度所必然发生的！”

毫无疑问，作为的总，是第四次觉醒中 在时代潮头的人，影响深远。、、、、、吴玉章、、李达、陈望道等人在谈到自己加入时，均称受到的影响和教诲。1920年夏天，27岁的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讨论和湖南改造等问题。多年以后，在陕北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回忆：“谈他自己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者了。”熊月之点赞《觉醒年代》：“这个电视剧之一次把和的关系作了清晰妥当的梳理！”

值得一提的是，陈延年、陈乔年，他们对的，却并非受的影响，在1919年12月前往法国留学时，兄弟俩的是无。《觉醒年代》中，就在老渔阳里2号为即将赴法国留学的赵世炎送行时，托他转达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希望他们能笃信。陈延年、陈乔年与赵世炎，后来都成了坚定的战士，至死都未改变自己的。

关键词三：硬骨头

有一位 友对《觉醒年代》的评论，让人泪目：“他们最早醒来，然后更先死去……”

1927年，发动“四·一二”后，于特殊时期在武汉召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在会上同时被选为，这在党史上是之一次。但短短一年之后，父子三人，天人相隔。

上海虹口区山阴路恒丰里90号，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27年江苏省委旧址”。1927年6月26日上午，江苏省委在恒丰里90号成立。当天下午，时任江苏省委的陈延年正在开会，敌人冲了进来，为了掩护其他同志突围，陈延年板凳与敌人殊死搏斗，力竭被捕。翌日，任命赵世炎担任江苏省委，同年7月2日，赵世炎于多伦路189号寓所被捕。恒丰里90号与多伦路189号相距500米，陈延年与赵世炎被捕相隔6天，两人牺牲时间相差约15天。1927年底，陈乔年继承长兄遗志，担任江苏省委部长，1928年2月16日，因叛徒，陈乔年在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议时，敌人包围了会场……6月6日，陈乔年就义。

什么叫作前仆后继？这就是前仆后继。牺牲时，陈延年29岁，陈乔年26岁，赵世炎26岁。他们三人均长眠于龙华烈士陵园，紧紧挨在一起。

上海副研究员徐涛说，《觉醒年代》给了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大量的戏份，“他们的经历，证实了早期的高级是一个危险的职业，他们牺牲的细节也足以感动我们。这样的英雄、年轻人，丰满的形象，吸引了当代的年轻人。”

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的牺牲，是早期的巨大损失，尤其是陈延年。徐涛说，陈延年年纪虽轻，但在党内位置极高，因为他能力超群，深为敌人所恐惧，“四·一二”后，陈延年奉命“逆行”上海，重建党，“当时悬赏要人，3万大洋，2万5千大洋，陈延年是4万大洋。”

说起陈延年的牺牲，不得不提一个叫吴稚晖的人。当年吴稚晖是中国有名的无代表人物，与同在北大任教多年，吴陈两家可谓世好。陈延年从小思维敏捷，才智过人，深得吴稚晖欣赏，1919年陈延年和陈乔年到法国留学，就是吴稚晖的。但是在巴黎，陈氏兄弟转向，与吴稚晖分道扬镳。

政见不同，并不妨碍君子之交，譬如与胡适，但吴稚晖走到另一个极端。1927年7月5日的《申报》刊登了吴稚晖致上海警备杨虎的一封信：“今日闻尊处捕获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之巨头，若，若蔡鹤孙（注：），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地位，恐与其父相埒，盖不出面于之巨魁，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

在这封信中，吴稚晖竟然热烈祝贺杨虎杀害了陈延年（当时人们也是从这封信中得知陈延年牺牲的消息），哪管他是故人之子，哪顾曾生之谊，由此可见吴稚晖之阴狠，也由此可见当时斗争之残酷，不容有任何幻想与侥幸。

陈延年、陈乔年均牺牲得非常惨烈，敌人太希望的儿子能够屈服了，用尽，然而，兄弟俩均是硬骨头。这一点，遗传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淞沪会战随即爆发，日机开始轰炸，当时正在坐牢，他差一点在突袭中遇难，却与探望者“谈笑自若”。当时全国上下要求释放，胡适等名流纷纷出来保释， 的条件是：保释可以，但要具“”，闻之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保释，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说“爱国情殷，深自悔悟”，所谓“爱国情殷”，实属自打耳光——当时他们是以“危害罪”判决入狱。出狱后，立刻写了一封声明信：“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驳斥 。这封信他投给《申报》，但后者并未刊发，直到44年后，才由上海《党史资料》挖掘出来。唐宝林在《全传》中写道：直到这时候，人们才知道为了出狱并未默认“深自悔悟”，“他在这个问题上并未妥协，确是硬骨头。”

1942年5月27日，贫病交加的在四川江津一个小山村的寓所病逝，他有过高光时刻，也曾一度消沉，但跟他两个走在前面的儿子一样，终其一生，都是硬骨头。在他病逝后，他的多年好友、著名学者程演生如此评价：

“他是一直爽直坦白有热情的人，他丝毫没有功名利禄的思想，是一个，一个为中国找出路的人。他痛心中国的，的污浊，学术的不长进，士风的鄙陋，想要一一洗涤之。他现在死了，他一生努力的成绩，是存在的。”

的历史功绩，已经得到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觉醒年代》的热播，更让广大的中国年轻人知道了那段波澜壮阔、慷慨激昂的往事。

许多年前，作《告少年》一诗：“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靠少年，努力与天争。”

时光易逝，青春永恒，理想高于天！(记者肖春飞、孙丽萍、郭敬丹)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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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自述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

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中国***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做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做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份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份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孙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份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了步枪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十二日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二百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等，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致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一九三七年三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也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南的关中地区。十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十二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一九四○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二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五月返重庆。六月返延安。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医治。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到一九四○年三月返延，体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庆，七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谈判决裂，开始在报纸上斗争。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蒋介石谈判也无结果。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将军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我在延安欢迎他们。十一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是为了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助。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1976年属龙男婚姻大事

前言：

众所周知，英俊潇洒，是著名的美男子， 他和的爱情、婚姻让无数人为之向往。

可是 他的爱情、婚姻故事，很多人就知之不详了。

和

实际上，在选择和同舟共济，相濡以沫之前，他先后拒绝了一个富家女和一个大才女。

这是怎么回事呢？

01、少年才子

1898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的一个“绍兴”。

不满半岁时，叔父周贻淦病重，由于他和妻子陈氏没有子女，的父母周贻能、万氏夫妇决定把儿子过继给他们。

就这样，幼年时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育，称陈氏为“娘”，称生母万氏为“干妈”。

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性格文静，才学出众，会书画，好诗文，有很好的修养，她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对的抚养上。

少年

4岁时，陈氏就教他识字；

5岁起，陈氏就送他进私塾读书，并取学名恩来，字翔宇。

1904年，一家搬到清河县（今清江市）外祖父家居住，在万家的家塾继续读书。

1905年，一家又迁入陈家祖居的陈家花园，在家塾中就读。

此后几年内，陈氏为了把培养成栋梁之才，对他要求非常严格，给深厚的文学修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的才学，在周家子弟中都是佼佼者，家中长辈都很看重他。

当时，的伯父周贻赓在奉天度支司（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俸饷科升任科员，生活稍稍安定后，便写信要到东北去，跟随自己继续读书。

1910年春天，离开淮安，先后在奉天省银州(今辽宁铁岭市)银岗书院和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10门。

在东关模范学校两年间，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深受老师喜爱，他国文教员赵纯更是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道：

“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1913年春，周贻赓工作发生变动，改任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随伯父搬到天津，住在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

随即，他进入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准备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

8月中旬，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南开学校。

8月19日，到南开学校报到入学，编入己三班（后改为丁二班）。

02、南开才子

1904年春，著名教育家严修（字范孙，亦称严范孙，1860年4月2日—1929年3月14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

而后，严修与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决定将严范孙学馆和孙学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

1904年10月，敬业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

1907年，敬业中学改名南开中学堂，严修担任校董，张伯苓担任校长（1919年，两人正式创办创办了南开大学）。

南开学校是当时更好的私立学校， 虽然创办时间不长，但凭着严威望，南开学校名气惊人。

严修太牛了，他是光绪九年（1883年）的进士，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

这样的人物办的学校能差？

南开校父严修

当时天津、甚至全国范围内有头有脸的人物，冲着严修这两个字，都想各种办法，要让孩子念这所中学。

南开学校推新式教育，入学考试时除了要考国学和数学，还要考英语，一切以分数说话，不讲人情。

为了让孩子们进这所学校，有钱的家长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恶补英语。

而对于家境差的孩子来说，国文和数学还能借到一些书来读，但英语却让他们头疼得很，毕竟他们是没钱请外文老教的。

也属于穷学生行列，但众所周知他语言天赋惊人，他恶补了一段时间后，他居然真的考上了。

而在南开学校，品行兼优的不仅是著名的才子，更是学校学生一个风云人物，颇有影响力，出类拔萃的力也展露无遗。

入学不久，就和南开学子们创办了一个社团——敬业乐群会。

社团名字意思是“敬重学业，联络感情”，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络同学之感情”，“辨难析疑，轶出于课程之外，研究各种学识”，“补教科之不及”。

1914年3月14日下午，敬业乐群会成立大会在南开学校大礼堂。

张瑞峰为会长，常策欧为副会长，为智育部长。

实际上，是这个学会的灵人物和实际者，后来担任副会长，到第三年才担任会长。

在的下，智育部利用每星期一、三、四、五4天的课余时间开展各种活动。

经常发动会员捐献书籍，办起了敬业乐群会图书馆，曾带头一次就捐献了《大同报》、《立国根本谈》、《东方》等16本书刊。

还经常邀请老师做专题报告和，有时还邀请校外知名人士来会讲演、座谈，如吴玉章、黄炎培等就曾到校和会员座谈。

这些活动大大开阔了会员的眼界，增强了学习兴趣，激发了大家奋起的热情，确实起了“补教科之不及”的作用。

除担任智育部长外，还负责经办一切会务工作，同时主编社团《敬业》会刊。

该刊内容丰富，文字清新，论理精辟，优美，流行亦广，影响很大。

在该刊上曾以“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发表了大量的时事、评论、、诗歌、译作等。

逐渐声名鹊起，是著名的津门才子，的表现逐渐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力。

03、严家求婚

这个人就是南开学校的校董严修，严修和张伯苓将视为宰相之才，并免除其学杂费。

由此成为当时南开学校唯一的免费生。

1914年，南开学校全校作文竞赛，校董严修和校长张伯苓亲自出任评委，200多篇参赛作品全部匿名评审。

很快严修被一篇名为《诚能动物论》的作品深深吸引了，只见 写道：

浩浩乎大地之上，集数生物分子以。人者，万物之灵也。各具本能，感拥仁智，发挥其固有之天性，以角逐于天演界中。优者胜，劣者败。强有力者统一部分之而驾驭之；庸愚者慑伏于权威之下，无敢或动；暴烈者不甘居受治之地位，思起以代。于是相动以干戈，相搏以，胜者得存，仆者继起，辗转相寻，有争无已。呜呼！芸芸，相率以入此潮流中，争生死存亡之道者夥矣……

严修一看，就激动地评价道：

“写这篇 之人，绝非平常之辈，有经天纬地之才，30年后，宰相之位非其莫属！”

于是，这篇 被评为全校之一！

青年

而后，严修急不可耐地打开密封纸，他喜形于色，失态地叫起来：

“我就知道是他，我就知道是他！”

众人一看，才知道这篇 的 正是。

从此，成了严家座上宾，严修经常邀请来家中长聊。

当时很多人不解，以严地位，至于对一个16岁的学生如此尊崇吗？

严修解释道：

“我只是翰林编修、学部侍郎，而他将来是百官之首，焉能不敬！”

而后，严修更是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在贝满中学读书的女儿严智安嫁给，并亲自托人向提亲。

严决定得到了严家人一致赞成。

1917年6月5日，严长子严智崇在致电严：

“之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为可为六妹议婚，但未曾向一人言之耳。”

严智崇所说的六妹正是当时年仅16岁的严智安，父子俩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这是之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

以严名望和地位，能娶他的女儿为妻，这是很多人所求之不得的。

然而，考虑再三，最终却很有礼貌地婉辞了这次提亲。

他的朋友都很不理解的决定，向自己的同班同学张鸿浩解释了原因：

“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绩好，做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这就是之一次婚姻选择，他拒绝了严好意。

更奇怪的是，被拒绝的严修不仅没有怪罪，反而更加器重他。

1917年6月，在南开学校毕业，9月，赴日本留学。

1919年4月，离日本回国，准备参加。

南开大学成立后，严范孙特批从日本回国的免试入学，并在家设宴欢迎。

当时作陪的有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和直隶教育厅厅长等知名人士，足见严范孙对的尊重和器重。

1919年5月4日，“”爆发，成为天津领袖，了天津地区的，被天津当局逮捕入狱。

出狱后，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但严修亲自给当时的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去欧洲留学，还动用了他在南开大学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

去欧洲后，严修一直跟他书信往来，并在严家账户上专门开了“资助专户”。

后来，在欧洲的消息传到国内，不少人苦劝严修停止资助，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严修总是淡淡地予以四个字“人各有志”，便不再理会。

足见严修对的器重。

04、拒绝才女

就在回国后，他认识了一个红颜知己，她的名字叫张若名。

张若名，字砚庄，1902年出生于河北清苑县，比小4岁。

张若名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祖父是清苑，是清朝。

1916年，张若名考入直隶之一女子师范学校，和小她两岁的是同学。

1919年5月25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张若名、郭隆真、担任。

8月下旬，张若名和、等人去参加。

张若名

9月2日，在返回天津路上，张若名提议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合并。

这个建议得到了的支持，不久两个进步学生团体合并成为了“觉悟社”。

觉悟社共有20人，男女各一半，而且他们还用抽签的决定了自己的代号。

是5号，取谐音伍豪，是1号，取谐音逸豪，张若名是36号，取谐音衫陆。

觉悟社的这些学生充满血性，锐气十足，也有些冲动，他们相约：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

觉悟社成员

1920年1月29日，天津五千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在总指挥的指挥下向直隶公署，学生们推举、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为代表。

结果四人被捕，被关押到7月17日才出狱。

张若名和在里携手并肩，斗争了半年时间。

11月7日，、张若名、郭隆真和190多名同学，取道上海赴法留学。

这时，等人逐渐成熟了起来，逐渐放弃了独身，于是他和张若名开始了一段恋情。

张若名成为的初恋女友。

1921年3月，在张申府、刘清扬的推荐下，光荣。

而张若名也在1922年6月参加了、赵世炎旅欧少共。

在欧洲留学生看来，张若名长得很漂亮，文采飞扬，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后来回忆：

“不久，恩来同志去法国留学，我在天津当教员，彼此常通信。来信中，话里话外也有含意。不过我未动心，不相信他的话。因为我有一位学和恩来很熟，很要好，也在法国。我判断恩来同志会和我这位学好，所以一直未考虑他的意见。”

这个学指的就是张若名。

后来还对的侄女周秉德说道：

“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国的张若名，原来他们接触比较多，我曾经认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的话，可能和她最合适了，别都这么认为。”

但是，却逐渐发现张若名对并不坚定，对活动并不热衷，只是留心于求学，热情大为减退。

觉得张若名不是自己志同道合的伴侣更好人选，于是毅然决然和张若名结束了短暂的恋情。

此后，张若名继续在里昂大学求学攻读，成为中国之一位法国女博士。

1930年夏，张若名与著名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学家、教授杨堃结婚。

05、志同道合

与张若名结束短暂的恋情后，终于找到了那个与他志同道合的“真命”、伴侣——。

，河南光山人，1904年出生于广西南宁，比小6岁。

和原本素不相识，但两人都是在1913年来到天津。

住在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住在河北区四马路泰来里，两地相距不远。

不过两人当时并没有什么交集，两人真正认识是在。

（左二）与直隶师范同学

在觉悟社，年仅15岁的是年龄最小却最活跃的女社员，她和开始有了一些往来。不过由于年龄差距，两人交往并不多。

回忆道：

“1919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

《雨中岚山》那首诗就是恩来同志那个时候作的。

后，五六月间恩来回国。

当时学中间都说有一位青年叫，大家都很喜欢他。

有一天召开群众大会，山东军阀杀害一名爱国志士。

大会 台上坐着一位戴鸭舌帽的青年，穿一身绿不绿黄不黄的衣服和一双白色皮鞋。

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

这是我之一次见到他。

我心想原来就是这样，觉得这个人不错。

恩来同志也知道我，但彼此都没有进一步接触。

后来天津成立了觉悟社，恩来和我都是这个里的成员。

恩来是学生会机关的负责人，我搞，彼此开始有接触。

那时，我看恩来同别人谈话，谈的时间很长。

我是一个少女，他找我谈话不多。

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

那个时代习俗很重，反对男女接触，男女授受不亲。

我们也有规定，相约从事期间彼此不谈恋爱，不结婚。当时成员二十几个人都这样约束自己。”

入狱后，积极营救，去法国前，还给织了一件毛衣，在衣领内侧，还绣了一行小字：

“给你温暖，小超。”

但那时候，和只是单纯的友谊关系，他们各自坚持独身，并没有考虑儿女私情。

两人真正确立关系是在留法期间，经常和觉悟社成员 ，书信往来，他写给的信就有250多封。

当和张若名分手后，越发觉得才是适合自己的。

和

1923年，托回国的李带了一封信，信中向表白。

1923年春，给寄了封明信片，明信片写道：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但是并没有答应，反而问：

你不是一向独身吗？现在又有什么新想法？

回复道：

“和恋爱并不矛盾，独身已经放弃，与张若名难以志同道合，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做终身的伴侣。”

颇有些感动，于是征询母亲的意见，母亲回答说，等回国后再说。

见母亲没有反对，于是“自作主张”回复道：

“愿我们相依相伴，共同为中国奋斗终身！”

和终于正式确定恋爱关系。

1924年9月，回国担任黄埔军校部主任，他工作繁忙，顾不上和见面。

黄埔军校部主任照片，太帅了有没有

1925年8月8日，和在广州结婚。

这一天，很高兴，他很罕见地大醉一场！

从此，他们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两人携手走过了51年时光，克服了无数困难，实现自己的诺言，为中国奉献了一切，奋斗终身！

和携手走过51年

结语

回顾的婚姻抉择，我们足以看出，选择伴侣，首先看重的就是。

他和的爱情故事，实在太过感人，留下一段人间佳话。

当时光流逝，伟人不再，可他们的精神却永远激励后人前行！

以上就是与1976年属龙男婚姻大事相关内容，是关于祖居的分享。看完76年属龙男的婚姻状况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1、赵一曼

赵一曼（1905年10月－1936年8月），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人称李姐。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中国***党员，抗日民族英雄，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

赵一曼1935年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在与日寇的斗争中于1936年8月被捕就义。

赵一曼留有诗篇《滨江述怀》，其故里宜宾有“赵一曼纪念馆”，相关**有《赵一曼》《我的母亲赵一曼》等。2010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2、吉鸿昌

吉鸿昌（1895—1934），字世五，原名吉恒立，抗日英雄，爱国将领，河南省扶沟人，祖籍陕西韩城县西原村吉家巷。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骁勇善战。

1932年加入中国***，1934年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举为主任委员，准备在家乡河南发动中原暴动，向国民政府发难。

经党组织同意，吉鸿昌与南汉宸、宣侠父等一起拟定了暴动计划，准备将在江西的吉鸿昌旧部两个师调回河南，与河南当地的地方武装结合起来，进行暴动。

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工部局逮捕。为置吉鸿昌于死地，宋美龄不遗余力，她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将吉鸿昌引渡到北平军分会。11月24日，经蒋介石下令，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

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3、江竹筠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1949年11月14日），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中国***地下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重要人物，为中国***追认的女烈士。

1939年加入中国***。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

1948年，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

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酷刑仍拒屈、拒不交出军统所要的中共地下党情报。

1949年11月14日，重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际，被国民政府军统于渣滓洞监狱所杀并毁尸。

2009年9月江竹筠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

4、杨靖宇

杨靖宇（1905年2月26日-1940年2月23日），原名马尚德，字骥生，河南省确山县人，中国***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名抗日民族英雄，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之一。 

1932年，受命党中央委托到东北组织抗日联军，历任抗日联军总指挥政委等职。率领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

他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最后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5、孙铭武

孙铭武（1889—1932），辽宁抚顺人，1916年参加讨袁革命军。1919年改编为东北军陆军第十六师，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1924年充任昌黎县警察局长，直隶（今河北）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兼地方保甲团团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铭武积极动员乡民亲友举旗抗日，打击日本侵略者。1932年1月，成立辽东血盟救国军，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公推孙铭武同志为总司令，同年，孙铭武同志被汉奸于芷山杀害。

1931年10月唱响创作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一二二、小事关情

那是在一九五○年，有个小服务员比较顽皮，周恩来外出开会时，他便在总理办公室闹腾起来，把茶几上的玻璃板也给打碎了。值班人员发现后严厉批评了他，并打算把他调离工作岗位。周恩来回来后知道了，为那个小服务员打圆场说：“小孩子嘛，不懂事，何必计较”。还有一次，周恩来乘车回西花厅，正巧一位年轻服务员骑自行车从树荫下急驶而来，在拐弯处险些与他的车相撞。服务员急了，双手捏死了闸，结果连人带车翻倒在地。周恩来见状急忙下车，上前把摔倒的服务员扶起来，关切地问他摔伤了没有？左看右看没有问题，才回到车内。直到几天以后，他还记挂着这件事，向人询问这位服务员的情况。

（李华民）

一二三、何必留须

一九五一年春，周恩来因病要到大连去休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让周恩来行动方便，真正能得到休息，就建议他暂时把胡子留起来，好让人们认不出他。他听罢，哈哈大笑，说：“我是总理，是人民的勤务员，怎么能把我和群众隔开呢？！”来到大连后，周恩来利用这次机会到旅大各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到附近参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养病期间，大连、旅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李华民）

一二四、十个儿女

有些人不能够理解，周恩来夫妇无儿无女，何至生活得这样清苦？留下钱做什么？一九五二年，周恩来在上海接见童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表姐龚志如的时候，曾和她作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龚志如曾提到：“可惜你们没有儿女。”周恩来马上回答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说着，伸出五个指头，翻了一翻，并用目光征求邓颖超的支持。邓颖超含笑点了点头。周恩来接着说：“十个！全是烈士的后代！全部由我们抚养和负担。”其实，就人们所知道的，由周恩来夫妇抚养大的烈士子女，又何止十个呢？！他们夫妇从来都把这些烈士遗孤看成是自己家庭的成员。

（李华民）

一二五、挤车体验

一九五四年的一天下午五点多，周恩来对秘书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市公共汽车拥挤得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门。”在北京图书馆汽车站，周恩来等群众都上去了，才最后上了车。果然车上很挤，没有空座，他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了中间。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汽车行驶了两、三分钟后，站在他对面的一个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人们纷纷让座，周恩来坚决不坐。他挥动双臂一个劲地劝大家坐。一个乘客握住他的手问：“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恩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接着，就和乘客们攀谈起来，问他们的姓名，都是哪个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下了公共汽车，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回来后，周恩来立即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如何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他还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如有条件的话，都要用大车接送职工上下班。

（李华民）

一二六、夜送雨衣

一九五五年七月的一天深夜，周恩来还在紧张地工作着，突然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邓颖超来到警卫战士站岗的地方，手捧雨衣亲切地对战士说：“总理让我给你送雨衣来了，快穿上吧！”接着，邓颖超又说：“总理让我转告你，打雷下雨，不要在树底下站岗，那样有危险。”警卫战士接过雨衣，望着周恩来窗前的灯光，望着邓颖超雨中离去的背影，热泪滚滚而下。

（李华民）

一二七、息息相关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广西省一些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一些干部对救灾未采取有力措施，饿死五百多人。周恩来听了这一事件的报告后，心情极为沉痛，他说：“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必须与人民息息相关。不关心人民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听到这种事是使我们气愤的，不管它是局部、一省、一县，就是一件事，都应引起注意，都必须严肃处理。”

（李华民）

一二八、细话家常

一九五六年四月，周恩来观察了鞍钢几个大厂后，特意到鞍钢模范家属王秀兰家访问。傍晚时分，周恩来一进门，见王秀兰的爱人老杨夜班后还在睡觉，立即压低声音并回头示意后面的同志不要高声说话。王秀兰认出是周恩来，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赶紧要叫醒老杨，周恩来轻声制止了她。周恩来坐在炕沿上，喝着白开水，和这个工人家属象一家人一样亲切交谈着。他发现这个街道很偏僻，就问离商店有多远、针头线脑上哪儿买，吃水方便不方便；王秀兰说都方便，周恩来才放心。这时外面不少小孩扒窗看，周恩来就问王秀兰有小孩没有，王回答没有，周恩来说：“你知道，我也没有小孩，外面这些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好好培养革命后代。”并说：“你们街道干部做千家万户的工作，很辛苦，我要向你们学习。”他们亲切地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一年后，省委负责同志到京开会，周恩来还问：“听说鞍钢王秀兰有病，请替我问候她有啥困难没有？”

（李华民）

一二九、访问工人

一九五六年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周恩来来到了石景山钢铁厂工人宿舍，当时仅是山坡上的四排平房。周恩来首先来到动力厂一个钳工家里，小两口高兴地把周恩来迎进屋里。周恩来坐在床边，和他们叙家常。当他听说这个小伙子正在业余学校学习，就拿过课本，问他学到哪一课？“正学詹天佑这一课。”小伙子回答。“喔，这是我们中国伟大的工程师。”周恩来笑着说。又查看了小伙子的作业，夸他学得不错，鼓励他要努力学习。接着，周恩来又访问了一个业余教员的家。当他要到一个老工人家访问时，听说这个老工人上夜班，正在睡觉，他连忙摆手，并轻声说：“不打扰，不打扰，让他好好休息。”“周总理来到了铸造村！”消息很快飞遍了小小的工人村，人们放下手中的活计，飞跑出来，看望周恩来。他们多么希望他多呆一会儿。

可是，太阳偏西，他就要离开了。工人们依依不舍地送行，周恩来俯下身子，把靠他最近的一个孩子举起来，慈祥地笑着。

（李华民）

一三○、试热降温

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冒着酷暑，风尘仆仆来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当他深入到一家钢铁厂的转炉车间观察生产情况时，看到炉前工人操作时汗流满面，炽热难当，就非常关切地询问车间负责人：“车间的温度有多高？”回答：“有四十多度。”周恩来马上提出疑问说：“我在夏天到过热带地区，那里的温度就是四十几度，但远没有你们这里这么炽热。”他随即指示：要关心工人的疾苦，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周恩来回到北京不久，国务院就向全国发出了《工业企业必须认真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紧急通知，并督促各地迅速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工厂企业的防暑降温工作，很快得到改善和加强。

周恩来 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原籍浙江绍兴。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西安事变时的周恩来

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 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总理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2][3]

　　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李鹏：纪念我的母亲赵君陶

　　2003年1月17日，是我的母亲赵君陶诞辰100周年之日。同年2月23日，又逢我的父亲李硕勋诞辰100周年。我听说重庆市委、市政府要为这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召开纪念座谈会。我和朱琳同志并我们的子孙全家为此感到十分的欣慰。

　　有鉴于李硕勋烈士的事迹早已流传于世，广为人知，在建党80周年之际，北京举办了规模宏大的中国***党史展览会，李硕勋已被列入我党80名著名烈士之中，他临终前亲笔写的致妻子“陶”的那封遗书，也陈列于大厅，供后人瞻仰。所以我现在写的这一篇短文，将着重介绍我的母亲赵君陶，以表达我和朱琳对她深切的怀念。

　　据我所知，对我母亲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第一位就是她的五哥赵世炎烈士。赵世炎是中国***早期的***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她和赵世炎自幼在一起读书，一起玩耍，兄妹感情至深。赵世炎天赋聪慧，勤奋好学，品行端正，为同学所敬仰。赵世炎教她识文断句，背诵诗词，是她的启蒙老师。1919年，赵君陶随家迁居北京，赵世炎向她灌输了反帝反封建、求民主爱科学的思想，带领她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引导她信仰共产主义，加入中国***，走上革命的征途。赵世炎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赵世炎因叛徒出卖被捕，而英勇牺牲。当我的母亲从南昌归来，在她的三哥赵世炯那里，得知五哥赵世炎牺牲的消息后，万分震惊，悲痛欲绝，昏厥过去。她没有因为五哥牺牲而挫伤革命意志，她也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她实现烈士理想的决心。

　　第二位对我母亲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父亲李硕勋烈士。1925年，他们相识于杭州西子湖畔，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以后他们又同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是一座大革命时期中国***培养干部的学校。李硕勋是学生领袖，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赵君陶认真攻读革命理论，是品学兼优、思想进步的学生，并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两人情投意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从他们的结婚照片可以看到，母亲相貌端庄，温柔文雅，坐在一个大椅子上，父亲身材修长，刚强坚毅，坐在母亲之旁。这张照片我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留下了这幸福而永恒的纪念。从此以后，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俩战斗在各自的革命岗位上。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1926年冬，他们由上海转战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李硕勋投笔从戎，在号称“北伐先锋铁军”的叶挺部队担任师政治部主任，而赵君陶则担任湖北妇女协会宣传部长，动员妇女支援北伐铁军。1927年，李硕勋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赵君陶也紧随其后。起义失败后，两人在南昌分别，不久又在上海会合，此后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李硕勋担任中央军委委员、江南省军委书记，赵君陶则是中央妇委的秘书。当时我党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党的工作者随时都有丧失性命的危险。李硕勋、赵君陶多次遇到险情，但总能沉着应对，机智勇敢，配合默契，化险为夷，既保护了自己，又保护了同志们和地下党机关的安全。1931年5月，李硕勋奉党中央命令去南方，担任两广军委书记，机关设在香港。同年7月，赵君陶携带着她三岁的男孩——自然就是我，由上海到香港。我们在香港的团聚是短暂的。7月，李硕勋到海南岛召开军事会议，不幸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英勇不屈，于1931年9月16日在海口从容就义。李硕勋临刑前写了致我母亲“陶”的遗书。这封遗书体现了一个***员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正如郭沫若所书：“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是训育革命后进的不朽教材。”

　　我父亲就义时，年仅28岁，正当英年。我母亲与之同年，也算得才貌双全，风华正茂。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母亲终身没有再婚。难道这是因为她受封建道德束缚，信守“一女不二嫁”的旧礼教吗？不是的，绝不是！她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反对封建婚姻、谋求妇女解放的先驱。对一些再婚的战友和同事，她也绝无轻视和反感。惟一能解释的原因是，她对我父亲爱得太深了。父亲的遗像始终摆在她的床头或书房，她经常面对遗像，静坐沉思，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本载有详细介绍李硕勋的书《红旗飘飘》总是放在她的枕下，经常取出反复阅读。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下，她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父亲的遗书，所以遗书才能完好保存至今。直到她去世后，我和朱琳将遗书的原件送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管陈列。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母亲赵君陶已病魔缠身，她希望有生之年再到西湖一次，那里毕竟是她和父亲初识之地。她终于如愿以偿，在疗养院度过了一个夏天。在我的母亲弥留之际，我和她所疼爱的儿媳朱琳均不在她的身旁，这是我们引为终身的憾事。当时我的妹妹李琼和我的子女们、亲友们守候在她的身旁。她在临终的昏迷中偶尔苏醒过来就问“儿子怎么还没有来？”她最后的话是：“是我把他们拉扯大的”，“不容易啊”，又以微弱的声音说，“要防‘狗’，要防‘狗’啊”，就溘然去世了。我明白她的意思，“狗”就是指特务和叛徒。她是在告诫我，不要忘记过去“狗”的危害，也要警惕可能产生的新“狗”。1960年，吴玉章同志，我父亲的这位老师和战友在悼念李硕勋烈士的诗中写道：“遗骨琼州何处觅，喜看红日照天涯。”母亲多次嘱咐我和朱琳，身后把她的骨灰撒在琼州海峡。我们完成了她的夙愿，她的骨灰终于被安放在海口李硕勋烈士纪念亭内。

　　第三位对我母亲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她的三姐赵世兰。赵世兰是党内最著名的几位老大姐之一，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出色的党的工作者。大家也许熟知鲁迅先生写的《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刘和珍和赵世兰都是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是学生会的***。为了反对反动校长杨荫榆推行恢复封建旧礼教的种种倒行逆施，女师大学生开展了一场震撼北京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赵君陶和赵世兰姐妹自幼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同在北京读书，同时接受进步思想，同时加入中国***，同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赵世兰还参加了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第五次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时期，她俩都奉党组织之命先后回到四川成都，在她们二哥赵世双家里隐蔽下来，都以教书为生，伺机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主张。1935年，那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困难的年代，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许多党的地下组织遭受破坏，她俩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有一个叛徒，后来当了国民党的特务，在成都发现了她们，对她们进行追踪和威胁。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她们机智勇敢地与特务作斗争，终于化险为夷，逃出特务的魔掌。就因为这件事，她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大叛徒”，都错误地受到批判、斗争、抄家等种种折磨。赵世兰年老体弱多病，受不住这样身心的摧残，于1969年1月8日含冤去世。而那时赵君陶已被关进化工学院“牛棚”，正在接受批斗审讯。朱琳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见到婆婆。婆婆面容憔悴了许多，身体十分虚弱。对此，朱琳心如刀绞，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婆婆对朱琳说了一段被审讯的经过：专案组问她：“你丈夫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能活下来？”赵君陶回答：“如果干革命的都死了，哪里有今天革命的胜利。”正义的声音驳得那帮人哑口无言。朱琳深为婆婆的浩然正气所鼓舞。当赵君陶从“牛棚”里释放出来，才得知与她相依为命的姐姐赵世兰去世的噩耗，她决心竭尽全力在有生之年为赵世兰昭雪平反。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世兰的冤屈才得以昭雪，她的名誉和尊严得以恢复，而流芳于后人。

　　我始终感谢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她是一位不寻常的母亲，首先，她是党的忠诚战士；其次，她又是一位慈祥而严格要求子女的母亲。她为了抚养我们兄妹，真可谓含辛茹苦，饱经磨难。父亲牺牲以后，她带着才三岁的我和遗腹妹妹从上海回到成都。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她既要随时防止特务的迫害，又要携儿带女自谋生计。我幼年时代是在成都二舅赵世双家度过的。我们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但我的母亲仍把我送到当时成都最好的成都实验小学读书，使我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受环境所迫，母亲经常更换执教的地方和学校。我的童年与母亲时而在一起，时而分离，不断承受母子分离的痛苦，但我也因此得到锻炼。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在学校住读，自幼养成独立生活、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

　　我要感谢母亲在几个关键时刻对我的帮助。1941年，在我13岁的时候，她就毅然决定把我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学习，使我受到党的教育，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员。

　　我要感谢母亲让我受到高等教育。在建国前夕，党中央决定派遣一批青年到苏联学习经济建设的专业知识。我原来不想去，而她极力主张我去。为此，我们母子之间发生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冲突。她批评我目光短浅，有自满情绪。最后，我听从她的劝告，服从组织决定，到苏联学习了水力发电专业。

　　朱琳自幼丧母，失去了母爱，是她的婆婆赵君陶给了她第二次真正的母爱。1959年，朱琳怀上我们第一个孩子，住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她遇到早产和难产，母亲终日守护在她的身旁。林巧稚大夫问我的母亲：“你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母亲毅然回答：“大人也要，孩子也要。”她的语气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诚恳，使林大夫深受感动。在林大夫的精心治疗下，朱琳终于顺利产出我们的第一个男孩。人到老年都喜欢自己的孙子，所谓含饴弄孙乐，隔代亲，母亲也不例外。但她在疼爱孙子孙女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把她自己的品德和学识，通过言传身教留给他们。晚年，我母亲以练书法为乐，写得一手娟秀的“赵”体字。她为孙子和孙女们亲手书写的几篇赠言，充满了对后代希望之情，如今还完整地保存下来。母亲对我们子孙两代的教养之恩，当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1955年，我从苏联学成回国，分别多年的母子又得重逢，她是多么想能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然而，当她得知组织上分配我到东北基层工作，以便受到更多的磨练，她放弃了自己的愿望，又一次毅然送我走上了新的征途。在东北基层的锻炼，对我的成长是多么重要，我要感谢她的智慧和远大的眼光。

　　我和母亲生活在两地，平常只有书信来往，偶尔我到北京出差，才有见面叙谈的机会。1960年初冬，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报，要我速到青岛某疗养所去见她。这是很不寻常的事，因为母亲从来没有要求我专门去看望她、陪伴她。我和朱琳甚至想到她的身体遇到什么不测。当时朱琳已怀上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行动不方便，我就独自一人乘火车从吉林市赶赴青岛。我找到她的住所，母子再次相逢。经过一番长谈我才知道，在1959年后党内反右倾的斗争中她受到了批评，指责她不支持在化工学院大办钢铁，搞“兴无灭资”和“拔白旗”。运动过去了，她只受到批评，没有给什么处分。我们母子可谓“同病相怜”，我也在反右倾斗争中受了批判。也许母亲听到了什么风声，才急忙找我来了解情况，以她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告诫我要以宽广的胸怀来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批评，勉励我既要坚持真理，又要接受教训。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勇气，使我满怀信心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我的母亲是学教育的，她热爱教育事业，矢志不渝。在大革命时代，她从事妇女工作，也曾在工人夜校教过书。父亲牺牲后，她回到四川，就选择以教育为职业，既谋生计，又继续为党工作。从1933年至1938年，在短短的六年中，她换了几所学校执教。就我所能记忆起的，她先后在成都、金堂、简阳、五通桥教过书。最近又查到，她还在合川、雅安教过书。她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一股清风。学生们都为赵老师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而折服。她到哪里，哪里就播下革命的火种，教育出一批又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有的学生还加入了中国***。1937年，李一氓同志奉命到四川做统战工作。从此，赵世兰和赵君陶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使她们度过了生平最困难的时期。她们的工作更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具体任务。

　　1939年初，南方局决定赵君陶在保育院工作。抗战时期的保育总会是在***和民主人士推动下，为收容抗战难童成立的组织，下属若干保育院。邓颖超同志推荐她到重庆第三保育院任院长。赵君陶在第三保育院工作长达6年零9个月之久，直到抗战胜利。她和她的同事共抚养了800多名因战争而流离失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年岁不齐的儿童，使他们恢复了健康，受到良好的教育，完成了学业，走向了社会。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她为赵妈妈。邓颖超是赵君陶的直接***，对她在第三保育院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亲笔写下：“在抗日烽火中以伟大慈母般的爱培育下一代”。由于赵君陶机智灵活，又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第三保育院中共党组织始终没有被特务发现和破坏，还为党输送了一批新党员。她在第三保育院工作时，结合实际情况实行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办学方法，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院里经费十分困难，她就发动师生自己动手搞生产自救，克服种种困难，使孩子们得以生存下来，得到健康成长。在爱国进步人士眼里，第三保育院是“国统区的延安小学”。

　　解放战争时期，她到了哈尔滨。她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熟知她的蔡畅同志曾告诉我，组织上本来准备分配她在东北妇联或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但她热爱教育事业，执意要到中学教书。后来如愿以偿，赵君陶担任了哈尔滨第四中学的校长。如今四中颇负盛名，成为该市的重点中学，为党和国家培养出许多栋梁之才。赵君陶的铜像安放在校园之中，以寄托师生们对她的思念。

　　建国以后，赵君陶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她对工农出身的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时期，她首先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继而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来到北京后，又参加了北京化工学院的创办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也都是在教育界别。她每次开会，都积极参加讨论，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了不少中肯的建议。

　　我的母亲赵君陶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从事教育事业的一生。她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特别的功绩。她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她一生却为党和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用的人才。在她身后，她的学生和同事写了许多思念她的文章，颂扬她的高尚品德，高风亮节，以及她诚恳待人的感人肺腑的事迹。

　　今天，我和朱琳怀着深厚之情来纪念我的父亲和母亲，愿他们的革命意志、高尚情操和敬业精神，能给人们以启迪，鼓舞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这两篇都可称为经典！特别是朱德同志的，广为流传！

1、刘伯承

在抗日战争中，为了有效地消灭日军，刘伯承利用围城打援之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千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使日军白白多送上百余条性命。

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一战上党，歼敌十三个师三万余人，给了到解放区抢地盘的国民党军队当头一棒；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重庆谈判。随后他奉中央指示，挥师向东横扫，然后下定陶、打巨野、战滑县，直杀得国民党军队摸不着头脑，连续五战五捷，歼敌十个半旅，计七万余人。

2、聂荣臻

新中国成立之初，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为抗美援朝事务日夜繁忙，一次竟累昏倒地，被迫休养。后经中央批准，聂荣臻上任后首先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1959年7月，中央决定用八年的时间制造出原子弹，接着又提出国防工业应以抓尖端为主，“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毛泽东当时戏称，造原子弹是造一个“大炮仗”。

在苏联撤走专家，国内又遇经济上的天灾人祸时，原子弹研制工作是“上马”还是“下马”也出现了争执。聂荣臻坚决主张“两弹”也继续搞下去。聂荣臻操劳过度住院，陈毅来看望聂荣臻时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3、巴蔓子

相传战国中期，巴国走向了衰落，一些贵族趁机发动叛乱，人民遭受深重灾难。巴蔓子将军掌握的兵力却不足以战胜贵族武装，他决定向楚国借兵。楚王答应出兵，但却提出一个条件，要巴蔓子割让他驻守的三座城池，同时要他把儿子送到楚国当人质。

巴蔓子允诺今天就让他把军队带回去，到时候拿不到三座城，可以把脑壳砍给楚王！于是巴蔓子带着楚军回国打垮了叛乱武装，恢复了国内秩序。他也兑现了当初的承诺，把头颅割了下来，而断头之后的巴蔓子仍然站立着。

楚国使臣没有完成接收巴国三城的任务，只得将巴将军的头颅带回国去复命。楚王听罢不禁深受感动，下令以上卿之礼埋葬了巴将军的头颅。巴国也为将军举行了国葬，其无头之躯埋葬在国都江州，任后人缅怀凭吊。

4、秦良玉

崇祯十七年，张献忠攻陷四川，于成都称帝后派人招降四川各土司，秦良玉军事力量弱小，有建议投降的，有建议转移的，但秦良玉不肯投降反王张献忠，作《固守石砫檄文》，誓与石砫共存亡。于是秦良玉分兵守卫各处险要，张献忠之前与秦良玉多次交战被击败，虽然现在势力庞大，却不敢靠近秦良玉守卫的石砫。

5、甘宁

甘宁曾经与孙权宗亲名将孙皎因为喝醉酒言语上有过节，有人劝他道歉，甘宁说：“大臣应该是平等的，孙皎虽是宗亲但怎么可以侮辱人！我遇上明主应当以力量和性命报答，但不能因世俗委曲求全。”于是孙权写信给孙皎叫他向甘宁道歉，于是两人结为好友。

--刘伯承

--聂荣臻

--巴蔓子

--秦良玉

--甘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