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威斯康星州大森林(大伍兹)的丕平村附近,父亲查尔斯·菲利普·英格斯,母亲卡罗琳·莱克·奎奈·英格斯。她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二,她的兄弟姐妹有玛丽·阿梅利亚,双目失明;卡罗琳·加勒斯蒂亚,昵称卡丽;查尔斯·弗雷德里克,9个月时就夭折了;还有格莱斯·珀尔。罗兰的出生地上有一座以前遗留下来的小木屋,被人称为“路旁的小木屋”,是用来纪念她的。
在罗兰很小的时候,爸爸将家安置在堪萨斯州独立镇附近的印第安人领土上,可是那里还不能分地定居。在好多年里,她的爸爸不知疲倦地领着他们不断地搬家,后来为了优先认领土地而到了明尼苏达州的核桃林,与明尼苏达州南特洛伊附近的亲属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经营一家位于爱荷华州奥伯尔的旅馆。从伯奥克搬回核桃林后,查尔斯·英格斯当过屠夫和治安法官。1879年春天,查尔斯找到了一份铁路工作,于是他到了达科他州东部。1879年秋天,查尔斯的家人也来到这里。从1879年到1880年的冬季,查尔斯·英格斯抵达南达科他州的德斯梅特申请宅地定居,在这里他和妻子卡罗琳、女儿玛丽渡过了余生。1880年那里还是一片大草原,那年冬天他们只能住在铁路测量员的房子里,后来德斯梅特逐渐发展成为小镇。随之而来的1880年到1881年的冬季,是达科他州有史以来最严酷的冬季,后来罗兰在她的一部书——《漫长的冬天》中有提到过。当他们定居在德斯梅特之后,她就开始上学,交了不少朋友,并遇到了来此申领土地的阿曼乐·怀德(1857-1949)。这一时期的生活,在罗兰的“小木屋”丛书中有详细的记录。
15岁时,罗兰获得了她的第一个教师职位,在一所仅有一间教室的学校里教了三个学期的课,而她自己则无法在德斯梅特的学校上学了。后来她承认,她不是特别喜欢教学,但觉得从小就有责任在经济上帮助家里,而女孩子获得工资收入的机会毕竟是有限的。1885年8月25日罗兰和阿曼乐·怀德结婚后,她就不再去教书。19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气候很适宜,阿曼乐申领宅地的要求已经快要成功,两人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罗兰与阿曼乐婚后住在德斯梅特北部放领地上的新家里,她愿意帮助阿曼乐实现分地定居的愿望。1886年12月5日,她生下了罗斯·怀德(1886-1968)。1889年,她又生下一个男孩,没有取名,生后不久就死了。
婚后的最初几年他们经受了许多考验。阿曼乐感染了严重的白喉,落下了偏瘫的后遗症。虽然他的腿几乎完全康复,但在余生中他仍然要借助拐杖来行走。祸不单行,他们还经受了其他的灾难,包括儿子的死,家园被大火烧毁,持续数年的严重旱灾,这让他们债务缠身,身患疾病,无法依靠320英亩(13平方公里)的土地谋生。关于他们在农场遭受不幸的故事,可以在罗兰的《新婚四年》里读到,这本书的手稿在她的女儿罗斯·怀德·莱恩死后才被发现,并于1971年出版。它详细地记述了他们婚后四年时间里,在达科他州大草原上艰难拼搏的故事。
大约在1895年,罗兰一家离开南达科他州,到明尼苏达州阿曼乐父母办得很红火的农场里休养了一年,然后又搬到佛罗里达州的韦斯特维尔短暂居住。他们想借助佛罗里达州的气候改善阿曼乐的身体状况,但由于已经适应了干燥平原上的生活,在南部高温潮湿的气候中,阿曼乐的病情更加严重了。1892年,他们回到德斯梅特,买了一座小房子(后来莱恩错误地指出这是租用的)。罗兰夫妇得到特别许可,可以让他们聪颖的女儿很早就去上学。阿曼乐打零工,罗兰做裁缝,这使他们能够积攒下足够的钱,重新开始经营农场。
1894年,捉襟见肘的年轻夫妇最后一次搬家,这次是搬到密苏里州的曼斯菲尔德,用自己的积蓄付定金在小镇郊外购买了一块尚未开发的土地。他们将这里命名为落基岭农场。一开始仅有约40英亩(02平方公里)覆盖着茂密树林和石头的坡地,一座没有窗户的小木屋。在以后20年的时间里,这里发展为一个面积为200英亩(08平方公里),拥有家禽、奶牛和果园的繁荣农场,破败的小木屋最终也被一座有10个房间的大房子及其他建筑所取代。
罗兰夫妇从贫困到富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仅有的收入来自从农场里清理出来的柴禾,阿曼乐把它们一车车拉到镇上,每车可以卖50美分。从地里清除树木和石头的工作虽然艰苦,但使农场逐渐变为肥沃的农田和牧场。苹果树七年也没有结出果实。住在新农场里几乎无法维持生计,19世纪90年代末,罗兰夫妇决定搬到曼斯菲尔德附近,租下一座小房子。阿曼乐找到了做石油推销员和送货员的工作,而罗兰则给本地铁路工人送饭,并在外面寄宿。他们的所有空闲时间,都用在改善农场和规划更加美好的未来之上。
大约在这个时候,阿曼乐的父母来看望罗兰夫妇,并把他们在曼斯菲尔德租住的房子买下来,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这对于他们的经济状况来说,是一个很及时的援助。他们最后卖掉了小镇上的房子,这些钱使他们能够搬回农场长期居住,并经营好洛基岭农场。
到1900年,罗兰夫妇回到洛基岭农场后,开始集中精力专注于提高农场的生产率和产量。宏伟的有十个房间的大房子竣工于1912年,它们不仅是罗兰夫妇艰辛劳动的象征,同时也代表了他们从一片空地上建起一座舒适而可爱的家的决心。
鉴于在南达科他州只重视小麦种植的惨痛教训,洛基岭农场成为一个包括家禽、奶牛和大苹果园的多元化农场。罗兰总是积极参加各种俱乐部活动,还是几个地方农业协会的倡导者,被大家认为是在家禽养殖和农村生活方面的权威,因此经常受到邀请,到地方上的社团里进行演讲。
当女儿罗斯·怀德·莱恩开始写作的职业生涯以后,罗兰也被激励着要自己写点儿东西。1911年,密苏里州《田园生活者》杂志邀请她写一篇文章,此后她便长期成为这家杂志的专栏作家和编辑,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她还在农业贷款协会做一份有薪水的工作,职责是在农场办公室给农民发放小额贷款。
罗兰在《田园生活者》杂志的专栏“一个农妇的所思所想”,把她介绍给欧扎克乡下的忠实读者,他们非常喜欢读她的专栏。罗兰专栏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家乡、家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国际事件,以及她女儿十分有趣的世界旅行和她自己关于扩大那个时代妇女权利的思考。
直到“小木屋”系列丛书畅销以后,罗兰一家才真正富有起来。而此时,农业劳作以及罗兰从写作和农业贷款协会获得的收入,让她们一家有了稳定的生活,最终使他们跻身曼斯菲尔德的中产阶级行列。
罗兰在俱乐部的女会友大多是企业主、医生和律师的妻子,她在俱乐部活动占据了大量时间,莱恩鼓励妈妈应该效仿自己利用这些时间给全国性杂志写稿。但罗兰似乎不能或不愿放弃密苏里的《田园生活者》,给稿酬更高的杂志撰写文章。她仅有为数很少的几篇文章在这些杂志刊登,而且还是经由女儿大量修改后,依靠她在出版界的关系才实现的。
罗兰的女儿莱恩长期在国外居住(包括她深爱的收养了几个孩子的阿尔巴尼亚),而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一直和父母住在落基岭农场。由于她的自由写作生涯发展得很顺利,使她能够在欣欣向荣的股票市场成功地投资。
莱恩经济上的宽裕,使她能够更多地承担赡养年迈的父母的责任,同时她也为在阿尔巴尼亚和曼斯菲尔德“收养”的几个年轻人提供接受大学教育的资助。莱恩接管了父母早年建造的农舍,还建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的房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但是,当几年后莱恩离开农场,罗兰夫妇因为想念自己亲手建造的屋子,又搬了回去,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到20年代末,他们大大缩减了农业经营,罗兰也从密苏里州《田园生活者》杂志和农业贷款协会辞职。这时阿曼乐已经七十多岁,不能再自如地管理农场。他们雇人住在莱恩建起的房子里,帮忙照顾其余的农场工作。
他们的退休生活似乎是舒适无忧的,而到1929年,股市大崩溃摧毁了他们一家的投资。夫妻二人还拥有200英亩(08平方公里)的农场,但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大部分积蓄都经由莱恩之手去投资了。现实是严酷的,莱恩必须在市场低迷的状态下写出更多的作品去出售,以使她能继续承担她所肩负的经济责任。罗兰夫妇也把莱恩看作是主要的经济支柱,依靠她来生活。
1930年,罗兰完成了她关于拓荒时代的童年故事的自传手稿,并征求女儿莱恩的意见。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以及1924年母亲的去世,1928年姐姐玛丽的去世,似乎都在督促她记录下关于“拓荒女孩”的“生命故事”的记忆。她也重新点燃了用写作来赚取一些收入的希望。她的第一部书的最初题目叫《当奶奶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也就是后来的《大森林里的小木屋》。这部书取得成功以后,罗兰继续写作。妹妹琳琳与她一起分享童年时代的记忆,给她以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
莱恩在其母亲著名的“小木屋”系列丛书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围绕着这个问题有一些争论。一些人认为罗兰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写作天才”,她主要依靠女儿的鼓励以及女儿与出版商和文学经纪人之间的联系。另一些人主张莱恩拿到母亲每一部未经润色的粗糙手稿,然后把加工成我们所知道的系列丛书。
事实可能介于这两者之间:在写作“小木屋”丛书20多年前,罗兰作为一名农村新闻记者和随笔作家就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而莱恩作为一名编辑和作家的超凡写作才能也是毋庸置疑的。
现有的证据(包括双方关于该系列图书写作进展的通信,莱恩内容广泛的个人日记以及罗兰以第一人称写作的手稿)都揭示出她们之间存在着共同协作的关系。我们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罗兰的优点在于她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讲故事的人,而莱恩则在戏剧节奏和营造冲突的文学构思上具有杰出的才能,这两个天才而富有主见的女人合作的结果是丰硕的。事实上,合作在两个方面起了作用:莱恩最成功的小说中的两部——《让飓风咆哮》(1932)和《自由的土地》(1938),是与“小木屋”系列书籍同时写作的,基本上是以成人的视角重述了英格斯和怀德两家的故事。她们的合作也给洛基岭农场带来了收入,弥补了她们在股市中的投资损失。简单地说就是:如果罗兰不写这套书,它们就不会存在,因为莱恩根本没有兴趣写她认为是所谓“青少年”的东西;但是如果不是莱恩修订这套书,它们就决不可能被出版,更别说成为名著了。自1931年《大森林里的小木屋》首次出版之后,这些书不断重印,并被翻译为40种文字。
虽然曾有人提出过罗兰和女儿合作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人公开讨论过。罗兰的第一次也是最少的一次版税,是从哈珀出版社领到的500美元,相当于2007年的7300美元。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小木屋”丛书的版税给罗兰夫妇带来了稳定而逐步增长的可观收入,这是两个人结婚50年来从未有过的。各种荣誉、大量读者的信件以及赞誉都给予了罗兰·英格斯·怀德。罗斯·怀德·莱恩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也代表了她文学创作的巅峰。她的名字被显著地印在发表她的小说和文章的杂志封面上。《星期六晚邮报》支付她30000美元(约相当于2007年的40万美元)连载她的畅销小说《自由的土地》,而此时《让飓风咆哮》的销量也在海伦·海耶斯主演的广播剧播出后稳步增长。如今这部书仍以《青年拓荒者》的名字在重印。
罗兰夫人的本名,是玛侬·珍妮·菲利普(Manon Jeanne Plipon),与那个年代的所有女性一样,出嫁后须随夫姓,因而在她嫁给来自亚眠的绅士罗兰之后,玛侬也便摇身一变而成了罗兰夫人。
罗兰夫人出身于一个工匠家庭,家境宽裕,又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因而自小便在家教指导下学习神学、音乐、算数、拉丁文等课程,酷爱阅读和写作,见识不凡。通过阅读,罗兰夫人深受古罗马共和思想和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是那个年代罕有的思想独立、知识渊博的“新女性”。
法国大革命初期,罗兰夫妇从里昂来到巴黎,罗兰成为吉伦特派的干将,一度官至内政部长,罗兰夫人也不甘寂寞,通过组织私家沙龙来参与社会活动。
青年时代的罗兰夫人
用今天的话来讲,罗兰夫人是一位“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她自述自己的样貌是:
身高大约有五尺……腿脚纤细,臀部胸部发育良好,肩膀形状也很优美,坚定和优雅的仪态使得我步伐轻快、翩鸿若舞。
嘴部偏大,这使得笑容很迷人。
眼睛也足够大,棕色的眉毛线条优美。
有了这样一位女主人,可想而知,罗兰夫人的沙龙很快便高朋满座了……
02 坐看沙龙初登场
沙龙的原意为房间中的客厅,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17、18世纪的法国兴盛一时。所谓沙龙,有点类似魏晋时期士人的清谈,是精英阶层一种“很fashion”的社交方式,来客衣冠楚楚、风度翩翩,落座则高谈阔论,各逞机锋。
所不同的是,魏晋清谈只论老庄玄学,耻于谈论国计民生,西欧的沙龙,最初也以谈论文艺性话题为主,后来逐渐转为政论性的话题,甚至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
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的沙龙,早已成为政治党人的聚集地,甚至不亚于煊赫一时的“雅各宾俱乐部”。大革命中的众多风云人物,像米拉波、布里索、罗伯斯庇尔等等,都曾是沙龙的座上宾。尤其后来吉伦特派领袖之一的布里索,更是沙龙的常客,对罗兰夫人欣赏有加,甚至经常带立法议会的议员专程来拜会。
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
在后人的认识中,往往笼统地将吉伦特派归为“温和共和派”。事实上,在雅各宾派专政之前,吉伦特派是当时最为激进的政治派别了。他们提出彻底摧毁专制统治,反对君主立宪,力主用武力手段驱逐外国干涉军。正是吉伦特派当政期间,法国成立了本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路易十六被处死,还取得了保家卫国的“瓦尔密大捷”,在关键时刻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那么,罗兰夫人又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03 纵横捭阖的“红颜宰相”
碍于当时的社会风俗,罗兰夫人作为女性,不可能在沙龙中抛头露面高谈阔论,只是在一旁的小桌边默默倾听,一边在心中勾画政纲或对策。她曾回忆道:
当时我总在一个没有人的桌子上,做些针线活或者别的事,但是我不会遗漏他们谈论的每一个字,我不止一次敲打我的嘴巴,以便把我的观点留在脑海里不要脱口而出。
罗兰夫人从政的主要手段,一是通过书信,二是通过丈夫罗兰。
罗兰夫人文笔出众,既然不便出面,便频频利用书信参与政治事务讨论,她言辞犀利、思想深远,论点有很强的预见性和思辨性,常常能影响吉伦特派的决策和行事。例如,在制宪议会讨论的关键时刻,她致信布里索,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文词之间,气场十足:
以上帝的名义,我认为国民议会建立宪法体系是不可逆转的,起草一个草案并送给各省参照、修改并最后提交议会是很有必要的。
议会由选民产生,谁也没有权力决定我们的命运,人民的权利是不能被割让和取消的。
这类言辞和观点,出自罗兰夫人笔下,再经由吉伦特派政治人物之口传播,或是启发他们的灵感,或是促使他们下定决策的决心……罗兰夫人俨然成为了吉伦特派的大脑之一。
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
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罗兰夫人也借助丈夫罗兰来参与政治。但她所扮演的绝不是传统“贤内助”的角色,而是用自己的思想对丈夫实施影响和改造。例如,罗兰早期一度倾向于君主立宪,罗兰夫人便以革命同志而不是妻子的口吻,断然相劝:
当我看见你带着毫不怀疑的性情去议会的时候,你对我来说就像正在犯蠢的边缘,我绝不会相信,在专制下的国王,会产生拥护宪法的行动并不竭余力推行它。
因此可以说,罗兰的政治观点和决策,几乎都出自罗兰夫人之手,作为吉伦特派大佬,罗兰只不过是罗兰夫人的代言人。
1792年6月,为了能使国王觉悟,主动交权,吉伦特派委托罗兰向路易十六递交了劝谏信,要求国王废除封建势力,效忠宪法——自然,这封信仍是由罗兰夫人起草的。然而不识时务的路易十六阅后大怒,竟然逼迫罗兰辞职。
罗兰夫人将计就计,动员丈夫果断辞职,而后把信件在议会公开。信的内容不胫而走,罗兰从此被视为“爱国主义的殉难者”,声望空前高涨。
当年8月10日,巴黎市民再度起义,逮捕了国王,君主立宪政体实际上已经被推翻。吉伦特派再度起势,罗兰也官复原职,重任内务部长。
然而,罗兰的复职并没有使罗兰夫人感到开心,冷眼旁观之下,她竟有了一丝隐忧。日后,罗兰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这个暴乱的时代,那个诚实的男人(罗兰)……在这件事情上(再次就职)考虑不周。
事实证明,女性的直觉是非常准确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一座小城里。这个城市很美,红色的屋顶、浓郁的花园,散布在柔和的山岗下,倒映在灰绿色的莱茵河里。约翰的祖父米希尔和父亲曼希沃都是宫廷的音乐师。母亲鲁伊莎替人家当厨娘。祖父对父亲娶了一个女仆做妻子一直不高兴。他认为“既不门当户对,也不是音乐界的人”,而“一百多年来姓克拉夫脱的就没娶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
约翰长得丑,小时也很淘气。但他有强健的体格,倔强的个性。一位富家太太赠送了几件衣服给约翰穿,被富家的孩子认出,他受到讥笑,约翰便打了富家的孩子一顿。结果,约翰被母亲拉到那个太太面前赔不是,他感到十分地懊恼。
祖父常常带约翰去散步,讲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如雷果卢斯、阿米奴斯、律左、科纳等,并经常提到那征服过欧洲的拿破仑。约翰的父亲曼希沃是个酒鬼,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但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是个音乐天才,便带他去参加音乐会,亲自教他功课。约翰爱幻想,爱大自然,有着丰富的联想。他在风雨、阳光、河流中,都能体味出音乐的美。可是父亲却用老一套的教育方法和呆板的练习曲折磨他,使约翰“骄傲与自由双方面都受到侮辱与损害”。他在练习音乐时,故意和爸爸刁难,结果他受到重重的责打。祖父对他说:“为着人类最美最崇高的艺术,为着抚慰人类造成人类光荣的艺术而吃些苦是值得的。”
一次,祖父带他上戏院看歌剧演出,约翰很受感动。在回家的路上,祖父告诉他音乐是超凡的艺术,他说:“你瞧,音乐家职业何等美妙!还有什么会比创造这些神奇的景色更光荣?这无异做了尘世的上帝。”祖父的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不久,歌剧的作者法朗梭阿·玛丽·哈斯莱来到这座小城,他将亲自主持他的剧本演出,并担任乐队指挥。约翰目睹了哈斯莱如何被狂热的群众包围,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演出后,约翰还受到哈斯莱的接见。于是他想自己将来要做个象哈斯莱那样受欢迎的音乐家,“制作如哈斯莱一样的作品,成为一个大人物”。
约翰醉心于创作。祖父把他在钢琴上弹出的曲调,整理编成《童年的娱乐:歌、默奴哀、华尔兹进行曲》,并署上“约翰·克利斯朵夫全集卷一”的字样。这使约翰得意非凡,他在内心喊着“我是一个作曲家、一个伟大的作曲家”了。祖父以做名人和出名来引诱他。这时约翰才六岁。
但约翰从舅舅那里,则接受了另一种教育。他舅舅名叫高脱弗烈特,是个流浪小贩,常出没于大自然和乡间。祖父和父亲都瞧不起他。但他是个自由独立的人,他懂得很多古老的谣曲,并能在大自然中体验出音乐的美,歌唱得十分动人。他告诉小约翰说,唱歌是心的声音,“一个人需要唱、应当唱的时候才唱,不应为了娱乐而唱。”他要外甥不要去编什么新的歌,不要去做大人物。他说:“何用你唱歌呢……难道它们(指大自然)不比你所能作的一切唱得更好吗?”约翰把自己作的曲子唱给舅舅听,舅舅说:“这多难听!”并指出约翰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你为要做一个大人物,为要叫人佩服才写的”,这样的东西是不能打动人的。他还说:“你在屋内所写的一切全不是音乐,屋内的音乐等于屋内的太阳。音乐是外面的。”舅舅和祖父、父亲的文艺观根本不同:舅舅是为生活而艺术,祖父、父亲是为艺术而艺术。
祖父把约翰作的《童年的乐趣》题献给雷沃博大公爵,并特地为约翰组织了一次音乐演奏会,大公爵也亲自出席了。约翰演奏得很成功。公爵称他为“再世的莫扎特”,并送给他一块金表。而约翰却向公爵**透露:乐曲中最优美的一节《脱利奥》是祖父的作品,冒充为他的。
约翰满十一岁了,他向圣马丁寺的琴手弗洛李昂·霍才学“和声学”。这一年,他被公爵任命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提琴手,仅次于他的父亲。祖父和父亲都为他感到高兴。但他看到人们把他看作是大公爵豢养的珍禽异兽时,感到羞愧。一次,他向瞧不起音乐的丹奥陶伯伯(商人)吐唾沫,父母亲不敢得罪这有钱的亲戚,命令约翰跪下赔礼,他更加感到气恼。他羡慕舅舅过着独立自由的生活,对谁也不巴结。
不久,祖父中风死了,约翰很伤心,对天伸着小拳头,诅咒上帝夺去了他的爷爷。父亲仍常喝酒,宫廷演出时他老迟到。约翰便被提升为第一提琴手。接着父亲被爵府辞退了。这样一来,约翰在十四岁上便担负起抚养父母兄弟的担子(他有两个弟弟)。
约翰被乐队的指挥多皮阿·帕弗邀请到乡间去野餐。在船上他结识了一个金发少年、富商的儿子奥多·狄哀纳。他们很谈得来,约翰向他表白了自己独立自由的性格,他说:“我有一双好手,一颗好脑袋,永远会挣得我的面包。”他蔑视金钱,藐视一切篱垣以及“禁止通行”、“惩罚不贷”等限制人们自由,保卫神圣产业的告示。这次结识之后,约翰对奥多的亲热,发展到产生变态自私心理的地步,只要奥多和别的朋友接近,他便嫉妒得要命,声称他失去了奥多,他将自杀,也杀死奥多。直到奥多升大学了,他们的友谊才逐渐疏远起来。
参议官克里赫新寡的夫人和女儿迁居到她出生的城市来了。她和约翰是邻居。这位夫人听了约翰在音乐会上的演奏,便邀请他参加她家的茶会。她喜欢约翰那“正直、勇敢,还有那坚毅耐苦的精神”和他那“笨拙、丑陋”的外貌。她聘请约翰为自己的十五岁的女儿弥娜上钢琴课。约翰答应了。不久,他便爱上了这位小姑娘,并以“将来要做一个大艺术家”向她许愿。但她的母亲不同意这门亲事,她直白地告诉约翰说,以他的出身、门第和财产都没有资格娶她的女儿。弥娜听从了母亲的意旨,对约翰开始疏远起来。约翰很气愤,他写信给夫人说:“一切自命高贵而没有高贵心灵的人,我鄙薄他,当他如一块污泥。”
约翰父亲因酒醉掉到沟里淹死了。失恋、丧父,使约翰产生了这样的认识:“他看到人生是一场没有休息,没有侥幸的战斗,凡是要成为无愧于‘人’这名称的人,都得时时刻刻向着无形的敌人抗战:天性中致人死命的威力,摇惑人心的欲望,暧晦幽密的思想,那些使你堕落、使你毁灭自己的念头都是这一类的顽敌。”他听见了自己的“上帝”在呼喊:前进吧,前进吧!永远不要歇息!这时他才十五岁。
约翰和母亲搬到祖父的朋友于莱家居住。他的大弟弟洛陶大进了丹奥陶伯伯商店工作,二弟恩斯德到航船上去做事。老于莱和自己的女儿女婿住在一起。他外孙女洛莎是个十五岁的姑娘,生得不美,但她挺能干活,而且热烈地崇拜约翰。老于莱想把外孙女许配给他。约翰却爱上了开小杂货铺的年青寡妇萨皮纳。
萨皮纳是个慵懒的、苍白的、病弱的女人。她连自己的小店铺也懒得经营,把顾客都打发走了。约翰则认为她是个自由的人,不受任何约束。萨皮纳也爱约翰。他们一同到乡下萨皮纳的哥哥家过了一晚。这事被老于莱一家知道了,认为约翰道德败坏,对他怀有敌意。约翰被人邀请到科仑和杜赛道夫两地演奏。回来时,萨皮纳患流感死了。洛莎第一个把这消息告诉他。约翰感到世界构造得很不好:“爱人的不被爱,被爱的不爱人,爱而被爱的又迟早有分离的一天。”约翰开始放纵了。他勾搭上了帽子店的女职员阿达,和她在乡间小客店住了一晚。这事被宣扬出去,闹得满城风雨。约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连爵府也没放过他。老于莱一家更是气愤。从此,洛莎对他也死了心。阿达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她和约翰好了一阵子,不久,又和约翰的弟弟恩斯德好上了,把约翰抛弃了。约翰感到苦恼,他对舅舅高脱弗烈特说,他有过志向,也奋斗过,但一点也不中用,蹉跎了人生。舅舅告诉他说:“人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志向与生活是两件事情,应该自寻安慰,主要是勿灰心,继续抱着你的志向,继续生活下去,其余的便不由我们作主了。”
约翰对德国的音乐作了改革的尝试。他憎恨无热情的作品,认为人生一切的欢乐只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都是独一无二的火焰喷射出来的花朵。他对过去崇拜的音乐大师重新进行评价。人们都说他是“标新立异”。大公爵也对他说:“听您的说话,先生,有时竟让人疑心您不是德国人。”约翰指挥自己的音乐新作演出,大公爵未到场,演出遭到了失败。但约翰认为:“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决心要把“德国人的口味彻底洗涤一下。”
一个法国喜剧团路过约翰居住的小城市。约翰认识了其中一个女伶奥弗丽。她告诉他巴黎是个自由的城市,“没有什么党派来左右人家的名誉和成败”,“不压抑无名的天才”等,使得约翰产生对巴黎的向往。一位法国家庭女教师安多阿纳德很想看一次本国喜剧团的表演,因买不到票,约翰便将自己的戏票送给她去看。之后,安多阿纳德竟被东家当作是约翰的情妇,被辞退了,这事使约翰很难过。
约翰创作的歌剧《依斐日尼》,在本城举行公演,但音乐不投合观众的口味,演出又一次遭到失败。接着,约翰便从事音乐批评工作,对时行的音乐进行猛烈的抨击。大公爵便当面警告他,不要作一个社会主义的音乐家,还禁止他在攻击公爵的报纸上写文章。约翰反驳说:“我不是您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公爵把他撵出宫廷乐队。约翰失去了靠山,生活也难以维持了。 不久,他舅舅也死了。约翰感到空虚和孤独。
一次,在一个乡村节日的舞会上。约翰看到一个军官在打一个不愿和他跳舞的姑娘,他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结果引起一场斗殴。村民和士兵冲突起来,约翰在混战中,打死了一个下士,立即受到追捕。他来不及回城和母亲告别,便搭火车逃离德国,到法国去了。
约翰来到巴黎,举目无亲。他去找过去相识的朋友狄哀纳和高恩帮忙,却遭到冷遇。出版商高恩对他说:“法国是女性的……假使您想成功,也得利用这一点。”约翰走投无门,只好为一家肉店老板的女儿教授钢琴课。巴黎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混乱的社会,被专制蛮横的官僚政治统治着”,真正爱好音乐的人太少了;剧场庸俗呆板,充满旧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文坛则“充满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精神卖*的风气似乎到处弥漫着。”这里有数不清的出卖娱乐的商人,其中有旧式国粹派,也有现代式的巴黎化的犹太人。由于出版商高恩的介绍,约翰进入巴黎交际场中,亲自看到了女人在巴黎社会中占有最高的地位,“男子制造作品,女人制造男子”。高恩还领他到戏剧院去,约翰在那里看到“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震动一下太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景象,无不具备”。高恩自称是个艺术家,他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约翰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们都是伪善之徒”,你们“用‘艺术’和‘美’的名词来遮饰你们民族的荒*。为艺术而艺术!……嘿!多庄严的信仰!”
约翰在教课中认识了一个青年女学生高兰德·史丹芬,她是汽车制造商的女儿,和她一同学钢琴的还有她的表妹意大利人葛拉齐亚。她们都崇拜自己的老师。尤其是葛拉齐亚十分尊敬约翰。但不久,她被父亲接回意大利去了。
巴黎音乐界感到约翰是个艺术巨人。但他们尽量破坏他写的作品,免得他出名。他们信奉一句箴言:“我的杯子不大;……但我……在别人的杯子里喝。”
约翰写了剧本《大卫》,被社会党议员亚希·罗孙看中,他要拉其情妇担任剧中主角。经试演,这个女人的声音恶俗不堪。约翰坚决要把她撤换,结果和罗孙闹翻;约翰在一气之下,撤回了自己的作品。
在一次夜会上,给翰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奥维德·耶南。他是个破产的银行家的儿子。其姊姊安多阿纳德,就是约翰在德国时送戏票给她而被解雇的女教师。奥维德生性温婉,姐弟皆爱好音乐。他一直由姊姊照顾着,安多阿纳德以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弟弟的上学和生活。她在德国被辞退后,回到巴黎,不久前患肺炎死了。约翰为此感到很伤心。他和奥维德的感情更加亲近了。后来,他们搬住在一个寓所里,以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奥维德“有精明头脑,病弱身体”,约翰则“有着坚强的力量,扰攘不安的灵魂。一个是盲人,一个是瘫子”。奥维德醉心于宗教,“热诚祝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约翰则认为奥维德只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对奥维德说;“你们沉溺自由,忘记了人生。”
这对朋友感情上很融洽,但他们的气质完全各别。一个浪漫派,一个现实派,一个善于幻想,一个要求行动。约翰主张法国人应“团结起来打扫房子”,不能让少数坏蛋把人们踏在脚下,不要等拿破仑再世,才去改造世界。而奥维德则说:“暴力是我所厌恶的”,“我们的国家可不能为仇恨而建设”。他相信法国“潜在的德性,光明与理想主义的力量”,并极力反对共产主义和工人革命。他“梦想建立一个友善的欧罗巴,集中全部努力来造一个更公平更近人情的世界”。
这时期,约翰认识了一个工程师的女儿雅葛丽纳·朗依哀。约翰很爱她,但他看到自己的朋友奥维德也在爱她,便主动退出,让他们结合。不久,奥维德和雅葛丽纳结婚了,并到意大利作蜜月旅行。约翰失去唯一的朋友,感到很孤独。但他仍孜孜不倦地在进行音乐创作。这时他的艺术思想起了变化,“变得更宽广更富于人间性。他不希望音乐只成为自己的独白,自己的言语,更不希望一种只适用于内行的复杂艰深的结构。他要音乐成为和人类沟通的桥梁。唯有和别人密切相连的艺术才是有生命的艺术。”约翰曾写信给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请求他把他的“歌”集寄给他,但没有得到回信。正如歌德不理修倍尔脱与斐里奥士把杰作寄给他一样。
奥维德旅行归来,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仍然和约翰搬住在一起。新婚妻子不满意奥维德的冷静,她喜欢约翰的热烈。她想把两人都抓到手里。约翰为了忠于朋友,只好搬开。出版商哀区脱收买了约翰的作品,并把它篡改出版,这使约翰很生气,他买回了自己全部的作品,因为他不愿意出卖自己的思想。
在一次奥国大使馆举行的晚会上,约翰遇见了过去的学生葛拉齐亚,她已经出嫁了,丈夫是奥国大使馆的青年随员,一位贵族世家的子弟。葛拉齐亚在巴黎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当时巴黎报纸正要诋毁约翰,靠了葛拉齐亚在暗中调停,挽救了他的名誉。同时,她还设法使报纸刊登恭维约翰的文章。另外,她正在发动一次运动,让德皇赦免约翰先前的杀人罪,把他当作天才的艺术家加以特别宽容。约翰对自己的学生十分感激,甚至疯狂地爱上她,但她只给他一种恬静的友谊。
雅葛丽纳生了个男孩。过不久,她爱上了一个风月场中的老手--巴黎的一位作家,丢下儿子和他一同私奔了。奥维德为此受了很大打击,情绪消极,他感到痛苦在社会上触目皆是,社会简直是一所医院,世上“最惨的还不是贫穷与疾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残忍”。他除教养儿子外,开始做慈善事业。约翰则不相信将来会有公平合理的社会。他只“相信人生的情绪和艺术的情绪是真实的”。这时,他受到平民的吸引,想创作一些大众化的艺术,甚至他和工人接近起来。但他反对社会主义,而愿意站在蒲鲁东工团主义的一边。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上,他认为“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艺术家好比一支罗盘针,外边尽管是狂风暴雨,它始终指着北斗星”。同时,他认为“艺术品既不在金钱之上,也不在金钱之下,而是在金钱之外”。
巴黎工人举行“五一”示威游行。约翰和奥维德虽不属于任何党派,但他们受群众高昂的激情的鼓舞,也参加了工人游行的队伍。在游行时,警察和工人发生了冲突。奥维德被人群踩倒,约翰则打死了一名警察。这样一来,约翰在巴黎呆不住了,工人们掩护他出逃,并把他送到瑞士。约翰参加游行和打死警察,只是一时的冲动,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和信仰。他杀了人,“可不明白为什么杀的”,也“不懂自己怎么会参加”游行。
奥维德因伤重,过了不多久,他死了。约翰在瑞士闻讯后,要赶回巴黎为朋友复仇。但他走错了路,走到了德国边境的村庄。这里他遇见了老相识勃罗姆医生。在医生挽留下,约翰在他家担任了家庭教师的职务。这时,他对艺术作了新思考。一方面,他感到不能靠作曲来逃避现实;另一方面他不明白为谁而写作,甚至“他觉得艺术一无用处,填补不了死亡造成的空虚”。
勃罗姆的妻子阿娜出身于富商家庭,她歌唱得很好,约翰陪她到郊外野游,他用音乐“打开了她的心灵--重门深锁的密室”。他们竟发生了肉体关系。约翰欺侮了恩人的妻子,他苦闷得想自杀。于是,他辞别勃罗姆一家,出外旅行。但过了半个月,他又感到离不开阿娜,回来了。他和阿娜的关系,渐渐被人察觉了。阿娜开煤气自杀,约翰恰巧发现了,救了她。然后,他下决心离开了医生的家庭。
约翰在瑞士一个山村隐居起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对人生进行了紧张的探索,并感到他“没有力气”再进行战斗和反抗了。他要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寻找活的灵魂。终于他找到了,这就是信仰上帝。于是“生命回来了,而克里斯朵夫心中的爱也醒过来了,得到上帝恩宠的灵魂简直是一桩奇迹”。他感到过去自己有两种性格:“一个是创造的艺术家,完全不问道德效果;一个是行动者,喜欢推理的,希望他的艺术有道德的与社会的作用。”现在这矛盾消除了,他认为艺术和太阳光一样,“太阳既非道德的,也非不道德的,它是生命,它战胜黑暗,艺术亦然如此”。
一个巴黎的朋友经过瑞士来约翰隐居的地方拜访,并告诉他,他的作品在欧洲各地演奏,获得极大的成功;他在德国杀人的旧案经葛拉齐亚帮忙也已撤销了,在巴黎打死警察的事也逐渐被人遗忘了。约翰屈指算算,他逃离巴黎已快十个年头了。
在一个明朗的夏季。约翰的学生葛拉齐亚带着两个孩子来瑞士疗养,她已经新寡了。约翰和她相会后,重新燃起热情,但她仍然只给他一种恬静的友谊。秋天,约翰到罗马去找她,表示要和她结合。葛拉齐亚回答说,她对婚姻已没有信心了,而且他们两人的性格很不同,难免会发生冲突的,从而拒绝了他。在意大利逗留期间,约翰接到巴黎方面的邀请,要他在几个音乐会上担任乐队的指挥。葛拉齐亚劝他接受下来。这样约翰便起程重返巴黎了。
约翰到巴黎后,给葛拉齐亚写信,告诉她巴黎没有改变,“可是我,我改变了,不敢再对他们严厉了”,并说:“你瞧,我老了,不会再咬人了,牙齿钝了。”经过十年隐居的生活,约翰的确变了。但他在巴黎受到热烈的欢迎,演出也很成功,连反对他的敌人也捧他了。他对巴黎生活也“感到兴味”,不再刺人了。
奥维德的孩子乔治已长大成人。他很爱好音乐。一天,他来找约翰伯伯,要求接纳他当学生。约翰想起和他父亲的友谊,自然是满口答应了。不久后,葛拉齐亚也带了两个孩子从意大利来到巴黎。她的十一岁的女儿叫奥洛拉很象母亲,也向约翰学音乐。这样约翰便竭尽全力去培养这对少年,并有意促使他们结合起来。不久葛拉齐亚死了,约翰悲痛欲绝。
约翰晚年,仍继续从事创作,但作品的性质已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约翰早年作品是雷雨,晚年作品便变得恬静了,它象“夏日的白云,积雪的山峰”。
乔治和奥洛拉的婚礼是在罗马举行的。约翰亲自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但在他们结婚前两天,约翰得了肺炎,从教堂回来时,他晕倒了。他为了不妨碍新婚夫妇的蜜月旅行,并没有把自己的病告诉他们。在患病中,约翰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顾。他认为“我的目的达到了”,“青年时期拼命的努力……顽强奋斗,为了要跟别人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为了要在种族的妖魔手里救出他的个性。便是胜利后,还得夙夜警惕,守护他的战利品……友谊的快乐与考验,使孤独的心和全人类有了沟通。然后是艺术的成功,生命的高峰……不料峰回路转……遇到了丧事、情欲、羞耻--上帝的先锋队,他倒下了……劈面遇到上帝……努力在主替我们指定的范围内完成主的意志。”最后,他死了。
圣者克利斯朵夫背一个小孩过河。这孩子很重,他便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日前,胡枫在自己的演唱会后台,公开向88岁的女星罗兰求婚。
90岁的知名演员胡枫日前不仅打破了举办演唱会艺人年龄纪录,还在后台完成了一件大事——向已经交往很久的罗兰求婚,罗兰现年88岁,两位老人牵手成功,表示不会去领结婚证,也不会摆酒席,只想一起做个伴,相互依靠、共度余生。
胡枫的5个子女悉数到场表示支持。外界对于胡枫和罗兰的亲密关系早有猜测,此次是两人的一次甜蜜回应。网友纷纷送上祝福,称这是“最美黄昏恋”。
2013年4月19日凌晨1点左右,云南省红河县乐渔村乐渔街突然听到一声巨响,随后天空中出现火焰。人们醒来后发现一家有三间房的商店着火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左边和中间的两个房间主要用于日常办公,最右边的一间是业主王祥伟一家四口的客厅。在组织灭火的同时,他们也担心这家人是否还在房子里。于是有人打电话给王向伟和他的妻子罗兰。令人惊讶的是,王祥伟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而罗兰的电话已经挂了好几次。
与此同时,消防队赶到了现场。他们先试着把客厅扑灭,但当火被扑灭时,他们发现房子是空的。房间里没有人,人们认为这是不幸中的幸事,但消防队扑灭中间的房子后,一具烧焦的尸体出现在人们面前。
天一亮,警察就调查了整个现场。调查人员发现死者是户主王祥伟,他倒在房子里面的门中间,这对现在的工作人员来说很奇怪。
首先,客厅里的火最小。如果王祥伟想逃跑,他本来可以打开门从里面逃出去,但他只是走到中间那个火最大的房间,门从外面锁上了。为什么
第二,人死于火灾时,会保持蹲伏或躺在地上的姿势,而王祥伟是仰卧的,这也不符合常识。
在警方调查期间,王祥伟的家人也赶到了现场,但王祥伟的妻子罗兰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却不见踪影。
调查人员担心杀害王祥伟并绑架妻儿的不是敌人。围绕敌人的杀戮,警察开始在周边进行走访,但一次调查下来却发现,王祥伟诚实尽责,为人善良,对妻儿、老人都很善良,被敌人所杀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罗兰和她的两个女儿在哪里呢警方相信,只有找到罗兰,他们才能弄清事情的真相。于是,当地人带着警察,四处张望,却始终没有人。当案件陷入僵局时,罗兰的父亲报了警,称女儿给他打过电话,但没有说话,只是一直在哭。
警方推测,因为罗兰能够打这个电话,她仍然是安全的,找到她可能会解开真相。警方加大搜查力度,终于在罗兰母亲家的猪圈里找到了这三人。
令人惊讶的是,调查人员还没来得及说话,罗兰就不停地挥手说:
“我什么也没做。我没有杀我丈夫。”
凭借多年的经验,警方认定罗兰与那场火灾有关,所以他们把她带回来审问。
在被询问时,罗兰声称,她当晚把孩子带回了父母家,不知道王某是怎么死的,房子是怎么着火的。警方知道罗兰没有说真话。为了找出真相,他们试图从孩子身上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这时,两个孩子,还在震惊中,在当地学校的老师跟姐姐说了晚上的部分内容后。
原来那天晚上,王相伟和罗兰吵架了。争吵过后,王相伟上床睡觉。但没过多久,两个孩子醒了。原来是罗兰用摩托车的减震器打了王祥伟的头。当孩子看到血,他开始哭。他本能地想跑出去叫大人,但罗兰阻止了他。他们的母亲告诉他们:
“敢出去,像你爸爸一样,我就把你们都杀了。”
两个无助的孩子,站在里面,听凭母亲的摆布。
在孩子的证词下,罗兰终于低下头供认了一切。
其实,在罗兰眼中,王相伟是一个好丈夫,一个雄心勃勃的男人。当这对夫妇刚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家庭非常贫穷,但王祥伟非常乐观,工作努力。他学会了修理摩托车,回家后开了一家商店。由于他的维修技术好,费用低,邻居和村民都会到他的店里来维修保养他们的车。与此同时,罗兰也生下了一个女儿。在别人眼里,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然而,罗兰一直想要一个男孩,两年后,她又怀上了第二次,她希望这次能如愿以偿。但由于妻子的坚持,王祥伟非常开放。他对妻子说:
“不管是女孩还是儿子,都是我们王家的。”
王祥伟的话会感动很多女人,但他的妻子不会。第二个孩子还是个女儿。王祥伟信守承诺,照顾好母子,但罗兰对此并不高兴。在她看来,她没有给丈夫生儿子,迟早会被赶出去。
后来,家里买了电脑,王祥伟就上网玩游戏和聊天。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对于罗兰这样一个对电脑不太了解、多疑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她怀疑她的丈夫会有外遇,因为他在网上遇到了另一个女人。
从那时起,罗兰就经常幻想自己被赶出家门。因此,罗兰不仅时刻关注丈夫的一举一动,还会为一些小事吵架。在邻居们的眼里,这对夫妻经常关起门来吵架,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了,所以事发当晚,虽然听到了王家的争吵,但没有人前来查看。
然而,虽然夫妻之间的争吵经常发生,但王祥伟平日对妻子却很小心。4月18日,王祥伟计划第二天带妻子去县里看医生。那天晚上商店打烊后,王祥伟和几个朋友出去喝酒吃饭。当他回到家,他告诉他的妻子,他还没有吃,所以他可以煮面条吗
然而,虽然夫妻之间的争吵经常发生,但王祥伟平日对妻子却很小心。4月18日,王祥伟计划第二天带妻子去县里看医生。那天晚上商店打烊后,王祥伟和几个朋友出去喝酒吃饭。当他回到家,他告诉他的妻子,他还没有吃,所以他可以煮面条吗
罗兰不仅不喜欢,而且还和她的丈夫吵了起来。然后,当王祥伟去厕所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门外的罗兰听到丈夫正在跟人聊天,觉得一定是在跟爱人打电话。
那天晚上,罗兰对她的丈夫,与摩托车减震器睡觉后打她丈夫的头三次,然后,她准备带着孩子离开,我不认为王xiang-wei但醒来,准备走出门口求救,疯狂的开始与罗兰和放置在激烈的打她丈夫的头,直到落在地上,两个女儿看着她父亲挣扎,哭着阻止母亲,罗兰,然而,不停止,之后与她的丈夫,罗兰点亮了房子,带着两个孩子走了五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躲进了新娘家的猪圈。
故事要从罗兰夫人的少女时代说起。这个出身于巴黎雕刻匠家庭的女孩--当时的名字叫做玛侬,从小表现出罕见的天赋,父母亲也刻意培养,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才女的名声已经传遍开来。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上帝赐给玛侬一个充满智慧的头脑的同时,也赐给她一个充满欲望的肉体。早熟的女孩常常在夜半感受到难以遏制的冲动,但她的头脑告诉她:除了婚姻,一切肉体的欢悦都是罪恶。少女玛侬为了战胜自己不听使唤的肉体,有时候彻夜站在冰凉的石板地上,或者用抹上炭灰的面包做早餐,当作对自己的惩罚。为了赢得这场艰难的抗争,玛侬强迫自己更深地埋没在书本里,并且拒绝接近所有年龄相仿的男性--他们会唤醒她压制在肉体深处的欲望。玛侬最终和比她年长20岁的罗兰结婚,不仅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教养和趣味,也因为罗兰的年龄让她安心,她可以用一种与父辈相处的心态,建立起靠着精神纽带来维系的夫妻关系。
但是,大革命改变了一切。置身革命的漩涡之中,罗兰夫人的才华和手腕日渐展现,吸引了众多的政治家们,当然他们差不多都是男性。1791年,一个风华正茂仪态优雅的男子、吉伦特派政治家博佐,出现在罗兰家的客厅--对于罗兰夫人,沉睡了多少年的情欲在这一刻苏醒。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博佐,博佐也以同样热烈的爱情回报。虽然他们的灵魂已经互相属于对方,他们的肉体却无法结合。罗兰夫人的理性让她无法放弃对完美人格的追求,表面上,她仍然克尽一个妻子的操守和义务,内心却已经痛苦不堪。她甚至向丈夫坦白了一切,希望他至少能谅解这样一份柏拉图式的恋爱,但令她失望的是,丈夫的心胸远没有她想象的那样宽广,罗兰完全被醋意和怨愤所压倒。而就在家庭陷入危机的同时,罗兰夫妇的政治生命也陷入了危机--某种意义上,这是罗兰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
前面提到的罗兰夫人被重新发现的秘密书信,收信人就是逃离巴黎的博佐。逮捕时,罗兰夫人束手就擒,在狱中也屡次放弃了越狱的机会,她刻意选择死亡这个结局的理由,在信中说得非常明白:“如果他们(雅各宾派)审讯我,我会用一切手段来维护丈夫的声誉,这是我对他的悲痛的补偿。但是对于你--当我在这里孤身一人时,和我一起的只有你。我的被捕,让我能够将自己作为牺牲奉献给丈夫,同时与我所爱的人结合。多亏了刽子手们,让我的义务和我的爱情能够并行不悖。”“锁链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东西,它让我能够用我的整个身心来爱你,每时每刻地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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