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卍”到底应该怎么读啊？

wan 万

卍

卍字是佛的三十二种大人相之一。据《长阿含经》说，它是第十六种大人相，位在佛的胸前。又在《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卷六，说是释迦世尊的第八十种好相，位于胸前。在《十地经论》第十二卷说，释迦菩萨在未成佛时，胸臆间即有功德庄严金刚卍字相。这就是一般所说的胸臆功德相。但是在《方广大庄严经》卷三，说佛的头发也有五个卍字相。在《有部毗奈耶杂事》第二十九卷，说佛的腰间也有卍字相。「卍」仅是符号，而不是文字。它是表示吉祥无比，称为吉祥海云，又称吉祥喜旋。因此，在《大般若经》第三百八十一卷说：佛的手足及胸臆之前都有吉祥喜旋，以表佛的功德。

卍字的符号，有向右旋——�；有向左旋——卍。根据《慧琳音义》第二十一卷、《慧菀音义》，及《华严经》等，总共有十七处说到卍字相是右旋。但是《陀罗尼集经》第十卷所示摩利支天像所拿的扇子中，所画的卍字相乃是左旋——卍。还有日本奈良的药师寺的药师佛像脚下的卍字相，也是左旋，但是多数的记载是右旋。最早在印度教的主神，如毗湿□及克利辛那，胸前就有卍字相。在古印度的传说，凡能统治世界的转轮圣王，皆具有三十二种大人相；佛是法中之圣王，所以也具三十二种大人相，此在《金刚般若经》中就有记载。

在近代，右旋或左旋，时有争论。而大多数都认为右旋是对的，左旋是错的。尤其是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欧洲的希特勒，也使用卍字相来做为他纳粹主义的标帜。此后，即有更多的争论，有的说希特勒所用的是左旋，佛教所用的是右旋。其实在唐朝的则天武后时代，曾经创造了一个字——卍，念做「万」字，表示吉祥万德的意思，就是左旋；希特勒使用的是斜角形的卍，佛教则是正方形的卍。至于印度教则以右旋表示男性的神，左旋表示女性的神。而西藏的喇嘛教用右旋，苯教（bon-pa）则用左旋。

根据日本国士馆大学光岛督博士的研究，卍字本非文字，西元前八世纪时始见于婆罗门教的记载，乃是主神毗湿□的胸毛，是称为 vatsa 的记号而非文字，至西元前三世纪始被用于佛典。到了西元后一世纪时，又更名为 'svastiko ，本为牛犊头部的毛发螺旋相，演变成主神毗湿□的胸毛相，后成为十六种大人相之一，又成为三十二种大人相之一。

总之，在佛教不论右旋、左旋，卍字均系用来表徵佛的智慧与慈悲无限。旋回表示佛力的无限运作，向西方无限地延伸、无尽地展现，无休无止地救济十方无量的众生。故亦无须执著、揣摩卍字形相的表现是右旋或左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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卍，和佛经的翻译、佛教的流传有关，大体说是魏晋以来的事。《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五《入法界品》说：释迦牟尼“胸标卍字，七处平满。”卍是吉祥的标志，是释迦牟尼的32相之一。古印度的印度教、耆那教，都以“卍”为吉祥的标志，将卍写在门庭、供物和帐本上。在耆那教的宗教仪式上，卍和宝瓶等是象征吉祥的八件物品之一。卍在梵文里，音室利�蹉洛刹曩，意为“致福”，旧译为“吉祥海云”。

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六引唐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说：“案卍字本非是字，大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主上权制此文，著于天枢，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之所集也。”巧慧和多权数的武则天，先是崇道，后来抑道崇佛。她这样做是有原由的。武则天由唐太宗的才人，变为唐高宗的昭仪，在宫廷斗争中不择手段，击败王皇后和萧淑妃而成为皇后；她诛杀李唐皇族，进而改唐为周做了皇帝；她任用酷吏，以暴政慑伏臣民，她的所作所为，用儒家思想是难以解释的。而道是李唐王族认了亲的，崇道就不能背叛李唐，那就只有走崇佛的路了。垂拱四年(688)，武承嗣伪造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瑞石，唆使人上表称瑞石出于洛水。同年又有人伪造刻有“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预言)”，“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的瑞石，声称得之于汜水，以此暗示武则天称帝是佛的意志。天授元年(690)，“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为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人世)主，制颁于天下”(《资治通鉴》卷二“四)。这年九月，她就成为大周圣神皇帝。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等译《宝雨经》时，还加进了“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话。这类佛教预言，是为武则天登上帝座和巩固帝位效力的。

关于“天枢”，《资治通鉴》卷二“五记：延载元年(694)，“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记功德，黜唐颂周”。天枢高105尺，八面，各径五尺。上为径三丈的腾云承露盘，高一丈的四个龙人捧着火珠，天枢上刻着武则天题榜“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下刻武三思撰写的黜唐颂周的文字，百官和四夷酋长的姓名。建立天枢颂德是武周的创举，将卍刻在天枢上，歌颂武周吉祥万德。岁月沧桑，天枢早就颓圮不存了。现在，武则天的陵前，矗立的是无字碑，究竟是自认功高盖世，文字难以表达；还是继位的唐中宗对她的功过难以评说，只好无言呢

从考古发现的文物看，隋唐时期，卍字已经走出了佛经，成为日常器物的装饰性主题。在铜镜的演化史上，从唐德宗到晚唐时期，流行过卍字镜。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在福建德化屈斗官窑遗址，就出土了不少以卍为装饰的粉盒。清代卍字锦大边几何纹栽绒地毯，人们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上面连绵的卍字是不断头的。

隋唐时期，佛经中的“卍”有时作“卐”，写法不一，有些混乱。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提出，应以“卍”为准。逆时针方向的卍和顺时针方向的卐，在西藏是有区别的。藏传佛教以卐为吉祥标志，将卐写在庙门、墙壁及其它器物上。卍则是苯教崇奉的符号，藏语称卍为“雍仲”，意为“坚固”。苯教认为卍含有“固信不变”的意义，将卍写在庙门、墙壁、经书和宗教画卷上，有些地区的藏民，在逝者的额上画一卍字。苯教徒是以左旋的逆时针方向，藏传教是以右旋的顺时针方向，围绕着寺院、佛塔、神山、圣地巡礼的。卍和卐，表示苯教和藏传佛教的不同巡礼方式。苯教是类似萨满教的原始宗教，以占卜吉凶、祈福消灾、请神驱鬼、除病解厄等为主要活动。

在人类文化史上，卍与卐作为符号，很早就出现了。西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伊朗法尔斯省波斯波利斯之南的巴昆遗址，出土有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500年的彩陶，其中有象征生育的女神陶象，她的肩上就有卐字标记。中国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300～前2050年)，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属马家窑文化的青海都乐县城东的柳湾基地，发现有130余种刻划符号，其中就有卐。学者们认为这些符号，是用来记事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货币上，有卐字符号。欧洲进入青铜时代后，卐成为装饰性符号。在早期基督教艺术和拜占廷艺术中，都可见到卐。玻里尼西亚人、南美洲和中美洲的马雅人、北美洲的纳瓦霍印第安人，也都用过卐和卍的符号。纳瓦霍印第安人以卍象征风神雨神。早期日耳曼民族共有的神祗托尔，是个雷神，卐是他的槌子。

流年似水，人类进入了20 世纪。希特勒认为雅利安人是最优良的人种，卐是雅利安人的符号；犹太人是低劣的人种，他在狂热地追求“种族纯洁”时，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排犹运动。二三十年代，他在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设计党旗时，在红布上的白色圆圈中嵌上黑色的卐，作为反对犹太人的标志，1935年9月，它成为第三帝国的国旗和徽章。在红白黑三色的卐符旗下，纳粹党的排犹运动，第三帝国等法西斯国家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人类的浩劫。

卍与卐作为符号由来已久，覆盖的区域很广，许多民族都使用过它。

美国人种学家摩尔根(181811～188112)在《古代社会》中说：“姿势及符号语言似乎是原始的东西，是发言分明的语言的姐姐。……进化了二者仍然不可分离。是的，姿势语言或说肢体语言以及符号语言，和发言分明的语言就像姐妹一样，总是相伴而行的。就是人类步入数字化时代，计算机语言普及时，姿势语言和符号语言也没有消失。在时间的隧道里，以远古中走来的卍、十、中国的太极、古埃及的甲壳虫之类的符号，都释放过或还在释放着能量，它们对人类文化产生过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因此，不要怠慢了历史上有过的或者还会产生的符号语言，它告诉你的，比起一个方块字要多的多……

“卐”字符, 藏语称“雍仲”或“雍仲拉曲”。在藏族的寺院建筑、民居建筑、帐篷、家具、地毯、服装、石刻、法器、艺术品以及节日、婚礼等庆典活动中，常用“卍”符号。其使用范围极广，使用频率极高。“卐”有单图、也有连图；形状有左旋，也有右旋。过去“卍”字符有两种写法、两种含义。用在佛像上的标志是左旋“卍”，用在苯教上的标志是右旋“卐”。据《辞源》载：“卍”本不是文字，而是佛教如来胸前的符号，意思是吉祥幸福。“卍”又是上古时代许多部落的一种符咒。“卍”在古印度、波斯、希腊等国的历史上均出现过；印度的“卍”符号出现于印度河文明时期，其出现的时间距今约4500年。中国的“卍”字符，出现时间距今大约也是4500年，它原是抽象蛙肢纹的变形。青海柳湾陶器上的“卍”纹样，就是蛙肢纹的一种抽象变形。

一、“卍”符号的来源

在人类文化史上，“卍”作为符号由来已久，覆盖区域广，许多民族都使用过。对“卍” 符号的来源问题，学术界既有外来说，也有本土说，见解颇多，至今仍莫衷一是。

（一）“卍”符号的外来说

学术界有人认为：“卐”符号是“泊来品”：即最早源于印度或欧洲。古希腊、波斯、古巴比伦等欧亚许多民族的古文化中均出现过，后来被一些古代宗教所沿用，如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都曾使用。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货币上有“卍”符号。欧洲进入青铜时代后，“卍”符号成为装饰性符号。在早期基督教艺术和拜占廷艺术中，都可见到“卍”符号。玻里尼西亚人、南美洲和中美洲的马雅人、北美洲的纳瓦霍印第安人，也都用过“卍”符号。早期日耳曼民族共有的神祗托尔，是个雷神，“卍”符号是他的槌子。

西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伊朗法尔斯省波斯波利斯之南的巴昆遗址，出土有公元前3500年的彩陶，其中有象征生育的女神陶象，她的肩上就有“卐”符号标记。巴西原始民族卡拉耶人装潢品上也有“杂形“卍”符号。

我国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玄奘将“卍”符号译为“德”字，强调佛的功德无量。北魏菩提流支译为“万”字。唐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定读音为“万”，意为集天下一切吉祥功德。首见于佛教经典《华严经》卷六五（八十卷本）《入法界品》：“胸标“卐”字，七处平满”。唐慧苑《华严音义》：“卍本非字，周长寿二年，主上权制此文，著于天枢，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之所集也。” 随唐时期，“卐”在写法上有或左旋，或右旋二种，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一谓“应以右旋为准。”佛教中多用此符号，象征佛光普照，或作佛教标识。故在中外佛教圣迹之处，佛像的胸部都标有“卐”字符，以示佛的“瑞相”，象征吉祥、光明、神圣和美好。

据载，“卐”符号于公元4世纪东汉时期，随着佛教的东进而传入中国；因“卐”符号在佛经中有吉祥之义，后来取万德圆满之义。“卍”符号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与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流传有关。也有说藏族的这种“卐”符号崇拜的起源可能与古波斯的火祆教有关，而不是日神崇拜。

希特勒认为雅利安人是最优良的人种，“卍”符号是雅利安人的符号；犹太人是低劣的人种，他在狂热地追求“种族纯洁”时，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排犹运动。二三十年代，他在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设计党旗时，在红布上的白色圆圈中嵌上黑色的“卐”，作为反对犹太人的标志，1935年9月，它成为第三帝国的国旗和徽章。在红白黑三色的“卐”符号旗下，纳粹党的排犹运动，第三帝国等法西斯国家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人类的浩劫。

（二）“卍”符号的本土说

近年来，中国新石器时代几处遗址，……都发现绘有、刻有或印有“卍”符号纹样之后，有人推测它起源于中国，由中国传播到了外域。其理由是：早在6000－7000年以前，甘、青地区的先民们制做的陶器上已有“卐”符号，广东、内蒙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类似符号，所以“卐”符号来自本土。“卐”是“巫”字的变体，三千年前甲骨文中的“巫”字，因为“巫“最早是太阳的信使，所以“巫”字的甲骨文也与“卐”字相近；在我国各地发现的岩画中，如内蒙阴山岩画、云南沧源岩画、广西花山岩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四川珙县岩画等，都画有太阳神或象征太阳神的画像。太阳神一般头部作圆形，光芒四射，或人物执太阳，或画圆日形，圆形中画有“卐”符号。不仅在西北的甘、青陶器图案中发现“卐”符号，而且在中原腹地的新石器遗址中也出现了“卐”符号，还常见于商周甲骨文和青铜铭纹中。这些事实说明“卐”字的崇拜早在佛法传入前就已存在了。

近年来，在西藏、青海等地陆续发现了古代岩画地点，岩画除动物、太阳、吉祥图案外，还有岩画“卐”符号。如西藏阿里日土县发现的日土岩画就有“卐”符号演变进程序列图。故有学者认为“卐” 符号在西藏出现最早，并有着相当深刻的含意。之后在印度、汉地和西方也出现了“卐”符号，但在意义上有很大区别。也有人认为“卍”这个符号当初确实含有数字意义，被用来表示“九”。……“九”为神圣的数字，加以崇拜。

从考古发现的文物看，隋唐时期，“卍” 符号已经成为日常器物的装饰性主题。在铜镜的演化史上，从唐德宗到晚唐时期，流行过“卍”符号镜。在福建德化屈斗官窑遗址，出土了以“卍”符号为装饰的元代粉盒。清代“卍”符号锦大边几何纹栽绒地毯，那上面连绵不断头的“卍”符号。

自唐以后，汉藏等民族服饰中常见“卍”符号纹样，还含有多种寓意。汉族的民间服饰中，“卍”符号经过精心处理，“卍”符号四端延伸绘出各种链锁花纹，绵长不断，含有富贵不断之意。有时“卍”符号还被倾斜处理，或拉长变形，“卍”符号的四方连续图案给人以一种旋转的动感，装饰性很强。

安旭在《藏族服饰艺术》中指出：“卐”纹样一直被认为是汉族传统纹样，人们习惯称它叫花万字，其实，它源于藏族先民之一的羌人文化。如果再追溯到更早的年代，在古波斯、希腊、印度地域均能看到它。秦汉以前，青海地区被称为“羌戎之地”，青海马厂文化属羌文化先河。马厂文化遗址分布地区，多为现在藏族聚居地区。至今在后藏地区，尚有藏族同胞把“卐”字纹绣在衣服背部，甚至刺在身上，成为文身符号，在藏族的其它装饰品中也十分常见……。

在西藏林芝县米瑞乡雍珠则村境内的石刻碑上除了刻有藏文以外，碑面下方雕刻有碑座，剖面弧形，高20厘米，宽16米。座上雕刻出凸起的“卐”符号11个，带有藏族苯教的色彩。碑上的内容为：在赤德松赞继位之后，工布嘎波王子为维护小邦的利益，特向赞普奏请，重申旧盟：┅┅“昔，自兄弟分离，至父祖之时，官、民、人、神未分；至今，幸福昌盛，庶政犹如‘卐’之永固。然而如今，赞普内府诸官员，广课赋敛，横加差役，且有欺侮凌虐者。为使今后永得安宁，务祈大王赐一盟书诏文，以求永远居于安乐也。

卡尔梅·桑木旦博士认为，苯教一个重要教义是把俄木隆仁作为宇宙中心，其标志是九级雍仲山(符号为“卐”)，山顶为一块水晶巨石的形状，称坛城。山脚下有4条大江分别向4个方向流去，而且雍仲山周围4个标准方向有4大宫殿，构成俄木隆仁主要区域。这里提到了吐蕃人的一种古老的“方位观”，即以雍仲山为中心，以恒河、印度河、悉达河、博叉河等4条大河分割中心大陆。据此有人推测：雍仲山的地形结构是“卐”最初结构的一种形体模拟物。即“卐” 符号是吐蕃人最早的一种文字地理符号。

在嘉绒藏区流传着苯教起源于当地的传说。说是很早以前，嘉绒藏区的领主是女神和苯教的传人。他们回到人间来传播苯教。神仙变成了大鹏鸟，生下四个蛋，最后一个是花蛋，名叫拉西拥仲，受其父天神派遣，于鼠年龙日兔时乘龙驾临德足（独脚沟），与女神白龙公主益西扎西结婚，夫妻回拜天神父亲时，天神父亲安排他们去寻找一处为“卐”的地形居住，传播苯教；此传说也与地理有关。

还有一则传说，“卍”符号是藏王松赞干布的大臣禄东赞向唐朝求婚时作为路标而创。后来，这个“卍”符号在藏族地区流传下来，象征着和睦团结、吉祥如意。

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前《唐蕃会盟碑》石刻藏文铭文内有“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之句。苯教信奉“雍仲”为神灵字，并以左旋之“卐”字纹做代表。古代和近现代藏族民间流行以“雍仲”一词为苯教寺庙名称和苯教信徒的人名。在康区和嘉戎藏区，藏民举行婚礼时，新娘到新郎家要在新娘坐的地方用青稞摆一个“卐”字。据说在木雅，人死后要在死者额头画一个“卐”字。

也有学界认为：苯教的标识“卍”是古代先民对太阳神的崇拜，逆时针方向是与古代先民对天体运行方向的认知，体现了自然崇拜的精髓。

“卐”符号随着藏族文化的历史进程留传了几千年。“卐”作为“永恒”、“永生”的标志有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学涵义，在藏文化的深层结构里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二、“卍”符号的象征

“卐” 符号从远古至现在之所以没有因岁月的变迁所湮没，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曾经流行，表明它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符号，而是有其特殊的内涵。“卐”符号最早为人类所奉的太阳神或火神之象征，及后指梵文喻‘胸部的吉样标志’，……属释迦牟尼三十二相之一。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把“卐”符号作为古代宗教的标志。“卍”符号有两种写法、两种含义，即顺时针“卍”和逆时针“卐”，分别代表佛教和苯教。

目前学界对“卐”符号的象征寓意归纳如下：1、是汉字中的一个“万”字；2、鉴于此图像出现于如来胸臆，故说其寓意为佛教“轮回”之说的表象；3、该图像具备了汉字方块的形式结构，故而说它是被遗失了的“刻划在六千年前甘肃马家窑彩陶文化陶器上的一个汉字”；4、由于这一符号曾铸在我国战国时期中山国以象征王权的青铜钺上，故说此图“是代表一个种族的图腾符号，或是一种独特的符号----族徽”，因而隶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周以来曾显赫一时的北方狄族一支“白狄的族徽”；5、史前原始萨满教“灵魂不灭”观念可祖先崇拜的艺术表象，“而其功能则是原始社会人们的一种精神文化生活，为发泄情感、表达愿望、表示意志，意在祈求祖先赐福、消灾免祸为其自身的目的。所以“卐”符号图像，便是原始宗教通过它团结民族、保护族人或谋事有成的信仰艺术表记”。

此外，还有如下观点：一是认为“卍”纹样有可能从太阳图案演变而来，故说此图象征着“太阳崇拜”；二是认为象征生殖崇拜的表象；三是认为“卍”纹样在马家窑文化中是蛙肢纹的抽象变形；四是认为“卍”纹样是用来记事的；五是认为太阳或火的象征；六是象征风轮。七是在西藏原始苯教中具有吉祥和生命不息之意。

一、婚前

　　择偶：

　　除“相亲”外，相当于古六礼之“纳采”、“问名”和“纳吉”。“纳吉”后来演化为今之订盟（也有把订盟归人“纳征”）。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婚姻大事，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后期也有托亲友说亲的，在确定缔亲意向时，有的家长也能征求一下婚嫁本人的意见作为参考。

　　“提生日”：即议亲。媒人把男女双方的庚贴送到对方家里，各自压置于厅堂神龛香炉底下卜吉，若三日内双方家中均平安无事，称“三日圆”。如果有一方没有“三日圆”，议亲必须取消。

　　相亲：经双方家长认可后，男方家庭择日由其祖母、母或伯叔母、姑母等女性尊亲前往女方家中，实察女方容貌仪表等。

　　定婚

　　相当于古六礼中的“纳征”和“请期”。

　　“压定”：亦称订盟。一般由男方女性尊长把戒指、订仪、喜糖等礼品，送到女家，并亲自把戒指戴于嫁女手指上，宣告婚事已定。

　　“轿前盘”：“压定”之后，男方先后三次备办丰盛的彩礼送往女家，称“戴手镯”、“送花”和“轿前盘”，合称“行大礼”。清末以来，逐渐把“行大礼”合并为“轿前盘”，称为“花叠盘”或“盘担”。有的地方是把“压定”和“行大礼”合并在一起举行。“行大礼”把婚前的准备工作推向了高潮，而“行大礼”和“压定”的中心内容都集中在钱物方面，男家向女家送聘金和礼品，有酬谢其养女之恩的用意。

　　“送日头”：送“盘担”时，要通知女家迎娶吉日及冠笄时刻，叫“送日头”。

　　“送嫁妆”：在婚前一、两天，女家要派人把金银首饰、珠玉古玩、绸缎布匹等众多的嫁妆送往男家。德化畲民嫁女，旧时有资送刀斧之俗。

　　二、婚娶

　　新郎须亲至女家礼迎新娘，这在古“六礼”中称“亲迎”。

　　清代前期，泉州婚俗中，除个别宦族外，婚礼皆不亲迎；至期，办好彩轿，遣媒送至女家。

　　古籍对婚姻本义是这样解释的：昏时行礼，故谓之“婚”；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因此古时亲迎必在黄昏之后，乃至深夜，连一切迎送人员都得穿黑色礼服，这显然是远古时代夜间抢亲习俗的遗存。

　　旧时泉州迎娶都在白天，但新娘须头蒙乌巾，并要有一对轿前灯，这当是沿古礼黑夜亲迎之遗迹。

　　新娘出嫁是大喜事，反而要“哭嫁”，以示悲伤，全国南北皆然。可能是思相离而悲，或是随俗，但民俗学者认为，此乃原始社会掠夺婚姻的遗俗。

　　花轿抵达男家，一时鼓乐、鞭炮齐鸣，喜气洋洋。

　　新郎至轿前，下马威似的朝轿门轻踢一脚，轿内新娘马上应战，还踢轿门一脚，这是在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向人们宣示：日后男不惧内，女不示弱。

　　男家一位平辈男青年或下辈男孩走到花轿前，揖请新娘出轿；再由男家福命大的女长辈手牵新娘出轿，送嫁娘举起贴有红双喜字样的米筛为新娘遮面。在三通喜乐声中，新娘慢步跨过火炉，踏上瓦片，进入洞房。

　　据说“遮米筛”和“踏瓦片”是为辟邪，但安溪人却有独到的解释，称此举寓有明亡之后，其孤臣遗老尚望“反清复明”，教示新婚夫妇“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的隐意。至于“跨火炉”，人们认为可以利用火神的威灵，将新娘在其家里和沿途所招惹的邪气烧尽。

　　新娘到夫家后，又有拜天地、挑乌巾、喝交杯酒、宴请宾客等节目，其中闹洞房为是日婚礼的压台戏。俗谓洞房不闹不喜，不闹不吉利，而且在新婚七天内可以连续闹，有“七日内不分大小”之说。闹洞房的内容大多是要新婚夫妇，当众做出种种亲呢举动，诙谐有趣。

　　“公鸡娶妇”：在晋江、石狮侨乡，已定好婚期的海外青年华侨，因种种原因，近期无法回家乡按时完婚，经男女双方家长协商同意，如期举行婚礼，新郎则以一只大公鸡代替。这只大公鸡在七日内放在新婚洞房的床底下，七日后才移到室外鸡窝，精心饲养，至其“寿终正寝”。

Marco Polo had been sojourned in China for 17 years, and he had ever traveled to North China, Northwest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East China In 1289,after Bolgana (卜鲁罕),the wife of Argon (阿鲁汗) of Ilkhanate(伊利汗国) died, Argon (阿鲁汗) sent Oulatai(兀鲁)、Apusca(阿必失呵) and Coja(火者)as expresses to 元廷to propose Kubla(忽必烈) chose Cocacin(阔阔真) to be the Princess, and she was convoyed by the three expresses and Marco Polo and also 父叔They set out in the spring of 1291There were 14 big ships in all, and each had 4 masts and 12 sails They set out from Quanzhou City, via Sumatra, India and finally arrived in Persia(波斯) city Marco Polo was captured in 1298 in the war between Venice( 威尼斯) And Genoa(热那亚),and he dictated in prison what he saw and heard from the East, and that was written down by the writer named Rusti (Rusti was one of his fellow sufferers),and this was what we called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or <Travels of Marco Polo> today In the middle ages, it was a book to introduce China and Middle Asia to the European, and it opened up an original field for intelligentsia of Europe And it owed much to the book that the European could find the new waterway later, besides,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history book to study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Yuan Dynasty of China

In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Polo gave great admiration to QuanZhou City He said,”5 days after we left Fuzhou City, we arrived in the grandiose and beautiful Chi Tong City in the evening There was a port along the seacoast, and it was famous for the many passing shios”And he also said that “Chi Tong was one of the biggest ports in the world, there were many merchants gathering here, and the goods were piled up like a mountain, which was unimaginable Every merchant had to pay tax at 10% of his investment amount, so, the Khan(大汗) got much money from here

Quanzhou City was in its golden age in Yuan Dynasty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trading and economy, which was shown in <Travel of Marco Polo>In that book, Polo said,” A large amount of foreign goods were delivered here, and then forwarded to different places all over China The amount of pepper delivered there was very considerable Yet pepper delivered to the Port Alexander for forwarding to the west was much less, maybe less than 1% of that to Quanzhou City, I am afraid ”He also said, ”everything you need in your daily life was supplied in that place ”Ceramic in Dehua Kilns (德化窑) was cheap as well as good8 Ceramic Mugs only cost a Venetian silver coin It is said that when Marco Polo went back to his country, he brought quite a few ceramic white wares from Dehua Kilns(德化窑) and ceramic pigment bowls Until today, in a museum of Italy, there is still a 德化家春岭窑的小花插 which was brought back by Marco Polo

Quanzhou City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ses of manufacturing ships in Song Dynasty and Yuan Dynasty The ships they produced were advanced at that time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consistence, stability, navigability, especially the safety equipments of the watertight division It said in <Travel of Marco Polo>, ” The Khan(大汗) gave orders to prepare 14 ships Each of them had 4 masts and could hoist 9 sails Among the 14 ships, there were at least 4 or 5 which could contain 250 or 260 sailor” What was said above was the important trait of ships of Quanzhou City

In <Travel of Marco Polo>, Polo also mentioned that people in Quanzhou City believed in Buddhism Buddhism is flourishing in Quanzhou City, and Quanzhou City had been famous with the name of “the Chinese South Buddhist kingdom”(未查到，自己乱译的) since Tang Dynasty Polo said, ”People were the fans” And he meant the Buddhists

Rock candy was first produced in China in Tang Dynasty, and the rock candy the Egyptian mad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at in China In <Travel of Marco Polo>, Polo said, ”WuGan City(now is named YongChun City or YouXi City) was famous for the big production of rock candy, the rock candy would be delivered to Cambalec(汗八里，即今天的北京) after produced, and provided to the people in the Palace Before it became a part of the Khan’s territory, the local people didn’t know how to make quality sugar Their method was very crude, and after the sugar froze, it became dark grey paste After this city belonged to the Khan, it happened that some Babylonian came to the Palace They knew how to make quality sugar So, they were sent to this city and taught the local people the method of making sugar with the help of wood ashes” This showed that the Egyptian had done something to help improve the technology of making sugar in China They probably learned how to make rock candy and then brought the skill back to Egypt

Marco Polo gave his opinion about the Quanzhou people, “They were peaceful, enjoying coziness and liberty” This opinion was exact He also said, the tattoo technicians there were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for their excellent techniques, and there were many Indians went there to get tattoos

中国历史上四大丑女：嫫母、钟无艳、孟光、阮氏女，她们在历代文人笔下也时常出现。

1嫫母

古代最出名的丑女，当首推嫫母，形同夜叉，丑陋无比。汉王子渊《四子讲德论》中云：

“嫫母倭傀，善誉者不能掩其丑。”屈原《九章·惜往日》：“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但她为人贤德，黄帝纳她为妻。嫫母果然不负黄帝的厚爱，对妇女们实施德化教育。

2钟离春

人们常用“貌似无盐”来形容丑女，这“无盐”指的是战国时代齐国无盐县(今山东东平县东部)的丑女钟离春，又名钟无艳、钟无盐。书上说她“四十未嫁”，“极丑无双”，“凹头深目，长肚大节，昂鼻结喉，肥顶少发”，而且“皮肤烤漆”。

 她额头前突，双眼下凹，鼻孔向上翻翘，头颅大，头发少，颈部喉结比男人的还要大，皮肤黑红，好大年纪未出嫁。

3孟光

相传孟光随梁鸿至吴地为人佣工。梁鸿归家，孟光每为具食，举案齐眉，以表示对丈夫的敬重。但这位贤妇的模样却“粗陋无比”，“肥丑而黑”，能“力举石臼”。

4阮氏

曹魏的中领军许允娶了卫尉阮共的女儿为妻 ，花烛之夜，发现阮家女貌丑容陋，匆忙跑出新房，从此不肯再进。

后来，许允的朋友桓范来看他，对许允说：“阮家既然嫁丑女于你，必有原因，你得考察考察她。”许允听了桓范的话，果真跨进了新房。

但他一见妻子的容貌拔腿又要往外溜，新妇一把拽住他。许允边挣扎边同新妇说：“妇有‘四德’，你符合几条？”新妇说：“我所缺的，仅仅是美容。而读书人有‘百行’，您又符合几条呢？”

许允说：“我百行俱备。”新妇说：“百行德为首，您好色不好德，怎能说俱备呢？”许允哑口无言。从此夫妻相敬相爱，感情和谐。

扩展资料：

相对于四大丑女，中国历史上有西施、貂蝉、杨贵妃、王昭君四大美女。这四大美女常常成为历代文人骚客或褒或贬的吟咏对象。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是由精彩故事组成的历史典故。“沉鱼”，讲的是西施浣纱的故事。“落雁”，指的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闭月”，是述说貂蝉拜月的故事，“羞花”，谈的是杨玉环贵妃醉酒观花时的故事。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发愤为学，博学多能。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广收门徒，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据说有3000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他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他曾周游列国，晚年专心从事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德治主义，他执著地倡导德化社会与德化人生。德化社会的最高标准是“礼”，德化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仁”。孔子教导人们积极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放人”的’忠恕之道”，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倡明“天人合一”之教，以善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还阐述和弘扬了人不仅要“仁民”，也要“爱物”的道理。孔子坚决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会与文化得到发展。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由于孔子的卓越贡献和思想影响深远，他才被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离去了两千多年，他创立的学说在中国古代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近现代，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他的学说遭受知识界的精英们强烈批判，几乎是毁灭性打击。在二十世纪，在人们对人自身问题的深度思考与反省时，他的思想学说引起了各国专家学者们的注意。

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不是周文化的全盘接受者，之所以"从周"，与他追求有序化的最高理想有关。我们所理解的周文化很多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的结果，"子不语"正是孔子"从周"前提下进行思想转换的一种方式。在孔子的社会学的功能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核心概念。君子人格系统、作为文化价值的仁学系统与社会结构和规则构成的礼学系统三者互相规定、互为条件，它们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均衡有序的文明结构。

一

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从孔子写起的。春秋以降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就一直是士人学者研读、诠释，乃至批判、辩驳的经典文本。可以说，有多少人思考了孔子思想，就有多少个面貌不尽相同的孔子。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天赋才情气质，受时代学术思想风尚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动机，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角度诠释孔子，先见（preconception）乃至成见(prejudice)是难以避免的。在对传统文本的解释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个别细节与文本的整体结构间不停地交流和对话，相互作用的双方同时包含着创造性和能动性，正如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有先见的解读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周文化的内存生命力得到激发和全新的阐扬，对作为经典文本的孔子思想在新的逻辑起点上的解读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会使孔子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明并激发思考者的创造性，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与新生的思想动力。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大流派：一是历时性的研究，即从孔子生存时代与生平、其思想所由产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根源、对后学产生的影响诸方面，力求恢复孔子思想的历史真相；二是共时性的研究，即哲学的方法，更关心孔子思想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演进的本质意义而非"本来含义"，探讨其言行所由来的思维体系及逻辑上演变的可能性。赫施将"含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区分开来。含义是指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唯一确定不变的东西，但作品的意义却有多种多样，视人们对作品的阅读而定。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不确定性，是就意义而言。我这里来探讨孔子思想的意义。

孔子思想是为拯救奴隶社会呐喊，还是为封建社会的建构张目，都并不是我要讨论和关心的。毫无疑问，在现有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资料中，有年轻时的孔子，也有老年时的孔子；有作为教导者的孔子，也有独立思想时的孔子；有被弟子理解领会的思想，也有被完全误解了的思想。一一厘清其线索，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如孔子般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灵感通常会突如其来，但一定有其相关的理论背景。我关注的是孔子怎样建构了他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是在怎样的理论背景下表述他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的。

二

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部分细节的把握。因为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已故的精研佛学的傅伟勋教授也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但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只告诉你结论，没有告诉你结论是怎么来的过程……"。但尽管如此，结论也必然有其哲学的基础和推演的方式。傅伟勋的前提是：没有以明确的文字阐述其思想来源的，算不得哲学家。以此推论，后来"不著文字"而注重于行事中体道的禅宗高僧及明季泰州学派之颜何都算不得哲学家，释迦牟尼在世时更未著一字，大概也不能算是哲学家。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孔子看成东方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他们莫不首先努力在其零散的语录中，寻求思辩及逻辑的核心，希图为之重构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仁"往往被看作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并借用欧美学坛的名辞，把仁学规定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都把仁学思想视为孔子的思想核心。于是，杨国荣先生就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公认的看法。"实际上，"公认"只是过于自信的一厢情愿，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蔡尚思就自承经过了由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到核心是"礼"的转变，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围绕儒家的礼学来展开争鸣的。至于五四以来直至文革期间达到高潮的批孔思潮也多是从"礼"的角度来批判。

其实，在先秦时代，孔门弟子关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就已经发生了歧义。孔子没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集徒众讲学或从事经济政治活动，宣扬并践履孔子学说。由于各门徒知识背景及个人性情本不相同，于孔子学说亦取舍不一，旨趣多异，遂有不同的派别，儒学内部产生分化。曾子重孝，孟子言仁，荀子推礼。哲学史上，大哲后学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今人的争论不过是孟荀之分化的继续。所谓的核心其实往往是叙述的起始概念，对核心的不同选择正是思想创新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的不同态度大都隐含一个前提：一个思想家必然也必须有思辨的哲学为基础，而天才的思想巨人则更应能够构筑一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的理论构架。其实是，假定存在着一种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个中心被命名为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以及孔子哲学中的"仁"等。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东西方哲学的精神与路径不同，但仍然在努力寻求孔子语录背后的哲学基础与体系的核心。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知道、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晚年或许因此而有些思辩的成果亦未可知。黑格尔显然不知孔子与《易》的关系，他也承认，"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论语》极少有思辩与纯粹的范畴，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往往仍然指向具体的经验世界。可见，孔子并未把周易的思想作为创立他思想体系的必然的哲学基础。这或许与孔子年轻时因对周易的误解而采取排斥的态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孔子的平生抱负与文化选择。思想巨人的伟大是一样的，但总是被赋予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周文化的继承者，以平治天下为已任，那么，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并不是重要的，而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是继续了商周以来思想上的人道倾向，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的众多部族构成的集体所世代关注的重要问题。因而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其中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可靠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因此，孔子建立的是一个社会学的功能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孔子重点阐述了君子、仁、礼等概念的具体行为指向与社会意义，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即个人的人格系统，仁义智信的文化价值系统和礼制的社会控制系统。

三

如果找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作为叙述的开始，那么"成人"是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因为人是行动者，是实现价值、引导社会的承担者。《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又刘向《说苑》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说苑》卷十八）"成人"的行为应当符合仁义的价值、礼仪的规范。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得仁知礼。

孔子又提出"君子"这个词，作为人生的模范。君子原本指封建制度下的贵族阶级，孔子所说君子之意有了转化，常用来指品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能尽人道的人。这种转化的基础在于君子是受人尊敬的有较高社会地位、承当社会主导责任的人。春秋时代，贵族社会的逐步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君子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说法很多，较为笼统，无条理清晰的分类。这或许正显示了君子概念的转换过程。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是说君子（贵族阶级）与小人之别，在于君子者能仁，小人根本无"仁"的资格。但也开始把君子与仁联系在一起。又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言及君子与小人品性不同。比较重要的规定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所谓君子，《论语》中亦同于时用的"士"的规定，"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君子、士即"成人"之"人"，乃是仁的体现者，礼的遵行者。孔子对这些内涵本不相同的概念的混用，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系统的构铸过程。君子当有三戒、三畏、九思。（《季氏》）这些品质的获得必须通过学习礼乐及圣人之言、之行和修已、克已等途径。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君子作为道德主体，从来就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不是世界的中心及行动的根本目的，而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是"关系"中的一点，既不体现个人中心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把历史的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稳定平衡的控制机制沟通互动的关键。

一方面，孔子极重视自我实现问题。"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已"即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孔子一贯"以古非今"，"古"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形态，以"为人"反托"为已"，意味着将评价的标准转向自我。为已之学的提出是孔子儒学的一大特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从文化创造的意义上确认了人的自由与能动性。由此而生发的华夏文化精神乃是对自我努力的乐观自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在道德实践中，抑或是在德性涵养中，自我都起着主导的作用，主体是否遵循仁道原则来塑造自己，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身的努力，而非外部力量。孔子说："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里仁》）

另一方面，自我实现又非排斥他人及社会的封闭观念。自我价值的自主选择及实现本身就包含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并通过"忠恕"的思想，使道德主体与社会整体进行沟通。《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胡适认为，"一以贯之"之道的"忠恕"不仅是"尽已之心，推已及人"的人生哲学，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的方法论。应当说是极有见地的。自我构成了整个行为的出发点，但又不能停留在立已、达已之上，不是要培养独特的个性，而应推已及人而至立人、达人。可以说，立人、达人正是立已、达已的内容与目的，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已之域而指向群体，这便达到了仁的境界。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仅从方法论上看，忠恕之道即是一种"外化"，近于后来的大乘佛学的自渡渡人，尽管成人与成佛的内涵完全不同。

所谓"修已"，即是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群体的整体规则、制度相协调并促进其发展；一是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性即与构成文化模式的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的认同和主动性的创造，是把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所蕴含的美好道德"内化"为自我品性，并通过个人努力与"忠恕"的观念，推已及人，把文化价值系统社会化、具体化、体制化，并为社会整体的维护与发展提供整合力量。内在品性的培养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及其"内化"是循礼。内外互动也显示了孔子思想既非后世腐儒的自我封闭，亦非自我的扩张。以"仁"为总体抽象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以"礼"为总体象征的社会化规范系统在此相衔结并相互影响与推动。对作为行动者的"君子"、"士"、"仁者"的规定也构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格系统，成为推动文化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一定要寻求孔子思想的核心，不如说这个没有定名的孔子心目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精神。

君子修已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概念是"仁"。"仁"在孔子思想中毫无疑问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孔子并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不同的具体情境下的对话及对人物事件的评论进行限定与论述，从而使抽象的概念指向具体的事物与现世生活。因而就"仁"的每一次论述都不能作为孔子关于仁的全部认识与定义。比如，《论语·阳货》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对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换句话说，君子、士人通过学习与修养具备了某些品性，便能"先难而后获"、（《雍也》）"其言也訒"，（《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或者"刚毅、木讷"，（《子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能"克已复礼"。甚而至于"民受其赐"（《宪问》）,为正义而"杀身成仁"。（《卫灵公》）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此话甚是。"仁"本意有美、完备之意，孔子把它提升为代表一切美好的品德及文化价值与传统信仰的普遍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具体的道德观念。程颢是这样理解"仁"的："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近是。冯友兰也认为"仁人"即"全德之人"，释为"Perfect Virtue"。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能够在循礼的过程中被内化为行动者（仁者）的内在品性，指导与调整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使其达到或近于一种期望中的社会角色。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爱人"，（《颜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儒学的象征。另一方面，孔子当时针对不同弟子不同情境下的发问，有具体的行为指向，这些答复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及知识、文化、信仰的基础相关的，并不具普遍意义。孔子也未曾有意把这些当作万世不易之箴言。后世学者或由于迷信，或因惑于论述之繁复，或引一点阐发深意而不及其余，或混于德、礼等概念而不知其本来。

"礼"是孔子思想中又一极其重要的概念。礼本来是一种民族内部自然形成的包括禁忌在内的习俗与外在规范，但自形成时起便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的整合功能。周礼也是从周氏族习俗演化而来，在政治领域的扩展中，结合了包括夏、商诸部族在内的各地各部的礼俗，趋向政治化、伦理化并逐渐繁复。它不是个人主观塑造的结果，而是历史和文化演进的结果，儒家所称的五礼，即吉、凶、宾、军、嘉，都是些具体的礼仪，并非由为政者或思想者所人为创设，乃是与氏族的形成、扩展同时形成的代替权力维持的一种秩序。"周公制礼作乐"一方面显示了周公在礼乐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儒家造圣运动的产物。而周公的主要作用恐怕还在于以武功助周礼达于四境，即以周礼整一华夏，形成广大区域内的新秩序。根据西周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大约到西周中期，周礼才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可见，礼的发展即是秩序的形成。

冯友兰认为，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但我们可以想象：对祖先没有感情的人也会行礼。这时，行礼是价值认同和融入社会的方式。孔子眼中的周礼乃是一种社会的文明与秩序，能够成德成义、教训正俗、决疑息争，使上下有序，具有节制情感、欲望、安份守已的社会功能。因而，孔子极重视礼的层次，提升礼乐文化中的文化价值内涵，主张学礼、知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并著《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语）

礼制与礼仪在形成与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总是体现了某些仁的原则。通常来讲，仁以礼的形式体现出来才是适度的，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社会的文化价值与信仰能够由于人的行动外化为礼制，纯粹的礼仪制度是没有意义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只有达到了仁的境界，有了仁的内在，才会真正在实践中规范人们的行为，"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而人在遵循传统礼制及其发展的过程中，也继承着礼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仁与义，都是孔子理想价值所具有的内在的重要品质。义者宜也，即是当然、应该之意，至孟子时，常并讲仁义。"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下》）两者从根本上是一样的。礼制是相对于仁、义、敬诸德，是外在的，必须与仁的内容相合才有意义。但是，并非先有仁而后有礼，而是有仁者须有礼节之，知礼者、"复礼"者也可以得仁。两者互动的桥梁便是"成人"或"君子"的"修己"。在孔子思想中，君子、仁和礼是相互规定的，三个层次的互动便是人的发展、社会秩序的均衡趋向与文化精神的演进。

四

孔子儒学是仁学，也是礼学，更主要的是人学。仁、礼、人（即君子、士或成人）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三个层次、三个系统的三极，互相影响，互为条件。自古及今，在中国哲学中喜强分体用、道器。如果非如此不能理解的话，那么，以仁为道，则礼为载道之器，以礼为道，则人为载道之器，以人为道，则仁为载道之器。三个系统互为道器，互为体用。

但我们必须清楚，三个系统间相互影响、促进的状态只是先秦儒学的一种理想的均衡状态。孔子也明白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与理想间的差距，礼制与礼仪并不全部也不时时体现"仁"道的价值观，因而并非不可以有所改进与"损益"，仁道的精神也并非时时以"合礼"的形式表现出来，两者也有不一致的情形。《论语》中记载孔子对管仲的评价："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管仲在孔子眼里是不知礼的，但"如其仁"。尽管小礼节不能遵守，但他的"行动"达到了维护华夏文明与价值的统一与不灭的效果，引导社会走向有序，这其实便是礼的达成，应而也是达到了仁者所能的境界。这是一种解释，矛盾依然存在。孔子思想并不构成严密完整的逻辑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中存在的矛盾与隐晦之处正显示了孔子思想体系之于后学的开放性。

孔子本人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变革中或许是保守的，或者是中庸的而非激进的，但他的思想体系却是开放的，孔子也认识到社会的变化发展与礼制的变革，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孔子思想体系中的社会结构体系、文化价值信仰体系与人格体系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相互可以构成一个更广泛的文明结构。对理想人格、理想的大同社会和完善价值的追求是社会趋于有序、均衡的内在动力。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屡次大动乱之后的重建与文化信仰的重构莫不赖于儒家思想的这种稳定性与有序性，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之一。

孔子思想的"保守性"与其思想追求有序性本身有关，因为有序即是稳定，必然带来一定的保守性，但更主要的是一个解释学问题。我们不能让孔子承当整个思想史乃至中国历史的责任。从《论语》的记述来看，孔子是要恢复周礼的，似乎是顽固保守的，甚至有人考证出他是要恢复奴隶制度。其实，孔子是在一个无序的时代追求理想中的有序社会，他心目中的西周理想社会与历史上真实的西周大不相同，是在溯古中创新。比如，孔子对许多问题并未涉及，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真正态度，然而有些问题并非不知或者没有过思考，而是故意的"不语""罕言"，以示其思想转换的方向，亦或另有深意。《论语》里多有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孔子对许多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问题"不语""罕言"，其态度体现了他对周文化的内在把握，对当时流行的某些思想观念及信仰采取淡漠回避态度正是开拙新话题、进行论题转换的一种方式。康有为论孔子"托古改制"并非全然是空穴来风，其实大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