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应该和女友怎么过？

七夕节，又称七巧节、七姐节、女儿节、乞巧节、七娘会、七夕祭、牛公牛婆日、巧夕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七夕节由星宿崇拜衍化而来，为传统意义上的七姐诞，因拜祭“七姐”活动在七月七晩上举行，故名“七夕”。经历史发展，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爱情传说，使其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从而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在当代更是产生了“中国情人节”的文化含义。

节日习俗

拜织女

七夕拜织女，于案前焚香礼拜后，大家一起围坐在桌前，一面吃花生，瓜子，一面朝着织女星座，默念自己的心事。如少女们希望长得漂亮或嫁个如意郎、**们希望早生贵子等，都可以向织女星默祷。

对月穿针

对月穿针是指七月初七这天傍晚，家家户户都把庭院清扫干净，年轻妇女和姑娘们先要向织女星虔诚跪拜，乞求织女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然后，她们把事先准备好的五彩丝线和七根银针拿出来，对月穿针，谁先把七根针穿完，就预示着将来她能成为巧手女。

乞求姻缘

银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神话里，喜鹊搭桥，牛郎织女在这一天相聚，他们深情相望，充满诗情画意。女生在这一天，月下观星，朝天祭拜；虔诚地乞求织女神赋予她们聪慧的巧手，祈求自己能够得到美满爱情的姻缘巧配。

储七夕水

“七夕水”亦称“七月七水”，据说“七夕水”有神奇的功能，久储不变、可以治疗烫伤、去除疮毒等。民间传说，七月七日晨，仙女要下凡洗澡，用其洗澡水可避邪治病延寿；所以，人们在七夕这天早晨会去河边取水，取回后用新瓮盛起来，待日后使用。

种生求子

在七夕前几天，先在小木板上敷一层土，播下粟米的种子，让它生出绿油油的嫩苗，再摆一些小茅屋、花木在上面，做成田舍人家小村落的模样，称为“壳板”，或将绿豆、小豆、小麦等浸于磁碗中，等它长出敷寸的芽，再以红、蓝丝绳扎成一束，称为“种生”，又叫“五生盆”或“生花盆”。南方各地也称为“泡巧”，将长出的豆芽称为巧芽，甚至以巧芽取代针，抛在水面乞巧。这是古人求子的仪式，也是得子得福的祈愿。

结红头绳

结红头绳，七夕风俗之一，据说如果家里如有体弱多病的孩子，家长们常在此日将红头绳结七个结，戴在孩子脖子上，祈求上天保佑孩子健康长寿。

拜魁星

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叫魁星，又称魁首。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所说的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在古代学子心目中，魁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俗传七月七日是魁星的生日，魁星文事，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特别崇敬魁星，所以在七夕这天拜祭，祈求他保佑自己考运亨通。

节日饮食

七夕节的饮食风俗，各地不尽相同，一般都称其为吃巧食。一个“巧”字形象地道出了七夕食俗的独特之处，表达出了人们追求心灵手巧、合家安康、生活美满的美好愿望。

巧果

七夕乞巧的应节食品，以巧果最为有名。巧果又叫“乞巧果子”，款式极多。“乞巧果子”是七夕节的传统祭品和美点。七夕晚上人们把“乞巧果子”端到庭院，全家人围坐，品尝做“巧果”人的手艺。

酥糖

在我国一些地方的糕点铺，这一天还要制作一些织女形象的酥糖，俗称“巧人”“巧酥”，出售时又称为“送巧人”，民间认为，吃了这种“酥糖”的人会变得心灵手巧。

巧巧饭

所谓的巧巧饭，就是七位姑娘包饺子吃，七这个数字又称为“巧七”，故把七夕节七位姑娘包的水饺称为“巧巧饭”。还要在饺子里面分别包入一枚铜钱、一根红线、一个红枣，吃到铜钱的姑娘将来就有福，吃到红线的姑娘会心灵手巧，吃到红枣的姑娘会早遇到爱人，早早结婚。

说说自己，七夕情人节当天,选择和女友一起去超市购买食材,亲手为对方做一道菜,享受两人一起下厨的时光。

晚餐后一起追剧或者看**。

华夏第二个黄金时代二十年后，进入七世纪五十年代，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在唐王朝宫廷中站起。

这个女人就是武曌（zhào）武则天。

一、武则天用54年的时间登上皇帝宝座

武则天13岁时，被选入皇宫，之后被列为李世民大帝的姬妾之一。

唐王朝初期的皇宫姬妾，有十九级： 惠妃、淑妃、德妃、贤妃、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捷好、美人、才人、宝林、御女、采女。

武则天是第十六级的“才人”，而“才人”同时有九人之多，她不过九人中的一人，那是一个绝望的位置。武则天26岁的那一年，即649年，李世民逝世，依照皇家规定，已故皇帝的姬妾，都要出家削发为尼，在空门青灯之下，寂寞的各终天年。

李世民的姬妾都被送到长安的感业寺，武则天自然也在其中，这更是一个更绝望的位置。然而，命运之神施给她恩典。五年后的654年，继任皇帝 李治 跟他的妻子 王皇后 ，到感业寺进香。

李治当太子时曾对武则天的美色垂涎三尺。现在，他在尼姑行列中看到武则天，武则天当然也看到他，但今已非昔比，她流下眼泪，李治也流下眼泪。这一切被王皇后收入眼底，王皇后那时正跟李治的另一位姬妾 萧淑妃 争宠，于是把武则天接回皇宫，想用她帮助自己打击萧淑妃。

武则天的嘴可以流出蜜来，使王皇后待她如同姐妹，竭力推荐给李治。

654年时，李治27岁，武则天已31岁，比李治大4岁。 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年轻男人，一旦落到一个备尝风霜，充满机心，年龄又成熟了的美丽女人之手，就好像一只苍蝇落到蜘蛛网上，除了粉身碎骨外，很难逃生。 仅仅几个月工夫，李治就成为她掌中玩物。

武则天遂开始她第一个目标：皇后宝座。

655年，武则天把她刚生下来的女儿亲手扼死，然后诬陷是王皇后下的毒手。这个杀女案不久就发展成为王皇后与她的家人以及萧淑妃也参加的，图谋对李治不利的谋反案，兴起宫廷大狱。结果把王皇后、萧淑妃各打一百棍，砍断手足，再投到酒缸，听她们衷号而死。不久后， 李治正式册封武则天当皇后，距她离开感业寺只有一年七个月，攻势之凌厉与无情，使人惊骇。

武则天完成第一个目标后，接着追求第二个目标：权力。 这当然需要非凡的设计与耐心。李治头部经常剧痛，双目不能睁开。武则天就跟李治同时出现在金銮殿上，听取大臣报告，并由武则天裁决，政府官员称她们夫妇为“二圣”，政府的控制权遂无声无息地滑到武则天手中。 武则天所需要的是李治这样不生不死痛苦地活下去，使她有充分的时间铲除反对她的人，并埋伏下自己的力量。 然而李治活得未免太久，他在位35年，到683年才死。

武则天后来对李治厌恶入骨，但她能控制自己，没有谋杀他，这是她绝顶聪明的地方。 李治死后，武则天所生的第三子 李显 继位，只有三个月，武则天就把他罢黜，立她所生的第四子 李旦 当皇帝，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李旦完全成为木偶。

这样维持了七年，到690年，武则天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再把李旦罢黜，自己坐上皇帝的宝座。 唐王朝，这个声势煊赫，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被武则天不动声色地取消。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她建立的王朝称周王朝（史称南周或武周）。

武则天是一个杰出的女人，具有绝顶的才干和智慧，她苦心孤诣28年才当上皇太后，再苦心孤诣7年才当上皇帝，那时已是67岁的老太婆了。 在那个时代，可以想象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她，李姓皇族和政府全体官员，以及当时的儒家学派礼教社会，无一不拒绝一个女人担任皇帝。所以武则天用她自己的方法保护她的王朝，即任用醋吏，无情而扩大地执行冤狱政策，做大规模但表面合法的屠杀。凡是反对她的人，或被认为反对她的人，以及酷吏所网罗的人，一律用法律判决他们谋反，连同家属或家族，一并处斩。包括李治的舅父 长孙无忌 （李治所以能立为太子，完全是舅父之力）和武则天亲生的两个儿子——长子 李弘 、次子 李贤 。而且连武则天的嫡亲孙儿，也都被这位应该是慈祥的老祖母鞭死。

——只有无限权力才有如此猛烈的毒性，使一个母亲和祖母疯狂成武则天这种样子。

二、酷吏与酷刑

武周王朝政权是一个赤裸裸的特务政权，建立在酷吏主持的诏狱系统之上。名义上是武则天在统治，实际上是酷吏集团在统治。

法律的好坏，不在“法条”的本身，而在“诉讼法”的执行。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如何确定犯罪。唐王朝的法律，是中国各王朝法律中最完善的一种，但因中国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念，所以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唐律》自不例外。于是酷吏的酷刑就代替诉讼法，法官在侦查报告时，不追求事实，只追求口供。一个人明知道一旦诬陷谋反，即将全族被屠，而仍“坦承不讳”“自动招认”，这便是酷吏的功能。

武则天所组成的酷吏集团，最有名的可举出下列数人；

来俊臣 ，武则天最亲信的助手之一，在他当权时，除了武则天自己和武姓亲属外，所有政府官员和牵连所及的民众，都在他的刑事诉讼法——酷刑之下发抖。任何人（包括亲王、宰相）只要由来俊臣逮捕审讯，很少能活着走出狱门。他审讯被告时所用的酷刑，仅只“枷”一项，就有十种使人心悸的名号： 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 著即承 、失魄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

其他酷刑，也各有名称，而且美丽香艳，充分表示对人性尊严的摧折和戏弄。如 凤凰展翅 ：把被告手足绑上短木，像扭绞绳索一祥地扭绞双臂。 驴驹拔撅 ：把被告绑到柱子上，用绳子系着颈项，向前牵引，如果不及时招认，脖子就会被拉断。 仙人献果 ：教被告赤裸着身体跪在碎瓦砾上，双手捧枷，举过头顶。 玉女登梯 ：教被告爬上高梯，用绳子拴着脖子，向背后牵引，或窒息而死，或跌下摔死。

来俊臣不仅是实行家，还是理论家。他著有《罗织经》一书，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经上指示的程序有七：

先确定对象。

由特务们从四面八方向有关机关或当权人物，发出告密信件或检举信件。

等候有关机关或当权人物把这些信件，交下调查（事情发展到此，对象的命运已经确定。也可以说，当酷史在确定对象时，对象的命运就已经确定，因为那些涉及到谋反叛国巨案的信件，不可能不交下来）。

根据这些交下来的信件，把对象逮捕审讯。

审讯时施用酷刑，取得理想的口供。——注意的是，如果拒绝招认而死于酷刑之下，就又多了另一个罪名：“畏罪自杀”。被告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招认，一是死于酷刑之下。事实上并不需要对每一个被告都施酷刑，如宰相 狄仁杰 等，没有受到拷打就完全“招供”了——只教他知道如果不合作将发生什么，效果相同。

审讯时教被告们在口供中互相牵引，并向外扩大，人数多寡和范围大小，由当权人物或酷史决定。

把被告口供整理编撰，使互相吻合，毫无破绽。于是，程序完成，一件谋反叛国巨案，宣告破获。

索元礼 ，武则天情夫之一的 薛怀义 的干爹，所以最得信任。他最大的本领是，只几天工夫，就可以从一个被告牵引出一千个被告。被告交给他，跟交给来俊臣一样，百死一生。他发明一种特制的铁笼，教被告把头伸到里面，而里面钉满铁针。有时他把被告倒悬起来，在头部系上石头，使它下坠。有时用醋汁灌被告的鼻孔，直到招认或被窒息而死。有时用铁圈套到被告头上，在缝隙中打入木楔，直到招认或脑浆崩裂。

侯思止 ，一个不识字的法官，他对武则天说：“我虽然不识字，可是我忠心除奸。”武则天很欣赏他。侯思止以审讯宰相 魏元忠 一案而闻名，当魏元忠拒绝承认谋反时，他认为魏元忠空言狡辩，把魏元忠双足缚住，在地上倒拖。

周兴 ，他当权的时间很短，但在冤狱史上的地位却非常重要。有一天，武则天把一件密告周兴谋反的检举信件交给来俊臣调查。来俊臣跟周兴是最好的朋友，而且那一天二人又恰恰在一起共进午餐。任何人都以为来俊臣一定会为他的好友昭雪，但这是不懂特务本质的人的想法。

特务的本质是互相吞噬的，对越是要好的朋友越加残忍，用以表示自己的清白与忠贞。 来俊臣问周兴说：“有一个被告，态度非常顽强，不肯承认谋反，最好用什么办法对付他？”

周兴说：“简单的很，把他装到大瓮（缸）里，四周燃起炭火，他就非承认不可。”

来俊臣教人如法布置妥当后，对周兴说：“有人告兄台谋反，我奉命调查，请君入瓮。”

周兴的尴尬与狼狈，以及结局，是可以推断的。从此，“请君入瓮”一语，成为中国最有名的成语之一。

三、武周谢幕　

武则天的周王朝先天的注定它无法通过瓶颈，那就是，武则天没有能力解决继承人问题。如果把帝位传给儿子，帝位本就是夺自儿子的，不过物归原主，武周王朝一定消灭。

如果传给侄儿，当然可以保存武周王朝，但在感情上儿子总是血亲，而且武则天只是一个野心家，当了皇帝，已心满意足，她并没有高级的政治理想，要建立一个武姓世袭帝国。

更有一个原因，她也怕传给侄儿会激起强烈地反对。分歧复杂的原因使武则天不能下定决心，她知道人们都在等待着她的死亡，以便恢复正常。 她唯一的办法是命李姓子弟跟武姓子弟到神庙盟誓，互不杀害。

武则天也知道这种办法不过瞎胡闹，但她已经计穷。就在她处于极端困难时，发生政变。

705年，宰相 张柬之 奉迎李显复位，派兵把武则天逐回皇太后应该居住的上阳宫。武则天已82岁，受不住这一生中最后的当头一棒，狼狈回到上阳宫后即一命呜呼。武周王朝自然随之而去，它在历史上出现短短16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一部酷吏罗织罪名的《罗织经》。

唐王朝中断了14年之后，于此复国。然而，李显跟他老爹李治一样的昏庸，复辟不久，他的妻子 韦皇后 就效法婆母武则天往年故事，跟李显同时出现在金銮殿上听政。并且跟武则天的侄儿之一的 武三思 私通，把武姓家族置于新政府的保护之下，帮助李显复国的张柬之等一批忠心耿耿的大臣，反而被祭起“诬以谋反”的法宝，落在酷吏之手，全部处死。众人所期望的中兴气象，完全落空。

当权人物除了武姓戚族（不久以前还是皇族）外一又多出了韦姓戚族。尤其是李显最宠爱的小女儿 安乐公主 ，她跟她母亲韦皇后，公开招权纳贿，把国家官爵，分别标定价格，县长若干，州长（刺史）若干，公开兜售，价款缴足，母女就用皇帝名义，通知中书省发布人事命令，这种官员，当时称为“斜封官”——皇帝下达中书省的谕旨，都斜着封口，表示不必再交门下省审查。

安乐公主经常把诏书写好，用手遮住内容，请老爹签名。李显爱女心切，竟然也不看到底写些什么，签名了事。然而，事情不能到此为上，韦皇后希望丈夫早日死掉，以便她步婆母武则天的后尘，也当女皇帝。安乐公主要求父亲立她为皇太女，李显知道大臣们不会接受这个决定，不肯答应。于是女儿也希望老爹早日死掉，母亲当女皇帝时，她就可成为合法的继承人。

权力欲望使母女丧失人性，710年，她们把毒药放到李显吃的馅饼里，这个老实的好丈夫好父亲，竟死在爱妻爱女之手。他死之后，韦皇后没有亲生儿子，就立李显跟姬妾生的一位16岁的儿子 李重茂 继位，而由她以皇太后的身份主持国政。

他们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武则天布置她的势力费去20余年工夫，还不敢动谋杀念头，而韦皇后只在短短的6年后，在没有完全控制住局势之前，就把自己的能源切断。第六世纪北魏帝国胡太后所面临的大风暴局面，重新出现。母女们只高兴了19天，李显的侄儿 李隆基 就率领禁卫军冲入皇宫，韦皇后被杀，27岁的美丽**安乐公主正在对镜梳妆，变兵大刀一挥，人头与宝镜同时落地。

李隆基的父亲李旦，是李显的胞弟，曾在母亲武则天手下当过7年的傀儡皇帝。李隆基发动政变时，他不知道。等到知道时，政变已经成功。于是把李重茂逐下宝座，由李旦继位。两年后（712年），李旦把帝位传给李隆基。

李旦是一个淡泊的人，对权力名位不太在意。但他的妹妹，也是武则天唯一的女儿 太平公主 ，却完全遗传了老娘的坚强性格，对政治充满野心。李旦在位时，她通过哥哥的手，控制政府，当时七个宰相，其中五个是太平公主的党羽。李隆基上台后，她发觉这位年轻的侄儿不太顺眼，计划另立别的侄儿。李隆基察觉到这个阴谋，713年，他先下手为强，在首都长安戒严，展开大规模逮捕整肃，这位姑母只好自杀。

一连串宫廷政变，延续9年，局势才定。接下来是由李隆基打造的唐明皇盛世，史称开元盛世。 只可惜的是，李隆基在位的时间太久，几占去八世纪的一半，他的聪明才智，随着他的年龄日老而日渐消失。八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在他手中结束。中国经130年的超级强大，又走上了下坡路。

四、两洋海上交通

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在酷吏酷刑和一连串宫廷政变阴影下，仍然继续。

我们必须了解，酷吏酷刑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常态。纪元前一世纪路温舒所指出的现象，一直存在，并没有改善。来俊臣之流的手段，并不能跳出这个传统范畴。在儒家学派政治制度下，“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刑罚只是专为平民而设，不可用来对付士大夫。所以任凭路温舒怎么为平民呼吁，士大夫并不注意，因为自信自己并没有被政府酷吏苦刑拷打的危险。武则天一下子用它来广泛地对付士大夫，士大夫才震惊哀号，奔走相告。所以酷吏酷刑对士大夫的影响大，对平民的影响小，社会结构如故。至于宫廷政变，更只限于宫廷。平民对谁当皇帝，既无力量干预，也无兴趣过问，社会的发展与运行也如故。所以黄金时代并没有中断，并且在李隆基建立一个安定的政府后，更为蓬勃兴旺。

首先是两洋海上交通，进入一个新纪元。

西洋方面 ，指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最早开始于公元二世纪166年（东汉延熹九年），罗马帝国的一位使臣，曾到日南（越南东河），声称奉罗马皇帝 安东尼 差遣，向中国皇帝致送象牙、犀牛角等礼物。这可能是商人的噱头，借此进行贸易，但他却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由海道到中国的西洋人士。

第二位是公元三世纪226年（曹魏时期），罗马帝国商人 秦伦 乘船到交趾郡（越南河内），交趾郡的郡长（太守）把他送到当时东吴帝国的首都建业（江苏南京），觐见当时的东吴王孙权。

中国人什么时候由海道前往西方，没有记录。但没有记录，并不是没有事迹，茫茫大海中，既有人冒险寻觅出一条航路，这条航路自不可能私藏，商人循迹往返贸易，应在意料之中。但定期航行，却延迟到公元八世纪盛唐时期，才正式大开。

中国沿海几个最大港口，如交州（越南河内）、广州（广东广州）、泉州（福建泉州）、明州（浙江宁波），都是跟西洋大规模通航下的产物。而诸港口中，又以广州为集散地。前往西洋（东南亚、印度）的商船，先由中国其他各小港口集中广州，做最后一次饮水食粮补充，然后出发。由西洋到中国的商船，也先到广州，再北上其他港口。

远洋船舶与近海船舶，构造不同，船员需要特殊技能。而当时阿拉伯帝国商船队，靠此两者掌握海上商业霸权。广州港内挤满了阿拉伯船舶，中国商船只能屈居第二位。另外还有南海商船（马来亚半岛诸国）、波斯商船（阿拉伯帝国属地）、昆仑商船（非洲东岸诸国）、师子国商船（锡兰岛）、婆罗门商船（印度次大陆诸国）。

为了处理这些商船的停泊供应，以及商品贸易和人员管理，唐玄宗开元间，在广州设立一个机构，名“市舶司”，首长称“市舶司使”，由广州地方首长（岭南战区节度使——节度使）兼任。

当时定期航运，有下列六线：

广州——波斯（伊朗）

广州——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

广州——亚丁（阿拉伯帝国本土）

广州——师子国（锡兰岛）

广州——南海（马来亚半岛）

广州——闍婆（爪哇）

中国跟东洋海上交通，指朝鲜半岛、日本、琉求。

朝鲜半岛航线。 这是中国对外最早，海程最短的航线。在有文字记载前，就已开辟。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只隔一道黄海，从中国辽东半岛或山东半岛任何一个港口出发，都可以毫无困难的到达朝鲜，实际上与内海航行，无太大差别。

日本航线。 中国与日本交通，远落在朝鲜半岛之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遣使节 徐福 率领童男童女三千人，前往日本（蓬莱）求不死药。这个第一批前往日本的庞大探险队不再返国的影响之一是，中日间航线不能马上建立。直至东汉时期的公元57年，日本列岛上诸国之一的倭国，派遣使节到中国朝贡，东汉皇帝刘秀特别封它的酋长当国王，并颁发给他一个“汉倭奴国主”玉印。自此以后，商人来往渐多。到了公元八世纪时，已有两条航道：一由山东半岛成山角（山东荣成）出发，沿朝鲜半岛南端，到达日本九洲岛北部肥前。一由明州（浙江宁波）出发，到达日本九洲岛南部长崎。

琉求航线。 琉求（琉球群岛）是一个比日本还古老的王国，最初名“夷邪久国”。公元三世纪时，中国遥称它为“夷洲”，而遥称日本为“禀洲”。230年，三国时代东吴帝国皇帝孙权派遣大将 卫温 东征禀洲（日本）。卫温到了夷洲（琉球）后，不敢再进，捞掠数千琉求人而返。从明州（浙江宁波）到日本，顺风顺流时，三日三夜可到。从福州（福建福州）到琉求，顺风顺流时，五日五夜可到，有时三日三夜也可以到。但从这两个港口，由陆路去首都长安，步行至少也要一个月。

——有一件事需要注意，台湾岛比琉球约大四十倍，而且距大陆更近，但中国直到十四世纪，还没有把它发掘出来，只知道有这么一块陆地，陆地上有生番而已。在航向琉球途中，有时可以望见台湾的山峰，所以遥称台湾为“小琉球”，有时又称为“毗舍耶国”，但始终没有觅出一条航路。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台湾海峡只有南北海流，而无东西海流。只有南北季风，而无东西季风。帆船时代，很难横断航行。即令船舶损坏，失去控制，也只会北漂到琉球，南漂到越南，反而不容易漂到台湾。当然，据记载，东吴大将卫温曾无意中到过台湾，但也没有引起过多注意。

五、工商业都市兴起

第七、八世纪两百年间，地球上有三大超级强国：位于南欧的是 东罗马帝国 ；位于西南亚的是 阿拉伯帝国 ；位于东亚的是万年不倒翁的中华帝国—— 大唐 时期。中国与罗马因地理相隔，不易接触，但跟阿拉伯帝国和阿拉伯以东地区诸国，却有陆海两路频繁的交通。商业繁盛必然促使新兴都市的崛起，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福州、明州之外，在内陆还有洪州（江西南昌）、扬州（江苏扬州）。在西面则有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益州（四川成都）。都市中的都市，自然是首都长安，陪都洛阳。

以广州为例，可以了解当时都市的形态。广州一地，仅西洋侨民（大多数是阿拉伯人），估计总在20万人以上，他们居住在一起，单独成为一个社区，社区内街道纵横，完全阿拉伯式建筑。有自己的行政管理，并使用自己的法律，只在跟中国人发生争执时，才由中国政府用中国法律裁决。这好像是不平等条约下的领事裁判权，但不同的是，这种特权是中国政府主动授予的。

西洋人到广州后，往往继续向内陆深入，以求更厚的利润。于是分为两道，一道由陆路北上，经大庾岭到洪州（江西南昌）。另一道由海路前往沿海其他港口，或从长江到扬州。

扬州是杨广被绞死的地方，西洋侨民估计至少有数万人，商船、酒店、旅邸，以及以美色闻名的妓女，使扬州成为被羡慕的天堂和诗人赞美的主题。唐朝诗人张祐有诗：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神仙，指妓女，形容妓女美如神仙。

唐朝诗人杜牧也有关于扬州的诗：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另有唐朝诗人徐凝诗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显示出扬州这个商埠的纸醉金迷。

但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不在东南，而在西北。河西走廊在大分裂时代，兵马踏践，荒凉不堪。自隋朝全国统一后，因与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以及更西诸国的交通恢复，水利建设跟着发达，遂成为一个广大的黄金走廊，稻麦稼禾，青葱千里，人给户足，以致谚语说：“古凉州，甲天下。”

商业都市从敦煌到长安，一连串排列下来，像一条灿烂夺目的珠宝带。尤以敦煌为最，它同时还是一个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用各种文字，如中文、西藏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写成的佛教经卷和文学作品，在市面上流行，供应过往的各国商旅行人购买。

西南地区的成都，也是财富集中地，当时又有谚语：“扬州一、益州二。”扬州通海，是水陆码头。益州（四川成都）则纯是内陆贸易，南临新兴的南诏王国，商人们可以穿过南诏，到达印度，不过道路艰险，并不能构成贸易动脉。所以成都的繁盛显然不靠对外贸易，益州四周是一个富庶的大盆地，它本身的条件就够它发展。

首都长安，集中全国精华。它除了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外，同时还是全国商业中心。跟任何国家的首都一样，长安市民大部分是消费者，人口密集。内有东西方40余国侨民，包括远自非洲来的黑人（昆仑奴）。他们很多在长安永久居留，开设商店酒家，用西洋女子作招待（胡姬），以与中国的男性酒保竞争。他们往往跟中国人通婚，连姓氏也都中国化。大多数都操中国语文，而且有很高的文学造诣，有些人还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唐政府正式官员。如进士及第的李彦升，就是阿拉伯人。

唐朝被当时各国崇拜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两大超级强国，因为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宗教是排斥性的，只有大唐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的足迹先到中国，此外还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袄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波斯阴阳教）先后都传入中国，教堂寺院，各地林立，尤以长安为最多。

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为中国人为荣。他们来到中国之后——西洋人多为经商，东洋人多为求学，便不想再返回，千方百计地要留下。

各国派到大唐的使节，也往往不肯返回他的本国，就在长安定居，有些使节到中国已四十年之久，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从语言到文字，全盘中国化，但他在法律上仍是外国使节。公元八世纪八十年代时，这种只来不去的使节，就达4000余人。他们来的时候，中国富饶， 各国朝贡使节，一进入国境，唐政府即负责他们的饮食住宿，4000余位（而且有增无减）使节，40余年招待，使第二个黄金时代结束后的唐政府不胜负担。 782年，宰相李泌命他们选择，或仍保持他们的国籍，那就得早日回国；或放弃他们的身份，成为大唐国民。结果他们全部归化为大唐国民。

　　《刚强不阿 理性抗争——也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

　　代表汉乐府民歌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刘、焦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极具高度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死，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笔者试图通过故事当中的“遣归”、“求婚”、“合葬”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的探讨，进一步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揭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封建家长制度下，专制家长的绝对专制使得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陷入深重的痛苦，尤其是妇女受到最为惨重的迫害，从而再现刘兰芝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

　　关键词:

　　悲剧根源 探讨 封建礼教 殉情 理性抗争

　　有汉一代，辞赋盛行，诗坛一度冷落。及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出现，使文坛为之一新，大放异彩。它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崭新的形式，为我国古代诗歌增添了光彩，并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成就，它是汉末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其中，《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此诗最早见于南朝诗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后人常以诗的篇首句“孔雀东南飞”作为篇名）。这首代表汉乐府民歌艺术高峰的长篇叙事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广泛传诵，交口赞颂，被誉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叙事诗的“双璧”之一,不少学者专家的许多文章的观点，以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为原则，切中肯綮，为后代学习研究者所认同，皆已形成共识。每次读《孔雀东南飞》，常读常新，常新常想：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既然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史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同时，兰芝仲卿他们以自杀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进行有力抗争以后，两家会求合葬吗？这一系列困惑，让我更为执着地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参考文献：

　　1余冠英选注 1953 《乐府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李因笃、陈祚明等 19876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孔雀东南飞》

　　3 孙志凌 20017 《孔雀东南飞》中的三个问题 河北《语文教学之友》

　　4游国恩等 19895 《中国文学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5金伟源 19895 生不偕老·死求同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析》 华东师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