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从事创作的时间不算长,半个人生,50岁停止。他的人生就像切开的一个草莓蛋糕,一分为二,一半给自己庆生,一半留给读者甜美。
跌宕人生,随心而行,沈从文是超一流的作家,因为他借大自然的善,描摹人生的美,对美的追求影响了世间爱美之人50年。说他追求女人木讷,那是文学浪漫的铺垫,对第一次上课就一见钟情的沈从文来讲,张兆和就是他的故事,是曾经梦到的生活美。所以站在讲台美滋滋的十分钟都没说话。从此以后便是情书的大战,是用书信中文字唤醒了睡莲张开芳香。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可谓是费尽心思,给张兆和写了很多封情书,虽然张兆和也很喜欢情书里的那些文字,但是仅仅是文字,而非沈从文这个人。后来张兆和实在受不了沈从文这样的疯狂追求,于是跑到校长胡适那里去请求帮助,没想到胡适只是笑着对张兆和说:“得以看出他真的很爱你。”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两人终于修得正果。
1朱砂痣和白月光有区别的,后来才知道原来寄予希望却无法拥有的叫白月光 而拥有过却无法再拥抱的叫朱砂痣 。
2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3 后来我发现,太浓烈的东西总是不长久,应了那句话,第一眼就心动的人没法做朋友。
4“人一旦有了感情,就窝囊的不行,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回头,实际上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只要那人伸出手,你还是会跟他走。”
5宫崎骏也曾写下:你不会遇到第二个我,友情也罢,爱情也罢,失去什么都可以坦然接受,唯独失去你的时候,我差点没有缓过来。
6 “二选一的时候别选我,我不做你的备选,别无选择的时候也别选我,我不做你的被迫选择,我只要做你的例外和偏爱。”
7 我这一生失败透顶,民国三年等不到一场雨,这一生等不到一句我爱你。
——《旧梦1913》
8 小时候看觉得唐僧又躲过了一劫
长大后看才知道他是错过了一生。
——网易云热评《女儿国》
9 希望他最后娶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孩
这样他就能一直记住我
又害怕他最后会娶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孩
如果像我,为什么不是我
—— 《该》热评
10 感情有时候就是
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过程
可是我教你学会爱
不是叫你去爱别人的
——网易云音乐热评《你要的全拿走》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翠翠是个天真善良、温柔清纯的小女孩,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翠翠来到人间,便是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她爷爷把她领大,一老一少相依为命。她既是爱情的女儿,又是大自然的女儿。
在她身上“天人合一”,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翠翠身上的“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逐步表现出来的:第一阶段:翠翠爱情萌生阶段。她在小镇看龙舟初遇傩送,爱情的种子就萌芽了。第二阶段:翠翠爱情的觉悟阶段。两年后又进城看龙舟,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觉醒。 第三阶段:翠翠对爱情执着的阶段。她在爱上傩送后,没想到傩送的哥哥也爱上了她。
出于对爱情的忠贞,她明确向爷爷表示拒绝。然而,她与傩送的爱情却忽然受到严重挫折,傩送远走他乡、爷爷也死了使她一夜之间“长成大人”。最后,她像爷爷那样守住摆渡的岗位,苦恋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这些充分表现了翠翠性格坚强的一面。
扩展资料
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
《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为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沈从文的《边城》独具地方特色。他的题材、人物、自然景色、风土人情、语言,无不涂上“湘西”的标记。题材是湘西社会日常生活中摄取的;人物是湘西农村的“愚夫俗子”,一批土生土生的“乡下人”;景色更是湘西山山水水迷人的美景。
沈从文更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他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无所不有,无所不奇,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沈从文特别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一代流传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含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令人神往,令人惊叹。加上沈从文运用泥味土香十足的方言土语,这更使他的小说充满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
-边城 (沈从文著中篇小说)
沈从文——《边城》
简介
《边城》是沈从文(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因为沈从文是凤凰人,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边城就是湖南凤凰,其实不然。看《边城》的第一句:“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便有一溪••••••”,很明显,沈从文所写的“边城”名叫茶峒。翻看湘西的地图(中国地图也行)就会发现,整个凤凰县进内并没有“茶峒”这个地方。当你把视线转移到凤凰县北部的花垣县,在湖南、四川(也就是现在的重庆)、贵州的交界处,就会发现“边城”在此。也就是说,“边城”的原型是湖南省花垣县的茶峒镇,不过现在(2008年)这个镇已经改名为“边城镇”,在之前出版的地图上仍标为“茶峒”。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一户人家。独门独院里,只有爷爷老船夫和孙女翠翠两个人,还有一只颇通人性的黄狗。这一老一小便在渡船上悠然度日。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是个洒脱大方,喜欢交朋结友,且慷慨助人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像他一样豪放豁达,不拘俗套小节。老二的气质则有些像他的母亲,不爱说话,秀拔出群,叫傩送。小城里的人提起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巧的是,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先傩送一步托媒人提了亲。兄弟两人都决定把话挑明了,于是老大就把心事全告诉了弟弟,说这爱是两年前就已经植下根苗的。弟弟微笑着把话听下去,且告诉哥哥,他爱翠翠也是两年前的事,做哥哥的也着实吃了一惊……
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爷爷自然是晓得孙女的心事,却让她自己做主。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弟弟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大老唱的,大老讲实情讲出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他听说老大坐下水船出了事,淹死了……码头的船总顺顺也忘不了儿子死的原因,所以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老船夫操心着孙女的心事,后终于耐不住去问,傩送却因天保的死十分怪责老船夫,自己下桃源去了。船总顺顺也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毕竟天保是因她而死。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爷爷说,翠翠莫怕,翠翠说不怕。两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听那雨声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吓得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傩送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思想内容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神秘,赞美了边民淳良的心灵。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纯朴的人情
边城明净的风光,教化着朴实的人们。在小说中,每个人都热情诚实,人人均有古君子遗风。“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边城》第三节)美好的道德情操仍在这里发扬光大。
1.翠翠
翠翠天真善良、温柔清纯。她和外公相依为命,对外公关心备至。因为外公不理解她的心事,她就幻想出逃让外公去寻她,可是想到外公找不到她时的无奈,又为外公担心起来,为自己的想法的后果害怕自责。她爱上了傩送,感情纯洁真挚。节选部分以后,傩送远去,她又矢志不渝地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表现了她对爱的执著。
2.外公
外公保有着中国传统的美德,他对孙女翠翠亲情无限。为翠翠的亲事操心担忧,尽力促成翠翠爱情的实现。在生活上,对翠翠也是无比关怀,不让翠翠坐热石头,惟恐翠翠生病;在感情上尽力体谅翠翠的心思,翠翠忧伤寂寞时为她讲故事、说笑话、唱歌。
3.天保
天保个性豪爽、慷慨。他是船总的大儿子,却爱上了贫苦摆渡人的孙女。他知道弟弟也爱翠翠,两人唱歌“决斗”,他却因为自己先提了亲,“作哥哥的走车路占了先”,一定要弟弟先唱;弟弟“一开口”,他知道自己不是“敌手”,就很大度地成全了弟弟,充分表现了他的手足之情。后来他外出闯滩,既是为了弟弟的幸福,也是为了消解自己心中的失望和难过,“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最后意外遇难,可以说他是为了亲情和爱情而死。
孤寂的内心
作为封闭的农业文明社会的湘西,人们的身上也流露出孤寂的色彩。
1.翠翠
翠翠自幼父母双亡,内心无比孤独。虽然有外公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但是并不能真正理解她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情怀。她“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没有人能体会一个思春少女的感情,所以她感到“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她为这无奈的生活而痛哭,外公不能明白她内心的哀痛,只能哄劝她说:“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对于一个花季少女,这样的话太不切实际了。天保和傩送为了她唱歌“决斗”,她却毫不知情,只能在梦中希望爱情的实现,现实好像和她毫无相干。最后天保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忧愁而亡,她却并不能了解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只能凄凉地守着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没有人能告诉她要孤独地等到什么时候。
2.外公
外公因为女儿和女婿的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翠翠害怕地痛哭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他给孙女讲母亲的故事,更让孙女感动不已。对于天保兄弟的选择,他却没有直接告诉翠翠,反而让孙女“心中不免有点乱”。他对翠翠“温和悲悯地笑”,表现了他内心的矛盾,既爱孙女,又害怕她再走母亲的老路,却不能直接说出来。节选部分以后因天保的死造成孙女的悲剧,他又无能为力,不能向任何人求助诉说,只能撒手而去。可以说他是在孤独中死去的。
3.天保兄弟
天保喜欢翠翠,托媒被糊里糊涂地拒绝回来,他不知道翠翠喜欢傩送,傩送也喜欢翠翠。在不知情中踏入了爱情的纠葛中。最后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希望,只能孤独地离开伤心之地。最后死于意外,也许正是他孤独的归宿。
傩送也可以说孤独地追求着爱情,和哥哥的“决斗”,夜半唱情歌,却并不为心上人所知。最后也孤独地出走,不知飘泊到什么地方。
可以说,《边城》中的每个人都在孤独中挣扎着,最后“也许明天回来”不过是孤寂中的自慰罢了。
文化内涵
作者的理想是要在小说中表现“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那么“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相对于什么而言呢?
作者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
作者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
作者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重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故此,我试着谈论我的感受,沈先生的作品所弥漫出的沁人泥土味道。
边城,出这样一个名字,沈先生显然是想表现不为功利所染的淳朴风土人情。文中所出现背景和事物大都为自然物或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东西――自然和人互相握手的产物,河流,山,渡头,渡船,竹林,茅屋,小镇。文中的人也是不功利的。爷爷摆渡死不肯收钱,反而到处请人喝酒,买猪肉互相推钱,小镇里婚嫁自由,只要儿女们喜欢。即便是文中最有钱的顺顺,也是一个不十分在意钱的人,慷慨得很。而小镇里,有钱人家的儿子喜欢穷人家的姑娘,抛了门当户对的聘礼,要娶穷人家姑娘,也不是什么新闻。可见,边城,这样一个地方,是重义轻利的,不为商业气息所熏染变质。
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文中所说的寄食者(妓女)文化,也如此的与众不同。即便社会上最势利的东西的产物,小镇里最势利的角落,也因人的淳朴,也是如此的敷衍着势利,而尽力过着如此人性化的生活。甚至,楼上的歌声,也就是她的生计,可以因为河上的一个口哨,而嘎然而止。
文中处处不点出边城的不功利,人人以反功利为荣。从中透露出沈先生对此的喜爱。
下面我重点分析一下爷爷的重义轻利。孙女俩生活拮据,可爷爷却为人如此的“不爱钱”,似乎与钱有仇般,处处与钱为难。实际上,爷爷是传统的边城人思想,以不爱钱为荣。
文中几处自豪的提到茶峒人平素品德,而正因为爷爷的性格正符合茶峒人的道德观,所以为人们所推崇,提起渡船,无人不知那个豪爽老人,当然,可以说每个人都摆渡,所以知道她,但是,从文中人们对老人的熟悉和态度可以看出,人们对他性格的尊敬,甚至他去买东西,“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
文中有个细节,翠翠不愿去看热闹,要与爷爷守船时,爷爷便拿茶峒人品德去压她,以使她乖乖去玩。为什么要品德压一个女孩子呢,因为对爷爷自己,这是最具权威性的东西,所以下意识的拿来“恫吓”翠翠。
文中描述了当事情与钱发生关系时,爷爷的处理方式—-一定是互相推诿,仿佛钱是人人都不要的东西般,在这些争执里,谁要是最后占了钱的便宜,谁就是输家。这倒是让我想起了故乡的风情,有时也是如此。互相推诿前遍,来来去去没个停,有时甚至掷钱与地上,而人奔走开了。
文中也安排了几个推钱的场景,读来就如生活中发生的事般真实。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与屠夫的争执,还有一个定要留钱的摆渡客。沈先生对此类场景津津乐道,可见他对这种风情的喜爱。人人以情义为重,一不要钱为荣,这便是沈先生所念念不忘的人土风情。
但是文中也表现了重利轻义的外来文化,透露出沈先生的担忧。边城中最具“势利”性的,就是那间碾坊,而碾坊的主人出场,就是金钱相伴,她描述了夫人十分自然地从身上摸出一铜子,塞到翠翠手中,就走了,完全不解当地风情。当然,我并没有说谁的错,我是说,碾坊陪嫁,之类的事情,可以看出,王团总家,即便不是以金钱在思维,也是十分地看重金钱,并且毫不掩饰,这与边城风情,就本质的不同。
边城式的乡土气息,在外来文化的侵蚀中,到底往何处去,这是沈先生的深沉担忧,她既爱这泥土气味,憎恶重利轻义,以乡下人自居,但又看到大势必然,纯粹爷爷式的文化传统行将死去,翠翠的去向象征着这边城文化到底往何处去。其实,不论往何处去,都不是沈先生想要的,沈先生都不会以为是喜剧。嫁大老,沈先生对大老不满,嫁二老,象征着本土文化的变质,出走,则如鲁迅言,不是回来,就是堕落。以上象征,是他人观点,但十分符合沈先生的本意。但是以沈先生的性格,又不愿看到翠翠又不好的结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其实竭力呵护着他们。因此,边城以等待做结局,不让翠翠走向必然翠走向的未来。又或者,沈先生在等待更好的结局,等待拯救翠翠与本土文化且符合沈先生自己心意的方法。他让翠翠的等待留在纸上,几十几十年的等下去,希望等到翠翠好的出路。
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翠翠所象征的文化,到了今天,真的得到好的出路了吗?或许,得到了拯救,或许,只留下了残迹而已。
或许,只有沈先生的碑文永留世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
只有沈先生描绘的朴实的人的美,是必然留存下去的。或许,为先生写点悼念的话,只能写三个字。
——美永存
一、思想情感:
表达对湘西人民美好纯洁的单纯感情的赞美。例如祖孙亲情,男女爱情,村民之间朴实的情感的赞美。同时也是对这类感情的艳羡。又表达了在现代化的脚步下,山村的原生态被破坏的惋惜和遗憾以及追忆之情。
二、不同:
沈从文在生机勃勃的湘西语基础上,吸取了书面语、文言语的特长,使他的小说长句精确、曲折而富韧性,如“出货物物俱由脚天用桑水扁担压在肩膊上挑抬而来,入口货物出莫不从这地主成束成担的用人刀搬去”,短句则重感兴,活乏有灵气。
如“酽洌的烧酒,从大瓮里用木滤子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案桌上了”。
沈从文的小说从不附加词藻,文笔总是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多暗示、富情感美、色彩美,形成的是一种恬淡的语言艺术风格
三、鉴赏:
作品鉴赏
1、主题思想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边城》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
《边城》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
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
作者推重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2、艺术特色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的描绘。或展开人物的美好心灵,或揭露人物的丑恶灵魂,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
其方法多种多样:或通过对话、独白、行动、姿态、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梦境间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写、气氛渲染及周围人物的反映等侧面烘托。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
翠翠离奇的“胡思乱想”,让人感到渐渐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单寂寞,以及爱情的幼芽时心灵的躁动;翠翠“顶美顶甜”的梦境,展示出对朦胧爱情的甜蜜感受和潜意识里对爱情的向往。
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翠翠“带着娇,有点儿埋怨”地一再央求爷爷丢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边,让人感受到翠翠对爷爷的无比依恋之情。
听着爷爷唱的“那晚上听来的歌”,“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则让人感受到情窦初开的翠翠对甜美爱情的神往。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
在作者笔下,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虫声、美丽的黄昏、如银的月色……奇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又都随着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动而自然展开。
或是以黄昏的温柔、美丽和平静,反衬翠翠爱情萌动的内心的躁动、落寞和薄薄的凄凉;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雾、虫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少女爱情的纯洁和朦胧。
扩展资料
内容简介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送。
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nuó)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天保告诉傩送一年前他就爱上了翠翠,而傩送告诉天保他两年前就爱上了翠翠,天保听了后也吃了一惊。
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
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
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唱歌人是傩送,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
码头的船总顺顺因为儿子天保的死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船总顺顺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
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边城
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性和爱的讴歌。
《边城》全篇是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来表现湘西地方的风景美和人性美的。作者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淳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与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见诚挚的手足之爱。
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表现出湘西那种纯朴的人性之美。
《边城》主要内容:
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崇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她叫沈岳萌,是沈从文的九妹,一个从小被宠坏了的女孩。在沈从文那篇文章《玫瑰与九妹》中,那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会撩人又会撒娇的小女孩就是她。 让九妹像林徽因那样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沈岳萌上头有一个姐姐、七个哥哥,全家人都把她当个宝贝宠爱着。沈从文在《炉边》里说:“九妹在家中是因了一人独小而得到全家——尤其是母亲加倍的爱怜。”加上九妹的模样好,又聪明伶俐,所以也娇纵、任性。哥哥姐姐都得让着她。作为二哥的沈从文和三哥沈荃要什么夜宵或者听到外面有卖糖的人走过,想要吃时都会通过九妹的嘴向母亲提出来。沈从文特别疼爱他这个九妹。他到北京站稳脚跟后,就迫不及待把母亲和九妹接来。
那一年,九妹才15岁,长得亭亭玉立、娇媚可爱。
他为九妹考虑得很周全。在湘西大山里,一个没读过几年书的女孩子,除了嫁人哪有什么出路?他要让九妹在大都市里念书,将来做一个新女性,像才女林徽因那样名扬全国。
那时,沈从文生活十分拮据。他与胡也频、丁玲创办了一家红黑出版社,还编一本《红黑》杂志。杂志出版了几期总是收不回书款,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兄妹俩租住在一处老弄堂里,下雨天亭子间里到处漏雨。即使如此,沈从文也坚持把铺盖包到脚,坐在桌边教九妹读书。
九妹却不懂二哥的良苦用心,她整天在家睡懒觉,二哥让她写篇小说,她也写不出来。有一次,伏案写作了一宿的沈从文大发雷霆:“我这么辛苦培养你,你就不能像我一样逼自己写,哪怕写一个通宵!”九妹却委屈地哭诉:“我心里很乱,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不能总问人家借,借也借不到。”这倒让沈从文不忍心再训斥下去。
后来,沈从文被聘为上海公学的教师,又同时兼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沈从文在北京,一直生活在有好的教育背景的作家、教授和大学生中间,特别是女性朋友林徽因、凌叔华,又美丽又懂英语又是作家,他想象中九妹将来也应该和她们一样,是一个懂文学又懂外语的人。实际上,他本人也有过去外国读书的梦。他送九妹去中国公学学法语,希望让九妹代圆自己的梦。然而九妹并未像他所预期的那样,熟练自如地掌握法语,因为九妹在生活动荡中没有系统得上过学,沈从文没有考虑到九妹实际的基础,沙滩上建塔,终不能成。他转而又教她写作,她也写过几篇小说与散文,看看还不错,发表后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被宠坏了的大**
一晃,九妹二十几岁了,却无处可去,只能跟着二哥。九妹成天夹着一本书在哥哥的朋友中走来走去,俨然一个大学生的样子。她在享受一种虚荣,却没能像哥哥的朋友们一样有苦读的准备和钻研的功夫。可这时二哥沈从文不再是一个人,他成了家,有了妻子张兆和。
二哥从来都是一个单身男子,这么多年来,从北平到青岛,从香港再到上海,从来都是九妹和二哥在一起相依为命,二哥的爱只在她一个人身上。冬天天冷,她也会和二哥睡一个被窝,甚至在他怀里撒娇。
现在,一个陌生女人进了家,她和二哥睡一张床,她和二哥说悄悄话,紧接着,孩子一个个出生。九妹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尽管张兆和是个很好的女人,从来只用C调说话,实在气极了,还会用D调,但九妹还是不能接受。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事无成的九妹变得痛苦、焦虑、茫然。沈从文也替妹妹着急,看着家里出入的编辑记者、青年学生、作家教授,他开始为她物色伴侣。但也许是读了太多英法文学名著,九妹的心劲儿变得高傲,她被生活架空,成了目中无人的理想家,任何世俗的男子都很难入她的眼界。
沈从文曾给九妹介绍了一位先生,是燕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夏云,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夏云向九妹求婚,九妹认为夏云不符合她对爱人的要求,便拒绝了。
这时候一向好脾气的张兆和也忍不住抱怨九妹,你是读过几年书,但是也没有什么成就;你也长得很美,但也就是一个徒具美丽,并无多少真才实学的女子,你这样下去到底怎么办?
沈从文也越来越焦急,他到这时才发现,这些年对九妹的爱,到后来全变成一种害。
没有开花结果的爱
事情在1934年似乎出现了转机。
这一年,一个叫刘祖春的文学青年,成了沈家的常客。他迷恋沈从文的文学风格,又是沈从文的老乡。几乎每个周末,他都到沈家来。
他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当年还在湘西大山时,他偶然看过沈从文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九妹那双美丽而忧伤的眼睛,深深打动了他。他第一次来沈家,觉得九妹比照片上还要漂亮一些。
沈从文看出他的心思,在得知九妹对他印象也不错时,他高兴地撮合了两人。可是,事与愿违,刘祖春与九妹真正独处时,却始终找不到话说,大部分时间都相互沉默无语。刘祖春从北大毕业后,决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分别之时,九妹表明要与他一起去延安,却被他拒绝。刘祖春明白,革命意味着可能会抛头颅洒热血,自己死不足惜,而连累一个思想精神并未做好准备的姑娘,理智告诉他:“我没有这份权利,也没有这份勇气。”
1937年7月27日,他赶到沈家,找张兆和借20元钱作为路费。九妹见到这情形,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她望着刘祖春,脸上有惊慌,有痛苦,有惊疑,有责备。刘祖春能说什么呢?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个人的命运被时代的大力推动着。他从张兆和手里接过钱,匆匆离去,自此便成永别。九妹送刘祖春的一张相片也丢失了,但他从九妹那里借来的《堂吉诃德》英译本还保存着,成为永久的纪念。
他这一走,九妹的精神就垮了。虽然他们之间也许并不算爱情,但这是她第一次以恋爱的名义接触男子,从她的角度来说,她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在痛哭几天后,九妹变成了一个令二哥陌生的神经质女子。她脾气越发古怪,花钱如流水,没有哥哥那样俭省,沈从文第一次发现,九妹成了他的拖累。
也许永远不回来
1938年,九妹跟随沈从文全家来到昆明。沈从文为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找了个差事,然而差事可消磨闲空,却不能慰藉内心的孤独与空虚。九妹就是在这段时间迷上了佛教,许多时候她与教徒们走到一起,施舍或做别的善事。在战时的昆明,沈从文的收入远没有北京那么好,可是到了后来,九妹不仅辞去工作,还专心念经侍佛了,行起善来十分慷慨,家中好多贵重的东西都送出去了。她的阔绰行为让沈从文大为生气。战时的窘迫生活让沈从文的耐心一点点丧失——事实上,他连一家生活都难以应付。
九妹看着一天天变得陌生的二哥,想到自己的辛酸与心灵的疼痛,神情越发恍惚。
终于出事了。
在一次日本飞机轰炸过后,九妹帮别人清理完东西,回到自己的住处,却发现所有贵重物品被小偷洗劫一空,九妹大惊,随之脑子迷糊、错乱了。物件的被盗是一方面,但是那种大龄女孩所有隐私和独有空间及这个空间里的梦和美,被别人侵袭、洗劫,以致亵渎,或者说是一种强暴,对她可能是更致命的击毁。九妹再也无法承受生活的磨难与压力,突然脱掉鞋子,披头散发在大街上奔跑,又哭又笑。
九妹崩溃了,她彻底成了二哥的累赘,沈从文一再写信给几个兄弟,信里说:“九妹完全生活在空想中,还只觉得这里不美、那里不妥,与之谈事实,竟像是全无意义。我们以为最好是换移环境才有希望,正因为若不变更生活,她未必真疯,我却只有气而且急,终至于死!”
在湖南的沈家兄弟才知道,沈从文快被九妹逼疯了。很快,沈荃赶到昆明,将九妹接回了大哥住的沅陵,他们在沅陵江边,给九妹盖了一座漂亮的房子“芸庐”,让她在此休养。湘西美丽的山水并未治好九妹的心病,她总是不分白天黑夜外出,一家人经常要出去找她。终于有一年,九妹失踪了,就像沈从文在他的《边城》结尾写的那样:“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
云泥之别的人生
一直到1984年夏日的一天,一个年近40岁的陌生男子敲开了沈从文的家门。他那双忧郁的眼睛是沈从文似曾相识的。他叫莫自来,正是九妹的儿子。沈从文四年前就与外甥联系上了,只是碍于当时境况不好,未同意外甥前往投靠的要求,但他常给外甥写信、寄钱。
莫自来来到舅舅家,看着大作家沈从文敞亮的大房子,心头有了更大的落差。他以前在信中也跟舅舅诉苦,现在还是不停诉说眼下的穷、眼下的苦,他总希望得到舅舅的援助……他那种潜意识中谈话的神态,总能让沈从文看到九妹的影子。九妹骨子里有些不怎么好说的东西,看来是传给了他的。
沈从文从莫自来的嘴里,也知道了九妹后来的人生轨迹:
疯疯癫癫的九妹后来嫁给了一个相貌粗蛮的泥水匠,她的家是沅陵上的一只破船。
1959年和1960年,湘西一带饿殍载道。整日在乌宿河滩上转悠的九妹,那个当年在北京、上海、昆明都生活过的苗条、俊秀的女子,连美女张兆和嫂子也深赞其美丽的小姑,没有熬过那段日子。没有饭吃,尽吃野菜,先是浮肿,继而是瘦弱,和村里有的人一样,最后是可怜地一病不起。曾经如花似玉的九妹竟是这样一个凄凉的结局,深爱她的沈家哥哥们个个都惊骇住了。
假如九妹当初嫁给了那个文学青年刘祖春,或许后来能成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妻子;假如当初她默许了哥嫂的建议,那她也许就是燕京大学教授夏云的妻子了;假如……
民间有说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当九妹身穿旗袍,腋下夹一本小说,整天转悠在沈从文朋友圈子里的时候,她有着很好的感觉,似乎飘在了云端之上。但尘埃落定,九妹回到本来的自己的时候,她没有技术,没有学问,只能回到“泥”中,做了泥水匠的老婆。
“云”“泥”之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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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希望能有个人,在我说没事的时候,知道我不是真的没事;能有个人,在我强颜欢笑的时候,知道我不是真的开心。 @张小娴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无疑是一个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作家。他出生行伍家庭,长于湘西边域,只具在高小文化去孤身闯荡都市,而且在大家云集 的现代文坛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最后,这个有一位苗族祖母又有一位土家族母亲的乡下人,这个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没有任何文凭学位的湘西赤子还是在绝境中立定了脚跟,并且终于在文学的山冈上留下 一片美丽的森林。
沈从文一生创作颇丰,尤其在三十年代,更是创作的高峰时期,重要的代表作((边城))就诞生在这一时期。在沈从文诗意的文学长廊中,((边城))无疑是最精美的篇章。评论家司马长风说:“((边城))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或许每一位初读((边城))的人,都会为作品中所呈现的如此美的人性,如此淡的意境,如此清的氛围,如此醇的回味而已沉醉其中。
((边城)),代表着典型的湘西式的人生形式。汪曾祺称“((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在((边城))中,沈从文故意淡化情节,以清淡的散文笔调去抒写自然美。作者在描写时又是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的,这就创造出了独特的审美意境,体现了小说清新、淡远的田园牧歌情调。由于沈从文在作品中重视创作主体情绪的投入,使得((边城))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产生了一种诗化的效果。使人联想到东晋的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情景,两者都是作者在对社会现实的极端失望与不满之中对心灵深处“人性乌托邦”的建构。所不同的是,陶渊明心目中的桃花源是作者想像中的理想化世界,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茶峒则是真实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生活过的、记忆中的山山水水正是沈从文漂泊流浪的最后家园,是其最温暖的心灵寄托。他笔下所表达的游子对自然的渴望和回忆,满怀深情地描摹熟悉的田园风光,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感人的诗。作者笔下的灵山秀水其实是心灵与生命的栖所,也正是沈从文为自己设置的最后的真正精神家园。如果说沈从文的文字流露出了某种“世外”意味,那也是因为湘西这块土地一直是苗族和土家族世代杂居之地。这是一块不曾被统的儒家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这块土地曾经以它无数次的中原文化的以死相拼,才保持了自己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这里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如果不是“原始的”也是一种“原本”的生命样态,它用不着和儒家的“入世”相对立而存在。(当然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特质,它们并不可以 拿来对苗族、土家族人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境遇,做简单的“诗意化”的诠释。)也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成就了沈从文的独特。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以较多的篇幅反映了湘西人民的不幸和阶级压迫的深重,然而这些描写与揭露又大都是熔铸在民俗描写之中的。他的这些小说,没有浓烈的“火药味”,没有刀光剑影,没有使人惊心动魄的情节,更没有游离于作品之外的政治说教,而恰恰就是在这种看似轻快、充满诗意的民俗风情的笔调中,作者给我们拉开了湘西人民的帷幕。
((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下、能够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均匀,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 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在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不是不懂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丈夫〉〉描绘的是当时流行于湘西的一种典妻与卖*相结合的、腐朽的、由于经济剥削、社会黑暗造成的悲剧性恶俗。它以两性关系的商品化、于人的尊严存在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叙述了一位青年“丈夫”从乡间来到妻子“做生意”的“花船”,在一天一夜间耳闻目睹了妻子受践踏于蹂躏的生活,终于从麻木到觉醒,带着妻子返回家乡的故事。它批判了腐朽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扼杀人性的罪恶,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渴望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心声。
由于湘西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呢!它说明“许多年轻丈夫,在娶媳妇之后,把她送出来”卖身已在湘西相沿成俗。难道真是丈夫请愿,妻子自甘沉沦,让人蹂躏?作品中给蜗牛道出了原委:“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时间,既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造成了两类扭曲的人:一类是作品中的水保、巡官、士兵、他们栖身于腐朽政权的卵翼之下,无度地对劳动人民进行物质榨取,尔后又用榨取来的金钱对劳动人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和蹂躏;一类遍是如同“丈夫”一样的贫苦农民,他们倍受物质压迫和情感折磨。正是由于这双重压迫的惨重,无路可走,他们才做出了任何人都不请愿做出的事来。这是怎样一种人生啊!丈夫惦念妻子,远道而来,可职能眼看着妻子被酒鬼、恶棍践踏而却无权干涉,更无力庇护,他娶妻却无法养活她,有了家却无力维系这个家。“丈夫”的良知终于觉醒,带着妻子没有生息的离开了这个洒满泪水的地方。但是,这远没有结果,老七不是出来“求生”才由乡村来到城市的吗?现在却又回到那个“实在太穷”的地方去。这无疑是从一个火坑往另一个火坑里跳。我认为,这正是作者的用意和高明之处,他向我们昭示了一个严肃而又痛苦的社会主题,在“现代文明”的污染下,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下,人站立的大地上,哪里还有一块放得下“诺亚方舟”的净土。因此,我说,〈〈丈夫〉〉通过三十年代初向心城乡生活的真实描绘,抒写出了半殖民地的中国人生的伟大悲哀。
然而,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不仅给我们披露了湘西的落后的陋俗恶风,而且同时他又同那深情、婉转的笔调给我们摹绘了湘西的民俗美。美不是空灵的抽象物,它是具体而生动的,民俗当然亦如此。民俗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但这浓烈的民俗意识往往都是凝聚在一定的物质形式上,无论是在吃、住、行的物质生活中,还是在婚丧嫁聚、岁时节令、以及人生礼仪等事象中,民俗美的本质都存在与具体感人的审美对象中,当人们把这些风俗意象作为审美观照时,人们便会感到这些风俗事象的民俗美。
沈从文的家乡流传着许多民歌,并盛行唱山歌的风俗。在他的作品中真切地表现了着一民俗事象。《边城》中的老船夫便“提到本城人二十前唱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边地。”《长河》、《三三》、《萧萧》、《秋》、《雨后》等作品中都较多地反映了当地唱民歌的风俗,使人一进入这些作品,就如同到了家乡,领悟到一种特殊的边地风情。《雨后》中,四狗唱到:“大姐走路笑笑底,一队奶子翘翘底,心想用手摸一摸,心子只是跳跳底。”这首民歌看似轻佻,但它却是发自那个被压仰的年代的年轻人的心灵深处,是一种生命力的搏动。虽是山歌俚语,却为青年男女的恋爱生活染上了一层古老牧歌的彩晕。《边城》中,翠翠在姐夫进城,自己渡口守船时所唱的那首充满稚气的民歌更是令人难忘:“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姐莫得什么戴,耳朵上常年戴条豆芽菜。”这首不完整的民歌,恰恰在无所谓、不完整中给人一种“残缺美”,这种无意识的轻歌曼叹,唱出了翠翠面对贫富差别的现实不满,唱出了她的忧虑和愤怒。
表达男女之间真挚、炽烈爱情的情歌,在民歌中占有很重要的份量,这些情歌大多是健康、优美、动人的,湘西人民美好的向往和憧憬在其中得到了直接的表现。沈从文在描写爱情的小说中、引用了相当数量的这些民歌,如《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其中都有优美、动人的情歌同人物的激情在共同的燃烧着。这些作品中溶入民歌成分后,使得作者要极力渲染的那种边地人民的心灵美、人情美、民俗美更加浓郁了。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也没有放过这一民俗事象的描写,而是极力描摹,使其成为自己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在小说《边城》中,作者就较为细腻地描绘了湘西端午节赛龙舟中人们的装束、打扮到龙舟的形状,及其龙舟竞发的场面都刻划得细致入微。那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色的龙舟,头上和腰间缠着红布的青年浆手,那起劲的鼓声,离弦而发的长龙,还有两岸无数“观战”的人的喊呐助威,那火红得近似疯狂的抢鸭子的场面,甚至还没有尽兴的赛手们的月夜下玩上个半夜,这一切疯狂的场面,古老而健康的风俗,正反映了湘西人民的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湘西阮水一带特有的地方风情,湘西人民的粗犷放达的性格和心理,不都在这龙舟竞渡的民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吗?
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正是因为这些民族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说的风采和艺术魅力。这使我更坚信了:艺术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
沈从文对湘西人民淳朴的风俗表现了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态,这些同样在他的湘西题材的作品中有较多的表现。这可用婚时民俗来加以说明,婚时民俗是指人们在举行婚时的民俗,这种民俗各地不尽相同,自然湘西也就是它与其它地方不同的婚时民俗。在小说《雪晴》中,作者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外出打猎的青年,偶然闯入了一个正在办喜事的人家,因此,他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款待,照理说,主人晚上完全可以拒绝他的留宿,可是主人不仅安排他住下,而且还在他的枕头下放了一包金糖。原来这是主人怕客人醒来时,有所见闻,而不知忌讳信口胡说,所以用这甜甜的寸金糖来封住了嘴。哦,这是多么诙谐、多么轻松,就是这样一种风俗也那样倾心。“一切离不了象征,唯其象征,简单仪式中即充满了牧歌的情趣。”这是一幅多么动人、何其浓郁的湘西俗画,这善真、这极美,又是多么令人心往。
沈从文小说中的地域色彩,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湘西人民的悲苦与期望,这些民俗的描写和渲染,并非作家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而作的“文字游戏”,而是作家的情思所致,是与作品的整体有机结合的,它是一种气氛,一种氛围浸润中的环境,人物便在这种已经情绪化了的环境中活动、生息、创造、哀怨、抗争,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因为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正是因为这些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说的风采和艺术魅力。这使我更坚信了:艺术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白塔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有关。王**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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