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子厚的人物介绍

牛家原是甘肃人，后逃荒到山西省太原县。因家庭生活艰窘，无以为生，遂四散逃荒，并以砸碎家中仅有的一口铁锅，各执碎碴一片，作为日后重逢的凭证。后人把吉林牛家又称“砸锅牛”。牛家在东北祖辈相衍，辈次排列为“玉升麟秉章，世绍永安长”。牛家主要是从牛金玉和他两个儿子牛升云、牛升霄创业发展起来的。刚到东北时，牛金玉夫妇挑担辗转来到了吉林乌拉（今吉林市）。牛金玉夫妇通过与吉林副都统打招呼，先在小东门外开小店的侯家房后种地，开菜园子，共开了13垧地。他又和儿子们进东部山区采人参、淘砂金，饱尝了艰辛，历经了磨难。据传说，他曾得到一块“狗头金”，约有一斤七、八两重。牛家就这样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为投资工商业准备了必要条件。

吉林市背靠长白山，面临广袤的松嫩平原，处于松花江之滨，位于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长白山的很多资源，如木材、人参等特产，松嫩平原盛产的粮豆，都要以吉林为集散地，向外地发运。正因为吉林处于这样重要的交通位置，清朝康熙皇帝于1676年（康熙十五年）令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称“吉林将军”，“建木为城，倚江而居”，做反抗沙俄侵略战争的准备。经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近百年的发展，吉林已成为柳条边外第一重镇。精明的牛金玉看到吉林如此便捷而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日后发展的有利条件，遂于小东门办起了大车店，兼营油盐烟麻。这就是牛家的第一个企业。时在清乾隆末年。当时，松花江上木排很多，舟船往来，络绎不绝，使小店生意非常兴隆，越做越大，兼营的油盐烟麻店得到了扩充。1797年（嘉庆二年），正式定名为“源升庆”。据说有两层涵意：一是期盼企业升腾发达，蒸蒸日上；一是他的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有一个“升”字，大儿子叫牛升云，二儿子叫牛升霄。而“升”字侧过来看，又是“牛”字。以后，以“源升庆”为基础，派生的“买卖”很多，但都在字号的中间有一个“升”字。从此，牛家在吉林商界名声越来越大，被称为“船厂牛家”，列为“中国北方四大家”之一，与当时富甲一方的山西亢家、沈阳郎家、河北刘家齐名。1829年（道光九年），牛金玉去世，企业由其子牛升云、其孙牛化麟两代人锐意经营，悉心管理，有了很大发展。

1881年（光绪七年），牛化麟仅四十几岁就病故了，偌大的家业和众多企业的管理重担就落在仅有15岁的少年牛子厚的肩上，好在总店“源升庆”和所属各企业层层均有得力的经理和管理人员，各司其职，牛家人只作财东，并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牛子厚11岁出家，13岁还俗。到牛子厚接手家业时，牛家的经济正处于鼎盛时期，牛家的“升”字号企业也在扩充和发展。当时，牛家的“升”字号企业在吉林已有20余家。早在1877年（光绪三年）吉林的城墙由木墙改为土墙，又开通了北大街等街道，期间牛家出了很大一部分款项，这时“源升庆”已由小东门迁至北大街。据吉林市图书馆存《游吉便览》记载，在1911年（宣统三年），牛家的“买卖”有钱铺2家，占当时全城钱铺的九分之二；当铺六家，占全城当铺的十六分之六；杂货行三家，占八分之三；批发货店二家，占九分之二；中药铺一家，占十分之一；粮米铺一家，占四分之一；客栈一家，占十分之一。牛家企业经营范围除油盐烟麻等杂货外，还有高级百货，如绫罗绸缎，各种布匹，狐貉貂裘，山珍海味等，金银买卖及器皿，首饰的打制加工，中药材，瓷器，陶器，砖瓦，粮米，木匠铺，点心铺，鞭炮铺等，以至发展到金融业，开当铺、钱庄。此外，牛家还开养猪场、养鸡场，还自家设场打鱼。牛家的经营范围凡居民生活所需、官绅享乐所用的物品几乎无所不涉。除在吉林城开设众多企业外，还在吉林附近的集镇如乌拉街、桦皮厂、岔路口、大绥河等地开有油坊、烧锅等。在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大连、营口、锦州、秦皇岛、山海关、唐山、天津、太原、济南等都有牛家的生意，还把分支机构开到北京等地。以长春为例，据资料记载：1884年（光绪十年）吉林巨商牛子厚在长春城内北大街开设“公升合”钱庄，资本额官帖300万吊；在南大街开设“顺升合”钱庄，资本额官帖240万吊。在哈尔滨开有“振升恒”、“义升公”、“东升久”钱庄。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吉林商务总会选举“总理”（会长）及会董共20位，其中，在牛家的“升”字号企业中就有赵熙曦等6人当选为会董，占会董总席位的三分之一。这时，牛子厚的大儿子牛翰章已从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留学归来，官场活动多由他儿子出面。在吉林商务总会选举中，他当选为“协理”（副会长）。由此，可反映牛家“升”字号企业在吉林商界实力之一斑。企业在增多，经营在扩展，牛家雇佣的“伙计”也在增多，究竟有多少人现未查到统计资料，但当时常说，“源升庆”大掌柜孙毓堂真有本事，能管2 000多人！按当时的吉林市有20万人口计算，平均每20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在“升”字号企业就业。这应该是较保守的估算。到牛子厚时，牛家因经商富足已历三世。牛家资本雄厚，“升”字号企业有多年的经商经验，也积累了商业信誉，有一套比较完备的专业队伍。总之，牛家在前中华民国以至近代吉林历史中，商业规模、经营范围、富裕程度都曾是罕有罕见的。当时社会传说，牛家人去北京，不用喝别人家的水（因各处都有“买卖”）。还传说，清朝廷一次就向牛家借款70万两白银。

经营商业是牛子厚的主业。他是众多“升”字号企业的财东、老板，但直接的经营活动和具体的管理都不需要他参与，对牛家所有商业的具体负责，则是“源升庆”大掌柜。在“源升庆”一百多年历史中，经历了三个大掌柜的。第一位刘寿清，河北省人，从17岁开始到80多岁病故，一直在刘家供事。先是掌管上海分号，后来把上海分号交给刘云掌管，又到北京开设分号组建“源升庆灶房”（银号）。以后来吉林，成为执掌全部“升”字号的总经理。第二任刘云，河北省人。第三任掌柜的是孙毓堂，河北抚宁县人。他执掌柜事30余年，握有牛家全部买卖的实权。每年年终全国各地的分号、支柜的掌柜，都得到吉林“源升庆”来报帐。每3年为一帐期，届时，各地分号、支柜的掌柜携带账目、清单来吉林分别向各自的总号报帐，然后再汇总到“源升庆”总号。这些活动一般都由大掌柜的孙毓堂来主持。像“恒升庆”、“宝升堂”、“庆升厚”那样的大买卖，虽然有他们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但他们的大掌柜的，也要受孙毓堂的领导。牛子厚作为财东，经营商业所作的主要工作是：搜集行情，掌握和决定“升”字号企业的建立与撤闭，决定各企业经理的委派及他们“身股”的增加。在牛子厚的经商历程中，值得提出的还有两件事：一是投资修械司，一是投资“恒茂”火磨。经清朝“钦差”吴大　创办的吉林机器局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被入侵的帝俄军队毁坏后，又于1911年（宣统三年）改为军械专局，附设修械司，修理枪炮，生产子弹，为此招募商股。因牛子厚有喜欢机械，摆弄枪械的爱好，所以就投了资，还当了一段时间的“提调”，时间不长，就把股份送人了。正当中东铁路修建时（1897～1899），有朋友劝说，中东铁路建成可以帮助推销面粉，建议开一家火磨。于是，牛子厚和“裕德隆”银号经理温子璞等合资修建了“恒茂”火磨。中东铁路建成后，实践证明，火磨经营很不景气，牛子厚对现代工业企业的经营又一窍不通，甚至连新式簿记都看不懂，后来就把股份交给温子璞了。这两项经商活动都是一时心血来潮，并不是牛子厚深思熟虑之举。

鸦片战争到前中华民国时期，东北的币制极为混乱。在市场流通中，既有银，又有钱。银又有大、小锭和银“洋”，重量、成色都不统一。钱就更加复杂了。屯有屯帖，铺有铺帖。再加上军阀割踞，各自为政，官私银行、钱庄也都各自发行钱币或凭帖。特别是日本、帝俄两个帝国主义在东北的长期、激烈的争夺，金融的侵略，使原本混乱的币制更加混乱不堪。钱币的混乱给商品流通、货币交换带来了很大麻烦，但也给经营货币的商人创造了盈利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投资金融，开办钱庄，就成为富商巨贾们几乎一致的投资选择，牛家也不例外。比如吉林市的“源升庆钱柜”、在北京的“源升庆灶房”、长春的“公升合”、“顺升合”钱庄都是以经营银钱为主业。经营钱币获利大，投资也大，但由于政权的变动，风险也很大。当时，在东北流行俄国银行发行的纸币，民间谓之“羌帖”，较之地方军阀银行发行的“奉票”、“官帖”币值稳定而且坚挺，牛家“买卖”均大量储备。1917年11月7日，由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一举成功，“羌帖”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给牛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大伤元气。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牛子厚逐渐将经营大权移交给他的大儿子牛翰章，他自己“退居二线”。面对企业经营日趋困难，牛翰章和“源升庆”大掌柜孙毓堂更热衷于商业投机，铤而走险，以求捞一把，扭转被动局面。但每每事与愿违，赔了钱就只好关闭几个企业，卖掉几家商号来兑现。开始，家大业大，未引起重视，久而久之，积重难返，走向没落。1929年至1930年期间，牛翰章倒卖黄豆，用电话买空卖空，款项由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透支作为后盾。当时，正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黄豆价格下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限期收回贷款，牛家无力偿还，永衡官银钱号要查封牛家“升”字号“买卖”。面对这个灭顶之灾，牛子厚气愤异常。此时，正赶上任吉林公署参谋长的熙洽向牛家求婚。于是，牛子厚以求熙洽出面向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通融为条件，答应将他最小的女儿牛淑章嫁给熙洽为儿媳。吉林永衡官银钱号查封了牛家“升”字号的多数“买卖”。经过清查，牛家偿还了私人欠款，将企业的铺底，连同房产1 000余间交给永衡官银钱号抵债，牛家保住了自家的住宅和个别企业。此后，经商100多年的牛家退出了商界舞台，赫赫有名的牛子厚也退出了吉林商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牛子厚的三个儿子分家，家人各散东西。

在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转变过程中，由于牛子厚在经营上缺少创新，没有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更没有向近代工业投资，尽管他的财势很大，商号很多，曾辉煌于一时，但在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终于免不了崩溃瓦解的结局。

牛子厚声名显赫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富而好行其德”，乐善好施。牛家的施舍非始于牛子厚，而是“率由旧章”，其父牛化麟，老实厚道，待人处事，不善言谈，愿做好事。捐巨资资助公益事业。对于贫民，往往“夏施单舍衣,冬设场赈粥”,让贫民愁眉而来,欢声而去。到了牛子厚这一代,更是有过之而不及。在吉林市开设“粥棚”，无偿向穷苦人施舍稀粥；捐款修建了“凌云寺”；创办了“三皇会”（盲人聚会之所）；对无亲无故的贫寒人，慷慨相助。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为了解救嗷嗷待哺的市民，他曾在前门外设一粥场，施舍粥饭。因为他施舍行善，市民多有赞誉，“牛善人”之称远近闻名。清光绪皇帝、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分别向牛家颁发“乐善好施”的匾额。永吉县长送楹联一副，称牛子厚是“泊然与人无争，修世服畴，应共松江流泽远；富而好行其德，赈灾济困，料诸庐室感恩多”。

最先开始是从苏有朋导演的左耳，饰演的角色是17岁的李尔因左耳失聪被称作小耳朵，当时这个形象简直是深入人心，一个非常清纯少女的一个可爱形象。也是因为这部**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因为这部**的搭档是非常厉害的，有欧豪还有苏有朋。正是因为他可爱的外貌和青春的长相，才让导演让他饰演这部剧的。后来又主演了电视剧鸣鸿传。在2019年的时候又主演了**双生在中国上映，在片中饰演性格截然不同的连体姐妹，那个时候对他有了更深的印象，也吸引了更多的粉丝，后来又主演了电视剧，其与安生在剧中饰演7月，后来她又挑战了不同的角色。参演了警匪**三叉戟开机在片中饰演小雪，其次又在童年，一个月之后主演了**虎啸关岭开机。可以说在左耳之后，她陆续的接了很多有不同风格的剧。可以说他的演技真的很好，而且虽然他的外貌长相清纯，但是他也不局限于只饰演青春校园剧，她还有很多风格待挑战，有更多的机遇。但是最喜欢的还是她的左耳里的角色，气质这一块她在造型上是非常用心的，是非常少女式的港风给人一种学生气形象，给人印象更好。但是有不少人质疑她的这个形象，面对质疑呢，她也在不断的，用好的作品去回应，在之前主演了一部校园爱情剧求婚大作战。她在校园爱情剧，我觉得是最适合他的形象的比那种高冷风更加恰当。本身披着头发，他的眼睛就能看出一种少女感。所以一看就是小说中的青春感美女。她也在不断的努力也，会有更多的作品让大家信服她的，努力发光的人会越来越好。

1931年，陶毅突染疾病在长沙去世，作为江南的一代才女，她的仰慕者有很多，其中就包括编辑吕碧城。为了祭奠并感怀这位进步女青年，吕碧城在文章中刊登了当年自己采访陶毅的往事，当问及陶毅为何坚持不婚，陶毅回答到，“ 润之的风采我永远不能忘记 ”。

1896，陶毅出生于一个富商之家，她的父亲是清末长沙商会的会长，作为家里的掌上明珠，陶毅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因此身为名门闺秀的她不仅温柔漂亮，而且知书达理。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新文化、新思想的民主运动浪潮中，陶毅接触到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在进行了充分的学习后，她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开始有了民主救国的抱负，蜕变成为了一名进步女青年。

17岁那年的陶毅风华正茂，而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正式走出了韶山，出现在了新民主文化的浪潮中。作为进步女青年，陶毅进入了新文化运动领袖“ 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在校期间，陶毅结识到了两个志同道合的挚友， 向警予和蔡畅 ，她们三人虽然是女子，但是在思想上丝毫不弱与男子，一心以民主运动、救国救民为己任，时人称她们三人为周南三杰。

陶毅的挚友蔡畅是革命先烈蔡和森的妹妹，当时的蔡和森和毛泽东一同师从学者杨昌济，一起在长沙创办了新民学会。经过蔡畅的介绍，陶毅正式加入了新民学会， 俗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加入新民学会的陶毅在离开学校后，走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革命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在学会期间，陶毅正式认识了学会里面的一号人物毛润之，看着这个英姿勃发、年轻有为的进步青年，陶毅对他仰慕不已，不久便成为了润之的头号粉丝。后来的新文化活动中，陶毅主动靠近并多次求教于毛泽东，不仅学习到了更多的先进思想，而且从心底里面爱上了自己的偶像。

毛泽东和陶毅都是湖南湘潭人，二人都有民主救国的抱负，因为志同道合，他们很快便走到了一起，但是不久便遇到了阻碍。 陶毅出身于名门大族，她的父亲和兄长都是比较封建古板之人，看到陶毅和一个穷小子谈恋爱，这如何能忍，毕竟门当户对在封建王朝便是法则。 因此由于外部因素，毛泽东和陶毅二人的恋情便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然而他们却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知己，或许这时候陶毅已经准备好了与爱人私奔的计划。

1918年，受到杨昌济的邀请，毛泽东前往北京，担任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并接触到了蔡元培、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的****，在此期间， 毛泽东的思想和认知得到了升华，并萌生了武装革命、拯救中国的想法，而这也得到了杨开慧的认可和支持。 在北平期间，毛泽东经常和远在湖南的陶毅通信，并告知了自己的革命理念，然而陶毅却不能理解润之，她极力反对暴力，认为应该走比较温和的教育变革道路，也就是这时候，毛、陶二人因为政见不合，关系出现了裂痕。

看到毛泽东还在和陶毅通信，杨开慧的嫂子李一纯觉得必须将话挑明白了说，于是她直接质问毛泽东，你到底喜欢开慧还是斯咏（ 陶毅的字 ）。毛泽东思索片刻， 认为杨开慧才是他的革命伴侣，而出身贵族的陶毅不会有革命斗争的勇气和吃苦的精神，于是便和陶毅正式的分手了。

1920年，杨昌济去世，毛泽东和杨开慧一起回到了湖南，并在长沙花了6块大洋举办了一场简约的婚礼，自此这一对革命伴侣正式活跃在了革命战线的前沿。看着毛泽东找到了自己的真爱，陶毅送上了真心的祝福，并在很多方面给予了他们二人帮助。 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陶毅是最大的出资人；毛泽东带领革命政府倡议修正湖南宪法，陶毅是主要附议人，可以说这个女人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她的偶像。

毛泽东也很感谢陶毅，曾在一大会议结束后专程去了南京，探望陶毅。1922年，毛主席还写了一首 《贺新郎·别友》送给陶毅，也正因为这首诗词，杨开慧还误会了毛主席，幸好主席夫妇都是明大理之人，两人不久便消除了误会。1930年，杨开慧被捕入狱，她的儿子毛岸英等人也曾在长沙受到陶毅的庇护。

1930年，报社编辑吕碧城采访了陶毅，并询问了她和毛主席曾经的关系。后来陶毅因病去世，吕碧城写了一篇文章怀念陶毅，其中他提起曾与陶斯咏有过一次长谈，自己问陶斯咏为何拒绝彭璜的追求？陶斯咏则是这样回答的： “曾 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当时润之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英姿焕发的风采和办事细心果断的气质让我难以忘却。"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先辈们为了自己的革命事业，放下了无数的儿女情长。然而也有许多如陶毅这样的痴情女子，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