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结婚年龄

不少人对古代结婚年龄倍感好奇，着实想了解古代男人的结婚年龄。据了解，每个朝代的结婚年龄都有所不同，但唯有一点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提倡早婚。

西周礼制规定，男子二十岁“冠而列丈夫”(将头发全部挽至头顶结为发髻，戴上保护发髻的小帽子“冠”)，表示成年。女子则十五岁为“及笄”(也是将头发梳理为垂于脑后的发髻)，是为成年(《春秋谷梁传·文公十二年》。男女未达到成年年龄不得成婚。

《周礼》记载：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子因故晚嫁的，最多不超过二十三岁。有的史籍说女子十五而嫁。说法不一。但是，后来的结婚年龄显然是大大提前了。《韩非子》：男子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据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记载，汉代结婚年龄是男子十五六岁，女子十三四岁，其后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历代法律也大都是提倡早婚的。

古代女子结婚年龄

历朝政府关于婚龄的法规，有两类：一是常规的，确定法定婚龄，规定男女到多少岁才可结婚;一是临时的，视当时社会情况而定，这种法规就一朝而言偶见，但纵观古代史可以发现它们的共性：为解决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制定。

春秋时越王勾践宣布;“女子十七岁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国语·越语上》)把男20岁、女17岁定为最迟结婚年龄。

汉惠帝时，谁家要有女儿15岁以上至30岁还没有嫁人，罚款600钱。

西晋的晋武帝在泰始九年下令：“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武帝纪》)女儿到了17岁父母还不把她嫁出去，政府就要强行把她配人。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下诏：男20岁，女15岁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

越王勾践的法令出现在春秋五霸争雄、吴越战争以越国惨败而结束的时候。汉惠帝、晋武帝、唐太宗则在大规模的长期战争之后，即都是长期战争或刚刚结束的时候，战祸使很多人死亡，造成人口锐减。

早婚不利于身心健康，也不利于生育，同时还代表着重大社会问题的出现。因此，“大爷法”还是不要出现为好。

中国古代法定结婚年龄，明朝男16岁，女14岁我国古代其实是一个 “早婚国家”，按照《礼记》所规定的男女成年标准来理解，古代嫁娶年龄一般是男20岁、女15岁。但各朝代略有不同，比如唐代，男15岁、女13岁以上;明代，男16岁、女14岁以上。据《梁书·张缅传》和《周书·城冀传》记载，梁高祖的四女儿富阳公主和北周高祖女儿平原公主都是在11岁就出嫁了;汉昭帝8岁继位，娶了刚满6岁的上官安女为皇后。

媒人牵线 派对相亲

在古代，男女结婚大多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文》称，“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在普救寺里的偶然相遇，一见钟情，私订终身，中间有一个红娘，这红娘就是媒人。

过去男女结婚，没有媒人是不成的，即便真是私下定情，也得请个形式上的媒人来说亲，叫“采媒”。早在先秦时期就是这样，如《诗经·南山》的《氓》中有一句：“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说的就是当时非媒人不可嫁的现实。

但实际上，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封闭。先秦时，官府每年为单身男女提供一次交往机会。春秋时期的“仲春会”就是一个典型的男女交友的大派对，其主题是“奔”，意思是与所爱的人一起出走。《周礼》中的《地官·媒民》说，“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从周代这一规定来看，这项活动是由官方推动的，强制执行，如果到时有人不“奔”，不参加聚会，还会受到处罚。

仲春会为适婚男女、有生育能力男女的相处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交往平台，大大提高男女婚配成功率。仲春会一般设在每年阴历的“三月三”，后来的清明节男女“踏春”风俗，便受到了仲春会的影响。

除了这一天，古代正月十五、七月七，也都是单身男女觅偶的良机。七月七又叫“七夕节”，被现代男女戏称为“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可以说，古代人为单身男女的婚配也想了不少法子，这对解决“剩男剩女”问题是有效的。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古代人认为“男有室女有家”后，人们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在周代，已到适婚年龄的男女的终身大事还被列入了官方议程，专门设置了管理男婚女嫁的政府官员。而在晋代，如果女子到了一定年龄还没有嫁人，官府就要强行给她找对象。《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诏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思是说，女子到17岁，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地方官府就要找个“剩男”逼其出嫁。

我国古代民间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的说法，且“好女不嫁二夫”，讲究从一而终。在这种陋俗的影响下，让寡妇再嫁在古代还是有难度的。为了使适婚男女比例平衡，在男多女少的地方，不论是民间，还是官府，对寡妇再嫁都持积极的支持态度，而不是强调三纲五常、从一而终。

当某种非正常婚姻行为被更多人接受后，就会慢慢演变成一种社会婚俗。在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便不以娶寡为耻，特别是在家族内部，弟娶嫂，嫂嫁叔等并不被认为有悖于常规伦理。

上有规定 下有处罚

古代对于适龄男女婚嫁问题，亦制定了相关法令：越王勾践规定男子20岁而娶，女子15岁而嫁;宋仁宗时期规定男子15岁而娶，女子13岁而嫁;明太祖规定男子16岁而娶，女子14岁而嫁。到了法定年龄不嫁人的女子，是要被处罚的。譬如南北朝时，如果女孩适龄仍未出嫁即为犯法，家里人都是要跟着坐牢，这也就是《宋书·周朗传》中说的“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而汉朝孝惠皇帝时，谁家要是有女儿15岁至30岁还没有嫁人，就要罚款600钱。唐朝对于男子20岁以上，女子15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也要处罚。这种强迫女子出嫁的初衷，虽然可能首先是出于增加社会人口的考虑，但在客观上确实解决了不少光棍娶不到老婆的问题。

是。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下称《通谱》），曹玺生两子，即曹寅与曹宜。《丰润县志》所载曹玺名下的二子亦为寅、宜。叶燮在其《巳畦文集》卷五《楝亭记》里也说：“今司农荔轩及弟筠石先生，公（按：指曹玺）之贤嗣也”。稍晚的材料如翁方纲的《复初斋诗集》，在卷四十六有一首诗的题目里也说：“筠石，楝亭弟也”。

如此看来，曹玺生曹寅、曹宜二子，二人的字分别是子清、子猷，荔轩、筠石则是他们的号；也就是说，曹寅的这位令弟曹宜，字子猷，号筠石，当属无疑。

但《通谱》将曹寅、曹宜二名并列相连并附载：“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其子曹振彦原任浙江盐法道，孙曹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曾孙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曹荃原任司库…”。这段话里，忽然冒出个“曹荃”来，事情有些蹊跷。

查《五庆堂谱》：“玺生二子：长寅，次荃。”又：“荃，玺次子，原任内务府司库，诰授奉直大夫”。有学者断言：宣之改荃，盖避玄烨嫌讳也。此条前人多予采信，显然，曹宣（荃）与曹宜不是同一人。那么，对于这些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材料，我们该相信谁呢？笔者倾向于《五庆堂谱》的说法。

疑窦之二：曹子猷究竟是曹宣还是曹宜？

有人考证，曹子猷大约卒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乙酉，年仅四十八岁。子猷一死，曹寅悲痛无已，康熙四十八年己丑，还特别作了《思仲轩诗》来纪念他。康熙四十九年庚寅秋天，曹寅又有一首题作“渔湾夜归，忆子猷弟句，凄然有作”的诗,起首就说：水动渔舟出子猷句，题诗人已无。若然，曹子猷绝非曹宜。

查曹宜身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八旗画

录》三十二页云：“曹宜：字子猷，号筠石”。《通谱》：“曹宜：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八旗通志》卷五《旗分志》：“第二旗鼓佐领亦系康熙三十四年编立，初以马虎管理；后以郎中四黑管理；四黑故，以护军参领曹宜管理。”雍正十三年之诰命云：“尔曹振彦，护军参领兼佐领加一级曹宜之祖父”。这些材料足以证明：曹宜并非卒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乙酉，而是更晚。

另一条史料佐证了上述事实。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初三日有一道折子内中说：“佛船于前月二十八日过扬州，臣会同李煦迎接，……今本月初三日臣家人先回，报称孙文成与臣弟曹宜送至南海，于闰三月十四日到普陀山”。同年三月二十九日李煦也有一道折子云：“二月十八日曹宜奉佛自张家湾开船，于三月二十八日到扬州”。证明曹宜在康熙四十七年还活得好好的，死去的“子猷”则应为另外一个人。

周汝昌先生依据《诗经·大雅·荡》·《桑柔》第八章里“秉心宣犹，考慎其相”；以及《晋书》里“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缉熙诸夏”之文字关合，最终坚信子猷即曹宣。曹宣：字子猷，号筠石，为曹寅胞弟。而曹宜系曹尔正之子，曹寅堂弟，字号不详，此人高寿，至雍正十三年，疑似仍然活在人世。

至此，曹寅、曹宣（荃）、曹宜三个人的关系大致理清：原来他们是三个人，曹寅、曹宣（荃）是曹玺之子，曹宜是曹尔正之子，是曹寅的堂弟。曹宣（荃）字子猷，号筠石。曹宣是否为曹寅胞弟，后文探讨。

至于“宣之改荃，盖避玄烨嫌讳”一说，最近有人研究表明“宣之改荃”根本不存在；因与本篇旨意无涉，先搁置不论。周汝昌以为宣、宜为同一人，认为“宣”与“宜”乃形似而误，这一观点显然不靠谱。

疑窦之三：曹寅与曹宣谁长谁幼？

别看这么简单不过的问题，依然是笔糊涂账。

曹寅的诗里经常提到的“芷园弟”，就是子猷，二人感情超过亲兄弟，《楝亭诗钞·别集》卷三七页有《闻二弟从军却寄》一诗，开头两句是：“与子坠地同胚胎，与子四十犹婴孩”。周汝昌先生最初据此怀疑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后见《楝亭诗钞》卷三有“支捧金铸酒枪一枚寄二弟生辰”一诗注云：“生辰同花生日”（二月十二），显然与九月出生的曹寅不同月，“孪生”说最后由周汝昌先生自己否定了。

“孪生”说既然不成立，二者必有长幼之分。依据诗题中“二弟”及其他诗题的“芷园弟”称呼，以及尤侗在《曹太夫人六十寿序》中直云：“逮公(按指曹玺)即世，仍命长子寅继之，旋移节于姑苏”。似乎可以肯定曹寅居长，但实际情形令人生疑。

曹宣的出生年份有两个，其一是依据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下称《户部文》）推定，曹宣（荃）出生于康熙元年（1662）。《户部文》奏称：

三格佐领下苏州织造郎中曹寅之子曹顺，情愿捐纳监生，十三岁；

三格佐领下苏州织造郎中曹寅之子曹颜，情愿捐纳监生，三岁；

三格佐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情愿捐纳监生，二十九岁……

其二是依据曹寅诗中称子猷为“卯君”（恕不举例）。推定曹宣康熙二年（1663）癸卯生人。“卯君”典出苏轼《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为寿》诗句“东坡村里寿卯君”，苏轼自注云：“卯君，子由也，子由己卯生，故名”。按：笔者认为如此推定欠严谨，曹寅称弟为“卯君”，或许只因苏辙字“子由”与“子猷”发音相同而已。

然而，如果确信曹宣生于康熙元年，则有更多疑窦难以释怀。

首先，曹宣生不出曹顺。内务府《户部文》所奏“苏州织造郎中曹寅之子曹顺”，这是古今治红学者公认的史料与现实不符的记载，其实曹顺并非寅子，本为曹宣嫡长子，父子相差16岁，曹宣最晚须15岁结婚，16岁才能生曹顺，然而这几乎不可能。

其次，曹母孙氏生不出曹宣。曹玺的妻子孙氏，是康熙皇帝幼年的保母。尤侗《艮斋倦稿》卷四《曹太夫人六十寿序》云：“曹母孙太夫人者，司空完璧之令妻，而农部子清、侍卫子猷两君之寿母也奇怪，为何不言“生母”？。于今辛未腊月朔日，年登六表”。“辛未”为康熙三十年（1691年），逆推孙氏生于天聪六年（1632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玄烨诞生时，孙氏已二十三岁。有多条史料显示，孙氏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初玄烨继位之后，即二十九岁时，才离开宫廷嫁与曹玺做续弦夫人。也就是说，孙氏在1654年至1661年这七年时间里，绝不会怀上曹玺的孩子，就算他嫁给曹玺后很快有身孕，也要到1663年才能生孩子，而从曹顺的年龄推算，曹宣不可能出生在这一年。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户部文》的错误，显然是人为的。康熙二十九年，曹寅在出任苏州织造之前，给29岁的曹荃和13岁的曹顺捐纳监生，考虑到曹宣父子年龄差异反常，为避免世人疑惑，曹寅在申报资料上做了“手脚”，一是满报曹荃年龄，二是故意将侄子曹顺纳入自己子女名下，如此一来，看似天衣无缝，却反而露出了新的“马脚”。

当时曹寅可能没有考虑到，将曹宣出生年改为康熙元年，而忽略孙氏不可能在康熙元年生下曹宣，所以后来才想出一个补救之法，在诗歌里称曹宣为“卯君”，让世人相信曹宣生于康熙二年（1663）癸卯二月十二日。孰知这样“撤东墙补西壁”，弄巧成拙，因为这样一来，曹宣生曹顺的条件又成了问题，如果曹宣康熙二年生人，他就得13岁结婚，14岁生曹顺，显然更加荒唐。

疑窦之四：曹宣的生母是谁？

孙氏不可能是曹宣的生母，还有尤侗在康熙三十年（1691）的《艮斋倦稿·曹太夫人六十寿序》（下称《寿序》 为证。《寿序》称：“曹母孙太夫人者，司空完璧先生之令妻，而农部子清、侍卫子猷两君之寿母也。……难弟子猷，以妙才为朝廷筦册府……”注意“寿母”二字，何不称“生母”？又“难弟”何解？满纸都是疑问。

既然孙氏非曹宣生母，那就考察曹寅生母顾氏吧。依据曹寅《闻二弟从军却寄》一诗开头两句：“与子坠地同胚胎，与子四十犹婴孩”，“同胚胎”三字，暗示二人同母所生，殊不知，这又是一个弥天大谎。

曹寅生母非孙氏，而是庶母顾氏所生，这是学界早已认同的事实。如果曹寅曹宣兄弟俩“同胚胎”，则曹宣也应是顾景星之甥，可是顾景星《白茅堂全集》并无片言只语涉及曹宣。曹寅写《舅氏顾赤方先生拥书图记》，也未顺带一笔在京任职的曹宣。曹寅舅家文人辈出，而在他们的文集笔记里从来只提曹寅不提曹宣，这些都可以旁证曹宣非顾氏所生。那么，曹宣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只好到《红楼梦》里去寻找答案。

欲还原曹宣真实身世，首先还得借助史料，破解五个疑团。

一、曹宣在二十三岁以前，一直未曾正式任职，这不符合清代律例。清代惯例：内务府包衣子弟成丁后即须当差；清廷严格禁止旗人从事其他职业，甚至规定旗人不得离旗居住，即使外任旗员，其子弟满十八岁后，也要遣回京师当差。这说明曹宣身份特殊，身世不凡。

二、曹寅在曹宣生前所写诗文情感真挚，而曹宣死后连一篇悼念的文字都不见。直到康熙四十八年曹寅才写有怀念曹宣的《思仲轩诗》二首，兄弟二人以梦中相会来叙阔别之情，曹寅前后反差令人费解。

三、从康熙于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时，驻跸曹家并亲自接见孙氏，并赐“萱瑞堂”匾额。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到曹寅曹顒死后命李煦在曹荃诸子中找一位适合侍奉曹寅遗孀李氏，康熙如此干预曹家“家政”的举动，颇为反常。一般人归咎于孙氏对康熙的哺乳之恩，笔者觉得还另有隐情，曹宣可能是从宫中抱出来的某皇子。

四、阎若璩《潜邱剳记·赠曹子猷》：“骨肉谁兼笔墨欢”下注云：令兄子清织造有“恭惟骨肉爱，永奉笔墨欢”之句。曹寅的这十个字疑似暗语，可谐音读作恭惟孤肉爱，永奉陛脉欢。阎若璩重提这两句，暗示曹子猷系皇帝骨肉，曹寅一直谨慎的侍奉着他。

五、康熙廿四年（1685乙丑年）五月，曹寅要离开南京，杜岕送曹寅，并写了一长篇诗相赠，诗中以古代二贤比曹寅曹宣兄弟俩，其中曹植比喻曹寅，而以吴公子季札比曹宣。杜岕居然以“季子让国”之典故来隐喻曹宣（按：诗是送给曹寅的，但“季子让国”与曹寅不合），可见曹宣本来是可居王位之人。

破得上述五大疑团，离事情真相估计不远。现在回到《红楼梦》文本，看这部被许多人视为小说的巨作，能告诉我们什么？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贾环的灯谜，谜底是枕头和兽头，但按笔者的读法，可以读出顺治、康熙与顺治第四子和硕荣亲王相互之间的关系：

大哥有角只八个——大哥有骄子八个，此句“大哥”指顺治帝，他生了八个儿子，与史实对应不爽。

二哥有角只两根——二哥叫子猷，两庚，此句“二哥”指荣亲王，他有两个生庚八字（一个假的公开，真实的隐藏），他叫子猷，即曹宣。

大哥只在床上坐——大哥旨在桌上创。此句“大哥”指康熙皇帝，他当上了皇帝，可以大笔一挥下达圣旨。

二哥爱在房上蹲——二哥哀在上房等。此句“二哥”指和硕荣亲王曹宣，他只能在上书房等待康熙皇帝驾到，隐曹宣康熙二十四年（1685）担任宫廷侍卫时的经历与感受。

此谜最大的价值在于告诉人们，曹宣的真实身份就是顺治第四子，当年他并未夭折，而是被孙氏从宫廷抱到曹家抚养长大，成为后来的曹宣，他是康熙皇帝的同父异母弟。那么，《红楼梦》还有那些文字记载曹宣呢？请看书中关于林如海（原型曹玺）的出场文字：

书中写道：今如海年已四十“今”指曹玺40岁那年，即1660年，只有一个三岁子猷一哥三岁。之子偏又于去岁死了。虽有几房姬妾，奈他命中终无戊子，亦无可如何之事。

这段话隐语道出曹宣（子猷）的生卒年。曹玺万历四十八（1620）生人，到40岁那年（1660），子猷三岁，证明曹宣生于1657年，他“命终戊子”，证明他死于康熙四十七（1708）年戊子，享年51岁，比曹寅反而大一岁。记得2012年初，网友“卷单行”先生有《曹宣卒年新论——有关曹宣卒年的一个新发现》博文一篇，提出并论证过这一观点。现将博文中的一段话转录如下：

基于这几点，我们则有理由相信王煐所说“令弟芷园于戊子岁先逝”或可是真实可信的，曹宣死于康熙四十七年也是值得关注的。

曹宣的出生年为1657年，结合书中贾环的灯谜，在顺治的八个儿子中去寻找1657年降生的皇子，满足这一条件的唯有四子和硕荣亲王。皇四子当时居然没有夭折，但正史对此讳莫如深，笔者不妨带领读者再翻检相关史料，“回放”一下顺治第四子当时“夭折”的情形。

在魏特著、杨丙辰译的《汤若望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一六六○年产生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然薨逝。

据陈垣先生考证，这位军人的夫人就是被封为皇贵妃的董鄂氏，而这位军人则是董鄂氏前夫即顺治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只是贵妃这年所生一子，作传人记述有误，董鄂妃所生皇四子和硕荣亲王，生于1657年10月7日，死于1658年1月24日(阳历2月25日)，只存活了三个半月。此事《皇室玉牒》和《世祖实录》均有记载。而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月生的是皇七子纯靖亲王爱新觉罗·隆禧，母为庶妃钮氏，隆禧活到二十岁才死，不属于夭折，作者将两件事扯到一起了。

董鄂妃丧子之后内心痛苦不堪，不久，心力交瘁的她终于病倒，最后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初八辞世，享年22岁。《世祖实录》卷140载：“己巳，遣官初祭端敬皇后，是日，以二十七日期满，众官及命妇俱释服。”这是官吏命妇们服一月丧服的记载。当时，顺治还下了一道御碑制文曰：“和硕荣亲王，朕之第一子也。生于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日，卒于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盖生数月云。爰稽典礼，追封和硕荣亲王，于八月二十七日葬于黄花山”云云。众所周知，和硕荣亲王并非顺治第一子，而他偏说“朕之第一子也”，给人的感觉顺治似乎只承认“荣亲王”为自己亲生，其器重之心溢于言表。无论皇四子诈死后的葬礼规格，还是事件本身，无不折射出当时顺治与母后孝庄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1592年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科隆城，1618年从里斯本启程，于1619年到达澳门，他用了一段时间学习汉文化之后，于1623年抵达北京，受委托从事撰写崇祯历书等工作。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汤若望留守在北京的教堂中，守护教堂和历书刻版。

顺治元年（1644年），八旗兵入关之后，汤若望获新朝信任，掌钦天监信印；终顺治一世，汤若望深受皇家赏识，当时的孝庄皇太后和年轻的顺治皇帝都对他非常尊敬。后来顺治皇帝感染天花而英年早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在皇二子和三子之间徘徊不定，汤若望提出选择生过天花而具有免疫力的皇三子为帝，即此后的康熙大帝。

皇四子诈死一事，曹家孙氏是知情人。曹寅长大之后，这个秘密他是知道的，所以他在初创《红楼梦》时肯定会笔之于书。笔者呕心沥血经多年研判，书中贾赦就是曹宣之“替身”，这可以从贾赦的起名用意分析出来。

“宣赦环”三字的关联，均有出处。刘禹锡《望赋》：望如何其望最伤！俟环玦兮思帝乡；龙门不见兮，云雾苍苍。元典章·礼部一·迎送》：“外路官员如遇圣节、元日诏赦、并各官受宣赦礼数王建《宫词》：“楼前立仗看宣赦，万岁声长再拜齐”。由此可知，曹宣、贾赦、贾环或指同一人。这个人是谁呢？从“兮思帝乡，龙门不见兮”分析，他是一个离开帝都的人，“龙门”指皇宫，他曾经从那里出来，现在思念回去，却万万不可能了。

此外，贾琏有心腹小童隆儿，贾珍有心腹小童喜儿，二人之名合在一起则为“隆喜”，作者通过隆、喜二小童在马棚相遇一段场景的描写，借用唐高宗皇七子李显和皇八子李旦“二马不同槽”之典故，影射康熙帝与四子兄弟不能相容。可见作者给书中人物起名不仅讲究与史接榫，而且寓意深远。

再看王熙凤对贾环的评价，一语双关。凤姐儿笑道：“环儿更是个燎毛的小冻谐音“小董”猫子，只等有热灶火坑让他钻去罢。真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样天悬地隔的两个人”。这里所说的“两个人”，以往研究者均认为指贾环和探春，非也，实指宝玉（原型康熙帝）与贾环兄弟俩。表面看来，凤姐言贾环猥琐可怜，实际作者借她之口点穿贾环身份。“燎毛”比喻他失去本来面目，身世被掩盖；“小冻猫子”谐音小董（抛）锚子，暗示他是董鄂氏抛弃的儿子，即顺治第四子。

这一隐情曹寅和康熙皆心知肚明，在织造接班人选问题上，康熙表现出的破例关心，皆因此故。只因受康熙压制，曹宣一直不敢以皇弟相认，与康熙对比之下，二人才显得地位悬殊，兄弟俩“天悬地隔”，表明康熙与荣亲王分离日久，难得一见。

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多年困扰红学界：身为荣府第一老爷的贾赦，不仅不住在荣国府的正屋内，甚至也不住在荣国府内，而是在荣府荣国府之名，抑或为“荣亲王府”之简称，即曹家大院东面的“一黑油大门中”，房舍是与荣府花园隔断的。现在，这个疑问很好解释通了，因贾赦原是“袭了官”歇了棺的人，他只能住在“黑屋子”里。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红楼梦》写成时，曹宣已故，反过来说，《红楼梦》的成书时间，必在康熙四十七（1708）年之后。

就笔者目前研究的情况看，《红楼梦》有两支曲提到曹宣。先看“聪明累”原文：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谐音文：

《记》观拴紧，胎从命犯，算聊清。庆幸命剩前，心意遂，死后行孔林。贾府人陵中，有个假亡人，三哥本疼王，妃撂一宣，宣半世心好，以俟档由猷删，更《梦》虎拿了，俟大（“大”指曹顒）杀青。昏惨惨寺灯将尽，伢异常欢喜虎倍欣，贪人史，终男订。

谐音文中“贾府人陵中，有个假亡人，三哥本疼王，妃撂一宣，宣半世心好”，为《红楼梦》作者对曹宣的评价；再次强调他是皇宫里的假死之人。曹宣在世时，康熙皇帝是痛爱他的，无奈母后狠心抛弃了他。再比照史料，笔者觉得此话颇为中肯。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皇帝第三次下江南，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六十八岁高龄的孙氏趋前觐见，四月初十那天，康熙挥毫写下了“萱瑞堂”的大匾相赠，当时冯景写了《御书萱瑞堂记》以记其事。历来的红学家，为了弄清康熙与曹家这种特殊情结的渊源，试图从冯记中“会庭中萱花盛开”寻找答案，居然提出“萱花那时是否真的盛开了”这样幼稚的问题。殊不知，这“萱瑞堂”的“萱”字，即指曹宣。康熙御题此匾，寓意深刻，他当然知道当年“夭折”的皇四子还生活在曹家，但再让他回归皇宫是绝对不行的。他题匾的用意无非是：您老人家就好好养着他吧，曹宣会给你们曹家带来好运的。当时康熙担心的是，一旦曹宣皇子身份暴露，必然朝野震惊，那么他继承皇位是否合祖制，难免引起世人各种猜测与质疑。

梦曲“晚韶华”中那句“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笔者谐音读为兄宣今应威赫赫，绝路高遁，意思说曹宣兄今天也应该是赫赫威灵的大人物，却被逼上绝路躲藏起来了。从侧面披露了曹宣康熙四十四年之后隐居林泉的一段经历。

文本中涉及贾赦的文字，比比皆是。在元春省亲一回里，贾府在热火朝天地修建省亲别墅，而贾赦“只在家高卧谐音“槁卧”，指死，有芥豆谐音“盖斗”，指盖棺，亦指死之事”。第四十六回：“却整日和小老婆喝酒，“小老婆”即妾，谐音“窃”，“喝酒”谐音“活舅”，“窃活舅”言因舅（费杨古）暗里相救而活命放着身子不保养仿作孙（氏之）子布（织造）抱养。意思为：假装孙氏生的儿子，抱到织造府曹家抚养，官儿也不好生去做”。“官儿”谐音“倌儿”，指曹宣父皇顺治，“不好生”，暗示顺治不珍惜生命；“去做”谐音“出走”，指顺治出家。

至于第七十五回，贾赦在褒扬贾环作的诗时大发一番读书观：“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原不必读什么书，只要认识几个字，不怕没有一个官儿做”。此番言论书中直言为“酸论”宣论，再证曹宣自暴皇室纨绔身份。

再谈曹宣的生日。曹宣“生辰同花生日”，唐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宋时东京以二月十二日为花朝，各朝代所指不一，曹寅在诗中，或故意将曹宣生日模糊化，或他并不知道董鄂妃生皇四子具体是哪一天。曹寅成年后才从孙氏口中听来曹宣身世来历，而孙氏或者晚年失忆，或原本弄不清，故只依稀记得是二月下旬的某日将皇四子抱入曹府。官方史料记载的皇四子死亡日期是1658年正月24日(阳历2月25日)，正是花朝节之后，与曹寅记忆中的曹宣生日相当。曹寅对曹宣生日的模糊记忆，反证“曹宣非孙氏所生”，如果真的记得清清楚楚，则反而说明曹宣是孙氏亲生的。

最后剩下的问题，是皇四子因何抱出宫外抚养。纵观《红楼梦》文本、官方史料和曹家相关资料信息，笔者认为，这是有人一手精心策划的。当时为顺治册立皇后，孝庄母子感情出现裂痕。先是，福临即位不久，孝庄就册立自己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但福临却不能容忍，坚决要求废后另立，尽管大臣们屡次谏阻，仍然坚持己见，毫不退让。顺治十年（1653）八月，孝庄见儿子实在没有回转余地，只好同意皇后改居侧宫，孝庄又为他选择博尔济锦氏进宫为妃，但福临对这位蒙古族出生的漂亮姑娘同样不感兴趣，反而如痴如醉地恋上了同父异母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氏。

孝庄察觉了这一危险苗头，立即采取措施，表面上顺从儿子的选择，将董鄂氏接人宫中，封为贤妃，而暗地里，性格坚毅、政治经验丰富的孝庄却使用阴毒手段，阻扰福临亲近董鄂妃。母子间为这场政治婚姻由隔阂导致怨恨。为了大清帝国的基业不致因后宫的倾轧而发生动摇，顺治产生私藏转移董鄂妃所生孩子的念头，在妻弟费扬古的安排下，制造了皇四子染上天花而夭折的惊天假案，授意孙氏将皇四子抱出宫外抚养。以避免爱子遭祖母荼毒暗算。当然，这应当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推测。

至于曹宣的死因，至今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寻，我们只好沿着书中贾赦的结局寻找线索。甲辰本第二回独有的一条评语看，说贾赦为人“平静中和”；在后四十回，曹顒、曹沾给他安排了一个罪有可赦的结局，显然带有草率处理的虚构成分，但丝毫没有偏离曹寅写这个人物的主题与初衷。“盖作者实因鹡鸰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闺阁庭帏之传”。康熙皇帝与皇四子天悬地隔的命运反差，已将兄弟不和、自断手足的那种炎凉世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朱元璋与其他帝王不同，他为什么独爱朱标

明太祖朱元璋可谓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皇帝。俗话说得“开局一个碗打天下”，几代贫农，讨饭出生，最终坐上皇帝宝座，那真的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唯一有点接近的是刘邦，但刘邦至少还是个破落贵族，早年还读过书，2000多年前能读书的家庭那可不一般。

朱元璋这个皇帝到底绝无仅有到哪个份儿上呢

咱们先说一说一部影视剧的片段，来自徐峥当年主演的穿越神剧《穿越时空的爱恋》

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年仅37岁就过早离开了他的爸爸。朱元璋非常伤心，以至于官员劝他节哀，居然激怒了喜怒无常的皇帝，要把他的儿子赐死。

这段剧情虽然荒诞，但确实符合朱元璋的脾气，也非常符合朱元璋对朱标的深情。

这就是咱们说的朱元璋这个皇帝和其他所有帝王的与众不同之处了。他和太子朱标的感情真的是父慈子孝的典范，中国古代历史上封建王朝皇帝独一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古代皇帝和太子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搞。太子这个身份也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历史上的太子最终能顺利接班的，可谓十无其一，真正的九死一生。

原因何在

因为皇帝看待太子的心理，往往非常矛盾。一方面为了朝廷稳定，必须要立太子，还要给他配齐班底，要好好培养他当接班人;但另一方面又要处处提防太子，害怕太子翅膀硬了，有朝一日抢班夺权。

所以这太子的分寸是真的难，太难了。要能干，又不能太能干。真的是走钢丝的干活。不能干吧，老爹说你昏庸无能，朕的江山岂能交付给你太能干了吧，老爹说我还没死呢，你这是想干啥

所以99%的皇帝和太子之间，那关系都非常微妙。归根到底，还是皇帝这份至尊无上的权力给害的。

所以历史上咱们熟悉的那些皇帝，特别是雄才伟略那几位，和太子都没整好关系。

秦皇汉武，秦始皇和汉武帝都算是逼死了自己的太子。扶苏这个事儿还有点疑问，汉武帝的戾太子那是正儿八经被刘彻逼死了。

唐太宗算是性格特别好的了，但是太子还是被他玩废了。宋太祖这个兄终弟及，没太子啥事儿，不多说，然后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康熙，玩出了一个九龙夺嫡的精彩故事。

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经典，关于此事的影视剧都快拍烂大街了。从严肃点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到戏说历史的偶像剧《步步惊心》

总而言之，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皇帝和太子的关系就没法搞好。

那为啥朱元璋就给搞好了呢所以说他绝无仅有啊。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和朱标的关系这么好，主要原因就是他太爱这个儿子了。而他之所以这么疼爱朱标，又和朱元璋的身份有很大关系。

朱元璋是几代贫农，人生前25年不是给地主放牛，就是当和尚讨饭，然后时来运转投军，娶到马皇后，27岁生了第一个儿子朱标。在古代13岁就能结婚的大背景下，这算是老来得子了。朱元璋开心得不得了。

对于这第一个儿子，朱元璋分外珍惜。当时朱元璋还处于猥琐发育时期，一直在安徽、浙江一带巩固自己势力，虽说忙于打仗，但是只要有空就亲自抚养朱标。

这种亲自养大的孩子，感情格外不一样。再说朱元璋本身就是个老农民出身，对家庭和亲情的感受本来就比较深。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底层人民对家庭亲情，对子女的感情一直都比豪门贵族要深刻得多。

古代底层人民一辈子，就没几个念想。子女后代几乎是他们活着的唯一希望。

但是高层贵族就不一样了。

首先，同样是儿子，亲自抚养的感情就不一样。这也是关键所在。

像康熙这样的皇帝，他8岁登基，13、4岁就生了第一个儿子，那个时候康熙自己都还没长大成人呢，再说这皇家的孩子，从小怎么养都是有规矩的，吃喝拉撒，饮食起居，都有专人照料，别的不说，贵族的孩子都不吃自己亲妈的奶，而是要专门请乳妈。所以很多贵族反而和乳母关系比较亲，这亲身的爹妈，从来都没有给孩子换过一块尿布，也没有在深夜给孩子喂过奶。

说白了，皇家贵族养孩子，更像养宠物。都是别人照料好了，自己有空去逗弄逗弄，享受天人之乐，却从来没有遭过养孩子的痛苦。

但是人这种动物吧，就是有点犯贱，越是得来容易的，反而越是不重视;越是经历过痛苦的，反而越是印象深刻。

没有亲自养过孩子的人，没法体会这种感觉。很多时候，为人父母对孩子的感情，恰恰是因为这种抚养的不容易，于是加深了内心的情感。

你一定要经历这种熬人的麻烦，经历过半夜起来换尿布，经历过亲自给他喂奶再抱着拍打出嗝哄入睡的过程，熬过多少回的夜，才能建立起一种难以磨灭的深情。

这才是你真正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啊。

不能说朱元璋一定有多少回午夜梦回抱着朱标哄入睡，但是他这个过程肯定有，而且不少。

但其他的皇帝，无论是康熙，还是刘彻、李世民，基本上这种经历恐怕是没有的。

所以这感情基础觉得不一样。

别的皇帝都怕儿子夺权。朱元璋那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这种疑心，那是真的一门心思要把大明江山传给朱标。

有了这份感情，有了这份信任，那其他皇帝和太子的问题，在朱元璋和朱标这里，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即使后来朱元璋还有20多个儿子，但只有朱标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个。

所以说关键还是感情问题。

话说回来，古代皇帝和太子的关系问题，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儿子太多了。所以父爱分不过来了。像朱元璋这种一开始就确定对朱标唯一的爱，实在太罕见了。

明朝还有一个类似的皇帝，明孝宗弘治帝朱祐樘，一辈子只娶了一个皇后，只有一个儿子(次子早夭)，是古代封建王朝非常罕见的独生子。所以和儿子的感情也非常深，也根本没有任何接班人的问题。

至于前面咱们说的刘邦，是一个破落户老流氓，对家庭和亲情似乎没有啥责任。儿子刘盈出生那会儿，刘邦还躲在山里面做土匪，根本没机会抚养儿子。后来和项羽大战而败，逃跑过程中把儿子女儿都从车里面丢出去，好方便自己顺利跑路。

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也叫大丈夫不拘小节。

还是没有感情基础啊。

事实上，大多数的皇帝，都不太可能和自己的儿子有太多的感情基础。

大多数的皇帝，都是生了一堆儿子，又没有亲自抚养，于是无从建立起那种刻骨铭心的父子亲情。这就是问题所在。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独古代有。即使到了现代社会，那些富豪也差不多。

人性如此。

明朝的皇室之所以会把他们尊贵的公主嫁给平民，其实主要是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就是为了防止外戚篡国，毕竟这种事情在封建社会当中是经常发生的，第二方面就是在嫁给了这些平民之后，大部分的平民会把公主当成宝贝般来看待，自然会照顾好这些公主们的，所以公主在下嫁给平民之后，最起码不会受到太多的委屈。

实际上关于明朝的公主下嫁给平民也是有一些规定的，因为明朝时期规定这些驸马呢以及驸马的亲戚是不可以在朝廷里面做官的，如果已经有人做官了，那也必须要辞官回乡才行。因为上面我们已经说了，明朝之所以会有这些奇葩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这些外戚们越来越有实力，最后反而会干预朝政，这对明朝的皇室成员来说，显然是不太能接受的。

不过在明朝时期，官府和民间基本上是脱离的，而皇室又高高在上，所以如何去给公主选择合适的驸马就是一个比较难的难题了。在当时给公主们选驸马多半是依靠别人来推荐，而此时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大部分宦官则会优先考虑推荐自己身边的一些出众的人。如果遇到一些品行好的宦官，那自然会尽心尽力的去为公主挑选驸马，但如果遇到一些唯利是图的小人，则会害了公主一生。

这些唯利是图的宦官们会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挂羊头卖狗肉，而民间有很多的男子想要借此一步登天，便会去贿赂这些宦官。其中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永宁公主，永宁公主嫁给了一个富家子弟，但是这个富家子弟从小染病，所以在出嫁之后的两个月便开始守寡，最令人感到尴尬的是，这个幽公主竟然中生都不知道原来还有“闺房之事”。

　　文武官朝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颁诏、开读、进表、传制都用梁冠、赤罗衣，青领缘白纱中单，青缘赤罗裳，赤罗蔽膝，赤白二色绢大带，革带，佩绶，白袜黑履。以梁冠上的梁数区别品位高低。公冠八梁，侯、伯七梁，都加笼巾貂蝉（貂原来挂貂尾，后以雉尾代替，蝉是金饰）。驸马七梁不用雉尾。一品七梁，玉带玉佩具。黄、绿、赤、紫织成云凤四色花锦绶，下结青丝网，玉绶环2。二品六梁，革带，绶环犀，余同一品。三品五梁，金带，佩玉，黄、绿、赤、紫织成云鹤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金绶环2。四品四梁，金带，佩药玉（即玻璃），余同三品。五品三梁，银带钑（音sà飒）花（即银质饰有凸纹金花），佩药玉，黄、绿、赤、紫织成盘雕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银镀金绶环2。一至五品都用象牙笏。六、七品二梁，银带，佩药玉，黄、绿、赤织成练雀三色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银绶环2。御史服獬豸（神羊）。八、九品一梁，乌角（牛角）带，佩药玉，黄、绿织成鸂鶒二色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铜绶环2。六品至九品用槐木笏。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将朝服上衣改成赤罗青缘，长过腰止七寸，不掩没下裳。中单改成白纱青缘，下裳赤罗青缘，前三幅后四幅，每幅三襞积（褶裥），革带前缀蔽膝，后佩绶，系而掩之。大带表里用素色。万历五年令百官正旦朝贺，不准穿朱履。冬十一月百官可戴暖耳。

　　2文武官祭服

　　凡皇帝亲祀郊庙、社稷，文武官分献陪祭穿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一至九品，皂领缘青罗衣，皂领缘白纱中单，皂缘赤罗裳，赤罗蔽膝，三品以上方心曲领。冠带佩绶同朝服，四品以下去佩绶。嘉靖八年定锦衣卫堂上官在视牲、朝日夕月，耕耤、祭历代帝王时可穿大红蟒四爪龙衣，飞鱼（龙头鱼尾有翼）服，戴乌纱帽。祭太庙社稷时，他们穿大红便服。

　　3文武官公服

　　洪武三年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银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钑花，六、七品素银，八、九品乌角。洪武二十六年定，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及在外武官每日公座服公服。其制为盘领右衽袍，衣料用纻丝（缎织物）或纱、罗、绢。袖宽三尺。一至四品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样，一品大独科花（团花），径5寸。二品小独科花（小团花），径3寸。三品散答花无枝叶（散排的写生形摘枝花），径2寸。四、五品小杂花纹，径1寸5分。六、七品小杂花，径1寸。八品以下无纹。幞头有漆、纱两种，展角氏1尺2寸；先规定杂职官幞头不用展角，只垂2带；后准用展角。腰带；一品玉带，二品犀角，三、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为乌角（牛角）。带鞓青色，垂〓尾于下。黑靴。公、侯、驸马、伯服色花样同一品。百官入朝碰到雨雪，许服雨衣。

　　4文武官常服

　　凡常朝视事穿常服。明初常服与公服都是乌纱帽、团领衫、束带。洪武六年规定一、二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彩绣，帽珠用玉；三至五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六至九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银，帽珠玛瑙、水晶、香木。一至六品穿四爪龙（蟒），许用金绣。洪武二十三年定制，文官衣自领至裔（yì音义），去地1寸，袖长过手，回复至肘。公、侯、驸马，与文官同。武官去地5寸，袖长过手7寸。洪武二十四年定制，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xián音闲）、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武官一、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以上所述的常服，就是著名的品服，也是传统戏曲所采用的官服形式。这些不同的鸟纹兽纹，都设计成方形框架之内，布置于团领衫的前胸和后背，下围装金饰玉的腰带，极其壮观。　

　　明《大学衍义补遗》卷九十八说：“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不在文武之数；文武一品至九品，皆有应服花样，文官用飞鸟，像其文采也，武官用走兽，像其猛鸷也。”接着讲明朝的常服，可由各级官员按其等级根据规定款式自制，不像宋代是由政府统一制作定时分赐。常服上可兼下，下不得僭上。一般文官都能遵循制度服用，武官往往违反制度穿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罴至海马（即五品至九品）的服装，不但穿的人极少，而制造的人也几乎断绝了。

　　5文武官燕服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规定品官燕服为忠静冠。忠静冠是参照古时玄端服的制度而定的，鉴于当时服制出现混乱现象，故用忠静之名，勉励百官进思尽忠，退思补过。通过服装来强化意识形态的效果。忠静冠冠框用乌纱包裱，两山具列于后，冠顶仍方中微起，三梁各压以金线，冠边用金片包镶，四品以下用浅色丝线压边，不用金边。衣服款式仿古玄端服，古制玄端取端正之意，士之衣袂（衣袖）2尺2寸，衣长亦2尺2寸，正裁，色用玄，上衣与下裳分开。明代用深青色纻丝或纱、罗制作。三品以上织云纹，四品以下素，缘以蓝青，前后饰本等花样补子。深衣用玉色，素带，素履，白靴。凡在京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在外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县正堂、儒学教官及都督以上武官许穿之。

　　6蟒服、飞鱼服、斗牛服

　　这三种服装的纹饰，都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本不在品官服制度之内，而是明朝内使监宦官、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获得这类赐服被认为是极大的荣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说：“蟒衣如像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元典章》卷五十八记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不花帖木耳奏：'街市卖的缎子似皇上御穿的一般，用大龙，只少一个爪子。四个爪子的卖著（者）有奏（着）呵'。”说明四爪大龙缎袍（即蟒袍）在元初就已经在街市出卖。《明史·舆服志》记内使官服，说永乐以后（公元1403年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次则飞鱼……。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正向，尤贵。又有膝襕者，亦如曳撒（据《碎金》称作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织细云蟒，盖南郊及山陵扈从，便于乘马也。或召对燕见，君臣皆不用袍而用此。第（但）蟒有五爪四爪之分，襕有红、黄之别耳。”这段记载可知，蟒衣有单蟒，即绣两条行蟒纹于衣襟左右。有坐蟒，即除左右襟两条行蟒外，在前胸后背加正面坐蟒纹，这是尊贵的式样。至于曳撒是一种袍裙式服装，于前胸后背饰蟒纹外，另在袍裙当膝处饰横条式云蟒纹装饰，称为膝襕。　

　　飞鱼，据《山海经》载：“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雷，可以御兵。”具有神话色彩。《林邑国记》说：“飞鱼身圆，长丈余，羽重沓，翼如胡蝉。”是一种龙头、有翼、鱼尾形的神话动物。

　　斗牛原是天上星宿，《晋书·张华传》说，晋惠帝时，广武侯张华见斗牛之间常有紫气，请通晓天文的雷焕去询问，雷焕说是丰城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就让雷焕为丰城令。焕到任，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乃一以送华，一以自佩。后张华被杀，剑忽不见。雷焕死后，其子持剑过延平津，船至江中，剑忽跃出，堕水。但见二龙蟠萦有文章，水泯警沸，于是失剑。明代斗牛服为牛角龙形。　

　　明朝只有皇帝和其亲属可穿五爪龙纹衣服，明后期有的重臣权贵也穿五爪龙衣，则称为“蟒龙”。嘉靖权相严嵩被参劾倒台后，在江西分宜县严嵩的老家抄没成千上万件丝绸衣料和各种华贵服装。《天水冰山录》记载着从严嵩家抄没的财产名录，其中有五爪云龙过肩妆花段（缎），各种颜色质料的蟒龙纹衣料。如蟒龙补、过肩蟒龙。蟒、蟒补、过肩蟒、过肩云蟒、百花蟒；斗牛、斗牛补、斗牛过肩、斗牛过肩补；飞鱼、飞鱼补、飞鱼过肩、飞鱼通袖等各式衣、圆领、袍、袄、女衣、女袍、女袄、女披风等成衣和织成衣料，即按照成衣款式的结构裁片排料而织制的服装匹料。明代蟒服、斗牛服在北京南苑苇子坑明墓、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墓、广州郊区明墓均有实物发现。

　　洪武元年定，命妇一品，冠花钗9树、两博鬓、9钿。穿绣有9对翟鸟的翟衣，素纱中单，黼纹领，用朱色縠镶袖口及衣襟边。蔽膝绣翟鸟两对。玉带，佩绶，青色袜舄。二品，冠花钗8树、两博鬓、8钿。穿绣8对翟鸟的翟衣，犀带，余同一品。三品，冠花钗7树、两博鬓、7钿。衣绣翟鸟7对，金革带，余如二品。四品，冠花钗6树、两博鬓、6钿。衣绣翟鸟6对，金革带，余如三品。以下五品至七品每低1品，减花钗1树，减1钿，衣减绣翟鸟纹1对。带用乌角带。自一品至五品衣随夫色用紫，六、七品衣随夫色用绯。大带如衣色。　

　　洪武四年，因文武官改用梁冠绛衣为朝服，不用冕，故命妇亦不用翟衣，改以山松特髻、假鬓花钿、真红大袖衣、珠翠蹙金、霞帔为朝服。以珠翠角冠，金珠花钗，阔袖杂色绿缘衣为燕居之服。一品，衣金绣文霞帔，金珠翠装饰，玉坠。二品，衣金绣云肩大杂花霞帔，金珠翠妆饰，金坠子。三品，衣金绣大杂花霞帔，珠翠妆饰，金坠子。四品，衣绣小杂花霞帔，翠妆饰，金坠子。五品，衣销金（用金粉调胶画花）大杂花霞帔，生色画绢起花妆饰，金坠子。六品、七品，衣销金小杂花霞帔，生色画绢起花妆饰，镶金银坠子。八品、九品，衣大红素罗霞帔，生色画绢妆饰，银坠子。首饰：一品二品，金玉珠翠。三品四品，金珠翠。五品金翠。六品以下，金镶银间用珠。　洪武五年改定品官命妇冠服。一品礼服：头饰为松山特髻，翠松五株，金翟八，口衔珠结。正面珠翠翟一，珠翠花四朵，珠翠云喜花三朵，后鬓珠梭毬一，珠翠飞翟一，珠翠梳四，金云头连三钗一，珠帘梳一，金簪二珠梭环一双。衣服为真红大袖衫，深青色霞帔，褙子，质料用纻丝、绫、罗、纱。霞帔上施蹙金绣云霞翟纹，钑花金坠子。褙子上施金绣云翟纹。　一品常服：头饰用珠翠庆云冠，珠翠翟3，金翟1，口衔珠结。鬓边珠翠花2，小珠翠梳1双，金云头连三钗1，金压鬓双头钗2，金脑梳1，金簪2，金脚珠翠佛面环1双。镯钏都用金。衣服为长袄、长裙，质料各色纻丝、绫、罗、纱随用。长袄镶紫或绿边，上施蹙金绣云霞翟鸟纹，看带用红、绿、紫，上施蹙金绣云霞翟鸟纹。长裙横竖金绣缠枝花纹。二品礼服，除特髻上少1只金翟鸟口衔珠结外，与一品相同。二品常服亦与一品同。　

　　三品礼服：特髻上金孔雀6，口衔珠结。正面珠翠孔雀1，后鬓翠孔雀2。霞帔上施蹙金云霞孔雀纹。钑花金坠子。褙子上施金绣云霞孔雀纹。余同二品。三品常服，冠上珠翠孔雀3，金孔雀2，口衔珠结。长袄，看带或紫或绿，并绣云霞孔雀纹，长裙横竖襕并绣缠枝花纹，余同二品。四品礼服特髻上比三品少1只金孔雀，此外与三品同。四品常服与三品同。　

　　五品礼服：特髻上银镀金鸳鸯4，口衔珠结。正面珠翠鸳鸯1，小珠铺翠云喜花3朵，后鬓翠鸳鸯1，银镀金云头连三钗1，小珠帘梳1，镀金银簪2，小珠梳环1双。霞帔上施绣云霞鸳鸯纹，镀金银钑花坠子。褙子上施云霞鸳鸯纹。余同四品。五品常服冠上小珠翠鸳鸯3，镀金银鸳鸯2，挑珠牌。鬓边小珠翠花2朵，云头连三钗1，梳1，压鬓双头钗2，镀金簪2，银脚珠翠佛面环1双。镯钏皆银镀金。衣服为镶边绣云霞鸳鸯纹长袄，横竖襕绣缠枝花纹长裙。余同五品。　

　　六品、七品礼服：首饰特髻上翠松三株，银镀金练雀4，口衔珠结。正面银镀金练雀1，小朱翠花4朵，后鬓翠梭毬1，翠练雀2，翠梳4，银云头连三钗1，珠缘翠帘梳1，银簪2。衣服绫或罗、绸、绢大袖衫，绣云霞练雀纹霞帔，钑花银坠子。褙子上施云霞练雀纹，余同五品。六、七品常服冠上镀金银练鹊3，又镀金银练鹊2，挑小珠牌，镯钏皆用银。衣服为有边长袄，紫或绿绣云霞练鹊文看带，横竖襕绣缠枝花纹长裙。余同五品。　

　　八品、九品礼服：首饰为小珠庆云冠，银间镀金银练鹊3，又银间镀金银练鹊2，挑小珠牌，银间镀金云头连三钗1，银间镀金压鬓双头钗2，银间镀金脑梳1，银间镀金簪2。衣服为大袖衫，霞帔，褙子，霞帔上绣缠枝花，钑花银坠子，褙子绣摘枝团花。及襟侧镶边绣缠枝花长袄，余同七品。　洪武五年又定命妇团衫之制，用红罗制作，绣雉鸟纹分等第，一品9等（行），二品8等，三品7等，四品6等，七品3等。其余不用绣雉。　

　　洪武二十四年规定，大袖衫领阔3寸，两领直下1尺，间缀纽子3，末缀纽子2，纽在掩纽之下。霞帔2条，各随品级绣7个禽鸟纹，前四后三，坠子中钑花禽1，四面云霞纹，禽如霞帔随品级用。　洪武二十六年对命妇官服作了一些更改，主要是简化了冠饰，如一品命妇冠为珠翟5，珠牡丹开头2，珠半开3，翠云24片，翠牡丹叶18片，翠口圈1副，上带金宝钿花8，金翟2，口衔珠结2。二品至四品，用珠翟4，珠牡丹开头2，珠半开4，翠云24片，翠牡丹叶18，翠口圈1副，上带金宝钿花8，金翟2，口衔珠结2。一、二品霞帔、褙子均云霞孔雀纹，钑花金坠子。三、四、五、六品冠用珠翟3，珠牡丹开头2，珠半开5，翠云24片，翠牡丹叶18片，翠口圈1副，上带抹金（金粉抹涂）银宝钿花8，抹金银翟2，口衔珠结子2。五品，霞帔、褙子具云霞鸳鸯纹，镀金钑花银坠子。六品，霞帔、褙子具云霞练雀纹，钑花银坠灯。七品至九品，冠用珠翟2，珠月桂开头2，珠半开6，翠云24片，翠月桂叶18片，翠口圈1副，上带抹金银宝钿花8，抹金银翟2，口衔珠结子2。七品霞帔与六品同。八品、九品，霞帔用绣缠枝花，坠子与七品同。褙子绣摘枝团花。摘枝花是带一两张叶子的花头，团花是外圈轮廓为圆形的纹样。摘枝花与折枝花不同之处，是折枝花是长枝，而摘枝花只是带几张叶子的花头。　

　　明代命妇复杂繁盛的冠饰和缠足陋习，都带有封建社会束缚女权、压迫女性的特殊心态。繁复沉重的冠饰压得女子头不能抬，目不能斜视。从小用裹脚布而变了形的小脚，使女子步履艰难，还偏偏用一种“美”的外衣来掩盖封建礼教摧残女性的真相，重温这种历史，应该唤起现代女性的警醒。

明朝九大边军重镇有多少兵力    

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征虏大将军徐达率25万大军北伐，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赶回到了蒙古草原。至此，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元顺帝虽然逃回蒙古草原，但还是具备相当的军事实力。据史料记载，北元（元顺帝北逃后的政权名称）“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至少还是说明当时元顺帝手中还是有不少兵力的。

此后，明朝也曾多次出兵北击蒙古，并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但却始终无法将对手彻底消灭，北部边患问题成了大明王朝一块无法解决的心病。

为加强北部的防务，明朝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设立了九大军事重镇，也就是赫赫有名的明朝九边，由东往西依次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太原镇）、延绥镇（榆林镇）、固原镇（陕西镇），宁夏镇，甘肃镇。

九边重镇的总兵力在明朝各时期变化较大，其中永乐年间约为68万人，后来兵力人数一直在40万到90万之间，其中万历四十八年的时候兵力人数最多，达到了885万人。明末崇祯皇帝时期，兵力为59万人。

辽东镇东起凤凰城（今凤城市），西至山海关，全长970余公里。辽东镇的城防体系分为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和堡城五级。镇城有两座，分别是辽阳城和广宁城。镇城下设东、南、西、北、中五路屯兵城，就是路城。

各路城分管二十五卫，每卫满额编制是5600人，有些卫单独建立了防御性的卫城，如著名的宁远卫城。卫下计有127所，所依托的城为所城，其规模较小。最低一级的是堡城，也称台堡，有107座。

九边重镇的城防体系大体类似，所以其他军镇的城防情况参照辽东镇即可，下文中不再重复介绍。

在明朝永乐时期，辽东镇驻军兵力为23万人。明朝中期的时候驻军兵力在7万至9万之间。到了万历四十八年，辽东镇兵力达到了历史最高的26万，不过人数虽多，但战斗力很差，而且很多士兵都是吃空饷，真正遇上战事的时候却经常遇到无兵可用的尴尬境地。到了明末崇祯时期，兵力裁减至8万余人。

蓟州镇是九边中最大的军镇，东起山海关，西至慕田峪，全长880余公里。永乐时期驻军兵力定为85万人，到了崇祯时期驻军兵力近13万人。

宣府镇东起慕田峪，西至西阳河（今河北怀安县境），全长510多公里。永乐时期驻军兵力约126万人，崇祯时期驻军兵力8万余人。

大同镇东起镇口台（今山西天镇县东北），西至鸦角山（今清水河县东部，山西和内蒙古的省界），全长330多公里。永乐时期驻军兵力135万人，崇祯时期驻军兵力76万余人。

山西镇（太原镇）东起真保镇长城，西至黄河边的偏头关。山西镇位于大同、宣府两镇长城的内侧（南边），故又称为内长城。主要作用是防止外长城防线被突破后，敌军长驱直入。作为第二道防线，山西镇的兵力相对较少，崇祯时期驻军兵力53万人。

延绥镇（榆林镇）东起黄甫川堡（今陕西府谷县黄甫乡），西至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全长880多公里。永乐时期驻军兵力25万人，崇祯时期驻军约45万人。

固原镇（陕西镇）东起延绥镇饶阳水堡西界，西达兰州、临洮，全长约500公里。明朝初期，西北地区只设了延绥、宁夏、甘肃三镇，但由于战线太长，距离较远。一旦遭遇战事，三镇之间无法做到遥相呼应，因此在明朝弘治年间又新增了固原镇。崇祯时期固原镇驻军兵力近6万人。

宁夏镇东起花马池，西至宁夏中卫喜鹊沟黄河北岸（今宁夏中卫市西南），全长约1000公里。永乐时期驻军兵力约7万人，崇祯时期驻军兵力约25万人。

甘肃镇东南起自今兰州黄河北岸，西北至嘉峪关讨赖河一带，全长约800公里。永乐时期驻军兵力约96万人，崇祯时期驻军兵力约4万人。

明朝的九边重镇对于防御北部敌人的袭扰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它还有一个隐藏属性，那就是以关隘的形势控制住了中原和草原两边的贸易。中原地区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可是草原地区物产匮乏，对中原的依赖度非常高。明朝中后期正是通过控制贸易的方式，让北方许多蒙古部落向明朝俯首称臣，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当个藩王多好？

不愁吃不愁穿的，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多好，这是对于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来说

如果说想要有一些发展，有远大的抱负，那当这个藩王就十分痛苦了

在明成祖朱棣之后的藩王就是如此。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辈子究竟是怎么过的？看完之后你还想当一个藩王吗？

明朝藩王分封图

藩王的童年如何度过？

在古代，我们都知道立嫡立长作为皇位的继承人，最终才有资格当上皇帝

但也不一定都是这样，也有例外的情况发生，但基本上都是以立嫡立长为标准，成为不了皇帝的，就只能是去做藩王了

当然是藩王的继承上来说，跟皇帝的继承也是一样的道理， 立嫡立长的标准

一般藩王的孩子，作为第一个刚刚出世的儿子，一般这就是以后的藩王的继承人，刚出生，那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要起名字

话说这朱元璋家的孩子，和未来的下一代的下一代，起名字都是有特色的，能跟元素周期表沾上

其实这并不是朱元璋知道元素周期表，而是朱元璋起名字，按照：

五行之道，金木水火土来的。

据说是给每一个儿子写了一首诗，这以后就是作为起名字的依据

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了解明朝历史的都熟悉这句话，朱棣的这一血脉中，起名字就是按照这个来的

在按照这个取完名字以后就是上报宗人府，这宗人府的作用就是将这些信息记录下来，作为皇家的信息

就这样，这个刚刚出世的儿子，就成为了皇家的一份子

然后随着时间的增长，跟我们现在的孩子也差不多，到6岁或者7岁的时候，就要上学了，开始学习了

我们现在孩子学的那可多了，当然在古代学习的主要都是以四书五经，主要的书籍为主

当然除了四书五经基础的，包括的就多，其次还有：

明太祖宝训

皇明祖训

昭鉴录

孝顺事实

这些都是要学习的，且学习完之后还要考试，考试通过之后才可以封爵位

在学习的时候，大约到10岁左右，学的就差不多了，然后考试，通过之后，就可以册封藩王世子之位

这是基础的，基本上都可以过，也很容易就册封通过了

再过个几年，就成年了，成年后就要行冠礼

这在古代是比较重要的，行冠礼之后就才成年

明朝藩王衣冠照

到年龄后藩王结婚

在时间上过去几年之后，藩王就可以继承父亲藩王的位置了

到了年龄差不多就要结婚了

古代结婚大多数都是没有感情的，这个一般是正房

第一个正房的结婚都比较复杂：

纳徵

发册命使

册至妃家

铺房

醮戒

妃家醮戒

亲迎

合卺

最后才是入洞房，这是正房要遵循的步骤，如果后面要纳妾就没有这么多的事了。

藩王究竟有多大权力

在明成祖朱棣没有削藩之前，藩王的权力还是挺大的，基本上是要什么有什么

金钱和势力都有，还有兵权

但这样并不是很好，明成祖朱棣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就是一个藩王，他就是造反最终才成为的皇帝

所以在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之后，深知藩王的权力不能跟之前一样

不然自己的皇帝位置也很难保住

所以就开始削藩

从明成祖朱棣之后的藩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权力了，很多被限制

1，成年之前不能离开当时的都城北京

2，在成年之后，必须要立即去自己的封地，且永远不能回到当时的都城北京

对于谁来说都很残忍，无论是刚刚成年的藩王还是养育这个藩王的人都很残忍

有一个例子：

当时明朝的太皇太后周氏，有一个儿子，被封为了崇王，是自己的儿子，肯定很喜欢，很想念，更是想见面

毕竟对于母亲来说，感情是很不一样的，有句话说的是：儿行千里母担忧，说的就是母亲

但当时的规定是成年之后，就不能再回来了，是永远都不能回来

想见面只是一个想法，这想法说出来之后，都被当时明朝的大臣们，差点唾沫星子都能给淹死

最后只能是了了

所以对于当时的藩王，来说就像一个囚徒一样，只不过笼子从一个小笼子成为了一个城市

可以说活脱脱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囚徒，只不过牢笼大了些，是整整一座城。

不光是这样，在明成祖朱棣之后的藩王，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权力了

他的很多事，可以说一切事务都是由王府长史司的长史所负责

要这个王府长史司的长史这个不是一般人，那都是朝廷的人，听的是皇帝的命令

实在是委屈

除了在自己的封地之外，哪儿都不能去，想去别的地方看山看水都不行

如果喜欢了某一个人，想要给他赏赐，哪怕是个下人，这事还得请教皇帝

得到皇帝的批准之后才可以赏赐

你说说这藩王当的，那是一个委屈

藩王的生活

如果对于一些安于现状的人，那正是对了

有的吃有的喝，什么都不用想，舒服的很

俗话说饱暖思*欲

对于吃饱喝足的藩王来说，那就是生孩子了

在明朝的时候，老朱家是比较能生的

据记载，在明朝万历年间，明朝宗室已经有30多万，可想而知，这个家族的人的强大

这么多姓朱的人

到最后明末天启年间，这个时候的明朝的宗室都已经到了60多万

是在是太多

这都可以组成一个军队了，不过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

这60多万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相互认识的，有时候经常闹出笑话，彼此见面了，都知道是老朱的人，但不知道如何称呼对方，好笑的很

最终藩王的结局如何：

在明成祖朱棣之后，明末之前：

这样的藩王生活还不错，一辈子吃吃喝喝，主要不犯什么大错，一辈子过的还是挺滋润的，荣华富贵一辈子，日子过的舒坦

这样的结局还是很好的，但有些人可能不一样，有野心有想法的肯定就过的不是很好了

明末之后：

这样的藩王，这个时期的可以说死的都很惨

了解过历史的都知道，基本上都被灭族了

真的是惨不忍睹啊

这样的制度有好有坏，最大的坏处就是又能力的人，在当藩王的时候也得不到重要，且自己的能力都会被埋没

基本上都是碌碌无为的过完了一辈子

如果你是，还愿意当一个明朝的藩王吗？

朱元璋对待子孙后代那可是没得说，不仅确保后代子孙衣食无忧，还负责包办婚姻，哪个王爷家有到结婚年龄的男子，只要上报明朝政府，礼部便会派人挑选多个良家女孩，供王爷家孩子选择。

身为明朝的王爷是不是很幸福，想单身都难，但老朱后代真的愿意遵循祖训吗？历史上真实的老朱家宗室婚娶是何现状呢？

老朱家的子孙结婚，不只是意味着家里增添新人，还要上报朝廷追认封号的问题，同时家里添孩子也要上报朝廷奏乞封号，有了封号就意味着一生无忧，朝廷无条件供养了，所以封号至关重要。当然，要想得到封号，必须要按照老朱规定好的婚姻流程结婚，否则就是擅婚（未提前上报）、私婚（未提前上报，也未获得封号）。

现实中，老朱家的婚姻状况却不尽人意，无视宗室婚娶禁令，擅婚、私婚普遍存在。

明初，老朱家的后代人口数量不多，礼部工作量不大，再加上老朱家的身份与地位，很多人愿意嫁到老朱家，即便是这样还是有许多宗室成员擅婚、私婚。

衣食无忧的条件，使得朱元璋后代“开足马力”繁衍，到了明朝中期，宗室人口数量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而且宗室还被分封到各地，礼部此时在逐一完成宗室之人的婚姻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因此明宣宗朱瞻基将选婚权力下放到王府，也就是说各王府自己负责选婚了，只要把结果上报朝廷就行，手续简化反而使擅婚、私婚现象更加层出不穷，即便是朝廷一再强调不能违背祖训，仍然无济于事，甚至愈演愈烈，例如万历年间有人揭发乐安等地的明朝宗室有600多人擅婚。

古代婚姻明朝宗室滥婚不只是擅婚、私婚，还有私娶乐女娼妓等行为。感情这东西不好说，两人看对眼了，身份也就不再重要了。

老朱防止子孙后代娶“不良少女”为妻事件的发生，特别规定不允许娶乐女娼妓，即便是娶了，朝廷也不会承认。当然，感情是奇妙的，不是明令禁止就不会发生的事情，那怎么才能真正地防止老朱家子孙娶“不良少女”呢？

老朱的办法也是很简单明了，那就是禁止乐工、娼妓擅自出入王府，如有违者，终身边疆戍边的名额上就会添上违者的大名。

看来老朱也是情场高手，直接不让子孙后代接触“不良少女”，那么何来机会产生感情呢？即便是这么严密的“防守”，老朱家子孙还是不少人爱上“不良少女”，上演了一幕幕为情所困的剧目。

闪婚、私婚、娶“不良少女”，真是五花八门的滥婚现象，不仅如此，明朝宗室还大张旗鼓的征选民间子女，完全把老朱对子孙妻妾数量的限制的规定抛之脑后，更有甚者，假借婚娶之名，霸占别人财产、妻女等现象的发生，为社会增添了不少不安定因素。

老朱后人为何不愿意按规矩来？

是不是朱元璋后代都像老朱一样，骨子里有叛逆精神，祖宗的规定视如草芥？

事出反常必有妖，老朱家的这些人“疯狂”地违背宗室婚娶制度，背后肯定有其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各王府会出现如此之多的“违规”婚姻呢？

朱元璋是把后代子孙的婚姻采取了包办制度，但也有很多限制条件，比如结婚的年龄。

老朱希望子孙后代能够成熟些再结婚，规定结婚年龄必须到达十五岁，在现代人看来，这已经是很小的结婚年纪了，然古代十五岁结婚可能已经算大龄未婚男了，所以各个王爷也是着急子女的婚姻，在子女十五岁之前安排婚姻的比比皆是。

不到老朱规定的结婚年龄，即便是结了婚，上报朝廷也不会追认封号。不只是年龄的限制，为确保老朱家正统血脉，王爷子女结婚必须在规定的地区内选取，如若超出规定的范围，也会被视为擅婚。

另外，有些宗室婚姻本身就是“不合法”，比如上面所说的娶乐女、娼妓，或者娶军匠、犯人之后等等，有些是超出了妻妾数量的限制，自然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奏请封号了。

上面这些是客观原因，明宗室“违规”婚姻还有主观原因。如果按照老朱定下的结婚流程来的话，有可能要提前半年上报朝廷，朝廷要派人核实所娶之女的身份是否清白、家教是否严格等等问题，

一套手续下来，小半年还算时间短，假如遇见拖拉官员的话，等一年后再结婚也是有的。明朝后期，宗室人口数量庞大，有需要婚娶的王府也自然增多，逐一核查需要更多的时间。按照流程来上报朝廷，然后等到朝廷允许有可能两、三年已经过去了，这期间宗室子弟能够耐得住寂寞吗？

不只是如此，为宗室选取合适婚姻对象也非常困难，上文我们提到老朱为宗室选婚条件必须是“官、民家女年十四、五，容德端厚及父母俱存，家法严谨者”，咋一看这符合这规定的女子不在少数，但老朱为了顾全明朝安危，还另行规定“凡是与王府结亲的官员，不得担任京职”，以致于官员家庭都不愿意与王府结亲。普通百姓之家呢？

按照正常思路的话，普通人家应该是巴不得与王府结亲主之家的话，女儿嫁入王府也只能受气，家人根本不可能因此而沾光；地主或者商人之家呢？女儿嫁入王府，宗室子弟往往也会尽夺其家产据为己有，因此普通百姓也是不愿女儿嫁入王府。

总的来说，按照老朱规矩来结婚的话，根本无法满足王府宗室成员的需求，因此老朱家后代才不愿意按明朝规定婚娶。可是，规矩是老朱家祖宗朱元璋订下的，有其合理之处，宗室不遵循的话，朝廷会采取何措施维护祖宗订下的规矩呢？其实，明朝宗室婚姻制度相当完善，但宗室之人毕竟是老朱的后人，怎么舍得真的处理“违规”之人呢？

如果按照明朝宗室制度，不按规定婚娶的话，降爵罚俸，但真的执行起来却完全是另一套办法，形成了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比如弘治年间，宁府钟陵王因“违规”娶小妾而引起的“妾室之争”人命案，影响是十分恶劣了，但朝廷对于钟陵王的处分只是“革去禄米三分之一”而已，对于家大业大的王爷来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的惩罚。

宗室一次次的破坏老朱定下的婚娶制度，然而朝廷却一次次“纵容”，使得宗室成员更加肆无忌惮的“违规”，不断的恶性循环，使得宗室滥婚现象呈不可逆态势发展。

当然，宗室无节制的婚娶，宗室人口数量也急剧增加的现象，明朝政府不得不拨付更多的俸禄来养活这些人口，明朝财政税收压力倍增。

“违规”婚娶现象还造成了各王府造假之风盛行，不按规矩结婚，王府妾媵们没有相应的封号，自然所生子女也不会有封号，无封号则无俸禄，这可不是王爷们想看到的结果。那怎么办呢？王府的妾媵自然是没办法获得封号，但妾媵所生的子女可以转接到有封号的妾媵身上。

撒一个谎，紧着需要千万个谎言去弥补这一个谎言，因此王爷的子女身份一旦造假，出生年月、母亲名讳都是假的，更有甚者代替已死之人的封号，严重破坏了明朝的户籍制度。

破坏朝廷的制度有可能还是小事，影响老朱家的正统血统却是大事，宗室滥娶“不良少女”，玷污老朱家的名声，皇家名声狼藉的话，还有多少人愿意为明朝廷效力呢？

现在回顾明朝历史，明朝宗室违规婚娶问题最终已经演变成影响明朝命脉之事，但当明朝政府意识到问题如此巨大之时，已无力回天。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远见，事与愿违，他死后已经不能左右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