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的妻子是谁?哪年结婚的啊?

陈景润的妻子是谁?哪年结婚的啊?,第1张

陈景润的夫人由昆是北京解放军309医院放射科主任,谈起儿子陈由伟十分自豪:我儿子很有头脑,做事很有计划性,非常注重细节的处理,一步一步的非常扎实。我觉着,这样的做事特性,是有着一点搞数学的人的严谨性遗传吧。我先生要是今天还在,让他看看今天的儿子,他该有多么高兴啊。
杜鹃花丛中的母子

“他成了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人。长空里,一只孤雁。”作家徐迟在27年前写下了这些句子,这些句子中所指的“他”是谁,当时的全中国人几乎家喻户晓。这个他就是为被称作“1+1”的哥德巴赫猜想作出重大贡献的数学家陈景润。这篇闻名天下的报告文学叫作《哥德巴赫猜想》。

文章中继续写道:陈景润“他一向不会照顾自己,又不注意营养。积忧成疾,发烧到摄氏三十八度。送进医院一检查,他患有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症”。

《哥德巴赫猜想》共有17万多字。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当美丽的玫瑰花微笑时”。历尽艰辛,花儿盛开,后面会发生什么?这句充满着箴言意味的话,各人会有各自的“读法”。在以后相继的媒体报道里,我们知道,陈景润政治上得到“翻身”,成为了连续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生活中,陈景润结婚了,他的妻子是医生,生了个儿子。上世纪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久病不治,长辞于世,享年63岁。

8年时间过去了。在2004年初夏通往浙江天台山的路上,上方悬挂着的横幅上写着,“今年杜鹃不一般,五十年来最盛开”。在华顶山峰上似云霓般轻轻飘摇的杜鹃花掩映之中,我遇见了第三次来到此地的陈景润夫人、解放军309医院放射科主任由昆女士。她身边站立着的,是陈景润夫妇的儿子陈由伟。英俊的年轻人身高1米82,今年23岁了。

面对一位男士的绝对忠诚

我向由昆女士和陈由伟说道,在1994年到长江三峡去采访移民的时候,曾特地到武汉看望徐迟老师,交谈中说到《哥德巴赫猜想》和陈景润,由昆女士和陈由伟的目光陡然肃穆起来,久久地注视着我的“述说”。

记者:由昆老师,这次能够见到您,非常荣幸。从我的记者职业特性出发,也是许多知道陈先生的人们想要了解的,就是陈先生与您的“故事”。对于外界的人来说,陈先生是名闻天下的大数学家,您是位医务工作者。然而,作为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的结合,不是什么“职业联合”,而是生存相托,命运相依。当年的您,作为一位女性,是陈先生怎样的品格特征,使您感动,让您喜爱?

由昆:1979年,陈先生再度住进解放军309医院,那时候他已经45岁了。应该说,当时的组织上曾经为陈先生“操过心”,想帮助陈先生成个家。也曾经有女性表示过这样的意思。陈先生“没有感觉”,自然也就没有“结果”。在以往的治疗过程中,他也接触过女性。也从未“有故事发生”。我那年27岁,在武汉军区医院工作,来到北京309医院进修,就此结识陈先生。我是来北京学习的,读外语也是我的功课。一次,我在平台上念英语,陈先生走来,向着我用英语说了一句:“I love you”我当然听懂了这句外国话,但其中的“中国含意”更是让我万分惊讶。我首先的感觉是,这不可能,绝不可能,他是世界闻名的大数学家,地位那么高,我就是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社会反差实在太大。当年的我,是到了考虑自己婚姻的时候,我是个普通的人,也会想到世俗的反应,我要是和陈先生谈这个事情,“人们会不会指责我追名逐利”?

还有,陈先生的身体状况,作为医生我是了解的。这样的婚姻于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的责任太大。

是陈先生的执著感动了我。陈先生对感情的执著,就像他对事业一样的执著。确立了一个目标,他是绝不会改变的。对于这一点,我实在是太相信了。没有他那样超人的执著,他要取得那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他对我说,“我跟您有话讲”。我说,这事不可能,他就说,那我这一生就此独身。这一点我也绝对相信。陈先生对数学绝对“真挚”,对感情和婚姻同样真挚。在考虑婚姻大事的时候,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起作用,但是你说,会有哪个女性对于一位男士的绝对的忠诚无动于衷?

记者:从见到过的各种资料来看,陈景润先生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由昆:陈先生心地非常善良。陈先生比较内向,他是绝对不会伤害别人的一个人。他在小时候,他在“文革”中,吃过那么多的苦,但是他对伤害过他的人,全然不计,他对社会上的那些“恶”,浑然不理。他的确需要照顾,但他肯定不会沾染现实社会当中更加让人忧烦的各种弊病。社会上的有些恶疾,比起人的生理疾病,更让人操心,并且难以治疗。

这么的一个人,善良到了不能忍心让他再受到伤害。违背他的心愿,于他是天大的遗憾。我的父亲也是军人出身,他给我回了一封信:“陈景润是认真的,你不要拒绝命运多舛的陈景润,不要伤他的心。”

小平指示:一周内调入北京

记者:经过两年时间的恋爱,你们于1980年8月,在北京结婚。您是在1983年调入北京工作的。而且,这件事情还是在邓小平亲自关切之下进行的。是这样的吗?

由昆:是的。你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夫妻的两地分居,并不新鲜,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在恋爱和婚后,陈先生对我的称呼是“由”,我一直称他“先生”的。谁都知道,我的先生工作起来“玩命”,但是对于个人的私事,从来不开一句口,不说一句话。

他知足常乐,无所求。结婚一年后,我们有了孩子,陈先生一个人在北京,我跟儿子在武汉。我要工作,还要照顾孩子,心头还时时牵挂着陈先生,人累,心更累。

小平同志是在“文革”中“全面整顿”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到陈景润和“陈景润现象”的。当有人说“陈景润走白专道路”的时候,小平同志就说:“什么白专道路,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浩劫过去,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当时,我们向组织打了报告,要求解决夫妇两地生活和住房的问题,还有,当时陈景润的社会活动比较多,想要求给他配一位秘书。小平同志知道了这份报告的内容,他指示:一周之内,请给陈景润解决三个问题:住房,爱人调动,配备一位秘书。

记者:小平同志指示得非常仔细,连办完这些事情的时间都被规定好了。

由昆:是啊。那真是叫快。具体执行小平同志指示的,是解放军总后当时的部长洪学智和科学院的领导。我还在武汉边工作边带孩子呢,突然领导找到我,告诉我,7天之内到北京报到。我说,那么快啊,要交代工作,还要理东西。领导说,上级指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坚决完成任务。能够马上回到丈夫身边,当然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一家三口就是这样,在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之下,获得团圆的。

记者: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当中,人们知道了陈景润的那个“6平方米小屋”。在后来的资料中,也曾讲到过胡耀邦同志对陈景润住房的关注。

由昆:那也是“文革”的事情了。小平同志亲自点将,要胡耀邦同志“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耀邦同志主持全院工作,也非常关心全院职工的具体生活。耀邦同志为每个家庭“弄到”一个液化石油气钢瓶,还专门就近在中关村设立了一个交换站。

中科院的职工从此不要再推车拉煤了。耀邦同志也关心到陈景润的情况。那时候,陈先生是个单身,职称也低,也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只能住4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陈先生为了自己有个研究环境,也是不愿因为作息时间不一致而打搅别人,就住进了那个6平方米的小屋。“我认识陈先生之后,我到那个小屋子去过,实在太小了。”

耀邦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亲自来到单位,询问陈景润住房情况,他发问:“为什么不能给陈景润解决一间稍好一点的房子?”得到的回答是:可以的,但只能搬进4个人一间的宿舍。耀邦说,那就暂时搬进去吧。谁也没有想到,住这样的集体宿舍,要交4个人的住宿费,“不知陈景润同意不”。胡耀邦当时就生气了,他说:你不收陈景润的房租费不就得了么?

所以说,尽管胡耀邦同志当面讲了话,“也没管用”,因为“房费问题”,陈先生也就一直住在那个6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在我们心中,一直深深地感激和怀念耀邦同志,也感到这在当时的“文革”年代,已经不是单纯要给陈景润解决一间房子的事情,陈景润的遭遇实质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缩影。

记者:是陈先生和您结婚,房子才得到解决的?从那时候算起,到1980年结婚,陈先生又在那个小屋子里住了5年多。

由昆:是的。1980年6月份分配给我们一套新房,8月份我们结婚。是两间房,一间12平方米,一间9平方米,没有厅,厨房和厕所也非常小。“这样的住房标准,在我们武汉的部队里,是连级干部待遇。”

可陈先生已经是非常高兴了,他终于成家了,也终于搬出那个小屋子了,最主要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环境,能够安心从事自己的研究。

再次改善住房,就是小平同志1983年的指示,我调入北京,我们夫妇的住房得到改善,是4房2厅。“拨乱反正,那是时代不同了。”

团圆一年后的两次车祸

记者:您在1983年调入北京,可陈先生在1984年就遇上了一次车祸。这详细情景是怎么一回事情?

由昆:(叹了一口气)我们家才团圆了一年呐。陈先生刚50岁出头,他平时外出,是用公交车月票的。中科院有两辆很旧的小车,上了年纪的人也多,所以陈先生很自觉,从不麻烦别人的。那天,他走路去魏公村书店,过马路的时候,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撞了一下,后脑勺着地。陈先生体质比较弱,当时就被撞得“不知道”了,失去知觉。警察来了,从昏迷不醒的陈先生的口袋里找到证件,一看是数学所的陈景润,大吃一惊,他朝着小伙子喊道,你撞谁不行,偏撞陈景润!当时小伙子紧张坏了,连话都说不出来。

警察要把陈先生送到比较好的北京医院去,陈先生有点苏醒了,他说,去中关村劳保医院吧。后来,小伙子的单位来人道歉,陈先生说,你们不要处分小伙子,不要影响他的将来;也不要扣除他的奖金。

我先生就是这样的,很为别人着想。可我知道,他身体弱,这样撞一下,对于他是个多大的伤害啊。

记者:我也知道近年的一件事情。中国的一位原子弹专家也是在马路上被骑车的人撞过,随后卧床不起。从资料看到,距离这次撞伤相隔不久,陈先生又受到一次外伤。

由昆:我先生外出开会,坐公交车,他不是个身强力壮能挤的人,他最后一个勉勉强强地上去了,车子关门,他是背靠着门站立的。到第二站开门,上面要下车的人猛劲地挤下车,又把我先生撞倒在地。于是,再次送进医院抢救。从医学的角度讲,帕金森症的病变有生理上的多种原因,但是遭受撞击的外伤,是诱发这种毛病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后的12年,也就是从1984年到去世的1996年,他几乎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儿子回避数学”

记者:咱们换一个话题,说说您的儿子。您的儿子长得非常英俊。陈先生和您一定聊起过自己的孩子。

由昆:我怀孕了,我们两个就说过生男生女的事。他说,要是生个男的,就让他学数学,我说,要是生个女的,就让她学医。也就是个男随父、女跟母的意思吧。后来生了个儿子,我先生他可高兴了。给孩子起名字,我们两个人商量,就取陈先生的姓和我的姓,合并起来,意思是我们两人相谐相和生了我们的儿子;后面再加上个“伟”字,表示我们的期待。我儿子叫陈由伟。

陈先生非常喜爱自己的儿子。那时候我们分居,我带着孩子回武汉了,他到郑州开会,就拐到武汉来看望我们。他在武汉住了一个星期。你知道,小孩子的小手总是拽着小拳头的,他可好,硬是将儿子的小手掰开,把一枝铅笔放在他的小手里。保姆着急了,就喊我。我一看,有点生气,小孩子拿着个“尖头”的铅笔,他又不懂事,划伤了自己怎么办。可他回答得可好,这是教欢欢(儿子的小名)写字呢。你看,孩子还是小不点,他就要教他学字了。

到北京团聚,孩子还不到两岁,他就在家里给教英语。桌椅、糖果什么的,都贴上字。他曾经有个想法,说孩子不上学,他要自己教。我不同意,孩子是一定要融进社会这个大集体的,要让他到学校的同学群体当中去。我先生同意我的意见。

记者:您儿子小时候淘气么?

由昆:淘!你看他今天彬彬有礼的,小时候可淘了。拿着个笔,在家里的墙上四处乱涂乱画的,画得乱七八糟的。我不愿意,可我先生从来不生气,说那是儿子在动脑筋,不要管他。过去家里有个旧的大计算器,儿子把它的那些个键“挖”出来。这是“祸害”东西了,可我先生说,我儿子在作研究呢,这东西怎么会认数字。

陈先生住院,我和儿子去看他,儿子给他按摩。有人就开玩笑地说:陈先生,是护理按摩舒服,还是儿子按摩舒服啊?我先生回答:当然是我儿子按摩得舒服。我这下脸上可“挂”不住了。专门请了个人来护理先生,可先生说自己儿子好,别人要生气的。不过,谁都理解这样的父子情深。

说句真话,我们是“惯”孩子的。我先生50多了,我也40岁了,就一个孩子,还小,能不惯么。不过,也就是容忍孩子在家里淘气。慢慢地,孩子大了,规矩和规范是必需的。我们家里是相敬如宾的。平时,我先生表示对我的感谢,总是说“谢谢由”。儿子对我很尊敬,也很亲切。我为他操心,他总会很亲切地对我说:谢谢妈妈。

“我先生要是现在还在,让他再看看今天的儿子,他会多高兴啊!”

记者:孩子大了,对于孩子学习、发展的方向,专业什么的,陈先生有过什么设想吗?

由昆:没生出来之前,陈先生说,是个男孩就学数学。那是家里在说说笑笑的时候讲的。对于儿子将来的真正发展,他说了四个字:顺其自然。

爸爸是个世界闻名的大数学家,儿子是否也对数学有兴趣呢?从初中开始,我感受到儿子明显的一种“回避数学”的姿态。中学老师给我儿子报名,让他到“华罗庚学校”学习,他自己作主把名退了。我们聊过这个事情。我的想法是,咱们家里有一个数学家,就足够了。这个家有一个陈景润就够了。孩子的回避数学,我明白,要像他父亲那样地搞数学,实在是太苦了。

再说了,就是不怕苦,儿子的成就也超不过他父亲去。“1+1”,那是皇冠上的钻石,哥德巴赫猜想,在这个世界上多少年了,多少数学家扑了上去,还是不成。这个题目,不是不怕苦就可以获得成功的。搞科学,要有科学态度,也不是有个血统摆在那里,就行的;那科学也就不是科学了。

再说,为什么一定要让儿子也搞数学?没有确定的理由。应该让儿子有自己的兴趣,拥有自己的事业天地,有一片自己的蓝色天空。我儿子现在在加拿大读国际商务,已经去了一年半了。这是他自己选的专业。我儿子很有头脑,做事很有计划性,非常注重细节的处理,一步一步的非常扎实。我觉着,这样的做事特性,是有着一点搞数学的人的严谨性遗传吧。

(再次重复,嗓音哽咽,掉泪)我先生要是今天还在,让他看看今天的儿子,他该有多么高兴啊。

三次到天台以示谢意

记者:您已经是第三次到浙江天台来了,这次您又特地将放假的儿子一块带到天台来,您要让您的儿子到这里来感受一点什么呢?

由昆:我是来表示深深的感谢的。那还是1994年3月的事情,《中国体育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来自科学殿堂的报告》,说的是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经济条件窘迫,身体素质下降,有的英年早逝,更多的是带病进行研究。陈景润就是一个典型。文章呼吁社会各界来多多关心科学家。

这个时候,远在浙江天台的天皇野生植物实业公司向中科院表示,愿意捐献自己的保健产品“铁皮枫斗晶”给科学家们滋补身体。公司将捐助的信,写到了周光召院长的手里,周院长立即批示,让中科院有关部门尽快“把浙江天台的天皇野生植物实业公司的情况给摸清楚”。中科院愿意接受捐助,但是假货不要,假事不做。

把“书面资料”摸透了,中科院又让公司派员到北京汇报。也只有中科院这般行事,接受捐赠,不过我要先把你调查个底朝天。北京的“三堂会审”结束,还再把人家公司的老总陈立钻也叫到北京来“询问”。原来,天台山地区是我国珍贵中草药铁皮石斛在国内唯一的生产基地,在1992年就已被列入“八五”重点星火计划。如此这般,中科院方才同意先让6位“身体有情况”的科学家“先行服用”。

中科院这一番调查和试用,时间用去了9个月。当年年底,中科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接受浙江天皇野生植物实业公司100万元捐助的仪式。我先生是这样才接触到铁皮枫斗晶的。

陈先生的帕金森症,肌张力非常高,面部肌肉被锁住,牙齿总是咬得紧紧的,后来连下牙床都咬倒了,连喝水都有困难。每次吃饭,总是别人先要用筷子将他的嘴撬开。多少次,我看他吃饭都忍不住要流眼泪。我先生服用铁皮枫斗晶一个月左右,嘴可以自行闭合了,吃东西比较自如,食量也有增加。睡眠也深,好多了。

我心里的滋味,我的感激,真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后来公司的陈立钻总经理来探望过陈先生。我先生拿着他的名片,还指出了总经理名片上有两处英语拼写错误。英语错误归英语错误,但是我们都为陈先生的神志清醒、思维清晰而高兴。

记者:1996年陈先生去世的时候,您的孩子才14岁。

由昆:先生去了,我真是痛不欲生。我无法入睡,心率不齐,看着幼小的孩子,我真是感到“死不得”。我的体力消耗、精神压力都到了极限,几近崩溃。

带着儿子来天台,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让他来看看,这个世界上能够获有成就的人,都经过了极其艰难的奋斗路程。他父亲陈景润钻研“1+1”是这样,一个企业的成功也必定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儿子终究要踏上社会,唯有奋斗,方有成就。这世界绝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要是,要是……

作家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这样描绘陈景润的内心世界:“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啦!唯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对于陈景润的贡献,中国的数学家们有过这样一句表述:陈景润是在挑战解析数论领域250年来全世界智力极限的总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这样意味深长地告诉人们: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

在天台吃晚饭的时候,由昆女士带领着她的儿子,站起身来,向着同桌的陈立钻总经理敬酒,以表谢意。由昆女士还轻轻地说了一句:要是能够让我早几年知道,要是能够让我先生早几年吃上这个铁皮枫斗晶,该有多好。在座的人们,听到这句情真意切的话语,都不觉眼角潸然。

在后来与由昆女士的交谈当中,她说到了自己的生活。她说:与陈先生的共同生活经历,令我刻骨铭心,无法忘却。陈景润、我和我们的儿子,一加一永远等于三。我先生“走”的时候,我拉着他的手,向他保证,要他放心。今天,儿子已经成人,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儿子早日事业有成。“那样,我先生就可以在九天之上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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