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 的一生、事迹、

简·奥斯汀 的一生、事迹、,第1张

简·奥斯汀(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英国女小说家。生于乡村小镇斯蒂文顿,父亲是当地教区牧师。奥斯汀没有上过正规学校,但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主要教材就是父亲的文学藏书。奥斯汀一家爱读流行小说,多半是庸俗的消遣品。她少女时期的习作就是对这类流行小说的滑稽模仿,这样就形成了她作品中嘲讽的基调。她20岁左右开始写作,共发表了6部长篇小说。1811年出版的《理智与情感》是她的处女作,随后又接连发表了《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花园》(1814)和《爱玛》(1815)。《诺桑觉寺》(又名《诺桑觉修道院》)和《劝导》(1818)是在她去世后第二年发表的,并署上了作者真名。

奥斯汀终身未婚,家道小康。由于居住在乡村小镇,接触到的是中小地主、牧师等人物以及他们恬静、舒适的生活环境,因此她的作品里没有重大的社会矛盾。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尤其是绅士淑女间的婚姻和爱情风波。她的作品格调轻松诙谐,富有喜剧性冲突,深受读者欢迎。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庸俗无聊的“感伤小说”和“哥特式小说”充斥英国文坛,而奥斯汀的小说破旧立新,一反常规地展现了当时尚未受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冲击的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田园风光。她的作品往往通过喜剧性的场面嘲讽人们的愚蠢、自私、势利和盲目自信等可鄙可笑的弱点。奥斯汀的小说出现在19世纪初叶,一扫风行一时的假浪漫主义潮流,继承和发展了英国18世纪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高潮做了准备。虽然其作品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有限,但她的作品如“两寸牙雕”,从一个小窗口中窥视到整个社会形态和人情世故,对改变当时小说创作中的庸俗风气起了好的作用,在英国小说的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被誉为地位“可与莎士比亚平起平坐”的作家。简·奥斯汀(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英国女小说家。她20岁左右开始写作,共发表了6部长篇小说。1811年出版的《理智与情感》是她的处女作,随后又接连发表了《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花园》(1814)和《爱玛》(1815)。《诺桑觉寺》(又名《诺桑觉修道院》)和《劝导》(1818)是在她去世后第二年发表的,并署上了作者真名。

奥斯丁写作《诺桑觉寺》是在十八世纪末叶,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阶层的高低决定了人们各自的命运,而社会的阶层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对土地的拥有。居首位的当然是贵族,他们拥有大片的土地;其次则是地主乡绅,然后便是律师、医生、牧师等(《诺桑觉寺》中的几家人多属后两类),甚至商人也只位居次要地位,尽管只要有钱仍可做地产的投机买卖。《诺桑觉寺》中的蒂尔尼上将尽管自己是富有人家,拥有祖宗留下的产业,但在话语间对于拥有地产仍常常是洋洋自得的样子(见第二十二章):

  报酬是无所谓的,它并不是目的,而工作才是至关重要的。你看,就连我的大儿子弗莱德里克也有他的职业,尽管他在本郡也许与任何一名非公职人员一样,将会继承一笔相当可观的地产。

  他的女儿因为嫁给了一个有钱有势的人,让他自尊大增,喜不自胜,当他第一次称女儿艾丽诺为“子爵夫人”时,是出自内心地喜欢她,与过去岁月里女儿与他作伴。为他服务,逆来顺受时对她的喜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对儿子亨利�9�9蒂尔尼要娶“贫苦”人家女儿凯瑟琳为妻虽然气愤,但在艾丽诺的请求下,也就不再追究,允许他回家住,尽管他还是说,“他喜欢就让他当个大傻瓜吧!”索普所编造的那样,是由一个年轻人继承的;换句话说,这地产是对外公开的,谁的心贪,谁就可以来做土地投机买卖,他也就有可能来购置,只要有钱。而且,凯瑟琳并不是一个“穷人”的女儿,嫁妆便有三千英镑(凯瑟琳的父亲答应她哥哥詹姆斯与伊莎贝拉�9�9索普**三年之后结婚时,可以谋得年薪四百英镑的牧师职位;当时一个劳动人民家庭要维持生计,所需仅四百英镑的二十分之一,可见三千英镑的陪嫁数目。《诺桑觉寺》的男女主人公在小说最后一页终成眷属:“教堂钟声响了,人人都喜笑颜开。”这是亨利与凯瑟琳的自豪与胜利;因为亨利对于爱情是真诚的:

  在这样一件事上,他(即上将)的怒气会使亨利震惊,却无法将他吓倒,因为亨利相信他的目的是正义的,所以他会坚持他的目的。他觉得自己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道义上都必须对凯瑟琳负责,而且他还相信,他曾受父命去赢取的那颗心现在已经属于他自己,因此用卑劣的做法将默许撤回,毫无道理地在一怒之下要他变卦的命令,都动摇不了他的忠贞,也左右不了因忠贞而下定的决心。(第三十章)

  然而,如果没有经济条件的保证,上将亦不会同意,而如果没有上将的同意,莫兰先生虽则心地善良,但作为一个牧师,为人处世的原则也必须坚持,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鼓励两个人的婚事,亨利与凯瑟琳也只能两地相思而已。因此,要回答奥斯丁书中最后一句话:是主张父母专制,还是主张儿女不必顺从父母之命?在当时,仍然是有条件的。

  《诺桑觉寺》是一部非常有文学色彩的长篇小说,第一章便引述了许多诗人、剧作家的诗句,其中便有两处引语来自莎士比亚的两个剧本。而书中第五章与第十四章,还用很大篇幅讨论长篇小说的地位。这些都是针对当时极流行的哥特式(恐怖)小说而发的。《诺桑觉寺》的书名即与哥特式小说相类似,而且小说后半部的地点亦在过去曾是一座女修道院的蒂尔尼家族的住宅内;小说的情节也是随着女主人公读了哥特式小说之后要在现实生活中天真地按部就班去寻找刺激而步步深入的。然而,奥斯丁的《诺桑觉寺》却是一部与哥特式小说截然不同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在第五章感叹长篇小说的价值被人们所低估时指出:

  ……似乎几乎普遍有一个愿望,要低毁小说家的能力,低估小说家的劳动,并且轻视其创作成果,而这些作品体现的仅仅是精神、才智与趣味罢了。……只不过是一部表现了思想的巨大力量的作品,一部用最贴切的语言,向世人传达对人性的最彻底的认识、并对人性的种种表现作最恰当 的刻划,传达洋溢着最生动的才智与幽默的作品。奥斯丁对十八世纪自笛福以来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作了极高的评价,而对于那些包括有名的《旁观者》在内的杂志却作了极深刻的批判:

  这个刊物上的文章常常是陈述荒谬的事情、别扭的人物以及活人不再关心的话题;而语言也常常粗糙得使人对容忍这种语言的那个年代不会有很好的看法。

  就小说而言,那些哥特式小说自有其缺陷,即远离现实。她在第二十五章中写道:

  尽管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全部作品,甚至她的全部模仿者的作品,都很引人入胜,然而,人性,至少是英格兰中部各郡居民所表现的人性,也许在这些作品中是找不到的。

  因此,《诺桑觉寺》中的人是活生生的人,女主人公凯瑟琳并不是什么传奇式的人物,她在现实生活中破除了幻觉,懂得了人生的道理,她在巴思与诺桑觉寺所经历的三个月,比她十七年来所接受的教育还要多。她在巴思的第一个朋友伊莎贝拉就是虚情假意的人,嘴上说的往往并非心里想的,她要接近凯瑟琳的目的在于要与詹姆斯�9�9莫兰订婚。在与詹姆斯订婚并征得他父亲同意之后,她又与弗莱德里克�9�9蒂尔尼(蒂尔尼上尉)调情,因为蒂尔尼的家庭更加富有,然而她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于是又回过头来想通过凯瑟琳的帮助要与詹姆斯重修旧好,最后连读了她来信的凯瑟琳都对她的行为感到厌恶,更不用谈修补她与詹姆斯的爱情,因为那不是爱情。第二个让凯瑟琳认识这个现实世界的是约翰�9�9索普。这个牛津大学的呆子所追求的只是事物的表面,为了在别人面前显得神气和阔气,他什么都可以编造。最大的谎言是为了显示他的追求对象家庭阔绰,说她是富勒顿地产的女继承人,仿佛他追求的人富有便是他的阔气。然而一旦追求凯瑟琳不能得逞,又转而污蔑她家是贫穷人家,这第二次谎言带来的后果是蒂尔尼上将把做客的凯瑟琳赶出家门。凯瑟琳虽不了解这些情况,但她始终没有被索普骗走。这是她性格非常可爱的地方。蒂尔尼上将虽然出身高贵、家境富有,其实是一个头脑蠢笨的人,否则他不会两次被约翰�9�9索普所蒙骗,这主要是因为他所追求的只是金钱、地位、地产之故,有什么样的追求便会造就什么样的人,那是必然如此的。凯瑟琳一直对他敬而远之,而且总怀疑他是谋害妻子的凶手,尽管她是受了太多的哥特式小说的影响。这是凯瑟琳性格的又一个可爱之处。正因为有这些可爱之处,她赢得了亨利�9�9蒂尔尼真诚的爱,以及他妹妹艾丽诺�9�9蒂尔尼的真心帮助。

  艾伦太太也是一个有趣的人物,她养尊处优,只关心服饰,因此她是头脑空空洞洞,没有什么见解的人,在巴思的那些日子里,与其说她关心凯瑟琳,倒不如说她关心巴思的时髦服饰。莫兰太太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尽管她为了安慰凯瑟琳可以搬出麦肯齐的《镜报》杂志妙文来,然而她对现实生活的看法是很局限的。倒是凯瑟琳的大妹妹萨拉,虽然只听到她说过几句话,但她是一个很善于动脑筋而且思维清晰的人,可以想见定是一个很有见解的姑娘。至于亨利,正是在他的帮助下,凯瑟琳才从生活中学懂了许多道理,这里不必多说他了。奥斯丁的人物都是很有性格的,非常令人难忘,因为在我们身边也可以碰到这样的一些人。这就是奥斯丁小说的魅力。

  奥斯丁作品的语言文字是纯正英语的典范。这是跟她的家庭环境有关的。她从小就开始大量广泛地阅读。

  她在第五章论及长篇小说的时候,指出小说是“表现了思想的巨大力量的作品”,是“用最贴切的语言,向世人传达对人性的最彻底的认识、并对人性的种种表现作最恰当的刻划,传达洋溢着最生动的才智与幽默的作品”。

  《诺桑觉寺》的叙事策略

  《诺桑觉寺》,与其他五部奥斯丁的长篇不同,采用了公开的叙述者和外露的作者型的叙述声音,展现了作者权威。它是简�6�1奥斯丁打算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定稿完成于1797年左右,即奥斯丁大概22岁的时候。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初露锋芒,文风初步成形,就是以“一个村镇上的三、四户人家”①为生活背景,以极具讽刺的笔法叙述一个婚嫁故事。

  总的来说,《诺桑觉寺》的叙事策略有这样的特点:以恰当的视点为基础,通过作者以反讽修辞为特色的介入,充分地向读者宣达了自己的信念和价值立场,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交流关系。

  在《诺桑觉寺》中,奥斯丁选择了主要从凯瑟琳的视点展开叙述,这个选择的好处是,既然女主人公(凯瑟琳)是个哥特式小说的盲目热爱分子,又是一个心地善良、无比单纯和缺乏主见的姑娘,那么在她看来,许多其实荒谬的东西就成为了合理的,可以容忍的,故事因而也得以顺利地发展,一些情节也得以顺利地发生,这样,便巧妙地带出了无数可以用来嘲讽的空间。如:

  “ ‘我敢说,就是你用手一碰,也能把它摇个粉碎。我从没见过这么遥遥晃晃的破玩艺儿!……就是给我五万镑,让我坐着它走两英里,我也不干。’

  ‘天哪!’凯瑟琳给吓坏了,大叫起来,‘那我们还是往回转吧。……索普先生。快停下和我哥哥说说,告诉他太危险。’

  ‘危险!哦,天哪!……只要你会驾驭,那马车安全得很。这种家伙要是落到能人手里,即使破烂不堪,也能用上二十多年。……谁给我五英镑,我就驾着它到约克跑个来回,保证一个钉子也不丢。’”

  贪慕虚荣的人一边说着经过夸张处理的事实,这些说话在我们旁观者看来是那么赤裸裸而且可笑的——谁都晓得一辆马车要是真象索普说的那样不堪一击,那么他们这会儿准已摔个粉碎;要是谁的驾车技术高得可以驾一辆这样的马车赶路的话,那他一定不是神造的儿子,他是神。但是凯瑟琳是多么的单纯,她容许了这些虚伪和夸张,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一点的虚伪和夸张,只是不断怪责自己学识太少,弄不明白这些咄咄怪事的玄机。就这样,自相矛盾的事实,在凯瑟琳的反应和思考下会变得加倍地有趣,她的真诚更加衬托出同伴的虚伪。

  选择凯瑟琳作为主要视点还使得小说的高潮部分更加逼真和扣人心弦:因受到哥特小说的熏陶影响,误以为诺桑觉寺的主人蒂尔尼将军将其妻子囚禁在某个密室之内因而在她寻找“秘密”的过程中,所见到的和听到的景致,一草一木,一门一窗全是那么可疑的,极其恐怖的。小说的视点这时候没有流向作者的全知型视点,只专注于女主人公的视角出发,描写她的所见所想。这方显示出哥特小说本身是怎样的令人迷乱昏心,以及它是以何等程度迷惑着读者的心智的。

  《诺桑觉寺》的基础视点是凯瑟琳,然而,它也是灵活转换的——就在女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发生。这就自然产生了作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是作者故意制造出来让读者思考的,这样,读者与作品也产生了距离。即对读者来讲,每一部小说都存在着这样两种距离,一种是对应着小说的形象体系的外在距离,一种是对应着小说的意义世界的内在距离。前者涉及小说形式上的可感性,后者涉及小说意义上的可理解性。[3]132而有效的外在距离是通过叙述声音实现的,在《诺桑觉寺》中,叙述者可以理解成等同作者。

  前面提过,许多现代评论家主张作者“退隐”,不评论,不干预,但是,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却通过外露的作者型的叙述声音有效地表现了主题,特别是在揭露哥特小说是如何矫揉造作、蛊惑人心这一方面。

  《诺桑觉寺》中作者的明显“干预”有二十多处。作者的声音出现得如此频繁,几乎从未让我们忘记她的存在,这是自有其意义的。《诺桑觉寺》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揭露哥特小说的不切实际,而计划的阅读人群就是受到哥特小说昏迷理智的人。于是,作者在内容上选择了用戏拟哥特小说情节的方式来作为一种反讽。既然是模仿那种哥特式的情节,必定有写到使读者心驰神往的一些恐怖、悬疑、浪漫等等的事件,考虑到当时的读者受到比较浓重的哥特小说熏陶,也许缺乏自觉地理性思考和分析的能力,作者在作品中适时地介入显然是可行的策略。

  在故事的开始之前,作者就向读者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凯瑟琳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可人儿,无论是样子还是性格都没有任何出色之处。奥斯丁用了整整一个章节介绍凯瑟琳的出身,那么详细,那么清晰,那么确定无疑,她是怎样考虑这种安排的呢?

  “谁都想不到她命中注定会成为女主角......”

  这一句话揭示了这场“叙述者干预”的潜台词――凯瑟琳来自于现实世界,她并不是那种自身完美无暇而又有着传奇出身的传统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大家请不要对她抱有幻想!这样一来,被假浪漫主义熏陶了的读者在开始他们对一部小说的没有根据的浪漫幻想之前,就被泼了一大盆冷水。

  在下一章中,凯瑟琳行将离家出发到巴思了,奥斯丁描写了女主人公与家人告别的一些细节,然后又借题发挥起来:

  “莫兰一家人冷静而适度地处理了与这次重要旅行有关的一切事项。这种态度倒是十分符合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感情,......

  就在这般惨淡的光景中,凯瑟琳辞别家人,登上旅程。一路上一帆风顺,平安无事。既没碰上强盗,又没遇上风暴,也没有因为翻车而幸会男主角。只有一次,艾伦太太担心把木屐丢在旅店里。后来幸而发现这只是一场虚惊,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发生令人惊恐的事情。”

  感情丰富的读者们头脑中所联想到的符合“小说”情节的情节通通被作者从侧面提了出来,例如悲凄的撕心裂肺般的哭诉,路途上面那些意想不到的风波等等,而用以替换的竟然是丢木屐的虚惊!作者插入这段话很明显地是在“故作可惜”,言语间充满了讽刺。这样的摆明车马,读者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个木屐与浪漫的置换使得现实与幻想一下子冲突了起来,并一同展现于读者眼前,引起对比和反思。仅隔了一段,作者又“闯”了进来:

  “现在应该来介绍一下艾伦太太,以便让读者能够判断:她的行为今后将会如何促成本书中的种种烦恼,可能如何使可怜的凯瑟琳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究竟是出自她的轻率、粗俗或是嫉妒,还是因为她偷拆了凯瑟琳的信件,诋毁了她的声誉,甚至把她撵出门去。”

  其实,艾伦太太与凯瑟琳后来的遭遇毫无关系。而作者在下文中对艾伦太太的描述也不过表明了艾伦太太真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人了。这段话的反讽意图比上一段引用文字更加明显,它揶揄了哥特小说中的女主角经常被遗弃的桥段。如此张扬的讽刺,对于读者来说恐怕有点接受不了。奥斯丁就是在挑衅着她的读者,但是读者会因此罢看《诺桑觉寺》吗?事实上是刚好相反的。人人都有叛逆心理,还有维护自己尊严的自觉。他们怎会任由奥斯丁公然揭示他们的内心想法再公然地将其讽刺一番呢,反抗的办法只有继续看下去,证明自己是一名拥有理性的读者。

  然而,简�6�1奥斯丁是进退有度的。评论干预到小说的下半部分就减少了,这时小说的剧情亦逐渐发展到高潮。凯瑟琳被邀请住到了古老的诺桑觉寺之后,三番四次地以为自己发现了可怕的阴谋和秘密甚至猜想蒂尔尼(男主角)的父亲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或对其实施了幽禁。蒂尔尼知道凯瑟琳这个荒唐的想法之后对她进行了深刻的教育,凯瑟琳亦从蒂尔尼的口中知道了他母亲去世的“真相”――病死。从此以后这位女主人公才彻底地从非现实世界中解脱出来。整个高潮部分奥斯丁没有站出来强加“干预”,因为这样做毫无必要。要是读者还没有被她前面频繁的“干预”刺激醒的话,至少也形成了一点自觉,那么他们的幻想将由最冷酷的事实来戳灭,他们将同凯瑟琳一同清醒过来。

  奥斯丁如此不均匀地安排她的叙述者干预是有其道理的。若评论过多,则会使读者的接受过程变得被动而消极,由此失去阅读的趣味;若完全不加以“干预”或“干预”不足,又会容易让读者陷入不切实际的浮想联翩中,不识反思。

  这种科学辨证的叙事策略与20世纪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对于戏剧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反对在表演上以感情共鸣为演员的唯一目标。传统的戏剧以俘虏观众的感情为目标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把观众引入戏剧情境,进入神志昏迷,如痴如醉的状态之中,从而丧失了独立判断和理解戏剧的能力。因此,布莱希特强烈反对玩弄观众的感情,他要求以情绪感染的同时要使观众保持清醒的理智,能以冷静的头脑去理解剧作的思想意义。他反对演员进入角色忘了自己,更反对观众进入角色忘了自己。为此,他创造了种种“间离”(又称“陌生化”)手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在舞台上挂“语录牌”,为的是向观众直接提示正在演着某一场戏的思想内容所在;或在剧情发展进程中突然加一段与剧情不相干的“歌唱”,向观众直接提示该事件的内在含义是什么,以启发观众的理智;或者由作者直接出面与观众对话。如此等等。

  《诺桑觉寺》正如布莱希特的戏剧,作者既是编剧也是导演,她承担起引导读者的责任。奥斯丁也希望读者能够辨别真伪,用带有现实主义的批判性眼光去看待读物,不要被哥特小说、感伤小说里面那近乎疯狂的情节控制了思想,要懂得抽离和独立地思考。奥斯丁为此采用了这种“粗暴”的叙述者干预,这种手段导致了:小说的主人公与作者有了一定距离——凯瑟琳在一开始就以“丑小鸭”的形象出现,她绝非奥斯丁理想女性的典范;小说的人物、情节与读者产生了一定距离——作者将故事情节佯装成哥特小说的样子,有女主角的离家旅行,有频繁的舞会,也有陌生的古建筑,可是往往到了“装”得最像的关节处,读者有机会对剧情进行浪漫幻想之际,就挺身而出打破荒谬,将读者拒之于妄想之门外。这就是“间离效果”,“间离”使得审美变成了可能,因为“距离产生美”。只不过这里的“美”是现实世界的美。“间离效果”的任务就在于“把习以为常的、不变的现象表现为反常的、意外的和可以改变的,并以此使观众感到惊异,激发观众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进而产生改造世界的愿望。”[4]且看《诺桑觉寺》中凯瑟琳错过了与亨利�6�1蒂尔尼兄妹的约会之后心情忐忑不安,奥斯丁就当天晚上凯瑟琳的睡眠调侃道:

  “现在,我该打发我的女主角上床去辗转反侧,感伤垂泪了,因为真正的女主角大都命该如此。假若她能在三个月之内睡上一夜安稳觉,她便会觉得自己十分幸运了。”

  这是一段名副其实与情节不相干的“插曲”,奥斯丁写它的目的无非又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名叫“提醒”的服务。女主角的爱情遭遇到挫折,那么睡不着觉也是平常事,奥斯丁该是硬把这“习以为常的、不变的现象”加以讽刺,变成了“反常的、意外的和可以改变的”。因为在传统小说中,女主人公遭到挫折后总要表现得过分地悲恸,以使读者受其感染。这种过分渲染是奥斯丁所反感的,因此她要让读者也有所警惕。通过这一席有着“间离效果”的话语,读者便能够瞬间从剧情中抽离了,意识到自己只是在“读”着一本小说,而不是亲身经历着里面的内容,这时他的审美思辨就可在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自由驰骋了。一旦读者思维脱离得了情节,那么就可以从容地将自己的思想灌输给读者,而不必去冒读者从小说情节中领悟不全或者错误领会作者意图的险了。

  作为对现实世界抱有控诉愿望的小说家,奥斯丁成功地运用灵活恰当的人物视点和适度的介入引导读者形成对哥特小说的独立、冷静,和带有批判性的思考。而评论干预中的幽默又使得本来刻薄得“讽言讽语”变得异常可爱,这势必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很好地掩盖了情节被打断的突兀,就像是发动机里面润滑剂所起的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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