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率下降，是彩礼造成的吗？

“彩礼”两个字，从来没有离开过公众视线，最近这段时间，各地更是掀起了“抵制彩礼”的风气。

各地倡议抵制高价彩礼

彩礼并非“原罪”

结婚率崩溃怎么破？

各地纷纷使出大招：限制高价彩礼。

甘肃定西对彩礼“限高”，要求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元，婚事酒席不超过20桌等。

江苏沭阳县举办“沭阳小大姐”新时代文明婚恋倡导活动，倡议未婚女青年拒绝高价彩礼。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更是邀请了30名适龄未婚女青年，集体签订“抵制高价彩礼承诺书”。

一时之间，抵制高价彩礼，成为各地挽救结婚率的万能钥匙。

高价彩礼问题由来已久，对彩礼进行“限高”是积极的、毋庸置疑的。

但江西省让30岁未婚女青年站在台上示众画押，就有点儿黔驴技穷的味道了。

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承诺书，女孩子自己签了，父母那边死活不同意，高价彩礼继续横行，治标不治本。

限制高价彩礼是没有问题的，但结婚率崩溃的根源，真的是彩礼吗？

当前，我国没有结婚的适龄青年分两种：一是自己不想结婚，二是自己没能力结婚。

不想结婚的人，你就算不要彩礼，他也不会步入婚姻。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想结婚，但没能力结的人。

农村结婚消费高

这个“能力”指的就是金钱方面，买房买车、三金、彩礼等，都是需要花钱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钱。

婚姻本质是个经济行为，现在各地全力压降彩礼，女方家庭肯定就会放弃没钱的“穷男人”，寻找那些有支付彩礼能力的男性，底层男性依旧娶不到老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人口有72206万人，女性人口68969万人。

这意味着，多出来的3237万男性，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婚姻挤压，甚至找不到媳妇打光棍。

因此，把彩礼推出来，解决婚姻率低的难题，只会打桩不打稳。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农村结婚消费需求，逐渐向城镇生活标准靠近。

以前农村结婚，盖个房翻新一下就行了，但如今在城市买房、买车，已经是对男方最基本的要求了，“物质化”的思想观念，将高价彩礼与“有面子”挂钩。

再加上，乡村社会的圈子文化浓厚，极易受到攀比、从众心理的影响。

农村的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更多考量的是“别人家都要这么多，我为什么不要”。

有学者研究发现，如果某个女方家庭，索要低于或高于普遍标准的彩礼，会被村民议论“坏了规矩”而受到埋怨、排挤。

高价彩礼并非一夜之间出现，对其的治理也难以一蹴而就，婚恋市场上的交易行为，更不是一个女孩签了承诺书，就能遏制的。

女孩攒嫁妆

婚姻的算计

彩礼的争议，让婚姻成为一种算计，把男女结合，看作一种经济交易。

但如果在这段经济关系中，只说彩礼不论嫁妆，那就是耍流氓了。

从知乎上1888万彩礼事件，到四川19岁女孩家人收30万彩礼的新闻，都出现了反转、炒作的字眼。

这些夸张的细节，直接戳中了大众对于彩礼话题的敏感点，彩礼愈加面目全非。

与之相对，是嫁妆在舆论口的“失声”。

近些年，因为嫁妆少，引发婆媳矛盾、夫妻吵架甚至离婚的不在少数。

此前，95后女孩小王从小家庭离异，大学时交了一个男友，本该谈婚论嫁，却因嫁妆不够，和男方家人谈崩，被迫分手。

2011年以来，闽南泉州频频出现“百万黄金新娘”、“天价嫁妆”的新闻，“晋江新娘”在网络上也成为专有名字，坊间戏言“抢银行不如娶晋江新娘”。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说到，所有的聘礼，除了送给女方亲属的一部分外，这些聘礼都将作为女儿的嫁妆送还给男家，而其中还由女方父母增添了一份相当于聘礼的财物。

究竟女方的父母增添多少嫁妆，是较难估计的，但按照一般能接受的规则来说，增添的财物如果抵不上聘礼，那就是丢脸的事，女儿在夫家的地位也将是尴尬的。

足以可见，中国传统社会下，嫁妆的多少，可以确立女性作为妻子的家庭地位。

但总是有种误区，很多男性认为彩礼是给女方的，嫁妆还是女方自己的，失衡的金钱付出，非常不公平。

事实上，嫁妆虽然被视为女方的“私房钱”，但随着社会发展，为了维系父系家庭的稳定和延续，妇女的私财已经作为家产，资助夫家生产生活。

也就是说，女方的嫁妆，名义上是她自己的，但最终的用处，实际还是放在了家庭上。

费孝通在描述江村家产时指出，“嫁妆虽然被认为是妇女私房，但可与丈夫和儿女共享，它也是这个家的家产，遇到必要时，可以抵押出去来接济家的困难”。

浙江一女方嫁妆

这说明，其他家庭成员可以共享女方的嫁妆，尤其是在家庭遇到急事和危机时要拿出来。

《红楼梦》里，贾家走下坡路后，就是靠王熙凤典当自己的嫁妆，来维持生计的。

因此，如果只是把彩礼和嫁妆的多少，视作男女双方的对立，是过于简单粗暴的。

江西省让30名未婚女青年，站在台上签订承诺书，那福建泉州，是不是也要30名未婚男青年，签订“抵制高价嫁妆承诺书”呢？

非要搞二元对立，很没有意思。

现实大多数情况下，彩礼和嫁妆，其实都变成了夫妻的共有财产，用于小家庭的生活开支。

“彩礼”两个字，从来没有离开过公众视线，最近这段时间，各地更是掀起了“抵制彩礼”的风气。

各地倡议抵制高价彩礼

彩礼并非“原罪”

结婚率崩溃怎么破？

各地纷纷使出大招：限制高价彩礼。

甘肃定西对彩礼“限高”，要求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元，婚事酒席不超过20桌等。

江苏沭阳县举办“沭阳小大姐”新时代文明婚恋倡导活动，倡议未婚女青年拒绝高价彩礼。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更是邀请了30名适龄未婚女青年，集体签订“抵制高价彩礼承诺书”。

一时之间，抵制高价彩礼，成为各地挽救结婚率的万能钥匙。

高价彩礼问题由来已久，对彩礼进行“限高”是积极的、毋庸置疑的。

但江西省让30岁未婚女青年站在台上示众画押，就有点儿黔驴技穷的味道了。

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承诺书，女孩子自己签了，父母那边死活不同意，高价彩礼继续横行，治标不治本。

限制高价彩礼是没有问题的，但结婚率崩溃的根源，真的是彩礼吗？

当前，我国没有结婚的适龄青年分两种：一是自己不想结婚，二是自己没能力结婚。

不想结婚的人，你就算不要彩礼，他也不会步入婚姻。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想结婚，但没能力结的人。

农村结婚消费高

这个“能力”指的就是金钱方面，买房买车、三金、彩礼等，都是需要花钱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钱。

婚姻本质是个经济行为，现在各地全力压降彩礼，女方家庭肯定就会放弃没钱的“穷男人”，寻找那些有支付彩礼能力的男性，底层男性依旧娶不到老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人口有72206万人，女性人口68969万人。

这意味着，多出来的3237万男性，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婚姻挤压，甚至找不到媳妇打光棍。

因此，把彩礼推出来，解决婚姻率低的难题，只会打桩不打稳。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农村结婚消费需求，逐渐向城镇生活标准靠近。

以前农村结婚，盖个房翻新一下就行了，但如今在城市买房、买车，已经是对男方最基本的要求了，“物质化”的思想观念，将高价彩礼与“有面子”挂钩。

再加上，乡村社会的圈子文化浓厚，极易受到攀比、从众心理的影响。

农村的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更多考量的是“别人家都要这么多，我为什么不要”。

有学者研究发现，如果某个女方家庭，索要低于或高于普遍标准的彩礼，会被村民议论“坏了规矩”而受到埋怨、排挤。

高价彩礼并非一夜之间出现，对其的治理也难以一蹴而就，婚恋市场上的交易行为，更不是一个女孩签了承诺书，就能遏制的。

女孩攒嫁妆

婚姻的算计

彩礼的争议，让婚姻成为一种算计，把男女结合，看作一种经济交易。

但如果在这段经济关系中，只说彩礼不论嫁妆，那就是耍流氓了。

从知乎上1888万彩礼事件，到四川19岁女孩家人收30万彩礼的新闻，都出现了反转、炒作的字眼。

这些夸张的细节，直接戳中了大众对于彩礼话题的敏感点，彩礼愈加面目全非。

与之相对，是嫁妆在舆论口的“失声”。

近些年，因为嫁妆少，引发婆媳矛盾、夫妻吵架甚至离婚的不在少数。

此前，95后女孩小王从小家庭离异，大学时交了一个男友，本该谈婚论嫁，却因嫁妆不够，和男方家人谈崩，被迫分手。

2011年以来，闽南泉州频频出现“百万黄金新娘”、“天价嫁妆”的新闻，“晋江新娘”在网络上也成为专有名字，坊间戏言“抢银行不如娶晋江新娘”。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说到，所有的聘礼，除了送给女方亲属的一部分外，这些聘礼都将作为女儿的嫁妆送还给男家，而其中还由女方父母增添了一份相当于聘礼的财物。

究竟女方的父母增添多少嫁妆，是较难估计的，但按照一般能接受的规则来说，增添的财物如果抵不上聘礼，那就是丢脸的事，女儿在夫家的地位也将是尴尬的。

足以可见，中国传统社会下，嫁妆的多少，可以确立女性作为妻子的家庭地位。

但总是有种误区，很多男性认为彩礼是给女方的，嫁妆还是女方自己的，失衡的金钱付出，非常不公平。

事实上，嫁妆虽然被视为女方的“私房钱”，但随着社会发展，为了维系父系家庭的稳定和延续，妇女的私财已经作为家产，资助夫家生产生活。

也就是说，女方的嫁妆，名义上是她自己的，但最终的用处，实际还是放在了家庭上。

费孝通在描述江村家产时指出，“嫁妆虽然被认为是妇女私房，但可与丈夫和儿女共享，它也是这个家的家产，遇到必要时，可以抵押出去来接济家的困难”。

浙江一女方嫁妆

这说明，其他家庭成员可以共享女方的嫁妆，尤其是在家庭遇到急事和危机时要拿出来。

《红楼梦》里，贾家走下坡路后，就是靠王熙凤典当自己的嫁妆，来维持生计的。

因此，如果只是把彩礼和嫁妆的多少，视作男女双方的对立，是过于简单粗暴的。

江西省让30名未婚女青年，站在台上签订承诺书，那福建泉州，是不是也要30名未婚男青年，签订“抵制高价嫁妆承诺书”呢？

非要搞二元对立，很没有意思。

现实大多数情况下，彩礼和嫁妆，其实都变成了夫妻的共有财产，用于小家庭的生活开支。

我看过很多种类型的**，其中让我看过不敢再去看第二遍的**有：《无人知晓》、《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无人知晓》

就画面风格来说，干净明亮的画面，各种构图和特写都像是在看一部治愈系的**，自然的表演没有一丝刻意，可就是这样一部**，却在讲述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本可以煽情，却没有任何拖沓，就像普普通通的记录生活，平凡中的四个可怜的孩子，为了生存而努力，以妹妹的意外死亡作为结局，一个小生命最终就在一个旅行箱中，那双沾满泥土颤抖的手，本不该在这个年龄经历的一切，最终画面停留在四个小孩走在马路上，前方的路途崎岖，却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

《金陵十三钗》

真正能打动人心的都是对细节的深入把控，剧情的环环相扣。军人人肉战狙击日军坦克，佟大为与日军奋死一搏，十三钗替女学生献祭。南京大屠杀的愤恨与羞辱，日军的残忍变态，战争的残酷，把生离死别渗入到人心。

《一九四二》

讲述故事的方法其实不新颖，就是典型的点线面这个方式，胜在改变踏实和历史真相的残酷。这是一个大时代之下的**，冯小刚拍出了点的悲惨，线的无奈，和面的荒诞。基底是人性和底层人处于时代的挣扎，演员都很出色为**增色很多，上升的层面是官僚的失控和战乱年代的荒诞。因为冯小刚本身的格局在那，算是冯小刚自我格局内发挥较好的一部**了。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在人们眼里美丽是她最大的罪恶。全片以一个性启蒙的男孩视角，展现了人们人性最丑的一面，他们的口中全是坏话，诋毁。男孩台词不多，通过纯真的眼神，内心的渴望表现了他对玛莲娜的爱意，每条路上加速的脚踏车，站台深情地凝望，别人欺负他时的愤怒。玛莲娜一直活在别人的打压和占有中，女人们对她恶毒和暴打，男人们用尽难听的话羞辱他。只有男孩默默保护他。最令人伤心的是，男孩太小，没有勇气站出来跟所有人反抗。他在默默的关注她，没有人知道这份感情，直到影片最后一幕两人才拥有了一次眼神交流和对话。

“彩礼”两个字，从来没有离开过公众视线，最近这段时间，各地更是掀起了“抵制彩礼”的风气。

各地倡议抵制高价彩礼

彩礼并非“原罪”

结婚率崩溃怎么破？

各地纷纷使出大招：限制高价彩礼。

甘肃定西对彩礼“限高”，要求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元，婚事酒席不超过20桌等。

江苏沭阳县举办“沭阳小大姐”新时代文明婚恋倡导活动，倡议未婚女青年拒绝高价彩礼。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更是邀请了30名适龄未婚女青年，集体签订“抵制高价彩礼承诺书”。

一时之间，抵制高价彩礼，成为各地挽救结婚率的万能钥匙。

高价彩礼问题由来已久，对彩礼进行“限高”是积极的、毋庸置疑的。

但江西省让30岁未婚女青年站在台上示众画押，就有点儿黔驴技穷的味道了。

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承诺书，女孩子自己签了，父母那边死活不同意，高价彩礼继续横行，治标不治本。

限制高价彩礼是没有问题的，但结婚率崩溃的根源，真的是彩礼吗？

当前，我国没有结婚的适龄青年分两种：一是自己不想结婚，二是自己没能力结婚。

不想结婚的人，你就算不要彩礼，他也不会步入婚姻。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想结婚，但没能力结的人。

农村结婚消费高

这个“能力”指的就是金钱方面，买房买车、三金、彩礼等，都是需要花钱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钱。

婚姻本质是个经济行为，现在各地全力压降彩礼，女方家庭肯定就会放弃没钱的“穷男人”，寻找那些有支付彩礼能力的男性，底层男性依旧娶不到老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人口有72206万人，女性人口68969万人。

这意味着，多出来的3237万男性，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婚姻挤压，甚至找不到媳妇打光棍。

因此，把彩礼推出来，解决婚姻率低的难题，只会打桩不打稳。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农村结婚消费需求，逐渐向城镇生活标准靠近。

以前农村结婚，盖个房翻新一下就行了，但如今在城市买房、买车，已经是对男方最基本的要求了，“物质化”的思想观念，将高价彩礼与“有面子”挂钩。

再加上，乡村社会的圈子文化浓厚，极易受到攀比、从众心理的影响。

农村的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更多考量的是“别人家都要这么多，我为什么不要”。

有学者研究发现，如果某个女方家庭，索要低于或高于普遍标准的彩礼，会被村民议论“坏了规矩”而受到埋怨、排挤。

高价彩礼并非一夜之间出现，对其的治理也难以一蹴而就，婚恋市场上的交易行为，更不是一个女孩签了承诺书，就能遏制的。

女孩攒嫁妆

婚姻的算计

彩礼的争议，让婚姻成为一种算计，把男女结合，看作一种经济交易。

但如果在这段经济关系中，只说彩礼不论嫁妆，那就是耍流氓了。

从知乎上1888万彩礼事件，到四川19岁女孩家人收30万彩礼的新闻，都出现了反转、炒作的字眼。

这些夸张的细节，直接戳中了大众对于彩礼话题的敏感点，彩礼愈加面目全非。

与之相对，是嫁妆在舆论口的“失声”。

近些年，因为嫁妆少，引发婆媳矛盾、夫妻吵架甚至离婚的不在少数。

此前，95后女孩小王从小家庭离异，大学时交了一个男友，本该谈婚论嫁，却因嫁妆不够，和男方家人谈崩，被迫分手。

2011年以来，闽南泉州频频出现“百万黄金新娘”、“天价嫁妆”的新闻，“晋江新娘”在网络上也成为专有名字，坊间戏言“抢银行不如娶晋江新娘”。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说到，所有的聘礼，除了送给女方亲属的一部分外，这些聘礼都将作为女儿的嫁妆送还给男家，而其中还由女方父母增添了一份相当于聘礼的财物。

究竟女方的父母增添多少嫁妆，是较难估计的，但按照一般能接受的规则来说，增添的财物如果抵不上聘礼，那就是丢脸的事，女儿在夫家的地位也将是尴尬的。

足以可见，中国传统社会下，嫁妆的多少，可以确立女性作为妻子的家庭地位。

但总是有种误区，很多男性认为彩礼是给女方的，嫁妆还是女方自己的，失衡的金钱付出，非常不公平。

事实上，嫁妆虽然被视为女方的“私房钱”，但随着社会发展，为了维系父系家庭的稳定和延续，妇女的私财已经作为家产，资助夫家生产生活。

也就是说，女方的嫁妆，名义上是她自己的，但最终的用处，实际还是放在了家庭上。

费孝通在描述江村家产时指出，“嫁妆虽然被认为是妇女私房，但可与丈夫和儿女共享，它也是这个家的家产，遇到必要时，可以抵押出去来接济家的困难”。

浙江一女方嫁妆

这说明，其他家庭成员可以共享女方的嫁妆，尤其是在家庭遇到急事和危机时要拿出来。

《红楼梦》里，贾家走下坡路后，就是靠王熙凤典当自己的嫁妆，来维持生计的。

因此，如果只是把彩礼和嫁妆的多少，视作男女双方的对立，是过于简单粗暴的。

江西省让30名未婚女青年，站在台上签订承诺书，那福建泉州，是不是也要30名未婚男青年，签订“抵制高价嫁妆承诺书”呢？

非要搞二元对立，很没有意思。

现实大多数情况下，彩礼和嫁妆，其实都变成了夫妻的共有财产，用于小家庭的生活开支。

“彩礼”两个字，从来没有离开过公众视线，最近这段时间，各地更是掀起了“抵制彩礼”的风气。

各地倡议抵制高价彩礼

彩礼并非“原罪”

结婚率崩溃怎么破？

各地纷纷使出大招：限制高价彩礼。

甘肃定西对彩礼“限高”，要求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元，婚事酒席不超过20桌等。

江苏沭阳县举办“沭阳小大姐”新时代文明婚恋倡导活动，倡议未婚女青年拒绝高价彩礼。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更是邀请了30名适龄未婚女青年，集体签订“抵制高价彩礼承诺书”。

一时之间，抵制高价彩礼，成为各地挽救结婚率的万能钥匙。

高价彩礼问题由来已久，对彩礼进行“限高”是积极的、毋庸置疑的。

但江西省让30岁未婚女青年站在台上示众画押，就有点儿黔驴技穷的味道了。

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承诺书，女孩子自己签了，父母那边死活不同意，高价彩礼继续横行，治标不治本。

限制高价彩礼是没有问题的，但结婚率崩溃的根源，真的是彩礼吗？

当前，我国没有结婚的适龄青年分两种：一是自己不想结婚，二是自己没能力结婚。

不想结婚的人，你就算不要彩礼，他也不会步入婚姻。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想结婚，但没能力结的人。

农村结婚消费高

这个“能力”指的就是金钱方面，买房买车、三金、彩礼等，都是需要花钱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钱。

婚姻本质是个经济行为，现在各地全力压降彩礼，女方家庭肯定就会放弃没钱的“穷男人”，寻找那些有支付彩礼能力的男性，底层男性依旧娶不到老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人口有72206万人，女性人口68969万人。

这意味着，多出来的3237万男性，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婚姻挤压，甚至找不到媳妇打光棍。

因此，把彩礼推出来，解决婚姻率低的难题，只会打桩不打稳。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农村结婚消费需求，逐渐向城镇生活标准靠近。

以前农村结婚，盖个房翻新一下就行了，但如今在城市买房、买车，已经是对男方最基本的要求了，“物质化”的思想观念，将高价彩礼与“有面子”挂钩。

再加上，乡村社会的圈子文化浓厚，极易受到攀比、从众心理的影响。

农村的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更多考量的是“别人家都要这么多，我为什么不要”。

有学者研究发现，如果某个女方家庭，索要低于或高于普遍标准的彩礼，会被村民议论“坏了规矩”而受到埋怨、排挤。

高价彩礼并非一夜之间出现，对其的治理也难以一蹴而就，婚恋市场上的交易行为，更不是一个女孩签了承诺书，就能遏制的。

女孩攒嫁妆

婚姻的算计

彩礼的争议，让婚姻成为一种算计，把男女结合，看作一种经济交易。

但如果在这段经济关系中，只说彩礼不论嫁妆，那就是耍流氓了。

从知乎上1888万彩礼事件，到四川19岁女孩家人收30万彩礼的新闻，都出现了反转、炒作的字眼。

这些夸张的细节，直接戳中了大众对于彩礼话题的敏感点，彩礼愈加面目全非。

与之相对，是嫁妆在舆论口的“失声”。

近些年，因为嫁妆少，引发婆媳矛盾、夫妻吵架甚至离婚的不在少数。

此前，95后女孩小王从小家庭离异，大学时交了一个男友，本该谈婚论嫁，却因嫁妆不够，和男方家人谈崩，被迫分手。

2011年以来，闽南泉州频频出现“百万黄金新娘”、“天价嫁妆”的新闻，“晋江新娘”在网络上也成为专有名字，坊间戏言“抢银行不如娶晋江新娘”。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说到，所有的聘礼，除了送给女方亲属的一部分外，这些聘礼都将作为女儿的嫁妆送还给男家，而其中还由女方父母增添了一份相当于聘礼的财物。

究竟女方的父母增添多少嫁妆，是较难估计的，但按照一般能接受的规则来说，增添的财物如果抵不上聘礼，那就是丢脸的事，女儿在夫家的地位也将是尴尬的。

足以可见，中国传统社会下，嫁妆的多少，可以确立女性作为妻子的家庭地位。

但总是有种误区，很多男性认为彩礼是给女方的，嫁妆还是女方自己的，失衡的金钱付出，非常不公平。

事实上，嫁妆虽然被视为女方的“私房钱”，但随着社会发展，为了维系父系家庭的稳定和延续，妇女的私财已经作为家产，资助夫家生产生活。

也就是说，女方的嫁妆，名义上是她自己的，但最终的用处，实际还是放在了家庭上。

费孝通在描述江村家产时指出，“嫁妆虽然被认为是妇女私房，但可与丈夫和儿女共享，它也是这个家的家产，遇到必要时，可以抵押出去来接济家的困难”。

浙江一女方嫁妆

这说明，其他家庭成员可以共享女方的嫁妆，尤其是在家庭遇到急事和危机时要拿出来。

《红楼梦》里，贾家走下坡路后，就是靠王熙凤典当自己的嫁妆，来维持生计的。

因此，如果只是把彩礼和嫁妆的多少，视作男女双方的对立，是过于简单粗暴的。

江西省让30名未婚女青年，站在台上签订承诺书，那福建泉州，是不是也要30名未婚男青年，签订“抵制高价嫁妆承诺书”呢？

非要搞二元对立，很没有意思。

现实大多数情况下，彩礼和嫁妆，其实都变成了夫妻的共有财产，用于小家庭的生活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