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骆宾基的比较~~~~紧急~~~~

抗战文学，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或者说，狭义上的抗战文学，应该指的是1937—1945年间，反映抗战时期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所谓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固然包括反映中国军民直接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如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遭遇》、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等，也应该包括反映间接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这种文学，又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品所写内容与抗战生活直接相关，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等，这类作品中，虽无日寇形象出现，但华威先生之出入于抗战活动场合，其香居茶馆里围绕征兵的争吵，无不与抗战生活息息相关。另一类作品所写内容，是反映抗战时期人的生活形态与精神面貌的变化的，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等等，这类作品，所写内容表面上看，似乎与抗战生活不大相关，例如《小二黑结婚》所讲乃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新的爱情故事，但这新的社会形态及这新的爱情故事，却是在抗战期间所发生，所以，人们一般将之归入抗战文学而不大发生疑义。但循此逻辑我们再往下推演，则不免就会发生困惑了：如果写抗战时期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新的爱情故事，可以归之于抗战文学，那么，何以写抗战时期旧的社会形态下的旧的爱情故事，如抗战时期沦陷区作家所写的表现男女情爱的小说，就不可以归之于抗战文学呢？那也同样是抗战时期的中国人的一种人生形态呵。再往下推演，则我们可以说，梁实秋的《雅舍》，也是可以归入抗战文学的，因为那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大后方的艰苦的生活情形及其乐观的精神姿态。但将梁实秋这类充满清新味道的，谈日常生活情趣并在日常生活情趣中见出对人生真义理解的《雅舍》及《雅舍小品》，归之于充满火药味的抗战文学，总是有点让人觉得不那么到位。梁实秋本人在抗战时期所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者的话”中曾说过：“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梁实秋的这段议论，在当时被时人冠以“与抗战无关论”，并引起了一场对梁实秋进行批判的轩然大波。但看来梁实秋本人却并未被这场批判所折服，《雅舍小品》就可以视为是梁实秋自己上述主张的具体实践，可见，梁实秋本人是未将自己的此类文字归入抗战文学的行列之中的。但鲁迅的意见却与此不尽相同，他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批评当时的某些人：“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的土地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但我自己问，战士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的好听的大道理……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将鲁迅这段话移入关于抗战文学之于抗战时期之生活的关系中，我想也是极为贴切极为适用的。张爱玲在论及战争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被战争所影响了的生活，虽然其并不那么让人激动，让人感奋。但是，当你将上述种种生活及对其的反映都归之于抗战归之于抗战文学时，抗战、抗战文学，也就因其无所不包，无所不指，因其概念的过于宽泛，失去了特指的规定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其自身。

所以，我在本文中用了“抗战时期文学”这样一个没有内涵特指只有时间限定的词组。

但即使用这样一个词组，也与时下略有不同。时下所说抗战时期文学，一般是指1937——1945年，在其它时间、范畴的作品，一般不算。但我在这里，却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的。不论你是将“九·一八”事变算作是中日的局部战争，还是算作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序曲，总之，从这时开始，对日作战已经成为影响其时国人精神生活的重大的时代内容。抗战、抗战时期的文学，从此正式地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抗战时期的文学，还有着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越是临近抗战后期，或者是在抗战结束的几年内，成熟的作品相对来说就越多一些，如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等，而在抗战初起之时，难得有让你拍案的作品问世。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不难找到。鲁迅曾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说过：“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用鲁迅这段话来说明抗战初期何以好作品不多，我以为是极为准确的。如是，现在的一些谈抗战文学的著作、论文，是往往不将1945年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截然两分的时间的，是常常将1945年之后几年内的好作品也归之于抗战时期的文学的，因为那也是在抗战时期结下的硕果呵。但在本文中，我想还是应该将下限规定在1945年，虽然有些写抗战生活的著名作品，写于抗战时期，却发表于抗战胜利之后，如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但我也仍然不将其列入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那原因，也只是因为“抗战时期”这一时间的限定。

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群是指以萧红、萧军、白朗、罗烽、舒群、李辉英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品是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骆宾基的《幼年》，罗烽的《呼兰河边》等等。他们的作品率先写出了被异族统治的痛苦与对之进行反抗的怒火，被称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

东北作家群又被称为流亡作家群，其创作又被称为流亡文学，这是东北作家群不同于抗战时期其它文学创作群体的一个显著特点。“九·一八”事变后，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以哈尔滨为基地的“北满文学”中心时期，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文学青年，在这一时期积极开展各种抗战文学活动，但旋即即遭迫害与镇压，萧红、萧军等主要作家相继入关南下，不久，在左翼文学活动的中心上海，形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一次大会合。上海沦陷前夕，他们又再次向南方迁徙，会聚武汉，形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二次大会合。武汉沦陷后，他们星散各地，融入到其它创作群体中，宣告了东北作家群的结束。背离家乡，流离失所，多次迁徙，终无归宿，可以说，是这个作家群共有的命运。这样的一种流亡生涯流亡心态，势必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体现在那情感流淌着的字里行间。

日寇在中华大地上的暴行，是东三省人民最先感受到的，东北作家群对此作了充分地展示。最早的作品是李辉英发表于1932年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即描写了某沦陷城市一女学生被侵略日军蹂躏的悲惨故事，而性暴力是战争年代中政治暴力、军事暴力的最常见的最突出的显现形式。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场面：“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这种对日寇暴行的揭露，我们在罗烽的《呼兰河边》、端木蕻良的《压岁钱》、舒群的《邻家》、白朗的《轮下》不时地可以看到。但是，有压迫就会有反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斗争中成长的故事，人民革命军司令陈柱、队长铁鹰、群众李七嫂等等勇敢坚毅的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品被时人称为“中国的《铁流》”。萧红在《生死场》中，写了东三省人民的觉醒：“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可以说是觉醒了的东三省人民的共同的心声。东三省与朝鲜山水相连，命运相关，反映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的联合抗日，构成了东北抗日文学的一个特点，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就是这方面的名篇。

无家可归的流亡状态、心态在东北作家群的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萧军的《樱花》，写一位爱国志士手毙敌寇，几乎死于囚牢，但当他历尽千辛万苦逃到关内时，却生活无着，沦为乞丐，女儿也被迫卖*。舒群的《老兵》中走向抗日的张海，流落关内后，竟然露宿街头，悲惨死去”（章绍嗣《抗战文坛上的一支劲旅》）。这样的一种流亡心态，随着时日渐久，就转化为对家乡、童年的忆念。这方面最突出的作品是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的第二部、骆宾基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幼年》等。而萧红以一个女性身份，最后极为孤独地客死于香港，可以视为是这种流亡状态、心态最为集中、鲜明地体现。

东北作家群中，最为优秀的作家是被称为二萧的萧军与萧红。鲁迅曾分别为他们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作序。在《序》中，鲁迅认为《八月的乡村》是“关于东三省被占事情的小说”中“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称赞《生死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的这些评价，可以说，是具有着某种经典性的。

国统区战时文学

国统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但成功地描写与日寇作战的作品并不多，常常被史家所称道的是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和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丘东平的小说让读者看到了“中国的新军人果然在旧的队伍中产生了”，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写一个被人认为“不够数儿”而落下个“差半车麦秸”绰号的农民，在抗战中不断成长的故事，从而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全民性。真正能够体现国统区战时文学特色和成就的，是那些以批判性见长的作品，这就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陈白尘的《升官图》等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着重抨击了抗战时期，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某些人，假借抗战之名，处处为个人争取权力。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通过地方势力邢么吵吵与方治国在茶馆里围绕着服兵役问题而发生的一场争吵，特别是通过未出场的新任县长的形象，揭露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腐败，揭露了国民党表面上大力整治地方吏治的虚伪，并由此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绝境。茅盾的《腐蚀》，以一个失足女特务的日记的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国民党大后方黑暗的特务统治。陈白尘的《升官图》，是一幅逼真的官场群丑图，官场中的贪婪、虚伪，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尔虞我诈，昏庸无耻，通过官场中群丑的形象塑造，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自五四时代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对社会的现实批判性，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一脉相承的体现与承传。在过去我们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上，有两点是未能给以足够的关注的，一是这些社会弊端与战争的关系。正是在战争这样的一种极端的社会形态中，这些社会弊端才能得以集中的展现与形成。再一个是，我们过去总是将这些社会弊端归之于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性，而未能将其视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弊端及其在战争形态下的突出显现。这样，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现实的社会批判性就未能在一个历史进程的维度上，给以更充分的认识，而只是将其归之于一个社会平面的层面上。

这样的一种批判性，在那些以拷问人性深层意蕴的作品中，如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及其后在抗战中完成了一半的《财主的儿女们》，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作中，体现得更为深隐。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作，及其在小说领域里的代表——路翎的小说，重在写人性在社会中的扭曲及生命力为之的抗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写暂时的文明对野蛮的无力中的人的思想与命运的复杂。如果说，前述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虽然也写出了超越一个时代的人物的性格上的特征，但毕竟是以对社会的批判性而为其最为主要的特征的话，那么，这些作品的最为主要的特征，则是对人性及人的命运在社会中的复杂意蕴的深入挖掘。这一特征，是五四文学的“人的文学”的延展与潜伸。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冯至的十四行诗等，是国统区战时文学中的一组独特的奇葩。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写日常生活的种种情趣与人生哲理，如对男人、女人、中年等各作人生概括的《男人》、《女人》、《中年》等等。这些作品看似远离抗战生活，但在战时，一经发表，却为战争时代的陪都人民所争相传阅，这其中的意义是时至今天也仍然没有给以真正的认识的。周作人在其著名的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理论宣言的《人的文学》中曾说过：“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这一“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重要的思想内涵，在推崇牺牲的火与血的抗战年代，自然易被时代所忽视，但被忽视却并不等于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在其时的风行一时，或许正是对其存在的最好的说明。冯至是一位被鲁迅最为推崇的中国现代的诗人，他的十四行诗，是“关于个体与人类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体验与思考”，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命相遇合的结果，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代，这样的一种遇合，怎样说来，也是一个奇迹，那更为深广的历史背景，我们也许要到二战时期的，有英美参加的最为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去找，那或许是其在中国的一道独特的投影。

历史剧在国统区的战时文学中，也是一道夺目的风景线，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都是其中的亮点。这些历史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含沙射影以古讽今，将古代历史在历史剧中作今天化处理而不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譬如《屈原》中对投降派的尖锐的批判，譬如在剧作中加入了历史中的屈原身边所不曾有的婵娟等等。对历史所作的这样的处理，因为切合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的情感需要，因而，倍受当时人们的欢迎，不似现在人们，在观看历史剧如《雍正王朝》、《汉武大帝》时，总要屡屡以不合历史史实而非之，这或许也是战时历史剧与今天历史剧在不同时代受众头脑中不同的“期待视野”之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结果吧。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其历史剧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强烈的诗的抒情性，如他在《屈原》中的“雷电颂”即是突出一例。这与其说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一个特点，毋宁说成是当时那个时代受众的抒情的迫切性使之然，或者说，体现了那一时代受众的迫切的抒情需求。说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到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艾青的《火把》、田间的《给战斗者》等表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情怀的抒情诗作。这些抒情诗作，不仅在当时读来让人心潮澎湃，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仍然会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国统区战时文学中，有一个领域在今天特别值得给以深入的打捞与细致的辨析，这就是当时反映国民党抗日的作品。这些作品由于其后话语权力作用的结果，我们对其往往缺乏必要的了解与认识，从而使这一领域成为一个明显的“被遮蔽区”，或者是受到不应有的扭曲与批判。就拿陈铨的《野玫瑰》来说吧，剧作表现的是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其时受命铲除汉奸的故事，但这一剧本在发表之初，即受到批评，其后，长时间不为人知，即使在今天，其实也没有受到应有的了解与重视。

解放区战时文学

解放区战时文学因为与其后四年的文学及再往后的十七年文学血肉相承，所以，一直被大众所熟知。但熟知与真知还是有一段遥远的距离的，我们今天重说解放区战时文学，也只是试图缩小这一距离而已。

解放区战时文学的最大特点是歌颂。歌颂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人生。

这种歌颂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对既定事实的充满理想性的“改写”，并通过这样的一种“改写”，来表现自己对现实的革命性愿望。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小芹原型的命运，原本是一个非常辛酸悲惨的结局：男主人公被妒嫉他的男青年们殴打致死，而又被伪以自杀假象，男主人公的父亲为此状告各方却得不到应有的同情。这一结局，原本是中国国民受几千年封建思想愚昧的结果，在鲁迅的笔下，正可以作如润土、祥林嫂等国民劣根性的标本，但在赵树理的笔下，却将这一结局，改写为一个男女主人公喜结良缘，二诸葛、三仙姑痛改前非（至于三仙姑是否有“前非”，则又另当别论）的大团圆结局。《白毛女》中喜儿的原型，原本是一个对所嫁财主曾心存幻想的农村女子，这在“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那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年代，实属正常，但在《白毛女》中，也因了阶级话语的作用，将之改写为对地主黄世仁、穆仁智们心怀深仇大恨，人物性格也从病态而趋于健康。孙犁自称其小说的创作，源自于对社会现实、时代人生的“残破”印象的太深太多，但这太深太多的“残破”所直接引出的，却是其作品如《荷花淀》中女性天性的美好纯洁。类似这样的改写，在解放区战时文学中，可谓比比皆是。不难看出，这样的一种改写，是基自于对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向往与希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向往与希望，正是因为其时解放区的出现。

解放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其必然的原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解放区之外，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贫富之间极端的悬殊与对立，垄断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尖锐矛盾，权力机关的腐败堕落等等，都使广大民众将希望的目光与前行的脚步，投向***所领导的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众多有志之士有志青年潮水般地涌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并最终完成了新的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最好的历史的证明。正因此，当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出现在为现实所苦的人们面前之时，大家对此抱以满腔的热情与理想，并以此来“改写”现实，就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了。这样的一种改写，是以对社会的理想作为其价值导向的，解放区战时文学推崇理想化色彩甚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至在建国后，再发展为以浪漫主义为主导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两结合”，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而解放区文学，就是对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生活、人生形态、情感形态上的形象反映，譬如财富均衡，地位平等，执政廉洁等等，惜乎人们对解放区这一现代性特征及因这一特征的存在，而使中国的现代性呈现某种复合形态的重要性尚缺乏足够的重视。

时人常常认为解放区文学是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回归，是对五四精神的某种远离，但事实未必尽然。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家族在乡村中，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解放区中，***却通过阶级斗争、政治形式，对中国传统的家族社会形态，给以了某种摧毁性的打击。你看，在《小二黑结婚》中，家族势力占上风的农村基层政权，不是在***的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土崩瓦解了么？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农村中的好吃懒做的“混混”，最容易成为村落中家族利益的代表，成为混入我党的异己分子。在马烽的《村仇》中，我们也看到，以家族利益为本位的村落之间的冲突，最终在***阶级斗争学说的作用下，化干戈为玉帛。孙犁的小说，则通过对女性的描写，通过对女性独有的生命形态、情感形态的描写，写出了人性及人的存在的本然形态。这些，都是与五四现代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的。

解放区战时文学的构成成分比较复杂，相互之间的冲突、矛盾也比较多，这尤其体现在从上海等都市来的艺术家们与本地文化之间的关系上，这构成了解放区战时文学的一大特色。丁玲的《在医院中时》，写一位从大都市上海来的受过现代科班训练的医生陆萍，在解放区医院里，与本地文化的冲突，从而折射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不和谐性。她的另外一部名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写被日寇俘获的农村女子贞贞，放弃从日寇魔爪下逃跑的机会，忍受日寇的蹂躏，为抗战军民获取敌伪情报，为抗战立了大功，但却被自己家乡的乡亲们所不能理解，被视为是一个丧失了贞节的坏女子。表现这种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冲突的作品，还有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莫耶的小说《丽萍的烦恼》等等。解放区战时文学各种文学质素、力量的消长起伏，是一个在思想、精神、文学等等方面，含金量均极高的“富矿”，或许现在的开采才刚刚开始。

沦陷区战时文学

沦陷区是指在抗战时期为日寇所占领的地区。沦陷区战时文学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种文学现象，一种是女性的个人生活化写作，一种是通俗文学写作。

女性的个人生活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是张爱玲、苏青、梅娘。张爱玲的小说，近些年来极为火爆，我在这里反而可以略而不表。苏青在当时，与张爱玲齐名，她的小说代表作是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等。苏青的小说，注重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抒写和对女性情欲的表露。前者如“生女的悲哀”“为人媳的烦恼”；后者如对女性性要求的大胆抒写。苏青的小说还有更值得重视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她在作品中，处处为女子作实际的打算，推崇女性的实用主义观。苏青小说的意义在于：既批判了“封建”的男权文化，又质疑了五四的女性观，而后者，其实更为重要。梅娘也是一位曾在抗战时期享有盛誉的作家，时被称为“南玲北梅”，南即上海的张爱玲，北即当时身居北京的梅娘。梅娘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其所谓的“水族系列小说”如《蚌》、《鱼》、《蟹》。她的小说，对女性的生存处境、生存困境给以了高度的关注，又常常用象征手法来表现这种关注，如用蚌、鱼、蟹来象征着女性的三种生命处境。

张爱玲、苏青、梅娘的作品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的作品似乎都远离着抗战的烽火，而一味的沉浸在自己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研究张爱玲的学者费勇，曾在其《张爱玲传奇》中记载过一位老作家对张爱玲的斥责：“那时候我们在前线抗战，她在干什么？”这种观点很能体现一部分人对抗战时期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看法。苏青在《关于我》中，曾为自己作过辩护：“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以为苏青的话是颇值得重视的。我们既然赞美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我们既然提倡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秀，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人生形态多样性的合理？我们为什么要把不同人生形态在人生形态上的不同与价值上的高低、对错画等号？我们为什么要在画了等号之后，给一种人生形态改变另一种人生形态以行使权力的法理性依据？从生存论的角度说，一个让普通人、小人物不能生存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从价值论的角度说，我们应该给普通人、小人物以生存、存在的价值上的认可。凡人与超凡的人，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自己个人的日常世俗的生存的人，与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为了一个宏大理想而献身的人，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社会价值的大小可以有所不同，但作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约的个体生命，在个体生命自身的存在价值上，他们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但我们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却站在整体与历史的立场上，对这样的个体生命形态持之过苛，并在这种过苛中，给整体、历史剥夺个体利益以可乘之机。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在普通个体生命的日常生活浮出历史地表之时，张爱玲的作品才这样受到当今国人的赏识，而沦陷区三位女性作家，在沦陷区的特殊环境里，命定的要在这方面为国人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沦陷区的通俗文学曾经风行一时，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徐訏与无名氏，前者的代表作是《风萧萧》，后者的代表作是《塔里的女人》。前者写一个多角爱情与间谍战的混合型故事，后者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通俗文学在沦陷区的风行，意义更多的不在于这些作品意义有多么深刻，而在于它说明着沦陷区人们精神的某种特征，说明着人的精神世界、日常生活的多样性。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套用我在本文开篇时曾引用过的鲁迅“革命时期是没有好的革命文学的”话，我们可以说，抗战时期是不可能产生与这场战争相称的战争史诗的，那要等到这场战争发生过多少年之后。相较于我国历史上描写上层战争史诗的《三国演义》，描写民间战争史诗的《水浒传》，相较于西方及苏联反映二战的带有史诗性的作品，我们也希望着在今天或者今后，我们有着无愧于抗战的战争史诗的出现，我们期待着。

别的女人有了丈夫的孩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也动荡不安，而苏青就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的隆隆炮声中生下了第3个女儿。

苏青产后没几天便匆匆出院了。当时李钦后的胞弟李钦若正寄住在他们这里，他当时还是重庆中央大学的一名学生，因患胃病来到上海待在哥嫂家里。宁波婆家很快接连来了几个电报，催他们回乡。可是因欲逃离上海的人太多，李钦后奔走了几日，还是没弄到车船票。苏青觉得他们作哥嫂的对弟弟负有保护的责任，在这战乱的关头，首先得照顾他的安全，于是与李钦后商定让李钦若先走，他们夫妻过后再设法离开上海。在苏青生产的第9天，李钦后送弟弟上火车，不料被奔命的人潮挤得下不了车，只好经杭州先回家乡去了。过后苏青只好抱着半个月大的婴儿和林妈逃难回宁波。

在码头上，人海中的苏青抱着婴儿顶着太阳拼命往船上挤，待好不容易上了船，也只在煤舱里寻得一席之地。婴儿早已哭哑了喉咙。苏青想给她喂奶，可哪里还有半点奶汁!望着怀中的小生命来到这世上没几日便受这等苦，苏青气急攻心，当时只希望女儿早些断气，“何苦来这人世间受苦”

直到了半夜里，旁边才有个妇女实在看不下去，从小包袱里取了块饼干扔给苏青，苏青嚼烂了再喂给孩子。煤舱里没有窗户，几百人坐在里边，四边只有两个小圆洞透气，可还有人在不停地抽着香烟。苏青呛得受不了，爬起来站到船舷边，给强劲的海风一吹，猛然想起自己还在月子里呢!回到舱里只觉口渴难耐，便不顾一切地花高价买了海水喝下去……

等上海战事稍稍平息，苏青与李钦后、李钦若又回到上海去。因为战乱，新生的孩子就没带走，苏青忍痛把她寄养在一个农民家里。

不料那养娘是个自私而脾气暴躁的女人，她有奶喂了自己的孩子，哪会给苏青的孩子吃，只给她吃些烂山芋，哭时还要打，害得常年生病，骗去了医药费却不给找医生，直到快死了，才慌忙到城里来找公婆。公婆也不告诉苏青，只给了奶妈一笔埋葬费，便把女儿的尸体埋在了野外。

三女之殇，给苏青的刺激极深，她既恨只幼吾幼而不及人之幼的人，又深深自责自己的失职。后来，，她在多篇散文中发出爱护孩子救救孩子的呼声，这应当与她自己有丧女之痛的经历有关。

后来，苏青、李钦后、李钦若重返上海，李钦后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份工作，此时，有了银行稳定的工作，夫妻二人总算是过上了一段平稳的日子，经济条件渐渐有所改善。

不久后，弟弟李钦若向哥哥建议说：“你为什么不挂牌当律师呢自由职业总是少些拘束，用不着坐在写字间熬时间，看人家脸色行事。”

李钦后对弟弟的意见深以为然。

于是苏青便和李钦若为他开办律师事务所四处寻找房子，他们看了许多房子，不是弄堂太脏，就是交通不便。李钦后最后说，只有一个原则必须坚持，那就是外观要好，里面差些倒可迁就。

有一次，李钦若兴冲冲地跑来说，霞飞路西段有一处大洋房，那里面有几问要出租，不妨去看看。

他们走到那里，房子没租到，却碰到了老同学赵琏。她问苏青住在上海多久了，有几个孩子并噙着泪告诉苏青，她与徐讦结婚已经4年，他根本不爱她，现在已有2个女儿。

徐讦听到外面有人说话，他从后房走出来，口中衔着烟斗，惊喜地说：“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我们好多年不见了。”

徐讦告诉苏青，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附近有新房在建，每幢费用低，样式和颜色也很美。他还劝苏青说，不久他们将搬到那里，苏青也搬来，一起做个邻居好往来。

1939年6月，苏青的第4个女儿出生了。

不同的是，小叔李钦若亲自给她取名菱菱，丈夫李钦后却对这个小女儿格外关爱，视若掌上明珠。尤其花在菱菱身上的钱，几近于奢侈，天天不是牛奶、鸡蛋，便是水果、鱼肝油。他还听信中医的话，喂她桂圆汤、胡桃茶、参须汁等，吃遍了人间所有贵重的食品。他只要同菱菱在一起，什么事都可忘掉，女儿半夜醒来，他也要她骑在自己的背上玩上一会儿。

1939年秋天，苏青与李钦后果然搬进了辣斐德路新居。房子全幢3层楼，卧室在2楼。明亮的房间里，摆满了租来的家具，窗帘是用彩花轻绢制成，他们仿佛又重温起燕尔新婚的旧梦。

开业那天，徐讦和赵琏也来了，还有许多亲朋好友。桌上堆着鲜花，墙上挂了祝贺开业的字画，有许多镜框无法悬挂，只好放在地下，不然要挂满几个房间。

李钦后的律师生涯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开始了。起初，事业进展的并不顺利，上门的业务没有几件，生意冷清。

过了不久，委托李钦办事的人多了起来，案件也接得多起来，从此他的律师事业才渐渐进入佳境。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李钦后和苏青婚后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但让苏青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一股暗潮却在悄然涌动。

作家徐评的妻子赵莲是苏青五姑母的一个学生，人长得非常漂亮，两家为邻后就常有走动，苏青和赵莲原本像姐妹一样成为闺中密友，但没想到，渐渐的，赵莲和李钦后却暗中生情，因为那段时间赵莲家收入微薄，夫妻间经常吵架，赵莲觉得自己的丈夫很窝囊，什么能力也没有，反而觉得李钦后不仅人长得比较帅，而且颇有头脑，因而不知不觉中已经移情别恋；而李钦后与苏青已经结婚数年，感情渐趋淡漠，对赵莲这样的漂亮女人递送来的秋波自然难合难弃。

而就在李钦后和赵莲暗越藩篱的时候，暂住在哥哥家的李钦若因李钦后整天在外吃喝玩乐的时候，整日一个人在家的苏青于是常和李钦诺聊天，日久生情，叔嫂两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苏青内心十分矛盾，她深知她的行为在当时那个时代是如何的大逆不道，她也知道她与钦若的感情发展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可是所谓感情，就是一种明知不可为却忍不住偏要为之的东西。

苏青一度沉浸在愧与悔的交织中。虽然他与丈夫有裂痕，但万不至于做出这等事来，她无法用丈夫对自己不好来原谅自己与小叔的恋情，她所受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及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使她陷于深深的自谴自责中，她惶惶不可终日，苦苦在痛苦中挣扎。

不久，苏青即断绝了与李钦若的这份感情。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日军攻进租界，租界这块最后的孤岛也被日军淹没了，结果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又跌入了深渊。一切都变了，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关门歇业，收人顿时锐减，而这时苏青的公公、婆婆还有小姑夫妇都来上海，他们也都依靠李钦后生活。现在，收入大幅减少，开支却成倍增加，战时的上海又到处都是紧缺，生活一落千丈。李钦后此时也没有任何办法，渐渐消沉起来，整日常借酒消愁，夫妻间重起干戈。无奈，公婆他们只好又回宁波去了，李钦后此后也常常夜不归宿。而雪上加霜的是，苏青又怀孕了。

一天，佣人王妈对苏青说：“少奶奶，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听后可别生气。我也是听邻居穆太太女佣说的，穆太太有一次在爱多亚路大沪饭店(1933年建造)舞场碰到过少爷，他在同一个漂亮的女友谈着知心话。听说这个女朋友从前常到我们家来玩。”

苏青听后几乎晕了过去，猜想这个女的一定是赵琏。

这天，苏青怒气未消，气得把昨天为李钦后备的饭菜也倒掉了，李知道后又打了她两记耳光，还说：“以后你就靠稿费为生好了，今后再别向我要钱!”说完穿上大衣径自走出门去。

到了下午，苏青的肚子痛起来，她躺在床上一声不响。但出乎意外李钦后下午5点就回来了，看她睡在床上便问哪里不舒服。苏青一阵心酸，眼泪流个不止。李钦后讪讪地说：“我是近来脾气不好，在外面也常同人闹架，昨夜是一个朋友请客，徐讦也在，他最近决定到内地去了。”

此时，苏青告诉她肚子有些绞痛，他真的有些慌了。当晚上即联系住进了医院。

1942年正月初四午夜，苏青生下了儿子元元。

李钦后高兴极了。他一边向佣人致谢，一边对帮忙的弟弟说：“终于有儿子了，父亲知道了不知怎样高兴呢!”

苏青也感到应该把这个喜讯告诉公公，当天夜里便让李钦后拟好了电报。

就在苏青生下儿子的第3天，徐讦差人给她送来了一封信。说他今天就要到内地去了，祝福她平安，希望孩子健康成长。还说有些话他不能对她说，总之他是不想留在上海了。

苏青看了信对李钦后说：“徐讦去内地，赵琏不同去吗”

李钦后含糊其词地说：“恐怕不会吧。”

苏青又说：“那么赵琏一个留在上海怎么办呢”

李钦后沉思半晌说：“他们最近已经离婚了。”苏青装作要睡的样子，告诉李钦后给她盖上一些衣被。他未加思索便将自己的大衣盖在苏青身上。当他离开房间后，苏青从他的衣兜里摸出一个皮夹，里面装着赵琏给他的一张微笑的照片。事情果然得到了证实。

李钦后天天出去，不到半夜不回来。苏青不再追问他，他也不再向她解释。赵琏写信来向她道贺生子，她向李钦后说，便也向赵琏问好，关于徐讦的事希望她不要太难过。李钦后听了不高兴地说：“徐讦的事与她有什么相干，我知道你是成心让她难过。”

终于挨到满月，因许多人都送了礼，苏青问李钦后要不要请客。李钦后勉强说：“不过请一次也好。”说完便出去了。请客的钱还是弟弟李钦若借钱给垫付的。

等到晚上客人散去后，赵琏独自找苏青来了。她的态度很忸怩，一面尽量坦然，一面笑着说：“有孩子的女人很幸福吧”

苏青道：“那也要看幸福能坚持到多久。”

赵琏道：“但是要全凭你自己去努力啊。”

苏青道：“假如另外有人也在努力，去夺走你的幸福呢”

赵琏道：“那也没有办法，因为人类都是自私的。”

赵琏走后，苏青明白李钦后是靠不住了，但是为了维护孩子的幸福，她只有忍耐，天下哪有中途变心的母亲呢。她觉得，一个女人可以放弃十个丈夫，却不能放弃半个孩子。

春天到了，苏青把元元整理得利落干净，把菱菱打扮得格外漂亮。她穿一件浅红薄呢夹袄，外加纯黑窄腰长大衣。佣人替她抱着菱菱，她把元元放在童车里，一路推着，路人不时投来羡慕的目光。然而，这些人哪里知道她心里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悲伤呢她天天计算着如何弄买菜买米的钱，不过吃完了又该怎么办呢她心中一片茫然。

李钦后告诉她，他已没有固定收入，因此也不能给她固定的生活费用。高兴时给一点，不高兴时就没有了。苏青责备他不该如此不讲道理，他反说你有

本领自己去管好了。

苏青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地挨着。

一天晚上，赵琏又悄悄地跑来看苏青。她穿着一件半旧的碎花绸夹袍，面容显得有些憔悴。她半晌没有说话，最后才毅然对苏青说：“我觉得我很冒昧，有句话想问你，你同钦后还相爱吗”

苏青心里虽然不快，但面子上仍装得诚恳，回答道：“当然，我相信我们一向是相爱的。”

赵琏沉默了半晌，只得老实说：“你觉得他真得靠得住吗因为他对我……别人都说……”

苏青忙截住她的话说：“我是十分相信你的，也相信他，别人的话我决不瞎听，我们原本是好朋友。”

赵琏无可奈何地流下了眼泪，说她已有了2个月的身孕。

苏青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没办法，苏青也只好提出离婚，但李钦后却说离不开孩子和妻子。而赵莲听到这个结果后，十分失望，她走了，不久堕了胎，悄然离开上海。

但此事对于李钦后来说，思想一直很矛盾，他一方面舍不下妻子儿女，另一方面又舍不下赵琏。赵琏的走，他又迁怒于苏青。他说：“现在我可明白你的心，这次我上了你的当，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我，让我替你挂个虚名。我要报复你，让你吃尽苦头，从此你休想向我要一文钱!”

说完，李钦后便离家出走了。

李钦后走了。她的心里更加空虚，仿佛大地失缺了一切重量，她望着西天那轮红日，慢慢地沉下去。她茫然感到，他们的婚姻也已走到命运的尽头。

好强的苏青决意不依靠男人，她凭着手中一支笔，拼命地写稿挣钱。

她曾冷漠且骄傲地对人说，“我家中的一颗钉子都是自己买的!”

为了生活，苏青只好拼了命的赚钱。苏青回忆道：“日间我带领两个孩子，晚上写文章，稿费千字二三十元不等，我常常独坐在电灯下一直写到午夜。暑天的夜里是闷热的，我流着汗，一面写文章，一面还得替孩子们轻轻打扇，不然他们就会从睡梦中醒来，打断我的思绪。等我写完已经快要到五更了。”

苏青回想李钦后这桩十年婚姻，从同学到订婚，从结婚到生儿育女，从故乡到上海，一步步走来，她尝到了幸福与痛苦两枚果子。她非女权主义者，她本想做一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写写文章，实现她的文人梦。然而，当丧女的痛苦刚刚过去、产子的快乐还没有享受的时候，丈夫的移情别恋像一声霹雷，给她带来更大的打击。

她的一腔悲愤无处发泄，只好把他落到纸上。这真是“明月做旧，晓风写惨”，她痛苦地撰写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结婚十年》。

她曾为这部书稿起了两个名字：《怀抱集》和《结婚十年》。她写信给在青岛读大学的妹妹冯和侠(苏红)商量，觉得后一个更有特色，于是便这样定了下来。

1943年，苏青的代表作、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正式连载，通过女主角“青妹”的不幸遭遇，折射了旧时代受到新教育之女性对婚姻的无奈：父母之命不敢违抗、对心仪的男同学不敢表白、当上少奶奶空虚无聊、生下女孩又遭公婆白眼。

苏青以女性的角度看待新旧思想的冲突，折射社会变迁，表达普通职业女性务实而不避利的特点，充满了女性的自觉、迷惑和焦虑。这些都足以引起社会学家的关注。

她又适时地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观点，甚至毫不避讳大谈性问题，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又能引起意*男的联想。

她写婚外恋，写离婚后带着孩子与各种男人打交道，感慨独立人篡誊世之不易，在社会上始终需要依托男人的全部感受。也能激发女同胞全的共鸣。

这部小说上市后 ， 结果很快成了最畅销的书，在短短半年中竟然连续印行了九版，到1948年就发行到18版，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亦属罕见，她于1947年写作的《续结婚十年》也同样发行了4版。

日子在奋斗中一天天过去，一天，李钦后终于回来了。

然而，家庭生活并没有因李钦后的回来而改善，夫妻关系却更加恶化了。

李钦后仍不肯承担养家的责任，对苏青态度更加恶劣。

苏青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婚。

签字“仪式”是在苏曾祥的家庭诊所里进行的，就由苏医师做了证明人，几位看护**也做了旁观者。

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苏曾祥医师是苏青在学校里认识的，她美丽、高雅、善良，二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当她知道了苏青的身世后，她很同情她的遭遇，因为她也是离婚的人，有过切身的体验。

在这之前，苏青和李钦后已谈了离婚问题，他表示同意。二人协商的结果，孩子都归李钦后，办理离婚手续只找朋友证明，不用找律师，亦不用登报声明。

那时找亲友证明签离婚协议，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在人们传统观念里，叫做“劝和不劝离”，谁也不愿出面作证明。于是苏青想到自己在困难时给予帮助的苏曾祥医师。李钦后对此也没有意见。

苏医生爽快地签了字。苏青考虑到李钦后没有职业，为孩子计，她给了他4万元诸币，李钦后也照此收下。

李钦后签完手续先走了。

苏医生把苏青留下来，向她道歉，说刚才自己不应该这样冲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医生。

苏青说：“这哪能怪你，我还要向你致谢呢。”

苏医生要留她吃饭，她说要回家取东西，婉谢了。

然而苏青走出诊所，才感到心里一片茫然。她喊了一辆黄包车，心神不定的回家去。

回到家里，佣人正在喂元元吃饭，菱菱蹲在地上，由李钦后用汤匙一口一口喂饭。她见妈妈回来了，急忙推开李钦后的手，呼唤着向苏青跑来。李钦后热情地让她坐下来吃饭，她摇了摇头，说是拿东西来了。

苏青含着眼泪整理自己的东西，那一件件衣物都留着往日的回忆。有一件大衣是李钦后陪着她买来的，时价不菲，她怔怔地望着它，心里不免触起旧情。李钦后似乎也察觉到了，他说：“这件大衣质料还好，不过现在流行大袖口的了，你有空就去把它改一改再穿吧。”她不禁感激地点了点头。

家中所有的棉被，差不多都是她当年的嫁妆，照理都应该拿走，但是真的拿走了，李钦后和孩子就要挨冻。她决定把自己盖的大红缎绣花被带走，正待

包裹时被菱菱看到了，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地说：“菱菱要盖大红被!菱菱要盖大红被!”

为了不伤孩子的心，苏青换了一条蓝缎的，李钦后从旁劝说：“小孩子又懂什么，哄哄她就行了。你是盖惯这条被的，还是把它拿去吧。”

苏青答道：“不，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留给孩子，她喜欢这条被就留给她盖吧。”

整理好衣物后，她要告辞了。在家做佣人的老妈妈忽然背过脸去，眼泪涌流不止。苏青低声对她说：“请你好好照顾元元吧，过几天我会再来看你们。”

菱菱这才明白过来，嚎啕大哭，跑过来拉住苏青的旗袍不肯放手，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

李钦后说：“你就在这里多耽搁一会儿吧，让孩子们睡熟了再走。”

此时她的心情十分复杂。

菱菱、元元都跑过去与她拥抱，轮流着吻他们的面颊。

最后苏青对李钦后说：“我看还是哄菱菱去看**吧，到了戏院门口，你抱着她进去，我乘机溜走得了。”

于是，3人从家里出来，乘上汽车，向影院方向而去，到了影院门口，她乘坐了另一路汽车离去。

她无法想象，孩子们在影院里是如何吵着找妈妈的。

苏青离婚时，他们正好结婚十年，她说：“现代的社会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离婚了，于是他们便离了婚。相聚相离，一切简单得就像童年时候玩的过家家，区别大概只在于如何将中间的过程复杂化。”

张爱玲说：“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

提供的的题量有些多，但可以供你更多选择。希望对你有用，谢谢！

毕 业 论 文 参 考 题 目

论生活教育和教育生活

浅谈语文课堂的改革

语文创新教育和活动课程

中学语文教学中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学语文文言文教学中识读能力和鉴赏能力的结合

“生本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利与弊

社会转型中看学校管理改革与发展

多媒体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利与弊

网络对传统大学的冲击

网上语文教学的可行性探讨

关于中学语文教育与多媒体应用的思考

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优化运用策略

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

创新精神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学语文诗词鉴赏的教学

语文课堂教学的导入浅探

从思维方式（或文化）角度看汉英语言差异

广州话三字、四字格叠字词研究

成语的文化内涵

论关联词的感情色彩

元曲《西厢记》中的口语与粤方言之对比研究

兼语词的界定和辨析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广告语言

《聊斋志异》中的某种语言现象

《醒世恒言》中的四字模式词语研究

论〈三国演义〉中“望”“就”的介词用法

从《水浒传》中关西人物人称特色看人物刻画

充满行业语色彩的粤方言词汇

客家话的方言研究

初探方位词“上”之历史演变

疑问句探究

文学批评的当代性

新现实小说的美学研究

关于新人类小说的难于沉重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形象分析

“悟”的解读——试论审美经验对禅宗美学契入

中国文士的孤独意识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奥塞罗》之比较

生命与爱情的错失——解读陀斯妥耶夫斯基《温柔的女性》

安娜•卡列尼娜与郝斯佳

孤独的谜底：爱的缺失——论《百年孤独》

杜拉斯《厚颜无耻的人》中的三角关系——母亲、儿子、女儿

卡夫卡《城堡》中的一些隐秘比较

浅谈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爱情诗创造特色

《简•爱》的自我意识

“炼狱与人生”—浅析《活着》与《老人与海》中的生命意识

说不尽的于连

深沉的美学巨卷——由《平凡的世界》看路遥创作的美学追求

论司汤达的《红与黑》

昆德拉或“跨掉一代”的作品

从谭恩美的《喜福会》看中美文化的对立和融合

韩愈诗歌的“以丑为美”

苏轼与李白之比较

浅论佛教与唐诗

论《诗经》中的婚姻文化观

李清照诗词

《古诗十九首》研究

比较《红楼梦》中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性格特征

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

论禅诗（古代文学）

岭南旅游景点文化

杜牧的诗（古代文学）

孟浩然（古代文学）

屈原（古代文学）

魏晋文学—从“人的自觉”到“文学的自觉”

《世说新语》语言中的魏晋风度

吴文英词的意识流手法

李清照与朱淑真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比较

宋诗中的茶文化

唐代饮食文化

唐宪宗与中唐元和文坛

王维山水诗的空白艺术

老子思想的积极生活观探讨

柳宗元的诗

试论《战国策》的寓言

探讨《聊斋志异》

《三国演义》

谈《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塑造

晴雯与袭人

论《聊斋志异》中的死亡意象

论九十年代以来的汉乐府研究

李清照词

唐代女冠诗人研究

传统文人观和陶潜的反叛

李商隐诗中梦的意象

唐诗中的释家思想

试论晏殊词中的生命意识和人生哲理

论秦观词

中国古代悼亡诗初探

试论《聊斋》中狐女形象

《西游记》的某一方面

试论王安石诗

李渔《十二楼》

陆游诗词中“梅花”意象探讨

试论《漱玉词》之愁怀

王维与孟浩然比较

浅析李商隐诗中感情的流露

孟浩然的思想及其山水田园诗风初探

“太白风度”与“魏晋风度”的关系

论佛教信仰对李煜人生及其词作的影响

秦观词的艺术特色

由“笑”看《红楼梦》人物

求真向善----王国维论“花间”

民间立场与哲学审视—池莉小说与方方小说的文学审视角度比较

贾平凹笔下的乡土人情

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的人物形象

解读《穆斯林的葬礼》

论铁凝小说

论白先勇

《白鹿原》的文化蕴涵

漫谈女性写作热

冯骥才的文革观

爱的诠释和女性意识的苏醒—对张洁、池莉爱情女性题材一些比较

评王安忆的小说创作

从理想中塑造人性美----探究池子建小说中的人性立场

寂寞的萧红和寂寞的文字

张爱玲/女性文学评论

陈染小说的审美

张爱玲

谈论张爱玲散文的精神世界

论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

从《沉沦》看郁达夫小说的创作特色

巴金创作论

从《家》看巴金的创作特色

沈从文小说研究

老舍知识分子人格的嬗变

沈从文湘西作品的“水”性

沈从文的小说情景模式

毕叔华的戏剧性艺术

周星驰喜剧中的后现代意识

徐志摩的“康桥情结”—读〈再别康桥〉

现代文学：苏青《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

萧红作品的生命、死亡、无家意识

深远宁静的心灵牧歌——论萧红的文字

比较张爱玲、萧红、冰心

丁玲和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意识的比较

探讨《生死场》的归属问题——现实主义？现代主义？

不屈不挠，各领风骚——池莉、方方比较论

从《呼啸山庄》看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金庸小说中个人意识的解放

试论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

论《红与黑》的心理描写

余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苦难意识比较

中外神话比较

试谈《阿Q正传》与《唐吉诃德》中的象征艺术

王小波的小说艺术

探讨王朔----痞子心声

高中作文教学模式初探

完善考试方案 推动中学语文素质教育

中学语文课堂的情感教学或中学语文教学的人文性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

庐隐的小说，是五四时期流行的浪漫抒情或情绪宣泄小说，散文化的味道很侬，她的叙事结构是残缺不全的，主要特征是人物缺少行动和故事结局显得暧昧不明。就是人物的心理情绪也总是处于焦灼不安的状态，这与她宣泄式的创作心态有关。庐隐后期创作的变化，便是从悲哀的“女儿国”里脱身而出，思维和话语都多少冲出了那个自我缠绕的怪圈，透出了些许出离悲哀的冷静和洒脱。

苏青的文字则不然，是那种热闹平常的人间柴米油盐，就是写夫妻吵架也是热闹的，是很具有烟火气的那种，所以读苏青的文字，你常常会不由自主进入书中的人物角色，因为那些人物的软弱、庸俗、狭隘、嫌隙和善良、希冀也是我们都有的。苏青也很聪明，但她本质是入世的，所以她想过一种平常生活，她后来没有离开大陆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苏青的小说，注重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抒写和对女性情欲的表露。前者如“生女的悲哀”“为人媳的烦恼”； 苏青小说的意义在于：既批判了“封建”的男权文化，又质疑了五四的女性观。张爱玲、苏青、梅娘的作品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的作品似乎都远离着抗战的烽火，而一味的沉浸在自己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

三毛 《倾城》《温柔的夜》《哭泣的骆驼》《梦里花落知多少》《雨季不再来》《撒哈拉的故事》《送你一匹马》《背影》《我的宝贝》《闹学记》《万水千山走遍》《稻草人手记》《随想》《谈心》《我的快乐天堂》《高原的百合花》《亲爱的三毛》《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三毛的书信札与私相簿》张恨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 苏青 《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歧途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