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代表作《悲惨世界》的浪漫主义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长篇巨著《悲惨世界》发表于1862年，小说从立意到写成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是雨果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中虽然有现实主义成份，但就其艺术基调来看，仍是一部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理想”和“真实”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2、美丑对照法的运用，这是雨果最重要的浪漫主义创作原则；

3、人物的奇特经历、故事情节发展变化莫测。

我将从这三点出发，结合具体的小说文本回答问题。

01 把“理想”和“真实”巧妙地结合起来

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里明确强调文艺必须是“真实”的。他指出：

“我们的时代首先是戏剧性的”、“戏剧的特点是真实。”

这里雨果强调的艺术真实和现实主义的反映真实是不同的。现实主义作家要求对现实生活集中、概括、典型化。浪漫主义作家则要求既从现实生活出发，又要根据作家的浪漫主义激情创造理想的图画。

他在《悲惨世界》里把“理想”和“真实”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了完美的艺术境界。这是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悲惨世界》通过对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指控了当时不公道的社会和腐朽的法律。他在作品的“自序”中写道：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这段“自序”既说明了作家的创作意图，也反映了他同情走投无路的穷苦人，要求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积极寻求社会出路的思想。由于作品是针对严肃的社会问题而创作的，因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悲惨世界》以拿破仑滑铁卢战役到反对七月王朝的街垒战这一历史阶段为背景，以主人公冉·阿让异乎寻常的生活经历为主线，穿插了不同阶层人物的典型故事，展示了一幅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广阔画面。小说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反映了作家的理想和激情。

雨果对下层人民受压迫、受歧视、受凌辱的悲惨处境深表同情，他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观察到：

“在社会成员中，分得财富最少的人，也正是需要照顾的人，而社会对于他们，恰又苛求最甚。”

他通过一幕幕一场场令人心酸的画面真实地描绘了劳动人民的贫穷、痛苦；无情地揭露了整个社会的虚伪、无情。

诚实质朴的劳动者冉·阿让为了生存偷了一块面包，被罚苦役十九年，他的后半生虽然一直干着对社会对苦难者有益的事宜，但始终是司法机构追缉的对象，善良的劳动妇女芳汀为了生存和抚养子女而被迫卖身，过着凄惨的生活，竟被警方以冒犯一个绅士的罪名判刑六个月，穷苦的失业工人商马第因捡一个带苹果的树枝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要判终身苦役；而那些苦难的制造者——统治阶级、浪荡公子、绅士之流却消遥法外。

雨果面对社会严酷的现实，在小说中常常站出来发表议论以表达他的思想，他对不平等的法律表示愤慨：

“法律的条文是死板的。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时刻，那就是刑法令人陷气绝境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物被迫远离社会，遭到了无可挽救的遗弃，那是何等悲惨的日子!”

雨果对社会的压迫慨叹道：

“芳汀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社会收买了一个奴隶”。“一般人认为在欧洲文明里，已经没有奴隶制度。这是一种误解。奴隶制度始终存在，不过只压迫妇女罢了，那便是娼妓制度。”

小说深刻地揭示出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社会与法律的种种弊端，并积极去寻求改造社会的途径。

雨果幻想以“爱”和“道德完善”、“办慈善事业”来改造社会，解决劳动人民的生活问题。

比如，卞福汝主教的仁慈、宽大胸怀改变了冉·阿让的生活道路。冉·阿让改名马德兰后成为蒙特伊市长。在这里，作者以奔放的激情描绘了蒙特伊这个理想的和谐美好的社会：人人丰衣足食，个个美满幸福。大家都有了健康的劳动生活。人与人之间融融和和，相互谅解、互相怜悯和同情。

这个劳动人民的理想的乐园显然是虚构的，是作者以浪漫主义激情为平民描绘出来的一幅空想社会主义的蓝图。“善良”和“仁慈”万能的思想任作品中占着主导地位。

但是，雨果已经看到改造社会的暴力革命正在开展起来，他也相信暴力革命能推动社会迸步，因此在《悲惨世界》后两部中重点写了群众的革命举动。

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和街垒战的场面猫写得惊心动魄，鼓舞人心。圣安东尼街英勇奋战的画面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在起义的前夜，圣安东尼区的劳动人民已严阵以待，街头巷尾已经民怨沸腾，谣言纷起。作者在写起义的情景时，表现了炽烈的战斗热情。

他热情地歌颂街垒战中的英雄们，他把这些穿着破衣烂衫、遍体创伤的穷苦人写成了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革命巨人。

马白夫老爹，已经八十高龄，勇敢地去升起被密集的子弹打掉的红旗，流浪儿加弗罗什面对敌人的枪口，一边拾取子弹，一边高唱战歌，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还有群众革命的***安卓拉，他在街垒战危机时发表演说。

那番庄严而具有号召力的演讲充满了革命的激情，预示着朦胧的未来，进射着理想的火花。

在雨果的笔下人民起义的英雄们都是些非凡的理想人物，虽然他们倒在了血泊里，但他们的高大形象却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

这些充满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描写达到了“真实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运的艺术效果。

02 美丑对照法的运用，这是雨果最重要的浪漫主义创作原则

雨果从观察分析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认识到，世界上有光明也有黑暗，有美好已有丑恶，他指出：

“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所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

这就明确指出，对照的目的是为了更加突出“美”和“善”。在《悲惨世界》中，雨果遵循着美丑对照的创作原则，塑造了两种类型的人物形象。

一类是理想的、善的人物。他们是崇高优美的化身，如卞福汝主教、冉·阿让、芳汀、街垒战中的英雄马贝夫老人、流浪儿加弗罗什等。另一类是否定的人物，是卑鄙和丑恶的代表，如沙威、德纳第夫妇等。

这两种典型人物，栩栩如生，互相映衬非常自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了，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

雨果按照他的文艺理论进行创作，透过集聚物象的镜子，使人物形象的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更加分明，造成强烈的浪漫主义艺术效果。

小说的主人公冉·阿让生活道路坎坷不平，在他身后站着两个影子：一个是警官沙威，一个是卞福汝主教。他们分别代表了法律偏见与宗教道德。

沙威和卞福汝主教在对待冉·阿让的态度上形成鲜明的对比。

沙威在监狱出世的，他是个恶人、鹰犬。作者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他的面部肖象：“有一个塌鼻子，两个深鼻孔，两大片兜腮胡子一直生到鼻孔边。”

雨果进一步通过议论抒发爱僧、褒贬的思想感情，小说中写道：

“初次看到他都会感到不愉快”，沙威不常笑，“郑重时的沙威是猎犬”，而“哭时的沙威是老虎”。

他“尊敬官府”“仇视反叛”。在上流人物和上司面前他奴性十足，能屈能伸，犹如盲从的信徒，是条忠实的走狗，对于悲惨的下层人民则非常坚决、严肃、残忍、狠毒、冷酷无情，是条张开血盆大口的老虎。正是他像一条毒蛇一直盯逐、追捕冉·阿让。他的形象集中体现了法律的凶狠和残暴。

品貌不凡的卞福汝主教是“仁慈”、“博爱”的化身。他年轻时风流倜傥是享受荣华富贵的贵族。大革命的暴风雨使他看破红尘变成了大名鼎鼎的主教。他自愿调换住宅，施舍穷人，过着简朴的生话；他救人于苦难，一向宽厚待人，从不以恶意度人，他的大量的善行义举处处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冉·阿让这个失业劳动者，为了嗷嗷待哺的外甥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五年苦役，由于企图越狱加判重刑。这期间他的“心灵一面上升，一面也堕落了。”他认识到自己有过失，更痛恨社会法律的不公平。

出狱后为了报复社会继续行窃。冉阿让从收留他过夜的主教住宅偷走了一套银餐具，被警察扭送回来，主教不但不责怪反而为他掩饰，并将那对价值二百法朗的银烛台也一并送给他，并鼓励他去做一个诚实的人。

卞福汝主教的崇高的心灵，慈悲的心肠，圣洁的行为，使冉·阿让受到感化，从此，他皈依宗教，一心向善，转变成一个“人道的、宽宏大量的”人。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作品通过沙威与卞福汝主教对冉阿让生活道路影响的对比，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世俗的资产阶级法律使人继续堕落，“仁爱”才恢复了人的良心，宣扬了宗教道德优于法律偏见，“爱”优于“恨”，“仁慈”优于“邪恶”的人道主义思想。

冉阿让朴实、真诚、善良，是作者极力美化的理想人物。他的经历、地位和生活方式都带有奇异浪漫的色彩。苦役犯冉阿让改名马德兰后出现在蒙特伊小城，靠了一项技术革新，降低成本，发家致富，成了一位工业资本家。

这个有钱而不骄傲，幸福而不自满的人，出于他的善行义举被拥戴为市长。在他的努力下，改变了全市贫穷落后的面貌。他扶弱济贫，同情失业女工芳汀，答应帮助他们母女团聚。他认为：

“最高的圣德就是为别人着想。”

为了救一位无辜的工人毅然到法院去自首。他以德报怨，释放被革命青年抓住并处死刑的沙威。冷酷无情的沙威发现了冉阿让背着马吕斯穿过下水道的迷宫逃命时，突然良心发现，投河自杀。冉阿让的“仁慈”、“博爱”达到了至美至善的程度。

在冉阿让身上非凡的能力与崇高的品德是一致的。他由苦役犯到成为市长的慈善家，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照。说明罪恶的社会使他的人性异化，在“善”和“爱”的感化下，一旦人性复归，便产生了无穷的力量。一个曾被社会遗弃，陷入绝境的人，一旦有机会服务于社会，他是可以造福于人类的。

与冉阿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纳第夫妇。他们是属于那种爬上去了的粗鄙人和失败了的聪明人所组成的混杂阶级，下层阶级的某些弱点和中等阶级的绝大部分恶习它都兼而有之。

这对夫妇，在外貌上一个瘦小，一个胖大，形成对对比，在道德品质上，都是一样的自私和狠毒。他们为了追逐金钱，敲诈勒索、行凶抢劫、谋财害命、无听不为，残存到拿破仑战争年代的德纳第夫妇行动诡秘，无恶不作的可憎形象更突出地起了反面对比的作用，衬托出冉·阿让形象的高大。

芳汀和女儿珂赛特是悲惨世界苦难人民恶典型。冉阿让和德纳第夫妇在对待芳汀、珂赛特的态度上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展示出他们不同的道德规范和性格特征。

冉阿让出自对芳汀的同情，救出珂赛特，并把她抚育成人，帮助她成家立业。这里通过逼人于绝路和救人于危难的鲜明对照，有力地抨击了利己主义，歌颂了仁慈，博爱的崇高的社会风尚。

03 人物的奇特经历、故事情节发展变化莫测

《悲惨世界》中出现的大部分是经历奇特、能力非凡的人物。

卞福汝主教，是一个司法贵族家庭出身，年轻时混迹于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他为了躲避风险，逃到意大利，后来回到法国成为主教。从此过着清苦的生活，把自己的薪水大部分给了穷人和病人，他说：

“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的，而是来保护世人的心灵的。”

正是卞福汝主教的灿烂的光辉照亮了冉阿让的心灵，使他与卞福汝主教一起成了救世主。

主人公冉·阿让经历更加奇特，他从一个修树枝的穷工人、苦役犯一跃而成为工厂主和市长，从此一心向善、扶弱济贫。他有着超人的智慧、非凡的能力，外号叫“千斤顶”。

由于他的出现，改变了一个工厂的面貌；由于他被拥戴为市长，使小城繁荣昌盛；由于他的出现拯救了受凌辱的芳汀，救出了受奴役的珂赛特。此后他带着珂赛特在巴黎小心翼翼、神出鬼没地度日。这些不寻常的经历表现了冉阿让不同凡俗。

他的生活环境也很奇特。冉·阿让一生除了监狱的苦役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警察的追缉下度过的，他活动的时间主要是夜晚，活动的环境主要是监狱、法庭、修道院、下水道、坟场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奇异浪漫的特色。

非凡的人物不都是至善至美的形象，作者塑造的极丑的形象也是非凡的。德纳第夫妇从外貌到心灵都是丑陋的，德纳第在滑铁卢战役中是盗尸者，后来在蒙费郡开小酒店，欺诈成性。破产后，跑到巴黎继续行窃，无恶不作，是社会恶势力的代表，作者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写出了一个非凡的丑恶的灵魂。

小说的情节发展起伏跌宕，曲折有致，富有戏剧性。冉·阿让不寻常的经历是小说的主线。当上市长后了解到芳汀的不幸身世并准备帮助她们母女团圆时，出现了商马第案件，冉·阿让自首第二次被关进监狱。这时作者安排了一个救海员的场面，冉·阿让果断地砸断了脚上的铁链，飞上战舰的索梯，救下了绕着横杠打转悬在空中十分危机的海员。

大家焦急地等待他安全返回，突然帆杠一摇晃落人海中。这个故意失足落水的镜头新颖、惊险、扣人心弦。突出了冉阿让过人的胆量和高超的技能，表现出他的举动是非凡的。

冉阿让带着珂赛特出现在巴黎，扮成乞丐模样儿的密探发现了他，尽管他机智、谨慎，仍然逃不出警察的追缉。一次他带着珂赛特被逼人一个死胡同，冉阿让浑身寒毛直竖，像是一头重入罗网的野兽。十分危机，警察距他只差几十步，枪刀铮铮作响，他急中生智，凭着“囚犯的技巧”，利用灯绳以迅捷、稳健、准确的动作越出高墙，溜进修道院，这时巧遇被他救过性命的老人，把他们保护起来。

一波未平，惊险的波澜又起，为了长期隐居修道院，必须先逃出修道院。在老人的帮助下躲进棺材出修道院的场面描写得惊心动魄，别具一格，使读者拍案叫绝。计划是到了坟场，老人将埋葬工人灌醉，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逃出。

但是，一进坟场，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埋葬工人，老人惊呆了，但他乘其不备智取卡片，迫使工人离开坟场，冉阿让才得脱险。

这些惊险动人的情节发展曲折有致，又有偶然巧合，富有戏剧性。通过夸张离奇的情节把冉阿让描写成一个神通广大、智慧、胆量都过人的超凡人物。

总之，在这部小说中，雨果把善与恶、美与丑进行了强烈的对比，为了渲染气氛用了极度夸张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揭示了尖锐复杂的社会冲突，表达了他具有宗教意味的人道主义思想。

回答完毕。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包含了各种现实主义者理论和观点借以产生、发展的一套假定的研究范式。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哲学传统和世界观。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是建立在它对道德进步和人类能力的悲观主义认识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者把历史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进步的，他们对于人类是否有能力克服反复出现的冲突，建立持久的合作与和平深表怀疑。现实主义世界观更多看到的是人类本性中的恶，以及人类经验中周而复始的悲剧。现实主义的这些哲学观点在修昔底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就有了强烈的反映。在20世纪，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则是这类现实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尽管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马丁·怀特（MartinWight）和汉斯·摩根索的著作中才得到了明显的表现。

尽管现实主义者对道德进步和人类能力都持悲观主义的态度，但它们对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根源的认识又是不同的。经典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植根于人性。它认为人性本恶，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利益对立和冲突受人类本性中根深蒂固的客观规律的支配，是无法避免的。与经典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更多的是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性质。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与国内体系不同，“国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它部分要服从。国内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同等的关系。”“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国际体系由于缺乏国家之上的权威而导致互相的不安全、冲突及对于有组织的暴力的依赖。国际体系的性质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不断发生。国家可以通过外交和权力均衡的方式来缓和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影响，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的影响。

其次，现实主义也可被视为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那些自视为现实主义的学者们可能持有上述现实主义的那种哲学悲观主义，但当他们努力阐述有关主权国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理论概念时，就往往超越这种悲观主义。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力图建立能用以解释和预测国际行为的社会科学理论。然而这两类现实主义学者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现实主义者基本的哲学观点是，国际政治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以权力、军事力量和现实政治的运用为标志，他们对国际法、道义以及诸如联合国等到机制的价值持怀疑主义态度。可见，现实主义是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一般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统一的理论。现实主义的许多批评者和支持者往往未能认识到，现实主义也是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它是由许多相关理论组成的集合体；而把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单一的、统一的理论的观点实际上忽视了现实主义思想中的多样性，结果使他们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过于简单化了。虽然安全研究中的见解经常受哲学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当代在国际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大量争论却是围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主义理论上的问题而展开的。

必须指出，尽管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关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经常不一致，但他们在下述有关国际政治的本质问题上拥有共同的核心理念。首先，他们相信国家是国际政治中主要的和最重要的行为体，是构成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因此，国际政治的研究将集中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而较少注意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事实上不可能取得国家那样重要的地位。其次，现实主义者将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最高权威视为国际政治中最显著的特征。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助必然是行动的准则”，国家必须使用自助的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来保护其利益。竞争是这种无政府体系的必然结果。国家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军事安全领域，但也表现在经济和其它领域。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国家都深切地关注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和相对于他国的相对优势，这种关切引导着国家的行为，使国家之间的合作较难达成。第三，现实主义者认定，国家将最大限度地寻求扩大其权力或安全。一些现实主义者集中于权力，认为它本身就是目的。摩根索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突出典型。而另外一些现实主义者则将权力看作安全的手段。如沃尔兹强调权力不过是实现安全目标的一个手段而已。第四，现实主义者假定，国家是国际事务中统一的和理性的行为体，它能够合理地确定其对外政策目标，考虑各种政策方案的的可行性和可能导致的结果，然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方案。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指出的，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是一个统一的理性的行为体，它会仔细权衡可供选择的各项行动成本，并寻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尽管这样做还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可供理性选择的足够的信息。以上述这些假定构成了现实主义者分析国际政治的出发点，但这并没有导致他们对于国际政治的一致认识或关于国家行为的单一理论。虽然每一现实主义者都接受这些核心假定，但由于他们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认识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作出了某些不同的解释，形成了现实主义者在国际秩序模式上的一些差异

浪漫主义(Romanticism)

这个词起源于中世纪法语中的Romance（意思是“传奇”或“小说”）一词，“罗曼蒂克”一词也由此音译而来。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更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要文艺思潮，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欧洲并表现于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部门。

编辑本段浪漫主义运动

浪漫主义运动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是政治上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也是文艺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

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在文艺上也为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是，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却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恩格斯)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法国革命的后果以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种反映。

编辑本段浪漫主义的起源

浪漫主义（Romanticism）是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前半期盛行于法国，他是一个全欧洲性的内容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但直到20世纪仍余韵不散。法国浪漫主义主要体现在绘画、雕刻、小说和戏剧领域；英国浪漫主义主要体现于诗歌、历史画和风景画领域；德国浪漫主义则在音乐、诗歌和绘画领域皆有体现。

浪漫主义宗旨与“理”相对立，主要特征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形式较少拘束且自由奔放。浪漫主义手法则通过幻想或复古等手段超越现实。法语的浪漫一词意味着感情丰富、多情善感。

编辑本段文艺思潮兴起

浪漫主义作为欧洲文学中的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它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艺术上与古典主义相对立，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

“浪漫主义”这一术语，是由“浪漫的”(Romantic,罗曼蒂克)这个形容词演化而成的。而“浪漫的”这个形容词又是从法国的“罗曼司”(Romatic，即“传奇”或“小说”)转化过来的。据现有资料证明，一六五四年英国人才第一次使用“浪漫的”这一词语，大直是“传奇般的”、 “幻想的”、“不真实的”，其中明显地包含着贬意的否定性的内涵。到了十八世纪，这个词语才逐渐转变为肯定性的褒义词，它被用来评价作品，并获得"宜人的忧郁"这样一种附加的含义。

十八世纪末年，随着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文坛的勃兴，浪漫主义这一术语就用得非常流行了，并且在一七九八年法兰酉学别的创作方法的名称。

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当时的作家都对现实不满，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但由于作家所持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因而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即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前者是进步的潮流，它引导人们向前看，后者属反动的逆流，它引导人们往后看。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家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昔希金(早期)，波兰的密茨凯维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都是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家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消极浪漫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同那个被推翻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他们从对抗资产阶级单命运动出发，反对现状，留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消极浪漫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代表作家有德国的史雷格尔兄弟，即奥·史雷格尔和弗·史雷格尔，诺瓦里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俄国有茹科夫斯基，英国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等。

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衰落，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特点所决定的。作为一种成型的文艺思潮它首先产生在德国。由于当时德国容克贵族势力猖獗，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因而消极浪漫主义得势，积极浪漫主义发展迟缓。只有海涅登上文坛之后，积极浪漫主义在德国才有所起色。

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犹如大海的波涛，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来势迅猛，激烈异常。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封建贵族的复辟和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分不开的。浪漫主义首先从古典主义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冲杀出来，历经短兵相接的搏斗，一举获胜。继而在漫浪主义内部角返相争，积极浪漫主义者组织了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消极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消极浪漫主义称王称霸，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积极浪漫主义骤然兴起．并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在俄国，浪漫主义的发展是较迟的。它在十九世纪初期才形成为一种流派。其中积极浪漫主义与俄国十二月党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贵族革命中起过显著的进步作用。代表作家有早期的普希金，雷列耶夫等。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编辑本段浪漫主义艺术

浪漫主义画派

十九世纪初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兴起于法国画坛的一个艺术流派。这一画派摆脱了当时学院派和古典主义的羁绊，偏重于发挥艺术家自己的想象和创造，创作题材取自现实生活，中世纪传说和文学名著（如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拜伦的作品）等，有一定的进步性。代表作品有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德拉克洛瓦的《自由***民》。画面色彩热烈，笔触奔放，富有运动感。

浪漫主义美术

“浪漫主义”一词来源于中世纪的“浪漫传奇”一字，意思是中古欧洲所盛行的英雄史诗和骑士传奇、抒情诗等。我们这里所指的浪漫主义，一般是指18—19世纪欧洲一些国家所产生的思想和艺术的运动，它反映在艺术的各个领域：德国是诗和音乐；英国是诗、小说和风景画；法国是绘画和雕刻。

浪漫主义产生的哲学基础，是这一时期流行的德国古典哲学和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它强调主观、天才和灵感；强调人性的自由和解放。

在艺术创作中，浪漫主义强调艺术家的主观创造性，表现出对于历史的兴趣和对社会现实中重大事件的关注，另外在对历史怀念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东方异国情调的向往。

在艺术表现上，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学院派是完全对立的，它反对纯理性和抽象表现，强调具体的、具有特征的描绘和情感的传达；反对类型化和一般化，主张表现个性化，描绘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状态；反对用古代艺术法则来束缚艺术创作，主张自由奔放热情的主观描绘，使艺术家的感情在创作中得到充分的传达；反对刻板的雕刻般造型和过分强调素描为主要表现手段，竭力强调光和色彩的强烈对比上的饱和色调，以动荡的构图、奔放而流畅的笔触，有时以比喻或象征的手法塑造艺术形象，借以抒发画家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

浪漫主义音乐、文学

浪漫主义在艺术上的兴起，最早见于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这些作品将一切个人的感情、趣味和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音乐方面，浪漫主义作曲家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癖好，这与受形式支配的古典主义格格不入。古典主义音乐象线条一样鲜明；而浪漫主义音乐则偏重于色彩和感情，并含有许多主观、空想的因素。

然而，这只是原则上的区别，要想在不同的创作风格之间，譬如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按照那些讲究条理的音乐史家的愿望划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从来不是那么容易的。简单地下定义行不通，这些定义总是因为忽视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过于简单化。

例如，假使断言古典主义音乐是客观的，浪漫主义音乐是主观的，那么岂不是说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在某种程度上像电脑一样，从不创作反映自己个人感情的作品了？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同样地，如果说浪漫主义作曲家“摆脱”了传统形式的原则，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他们在继续使用这些形式，甚至在未必可能的场合下使用古典形式。

例如威尔第就用赋格曲式结束他的喜歌剧《法尔斯塔夫》。另外还需明确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风格曾经共存了一段时期，重要的浪漫主义歌剧作曲家、德国理想主义者韦伯就先贝多芬一年逝世，舒伯特的死也仅比贝多芬晚一年。可是，在这两种乐派之间实际上又存在着我们很容易把握的区别，这些区别大多是源于非音乐的原因。到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在社会上的地位已有根本的改变，他们已不再是一个城市、宫廷或教堂的雇员。

贝多芬也只是赢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真正独立，因为不管那些贵人们多么慷慨地让他自行其是，他的大部分生计仍维系于贵族的庇护。而现在，理论上说作曲家完全是他自己的主人，实际上也就是大众的仆人。

为了满足大众的需要，各种各样的音乐会社团和音乐节网络迅速地发展起来。如果一个作曲家，比如门德尔松，能为这个众多的占统治地位的中等阶层提供他们所喜闻乐听的音乐，他就是成功的；反之，如果他忽视时代的审美观，只为自己或他理想中的后代创作，那么他在公众的心目中就必然是个“怪里怪气”的孤僻艺术家。这一类作曲家常以为他们是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是未来艺术的预言者。

“艺术家”一词的使用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整个十九世纪的作曲家都这样看待自己。他们这样称谓自己很有理由，因为一旦摆脱了私人的庇护，投身到社会中去，他们便开始和文学作家等富于创造精神的同行有了接触。

事实上，韦伯、舒曼、柏辽兹除了作曲还写过一些有关音乐的书，而瓦格纳不仅自己写剧本，还写出了许多关于音乐、戏剧和哲学的著作和论文，真难以想象他何以还有时间创作出那么多的乐曲来。这新的一代作曲家对弥漫在社会上的各种新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不管是科学的、民族的、还是艺术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文学的陶醉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他们的前辈仅满足于用器乐表达纯粹的音乐思想，浪漫主义音乐家则致力于让音乐在表达的广度上与语言并驾齐驱。

当然，给歌词谱曲一直是作曲家们的实践之一，可是当时流行的是用器乐表达或描绘一种特定的场面，甚至讲述一个故事。这起始于贝多芬的同代人韦伯，后来又被李斯特、理查德·施特劳斯发展为描述性的交响诗。

十九世纪上半叶，自然的、乡村的浪漫主义文学转变为幻想的、比生活更加广阔的浪漫主义文学，分别以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1813年）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1847年）为代表。这两部英国小说有天壤之别，这种区别在沃尔特·佩特（W·Pater）给浪漫主义下的定义中可以得到概括，他认为浪漫主义是“给美添上了怪诞的色彩”。

因此，毫不奇怪，浪漫主义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同样表现了一种奇异的超自然的东西，如柏辽兹在他1830年所作的《幻想交响曲》中所表现的那样。作曲家们很快就对周围的大自然发生了新的兴趣，这种自然已经不是贝多芬《田园》中的那种简单的自然，而是大写的“自然”，一种因为他们超脱于芸芸众生才与他们有着特殊联系的力量。不管是文学还是音乐，浪漫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单个的人，而不是那种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被仔细地划入某个阶层而根本无法摆脱其束缚的人。

因此，对独立个性的重视使作曲家们有意识地追求个人的特点，有时成了自我主义。这样，他们离那些因为循规蹈矩而压抑了自己部分创造才能的古典主义作曲家就越来越远了。

想用寥寥数语概括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其结果非常容易使读者误以为浪漫主义作曲家都是放浪形骸之徒。虽然他们中间有人确有行为出轨的时候，但是总地来说，他们有足够的自控能力使自由不致逾越界限。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仍继续运用传统的交响曲、奏鸣曲、四重奏等形式，虽然在这些形式里出现了与莫扎特不同、会使他的审美观受到侵害的新东西需要记住的是，审美的好恶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这一代认为“过分”的行为在下一代眼里却是规范，昨天的“顽皮的孩子”，逐渐长成为今日受尊重的“老伯伯”。[注：法国诗人戈蒂耶早年参加浪漫主义运动时被称为“顽皮的孩子”、“老伯伯”则是英国人对曾经担任首相的政治家格莱斯的尊称]。浪漫主义运动内部也一直存在两个不同的流派，一个是以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为代表的激进派，另一个是以门德尔松、勃拉姆斯、布鲁克纳为代表的保守派。研究早期浪漫主义可以说明分裂是怎样产生的，也可以把那些重要性在管弦乐曲的作曲家（门德尔松、柏辽兹）和那些重要性在其他方面的作曲家（如歌曲方面的舒伯特、歌曲与钢琴曲方面的舒曼、歌剧方面的韦伯）区别开来

浪漫主义的理论策源地在德国，但在文学上成就最高的却是英、法两国。欧洲的浪漫主义在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805年左右，这一时期是英国的湖畔派诗人创作的高峰期，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和史达尔夫人开始引介德国的浪漫主义理论。第二次高潮则从英国诗人拜伦开始，他的作品在1815年至1825年间风靡欧洲，雪莱和济慈紧随其后。这一时期法国文坛相对沉寂，但也有拉马丁和维尼等才华横溢的诗人。此外，意大利的白尔谢、曼佐尼以及德国的霍夫曼等人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浪漫派作家。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三个高潮发生在法国，约从1827年至1848年，以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维克多·雨果为代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思潮也波及俄国、东欧和美国，在美国产生了梅尔维尔、惠特曼等浪漫主义大师。1848年以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基本结束，但是浪漫主义思潮却并没有销声匿迹，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

英国

英国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不满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发展，具有愤世嫉俗、归隐自然的倾向。18世纪中后期的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年－1796年）和威廉·布莱克（1757年－1827年7）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他们在英语诗歌文体和语言上做出了很多可贵的尝试。彭斯从苏格兰民歌中吸取养料，其《苏格兰方言诗集》擅长抒情和讽刺，语言通俗；布莱克的《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则具有象征意义和神秘色彩，在20世纪大放异彩，影响了整个现代英诗。

然而，英国浪漫主义第一批真正的大师则是被称为“湖畔派”的三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年－1850年）是湖畔派诗人中成就最高者，他与“湖畔派”另一诗人萨缪尔·柯勒律治（1772年－1834年）共同出版《抒情歌谣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大部分为华兹华斯所做，而柯勒律治的名诗《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亦收入其中，充满幻觉和奇谲的意象。然而华兹华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则是长诗《序曲》。骚塞的诗歌极富古之幽情，与世俗格格不入。湖畔派三位诗人均蛰居于英国西北湖区，缅怀中世纪和宗法式的乡村生活，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温婉清丽的代表。

乔治·拜伦（1788年－1824年）和雪莱（1792年－1822年）两位诗人将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峰。他们和湖畔派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作品更具战斗意识和政治倾向。雪莱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通过神话描写被压迫的人民的苦难和暴君的必然下场，预言革命一定会到来。他的短诗《西风颂》、《致云雀》等音韵铿锵，更有“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等名句传世。拜伦是19世纪上半期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游历各地，其诗作充满异域情调。代表作《唐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深入骨髓的检阅，发人深省。在欧洲，拜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把孤独、悲壮、崇尚个人式反抗的浪漫主义者形象称为“拜伦式英雄”。拜伦晚年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最终因伤寒而死于希腊战场。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还包括约翰·济慈（1795年－1821年）。他的创作生涯只有5年，却写出了著名的抒情诗《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沉醉于古代世界田园牧歌的美景之中。瓦尔特·司各特（1771年－1823年）以创作小说为主，《艾凡赫》以12世纪的英国为背景，塑造绿林英雄罗宾汉的形象，他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

德国

德国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发源地。政治经济的落后、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唯心主义哲学的盛行，决定了德国早期的浪漫主义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宗教色彩。施莱格尔兄弟是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理论奠基人，他们以《雅典娜神殿》为阵地，阐述个性解放、艺术无目的论的浪漫主义理念。在施莱格尔兄弟的影响下，德国出现了包括诺瓦利斯（1772年－1801年）、蒂克（1773年－1853年）在内的一批早期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的《夜的颂歌》歌颂“神圣的、不可言传的、神秘的”夜，并赞美死亡的美妙感觉。蒂克则著有《民间童话集》三卷，开创了童话小说的新题材。 1805年以后，德国出现了“海德尔堡浪漫派”，代表人物是克莱门斯·布仑塔诺（1778年－1842年）和阿希姆·封·阿尔尼姆（1781年－1838年）。前者的抒情诗《催眠歌》具有民歌风味，诗情浓郁。两人曾合作出版民歌集《男孩的神奇号角》，搜集收录了德国近300年的民歌。雅各布·格林（1785年－1863年）和威廉·格林（1786年－1859年）是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他们编成《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称为世界童话作品中的精品。约瑟夫·封·艾尔兴多夫（1788年－1857年）的小说《一个无用人的生涯》将梦幻与现实混合起来，充满神秘情调。

1809年以后，德国浪漫主义在德国形成另一个中心。克莱斯特（1777年－1811年）的喜剧《破瓮记》抨击普鲁士官场和司法制度的腐败，充满民间喜剧的幽默讽刺特色。霍夫曼（1776年－1822年）的《雄猫穆尔的人生观》展示一个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的市侩世界，想象和构思奇特。大诗人海涅早年也是一个浪漫派诗人，后来转向现实主义。

总体上看，德国的浪漫主义特征并不明显，风格变化也比较多。到后期，逐渐融入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

法国

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曲折莫测，决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年－1848年）和史达尔夫人（1766年－1817年）是法国浪漫主义早期代表。前者带有贵族倾向，《基督教真谛》主张复兴中世纪礼教，但其作品对美洲丛林和大草原奇异风光以及古代废墟富于抒情色彩的描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异国情调和描绘“废墟美”的滥觞。他的小说《勒内》和《阿达拉》都描写世俗爱情和宗教信仰的矛盾，悱恻缠绵。而史达尔夫人则具有民主倾向。她的《论文学》和《论德国》致力于传播浪漫主义理念，不遗余力的抨击法国的古典主义传统。 法国浪漫主义中期的代表包括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年－1869年）和阿尔弗莱·德·维尼（1797年－1863年）。前者擅长写抒情诗，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沉思集》情景交融，善用对照和象征笔法；后者则以哲理诗著称，《古今诗集》和《命运集》宣扬孤傲坚忍精神，表达悲天悯人的思想。

1830年以后，维克多·雨果成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领导者，他也是整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1830年，雨果的剧作《欧那尼》的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法国最终战胜了古典主义。雨果是浪漫主义作家中鲜有的全才，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都有重大建树。其小说《巴黎圣母院》 、《九三年》、《悲惨世界》等具有史诗般雄壮的风格，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雨果一生支持共和，反对帝制，在1851年曾流亡海外，直至1870年才返回法国。在诗歌和戏剧领域，雨果也取得很高的成就。他在最大程度上拓展了法语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创作笔法，极大的丰富了法语诗歌的修辞技巧，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雨果逝世的时候，全欧洲共有逾200万人来到法国参加他的国葬。

和雨果同时代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还包括女作家乔治·桑（1802年－1876年）。她的创作拓展了浪漫主义文学阴柔的特性，尤其擅写女性问题小说和田园小说。代表作《康素爱萝》和《魔沼》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和真挚情感。她也曾是音乐巨匠肖邦一生中最爱的女人。曾和乔治·桑有过短暂恋情的青年诗人阿尔弗莱·德·缪塞（1810年－1857年）是这一时期法国诗坛的一股新生力量，《四夜组诗》具有梦幻般的色彩。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第一次将“世纪病”这一概念引入浪漫主义小说创作中。热拉尔·德·奈瓦尔（1808年－1855年）的抒情诗奇诡深邃，形式精美绝伦，对20世纪现代诗歌影响深远。大仲马（1802年－1870年）创作了大量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将通俗小说的发展推向极致。

俄国和东欧

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失败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革命之后出现的。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以诗歌为主，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茹科夫斯基（1783年－1852年）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第一位俄国抒情诗人。他的《俄国军营的歌手》歌颂军人的爱国壮举，赞美俄罗斯民族伟大的复兴。雷列耶夫（1795年－1826年）创办《北极星》，宣传浪漫主义思想。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普希金、果戈理等早年都是浪漫派，后来转向现实主义。莱蒙托夫（1814年－1841年）是俄国最坚定的浪漫主义诗人，长篇叙事诗《童僧》和《恶魔》塑造具有叛逆性格的英雄形象，表达反暴政的革命理念。小说《当代英雄》第一次塑造“多余人”形象，是心理分析小说的先驱。

在东欧，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波兰的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年－1855年）和匈牙利的裴多菲（1823年－1849年）。东欧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是和反对异族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抨击沙俄侵略者的血腥屠杀，揭露卖国贵族的行径。裴多菲则以《民族之歌》和《自由与爱情》等诗作歌颂为争取自由的斗争。

美国

由于美国和欧洲在历史、文化上的种种不同，以欧洲通行的文学流派的概念来衡量美国文学的发展实际上并不十分准确。但由于美国文学也是整个西方文学的一个部分，因此通常人们也将美国文学史放入整个西方文学史的框架内来研究。 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深受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19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高涨，摆脱英国文学的束缚、重视人的精神创造和追求自由的超验主义蔚为大观，至此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开始蓬勃发展。

爱默生（1803年－1882年）和梭罗（1817年－1862年）是超验主义理论家，最先提出浪漫主义的主张。他们强调人的精神作用和直觉的意义，认为自然界充满灵性，人应该回归自然。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美国前期浪漫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包括华盛顿·欧文（1783年－1859年）、詹姆斯·库柏（1789年－1851年）和爱伦·坡。欧文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在他的小说中，“美国文学”这一概念第一次浮出水面，不再深受英国文学的拘束。库柏是美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创了以《皮袜子故事集》为代表的边疆传奇小说，最重要的一部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爱伦·坡主张艺术要使读者获得刺激而达到灵魂的升华，他的小说大部分以死亡、凶杀、复仇为题材，揭示人的幻觉状态和变态心理，他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共同被尊为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

美国后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纳撒尼尔·霍桑（1804年－1864年）、沃尔特·惠特曼（1819年－1892年）和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年－1891年）为代表。霍桑在作品中对“隐秘的恶”进行挖掘，《红字》反映清教徒殖民统治的黑暗以及教会的虚伪和不公，象征手法运用纯熟。主人公胸口佩戴的A字以及短篇《教长的黑面纱》中永远盖在教长脸上的黑面纱，都是一种象征物。霍桑的心理分析自然细腻。惠特曼的耗一生的经历编纂、扩充诗集《草叶集》，歌颂美利坚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美国现代文学的鼻祖。梅尔维尔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中成就最高者，擅长描写航海奇遇和异域风情，代表作《白鲸》是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小说中的“白鲸”已经成为一种超然的、对人类怀有敌意而又难以征服的神秘物的图腾。

此外，诗人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1807―1882）的《海华沙之歌》（1885）描述印第安传说中的西风之子海华沙的业绩，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英雄形[2] 象。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离骚

《离骚》(注：《离骚》篇名的意义，司马迁引淮南王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二说虽不同，但都可以讲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

诗人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断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这时已经再被放逐，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颇有希望的国家，被弄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分，他把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熔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

《离骚》对诗人的理想有清楚的完整的表现。在七雄纷争、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战国时代，诗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国推上富强的道路，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不仅如此。处于当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变革时期，诗人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目的，还突破了贵族阶级的局限，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这是与维护贵族特权的世袭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则针锋相对的。可以说，祖国的富强是诗人理想的目标，进行政治革新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追求进步政治的精神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这既说明了诗人思想的进步性，也说明了他的爱国理想的深刻性与人民性。

《离骚》的基本内容就是表现诗人对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须之婵缓兮”到篇末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已往历史的回溯。他叙述了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以及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诗人从早年起就汲汲自修，锻炼品质和才能，并决心把这一切献给祖国的富强事业。他对楚王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但是诗人这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愿望，却因为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招来了重重的迫害和打击。贵族群小向他围攻，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楚王听信谗言，不仅不信任他，反而放逐了他；他为实现理想而苦心培植的人才也变质了。当诗人回顾到这些，想到自己的理想遭到破坏，祖国的命运岌岌可危，便抑止不住满腔愤怒的感情，向腐朽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痛斥贵族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指出他们蝇营狗苟，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绝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怨恨楚王的昏庸，不辨忠邪：“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他还大胆地指责楚王反复无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对人才的变质，诗人也表示了深深的惋叹：“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但是诗人并没有被这种沉重的感情压倒，也决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他宁肯承担迫害，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深信自己的正确，要永远坚持自己的道路，忠于理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后一部分是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被腐朽的贵族集团排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他苦闷旁徨地面对着未来，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首先，女须劝他不要“博謇好修”，应该明哲保身。但诗人通过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往古兴亡的历史，证明了自己态度的正确，否定了这种消极逃避的道路。于是，追求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使他升腾到了天上。他去叩帝阍，阍者却闭门不理；他又下求佚女以通天帝，也终无所遇。这天上实际是人间的象征，说明再度争取楚王的信任也是不可能的。接着诗人去找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请他们指示出路。灵氛劝他去国远游，另寻施展抱负的处所，巫咸则劝他暂留楚国，等待时机。诗人感到时不待人，留在黑暗的楚国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出走。但是这一行动又与他的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正当他升腾远逝的时候，却看见了祖国的大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于留下来了。诗人通过这一系列虚构的境界，否定了与他爱国感情和实现理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各种道路，最后决心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诗人当时所可能选择的一条道路，以死来坚持理想、反抗黑暗的政治现实的道路。

《离骚》通过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他的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同时通过诗人战斗的历程和悲剧的结局，反映了楚国政治舞台上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和反动势力的嚣张跋扈。它虽是一首抒情诗，却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它虽是一首浪漫主义作品，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篇。

《离骚》在艺术上也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

《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由于理想的崇高，人格的峻洁，感情的强烈，这个形象就远远地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离骚》又自始至终贯串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当残酷的现实终于使理想破灭时，他更表示了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这些都表现了《离骚》这首长诗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时，《离骚》又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突出地表现在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如关于神游一段的描写，诗人朝发苍梧，夕至县圃，他以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为侍从仪仗，上叩天阍，下求佚女，想象丰富奇特，境界仿佛迷离，场面宏伟壮丽，有力地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精神。此外，诗人也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征。如关于诗人品格的描写：“熙木根以结苣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丽丽。”“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诗人以花草冠佩象征品德，已富有优美的想象，而这种集中的夸张的描写，就把诗人的品格刻划得异常的崇高，具有了浪漫主义的特质。

《离骚》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引类比喻”，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上述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便是。其次，《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离骚》则在长篇巨制中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如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他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其他方面亦多用比喻，如以驾车马比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等。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采。

抒情诗一般篇幅短小，没有故事情节。《离骚》不只篇幅宏伟，而且由于前一部分是在诗人大半生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展开抒情，后一部分又编造了女须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天上等一系列幻境，便使它具有了故事情节的成分。这种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就是波澜起伏，百转千回，看看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转眼却又出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就把诗人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离骚》的形式来自民间，但在诗人手中有了很大发展。他一面采用民歌的形式，一面又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把诗句加长，构成巨篇，既有利于包纳丰富的内容，又有力地表现了奔腾澎湃的感情。《离骚》基本上是四句为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离骚》的语言十分精炼，并大量地吸收了楚国的方言，虚字也运用得十分灵活，又常以状词冠于句首，造句也颇有特点。此外，《离骚》除了诗人内心独白外，还设为主客问答，又有大段的铺张描写，绘声绘色，对后来辞赋有很大影响。所有这些也都表现了《离骚》的艺术特点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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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的作品。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别愁”；近人或解释为“牢骚”，或解释为“楚国曲名‘劳商’的异写”。关于写作年代，有人认为写于楚怀王当朝，诗人被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作于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迄无定论。《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诗中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以想象和联想的方式构成了瑰丽奇特的幻想世界，又以神游幻想世界的方式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诗中大量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魅力。《离骚》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