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生活的意义就是为了赚钱,也有人说生活的意义就是为了赢的权势,可我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
钱,挥霍就没了;权势,也会因为我们的年老而渐渐衰退,而奉献的精神是永不泯灭的。
生活因奉献而精彩。十年寒窗苦读就在今朝一招亮剑,成败在此一举,考生们个个埋头“刷刷”动笔答题,豆大的汗珠挂在脸颊,汗水也在早已浸透了衣服,可他们不知考场外有比他们更为紧张的老师;当一张又一张重点大学的通知书落在考生们的手上时,可他们不知老师比他们更为兴奋;当他们拥抱在一起欢呼雀跃时,可他们不知在那堵墙后,有一个人正望着他们,他的脸上早已挂满了喜悦的泪水 。“春蚕到老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好比我们的老师呀,默默把自己燃烧,奉献自己,照亮黑暗。老师如黑暗明灯。
生活因奉献而美丽。他们无论寒冬酷暑都在大街上没日没夜的扫地,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可爱的“美化城市员”无私的奉献,我们的空气才会得以如此清新,我们的城市才得以如此美丽。
生活因奉献而丰收。此时应该是农民伯伯最辛苦的时候了,不仅白天要下地干活,去种植庄稼,晚上还要担心天气是否变化,白居易的“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说得真没错。
教师奉献后才有像花儿般明艳的莘莘学子;清洁工奉献后才有这般整洁的城市;农民奉献后才有秋天的麦浪滚滚…
哪怕是一朵未名的野花,也要奉献出自己的芬芳去装点大自然,虽然这是微不足道的。 哪怕是一棵受伤的大树,也要奉献出自己的绿荫,让过路人乘凉
是啊,生活的意义是奉献。
大千世界,形形色色,各行各业都有精英。这些精英都有共同的特点:严谨和一丝不苟。就像相声大师侯宝林,他对待艺术的这种细心认真的态度,使他无愧“大师”称号。
一个人要想进步,要想在这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中占有优势,就必须具备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因为这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成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前途。
一代文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可以说是治学严谨的典范。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从未因自己特殊的身份而在教学方面有所懈怠,他总是潜心研究各个领域的学问,《牛棚杂记》是他比较得意的作品,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修改了多少次,纠正了多少回,大到整句整篇,小到一词一句。《古文观止》这部书季羡林也曾经批注了无数遍,为了力求完美,每次都会比上一次认真细致。
我们对大师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但他们超越于我们的往往就是他们追求精致的境界,严谨治学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我们在钦敬赞美之余,需要做的应该是见贤思齐,使其高贵品质为我所用,这才更有现实意义。
令人倍感痛心的是,在当今这个浮躁且急功近利的时代,钻研精神,谨慎态度似乎不再是社会的主流,而哗众取宠,捞取名利,备受青睐。科学领域的论文抄袭、欺骗已经完全背离了科学发展的精神,科学被嘲弄,技术被玩耍。时下愈演愈烈的肥皂剧风潮已成为对艺术的无情亵渎。
每一只精致完美的蜂巢都是由数以万计的蜂儿在认真严谨的态度下完成。
每一只伶俐的海豚都带着与生俱来的精细“声纳”在碧海汪洋中遨游。
没有严谨、精益求精的态度,哪来令科学家都叹为观止的精巧蜂巢;哪来令孩子们拍手叫好的水中精灵与海洋使者?
由此看来,严谨也是动物们的生存之道。
孔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与南开大学穿衣镜上的箴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这看来俱是桩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体现着他们严谨的治学之风。
由此看来,严谨是治学之人的修身之道。
方孝孺的话时常在人们耳边回响:“人之持身立事,常成于慎,而败于纵。”法国杰出的雕塑家罗丹晚年时曾为大文豪巴尔扎克塑像。为了做到惟妙惟肖,得其精髓,仔细阅读了巴翁的著作,收集到许多照片,他甚至跑遍了巴黎的衣店,只为获得巴翁的身形数据。再加上七年的精雕细作,这座震惊世界的雕像终于问世,并流传千古,成为艺术天幕中最璀璨的明星之一。罗丹正是顺着严谨精细的阶梯, 终于一步步走入成功的殿堂。生活中,有时片刻的疏漏则可能将轻视严谨的人打入无底深渊。
由此看来,严谨是追梦之人的成功之道。
瑞士、日本与中国、印度、加拿大相比,不过是指甲壳上的区区小国,却依仗着精细的仪器制作与一丝不苟的治国理念驰名世界。严谨使他们贫瘠的国土上盛开出文明灿烂之花。
由此看来来,严谨是国家的兴旺之道。
严谨是一种明悟,无论体现在动物还是人,个体还是国家,它都是一条散发出智慧芳香的箴言。
典型论据
邓小平一丝不苟
——***需要严谨的品格
1983 年 6 月,全国正在学习、宣传朱伯儒的事迹。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特地为学习朱伯儒题了词:“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员。”
当时,邓小平同志嘱咐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要急于发表,应先请语言学家看看,有没有用字不准确的地方。
办公室的同志找到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王老接过写在宣纸上的题词,戴上眼镜,看过后说:“写得好。不过‘符合'的‘符'字目前已不再使用,如果这样使用显得不大规范,最好改成‘副'字。”
邓小平同志得知此事后很高兴,马上提笔说:“再重写一张,用字不规范,这样不好。”邓小平同志又铺开宣纸,一笔一画写了起来,字迹苍劲有力:“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员。”
出版物为什么要错呢
——关键在于有无严谨的态度
某出版社的领导谈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出访日本,当谈及我们中国目前对出版物编校质量规定,出版物的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为合格品时,日本出版家对此甚感惊奇。他们除了对我们制定“差错率标准”不能理解外,还连连反问:“出版物为什么要错呢?”
日本人的话让我们很不服气。但日本出版物所达到的“精益求精”的水准,的确又令人不得不服。仅就日本讲谈社所采取的出版保证质量措施看,出版物确实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差错。讲谈社现有职工 1053 人,在机构设置上,除了有分工细密的编辑局、编辑部外,还特别设有负责审校文字与的校阅局。讲谈社的校阅局有 160 人,相当于全社成员的 15% 。
一点一撇重千斤
——一个小疏忽铸成大错
1930 年 4 月,阎锡山、冯玉祥结成反蒋联盟,发动了讨蒋的中原大战。阎、冯两部预定在豫、晋交界处的沁阳会师,以求一举聚歼驻河南的蒋军。谁料想,冯的参谋在拟制命令时,误将“沁阳”写成“泌阳”,正巧河南南部的泌阳一地,与沁阳相隔百里。结果冯部误入泌阳,贻误了聚歼蒋军的有利时机,使阎、冯联军处处陷入被动,导致联合作战的失败。后人戏称这场中原混战是败在一撇上的战争。若不是这一撇,或许中国历史部分章节就要改写。
18 万元付东流
——一点都不能放过
乌鲁木齐市粮食局挂面厂 1980 年从日本一家厂商引进一套挂面生产线,随后又花 18 万元从日本购进 1000 卷重 10 吨的塑料包装袋,袋面图案由挂面厂请人设计,样品制出后,经挂面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贸厅机械进出口公司审查,交付日方印刷。 1986 年 3 月当这批塑料袋漂洋过海运到乌鲁木齐时,细心的人们发现“乌”字上多了一点,乌鲁木齐变成“鸟鲁木齐”,于是,这一点之差,使价值 18 万元的塑料袋成了一堆废品,真是一点值万金。如果挂面厂和进出口公司的同志认真细致地检查,怎会让 18 万元付之东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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