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古典主义的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范式转换

从文学的历史发展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个争辩不休的相对性概念。因此，在相互对照中论述二者的具体内涵应为妥当的方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换，意味着文学范式与话语成规的更替。这种更替具体体现在以下互相关联的方面：其一、从摹仿到表现。对这一根本转折，艾布拉姆斯做了深入而有趣的阐释：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到其它有关的比喻，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的认识论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13)镜子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映照与模仿。自从柏拉图把文学喻为镜子或影子以及亚里士多德严谨的理性阐述之后，文学理论一直求助于这一隐喻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说明心灵对自然的模仿关系。从文艺复兴的大师到十七、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者乃至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都乐此不疲地娴熟应用。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根基之上，本琼生、约翰逊等都心仪生活的摹本、习俗的镜子、真理的反映这种古老的理念。而且古典主义还坚信自然事物具有普遍永恒的定则，古代作家已经成功地写出了人物的本性、自然的本性，从而产生了合乎理性原则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典范。后代的作家只有学习好模仿好这些典范，才能达到真和美。拉布吕耶尔模仿希腊人狄奥佛拉斯塔，写作《品性论》，开篇便声称：一切都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能跟在古人和现代人中最富技巧者后面拾其牙慧。在他们看来，包括题材、风格、体裁、形式和语言等等规则和范型，都在古希腊罗马大师手中创造出来了，后世的文学所能做的所该做的就是尽善尽美地遵循并模仿这些伟大的典范。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本是创造的基础，然而，古典主义的紧紧追随、爱不释手、日夜揣摩，学到的又只是一些僵硬的类型。除了一些优秀的古典主义作家，如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德莱顿、蒲柏等等，总是能在古典主义疆界内求取某种自由，保持自由与规约的张力与均衡外，大多数的古典主义者都深陷于泥古保守的窠臼中，无所作为。 从镜到灯的心灵隐喻之变迁，发生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如果要追溯灯之喻的早期使用，还须回到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是个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发动了一场哲学与诗歌、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永久战争，并且把感性之诗人逐出了理想国；另一方面，柏拉图又坚持认为只有从感性的阶梯上升，才能最终窥见理念的光辉，从而赋予了神灵附体的迷狂诗人以直觉认识超验真理的特殊意义。他的太阳隐喻直接启发了普罗提诺的太阳放射与喷泉流溢说，在他们看来，能够分享、感受理念之光辉的决非镜子式的心灵，而是充满灵感的能从自身放射出光芒的心灵。与柏拉图主义者相同，18世纪以降的浪漫主义者也常把心灵与诗喻为光之放射泉之流溢。灯之比喻对镜子比喻的替代，表明表现论文学观的确立。即浪漫主义者不再把创作当作一种模仿行为，而是视为心灵之光对外在世界的照耀。华滋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便是这种表现说的一种经典表述。表现论即把文学看作主观心灵的表现和创造行为的产物，强有力地颠覆了古典主义僵化的模仿成规，为文学打开了情感与想象的闸门。 其二、从理性到感性。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笛卡尔认为知识的本性是绝对的统一性，一切丰富杂多的现象只有还原为可清晰精确描述的单一原则，才能达成普遍知识的理想。这些普遍知识理性原则反过来就成为指导人们心智活动的规则，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心智活动也必须服从这些法则的规约。正像存在着普遍的、稳定的、可以精确描述的自然法则一样，摹仿自然的文学艺术也必定存在相同的类型与法则。为确保知识的统一、稳定和可靠，笛卡尔拒斥了感觉和想象力。在他看来，感觉是变幻无常和混乱的，而想象力则是人类精神活动遭受欺骗的根源。这样如同卡西尔所言：笛卡尔一劳永逸地为17、18世纪的美学指明了道路。(14)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知识依据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布瓦诺就从此出发走在笛卡尔的路上。他企图从各种诗体和诗剧的特质中找出普遍永恒的法则，从千差万别的人性中归纳出风流、吝啬、老实、荒唐等普遍永恒的类型。而且把这些理性法则和类型等同于自然、真实和美。在《诗的艺术》中，布瓦诺写道：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15)在理性原则的规约下，古典主义不欣赏也不能容忍一切背理的神奇、无理的偏激和破格的奇思异想。众多的古典主义作品描述的是，在贤明君子的调解下理性观念如何最终克服七情六欲，而在非理性情欲支配下世人又如何导致身败名裂的故事。这一点直接暴露了古典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文化思潮的古典主义，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政治妥协的产物。 浪漫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反动，它发起了解放感性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首次使情感、想象、天才、独创性、自由等主观性范畴全面地占领了文学理论的主体位置。浪漫主义首先确立了文学的情感本质，文学是情感的表现与倾吐成为浪漫主义运动最鲜明的口号。而且，他们所欲表现的情感与古典主义公共理性规约下的常态完全不同，有着强烈的个性自我色彩。济慈声称他生平作的诗，没有一行带有公众的思想阴影；雪莱把诗人喻为夜莺，它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来慰藉自己的寂寞；华滋华斯坚持认为自己的情感才是他的靠山与支柱；拜伦反复强调诗是激情的表现，它本身就是热情。这种激情有时甚至是混乱的非理性冲动，如同A施莱格尔所说：浪漫诗表现对一片混乱的一种秘密渴望，它无休止地追求新颖惊异事物的诞生，它隐藏在有条不紊的创造的母胎中。(16)从情感本质出发，古典主义建立在人类心性永恒不变的假设基础上的文学史观，即古典艺术已臻于完美极致的观念，就被彻底突破了。因为对真正的美感生命力来说，人类在感情方面的强度和敏感不是减少了，而是日渐增长，因而艺术的完美也是无限的。由此，浪漫主义建立了文学史的发展变化观念以及视艺术为人类模式再创造的艺术观。创造这个术语的普遍使用，最初是在中世纪。人们从上帝创世的神话中推衍出文学创造观念，这个前提注定了中世纪的创造概念只能局限于基督教神学范围内，人的创造只是对神的模仿。浪漫主义时代，人们对创造新文学的热望与自信，是对人类主体力量的肯定和张扬。济慈明确地说：诗的天才必须在一个人的身上寻求它自己的出路；它的成熟不能依靠法则和概念，只能依靠自身的感觉和警觉。凡是创造的东西必须自我创造。(17)这种自我创造更要依靠不受时空支配的想象力，因此浪漫主义用想象的内在规则僭越了古典主义那种外部给定的法则，从而赋予想象在创造活动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雪莱甚至直接把诗歌界定为想象的表现，并且认为在人类心灵的两种活动中，想象高于推理。推理只审查一个思想与另一个思想的关系，而想象则以自己的光辉作用于这些思想素材，它能创造出新的思想。 其三、从机械整体论到有机整体论。艺术的整体性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共同追求的美学理想，然而两者的理解却有明显的分野。最初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把作品与生命体相类比，总结出美的事物整一性法则。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生命体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都是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的。然而，当他进入文学等美的事物的分析时，生命体的有机性却脱落了，只剩下体积大小、各部分组织安排的适当性。所谓适当指的是事物自身的完整性，也指它的大小长短适合于人的感知。一个非常小或非常大的东西，即使是活的生命机体，人无法感知，看不出其整一性，不能称之为美。作品也是这样，其长短大小和安排必须为整体服务。这种整体性法则是合理的，但要求悲剧作品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情节必须整一有头有尾，则未免机械且规范过度。文艺复兴的琴提奥和卡斯忒尔维屈罗又从中归纳出时间和地点的整一律，从而形成古典主义一套机械的三一律仪轨。浪漫主义也推崇艺术的整体性，但他们始终把这种整体性看作生命体的有机性。它是自然生长的，而非人为规定，正象雪莱所说的，伟大作品的创造过程如同婴孩在娘胎中孕育成长。这种生命的隐喻尤其是植物的隐喻在浪漫派文学理论中俯拾即是，形成以植物喻天才、以植物喻作品的有机整体性美学。康德曾有些同义反复地定义天才为天赋的才能，强调其自然禀赋性，他能凭自然的作用创造出美的艺术典范。而早在1759年，杨格的《论独创性作品》就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樊篱，提出天才存在于法则之外是浑然天成的观点，推崇独创性，并把独创性作品喻为从根茎上自然生长出的植物。卡莱尔则干脆说：它完全是一棵树，树液和流体循环往复，每一片最小的树叶都与最底下的根须，与树的整体中每一个最大的和最小的部分相互交流。(18)所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整体性与古典主义完全不同，它不是机械的、人工的、可法则化的，而是有机的、自然的、生命律动的整体性。 由于浪漫主义理论在现代思潮中的持久影响，人们开始质疑那种将它封闭在已成历史的特定位置的做法。从卢卡奇的早期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感性美学，从尼采的价值重估到海德格尔的诗化哲学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乃至从惠特曼歌唱带电的肉体到金斯堡的嚎叫……人们都听到了浪漫主义的回声，这种四处扩展的回响表明浪漫主义并未终结。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文学范式转换，事实上是人类生活结构和内心结构的现代性转折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复杂的文学话语形态，浪漫主义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思想比较研究——都是为了追寻文本的意义踪迹那种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有关文本解读的基本思想应该是互补的,它们归根结底实质上都是为了追寻和挖掘文本的深层意义。 一、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峙”背后的联姻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把符号分成了能指和所指两种。任何一种语言,从单词到句子,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基本的意义。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概念形成了一种寻找语言意义的结构模式,对结构主义思想的兴趣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的这种结构主义语言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支脉,必须加以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源于希腊语“逻各斯”,意思是“语言”或者“定义”。《圣经新约》里说,“万物始于词语”,因此语言被提高到一个全部真理的终极本源的中心地位。从语言观的分歧上看,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似乎是相对峙的,但他们之间在渊源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文本解读思想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1 从中心到边缘。结构主义从索绪尔那里开始就迈向了形式、模式和结构的台阶,其目的就是要建构一个追踪深层意义结构的话语权威中心。雅可布逊用音位学方法来分析诗歌,使之形成一个功能结构。它的各个要素只能在同一构架之内才能理解的原理实际上已经为诗歌的创造和解读建立了一个诗歌权威结构中心。列维 斯特劳斯通过对俄狄浦斯等神话结构的分析,创立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实际上也是在走向一个神话结构的权威话语中心。巴特则崇尚一个认为制造意义活动的权威中心。“中心”于是形成了某种可靠的深层话语结构。二项对立的文本分析方法就是一种分析模式, 即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些结构成分,并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联系的、排列的转换关系,认识对象的复合结构。[1](Ｐ17)这种二项对立的结构模式在文学史上大量存在。巴尔扎克在给阿柏朗台斯公爵夫人的信中写道:“就我所知,我的性格最特别。我观察自己如同观察别人一样;我这五尺二寸的身躯,包含一切可能有的分歧和矛盾。有些人认为我高傲、浪漫、顽固、轻浮、思想散漫、狂妄、疏忽、懒惰、懈怠、冒失、毫无恒心、爱说话、不周到、欠礼教、无礼貌、乖戾、好使性子,另一些人却说我节俭、谦虚、勇敢、顽强、刚毅、不修边幅、用功、有恒、不爱说话、心细、有礼貌、经常快,其实都有道理。说我胆小如鼠的人,不见得就比说我勇敢过人的更没有道理,再如,说我博学或无知、能干或愚蠢,也是如此。”[2]巴尔扎克的这些二项对立的性格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形成了美丑并存、善恶同在、真伪共生的错综复杂的人物性格的群体。[1](Ｐ172)这些二项对立的具体思想和内容是靠语言结构叙述来完成的,文学这时成了语言状态本身的一种语言。巴特因此下了结论说,“在叙事作品中‘所发生的事’从(真正的)所指事物的角度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子虚乌有,‘所发生的’仅仅是语言,是语言的经历,语言的产生一直不断地受到热烈的欢迎。”[3]拉康在他的精神分析学里面也引进了一些语言学的观点,认为下意识只有借助于结构语言学才能科学地描述:“无意识的话语具有一种语言的结构”,他还从语言学角度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概念。[4](Ｐ258)这样一来,一个以语言结构为模式的结构主义话语权威中心建构了起来,一切文本的创作、分析、解读、批评都指向这个话语权利中心,以至于不敢越雷池一步。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在“五月风暴”中,情绪激昂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使法国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和惊吓,而结构主义学者们却躲进书斋,不出面支持学生运动,以保持整体结构次序的平衡和稳定,显得十分保守。这时激烈的学生运动开始引发了对整体、结构、次序、层次和权威中心主义的猛烈抨击,转而相信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这是对“中心”的怀疑和疏离的反叛行为,标志着解构主义的开始。德里达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所宣读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明确表明了结构主义的结束和解构主义时期的到来。从此之后,德里达开始了他的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猛烈抨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的鼻祖———结构语言学那里开始解构起。索绪尔认为:“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同时不切开反面。同样,在声音里,我们不能使声音(能指)离开思想(所指),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5](Ｐ151)德里达则把这种能指和所指称作形而上学的神学中心论,因为他认为这种将任意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局限于能指,而不是用于包括所指在内的整体做法表明:能指与神学逻各斯中心主义有一种直接关系,这样的能指犹如始终依附于其所指对象一样,始终求助于一种创造的生存或一种既定的思想性言语。[4](Ｐ368)德里达很清楚地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历史重任:一定要打破这种千百年来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意味着今后的文本和文本语言开始游离和疏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中心,使得文本和文本语言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地边缘化,这也为后现代主义时期出现的“失语症”提供了理论的脚注。2 从整体到破碎。结构是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但是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不同解释,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整体性是按一定规律组合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转换性也叫同构性,即结构内部各要素按一定规律交换,这些转换规律起建造结构作用,决定结构的界线。自律性指结构内部各要素相互制约、互为条件而不能被外部影响的性质。[6]结构主义的整体性(以及文本叙述性的研究)为文本解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具,例如,普罗普对神话故事主张系统描写而不重视起源探索的方法受到了列维 斯特劳斯的赞扬。[4](Ｐ234)普罗普发现,“童话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辙,千篇一律”[4](Ｐ235)的特点,体现了他在童话文本整体性观照下的逻辑判断。“如出一辙,千篇一律”是童话的表层结构,是可以感知的,是不需要作过多分析就清楚明了的。但最让人费解的是深层结构,它是潜伏在文本中的深层意义单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要用抽象的手法,在叙述的整体性下面把这种深层意义单位找出来。阿于格雷马斯在《故事的结构分析》中,把神话归结为三大要素:[1](Ｐ186)(1)结构———神话的结构法制:Ａ 叙述类型为所有神话故事的结构属性总和而成;Ｂ 叙述类型既要视神话为一个跨语句单位即规范系统,又要体现由叙述方式显示的内在结构。(2)规约———给叙述单位(意群)归类:Ａ 试验意群(考验);Ｂ 契约意群(缔约与废约);Ｃ 分离意群(出发与回程)。(3)信息———即神话语音符号的特殊意义:Ａ 叙述信息———处于叙述层次的阐释;Ｂ 处于结构层次的阐释———结构性信息。从阿于格雷马斯把神话归为三大要素来看,结构主义叙述学是要把文体体裁作为一种系统化符号规范,以突出对文本思考、分析的整体性。解构主义也是从文本的系统化和整体性出发,但它的目的不是去使文本“系统化”和“整体性”更加完善,而是要摧毁这个系统和整体,把它们肢解得支离破碎。德里达就是通过把固定的系统或整体次序推翻,并加以颠倒来实现他的解构的。他认为,“在传统的二项对立的哲学观念中,对立面的平行并置是不存在的,在强暴的等级关系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总是统治着另一方(价值论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等等)。要解构这一对立面,首先就要在特定的情况下将这种等次关系加以颠覆。”[7]为了实现他的颠覆思想,他首先从消解语言中心主义做起,有目的地创造了一个十分艰深难懂的概念:“分延”(ｄｉｆｆｅｒａｎｃｅ)。这意味着再也不存在着所谓的语词和本源的恒定意义,一切符号意义都是在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中被暂时确定,而又不断地在区分和延搁中出现新的意义。文本新的意义同样又在延搁中区分,在区分中延搁,出现另一个新的意义。这样一来,系统被瓦解,整体被破碎,一个文本可以像“魔方”一样在“区分”和“延搁”中诞生出无穷无尽的意义来。除了分延,德里达还创造出了“播撒”“踪迹”和“替补”这三个重要的概念。“播撒”是德里达对“分延”概念的进一步扩展。文字的分延使意义的传达方式不可能是直线般的,也不可能像形而上学那样由中心向四周辐射开来,而是像撒种一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播撒开来。“踪迹”表示原始的迷失,它是在场中的不在场,是存在的影子。“替补”是一种补充和增加,但暗示着一种根本的空缺。这几个概念从根本上肢解了结构主义的系统性、整体性和稳定性,就好像一块手表被拆开了以后再也不能够重新装上一样(米勒语)。3 从意义到虚无。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关心同一个话题:文本的意义。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以揭示文本的深层意义。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并不因为其具体表现而穷尽。它包含迄今为止从未说过的潜在语句,而这些语句则能呈现意义和语法结构;对于一个学会了英语的人来说,由于他有理解从未接触过的语句的能力,他就具备了超出其语言表现的语言能力。”[8](Ｐ30)结构主义就是要想在一个稳定的结构里,以理性的态度去寻找潜在的话语意义。其实,早在结构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出现之前,意大利的维柯就已经试着去找出某种文本意义结构,他在《新科学》里试图找出人文现象的普遍公式,构造一种“人的物理学”,寻求出早期人类思维的“结构”。到了列维 斯特劳斯那里,已经形成了《结构人类学》,他发现:(1)结构中任何一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2)对任何一结构来说,都可能列出同类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化。这样一来,文本的意义就可以框架在一个恒定的模式中,以至于不被“误读”。 这种重复的结构突出了文本的深层意义:人类语言的无意义、无逻辑以及生命的空虚、无望和一种漫不经心的残酷。虽然解构主义关心文本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意义的存在,但它是通过破坏永恒不变的意义结构来使意义变得虚无缥缈。德里达用“意义链”来取代“结构”。由于意义链是无限制的、非目的性的,所以它排除了以为在系统中有一个具有统治作用的整体想法;又由于它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所以它本身就不会降到整体或对象的地位上去。[4](Ｐ365)“意义链”失去了“对象的地位”,只能在空中游离,没有了任何根基,所以意义永远变得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的文本解读永远是一种“误读”。德曼强调文本语言符号与意义的不一致性,认为一切语言都有修饰成分(如隐喻、象征等),因此一切语言都有欺骗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他在《盲视与洞见》一书中指出,阅读中这种由批评家的无意的移置中心所形成的并在自身解构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就是一种“盲视”,而批评家只有借助某些盲视才能够获得“洞见”。在这个意义上,德曼的观点是洞见建立在洞见所驳斥的假定之上,洞见寓于盲视之中。[10]无疑,这种观念使德曼完全滑进了虚无主义的深渊,因此文本意义对解构主义来说,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是根本触摸不到的“幻象”而已!

在开启今日话题之前，必须先诚挚地向一代设计巨匠 Thierry Mugler 致以深切的悼念！作为在法国高级时装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华丽鬼魅设计大师， Manfred Thierry Mugler 的离世可谓是全球时装界又一颗巨星的陨落，享年73岁。

Thierry Mugler的作品从曾被业界群嘲为“粗俗的装饰”再到赞誉为“严格的最简式抽象主义”，其传奇人生可谓是被低估的一场时装神话！作为其个人的同名品牌，自1974年建立以来就以突破传统的个性不断惊艳众人，并最终收获了无数喜爱！而作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设计人的灵感启蒙，他的离世之令人惋惜之处似乎还有别样意味，似乎那个以他为代表的前卫狂野、浪漫不羁之风格的80-90年代也离我们愈加渐行渐远。

有人说，80-90年代的时装表现是“飞扬跋扈”的，这个形容在 Mugler 身上展露无疑。在他的时装语言中，剪裁结构可以夸张，却又能与精雕细琢的装饰相结合，几乎将先锋性与创造力体现到极限——超级英雄、未来世界、自然生物、坎普文化都是Mugler奇思妙想的时装世界中精彩的吉光片羽！而当我们现在回顾其作品，不少国人对他的认知恐怕就是从2009年他一段时间蛰伏后重出江湖为流行天后 Beyonce 设计的黄金战袍！

从这位巨星的性格与舞台风格中攫取出凶猛好斗与自由奔放却又充满女性化魅力的关键词后，就有了这件铠甲一般大深V挖胸设计的闪钻连衣短裙！而其后腰的蝴蝶结也是点睛之笔一般的存在，不仅施以背面的精致细节感，也让Beyonce的极致女性力量蓬勃而出。

这当然不会是Mugler仅有的一次运用蝴蝶结，相反，作为能有效平衡服装庞大臃肿的视觉印象的手段，点缀一枚蝴蝶结不仅可以“压得住”造型，有定海神针的效果，还能把许多时装先锋性的一面中和出女性或柔美或坚韧的力量感。

是的，蝴蝶结可谓是时装设计中各种意象里最能表现少女心与浪漫感的元素之一了，它总是能以各种形式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超越时间和流行的限制，带我们逃离凡俗生活中无趣的束缚和桎梏，并且向全世界宣告：卖萌无罪，而少女心依然可以温柔缱绻！想必蝴蝶结亦代表了某种Mugler的特质吧！

我们在研究完近两季时装新品后，总结出了三个礼服裙的近期趋势，在2021农历年末总结呈上，她们分别是：丝绒裙、蝴蝶结裙、流苏裙，在年末亲友聚会、公司年会、品牌晚宴、媒体派对缤纷而至的当下，如果你正纠结穿哪一身美裙出席活动，不如从中三选一吧！

星装解析

层层叠缀的波浪纹使得上半身有花团锦簇之感，抹胸+落肩领的版型将肩部线条完美呈现，而蝴蝶结不仅保证了腰部线条的清晰性，更以奢华精致的设计感尽情彰显出 刘诗诗 曼妙华美气质。

姚晨 的这身斜肩蝴蝶结礼裙，大气优雅。带着点略微夸张情调的白色泡泡袖和蝴蝶结设计，与修身的黑色长裙交相辉映，打造出成熟感性与甜美纯真之间完美平衡的动人韵味。

周冬雨 身穿黑色繁星连衣裙，如星光般闪耀夺目。独特的蝴蝶结抹胸设计和腰部镂空裁剪描绘出婀娜身形，复古的流苏耳饰气场十足，整体造型流光溢彩，高贵典雅。

冷白皮美人 江疏影 选择了奶白色蝴蝶结和高叉裙的搭配，在飘逸蝴蝶结的点缀下，黑白的经典与神秘中更添了一丝性感妩媚之情，完美驾驭独属于法式的知性简约格调！

前不久 硬糖少女303 的 希林娜依·高 在《 中国潮音 》的舞台上亮相时，上身黑色皮裙，并以**蝴蝶结做点睛之笔，色彩跳跃灵动，呈现活力明艳之姿，一如少女般明媚耀眼！

而欧美名流们自不必多说， 凯特王妃 在出席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圣诞颂歌仪式上，以一袭红色蝴蝶结伞裙亮相，立体剪裁的裙装和收腰款式勾勒曼妙曲线，领口的蝴蝶结端庄华丽，彰显出圣诞节的浓郁复古氛围。

西班牙王后莱蒂齐亚 则将衬衫款的黑色中长连衣裙与蝴蝶结相组合，腰间黑白条纹的蝴蝶结和拼接裙摆，打破了黑色的沉闷，在庄重干练之外更具轻松休闲感。

历史 回溯

在中世纪的欧洲 ，蝴蝶结因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看到士兵脖子上佩戴着象征斗志的白布围巾而初现端倪。

到了 洛可可 盛行的18世纪，深得皇室贵族青睐的蝴蝶结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以 蓬皮杜夫人 为首形成的服装风格成为主流：装饰在胸口和袖边的蝴蝶结、浮夸的裙撑、繁复的花边、层叠的袖摆，配合着光泽感突出的缎面材质，以及珍珠、蕾丝、宝石的点缀，使得这个时期的服饰更加艳丽夺目。

在以18世纪法国宫廷为背景的**《 绝代艳后 》中，呈现出了数百套精彩的洛可可宫廷风服装，俏皮的蝴蝶结与花团缎带一起，点缀着每一寸肌肤，带我们重回了梦幻的18世纪上流 社会 。

发展到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服装风格开始简化。**《 维多利亚女王：风华绝代》 更能带我们领略一番当时的服装特色：裙撑缩小，精致的蝴蝶结以缎带形式系于腰间，垂坠的长带子随着裙摆的轮廓而飘逸，带来端庄的英伦气息。

20世纪经历了巨大的时装变迁，但蝴蝶结依然是备受宠爱的时装元素。好莱坞黄金时期的荧幕和明星大腕，都定格了蝴蝶结的无数经典时刻。

在** 《乱世佳人》 里， 费雯丽 将帽绳和绿色丝绒质地的头饰都系成蝴蝶结，搭配浅棕色的卷发，十分灵动可爱。

Catherine Deneuve

Grace Kelly

女神 Catherine Deneuve 和一代佳人 Grace Kelly 非常喜欢少女风的装扮，在她们的经典造型中，许多都是扎着蝴蝶结的发型，或是将之系于领口，或是身着缀有蝴蝶结的裙子，娇俏又大气。

此外， Marilyn Monroe 等 时尚 偶像也都留下了堪称典范的多元蝴蝶结造型。

而作为引领了一个世纪的 时尚 女神， Audrey Hepburn 尤为钟爱蝴蝶结。在** 《窈窕淑女》 里， 赫本 的白色长裙上缀着黑白条纹的蝴蝶结，眼角眉梢藏着盈盈笑意，尽显贵族风情。在 《甜姐儿》 中，赫本时而戴着蝴蝶结做装饰的头纱，身着白色婚纱翩翩起舞，浪漫而迷人；时而穿着别有蝴蝶结腰带的**印花伞裙，在花丛中流连，明媚而热烈。1954年，在赫本与小黑裙初次相见的 《龙凤配》 中，她又别出心裁的在肩膀处以两只蝴蝶结将一字领口高高束起，优雅而温柔。 《罗马假日》 中，安妮公主的端庄贵气，正源于赫本脖颈上的条纹丝巾

在独具匠心的鬼才设计师手中，蝴蝶结情愫所代表的 时尚 地位亦是无可动摇。

Coco Chanel 女士年轻时就非常喜欢蝴蝶结衬衫，后来她的个人风格已经有了很明晰的CHANEL式特点：斜纹花呢套装、珍珠配饰以及帽子或者颈间的丝巾蝴蝶结，凸显了极致的女性意味，点睛力十足。

传奇设计师 Jacques Fath 也曾广泛利用蝴蝶结元素从版型设计上进行解构设计，并将其融入高级时装，塑造出人物温文尔雅的自信气质，使之成为经久不衰的设计元素。

1966年， Yves Saint Laurent 设计了轰动时装史的经典 Le Smoking吸烟装 ，开启了女性裤装做礼服的先河。吸烟装的设计建立在男士西装的基础之上，并以 《摩洛哥》 中女主 Marlene Dietrich 的男士燕尾服打扮为灵感，融入了立体剪裁技巧，使得西装变得修长利落适合女性穿着。而吸烟装搭配中最体现灵魂内核的元素就是内搭衬衫中的蝴蝶结，全身硬挺利落的着装中唯一极尽柔美的它，负责体现吸烟装“酷并性感”的精妙气质。

秀场关注

近年来，蝴蝶结借由更多设计师之手扩充了不小的疆域，或个性叛逆，或庄重典雅，或大胆前卫，或可爱鬼马多元化设计理念层出不穷。

2018巴黎高定时装周上，各个品牌纷纷奉上蝴蝶结杀手锏。 GIORGIO ARMANI PRIVE 2018春夏高定系列运用了众多结构的蝴蝶结，让时装的连接部分变得出人意料，搭配渲染的设计，就像在成衣上做了一副水墨画，更衬托出女装的繁华。 VALENTINO 更是带来了美到原地爆炸的一季高定，巨型蝴蝶结带着生机勃勃的气焰和非常规的色彩组合让整体造型在朴素和艳俗之间获得了平衡，犹如完美的艺术品！ CHANEL 则玩起了诗意田园，瑰丽的蝴蝶结和伞裙隐匿在雪纺纱之下，吟唱出轻灵娇美的飘逸感。

2021春夏成衣系列中， ALEXIS MABILLE 以不同的运用方式，或在颈部以夸张的蝴蝶结强调视觉效果，或在腰部以蝴蝶结巧妙展现流畅曲线，亦或将蝴蝶结同时装饰在多个部位，使得风情万种的蝴蝶结与高定和高级成衣相遇，把蝴蝶结玩出了新花样！ MIUMIU 在2021春夏秀场上的蝴蝶结元素也十分丰富。它带着一种可爱的少女情怀，以明亮的糖果色和精致的服饰图案来描述日常运动服，给人一种内在的对立感和 时尚 的创新感，掀起了一场复古运动少女风！

V领和胸前饰有天鹅绒蝴蝶结的 REBECCA VALLANCE 连衣裙和 ALESSANDRA RICH 蕾丝连衣裙勾勒出完美身材，展现出独具个性和魅力的性感，不仅达到了妙而不俗的效果，还给整体造型增添了层次。

而在锁骨处饰有闪亮蝴蝶结的不对称黑色 GIAMBATTISTA VALLI 连衣裙则展现出别致剪裁和经典元素碰撞的 时尚 感，洒脱自如，落落大方。

红色的浓郁复古氛围，搭配闪闪珠光，是 SELF-PORTRAIT 设计师匠心独运的巧思，同时也与整体色调相辅相成，更突显出蝴蝶结的精巧雅致，令连身裙更加夺目。

H&M 推出的迷你连衣裙，采用奢华的极简主义装饰，从肩部到腰间，如繁花般层层绽放，瑰丽性感又不失纯真烂漫，闪耀出全新风格。

穿搭罗盘

微光绸缎面料和领口蝴蝶结的小心思，让原本设计简洁的长裙变得浪漫、柔软、精致，不仅带有复古的宫廷风，还适合更为隆重正式的场合。

一点细节，万分浪漫，白色连身裙温文尔雅，颈间的蝴蝶结活色生香，二者相得益彰，一定能令你绽放自信从容风采！

肩膀处看似夸张的大蝴蝶结给整体造型增添装饰性的艺术感，搭配香槟色的尖头细高跟和手包，仿佛是礼盒上轻巧的蝴蝶结，整体look成熟中带着甜美。

黑白的经典色+尖头高跟这样帅气十足的look，与斜肩处的蝴蝶结形成鲜明反差，整个造型层次感极强，成熟犀利中带着别致灵动，极具个性魅力。

于不经意间制造小别致，可以让造型更加耐看出彩。黑色露背裙自带风情，加上背部白色蝴蝶结的点缀，女人味十足又不会过于妖艳。

腰部粉色蝴蝶结的加入，压制了黑与金的气焰和欲望，打破了柔美浪漫的固有定式，个性十足，自信坚强，是风格独具的摩登女子，更是气场全开的着装典范。

轻薄的纱质穿在身上，再系一个同色系的蝴蝶结腰带，不但打造出了上下身的黄金分割点，也让心柔软的如同清泉，充溢着满满的仙气。

后背的蝴蝶结很好地Hold住了设计感极强的礼裙，仿佛一只翩然的蝴蝶落于衣上，夸张的装饰效果与众不同又不会喧宾夺主。

沾一抹轻柔，以少女文艺的蝴蝶结，营造出娇俏甜美，点染出罗曼蒂克的轻佻与欢愉，尽显浪漫法式风情。

单品推荐

前不久发布的 GUCCI Love Parade 系列，灵感来源于星光熠熠的好莱坞。在本季新品中，天鹅绒蝴蝶结领结复古又华丽，充满玩味气息，是好莱坞纸醉金迷、流光溢彩最写实的模样。

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不一定会掀起德克萨斯州的龙卷风，但当它飞向昔日王室贵妇们的华裳间，又越过千百年栖于我们的衣裙边，它就已经预备好，扇动整个 时尚 圈。

从古典中飞出的蝴蝶结，穿越一个又一个纪元，在一次次变革中找着自己新的定义。在每一次穿插、转折、亦或是缠绕中，飞落到各处的蝴蝶结，装饰的不仅是人本身，更是女人永远绽放的少女心！

文字编辑：Shmily Wu

责任编辑：Alexandrite Tse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起源于中世纪法语中的Romance（意思是“传奇”或“小说”）一词，“罗曼蒂克”一词也由此音译而来。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又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要文艺思潮，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欧洲并表现于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部门。

浪漫主义宗旨与“理”相对立，主要特征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形式较少拘束且自由奔放。浪漫主义手法则通过幻想或复古等手段超越现实。法语的浪漫一词意味着感情丰富、多情善感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术语之一。这个术语一般在两种意义上被人们使用：一种是广义的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最初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即古希腊人那种"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的观念，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瓦萨拉的《画家的生活》曾叙述了一些有趣的艺术史轶事：孔雀啄食贝那左尼画得太逼真的樱桃；乔托的老师用刷子驱赶乔托在一幅人物肖像上增添的苍蝇。这种现实主义概念雄霸人类艺术史近两千年，至今仍残留在日常生活中。另一种是狭义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特指发生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运动。历史地看，现实主义发端于与浪漫主义的论争，最终在与现代主义的论战中逐渐丧失了主流话语的位置。

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是在法国开始的文学艺术流派，源于达达主义，并且对于视觉艺术的影响力深远。于1920年至1930年间盛行于欧洲文学及艺术界中。探究此派别的理论根据是受到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影响，致力于发现人类的潜意识心理。因此主张放弃逻辑、有序的经验记忆为基础的现实形象，而呈现人的深层心理中的形象世界，尝试将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与梦的经验相融合。它的主要特征，是以所谓“超现实”、“超理智”的梦境、幻觉等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认为只有这种超越现实的“无意识”世界。才能摆脱一切束缚，最真实地显示客观事实的真面目。超现实主义给传统对艺术的看法有了巨大的影响。也常被称为超现实主义运动。或简称为超现实。

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名词源于希腊文Symbolon，它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指“一块木板(或一种陶器)分成两半，主客双方各执其一，再次见面时拼成一块，以示友爱”的信物。几经演变，其义变成了“用一种形式作为一种概念的习馈代表”，即引申为任何观念或事物的代表，凡能表达某种观念及事物的符号或物品就叫做“象征”。它与通常人们用的比喻不同，它涉及事物的实质，含义远较比喻深广。是19世纪末在法国及西方几个国家出现的一种艺术思潮。是当时欧洲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和官方沙龙文化不满的反映。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不愿直接表述自己的意思，往往采用象征和寓意的手法，在幻想中虚构另外的世界，抒发自己的愿望，这样便产生了近代象征性的艺术。1886年诗人让·莫雷亚斯发表《象征主义宣言》首先提出这个名称。

象征派在艺术上受英国拉斐尔前派和象征派诗人马拉美、波特莱尔，音乐家瓦格纳及尼采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象征派主张强调主观、个性，以心灵的想象创造某种带有暗示和象征性的神奇画面，他们不再把一时所见真实的表现出来，而通过特定形象的综合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在形式上则追求华丽堆砌和装饰的效果。

象征主义是19世纪末产生于法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巴黎的知识界影响很大，并对20世纪美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该运动主要在法国，欧洲的其他文化中心也有一些追随者，如德国，比利时等。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被神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起初出现于二、三十年代，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而现在成了：一切都是凌乱的，没有中心。一些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基督教世界的终结。

从形式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它与现代主义之间是一种既继承又反叛的关系；从内容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源于工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丰富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划一的整体性、中心、同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从实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社会的纠正与反叛，是一种在批判与反叛中又未免会走向另一极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过正”的“矫枉”。

　　解构主义不只在美术中采有，它是一种思潮，哲学、**、戏剧，无所不在，很难对美术中的解构主义下一个定义。美术中的解构主义跟其他领域一样，都有一个反叛的过程，推翻再重建的过程，打散再重组的过程，主要存在于西方。

　　解构主义

　　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一个字并没有实在的意义附着在它本身，意义是经由字与字的语音和字形区分得以产生存在的。德里达将索绪尔的这一逻辑继续往前推进：这一区分在什么地方停止呢？a是a,是因为它不是b，不是c,不是d,e,f,……。事实上这一区别的过程是无限的，谁也不知道意义区别终止的界限，意义与其说是固定的，不如说它是移动的，弥散的，它是无数文字互为参照的“痕迹”（trace）。德里达自创了一个词——延异（differance）来说明这个意义无限延宕的过程：意义取决于差异（difference），意义必将向外扩散(differre)，意义最终无法获得，处于无穷延宕(deferment)的状态。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区分了符号和所指物，指出了符号自行其事的性质，德里达则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所指都是能指无限区分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意义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能指链，语言是一张无边无际蔓延的网，没有任何纯粹的意义能够充分地存在在语言之内。德里达由此展开了他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看法：面对面的对话能够直接呈现“我”自身，而一旦诉诸文字，意义就可能开始被扭曲、异化，文字是对“活的语言”的不自然的模仿，声音则是对意义的直接呈现。在这种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背后，隐藏着这样的观念：相信语言是透明的，人们可以充分地占有语言，反映现实和表现思想感情。但是，正如索绪尔所证明的：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文字如此，“说话”同样如此，德里达解构了这一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式：说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对写作的模仿，正如写作被称作是对说话的模仿一样。不存在所谓本原意义上的语言底本，所有的“在场”（present）都是依靠缺乏（absence）工作的，而任何试图创造这样一种“在场”：终极意义、本质、真实，作为人类的第一原则、标准、目的的努力——都可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一词来自于古希腊，指谓言说、真理、理性，它相信有一个超级能指，这个超级能指（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它有各式的代理人——上帝、理念、自我、主体等等）作为事物的基础、本质，不会受到语言游戏的污染，它超然于语言游戏之外，成为其他词语、概念围绕的中心。但是，既然没有一个“词”能够逃脱出语言之网，这样一个最初或最终的词就必然是一个虚构，也许真正值得考究的问题是：哪些历史时段，哪些词被赋予了至高无

　　上的意义，获得了神圣、不容置疑的权威？是什么使得某些概念、知识成为了一个时代主

　　导的核心？这也就是晚近“反本质主义”思潮的滥觞：没有一个所谓的“天然”的本质高

　　悬在意义的上端，人们总是可以证明，它同样是特定意义体系、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

　　的产物，这一意义体系倚赖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来运作，通过众多围绕先验能指的正项

　　对负项的排斥与贬抑，这个先验能指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简单地说解构主义就是什么都行，就是虚无主义，这是对解构的庸俗化理解。德里达所致力的，乃在于对于一些意义等级的质疑与批判，并且，他力图揭示出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思维的根基，虽然，德里达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形而上学的污染与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保持一种警觉的资态，“首先是回顾，也就是说行使记忆的权力，去了解我们所生活于其间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权威与公认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没有无记忆的解构，这一点具有普世有效性，无论是对欧洲文化还是对中国文化来说都有效。即便记忆内容各有不同，但每一次都必须为在今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作谱系学研究。那些如今起规范作用的、具有协调性、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来历。而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的，而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1）德里达的解构锋刃因此可以成为极具政治性的解放策略。这一点，深刻启发了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借助解构，展开了对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等级的拆解，在父权社会中，菲勒斯（phallus）（指的是阴茎的图像，它是男性权力的象征）是这个性别等级制的第一原则与先验能指，它代表着完整、一致和单纯。菲勒斯中心主义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塑造出一系列的男/女二元对立项，阳/阴，理性/疯狂，坚强/软弱，有序/无序等，这一系列二元对立项无不以男性为第一性，女性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存在，由此，菲勒斯以绝对的差别构造出自身的权威地位，但是，正如解构所提示的，任何一项总是内在地包含着另一项，男性之为男性必须借助女性这个“他者”来说明。这个女性是异已的，外在的，然而没有它，男性又无从定义其自身，“不仅他自己的存在寄生地取决于女人，取决于排斥和臣属她的活动，而且，这种排斥所以必要的理由之一是：她可能必竟不那么‘他者’。也许她是男人之内的某种事物的标志，而那是他需要压抑、需要从他自己的存在中逐出、需要贬到他自己的明确界线以外一个保险的异域的。也许，由于某种原因，外在之物也是内在之物，疏离之物也是切近之物。”（2）换言之，绝对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并不存在，女性是男性的组成部分，是男性需要贬抑、排斥的，而这恰恰证明所谓的女性气质内在于男性。男性和女性的对立组完全是父权意识形态的运作，是维护菲勒斯霸权之需。

　　后殖民主义则立足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它力图揭示出西方/东方这样的二元对立等级是怎样被构建起来的，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中“东方”怎样被定义，发明，怎样被西方他者化，成为说明、验证西方进步、优越的一个负项，从而构筑起西方与东方的等级秩序与权力。对“东方主义”的解构，目的并不是简单互换西方与东方的等级位置，重弹东方文化优越论的老调，而是要防止落入种族中心论、民族本质论的窠臼，将西方/东方此类概念、二元对立项的出现置诸于过去三百年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去发现、揭露此类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与利益关系。

　　因此，解构并不只是对文本无穷无尽的拆解，纸面上“无底的游戏”。虽然美国的解构批评――例如耶鲁四人帮――走的正是这条路子，但是，解构要更有意义，发挥更大的效用，它就必然是政治性的：“我想那种一般的解构是不存在的。只存在既定文化、历史、政治情境下的一些解构姿态。针对每种情境，有某种必要的策略，这种策略依情况的不同而有别……解构的责任是尽可能地转变场域。这就是为什么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它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因此，也是去转变一种存在霸权的情境，自然这也等于去转移霸权。去叛逆霸权并质疑权威。从这个角度来讲，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3）这也就是伊格尔顿在他那本精辟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对解构所作的评价：“解构批评最终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试图摧毁一个特定的思想体系和它背后的整个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系统籍以维持自己势力的逻辑。他并不是在荒诞地力图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同一性、意向和历史连续性，他是在力图把这些东西视为一个更加深广的历史——语言、潜意识、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历史——的结果。”（4） 注释： （1）德里达与中国哲学家张宁的对话，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文版访谈代序，第1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2）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3）德里达与中国哲学家张宁的对话，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文版访谈代序，第14—16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4）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 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是美国作家奥德丽尼芬格的处女作。作为一部不俗的畅销书，此书获得了各类报刊杂志的高度评价，《华盛顿邮报》就曾评价道：“奥德丽尼芬格和马尔克斯一样，他们试图告诉我们，在如此崇高的爱情里面，没有悲剧可言，也永远不会被任何限制所困。”这部小说打破了惯有的常识，时间是可逆的而非单向性的。小说为读者开启了想象空间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思想层次和意蕴。

小说的主人公亨利，一位年轻帅气、爱冒险的图书管理员，可是他有时间秩序损坏症，他无法长久地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时空中。亨利在28岁第一次遇到他20岁的妻子克莱尔，而克莱尔却说：“我从小就认识你了”。和克莱尔结婚后的亨利，会不受控制地穿梭在未来和过去。亨利的时间就像是“莫比乌斯带”，虽然时间的指向终点是一致的，但是属于亨利的时间更像是一条随机反复的曲面链条。

如果生命是一场旅行，亨利的旅程肯定比常人更迂回更深刻，那些不由自主地消失，不得不一再体验曾经遭受的经历，他只能旁观、重复品味着那些快乐、悲伤和痛苦。可是在时间的正常旅途中行走的克莱尔呢？她只能被亨利远远抛在了后面，渴望，焦急，等着爱人回到她的身边。她虽然拥有时间，却只能通过捉摸亨利来触摸时间。时间过滤着这一对恋人炙热的爱意，他们在时间与爱的复杂交错中勇敢地探索，最终谱写了一曲高昂的颂歌，踏上常人不可思议的浪漫之旅。

一独具解构主义的文字魅力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中的语言文字跳脱出传统文学理论中对文字的定义单一，统一和具有连贯性的特征。小说采用了内视角叙述即叙述者借助某个人物的感觉和意识，从他的视觉、听觉及感受的角度去传达一切。叙述者进入到故事和场景中，不仅要扮演小说中的角色，还要担任为小说读画外音的人：小说里的故事情节，由他亲口来讲给读者，其话语比全知视角的更亲切，更可信。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热奈特为这种叙事手法取名为“内焦点叙事”。

小说是通过现实的亨利和克莱尔；过去的克莱尔和未来的亨利；未来的亨利和过去的亨利这三条叙事线条缓缓铺开，这种错乱时空人物之间的转叙，展现出不受限制在空间中穿梭的人物背后的感情经历。

解构主义理论最初由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创立。德里达认为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出于分裂状态，因而文本成了“闪烁的能指星群”，也就有了多重性阅读的可能性。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随着国学者陆续在美国演讲，解构主义也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活动。

在解构主义理论中，文字本身是一个无限开放和延伸变化的。不同风格的语言文字可以带给读者超越现实更加诗意化的想象空间。美国解构主义的权威人士希利斯米勒曾提出的观点：一部作品中的语言文字通常具有“施行”“重复性”和“不确定性”。

1）施行

米勒认为语言文字不是封闭的，它产生的效果说明它具有“施行”的特征。米勒曾经说过：“‘施行’的话则是用词语来做事，它不指出事物的状态，而是让他指出事物的发生。”“用词语来做事”是指作品中的语言文字可以表达出自身的意思，自动展现出一副想象的画卷。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中，文字的运用非常具有代表性。文中通过同一个人不同时间空间中多视角的叙述，展现了文字不仅仅是单一的，统一的和连贯性的，它也可以是碎片化，断裂开来的一种新型组合。

克莱尔的童年世界是灰色的，母亲因为失去了孩子几度自杀，父亲与兄长的淡漠与疏离，克莱尔的童年照不进去光，像一片黑沉沉的原始森林，但是，六岁那年，一个成年男人，赤裸着身体，深邃而热切地眼神告诉敏感的克莱尔，我们的未来将交织在一起。那个陪伴克莱尔成长的亨利，睿智，沧桑并且更像是克莱尔的指引者。

现实中的亨利通过文字，表现得更为轻率，冒险和激进。亨利问道：“克莱尔，谈谈你吧，有什么爱好？养什么宠物？有没有特别的性倾向？”最后那句大概也只有在女人堆里涉猎了很久才会问出。甚至在最后带克莱尔回自己住的地方时，他女友的东西都还没有清理掉。

不同时期的亨利，通过文字表现出的不同的性格。这正是语言文字带给读者超越现实更加诗意化的想象空间。

2）重复性

米勒曾在《小说与重复》中指出：“任何小说都是由重复和重复中的重复，或以链接的方式与其他重复相连的方式构成一个复杂的组织。”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中，成年亨利不断地重复出现在六岁车祸的现场，文中亨利说道：“我妈妈的死····那是最重大的····任何事情都围着它转呀转呀·····我时间旅行去过那里，一次又一次。我从各个角度亲眼目睹了一切。”这个场景在很多章节中都出现过，克莱尔的时间里，少年亨利的时间里，成年亨利的时间里。

还有克莱尔十三岁那场意外，第一次出现在第一章“结局以后”，以克莱尔的时间出现，她听见了亨利的呼叫，亨利和父亲还有马克在一起，随后消失；第二次出现的非常隐晦，在现实时间里亨利和克莱尔订婚宴上父亲和马克在第一次见到亨利时的不自然；直到最后一次，场景出现在亨利现实时间的回忆里，克莱尔十三岁那年，马克开枪，子弹击中了亨利的腹部，在那个空间，亨利已经死了。同时，现实时间里的亨利也即将步入死亡。

起初过去的死亡到现实时间里的死亡，奥德丽尼芬格将时间最终的指向是死亡，同时又是新生的这一矛盾主体通过碎片式的场景重复再现，最终又将这些碎片回溯到小数内部的矛盾中来。

3）不确定性

文章通常会出现“不确定性”，它从内部消解了小说所搭建的意义空间，从文字的意义、文本的编织内容、人物的内在矛盾等各个方面都充斥着这种“不确定性”。

比如文中“一切的第一次”中成年亨利与少年亨利在同一个时间相遇，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六日这一小节中是以少年亨利的视角讲述生日那天的经历，随后在第二节中，穿越时间而来的二十四岁的亨利带着少年的自己观光夜晚的博物馆。这场奇幻的时间之旅来开了帷幕。

这种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同时出现的场景，极大地增加了小说丰富的内涵。同时，故事也会呈现出很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第一来自于亨利的时间旅行地点会随机而无法预测，所以他会在文中提到：我无缘无故地在时空中错位，我无法控制，我不能预知什么时候会发生，也不知自己会掉到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因此，为了生存，我撬锁、窃店、偷钱、袭抢、要饭、入室盗窃、偷车、说谎、你说得出来，我都做过。”这种为了生存不得不摈弃道德底线的举动，在第二章中被亨利自己认为是混乱的机体，被大自然优胜劣汰制度所淘汰的残次品。

这种文字所带来的时间上，场景上的不确定性，会给读者带来丰富的想象空间，三个人不同的时间段相互碰撞，视角随时在发生着改变，看上去是全部是不成联系的段落，实则，在最后再次完美地连接在了一起。场景的再次重现，却以不同人的感官进行描述，让这部小说穿越时间，披上了一层魔幻的色彩。

二错乱时间中的变动与永恒

相遇那年，她6岁，他36岁；结婚那年，她23岁，他31岁；离别后再度重逢时，她82岁，他43岁。

小说的叙述时间分为亨利的时间、克莱尔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这三条时间线交错在一起，将125次碎片式的时间点链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每当亨利受到压力或遭受到极度的恐惧时，他会在现实时间中消失，穿梭到另一个平行空间中，或者是过去，或者是未来。这种穿梭随机而不可控制。时间在传统意义上是连续的、不间断的，物种衰老、昼夜更替都在证明时间是向前推延而不可往返的。但这部小说却颠覆了这一传统概念而又不显得突兀和不合常理。

在哲学上，时间和空间的依存关系表达着事物的演化秩序。"时间"的内涵是无尽永前；"空间"的内涵是无界永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超光速可以让时光倒流，因为空间是静止的，有了时间维度之后我们周围的一切才能动起来。现代物理学家霍金也曾在《时间简史》中写道：爱因斯坦的物理相对论中，以速度达到巅值为前提，人们可以对时间进行顺向或者逆向的往复。

作者基于此理论上的大胆设想，才有了这部小说中亨利时间穿梭者的身份创造。“感官的影响，”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说，“就大多数人而言，对心灵的压服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时空之墙看起来是那么的坚固、真实、不可逾越；草率地谈论世界中的这些局限性，实在是愚不可及。”

当然，这依然是一部爱情小说，它虽然带有科幻的成分，但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那仅仅只是给亨利的时间旅行安了一个看上去说得过去的理由。

1）变动的亨利

在这部小说中，亨利的时间是变动和随机的。这有别于传统爱情观念，要么相濡以沫，要么相忘于江湖。但是在解构主义看来，分离或者相守，不再是幸福或者是痛苦，而是二者相结合相融合的一种升华的爱情。

童年时期的亨利，在亲历了母亲惨死在眼前后，与父亲这一生都无法走出母亲逝世的阴影。九岁的亨利与二十七岁的亨利再次重逢，同样棕色的眼睛，疲惫的眼神，还有孤单的灵魂，成年的亨利在最后突然明白：我看见、我明白，我的朋友，我的向导，我的兄弟——就是我自己。自己，只有我自己。孤独的自己。两个不同时空的同一个自己，即使靠的如此之近，却无法彼此安慰。文字在那一节中是那样的悲伤，二十七岁的亨利抱着九岁的亨利，抱着童年的自己，回身遥望，那纤细的脚印踩在沙滩上，那些曾经认为意义非凡的足迹，从来只有自己。

亨利象征着流动，象征着无法停留。他就像很久以前出海的男人们，搜寻天际的轻舟，却无法停下。

2）永恒的克莱尔

亨利在时间的推动下，无法停住脚步，他怕冷、怕警察、怕去荒唐的时空、被汽车撞、被人打，但这一切都抵不过在时间中迷路，永远回不到克莱尔在的那个时空。这是亨利永恒不变的内心，正是因为这样，亨利才会对生还抱有希望。

克莱尔早在六岁认识的亨利是来自未来的亨利，那个神奇的男人从空气中显形踏上自己的秘密领地，法语，数学，随便的素描，书籍，甚至填字游戏，成熟而渊博的男人陪着克莱尔度过了整个童年，只要看着小本子，按照上面标注的时间就一定能见到他，看到他穿着爸爸的旧衣服，英俊或是疲惫的坐在草地上等着年幼的自己，陪伴自己有些孤独的年少。

克莱尔始终诠释着《诗经》中所提到的：爱是宽恕、是包容，是恒久忍耐。等待是这份爱情中经久的考验。小说中的首页，克莱尔说道：每个微小的时刻，如同琉璃沙漏里的细沙，缓慢而透明，每个微小的时刻，我都能看见，它们无穷无尽，汇聚成漫长的等待。但为何他的离去，我总是无法相随？

亨利的缺席，让这份爱意更浓。这恰是因为克莱尔在原地的长久地等待，直至死亡。分离为的是再次重逢后更加浓厚热烈的融合。就像雨果说得那样：对于爱情，年是什么既是分钟，又是世纪。说它是分钟是因为在爱情的甜蜜之中，它像闪电一般瞬息即逝;说它是世纪，是因为它在我们身上建筑生命之后的幸福的永生。

结语：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的确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书。面对“时间”这个概念，我们耳熟能详却又一无所知。我们身处时间之内，却从没有认真审视过它的存在。我们无法度量时间，从来都是时间在度量我们。

在这场爱与时间的角逐上，以亨利的死亡告终，亨利最后给克莱尔的信上说道：克莱尔，我想再次告诉你，我爱你。这些年来，我们之间的爱，一直是汪洋苦海中指航的明灯，是高空钢索步行者身下的安全网。是我怪诞生活中唯一的真实，唯一的信任。“亨利的死亡，是克莱尔在现实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可是，未来的时间中，某个时空的亨利或许会再次出现，爱和时间，再一次被赋予了丰富的想象和不确定。

时间或许是爱情面前最大的敌人，它成就了感情，同时也会扼杀感情。经年累月的面对，激情退潮后的乏味，可是，小说中不停穿梭在时空中无法停留地爱恋，却又在告诉我们，长久地陪伴好过消失后无法抚摸的空虚。隽永的深情，是时间的流逝中最平凡的一种告白。

马斯洛所提的“艺术教育”的确是对个体而言有着重要意义的。个人的观点有些极端，我认为没有接受过艺术教育的个体是活在浅层的，他们也是流淌着的，但更多时候像是被时间的洪流裹挟着的，一座座流动的墓碑。这里所指的艺术教育并非让每一个人从事艺术，而是为他们提供与艺术共处的时间。在世间，本就是各人下雪，各人有各人的隐晦与皎洁。而艺术让我们与他人、与世界晦暗的角落更加接近。了解痛苦，但更了解快乐。虽然痛苦可能会比别人来得鲜明，但快乐也更加深刻。

但现在许多措施已经将艺术教育学科化了，甚至许多家长在培养孩子艺术方面的能力时带有许多的功利思想。如艺术生可以以更低的分数进入好学校，中考时艺术等级证书有加分优势等等。但谁又能说有完全纯粹的选择呢？享受展示时的骄傲，也是一种功利。

这涉及到我们常说的一个究竟该不该在儿童时期“强迫”孩子去参加各类兴趣学习班的问题。其实，只要不是用非常极端的方式，我们很难说家长此举是否有问题。以我自己为例，幼儿园、小学时期的周末基本上都是在各类兴趣班里度过的，甚至每天放学后要在琴房练琴到八点。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小县城的顶流兴趣班都有我的身影。儿时的我偶尔也会有厌烦的情绪，但不得不承认，在大多数时候我其实是沉浸其中的。艺术教育并没有大众想的那么枯燥，我儿时的一部分重要伙伴与美好时光就来源于参加过的钢琴、书法、素描、水彩、舞蹈班。

以钢琴为例，许多人认为儿童无法真正理解音乐，更不用提所谓的熏陶，认为这只是家长强加给孩子的思想延续。虽然我与钢琴的联结一部分原因是母亲年轻时对音乐的执着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没有得以实现，但在某些时刻，我似乎以一种极其懵懂的方式进入了经验的世界。即使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与音乐家的创作建立联结，但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创造了一个烟雾氤氲的环境，或许是在散步时，或许是在出神发呆时偶然得以遇见，又或许从来没有想起，但在隐隐中影响着我们，构成我们自我本身的一份子。这么一个又一个美好的瞬间，就组成了踩着日落走在黄昏的街道，吃热乎乎的糖炒栗子，听傍晚的风，闻九月的桂的小镇的童年。

艺术教育也并不是非常狭隘的概念，最广泛的一种应当是从小学贯彻到中学的文学教育。文学形式繁多，风格迥异，每个个体都能在其中找到与自己灵魂最能生成共鸣的一类。有趣的一点是，纵观古今文学家、艺术家，我们会发现艺术创作往往使令人脆弱的，或者说，敏感易碎的个体才更能创作出好的艺术。而对于艺术的接受者，我们受教育者而言，如马斯洛所说，学习艺术实质上是一个让我们更加丰满的过程。换言之，创作者通常具有某种破碎感的共通性，而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却使我们更加完整。它是潜在的，效用并不即时而明显的，储存能量的过程，却是另我们自深深处的教育。

我们在学习艺术时，究竟在学习什么？于我而言，可能更多的不是掌握具体的技艺，不是绘画时如何排线上色，奏乐时如何精确弹出每一个音符，舞蹈时动作的力度与顺序，而是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艺术不能只归结为道德，也不能只归结为自然或天赋。其实席勒在最开始就提出，要把人性的无限性和多元性作为当代艺术教育的重点。在接受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在找寻与自己、与世界相处之道，构建属于自己的意义。在时间分岔的花园里，遇见真正的自己。

我一直认为每个人生来都是浪漫的，生活在来往之间，不断地寻找契合的气息，像是在寻找白日焰火的谜底。在与艺术的共处中，我们一遍又一遍，穿过河谷、森林和雪原，穿过早春的飞絮、迟夏的晚风、深秋的黄昏，坐在喧嚣的机器里，一刻不停地冬眠。幸福地冬眠。这就是全新的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