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从共时角度看，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三大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呈交叉或混融的状态；三大思潮几乎同时涌入，同时对每一位新文学创始者发生“形成性影响”，使得作家的风格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创作方法体系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体，融合了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因素在内的一个有机整体。现实主义排斥浪漫主义的脱离现实的空想，为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和自我表现提供了写实基础，同时排斥了象征主义的神秘和隐晦；浪漫主义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强烈的主观感情，使写实的纯客观性受到削弱，大胆的自我表现和严峻的现实描写统一在一起；象征主义使现实主义没有堕入平板与单一的困境，提高了写实的哲理深度与多义性，把一般的写实上升到象征的境界。这种多元化风格的形成正是这三种文学思潮交互作用的结果。

但是，如果换取历时角度来观察，就会发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中国发生影响的先后次序竟然也遵循着它们在西方历史上先后发生的次序：鲁迅1907年就呼唤中国浪漫主义的到来，而中国新文学中浪漫主义直到“五四”期间才蔚为大观；“五四” 的高潮与现实主义的介绍、讨论和提倡同步，而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则迟于现实主义的讨论而出现；现代主义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后得到理论上的介绍，并且在2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一股有力的潮流，而且，就像西方现代主义在30年代开始分化，分别向左转向共产主义和向右转向法西斯集权主义一样，中国新文学创始者中一大批受现代主义影响的人也纷纷投入左翼革命阵营。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创始期的形成性影响是不应低估的，是这些影响初步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的自我和个性。

　　《再别康桥》

　　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做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阴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只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慢溯；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离别的声萧；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雪花的快乐》

　　徐志摩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云游》

　　徐志摩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初春》

　　舒婷

　　朋友，是春天了

　　驱散忧愁，揩去泪水

　　向着太阳微笑

　　虽然还没有花的洪流

　　冲毁冬的镣铐

　　奔泻着酩酊的芬芳

　　泛滥在平原、山坳

　　虽然还没有鸟的歌瀑

　　飞溅起万千银珠

　　四散在雾蒙蒙的拂晓

　　滚动在黄昏的林荫道

　　但等着吧

　　一旦惊雷起

　　乌云便仓皇而逃

　　那是最美最好的梦呵

　　也许在一夜间辉煌地来到

　　是还有寒意

　　还有霜似的烦恼

　　如果你侧耳倾听

　　五老峰上，狂风还在呼啸

　　战栗的山谷呵

　　仿佛一起嚎啕

　　但已有几朵小小的杜鹃

　　如吹不灭的火苗

　　使天地温暖

　　连云儿也不再他飘

　　友人，让我们说

　　春天之所以美好、富饶

　　是因为它经过了最后的料峭

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

以屈原李白为代表的理想浪漫主义文人。他们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千古传颂，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泰山北斗的地位，是一代代后人敬仰的对象。但我对这类文人的性格最感兴趣，如果对屈原和李白的个人性格和人生经历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与分析，会发现他们那种理想化、浪漫化却又傲骨铮铮的性格决定了其终生壮志难酬和的命运惨剧，或报国无门，含恨而死；或颠沛流离郁郁而终。

以苏轼、辛弃疾、陆游为代表的豪放乐观主义文人。他们是北宋豪放派诗词的代表，苏轼更是诗词文赋上的全才，这类人的性格可以说是比屈原李白更能适应社会的，他们在政治上的经历与遭遇也并不好，同样没有能够得到帝王足够的信任和赏识，有许多不如意，仕途屡遭贬谪排挤，但他们用一种人生的豁达，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百折不饶、入世进取，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品格。

以陶渊明，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出世归隐主义文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渗透着浓烈的归隐思想，或是淡泊名利不愿沾染红尘是非，清心寡欲但求修身得道；或是经历人生挫折看破世情超然出世，归隐田园；或是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行事怪异出人意表，崇尚清谈，自得其乐，对当局采取不合作态度。

我们都应该知道浪漫主义这个词。你一定是中学时学的。如果你不相信，回家看看你的语文课本。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找到它，看看书中如何介绍屈原和李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和政治家，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在18世纪，英国和法国已经是欧洲的主要强国。他们很早就实现了中央集权，国力很强，科学和艺术成就达到了顶峰。

相比之下，德国是一个落后地区。它没有统一的国家。所谓“德国”，实际上是一组德语小国的总称，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如英法，尤其是法国，大量德国人在一系列战争中丧生，使德国人感到自卑和屈辱。因此，德国思想家开始为国家探索出路。他们认为，富国强民当然是必要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德国人首先必须有一颗凝聚人心的心，德国人需要自己原有的意识形态资源。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不同意法国人的观点，他们故意扭转法国盛行的思潮。18世纪，启蒙运动是法国最受欢迎的运动。整个欧洲都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事实上，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在一些基本方面达成了坚实的共识，这就是启蒙。启蒙运动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最强大的。

理性可以回答一切问题，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生长和运行都符合一定的理性。如果一个问题被提出，而我们无法回答，我们不能责怪理性，但这个问题是错误的；而且，正确的答案、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思想和理想必须相互兼容。启蒙运动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当时科学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法国有一位早期启蒙思想家，名叫丰特纳。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2

　　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

中国式浪漫是三束水稻送别袁老，延乔路与繁华大道，神舟飞天，嫦娥揽月，天宫遨游，中国人的浪漫，是永远铭记那些最英勇的人，是对家与国最深情的眷恋。

狭义上的浪漫来源于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末诞生于西欧的浪漫主义，这里的浪漫特指对现实世界感到不满，对未来充满期望和追求，理想远大，不甘堕落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欧洲人认为贝多芬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先河，因为贝多芬不向命运屈服，敢于同贵族，同命运抗争。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从不能使我屈服。贝多芬便是射手座的，所以后人喜欢把浪漫作为射手座的特征。浪漫，一般用来形容富有艺术美感的事物体验，即使是对于同一样事物，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定义。

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

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又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

许多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将浪漫主义视为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弹，是一种对启蒙时代的反思。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浪漫主义则强调直觉，想象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一些人批评为非理性主义的程度。

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中学时代：

维克多·雨果于1802年2月26日出生在法国贝桑松的一个军官家庭。他在中学时代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文学活动是从他为《文学保守派》杂志写稿开始的。

由于家庭的影响，雨果最初的诗歌大都歌颂保王主义和宗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伊斯兰特》获得了小说家诺蒂埃的赞赏。与诺蒂埃的结缘，促使雨果开始转向浪漫主义并逐渐成为浪漫派的首领。

1827年雨果为自己的剧本《克伦威尔》写了长篇序言，即著名的浪漫派文艺宣言。在序言中雨果反对古典主义的艺术观点，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坚持不要公式化地而是具体地表现情节。他特别宣扬了真善美与伪恶丑对照的原则。

这篇序言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830年，雨果浪漫戏剧代表作《欧那尼》的公开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决定性胜利。

1830年七月革命后，雨果在政治上进一步走上左翼的道路，他的长篇名著《巴黎圣母院》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部作品奠定了雨果作为著名小说家的声誉。

1848年“二月革命”开始时，雨果已成为坚定的共和党人，并当选为制宪会议的成员，成为法国国民议会中社会民主左派的领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雨果立即发表宣言进行反抗，不幸遭到失败。同年12月，雨果被迫逃亡到布鲁塞尔。

在长达19年的流亡生活期间，雨果始终坚持对拿破仑三世独裁政权的斗争，并坚持写作。1852年，他出版了对拿破仑三世进行辛辣嘲骂的政治小册子《小拿破仑》。同年春，他又写了《一件罪行的始末》，对反革命篡权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和无情的揭露。

郭沫若

早年生活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1月16日，郭沫若诞生在四川省乐山县(今乐山市)观峨乡沙湾镇。这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从镇里向西望去，在群山中有一高峰，叫做绥山，是峨眉山的第二高峰；镇的东面，是滔滔的大渡河水由北向南不停地奔流。对这山水之间的小镇，乡里人总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来加以赞美。沫水是大渡河的古称。

郭沫若出生之前，郭氏家业已经凋敝。他的父亲早年失学，曾在盐井上当过学徒，人很精明，经营有方，逐渐又把家业发展起来。购置了田产、房屋和盐井，到郭沫若出生的时候，郭家已是殷实之户了。

郭沫若行八，母亲呼他为“八儿”。上学时用的名字是郭开贞，“开”字是辈分，对于“贞”字，他历来不喜欢，嫌它有些女性化。1919年在日本读书时，终于把这个名字改掉了。不过，这是后话。

郭沫若4岁时，便随着母亲口诵古诗，受到中国诗歌的熏陶。后来他回忆自己的母亲时说：“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好多的诗”，“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他的父母虽然没有读过书，对子女的教育却很重视，设了家塾。因为家塾面对绥山，取名为“绥山山馆”，并且聘请了一位有名望的老师。

6岁时，郭沫若进“绥山山馆”拜师，在大成至圣先师的神位之前，磕了几个响头。开始学些《三字经》、《千家诗》之类，并开始作对子。7岁时开始作试帖诗，老师出了些什么“赋得山雨欲来风满楼得楼字”的诗题，这对儿童就像巫师画的神符一样。

还有什么虚实平仄，什么音律对仗，是很没有趣味的，简直是一种“诗的刑罚”。但一些朗朗上口的古诗，却引起他的兴趣，尤其喜欢唐诗。自己也学会作诗，在他的诗集中有一首诗，名叫《茶溪》，是他保存下来最早的诗：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诗。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这首诗大约作于13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他早年生活的状况。茶溪是从峨眉山麓流下来的一条小河，蜿蜒流过沙湾，注入大渡河。能有兴致去钓鱼戏水，进而忘情诵诗，足可以说明他少年时生活的闲适和对诗歌的投入。

15岁，他离开沙湾到乐山县城读高等小学。年假时自己通读了《史记》，很喜欢太史公司马迁的笔调。16岁升入设在乐山的嘉定府官立中学堂，又开始接触外国文学作品，如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等，还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在学校里，他的学习成绩总是优秀的。在高等小学第一学期，考了第一名。以后的期末考试，也都是前几名。但他的性格疾恶如仇，敢于反抗，倔强不屈，在那样的社会里不能不给他带来很多麻烦。他的“修身”成绩异常的低，最低的只有3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