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有骨气的文人是谁？

个人认为是文天祥。

文天祥作为宋末最著名的宰相和诗人，留下了很多的传世佳作。最著名的一首便是《过零丁洋》。其中最有名的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是成为后来许多革命志士的座右铭。

文天祥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更是因为他的名族气节和作为名族英雄的斗争心。在宋末年间，朝政腐败，奸臣当道，偏安一隅，被当时的元朝数次击败，即将亡国。而此时的文天祥作为状元公，一届文臣，面对国家的衰败痛心疾首，多次组织义军勤王。虽然最后不免兵败被擒，但是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宁死不屈，慷慨成仁。

当时文天祥被擒之后，元朝一直希望能够招降他，因为当时的宋朝基本已经放弃抵抗，只有他一直在顽强的元朝斗争。元朝一方面希望能够了解文天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如此顽强。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通过招降他，让其他的抵抗势力低头，彻底征服宋朝。所以他被俘之后，元朝待他一如上宾，给他提供奢华的宅邸，可是文天祥拒不接受。给他提供高官厚禄，可是文天祥也弃若鄙履，一心求死。后来很多元朝的官员都很敬佩文天祥的气节，希望能够放掉他，但是又害怕他再次组织义军起兵反抗元朝，最终没有释放他，决定将他处死。

当文天祥走上刑场的时候，十分从容。问围观的百姓哪里是南方。他要面对自己国家的方向慷慨就义。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文天祥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作为一个文人，他把保家卫国做到了极致，令多少武将汗颜。如此文天祥，可堪最有骨气的文人。

　　中国：李白、屈原、李贺

　　英国

　　威廉·布莱克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许多学者视布莱克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起点诗人，从他开始，英国文坛进入一个思潮澎湃的时期。但有人表示异议，这是因为他在世时几近无人知晓，对同时代人无实质影响，其主要诗人地位是20世纪的学者确立的。其次，布莱克笔法奇异，不像华兹华斯那样以朴实、平直的语言代表现代诗风。尤其是布莱克热衷于建立特有的思想体系，他提出并能以不同的姿态玩味许多激烈而深刻的文思。

　　威廉·华兹华斯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评论家曾指出华兹华斯是西方抒情诗坛两大革新者之一（另一位是彼特拉克），也是现代诗的鼻祖。在文学史上，以他为主、由柯尔律治参与写成的《抒情歌谣集》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后最重要的诗集，因为它在题材、风格、思想等方面启动了现代诗歌的创作。其诗歌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795年之前、1795——1807、1807年之后，这里的中间阶段是他的颠峰期。

　　塞缪尔·柯尔律治

　　塞缪尔·柯尔律治（1772——1834）：生于英格兰的德文郡，与华兹华斯一样，也是少年丧父，后去伦敦寄读十年，又去剑桥上学。虽为名校学生，却是酒、妓、鸦片无一不沾，时常情绪激烈。……柯尔律治的代表作常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友情诗或他所谓的“交谈诗”，另一类是象征诗或神秘诗。前者大致包括《伊俄勒斯之琴》、《这个菩提树的荫棚》、《霜夜》、《沮丧》和《致威廉·华兹华斯》等。后者主要指《老舟子吟》、《忽必烈汗》和《克里斯特贝尔》等。

　　乔治·戈登·拜伦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拜伦现象是19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体现了那个不朽时代的激情，代表了它的才智、深思、狂暴和力量；他那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的反抗意志，在上个世纪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同凡响，以致改变着“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标准及文化面貌”。（罗素）这个独立不羁的天才，有博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哲人的才智。他的气质敏感而暴烈，感情深沉而细腻。但他也是个放浪形骸的公子、虚荣傲岸的爵爷和孤高悒郁的自我主义者。他崇尚伟大的精神，向往壮丽的事业，却被黑暗的时代所窒息。他的心是伤感的，他的叹息充斥了整个生涯……别的诗人编织梦想，他却曾被认为是梦想的本身，在诗、行动、人格之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他融入文学但又大于文学。他说两种情感即能限定他的实质：热爱自由，痛恨虚伪（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情爱的等），但他是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生来微跛，却爱四方漫游；身为贵族，充满等级观念，却又具有平民的反抗意识；他时而阴沉、焦躁，但更多时表现出和蔼、幽默或玩世的轻松；他崇尚自由，却坚守浪漫时代之前的古旧文体；他主观自信，却富有经验式的常识；他有强烈的男权中心意识，却常陷入他所谓的“女性思维”；他痛恨战争，但热衷于“争取自由的战役”。最后，他从物质和行动上投入战争，似乎是对他超越或毁弃文学文本而去用行动创造人生文本的诠释。

　　波西·比希·雪莱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体现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莱诗中占中心位置。该诗剧分四幕，写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被缚与解放。该诗使雪莱的两大主题）——社会变革与人间情爱——交织互补，并配之以两条线索：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的善恶关系和他与亚细亚的分别与重逢。这两条线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来串连，由他来影响众神之命运，决定不同人物的胜败。这位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巨人吸引诗人，是因为他以美德抗暴，他基本代表完美人格，无私、无野心、无妒意，集人类灵智与永恒灵智为一体。雪莱写这首诗时不再过分强调外在变革，而更注重自我完善和爱的力量，不再涉及具体的政治自由，而聚焦于超然而又深厚的自由含意。因此，《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实际是理念诗，旨在展现理想生活的幻景，提供宇宙新生的启示。相对拜伦的现实革命精神而言，雪莱的革命概念更具理想色彩，因而也更彻底，是对现有世界方方面面的哲学否定。“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即是雪莱对未来美好世界必将来临的预言，发人深省。雪莱还以抒情诗著称于世，继承华兹华斯的传统，以大自然入诗，《西风颂》、《云》、《致云雀》等作品，音韵铿锵，感情真挚，闪耀着深邃的思想光辉。

　　约翰·济慈

　　约翰·济慈（1795——1821）：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都寿命短暂，济慈最令人叹息，享年仅26岁，却留下许多精美的诗篇，包括莎翁与但丁在内的巨笔在那样年轻时尚未写出相当水平的作品。就诗艺，有人认为他是19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他不独属于浪漫主义，唯美派与颓废派都受到他的影响。尽管相对欧洲历史而言，济慈的影响力不及拜伦，但说到英国诗歌史，拜伦的声望则无法与济慈相比。与雪莱比较，济慈更愿以热心而冷眼的观者姿态绘制生活的戏剧画面，对在真实的生活中扮演各种角色的真人表现出艺术家的兴趣，他并不因至上的理想而厌弃有限的世事，而是以具体人间情感证实无限的存在。济慈在1818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华兹华斯较弥尔顿“更深刻。济慈发展了有关信念，认为人间是“造就灵魂的深谷”，除此无其他途径。有评论家认为，济慈的倾向是要发掘新的永久价值，他主要不是让我们相信世间充满苦难与压迫，而是让我们鼓足勇气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充满欢乐、健康、自由。这些都属于他人，但只要争取，也能属于我们自己。济慈思想与艺术的精髓就是让我们有勇气相信他人是幸福的，并能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

柏拉图说：“当爱情轻敲肩膀时，连平日对诗情画意都不屑一顾的男人，都会变成诗人。”

又何况是舞文弄墨的文人才子。

在民国时期，徐志摩的情书是出了名的深情款款，而提起鲁迅，更多的是想到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严肃形象，殊不知在爱情面前，一本正经的鲁迅也变得呆萌起来。

比起情书写得感人肺腑的徐志摩来，鲁迅的情书只为一个人写，深情一生，恩爱一人。

一、情真意切的朴实

拿破仑说：“这世上最幸福的事情，便是能有一个你深爱并且也深爱你的人同你共眠。”能在世界上遇见一生所爱，本就是无比幸运的事。

爱情本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是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总能描绘出它的美好。

遇见林徽因之前，徐志摩一直困于包办婚姻痛苦不堪，是爱情给了他无限的灵感，才有了“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这样的情话。

鲁迅的情形和徐志摩很是相似，家里同样有没有感情基础的妻子，只不过鲁迅和徐志摩的浪漫深情不同，他的情书朴实却又情真意切，充满了呆萌气。

当时鲁迅在厦门教书，班上有不少的女学生，他怕爱人许广平不放心，便专门写了一封情书保证：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

一句“目不斜视，并且将来永远如此”，就把鲁迅在爱情里小心翼翼的呆萌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读来让人不禁捧腹大笑。

这样的情书虽没有生死相依的誓言，却像爱情里的细水长流一般，朴实里给人无声的感动。

二、肉麻甜蜜的昵称

歌德说：“爱情，你的话是我的食粮，你的气息是我的醇酒。”

在爱情里，每个成熟稳重的人，都会变成小孩子。

面对浪漫文人笔下肉麻的情话，鲁迅最初是很不屑的，他专门写过一首《我的失恋》，用来讽刺那些满脑子小情小爱的文人。

然而，到了自己这里，鲁迅同样也成了一个情书高手，信里不乏肉麻的字句。

当时许广平刚从学校毕业，对未来十分的迷茫，便鼓起勇气给自己十分崇拜的老师鲁迅写信，两人就这样在信件交流中变得越来越亲密。

最初的信件里，鲁迅是十分严肃的，他只是聊人生理想，作为老师给学生指点一下，落款是“鲁迅，某年某月”。

慢慢的他就调皮了起来，不仅在信里提自己的私事，落款也变得亲昵起来：“迅，某年某月”，更重要的是，他给许广平起许多亲昵的称呼：小鬼、莲蓬、乖姑、害马、小刺猬等。

一直到回来结婚后，鲁迅也喜欢给许广平起昵称，妻子怀孕后，他就称他们为小莲蓬和小莲子。

恋爱里的人，总是会做出些孩子气的事，连鲁迅也不例外。

他会去跳铁丝围着的花圃，只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结果刺伤了自己，甚至“连晚上小解也不下楼去，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没有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

这些事情，鲁迅都一一写在了给许广平的信里，像个撒娇卖萌求关注的孩子一般。

三、处处关心的细节

艾默生说：“说到底，爱情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在别人身上的反映。”

这句话，是许广平让鲁迅感受到爱一个人的感动。

在鲁迅和许广平谈恋爱的岁月里，两人一共写了一百多封信，关于寄信，鲁迅说：

“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因为迫不及待想让对方看到自己的思念，所以才想要直接送到邮局，生怕耽误了时间。

异地的日子里，鲁迅总担心许广平生活不好：

“我看你的职务太烦剧了，薪水又那么不可靠，衣服又须如此变化，你够用吗？”

有不顺心的事，他会写信抱怨：

“我太不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因为太可恶了，昨天竟决定了，随是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于是作一启示，比他的长文要刻毒些。”

对于许广平送的礼物，鲁迅格外的珍惜：

“包裹已经取来了，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需棉袍了。”

爱一个人，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忍不住跟对方分享，告诉对方自己时刻在想着他。

或许鲁迅的情书不似徐志摩的“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潇洒，也不像徐志摩的“回头发现，你不见了，突然我乱了”温暖，但是他的深情只许一人，字里行间充满着温柔和真挚。

这样的男人，也更踏实，婚姻里更让人安心。

屈原、李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两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是由于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且身世经历都有各自的特点，因此他们在创作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在抒情主人公的塑造上，李白和屈原都倾向于积极浪漫主义，想象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必备素质，屈原和李白的想象带有明显的连贯性、统一性，在象征意象的运用上，李白的意象比屈原更加丰富且两者都注意通过意象的运用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褒贬之情，两位诗人都注意了神话传说的运用，并通过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感受。尽管两位诗人的创作各有千秋，但是从两者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李白、屈原的继承与发展，他们共同发展了浪漫主义这种古老的艺术手法。

屈原的少年时代充满着浪漫色彩。他诞生在山水灵秀的巫峡附近，环境的熏陶使他从小便养成了性高洁，好奇服，爱花草的品格。屈氏家族虽然与楚国同姓，但与楚国的王公贵族比较，只能属于远离王族的疏族。屈原的父亲伯庸一生不得志，他深居僻壤。靠世袭的“食邑”过日子，早已从贵族显赫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家道中落，但也在一般人之上，过着丰衣足食，不忧冻馁的生活。

屈原从小聪颖过人、开卷过目成诵，提笔作文为诗。在乐平里，当时能够搜集到的书，他几乎都读过。如晋《乘》、楚《木寿 杌》、鲁《春秋》等正史，《论语》等儒家经典，以及广为流传的诸子学说等。屈原更喜欢山歌、渔歌和祭祀歌曲，每得到一首，便如获至宝，从中汲取营养。屈原的家乡至今流传着许多屈原少年时代的传说。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汉儒曾说，《离骚》与《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他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总之，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区别，楚辞较之《诗经》，已有显著的进步。因之，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

李白生活在唐代极盛时期，具有“济苍生”、“安黎元”的进步理想，毕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他的大量诗篇，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繁荣气象，也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集团的荒*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在艺术上，他的诗想象新奇，构思奇特，感情强烈，意境奇伟瑰丽，语言清新明快，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形成豪放、超迈的艺术风格，达到了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存诗900余首，有《李太白集》，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屈原的浪漫主义诗歌自有一股沉郁悲愤之气，这和他长时间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他的治国理想不能得到实现有很大的关系。李白也向往从政，但是他一直都是在政局的边缘游走，并没能真正参政议政，他的生活环境宽松自由，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浪漫是带有欢乐明快的色调的。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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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殉节:什么才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虽经过岁月的淘洗，疼痛会消失，记忆会淡化，但这种对于中国人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是铭刻在心，不会遗忘的。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只有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王朝迅速地不得人心，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中国历代王朝，在其画上句号时，总有遗老孤忠、文人学士等为之身殉，演出一番壮烈。但在清朝，反响实在寂寥。按道理，这样一个统治中国近300年的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总该有几位运筹帷幄的决策之士，执掌国政的机枢之流与国同难才是。但翻遍历史，却不见一个王爷或大臣为之上吊服毒，抹脖自尽；没有一个都督或总兵为之举枪自杀，饮弹身亡。《清史稿》最后一章《忠义十》里记录的，也只有直隶青县诸生张传楷，山东益都人孙方楷，福建龙溪人王乘龙，江苏江阴人赵彝鼎，江苏高淳诸生施伟等，区区八人，真是可怜得很。

这其中最堪玩味者，第一，无一天子脚下之人为爱新觉罗朝舍命亡身；第二，没有一个满洲人的后裔，为其祖先的江山变色痛不欲生。难道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果然养尊处优以致百无一用，彻底颓废而假作痴呆？这便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术，延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在赵翼抄录的殉难者名单中，除了一个蒙古籍进士外，全是汉族的读书人。看来，外来统治者治下的元末、清末，殉难者寥，死节者少，是情理中事。

尽管如此，还是有主演这出“末日节烈大戏”的挑大梁者。谁也想不到，那是两位既非翰林，也非学士的文人：一为梁济，二为王国维。因之，辛亥年大清王朝的曲终人散，颇有点草草了事，不免有点凄凉。

这两位以死效忠大清王朝的文人，其选择的自杀地点和自杀方式，首先就不能令人振奋。梁沉于北京西城积水潭，无壮烈可言；王溺于颐和园昆明湖，更谈不上豪雄，与屈原投汨罗江，老舍跳太平湖，竟如此殊途同归，让人不禁感叹中国文人之无奈。再则，他们殉节所选择的死亡时间也不免太晚，大有黄花菜已凉之感。通常，国亡时殉国，城破时殉国，拒降新朝殉国，复辟失败殉国。二位文士之死，梁为公元1918年，斯时民国已6年；王为1927年，斯时民国已15年了。时过境迁，已无耸人听闻的意义。

不过，遗老们编撰的《清史稿》还是给二位留下了几行记载，将两位定性为殉国之士、义民——史家总得找出两位忠义殉节之士，点缀一二吧！以末代皇帝溥仪为招牌的小朝廷，还装模作样地赐谥追褒，这种关起门来当皇上的自得其乐，当然是一种黑色幽默。其时，人们早已淡忘了脑后曾经拖着辫子的时代，那些曾做过大清王朝的臣民，如今又成为中华民国的百姓，照旧吃他的炸酱面，喝他的二锅头。正如闻一多诗《死水》所写：“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这个王朝如此迅速地不得人心，才是真正的悲剧。

为何这两位殉清“义士”没有在民国纪元开始时马上杀身成仁呢？我想，首先梁、王在清廷这架统治机器里，自忖乃微末之士。一向谨慎行事的他们，不能不考虑，抢这个效忠就义先行者的死誉，会不会有出风头之嫌？其次，我不敢武断这两位是否抱苟活之心，存侥幸之意，但最终走到这一步，其实已不完全是初始的以死明志，而是杂以对新朝的彻底绝望，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烦恼。也许，死才是最好的解脱。

只有江山社稷，才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随之而痛哭失声者，悲愤莫名者，仓惶出逃者，以死殉国者无数，偌大的京城一幅末日景象。其中那些惨绝人寰的死节场面，令人不忍卒读。

朱由检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甚至连李自成、顺治都为他讲好话。虽然他性格上的缺陷，诸如猜忌怀疑、刻薄寡恩；他政策上的失误，诸如措置失当、用人多变等，加速了明亡的步伐，但万历年后注定亡国的命运，不是他所能改变。崇祯上吊煤山，着实震撼了中国人。所以，“吾君之痛”成为全体中国人之痛，这也是明末殉难者前赴后继的缘故。

宋末同样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公元1279年3月14日，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三百余年的大宋王朝终于到了覆灭的一天，亦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昺的最后一天。今日读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的“二王之立”末段，尽管时隔730多年，犹能感受到帝国末日那“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的情景；感受到敌酋压境，大海茫茫，命悬一发，生死绝杀的恐怖气氛。其时，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崖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的殉国者达10万人之多。“（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军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从，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夺港，乘昏雾溃去。余舟尚八百，尽为（张）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这是何其骇人的场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惨痛、最残酷、最血腥、最英烈的国殇。

次日，彤云密布，天色昏暝，海面上一片浮尸，随浪起伏，崖门外生者呐喊，魂兮归来。“元卒有求物尸间者，遇一尸，小而衣黄衣，负诏书之宝，取宝以献弘范。弘范亟往求之，已不获矣，遂以帝崩报，年九岁。杨太后闻之，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死。飓风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舵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

史臣陈邦瞻曰：“区区奉二主为海上之谋，固无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虽然宋朝已是昨天的历史，但宋朝的志士仁人，不会因国灭帝亡而终结其精神上的向往。同样，也不会因江山易主而转变其信仰的忠诚。或许，与异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宋朝文人，更有其不变的主旨，坚守的信念，有明确的疆界和清浊的分野。虽经过岁月的淘洗，疼痛会消失，记忆会淡化，但这种对于中国人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是铭刻在心，不会遗忘的。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只有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的《六朝忠臣无殉节者》中考证，宋以前诸朝，做臣子的有点类似公司雇员，你是老板，我忠诚于你，你不是老板，我就不必忠诚于你。也有个别的效忠者至死不渝，忠诚于旧老板，但绝大多数对改朝换代不觉得有何不妥，向“新老板”表忠心，也都视作正常。“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赵翼的结论是：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称，南宋末年，为了抵抗南下的元军，从长江流域节节败退到南海之滨的大宋王朝，守土将士，郡县官吏，普通民众，其尽忠报国之心、不屈不挠之志、宁死不降之贞尤为强烈，他们一直战斗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天。翻开南宋王朝最后几年的历史，字里行间渗透着鲜红的血，辛酸的泪。我们能够随意地谈到清末民初的梁济和王国维之死，不会有切肤之痛；然而，对于宋末元初的文天祥、谢枋得之殉难，却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肃然待之。自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侵略我国以后，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精神上得以自强自尊的遗产，究竟还剩下多少？所以宋亡以后的这两位爱国志士，所表现出来的志节，也许是我们仅存不多的强心剂了。

文天祥（公元1236-1283年），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崖山破后，元将“张弘范等置酒大会，谓文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可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赴燕。道经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乃复食。十月，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罗等召见于枢密院，天祥入长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孛罗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项，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室，以至于此，愿早求死！’”

“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欲令宋官谢昌言等十人请释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这个卖国贼的这句话，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受刑。“天祥临刑，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谢枋得（公元1226-1289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一二八八）夏四月，时程钜夫至江南访求人才，荐宋遗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既而留梦炎亦荐之。”这大概就是汉奸和具有汉奸倾向的文人所特有的一种强迫症了。这和有了汉奸，必有狗腿子，有了买办，必有假洋鬼子一样，卖国求荣者，恨不得国人都与他同流合污；崇洋媚外者，恨不得国人都与他一起摇尾乞怜。“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一二八九）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离嘉兴即不食，二十余日不死，乃复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积数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问太后攒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疾甚，迁悯忠寺。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掷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对这两位爱国文人来讲，他们所爱的家园，早就沦为异域，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放弃这一份爱，不割舍这一份精神依托，甘愿为这个不存在的故国，为这个失去的家园，走向死亡而无怨无悔。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文人，他们的生命脐带系于这片大地，他们的血脉律动，与炎黄子孙同步。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之所以以身报国，慷慨赴死，如鲁迅先生的诗所写“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义无返顾，不惜牺牲生命，其实，这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其优秀分子，其杰出人物，在家国多难之际，都会迸发出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

爱国文人用血写成的篇章，永远是中国文学史最辉煌的一页。

当然是嵇康。

李白的狂是众所周知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高力士脱靴，贵妃磨墨，但都是酒后之举，真实与否有待考证。而且，他毕生免不了游走于权贵之间，诗酒唱和，从未放弃对名利的追逐，只是诗文风格狂放而已。李白曾有诗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说明他也觉得自己不如诗中的前辈接舆狂。

所以，李白作为诗人我们只能承认他诗的成就至高，本性有多狂却是未必的。

狂妄指数：★★★

再说另一位浪漫主义大诗人屈原，他的狂较之李白有过之无不及，“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整个世界只剩他一个明白人了，只好天天梦着尧帝、重华这些仙人一起遨游，但是他曾居庙堂之高，一生都是忧国忧民的，直至理想破灭，投江而死，临走时都没挥一挥衣袖，只留下无尽的端午节粽子…

屈大夫的狂，虽然让人觉得他有幻想症的嫌疑，但是令人敬佩。

狂妄指数：★★★☆

阮籍猖狂，因为王勃的《滕王阁序》名噪天下，但他也只能作“穷途之哭”：车没路可走了，就下车痛苦流涕，这分明是神经质之举，算不得理性的狂。而且他看人一直用青白眼，和自己对味的就正眼看（也就是青眼，青眼有加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不对味的就翻白眼看。可谓狂得变态。

狂妄指数：★★★★

再说接舆的狂，他高唱凤歌笑过孔子，劝告孔子不要做官，却在孔子下车找他交谈时，一言不发，扬长而去。自己为了推辞做官，还剃了光头，这在当时是要背负不孝骂名的。还有一个和他差不多的叫桑扈，此人为了推仕，居然不穿衣服搞裸奔。和他们类似的还有一个介之推，此人辞官隐居山林，晋文公请他再度出门，他不肯露面，于是晋文公听从手下奸臣的计策，派人放火烧山，因为介之推是大孝子，为了老母一定会下山，不料擦枪走火，火势一起来就不可收拾了，等火灭了晋文公找到介之推的时候，他已和老母抱着大树被烧死了。

有官都不当，国君的面子都不给，这三个可算是狂到家了！

狂妄指数：★★★★☆

最后要说嵇康，和阮籍一样，他也是竹林七贤之一。同时嵇哥哥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那时的男人也是要敷脂抹粉的，他的美却是浑然天然，平时连大宝都不用，走起路来飘然有神仙之态。又一名人山涛（会不会是他的玻璃？）曾撰文赞美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更重要是，此人从来不畏权贵。钟会没出名时写了本书去拜访他，怕不被待见，居然面都不敢见，把书往墙头一扔，然后撒腿就跑。后来做了大官再去拜访，嵇康没理会，只顾在树下打铁，钟会感觉没趣，准备闪人，这时嵇康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会走后，从此怀恨在心，后来在司马昭那进谗，加上嵇康不愿为朝廷出力，被判入狱处死。临刑前，三千名太学生联名上书，求赦免嵇康，并让其到太学讲学，但未获准。在刑场上，嵇康顾视日影，弹奏了一曲《广陵散》，曲罢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随后从容赴死，时年四十岁。

嵇哥哥为了坚持原则，命都可以不要，可谓狂得其所，实在是万世师表！

狂妄指数：★★★★★

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嵇康最狂

浪漫是庄子化为蝴蝶的缥缈一梦，浪漫是屈原在汩罗江边的翩然一跃，浪漫是荆轲在易水之滨的毅然离去，浪漫是辛弃疾赠陈同甫的一篇壮词，浪漫是文天祥在零丁洋的千年一叹。 浪漫的人是有理想的人，是为理想而懂得舍弃的人。五柳就是懂得舍弃的、活得浪漫的人。 因为浪漫，所以他不在乎生于何地姓甚名谁；因为浪漫，他以宅边五棵柳树为号，比今天的任何网名都要动听而又不流俗；因为浪漫，他“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过着“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生活；也因为浪漫，他嗜酒成性，“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酒就是生活，生活不可无酒。酌酒竹篱下，菊香绕衣襟，醉后卧夕阳，南山悠然现。这是何等的浪漫何等的惬意呀！ 家贫无酒，亲朋好友“好酒招之”，他不推辞，每叫必到，到则饮，饮则醉，醉而返，不造作，不矫揉，率性而去，率性而醉，率性而返。 与书为友，读书“不求甚解”，只求会意。书不是装饰，不是摆设，不是羁绊，而是精神食粮。清风指晓，把书咀嚼；晚霞灿灿，捧书涵泳。书是唯一的知音，带着他走向“葛天氏时”的境界，带着他走向“上下求索”的执著，带着他走向“在水一方的”神秘。 住着土屋，听风从缝隙中挤进时的快乐哨声，听雨在瓦屋上踢踏出的愉悦步韵，听柳在宅边互诉衷情的呢喃。他不在乎房屋简陋，栅栏是参差不齐的，但错落有致。不知名的藤条在上面爬出了青春，菊花在栏里栏外迎风含笑，与陋室相映成趣。 “短褐穿结”，没有绫罗绸缎华贵衣衫，所以不用绞尽脑汁考虑衣衫用什么滚边，不用在意“种豆南山下”时俏皮的泥土爬满衣裤，也不用在意“晨露”沾湿了衣襟还是衣袂，补丁的衣服可以轻轻松松披在身上，也可以随随意意地在栅栏上石头边搁着。 而他更浪漫的是“箪瓢屡空”时。饿着肚子，理荒秽；饿着肚子，种菊花；饿着肚子，吟古诗；如此超然，如此高洁。宁可在知识的海洋里做一个乞丐，也不在污浊的官场里做一个富翁。他是否醉了？不！世人皆醉，他独醒！唯有他醒着，与可恨的社会做着微薄的抗争。就如屈原，醒着，痛苦着，做着斗争，最终以自沉而宣告自己不与庸俗黑暗的社会为伍。他不也是这样吗？独居南山边，与风与云与树与菊与酒联欢，不与财与权与名与利共舞。 喝着酒吟着诗著着文，酒里有他的人生，诗里有他的生命，文里有他的志趣，他的灵魂安闲地在夕阳西下时与南山融为一体，悠悠南山大概就是他精神的家园吧。 人如山，那么闲静，那么自然，那么率真，那么淳朴，那么超脱，屹立于喧闹之外，屹立于世俗之外，为自己的理想平静地活着，为自己的节气悠然地活着，活得潇洒浪漫，活得久远。他是活得最浪漫的古代文人。

1莲

周敦颐，字茂淑。

他从小喜爱读书，在家乡道州营道地方颇有名气，人们都说他"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

由于大量广泛地阅读，周敦颐接触到许多不同种类的思想。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一直到汉代才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家，他都有所涉猎，这为他而后精研中国古代奇书《易经》创立先天宇宙论思想奠定了基础。

十五岁时，他和母亲一同上到京城，投奔舅父郑向，他是当时宏仁宗朝中的龙图阁大学士。这位舅父对周敦颐母子十分眷顾。

在周敦颐二十岁时，舅父向皇帝保奏，为他谋到了一个监主薄的职位。

周敦颐在任职期间尽心竭力，深得民心。在生活中，周敦颐开始研究《周易》，后来终于写出了他的重要着作《太极回·易说》。它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体系。

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宋明理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明理学以孔孟之道的儒学为主干，还多方吸收了道家、儒家的思想精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

周敦颐就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宋元公案》中对于周敦颐的地位有这样的论述："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清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这里所称的元公，就是周敦颐，元公原是他的谥号。这段话明确肯定了周敦颐作为北宋理学开山之祖的地位，他常常和高僧、道人游山玩水，弹琴吟诗。 他的学问、气度，也感动过许多人来追随他学习。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程颐、程灏两兄弟。

程颐在后来回忆说，他年少时就是因为听周敦颐讲道，因而厌倦了科举仕途。立志要学习和探索儒家的如何为圣王的道。

周敦颐死后，随着程颐、程濒对他的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名声也逐渐显扬。南宋时许地方开始建立周敦颐的祠堂，人们甚至把他推崇到与孔孟相当的地位，认为他"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帝王们也因而将他尊为人伦师表。

而周敦颐生前的确也以他的实际行动，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风范，他的人品和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

2竹

王徽之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埽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咏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苏 东 坡

苏 东 坡 与 竹

古人尝谓竹为君，取其高风亮节，始见晋朝王子猷文。后文人高士多爱竹，咏竹溢美之词，墨竹瘦节蛟蛇，在璀璨的文化长河中俯拾皆是。不仅如此，关于竹的传说也不鲜有，其中最凄楚动人的，便是娥皇女英血泪撒斑竹的典故了。浪漫多情的文人骚客们不仅给了竹大气如蛟蛇，幽雅如琅汗、檀栾的别名，连国画中的墨竹也因竹子“依依似君子”（出自唐刘禹锡《庭竹》）而得了一个墨君的雅号。

王维有“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之句，可谓万千潇洒；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咏竹道“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好竹之情溢于言表。然古今能说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却只东坡一人，爱竹之痴，可见一斑。苏东坡好竹，在与他同时代的文人雅士里，是人尽皆知的。竹伴其一生，是他的岁寒三友；而由爱竹也引出过不少佳话，如他与文同的友谊就是一例。竹溶进过东坡的人生，并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苏东坡（1037－1101），本名苏轼，字子瞻，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也许，有很多人对苏轼的印象止步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知道他爱游名山大川，却并不了解东坡对竹子的偏好。在东坡的生活中，随处有竹，“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官舍有丛竹，结根问因厅。下为人所往，上密不容钉”；“予谪黄洲，寓居定惠院，饶舍皆茂林修竹”。竹俨然东坡生活里不可缺失的伙伴，也见证了东坡一生的坎坷，无怪乎东坡的诗文中处处有竹的修身纤影。

文人状物，总关乎情，于是东坡由人生际遇而引发的感叹，对生活的思考，也就不知不觉折射在竹上。东坡自出仕到病逝常州，其间曾三次被贬谪。他在自挽诗中写到“问汝平生功业，黄洲惠洲儋洲”，三次人生浮沉，东坡完成了他的人生蜕变，从踌躇满志要报效朝廷到豁达超然物我两忘，始终如一的是他的旷达胸襟，刚直秉性。内心的变化必然也导致对物的认识的变化。东坡的竹便从“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抱负慢慢转向了“疏疏帘外竹，浏浏竹间雨。窗扉净无尘，几砚寒生雾。”的安闲，一直到了“累尽无可言，风来竹自啸”的淡定，“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的超然和潇洒，正是“谁似东坡老，白首已忘机”。观东坡状竹之文之变，犹似纵览东坡人生观的嬗变。唯一不变的是东坡对竹的喜爱。

东坡常写竹，不宁唯是，东坡还要画竹，有《竹石图》留于后世。他不仅是一代文豪，在绘画方面也颇有建树。墨竹之爱，是东坡爱竹的升华。将自己所钟爱之竹形诸纸上，必全神贯注，凝神屏息，所得墨宝必是作画者精神心血凝聚的产物。而从东坡对墨竹的探讨，则更可见东坡的艺术追求。

说起东坡与墨竹，还有一人必须一提，这便是苏轼的挚友文同，字与可。他是宋朝著名的画家，善画竹，自称“湖州竹派”。文与可与苏轼相识于凤翔，后因共同爱好墨竹而结为好友。东坡从师于他，自承“湖州竹派”，俩人常讨论画竹。师生感情甚笃。与可死后，东坡因怀念故人曾见竹废卷而失声痛哭。于是这段因竹而缔结的友谊传为佳话。

苏轼并未受过严格的书画方面的训练，所以他的墨竹并不以形见长，而是因其不俗之气。连他自己也曾说：“画不能皆好，醉后画得，一二十纸中，时有一纸可观。”对于此，黄庭坚做过切中肯綮的评论，他说：“东坡画竹多成林棘，是其所短，无一点俗气，是其所长。”但这并不影响东坡对墨竹的痴迷，和对画竹的探讨。

对于画竹的理论，最为精辟的见解莫过于“画竹必先成竹于胸”了。这是东坡画竹心得的高度概括。东坡戏墨，突出其“神”，“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即是最好的佐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顾形了，“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近因院画记》），因此若要画好竹，必先知竹之常形、常理。因此，对“成竹在胸”我们不妨这样理解，首先胸中当有竹的形，知道竹子的各种形态，这才有画竹的根本；但要让画有“气”，最重要的，胸中当有君子之心，方能挥洒卷上，使墨竹为墨君。东坡提倡神似，画以传神为贵，看重墨竹所传达出的作者的精神世界。他赏文与可的墨竹时便始终依照着这种审美的方法。也只有他对与可的画发出了：“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的探问。所以与可尝云：“世无知我者，唯子瞻一见识吾妙处。”这样的绘画理论不仅适用于画竹，推而广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东坡的诗文也遵循这样的原则，首先让创作的基本元素烂熟于心，然后才凭借胸臆中那股豪情，恣意汪洋，正是如此，苏轼才能跳出宋词的婉约，开创豪放派，成为一代词宗。他用与别人相同的常理，灌之以自己的思想，非胸中有大丘壑者焉能为此！

籍由东坡画竹之论，可以瞥见这位伟大的文人一生的艺术追求所在。人的美学观点在各个领域当是相同的。而这样的观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国画发展，使东坡在整个中国美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使得东坡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豪放的大手笔。对墨竹有如此认识的苏轼，怨不得要说“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这样的话，只可惜他本人画功技差一筹，也只能叹：“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文与可画员当偃竹记》）

居不可无竹，咏竹，画竹，用竹。东坡好竹如此，何哉？白居易《养竹记》答曰：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

原来如此，东坡宁可不吃肉也要种竹，不仅是因为嗜竹，恐怕更是因为“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吧。也许正是因为东坡有旷达的胸襟，潇洒似竹，刚直坚毅，不屈似竹，正人君子，气节似竹，才会有惺惺相惜之感吧。连想起东坡乌台尸案时的不屈，泰然，又叫我想到他在《跋与可纤竹》中赞竹“其屈而不挠者，盖如此云。”的句子。

刘禹锡有“高人必爱竹”的断语。东坡亦自承“瘦竹如幽人”。东坡在《墨君堂记》中写到：“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气焰亦未至若雪霜风雨之切于肌肤也，而士鲜不以为欣戚丧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时之变亦大矣，而君独不顾。…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虽是写给与可的，同时也是赞竹，而在我看来，由是后几句，用在东坡身上不也很恰当么？

这就是东坡与竹的渊源，东坡好竹，竹不仅融于了东坡的现实人生，更融入东坡的艺术人生。东坡似竹，他的伟大的人格和他在文学、美术方面的成就，使他成为文化长河中的一抹亮色。

郑板桥，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应科举为康

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

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作官前后，均居扬州，

以书画营生。擅画兰、竹、石、松、菊等，而画兰竹五十余年，成就最

为突出。取法于徐渭、石涛、八大诸人，而自成家法，体貌疏朗，风格

劲峭。工书法，用汉八分杂入楷行草，自称六分半书。并将书法用

笔融于绘画之中。主张继承传统十分学七要抛三，不泥古法，

重视艺术的独创性和风格的多样化，所谓未画之先，不立一格，既画

之后，不留一格，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诗文真挚风趣，为人民大众

所喜诵。亦能治印，接近文何。有《郑板桥全集》、《板桥先生印

册》等。

3梅

林逋

关于“梅妻鹤子”佳话的传说

凡梅界人士都知道杭州有许多赏梅胜地，而且知道杭州西湖的小孤山有许多梅花，那里有放鹤亭及林和靖先生墓，北宋时代的著名诗人林逋(即林和靖)就长眠在那里。当年他在此植梅，写过不少咏梅佳句，还因“梅妻鹤子”的佳话传说而闻名古今。

据史料记载，林逋(公元967～1024)字君复，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出生于儒学世家，是北宋时代诗人。早年曾游历于江淮等地，后隐居于杭州西湖孤山之下，由于常年足不出户，以植梅养鹤为乐，又因传说他终生未娶，故有“梅妻鹤子”佳话的流传。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梅妻鹤子”的故事，就连我们现在的辞书——《辞海》关于“梅妻鹤子”条目也是这样记载的：

“宋代林逋隐居杭州西湖孤山，无妻无子，种梅养鹤以自娱，人称其“梅妻鹤子”。”

其实，林逋是以杰出的咏梅诗词闻名于世的。他隐居孤山，躬耕农桑并大量植梅，写出了不少咏梅佳句，其中《山园小梅》传出后脍炙人口，在诗词界引起了轰动：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这首诗不仅把幽静环境中的梅花清影和神韵写绝了，而且还把梅品、人品融汇到一起，其中“疏影”“暗香”两句，更成为咏梅的千古绝唱，引起了许多文人的共鸣。从此以后，咏梅之风日盛，如宋代文坛上的几位大家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杨万里、梅尧臣等，都写过许多咏梅诗词。苏轼甚至还把林逋的这首诗，作为咏物抒怀的范例让自己的儿子苏过学习。随着宋代咏梅风气的盛行，林逋之名与孤山梅花在文坛上也热了起来，出现了：“明月孤山处士家”(陶宗仪诗)，“潇洒孤山半支春”(赵孟 诗)，“幽人自咏孤山雪”(文征明诗)等等，到了以后的明代，诗人王 猗又有“不受尘埃半点浸，竹篱茅舍自甘心，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之句，这说明从北宋开始，由于林逋佳句的影响，确实把文人们的咏梅风炒热了起来。

其实，孤山之梅，在唐代即已见于白居易诗。当年白居易离开杭州后，曾作过一首《忆杭州梅花，因叙旧寄萧协律》：

三年闷闷在余杭，曾与梅花醉几场；

伍相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

这证明杭州西湖的孤山在唐代即已有梅，但为什么后来林逋的诗掩过了白诗这不仅因为在咏梅诗中林有许多好句，还因“梅妻鹤子”佳话的流传。此外，还与林逋的人品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背景有关。

40多年前在1961年3月21日的《光明日报》上，我国著名的诗词学家、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先生曾发表过《东风世界话梅花》的文章，文中提到林逋的一些情况，大致的意思是：

林逋生前，隐居孤山，当时的杭州太守，每年都要以文字保荐，向林逋送去一些粟帛。林逋在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去世后，当时的皇帝宋仁宗特地赐了一个谥号给林逋，称为“和靖先生”，由此，林的名气就更大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原先的老皇帝宋真宗，正由于为了挽回自己在异族争战中失去的威信，而由大臣王钦若假造帛书放在宫门上和泰山上闹了一场“天书封禅”的鬼把戏。后来，老皇帝宋真宗还真的率领文武百官，装模作样地跪接“天书”，在浊气冲天和腐败的朝政中，一些大臣与无耻文人便借“天书封禅”之机趋炎附势，呈献谀文。可见“天书封禅”的闹剧，在当时是怎样的不得人心，朝政的腐败又是多么严恶的一个社会问题!林逋对朝廷这种劳民伤财的乱政，是表示过不满的。

夏承焘先生还认为：林逋虽然隐居于孤山，但他并不是一个遗世绝俗之人。林逋死了以后，后来的皇帝宋仁宗之所以赐谥号称他为“和靖先生”，只不过是因他名气太大，由于他曾被人民和土大夫所敬重和钦佩，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至于林逋“无妻无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说法，完全是一种传说，是一个佳话故事而已。尤其是今天在我们全国梅界，更要弄清楚这一历史上的传说和故事。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当今杭州的作家、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王旭烽女士在其江南知性之旅第二集《绝色杭州》一书里，特地写到了“处士林和靖”，她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很有意味的话：

“都说林和靖终身不娶，方有‘梅妻鹤子’之说，我却终有疑惑：那个终身只爱草木禽羽的人，果然能写出《长相思》来吗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争忍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难平’。

想来，处士林和靖也是有眼泪的，也是有爱情的。梅可爱，鹤可爱，但终究是人最可爱。我曾从杭州地方史专家林正秋先生处得知，林和靖果然是有爱情的，不但有爱情，而且还有婚姻，不但有婚姻，而且还有后代，后代大大的多，一分又为二了。一支在浙江奉化，人丁兴旺。另一支更了不得了，飘洋过海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还不算完，竟又成了日本人制作馒头的祖先，这几近乎传奇了。但奉化和日本二支林家，前些年又在杭州胜利会师，摄相于孤山祖先梅下，有林教授挽臂为证。这实在是货真价实的寻根文化了，至于它在学术上经不经得起千锤百炼，要靠史家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我，却是希望隐士有后的。绝人情爱的隐士，终不如增人情爱的隐士更可信呢……”

另附一个中国名花：http://gbchinabroadcastcn/9223/2006/02/18/1266@90605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