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老庄哲学的影响,卢梭醉心于人类最初的“自然状态”,认为只有那种纯朴真实的生活才可以避免对人权的践踏对自然的忤逆。他说:“如果自然曾经注定了我们是健康的人,我几乎可以断言,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一种状态,而沉思的人乃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
在古典自然法学说中,生存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享有自然赋予的权利,即天赋人权,人权来源来人是自然存在物这个固有事实,人权的根据是高于人定法的自然法。自然法的人权学说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曾一度受到冷遇。然而,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人权的辩解使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得以复兴。相对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发展,因为自然法是一种模糊的渊源,不可能给予人权以一个特定的界定”(见A D Renteln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Universalism vs Relativism,A Bell and Howell Information Company,1987,P35)
论人类的自然状态
一、旦夕不保的战争状态如同先哲亚里士多德一样,托马斯。霍布斯也是从人性出发开始探究自然状态的,但与其不同的是,霍布斯提出人生来就是恶的观点:“因而,我把所有人共同的意向,即对权力的永无止境,至死方休的欲求放在首位”由于我们天性中存在荣誉感、骄傲或是虚荣心而变得复杂,所有非肉体或非感观的愉悦,霍布斯都称之为精神的愉悦,所有精神的愉悦直接或间接地源于“自豪感”。自豪基于一个人获得了别人对自己及自己能力的良好评价,评价总是比较别人而言的。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珍视自己,如同自己珍视自己一样。因而,对藐视和轻视的表示,他随时都准备反击,铲除藐视自己的人,甚至当人们聚会时,也会通过那些笑料寻求这种自豪。霍布斯认为,笑是由然而起的,自豪感引发的,被自己某些举动所引起。“或是会意了别人身上某此畸形的东西,通过比较,为自己击掌喝彩。”他认为“荣誉正是以某权力或优势,尤其是他可能用心帮助或伤害我们的权力 的认同”,他甚至把尊重定义为我们对另类一个人这样的一种信念,他具有为我们自身谋利或伤害我们的权力,但并没有伤害我们的愿望,这种感情的重点不是敬仰和爱戴,而是恐惧。
为此霍布期总结出,三大自然原因——竞争、猜疑以及荣誉感引起人们之间的纷争,使自然的状态真正成了战争状态,这种战争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他这样描述战争状态:“除了凭借自己和发明所提供的,人在没有其他保障情况下生活着,在这种条件下无从发展实业,因而由此获得的成果是不可靠的,因为地球上不存在文明,没有航运,也没有通过海运进口的商品;没有宽敞的楼群;没有移动和搬运沉重物品的工具;没有时间观念;没有艺术;没有通讯;没有社会,更糟糕的是,充满了持续不断的恐惧和暴死的危险;人活得孤独无依,贫困潦倒,污秽不堪,野蛮不化,人命短暂逝去。”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只想保全自己而不顾他人。而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人就得吃、喝,即必须消耗某物或占有某物,在物少人多的情况下,人们不免发生争吵,每个 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企图伤害他人,你争我夺就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由于缺乏一种公共权力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因此人与人这间争斗永无终止,总是处在连续不断中。今天是王五杀死李四,明天王五又被张三杀死,而张三的生命也旦夕不保。因为还有赵六、孙七企图谋害他,而赵六与孙七也可能彼此之间互为仇敌。总之,人对人的战争、凶残、仇杀成了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每人个想躲也躲不开的一种生活状态。这样的一种自然状态实在太可怕了。
二、秩序井然的田园状态与霍布斯的凶残、仇杀的战争状态截然不同,在洛克的笔下所展现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并且也是“平等的状态”,自然的自由得自于自然的平等。“再明显不过的是,同种同类创造物,不加区分地生来就具有同样的自然优势,和同样的官能,也应彼此平等,而不应相互间有隶属或属从关系”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自由的,人人都可以用自己认为 合适的方法,决定自己的行动。比如说:张三喜欢打猎,李四喜欢捕鱼,那么,张三就去打猎,李四勿需干预。这完全是张三个人的自由,李四呢?他就去捕鱼吧。张三不想打猎而要去捕鱼,也勿需征得李四同意,因为张三也勿需 干预,这完全是李四的自由。当然,如果张三不想打猎而要去捕鱼,也勿需征得李四的同意,因为张三完全有这样的自由;同样,如果李四不想捕鱼而要去打猎,也勿需征得张三的同意,他也完全有这样的自由,在这样的一种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享有多于他人的权力,一切权力和管辖都是相互的,张三与李四完全平等,张三无权强制李四实施某种行为,李四也无权强制张三实施某种行为。
但尽管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状态,“它却不是一种放纵状态……自然状态自有约束每个人的自然法”。人的自然的自由不应被理解为不受任何法的限制,因为“在有能力制定法的创造物的所有状态中,无法的地方也就无自由”“人的自然的自由只受法的统治”“除了自然法而它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洛克认为,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人们处置自身及其财产的权利不受限制,但是,他无权毁灭自己和他所拥有生命及财产,除非他能找到比保护其生命更重要的目的,在其《政府论》中,他高度的肯定了造物主,认为所有人都是全能、无比聪明的造物主创造的,大家都是他的仆人,奉命来到人间,为他做事,是他的财产,是他的创造物,每个人的生命只能由他决定,不由得人类自己。而理性即自然法正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他支持人们: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同样比如:即使张三打猎一无所获,饥肠辘辘,而李四捕鱼满载而归,吃喝有余,没有李四的同意,张三也不应该动李四的一两片鱼鳞,更不应该用强力去夺取李四所捕的鱼,因为对李四来说,这是他的财产,他对这些鱼具有财产权。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自然法为人类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不可让与、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所以任何人也不得剥夺李四对这些鱼的占有权,张三的饥饿并构成他拿走李四所捕的鱼的理由。这些鱼只能属李四所有,因为李四为捕这些鱼花去了他的劳动,这些鱼是他的劳动所,而这种所得即为他的财产权,是自然法所赋予人的天赋权利。
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有惩罚罪犯的权力。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的执行权属于每个人,人人都有权依法惩处罪犯,直到没有违反自然法,这样,可以制止任何人侵犯别人的权利及互相伤害,自然法就得以保存。全人类的和平及生存就有了保障,还是前一个例子,如果张三由于饥饿而夺走李四吃不完的鱼,即使张三没有侵害李四的生命,李四也有理由惩处他甚至杀死他,因为张三侵犯了李四的财产权,在这种情况下杀死张三,洛克也成了李四“天赋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值得注意的是,洛克又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取得对另一个人的权利。但这种并不是绝对的,随心所意的权利。当一个人抓住犯罪时,必须冷静地依据理性和良心的指导,比照罪犯的犯罪事实,以改造罪犯,制止犯罪为目的,进行惩罚,而不能受自己感情冲动随意放肆的支配,因为生命权也是天赋,不容侵侵犯的。
三、人类的“黄金时代”
与上述我们讨论两位人物不同,卢梭的自然状态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从人类起源为基础的角度分析他心中的自然状态,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中,没有权力欲望的野蛮人类是社会的主角,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疾病的来源是少的,因而几乎不需要药物,也不需要医生,人类生病的时候,自然给予了他们痊愈的本能,在自然状态下,没有衣服、住处,没有现代人视为必需品的物件。对野蛮人来说并不是多大的不幸,野蛮人是孤独的,清闲和易于睡眠的,自我保存是其唯一关心的事,只是由于睡眠和肉欲,才使人的感觉器官退化。
他认为在自然的支配下,野蛮人仅只服从于他的本能,自然为补偿野蛮人在本能方面的缺陷,就赋予他们一些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可以弥补他的缺陷,而且还可以把他提高到超过本能状态之上,卢梭说,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悟性,而情感的活动可以使人类的理性趋于完善,野蛮人缺乏各种智慧,他们只能具有因自然冲动而产生的情感,其欲望绝不能超过出他的生理上的需要,其中包括食物、异性和休息,以及他所畏惧的疼痛和饥饿。
卢梭重点谈到了野蛮人的道德,他说,在自然状态中,人类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恶的,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异德,自然人有的只是怜悯心和同情心,这种情感使得一切健壮的野蛮人,只要有希望在别处找到生活资料,就不会去掠夺幼弱的小孩或衰弱的老人艰难得来的东西。这种情感的格言就是”要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
综上,卢梭对于自然状态的描绘应该是独具人格的,按照他的想法,野蛮人非恶非善,无过失无德行,原因是人的智力尚未开化,没有知识,当然无法律,从而也就没有区分行善和行恶的标准。在那里人的本能的怜悯心和相爱心获得纯度的表现。它抑制人的自私自利之心的发展,没有人会违抗这怜悯和相爱心的管理的。它们起着现代法律、风俗或道德的作用。在那里,社会不存在平等,就是体力、智力方面的天生的或自然的不平等也极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不是不受任何束缚有,强者自然也无从行使他的权力,正是从没有不平等这个角度上,卢梭称自然状态是人类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1]、李天然译。政治哲学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石应天。西方四大政治名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3]、胡象明。权力之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4]、徐爱国等。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①促进了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历史进化理论的完善
浪漫主义史学家奉行的历史主义思想,是浪漫主义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推动19世纪西方史学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缺陷,就是缺乏历史感,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事物。他们往往人为地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总体的历史联系中抽离出来,然后再根据某种固定的和先验的现代标准进行褒贬,或者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尤其是对中世纪所采取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更加明显地暴露出他们在史学方面的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缺陷。他们虽然倡导历史进化思想,但是却把历史的进步狭隘地理解为现在对过去的否定,把前后相承的历史写成了简单的今昔对比。这种割裂历史、否定历史连续性的观念和做法,尽管出自反封建的进步意图,但毕竟是反科学的、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成是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那里一个接着一个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以及14及15世纪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罢了”。由此可见,西方史学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克服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思维倾向。
浪漫主义史学家坚信: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过程,其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连续性,任何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和突然消失的,因而对它们都必须进行历史的、“遗传学”的分析,追溯它们的起源、具体考察它们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点、承认它们都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而不是进行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按照他们的这种理解,世界历史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不能用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模式来取代各民族的具体历史。
由浪漫主义史学家信奉和推广开来的这种历史主义思想观念,尽管它本身还存在着不少缺陷,却不愧为人类历史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促进19世纪西方史学的繁荣、推动西方各国史学普遍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从而使之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都起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模式还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历史进化理论,使得由启蒙时代的史学家基本确立起来的历史进化理论更具有历史基础、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无论是维科的著作被重新“发现”、还是赫尔德学说的进一步普及,无论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提出、还是基佐文明史系列的出版,都赋予历史进化理论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使之摆脱了原先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尴尬,从而将历史进化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随着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历史主义原则也逐渐地被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各部门所认可,从而使得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们也开始重视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本学科的相关课题、并逐渐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大大加速了各个学科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才得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了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跃居人文社会学科的首位,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空前绝后的尊重。
②促进了阶级斗争学说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研究历史、解释历史,这也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要思想成果之一。它不仅为促进19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积极的思想素材。
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曾明确地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马克思在信中所提到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其实就是那些首先倡导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斗争学说的梯叶里、基佐、米涅以及梯也尔等法国的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在各自的历史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他们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要内容。在他们看来,中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主要是西欧)始终贯穿着市民阶级(在法国则为第三等级)和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这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基本内容,也是引起这一过程中各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所在。
他们热情赞扬市民阶级在与封建贵族阶级的斗争中成长壮大,极力论证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都是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的结果,是这两大阶级之间的一次大决战。他们甚至认为,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正确理解中世纪以来英法两国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
他们看到了引起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的对立,他们已经能够把阶级关系理解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物质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坚定地把阶级斗争与物质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将它们作为理解和解释历史的主要途径。
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就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结。在他们的笔下,“市民阶级”或“第三等级”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他们对市民阶级或第三等级的讴歌,实际上也就是在为资产阶级唱赞歌。在他们的心目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一旦确立起来,人类的历史进程也就接近“永恒的真理之路”了,因而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使得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久地持续下去。毫无疑问,这就是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所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本质所在。
浪漫主义史学家把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历史研究,标志着欧洲的历史观念又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进步,是对旧的唯心史观的一次有力的冲击。旧的唯心史观往往把历史变革的原因归结为少数帝王将相的个人行为,而浪漫主义史学家则把它归结为阶级之间的对抗,归结为人民(即资产阶级)的力量;旧的唯心史观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从人们的头脑里寻找所有历史变革的最终动力,而浪漫主义史学家则把目光投向了以物质利益分配为核心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状况的变动,从而把认识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的立足点移到了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方面。应该说,这种认识在唯物史观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浪漫主义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们并未能科学地揭示出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真正根源,也未能对社会经济关系达到科学的认识;尤其是他们心目中的阶级斗争仅限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之内,而并未把它贯穿于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全过程。
1830年的“7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普为首的新的君主立宪体制。大多数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认为:7月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自1789年革命开始的演变过程宣告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换而言之,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于是他们的思想也开始趋向保守。当1848年革命使得欧洲的阶级斗争形势越发激烈的时候,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思想也就发生了更加彻底的蜕变。甚至连基佐那样的“天才历史学家”,也转而将阶级斗争视为“洪水猛兽”,咒骂阶级斗争“是一种灾难,一种耻辱”,最后竟然著书否定了自己以前的观点。这些历史事实可以说是对浪漫主义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局限性做了最好的说明。
③促进了国别史研究和历史著作的普及
浪漫主义史学第一次把研究民族史和国别史视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各国的浪漫主义史学家也都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尤其热衷于撰写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冷遇的中世纪史。这样一来,随着历史研究的范围迅速扩大、历史学家的队伍迅速扩容,历史著作(尤其是本国史的著作)的数量也显著增加。这既推动了专业领域里国别史和民族史研究的繁荣,也为一般民众阅读历史著作提供了空前的可选择余地。
除了本民族史和本国史的内容能够唤起人们的阅读愿望之外,浪漫主义史学家都很善于运用抒情的文学手法、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和中世纪的田园风光作细腻的情景描写,从而更加激发了一般读者对历史的阅读兴趣,改变了以往历史著作仅供上流社会欣赏的状况。而所有这些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的迅速发展,加速了19世纪的史学独立化进程。
④促进了近代语言学和近代史料学的发展
浪漫主义史学家普遍相信自己的情感和直觉,并不重视史料工作。然而,民族史和国别史研究的需要,却又促使欧洲各国史学家不得不去广泛地搜集和出版本国历史的史料。与此同时,除了研究本国历史的需要之外,浪漫主义史学家都把民族语言看成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因而也就激发了他们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民族语言的热情,并促使他们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运用于史料考证。于是,这不仅促进了近代语言学的产生,而且还促进了近代史料学的发展。
古典主义(Le Classicisme) 17世纪流行在西欧、特别是法国的一种文学思潮。因为它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而被称为“古典主义”。在法国,从17世纪初年至1660年左右,是古典主义逐步形成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古典主义文学语言的定型和各种文学作品体裁的确立。诗人马莱伯和语法家沃日拉等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沃日拉采用宫廷与贵族阶层的用语,摒弃平民大众的口语,制订正规法语的规范。古典主义的文学语言,就是这种正规法语,而不是平民的语言。1634年,诗人梅莱在他的悲剧中首次贯彻严格的“三一律”,要求剧情限制在同一件事,发生在同一天(24小时内)和同一地点。古典主义悲剧作家基本上都遵照“三一律”写作。古典主义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家有高乃依和帕斯卡尔等。从1660至1688年是古典主义文学最繁荣的时期,代表作家有拉辛、 莫里哀、 拉封丹、博叙埃和布瓦洛等。从1688-1715年,是古典主义盛极而衰的时期,代表作家是拉布吕耶尔、圣西门和费讷隆等人。 古典主义文艺 从文艺思潮上说,古典主义是十七世纪君主政体民族国家开始建立,资本主义渐趋发展的历史阶段产生的一种文艺思期。以十七世纪的法国发展得最为完备,也出现于英国,德国、俄罗斯,在欧洲曾居支配地位。它是由于学习古代、祟尚古代,模仿古代、以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而得名的。从政治和社会根源上考察,古典主义是商业资本发展时期的产物,以重商政策为基础.它服从于当时绝对君权的统治,是绝对君权政治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当时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封建王权暂时的迁就,妥协、让步的一种表现。 十七世纪的法国,正是处于君主专制的全盛时期,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这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1610--1643)和路易十四(1638--1715)掌权的时代,法国的商业资本高度发达,货币成了国民的主要财富。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国王,为了推行重商政策,发展国外贸易,必须从教皇和旧贵族手中夺取政权,集中控制,压制地方贵族的分裂活动,开辟税源,鼓励海外殖民扩张,这就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的由来。当时的资产阶级正处于上升时期,二方面由于力量不够壮大,没有发展到足以推翻封建统治,夺取政权的地步,需要依附王权来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不甘心于政治上的附庸地位,在思想上要求革命,提出了限制王权的要求。因此,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暂时形成相互牵制,相互斗争的局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而当时的王权就成了这两个阶级之间"表面上的调停人"。 古典主义哲学 从哲学上考察,古典主义是与唯理主义相适应的,它是在当时流行于整个西欧的唯理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唯理主义以笛卡尔(1596-1650)为代表,他主张一切以合乎情理为原则,主张抛弃传统偏见,反对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反对盲目信仰宗教权威和经院哲学,把理性看成是知识的唯一源泉。认为感性材料会欺骗人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识世界。这种唯理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它在古典主义中起了指导作用。因此,古典主义也可称为文学上的唯理主义。 古典主义发展 从古典主义思潮的源流发展上说,它最早产生在十七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盛行于六、七十年代,先后流行了两百年。到了十八世纪开始衰落,古典主义从文艺思潮的内容走渐蜕变为一种单纯的文艺形式,文学史上称它为"拟古主义"或"假古典主义"。这时,它就成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文学发展的一种极大障碍,最终被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所击败。 古典主义文学 布瓦洛的《诗艺》是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著作。虽然《诗艺》中的理论已为前人所提出,作者并没有提出系统的古典主义理论,但古典主义的许多原则性的意见在《诗艺》中获得集中的阐述。法国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理论,是后世评论家分析古典主义各代表作家的作品之后经过归纳、概括而成。一般认为古典主义文学有下列各种特征: 1基本精神是“理性”至上,注重正常情理,要求作家正常地理解世界,并且用明确的方式加以表现。 2 心中要有不变的原则,因为在一切变幻无常的现象后面,存在着一种永恒不变的原则,一种关于“美”的绝对概念。作家的使命在于尽可能表达这种绝对概念。古典主义不着重抒写个人的思想情绪,而着重于写一般性的类型。 3古典主义号召“摹仿自然”。这里所说的自然不是指客观世界,而是经过主观选择的现象;古典主义描述的对象主要是人性。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然”。至于物质世界,古典主义作家几乎是视而不见的。 4古典主义要求“逼真”,但并不要求写真实,因为真实的事物有时并不使人赏心悦目;与此同时,古典主义要求“得体”,意思是作品中所描写的事物必须使大家看起来都顺眼,而不致引起反感。 5古典主义认为文学的任务在于道德说教,在于劝善。 6崇尚古希腊罗马的大作家,把他们的作品奉为圭臬。 7各种文学作品的体裁要有严格的界限与规律,例如悲剧与喜剧不可混同(反对写悲喜剧),悲剧必须遵守“三一律”等。 8古典主义要求简洁、洗练、明朗、精确的文风,反对烦琐、枝蔓、含糊、晦涩。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和当时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有密切关系;它是受这种政权的保护、鼓励与培植的,是为这种政权服务的。路易十四用优厚的年俸供奉当时的著名作家,对待他们象对待贵族世家一样,优礼备至。 在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中,戏剧方面最有成就,出现了三大戏剧家;悲剧作家有高乃依(1606--1684)和拉辛(1639-1699),喜剧作家是莫里哀(1622--1573),莫里哀的代表作品有《伪君子》。《悭吝人》等,他是十七世纪最有成就的喜剧家,但并不是最典型的古典主义者。 高乃依的代表作是《熙德》,这个悲剧在法国戏剧史上奠定了古典主义悲剧规范的基础。中心内容是讲个人感情与理性的冲突,理性战胜了感情,保卫国家的职责与家庭封建义务的冲突,最后是封建的家庭义务,服从于更崇高的保卫祖国的义务,因而主角罗德里克率兵御敌,获 "熙德"(即将军之意,有头等首领的含义)的称号。高乃依共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大部分是悲剧,也有少量的喜剧。 拉辛的代表作是《昂朵马格》,取材于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两部悲剧《安德洛玛刻》和《特洛亚妇女》,体现了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的原则,按"三一律"表达,集中简练,世称它是最标准的古典主义悲剧。拉辛共写了十一部悲剧,一部喜剧,擅长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显示了非凡的艺术才能。 古典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代表是布瓦洛(1636--1711),著有《诗艺》一书,被普希金称为古典主义的《可兰经》。这一文艺理论著作,继承并综合了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诗学》的观点,完整地提出了符合当时时代要求的古典主义理论,原文用诗歌形式衰达。此外,寓言诗人拉·芳登(1621--1695),著有《寓言诗》十二卷,也颇有影响。 古典主义文学的读者和观众限于朝廷和城市。“朝廷”是指国君与封建贵族,“城市”是指资产阶级上层。据文献资料统计,上述两方面的人士,在路易十四朝时期,总共不过 3,000多人,其中关心文学艺术的人当然更少一些。所以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读者与观众的范围是非常狭窄的,然而它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今天,古典主义仍被认为是法国文学史上的正宗,这个传统概念,几百年来基本上没有改变。 古典主义先后在欧洲流行了200多年,可以说许多国家在不同时代、不同程度和意义上,都有过它们的古典主义文学时期。英国在17世纪后期形成了古典主义流派,但直到18世纪初期才得到发展;俄国则在18世纪上半期,古典主义曾经成为当时文学中的主导de倾向。 ---------------------------------------------------------- 伤感主义 18世纪后期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一种文艺思潮,也称为“主情主义”。该派的得名,原与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小说《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的旅行》。该派作家崇尚感情,把感情看的高于“理性”,因而强调文学的主要任务是细致刻画任务的心理动态和描写人物的不幸遭遇,以便唤起读者在感情上的同情和共鸣,表达出对当时贵族阶级的理性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反抗。伤感主义把个人主义和主观幻想的因素带进文艺,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又被称为“前浪漫主义”。其作品形式多用日记,自白,书简,游记,回忆体,并采用第一人称。代表作家有英国的斯特恩,理查逊,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歌德,里希特,海涅等等。 ---------------------------------------------------------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Romanticism) 这个词起源于中世纪法语中的Romance(意思是“传奇”或“小说”)一词,“罗曼蒂克”一词也由此转化而来。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更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要文艺思潮,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欧洲并表现于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部门。 浪漫主义运动 浪漫主义运动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是政治上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也是文艺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 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在文艺上也为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是,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却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恩格斯)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法国革命的后果以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种反映。 浪漫主义的起源 浪漫主义(Romanticism)是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前半期盛行于法国,他是一个全欧洲性的内容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但直到20世纪仍余韵不散。法国浪漫主义主要体现在绘画、雕刻、小说和戏剧领域;英国浪漫主义主要体现于诗歌、历史画和风景画领域;德国浪漫主义则在音乐、诗歌和绘画领域皆有体现。 浪漫主义宗旨与“理”相对立,主要特征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形式较少拘束且自由奔放。浪漫主义手法则通过幻想或复古等手段超越现实。法语的浪漫一词意味着感情丰富、多情善感。 文艺思潮兴起 浪漫主义作为欧洲文学中的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它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艺术上与古典主义相对立,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 “浪漫主义”这一术语,是由“浪漫的”(Romantic,罗曼蒂克)这个形容词演化而成的。而“浪漫的”这个形容词又是从法国的“罗曼司”(Romatic,即“传奇”或“小说”)转化过来的。据现有资料证明,一六五四年英国人才第一次使用“浪漫的”这一词语,大直是“传奇般的”、 “幻想的”、“不真实的”,其中明显地包含着贬意的否定性的内涵。到了十八世纪,这个词语才逐渐转变为肯定性的褒义词,它被用来评价作品,并获得"宜人的忧郁"这样一种附加的含义。 十八世纪末年,随着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文坛的勃兴,浪漫主义这一术语就用得非常流行了,并且在一七九八年法兰酉学别的创作方法的名称。 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当时的作家都对现实不满,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但由于作家所持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因而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即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前者是进步的潮流,它引导人们向前看,后者属反动的逆流,它引导人们往后看。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代麦作家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昔希金(早期),波兰的密茨凯维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都是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家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消极浪漫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同那个被推翻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他们从对抗资产阶级单命运动出发,反对现状,留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消极浪漫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代表作家有德国的史雷格尔兄弟,即奥·史雷格尔和弗·史雷格尔,诺瓦里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俄国有茹科夫斯基,英国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等。 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衰落,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特点所决定的。作为一种成型的文艺思潮它首先产生在德国。由于当时德国容克贵族势力猖獗,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因而消极浪漫主义得势,积极浪漫主义发展迟缓。只有海涅登上文坛之后,积极浪漫主义在德国才有所起色。 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犹如大海的波涛,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来势迅猛,激烈异常。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封建贵族的复辟和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分不开的。浪漫主义首先从古典主义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冲杀出来,历经短兵相接的搏斗,一举获胜。继而在漫浪主义内部角返相争,积极浪漫主义者组织了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消极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消极浪漫主义称王称霸,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积极浪漫主义骤然兴起.并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在俄国,浪漫主义的发展是较迟的。它在十九世纪初期才形成为一种流派。其中积极浪漫主义与俄国十二月党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贵族革命中起过显著的进步作用。代表作家有早期的普希金,雷列耶夫等。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浪漫主义艺术 浪漫主义画派 十九世纪初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兴起于法国画坛的一个艺术流派。这一画派摆脱了当时学院派和古典主义的羁绊,偏重于发挥艺术家自己的想象和创造,创作题材取自现实生活,中世纪传说和文学名著(如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拜伦的作品)等,有一定的进步性。代表作品有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德拉克洛瓦的《自由***民》。画面色彩热烈,笔触奔放,富有运动感。 浪漫主义音乐、文学 浪漫主义在艺术上的兴起,最早见于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这些作品将一切个人的感情、趣味和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音乐方面,浪漫主义作曲家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癖好,这与受形式支配的古典主义格格不入。古典主义音乐象线条一样鲜明;而浪漫主义音乐则偏重于色彩和感情,并含有许多主观、空想的因素。 然而,这只是原则上的区别,要想在不同的创作风格之间,譬如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按照那些讲究条理的音乐史家的愿望划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从来不是那么容易的。简单地下定义行不通,这些定义总是因为忽视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过于简单化。 例如,假使断言古典主义音乐是客观的,浪漫主义音乐是主观的,那么岂不是说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在某种程度上像电脑一样,从不创作反映自己个人感情的作品了?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同样地,如果说浪漫主义作曲家“摆脱”了传统形式的原则,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他们在继续使用这些形式,甚至在未必可能的场合下使用古典形式。 例如威尔第就用赋格曲式结束他的喜歌剧《法尔斯塔夫》。另外还需明确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风格曾经共存了一段时期,重要的浪漫主义歌剧作曲家、德国理想主义者韦伯就先贝多芬一年逝世,舒伯特的死也仅比贝多芬晚一年。可是,在这两种乐派之间实际上又存在着我们很容易把握的区别,这些区别大多是源于非音乐的原因。到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在社会上的地位已有根本的改变,他们已不再是一个城市、宫廷或教堂的雇员。 贝多芬也只是赢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真正独立,因为不管那些贵人们多么慷慨地让他自行其是,他的大部分生计仍维系于贵族的庇护。而现在,理论上说作曲家完全是他自己的主人,实际上也就是大众的仆人。 为了满足大众的需要,各种各样的音乐会社团和音乐节网络迅速地发展起来。如果一个作曲家,比如门德尔松,能为这个众多的占统治地位的中等阶层提供他们所喜闻乐听的音乐,他就是成功的;反之,如果他忽视时代的审美观,只为自己或他理想中的后代创作,那么他在公众的心目中就必然是个“怪里怪气”的孤僻艺术家。这一类作曲家常以为他们是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是未来艺术的预言者。 “艺术家”一词的使用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整个十九世纪的作曲家都这样看待自己。他们这样称谓自己很有理由,因为一旦摆脱了私人的庇护,投身到社会中去,他们便开始和文学作家等富于创造精神的同行有了接触。 事实上,韦伯、舒曼、柏辽兹除了作曲还写过一些有关音乐的书,而瓦格纳不仅自己写剧本,还写出了许多关于音乐、戏剧和哲学的著作和论文,真难以想象他何以还有时间创作出那么多的乐曲来。这新的一代作曲家对弥漫在社会上的各种新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不管是科学的、民族的、还是艺术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文学的陶醉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他们的前辈仅满足于用器乐表达纯粹的音乐思想,浪漫主义音乐家则致力于让音乐在表达的广度上与语言并驾齐驱。 当然,给歌词谱曲一直是作曲家们的实践之一,可是当时流行的是用器乐表达或描绘一种特定的场面,甚至讲述一个故事。这起始于贝多芬的同代人韦伯,后来又被李斯特、理查德·施特劳斯发展为描述性的交响诗。 十九世纪上半叶,自然的、乡村的浪漫主义文学转变为幻想的、比生活更加广阔的浪漫主义文学,分别以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1813年)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1847年)为代表。这两部英国小说有天壤之别,这种区别在沃尔特·佩特(W·Pater)给浪漫主义下的定义中可以得到概括,他认为浪漫主义是“给美添上了怪诞的色彩”。 因此,毫不奇怪,浪漫主义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同样表现了一种奇异的超自然的东西,如柏辽兹在他1830年所作的《幻想交响曲》中所表现的那样。作曲家们很快就对周围的大自然发生了新的兴趣,这种自然已经不是贝多芬《田园》中的那种简单的自然,而是大写的“自然”,一种因为他们超脱于芸芸众生才与他们有着特殊联系的力量。不管是文学还是音乐,浪漫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单个的人,而不是那种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被仔细地划入某个阶层而根本无法摆脱其束缚的人。 因此,对独立个性的重视使作曲家们有意识地追求个人的特点,有时成了自我主义。这样,他们离那些因为循规蹈矩而压抑了自己部分创造才能的古典主义作曲家就越来越远了。 想用寥寥数语概括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其结果非常容易使读者误以为浪漫主义作曲家都是放浪形骸之徒。虽然他们中间有人确有行为出轨的时候,但是总地来说,他们有足够的自控能力使自由不致逾越界限。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仍继续运用传统的交响曲、奏鸣曲、四重奏等形式,虽然在这些形式里出现了与莫扎特不同、会使他的审美观受到侵害的新东西需要记住的是,审美的好恶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这一代认为“过分”的行为在下一代眼里却是规范,昨天的“顽皮的孩子”,逐渐长成为今日受尊重的“老伯伯”。[注:法国诗人戈蒂耶早年参加浪漫主义运动时被称为“顽皮的孩子”、“老伯伯”则是英国人对曾经担任首相的政治家格莱斯的尊称]。浪漫主义运动内部也一直存在两个不同的流派,一个是以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为代表的激进派,另一个是以门德尔松、勃拉姆斯、布鲁克纳为代表的保守派。研究早期浪漫主义可以说明分裂是怎样产生的,也可以把那些重要性在管弦乐曲的作曲家(门德尔松、柏辽兹)和那些重要性在其他方面的作曲家(如歌曲方面的舒伯特、歌曲与钢琴曲方面的舒曼、歌剧方面的韦伯)区别开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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