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叶芝《茵纳斯弗利岛》赏析

《〔爱尔兰〕叶芝·茵纳斯弗利岛》经典诗文赏析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笆房;

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住着，阴影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

(袁可嘉 译)

歌德说过一句话，“再也没有比文学更好的逃避世界的途径了”，叶芝也选择了文学来逃避世界，他的一生都在作这样的努力，然而他并没有获得安宁。

《茵纳斯弗利岛》作于一八九二年，是叶芝逃避现实倾向的著名代表作。据说叶芝有一天在伦敦街头，路过一家商店橱窗，窗里摆着一个小喷泉， 因而勾起了他的乡愁，于是写下了这首诗。叶芝的早期创作，受当时统治英国诗坛的维多利亚的后期浪漫主义影响，他的诗取材于爱尔兰乡间的生活经验，呈现一种清新、具体、生动的色彩。然而，爱尔兰动荡、落后的现实使他极为不满，加上情场失意，他怀着憧憬去寻找远离尘嚣的子虚乌有乡。这首诗以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湖中小岛茵纳斯弗利岛作为他“桃源梦”的寄托。诗人摹拟《圣经》句法起笔(《圣经》第三章第二节： “I will arise now，andgo about the city in the streets……”译为： 我该起身了，动身到城里的街上)，详尽描写了他想象中的湖岛： 一个小屋子、泥笆房、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吃住虽然简陋，内心虽然孤寂，但有云豆架、蜜蜂巢可供观赏，蜂群的歌唱也那么动人，慰藉着抒情主人公落寞的情怀。茵纳斯弗利岛在诗人心中不啻是个理想王国、天真乐园。既然现实世界不能满足他，为摆脱灰心、绝望的折磨，诗人要到梦中去寻觅，用理想去否定现实，再造现实。

现实的骚动不宁使诗人渴求安宁。所以诗的第二节，诗人以其神妙之笔展示了一个虚幻的宁静世界。恬静、安谧充盈了“蟋蟀歌唱的地方”，这么说还嫌笼统，接下来诗人用了三个色彩词，烘托环境之静、心灵之宁。字里行间，飘逸着一种幻梦的紫光。以理想批判现实，用彼岸世界之清纯反衬此岸世界之污浊。十九世纪末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一个主题就是对彼岸世界的渴求，叶芝亦然。返朴归真对一颗骚动而敏感的心灵来说不失为一种轻松的解脱方法，所以诗人再次宣告“我就要动身走了”，象是在与痛苦的现实作艰难的拔河。因为诗人听到“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这声音在诗人心中激起了波浪，他要寻声而去了。这是诗人心灵深处的声音，它同样引起了读者心灵的震颤。 “灰暗的人行道”依照象征主义的对应原则，不妨可理解为现实的灰暗、丑陋，现实世界不足留恋。

沙漠中，驼鸟把脑袋埋进沙中，看不见世界，但世界依旧故我，并不因驼鸟的行为有所改变。艺术家是懂得这点的。人生百态，人们的生活态度各个不同，或麻木不仁，或放浪形骸，唯有真诚，才更痛苦。“艺术家是时代之子”(黑格尔)，叶芝的痛苦源于时代的大痛苦。事实证明，没有痛苦就没有诗人，诗人的痛苦是钢的淬火，叶芝后来投身于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即为佐证。

这首诗巧妙地把现实与幻想揉杂在一起，茵纳斯弗利岛是个虚拟的所在，但岛上，小屋、泥笆房、云豆架、蜂巢及蟋蟀却是具体真切的。作品有逃离现实的倾向，但爱尔兰的历史传说是诗人幻梦的背景，为这首诗增添了历史庄严的色彩。有趣的是，这首诗问世之后，相当受欢迎，叶芝本人倒自觉歉疚，因为诗境太过浪漫了。

(余长新)

我是如何开始写作的？我谈不出什么可以帮助青年作者们的内容，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像我那样开始。在学校的时候我用于预备第二天功课的时间要比大多数学生多，然而却什么都学不会。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垫底，只有一两门功课我根本不用学。我父亲会对我说：“你对你没兴趣的事总是不能集中精神，可我送你去上学就是为了让你学习那些不感兴趣的东西。”我不曾受过什么“诗歌气质”的折磨，我写作是出于某种心理缺陷。当不了大学者就当更大的诗人。即使在今天，当我置身常人之中，我依然要和缺乏自信做斗争，这种缺乏自信来自日常的羞辱，因为别人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可以费劲地读一点法语诗歌，但我曾努力学习过的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却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关于我的学生时代，只有一个回忆能带给我快乐；尽管我在英国和爱尔兰的学校读书时，我在班上总是叨陪末座，但我的朋友们却名列前茅，因为那时，一如现在，我讨厌傻瓜。当我想知道某人是否值得信任，我就要看他是否品学兼优。在爱尔兰的学校里我最好的朋友是查尔斯·约翰逊，他的父亲是奥兰治的***。在中考中他成了整个爱尔兰的状元。数年后我在美国碰到他时，他说：“我什么都一学就会，可什么都不想学。”某种本能使我们两人走近，我只对他才朗诵我的诗作。那都是些诗剧——除了有一首以斯宾塞诗节写成的长诗，长诗写到一位今已淡忘的女人，她是否漂亮，是否从哪儿抄来的，是否在购物时走丢了，这一切我都记不清楚。我记得那三个剧本，没有任何价值，其中之一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伊丽莎白时代的风格，场景是日耳曼森林；另一个剧本是对雪莱的模仿，场景是月亮上的一个火山口；再一个剧本源自某人从梵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其场景为一座印度寺庙。查尔斯·约翰逊太喜欢这些诗的某些段落了，我怀疑他是否想过我已将这些剧本写到了家。那出印度剧的一个片段，或整个剧本，被我放在了我的《诗合集》的开头部分，我这样做是因为当时查尔斯还活着，而如今这剧本还在书中是因为我忘了将它撤出来。有时我怀疑我写诗是不是为了医治我的精神不安，就像猫在便秘时吃缬草一样。但这样也不行，因为在我变得深深的谦卑以前，我已经对骄傲、自信的人感兴趣了。有人说我举止矫揉造作，如果真是这样，或许的确如此，这是因为在我十一二岁时父亲带我去看过厄文的著名的《哈姆雷特》。多年以后我漫步在都柏林街头，无人看我，我也不认识任何人，我摆出一副高视阔步的样子，被戈登·克莱格比作舞蹈中的动作，我让我塑造的人物用厄文那种沉思的沮丧的野蛮腔调说话。两个月前，在描述基督重临时我写下这样两行诗：

是什么将蚊蝇一下子哄起？

是厄文和他那骄傲的香气。

不应认为一个青年诗人必定忧郁而孱弱，或他必有过孤独的挣扎。我想某些功成名就的老人会认为他们在学生时代就获得了令人愉快的声望；我那时当然也有一小帮人欣赏我那些一钱不值的作品，他们的欣赏给了我巨大自信的理由。

我在十八九岁时写了一出田园剧，这出剧受到济慈和雪莱的影响，也受到约翰逊《悲哀的牧羊人》的左右。我的一个朋友把它拿给三一学院的某些大学生看，当时他们正出版着《都柏林大学评论》这样一份雄心勃勃的政治和文学期刊，这份期刊办了几个月。我不记得是谁拿给他们看的，肯定不是查尔斯·约翰斯顿，他那时已通过印度民事机构的考试去了印度，并且在那儿一直待到他厌倦了那里的生活为止。那时我进了美术学校，因为美术是我的家庭专长，而且因为我认为我无法通过三一学院的入学考试。那些大学生们喜欢我的诗，并且邀请我把诗读给一个比我们都大四五岁的人。这人是巴里，后来成为古代史的专家和吉本著作的编者。我很兴奋，不只是因为他将决定接受还是拒绝我的剧本，而且因为他是一位中学校长。我以前从未在我的私人生活中遇到过一位校长。上中学时有一次被校长爱德华·多登喊去，我太紧张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多登只好把我带入另一个房间。也许我可以让巴里对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学那么多我无法集中精神关注的东西。

我想一个人应该对他做的每一件事深信不疑。有一次我对一位摆弄着马蹄铁形铁块，让我把头摆正位置的摄影师说：“由于你只用黑白相纸而不能拥有光和影，所以你不能再现自然。一个艺术家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使用某种象征。”令我吃惊的是他并未因为我对他的攻击而愤怒，他回答说：“照相是技术工作。”即使今天我依然有如此思考的习惯，但只是针对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几天前，我读到有关某大学会议的报道。当有人说“今天没有人再相信个人的魔鬼”时，阿克顿勋爵说：“我相信。”而我知道由于在他所计划出版的《牛津宇宙史》中并未包括个人魔鬼对于具体事件影响的内容，所以阿克顿勋爵是一个活生生的说谎者。由于我记不清的某种原因，后来我单独和巴里在一起时，我曾花大力气克服了我的羞涩，对巴里说：“我知道你会维护普通的教育制度，说它强化了意志力，但我相信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因为它弱化了冲击力。”他笑了，看上去有些尴尬，但什么也没说。

我的田园剧《塑像之岛》在《评论》上发表了，有好多年我没再看过它，但那时我所做的一切都未取得成功。我的《诗合集》收入了田园剧中两首抒情诗，不是因为我喜欢它们，而是因为在我收入它们的时候，与它们有关的朋友都还活着。这本书一出版，或还在出版之前，有两位将要对爱尔兰知识分子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影响了我，他们是老约翰·奥莱里和斯坦底什·奥格雷第。奥莱里是芬尼亚运动***，在他的图书馆里我找到了“青年爱尔兰”的诗人们的作品，而奥格雷第则用茁壮的浪漫的英语重写了某些古代爱尔兰的英雄传说。由于和这两个人交谈，由于其中一个借给我的书和另一个所写的书，我不再津津乐道于异国题材，我意识到种族比个人更重要，并开始写作《奥依幸的漫游》。这首诗和其他许多短诗一起以订购的方式出版，由约翰·奥莱里找来几乎所有的订购者。因此我成了崛起的诗人之一。我待在伦敦，有许多朋友，如果我每周挣不到一个男人或一个男孩食宿所需的20先令，我就去和我的家人或亲戚住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比伊莎多拉·邓肯幸运得多。邓肯在描述她早期的伦敦生活时说：“我拥有名望和王子们的热爱，但没有足够的食物。”作为一名职业作家我既笨拙又拘谨又懒散。当我写一篇书评时我不得不写出我自己的激烈想法，因为我不知道如何从主题引发出思想；当我写一首只有6行的诗时我要花差不多6天的时间，因为我决心在自然语序中使用自然平易的词汇。在我的想象领域依然充满了诗学辞令，这还是我在学校读书时的老问题，唯一的不同是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1938年

(西川　译)

注释：

爱德华·戈登·克莱格(1872—？)： 英国演员和舞台美术设计者。

约翰·巴格诺·巴里(1861—1927)： 曾任都柏林三一学院和剑桥大学教授，著有《晚期罗马帝国史》和《希腊史》等。

爱德华·吉本(1737—1794)： 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录》。

巴伦·阿克顿勋爵(1843—1902)： 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

斯坦底什·奥格雷第(1843—1928)： 爱尔兰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其著作《爱尔兰史——英雄时代》对爱尔兰文学的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

伊莎多拉·邓肯(1878—1927)： 美国舞蹈家，现代舞的创始人。

赏析

叶芝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成就居于欧美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他的诗歌创作生涯很长，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是什么使他成为著名的诗人？又是什么让他具有如此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呢？从这篇写于晚年的随笔《我变成了作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创作动因和创作历程。他自言：“我不曾受过什么‘诗歌气质’的折磨，我写作是出于某种心理缺陷。当不了大学者就当更大的诗人。”正是这种自信，成就了他的诗名。纵观其创作历程，从青涩到成熟，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他的诗歌创作经历了缓慢而痛苦的三次转变。

叶芝的创作始于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他早年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雪莱为榜样，同时也接受了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其诗歌内容大多是民间传说和历史英雄故事，幻想色彩浓重，忧郁、悲观、自我放纵的感情充斥其中，自然的想象，梦幻般的氛围以及音乐般的美构成他早期诗歌的主要特征。《茵尼斯弗利湖心岛》、《梦见仙境的人》等诗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然而，正当叶芝对象征主义深信不疑时，一位摄影家提醒他“照相是技术工作”，诚如诗歌的象征只是技术一样，它永远也不能“再现自然”。而古代史专家巴里则教会他懂得了诗歌的深层意蕴，促使他对诗歌创作进一步思考。

叶芝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风格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此后，由于政治理想破灭，加上情场失意带来的痛苦，叶芝从传统诗人开始向现代诗人转变。除了进一步接受法国的象征主义和英国玄学派的影响，他还吸取了庞德和艾略特等人的现代主义诗歌特点。转变后的叶芝开始由虚幻走向现实，用诗歌形式揭示深奥复杂的人类问题，如对生命的思索、对爱情的追问以及对政治和宗教的理解。早期诗中的忧郁、梦幻情绪被现实理想破灭后的愤慨、痛苦所代替。然而他的诗歌仍然是简洁而丰富的，既带有玄学派诗人的智慧、象征主义的意象，又具有现代诗歌的气息。《1913年九月》、《丽达与天鹅》等便创作于这一时期，诗中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辛辣讽刺，也表达了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深沉思考。

叶芝进入半百之年后，迎来了他的诗歌创作的第三次转变，中期创作中的冷嘲热讽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对青春流逝、生命荒废的感慨。他开始向往、呼唤永恒世界，试图从变幻莫测的现实世界中摆脱出来，进入到超越时空的艺术和智慧的世界中去。青春与衰老、爱情与战争、肉体与灵魂、生命与艺术的对立是他的后期诗歌经久不衰的主题，借以揭示出人类尴尬的生存处境。《幻象——生命的阐释》是他晚期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就包含了他晚年对生命的意义、宇宙的永恒、历史的发展等人类生存终极意义的多重思考。这些思考让他的作品带上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叶芝的一生是对诗歌创作不断探索的一生。在这篇回忆录性质的散文中，他谈到了他的诗歌风格的形成与转变，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诗人不断追求、不断进取、永不倦怠、充满活力的灵魂。正是对诗歌难以割舍的终生热爱，对诗歌艺术的执著追求，最终使叶芝成为一位获得世界认可的知名诗人。这也佐证了诗人的坚定信念：“一个人应该对他做的每一件事深信不疑。”

(王媛媛)

　《当你老了》是威廉·巴特勒·叶芝于1893年创作的一首诗歌，是叶芝献给女友毛特·冈妮热烈而真挚的爱情诗篇。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当你老了》原文，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 当你老了 》

　文/叶芝（爱尔兰）

　当你年老 两鬓斑斑 睡意沉沉

　打盹在炉火旁

　你取下这本书来 慢慢的诵读

　梦呓着你昔日的神采

　温柔的眼波中映着倒影深深

　多少人爱你欢跃的青春

　爱你的美丽

　出自假意或者真诚

　但有一个人

　挚爱你灵魂的至诚

　挚爱你变幻的脸色里愁苦的风霜

　在赤红的炉膛边弯下身子

　心中凄然

　低诉着爱神怎样逃逸

　在头顶上的群山之间 漫步徘徊

　把他的面孔藏匿在星群里

　 作者简介

　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年6月13日出生于都柏林。曾在都柏林大都会美术学院学习绘画，1887年开始专门从事诗歌创作。1939年1月28日，在法国南部罗克布鲁纳逝世。

　叶芝早年的创作仍然具有浪漫主义的华丽风格，善于营造梦幻般的氛围，例如他在1893年出版的散文集《凯尔特曙光》便属于这种风格。然而进入不惑之年后，在现代主义诗人伊兹拉·庞德等人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其本人参与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切身经验的影响下，叶芝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变化，更加趋近现代主义了。

　叶芝不仅仅是艾比剧院的决策者之一，也曾担任爱尔兰国会参议员一职。他十分重视自己的这些社会职务，是爱尔兰参议院中有名的工作勤奋者。叶芝曾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理由是“以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灵魂”。1934年，他和拉迪亚德·吉卜林共同获得古腾堡诗歌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