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重现爱情经典，评价到底怎么样？

《安娜卡列尼娜》**作品自然无法与原著进行相媲美，但对于作品所要传递的主旨与精神，**诠释的很到位。《安娜卡列尼娜》文学作品曾风靡一时，至今成为永远的经典之作，对于经典作品改编，本面临着极大挑战，也需要足够的勇气，各个国家对于该作品的改编已足达数十部之多，总体而言对于原著都做了极大还原。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得到诸多读者的青睐，主要与小说跌宕起伏的剧情设计，和描述感情的细腻极致有着极大关系，使观众更好发挥想象力，相反改编之后的**版，难以在有限时间和空间内，给予观众充足的视觉体验与情感共鸣，这也是改编面临的最大难题。**版《安娜卡列尼娜》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为呈现剧情的连贯性与紧致度，难免会删减掉读者认为重要的情节，从而加入一些利于剧情走向的新情节，这一点取舍在改编界领域的准确度也是值得肯定的。

**故事秉承原著内容，主要以安娜的感情线路为主，讲述了一个身处于上层社会中，有家室女子对于世俗的反抗与挣扎，本以为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惜放弃自己的家室、名誉、还有最爱的孩子，勇于追求自己的真爱与自由。虽然安娜勇于追求自己所爱的行为可以得到理解，但由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压迫，且对于生活丧失信心的她，最后选择了结自己的人生，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的无奈与绝望，令一方面也出于自己的忏悔与自责。

**对于原著中主人公人物刻画的非常饱满，善于通过一些达官富人上层社会的聚会，凸显出当时年代中贵族领域的生活奢靡与内心的虚伪不堪，毫无人情味可言。就像安娜一般，即使雍容华贵，拥有令人羡慕的奢侈生活，但内心的孤独与空虚是无法用金钱来掩盖的，对于上层社会中人们无法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感动莫名的悲哀。安娜的挣脱，在外界看来就是一出笑话，也是无可原谅的背叛，相比其让人固步自封的思想，她的敢爱敢恨，反而焕发出自由女性的光辉，虽然她上演了一场悲剧，人走茶凉，但她刚毅的精神带给人的影响总是挥之不去。

相比上层社会的虚伪度日，底层社会的乡间居民在**的镜头下更加真实，底层人物的自由与浪漫，与所谓的达官富人形成强烈对比。一边采用较为戏剧化的拍摄手法，另一边则注重乡间写实，将傲娇与淳朴，虚伪与真实，紧张与轻松之间的分界线勾勒出来，自然流畅而又印象深刻，这一点可以说**做的很完美。

**《安娜卡列尼娜》将主人公安娜的纠结与对待感情的执着认真，刻画的生动有力，对于音乐背景的选取也恰到好处，无论是音乐节奏还是剧情节奏，都掌控的游刃有余，随着音乐声想起，主人公翩翩起舞，场景布置等都非常符合时代韵味。尤其是影片中主人公的服装造型设计，将贵族气质渲染的很透彻，再加之演员的出色演技，可以说做到了完美融合，不易使人出戏。

**《安娜卡列尼娜》不仅是对原著的致敬，更是作为小说迷的福音问世，尽管有诸多不足之处，却也并非一无是处，作为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还是值得前去观摩一番的。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搢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 。

吴承恩（约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代小说家。江苏涟水人，后徙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

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

《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十三种。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

《西游记》渐渐传入欧美，被译为英、法、德、意、西、手语、世（世界语）、斯（斯瓦西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文种。中外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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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25岁的和尚玄奘天竺（印度）徒步游学。

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

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中国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

《西游记》的作者明代人吴承恩（有争议）生活在明代的中后期，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时期。

明朝中后期的社会情况和开国之初有很大的不同，政治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正不断激化，并且日趋尖锐 ；思想文化上启蒙思想兴起，人性解放的思潮高涨，市民文学日益蓬勃发展，小说和戏曲创作进入到一个全面繁荣兴盛的时期，经济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西游记

《基督山伯爵》是法国作家大仲马创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844—1846年。

故事讲述19世纪法国皇帝拿破仑“百日王朝”时期，法老号大副爱德蒙·邓蒂斯受船长委托，为拿破仑党人送了一封信，遭到两个卑鄙小人和法官的陷害，被打入黑牢。狱友法利亚神甫向他传授各种知识，并在临终前把埋于基督山岛上的一批宝藏的秘密告诉了他。邓蒂斯越狱后找到了宝藏，成为巨富，从此化名基督山伯爵（水手辛巴德、布索尼神父、威尔莫勋爵），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

《基督山伯爵》被公认为通俗小说的典范。这部小说出版后，很快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出版，在法国和美国多次被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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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山伯爵》创作于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作者大仲马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背景，以主人公唐太斯被人陷害入狱直至最后的复仇为整部作品创作的主要线索，整部作品的时间也是跨越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以及七月王朝这两大时期，以人物曲折命运的设计来侧面的展示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1814年，拿破仑帝国被犯法联盟所击败，波旁王朝复辟，重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而从实质上来看，虽说拿破仑的无休止的战争对当时的欧洲大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恶劣影响，但是他的政治体制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了，所以波旁王朝的复辟必然会造成人民的不满于反抗，由此以来就形成了希望拿破仑归来的反复辟势力与封建的复辟势力所构成的强烈的社会矛盾。

从《基督山伯爵》中时常可以看到反复辟的思想线索，堂泰斯被陷害在狱中的14年暗无天日的生活也是对当时复辟王朝黑暗统治的写照，无论是主人工堂泰斯的拿破仑主义倾向还是整部作品的基调，它不仅仅是大时代背景的写照，也是反抗政府压迫的思想的决战。

-基督山伯爵 （法国大仲马创作长篇小说）

杭州适合情侣游玩的地方有瑶琳仙境，雷峰塔，灵隐寺，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苏堤。

1、瑶琳仙境

瑶琳仙境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距杭州市区80公里，离县城23公里，是华东沿海中部亚热带湿润区喀斯特洞穴的典型代表，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002年跻入国家AAAA级风景旅游景区行列。它以曲折有致的洞势地貌，瑰丽多姿的群石景观，被誉为“全国诸洞之冠”。画家叶浅予夸它是“中国少有，世界罕见”。

2、雷峰塔

雷峰塔（Leifeng Pagoda）又名皇妃塔、西关砖塔，位于浙江省会杭州市西湖风景区南岸夕照山的雷峰上。雷峰塔初建于公元977年，是吴越忠懿王钱弘俶为供奉佛螺髻发舍利而建。

旧雷峰塔于1924年倒塌，后重建，新建的雷峰塔为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夕照为西湖十景之一，是杭州市西湖著名旅游景点之一。

3、灵隐寺

灵隐寺，又名云林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占地面积约87000平方米。灵隐寺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

灵隐寺主要以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法堂、华严殿为中轴线，两边附以五百罗汉堂、济公殿、华严阁、大悲楼、方丈楼等建筑构成。

4、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中心，分为湖滨区、湖心区、北山区、南山区和钱塘区；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闻名中外，是中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也被誉为人间天堂。

西湖由大量乔灌木组成疏落有致、大小不同的空间；以植物造景为主，辅以亭、台、楼、阁、廊、榭、桥、汀。西湖傍杭州而盛，杭州因西湖而名。“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美是杭州”。

5、苏堤

苏堤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苏堤是北宋元祐四年(1089)，诗人苏轼（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利用浚挖的淤泥构筑并历经后世演变而形成的，杭州人民为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上还栽植玉兰、樱花、芙蓉、木樨等多种观赏花木，一年四季，姹紫嫣红，五彩缤纷。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灵隐寺

-雷峰塔

-苏堤

-瑶琳仙境

王之涣简介：

王之涣在公元688年出生于晋阳，字季凌，是唐朝鼎盛时期的著名诗人，王之涣的一生性格非常豪放，经常自己在家中练剑和吟唱一些悲伤的曲子。

他所写的一些诗篇，也经常被当时的一些乐工拿去制作成歌曲，王之涣在唐朝时期曾经名动一时，经常与高适和王昌龄等人一起作诗吟唱。

王之涣非常善于描写一写关于塞边凤光的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登黄雀楼》和《凉州词》等诗篇为人们广为传颂。

在王之涣早年的时候， 他的家从并州搬迁到了绛州，曾经担任过冀州衡水的主簿，并且去了衡水县令的三女儿为妻。

因为当时王之涣被一些小人所诽谤，所以辞去官位回到家乡隐居，后来复出以后担任了文安的县尉，公元742年二月二十四日，因为生病，王之涣在自己的府中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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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涣来文安上任之后，经常到各地微服私访，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这一年春天，他来到了长堤旁的荷花塘边，只见这里风景优美，绿水悠悠，长堤垂柳，很喜欢这个地方，作了好几首诗，还恋恋不想离开。

王之涣来荷花塘，不知怎么被丁清知道了，他非常高兴，特意打扮了一番，来拜见王之涣。他上了岸，一眼就看到了一个风流儒雅之士，站在岸边观赏烟霞，浏览风光。他从旁边一个游客中得知，这人就是王之涣。

他欣喜地走上前去，倒身就拜，王之涣吃了一惊，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布衣打扮，素不相识的俊小伙子，他眨眨眼想了想说，小伙子，你认错人了吧。

没有，丁清咧开嘴笑了，丁清又打了一躬，说：我叫丁清，听说先生喜欢饮酒吟诗，我是个山野鲁莽之人，平时很喜欢你的诗，也很想见你一面。这次听说你到了苏家桥，一心想请大人到寒舍作客，又怕大人不肯光临，说罢，纳头便拜。

王之涣从丁清诚实的眼神中看出，这个青年人的好学之心，于是欣然应到：行，到你家看看，那好，请大人随我来。不大一会儿，二人来到丁清的家中，王之涣抬眼一看：这里杂草丛生，四周架的竹杆上挂满各种渔网，鸡鸣狗叫，一棵大树下，有一间低矮的茅草房。

走进屋中，四壁空空，王之涣不禁长叹一声。当他得知丁清父母双亡，孤身一人，勤奋好学，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年青人，两人坐在树墩上，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

快到中午时，丁清拿出一壶陈窖老酒，准备了几碟水菜野味，丁清举起酒杯对王之涣说：王大人，荒野乡村，无甚招待，千万别见怪。王之涣也没推辞，端起酒杯，呷了一口，深情地说：你这个小伙子很实诚，我很喜欢你，咱俩交个朋友吧。

丁清万万没想到王之涣堂堂县尉，天下闻名的大诗人，会同自己这样一个穷渔民交朋友，他激动地拉住王之涣的手，热泪滚滚而下，滴落在王之涣的衣袖上，两人边饮边聊，聊着聊着，由于几天来的奔波劳累，王之涣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日落西山，左邻右舍打渔归来。丁清家里涌进一大群人。手里拿着大米、野菜、鲜鱼，一会儿就把丁清屋中的桌子放满了。一个老头还吟诵着王之涣的诗句，出现在门口：王大人，你关心我们穷人，我们穷人也惦念你呀。

王之涣见到这个场景，心中十分激动，说：我来文安，惭愧没有什么功绩，对不住乡亲们哪，当夜，王之涣就住在了丁清家，受到了丁清和村人的热情款待。第二天清晨，王之涣登上万柳金堤，南望茫茫水淀，日光水色，风情美景尽收眼底，不禁诗兴大发，丁清恋恋不舍，为他送行。

王之涣很感动，口占一首绝句《宴词》：长堤春水绿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莫听声声催去棹，桃溪浅处不胜舟。抒写惜别之情，沉挚动人。王之涣的船远了，他回过头来，看见丁清和乡亲们还站在岸边，朝他不住地挥手。

—王之涣

　　李白诗歌创作的特点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一位作家在当时所引起的轰动而言，李白的震慑力无人能及。他像一阵雷霆、一股狂飙，以其壮丽的诗歌征服了同时代的人。唐玄宗天宝元年，时任太子宾客的诗人贺知章读了《躅道难》，竟呼之为“谪仙人”；杜甫则称赞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李白自少博观奇书，熟谙百家，形成复杂的思想性格。李白一方面有儒家的用世思想，希望“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又浮云富贵，粪土王侯，隐逸求仙。这两种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功成身退的处世态度。李白一生怀着崇高的理想，但始终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只好把抑郁之情寄之于酒，将激情倾注于诗。为报国，李白曾进出长安，更曾因而蒙冤入狱，最后郁郁病故当涂。

　　李白的诗歌题材相当广泛，无论是山水诗、闺怨诗、或是边塞诗，都写得很精彩。李白的想象力丰富，能在客观物象中倾注主观情感，他的诗意象之间组合疏朗，好比疏体的写意画。李白从不在诗歌中堆砌过多的意象，而每一个意象又总是力求鲜明。因此，他的诗歌能充分体现诗人的所见所感，同时又不着痕迹，凝练而巧妙。李白以其天才的艺术创造力，极大地开拓了诗歌的艺术世界，达到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他存世的九百多首诗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哺育过杜甫、李贺、苏轼、陆游、辛弃疾、龚自珍等一代又一代的诗人。

　　杜甫的写作特点

　　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诗歌史上现实主义的最高水平。他是中国诗歌史上集大成的诗人。

　　杜甫出身于儒学世家，少时便接受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思想，一心向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但残酷的现实打碎了他的梦想，天宝六载的考试在奸相李林甫的操纵下，以“野无遗贤”为名拉上了可耻的帷幕，致使满怀远大抱负的诗人蒙羞受辱，落拓长安，过着极其困顿的生活。几年后的“安史之乱”，使诗人又经乱离之苦，险贼长安，亲见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亡国景象，体味了沧海桑田的巨变给人民心灵带来的创伤。从此，诗人转徙流宕，漂泊西南，终至穷愁而死。

　　杜甫虽一介布衣，却始终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并以满含血泪的动地歌吟，传达着一个时代的苦难，传达一个儒者的良知和勇气。他的诗，以“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雄立于中国文学史，令百世而下叹为观止。

　　沉郁顿挫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一种描述，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是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后来，当他经历了干戈离乱，饱尝人民的艰难困苦，并于诗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怆情怀，创作日趋成熟后，再用“沉郁顿挫”来概述他的诗歌风格。沉郁顿挫，表面是深沉郁结，表现为有节奏的抑扬起伏和盘曲转折。它涉及诗歌的内结构和外结构，涉及内结构的沉重的充实感，以及外结构上有控制的骚动感和弹性。其中，沉郁指文思深沉蕴藉，顿挫指声调抑扬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闷忧郁之意，才具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抑扬顿挫和格律严谨。

　　情感内涵的沉郁深刻

　　杜甫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沦落潦倒的一生，“苦难”成了他人生的代名词，但杜甫并没有沉陷于个人的不幸，而是以儒者的良知和勇气，传达出那个时代的沉重和悲哀，反映了忧愤深广的时代特征。

　　对多难社会的深重描绘

　　杜甫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儒学世家，培养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优良品质，他怀着悲愤沉重的心情，描绘那个“万方多难”的社会。

　　杜甫困守长安时期，曾陷入“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困境，于是他从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中感觉到唐代帝国表面繁荣下隐藏的重重危机。他的《兵车行》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边还戍边”的无奈沉重地叹息中传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的厌恶之情，又用士卒“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梨，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揭示了开边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字里行间，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那悲壮的声情和巨大惨烈的的场面便令人震撼。特别是对家属们奔走拦道，牵衣顿足而哭的情景稍作几分速写，以大笔渲染出漫天黄尘，读之便觉车声，马嘶，人喊，在耳边汇成一片纷乱杂沓的巨响。诗歌通过提炼少量最典型的细节概括统治者多少次征丁造成的百姓妻离子散的悲惨场面，充溢着沉痛忧愤的激情。他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直接以自己在塔上观望所见预想了“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辩皇州”的残局，似乎唐王朝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日子就在眼前，给人一种沉重之感。

　　“安史之乱”爆发，给社会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诗人为他的国家和人民痛心！他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变化，并沉重记录了这一社会灾难。

　　辛弃疾的写作特点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秦观的写作特点

　　《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

　　历代文人对秦观的评价：

　　宋苏轼戏评秦观、柳永对联：“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

　　宋苏轼东坡绝爱其尾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宋苏轼：“有屈、宋之才。”

　　宋王安石:“其诗清新妩媚，鲍、谢似之。”

　　宋李清照《词论》:“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中乏富贵态。”

　　《宋词三百首》：“委婉含蓄，清丽雅淡”。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少游《满庭芳》诸阕，大半被放后作。”“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少游词寄慨身世,闲情有情思。”“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

　　张炎《词源》：“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孙兢《竹坡老人词序》：“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胜者，唯秦少游而已。”

　　张耒：“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此耶！”

　　金元好问《论诗绝句》评秦观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李调元《雨村词话》：“首首珠玑，为宋一代词人之冠”。

　　清刘熙载《艺概》：“少游词有小宴之研，而幽趣则过之。”（小晏指晏几道）

　　清周济《介存需论词杂著》曾经引用前人评语评秦词说:“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

　　周济《宋四家词选》:“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

　　楼敬思：“淮海词风骨自高，如红梅作花，能以韵胜，觉清真亦无此气味也。”

　　清代词论家冯煦：“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

　　《四库全书总目》：“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

　　清王国维评秦观与周邦彦说:“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清代王国维《人间词话》:“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

　　陆游的写作特点

　　陆游在散文上也著述甚丰，而且颇有造诣。其中记铭序跋之类，或叙述生活经历，或抒发思想感情，或论文说诗，此类最能体现陆游散文的成就，同时也如在诗中一样，不时表现着爱国主义的情怀，如《静镇堂记》、《铜壶阁记》、《书渭桥事》、《傅给事外制集序》等皆是。其他如《澹斋居士诗序》等文，则表现了陆游对文学的卓越见解：“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这种视创作重在内在修养而不在于外在形式的观点，对他所说的“工夫在诗外”可算是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陆游还有一些别具风格的散文如《烟艇记》、《书巢记》、《居室记》等，写乡居生活之状，淡雅隽永，颇似富有情味的小品文。《入蜀记》6卷，笔致简洁而又宛然如绘,不仅是引人入胜的游记，同时对考订古迹和地理沿革也有资助。至于他的《老学庵笔记》则是随笔式的散文，笔墨虽简而内容甚丰，所记多系轶文故实，颇有史料价值。其中论诗诸条(如批评时人“解杜甫但寻出处”等)，亦堪称卓见。

　　李煜的写作特点

　　李煜才华横溢，工书善画，能诗擅词，通音晓律，是被后人千古传诵的一代词人；本无心争权夺利，一心向往归隐生活的李煜能登上王位完全是个意外，无奈命运弄人，也是刻于历史卷宗上的亡国之君，他痛恨自己生在帝王家。功过事非，已成历史之轨迹……

　　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多次入宋朝进贡，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据宋人王至《默记》，盖为宋太宗赐牵机药所毒毙。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他精于书画，谙于音律，工于诗文，词尤为五代之冠。前期词多写宫廷享乐荒废的生活，风格柔靡，但是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多为空虚无奈；后期词反映亡国之痛，题材扩大，意境深远，感情真挚，语言清新，极富艺术感染力。后人将他与李璟的作品合辑为《南唐二主词》。后主前期词作风格绮丽柔靡，还不脱“花间”习气。国亡后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后主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

　　李清照的写作特点

　　李清照(约1084--约1155)，号易安居士，是诗、词、散文皆有成就的宋代女作家，但她最擅长的，成就最高的还是词。

　　李清照经历了南北分裂之乱，在南渡前后，她的词风变化很大。南渡前，李清照的词多描写少女、**的闺中生活，如《如梦令》、《怨王孙》两首词，于轻快活泼的画面中见作者开朗欢乐的心情和轻松悠闲的生活。《醉花阴》中含蓄地述说闺中的寂寞和对爱情的向往。《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剪梅》等小词也都是她的闺情名篇。南渡后，生活的苦难使她的词风趋于含蓄深沉。《菩萨蛮》、《念奴娇》、《声声慢》等词表现了词人长期流亡生活的感受。《永遇乐》在这类词中为代表之作。元霄佳节，词人远离那些香车宝马之邀，独自品尝战火后的凄清，这首词中，她已从自怜漂零之苦进而担忧现实的隐患了。到了《渔家傲》一词，虽然还有无所归处的痛苦感慨，但激昂的格调已表达了词人欲摆脱苦闷、追求自由的愿望。

　　李清照词风婉约，她的艺术特征表现在：1�善于抒情造境。她善于把强烈的感情熔铸在艺术形象里，造成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她还善于从描绘一段情节、一个思想曲折中，显示出感人的意境来。2�造语浅显新奇。李词语言既浅显自然，又新奇魂丽，富于表现力。她的词用典不多，却善于运用口语、市井俗语，使词写得明白而家常。李词的音节和谐，流转如珠，富有音乐美。

　　李清照究竟是怎样在词史上占一度之地，而且有那样崇高的地位呢？

　　一个文学家于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最根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是看他（她）的作品。文学不是思辨的科学，而是形象思维的“人学”，所发它最根本反映的还是人类的自身情感，心理的历程与变迁，以及与人密切相关的道德伦理，家教信仰等。因此，评价文学作品是否人类精神产品中的精华，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作品对社会精神或人类情感的反映深度；其次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个性；再次是对艺术技巧的开创或完善。

　　李清照于词史地位的确立，主要依凭于其作品（主要是词）。她的词作可发说是天才，情感理想的三位一体。在她的词作中，表现了人类精神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即女性情感世界，她发臻于完美的艺术技巧，充分展示了其个性，揭示了女性生活中婉美、多情的一面，而且以其不同时期的作品，构成了一部女性情感历程的巨著。

　　白居易的写作特点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他的诗歌通俗易懂、流畅自然，代表作有《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形象鲜明，情节连贯，语言优美，同样是脍炙人口的篇章。《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颠峰人物。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升根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七十五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白居易被称为"诗魔"。

　　在中国小说史上，《孽海花》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文学名著。它的出版，曾于20世纪初期的文坛引起轰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再版10余次，“行销10万部左右，独创记录”（范烟桥《孽海花侧记》）。专家的评论亦颇为热烈，著名小说研究专家蒋瑞藻在《小说枝谈》中，转引《负暄琐语》的评论说：“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一代古文大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林琴南，对之推崇备至，“叹为奇绝”。鲁迅对此书亦多有褒扬。然而，不同的声音亦复有所闻：胡适以为：“《孽海花》一书……但可居第二流”。一部小说不仅引起一般读者的广泛兴趣，以至一版再版，并且招来诸多文化名人评头品足，这确乎是一件极有趣的现象。我们今天的读者，尽可以放开自己的眼光去鉴赏，去评判。为了有助于朋友们阅读，不妨对作者的经历，成书的过程，以及小说诸般特征略作评介如下：

　　作者曾朴，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等。江苏常熟人。生于1872年，卒于1935年。他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而曾朴又是一个生性敏感、热心国事之人，因此而随时代大潮的激荡而沉浮。他19岁即考中秀才，次年中举，可谓少年得志，名震乡里。转年即赴京应试，却因试卷墨污而名落孙山。随即捐官内阁中书，留京供职。越2年，爆发了甲午海战，中国一败涂地，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国人震惊。曾朴怀抱忧国忧民之志，难耐内阁中书的闲散空旷，立志进入外交界，以实现“为国宣劳”的人生理想。为此，而入同文馆学习法文。至1896年，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招考章京，曾朴虽以“异才”而闻名京师，却因不为内阁衙门保举而不得应试资格。其壮志难酬，悲愤至极，拂袖出京而去。次年，至上海创办实业，适逢谭嗣同、林旭等维新志士聚集沪上，谋划变法革新。曾朴为之所动，与谭、林诸君朝夕相聚，筹谋新政。1808年，应康有为、梁启超相召，谭、林等北上京师。曾朴则因父亲丧葬琐事尚未料理清楚而滞留沪上。不久，变法失败，谭、林诸君殉难。曾朴闻讯不胜惊恐，迅即由泸返乡。乡居期间，与开明士绅丁祖荫、徐念慈、张鸿等人，倡导新式教育，虽遭顽固势力百般阻挠，但最终还是冲决各种阻力，创办了常熟第一所小学。又自办日文讲习班，聘日籍教师任课。1903年再赴上海，经营茧丝业，因受外丝倾销的冲击，折本而罢。次年，转入出版业，创办“小说林社”，出版中外小说。1907年又创办《小说林》月刊。1908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出版社被迫关闭。即在曾朴从事出版业的同时，亦未曾中断政治活动，他曾参加张謇、孟昭常等人为中心的预备立宪公会，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制。到1909年，清政府已处四面楚歌的境地，曾朴却应大官僚端方之聘，进入两江总督衙门，做了幕僚。次年，又因端方保荐，以候补知府身份，先后在杭州、宁波任职。辛亥革命后，被选为江苏省议员，又历任官产处处长、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江苏，才终止了官场生涯。1927年重操旧业，创办“真善美”书店，并出版发行《真善美》杂志。至1931年，复以资金不能流转而歇业。随即由泸返乡，4年后结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终其一生，始终热衷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著述达数10种之多，而尤以《孽海花》蜚声中外，艺术魅力历久而不衰。

　　《孽海花》的成书过程，亦如同它的作者人生历程那样，复杂而又曲折。第一、二回发表于1904年留日青年在东京创办的《江苏》杂志第8期，而作者并不是曾朴而是金松岑。金氏以爱自由者为笔名刊发两回之后，又写成4回，遂以6回书稿寄送好友曾朴商酌。曾朴以为题材尚好，只是格局过于狭隘，建议作大的修改，使之“尽量容纳30年来的历史”。金氏以为写小说非己所长，则顺水推舟，任由曾朴去修改、续写。曾朴遂埋首案头3月余，得20回（含对金氏6回彻底改写）。1905年由日本翔鸾社分两集出版发行。至1930年，续写至35回，其中前20回于1928年由真善美书店再版，依然分作两集。后15回则由《真善美》杂志陆续刊发。1931年将此15回的前10回结集，由真善美书店出版，是为第3集。继而，又将3集合为一册出版。简而言之，合刊后的版本为30回，后5回并未放入其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出版的宝文堂本，1956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本，以及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本，都是30回本。直到1962年，中华书局才将后5回作为附录增入出版，是为增订本。

　　《孽海花》内容繁富，时间跨度大，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它的本质特征？作者对其创作意图的剖白，对我们颇有启发。《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云：“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30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观之，作者试图在这部小说里容纳30年历史的本质内容，并表现出它的发展趋势。质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写成一部历史小说。而所谓历史小说，已经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即历史的通俗化；而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实”结合在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引号为卢卡契言论）。应该说，《孽海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堪称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这自然与作者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大仲马、雨果的历史小说具有颇为精到的研究不无关系。

　　《孽海花》所表现的30年历史内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

　　就政治演变而言，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时，作者更注重表现诸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小说中的光绪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挟制，即使册立皇后，亦没有丝毫的决定权。慈禧将自己的外甥女塞给光绪立为皇后，以为耳目，而光绪所宠爱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从此东、西宫争宠的闹剧愈演愈烈。东、西宫争宠，实质是光绪与慈禧争权的表现形式。后来，外间传言，鱼阳伯行贿皇妃，谋上海道肥缺。慈禧就借机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并降之为贵人。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由此而后的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直至清王朝覆亡，都与帝后失和相关联。不过，戊戌政变及以后的事件都在拟写计划之内，而并未付诸实施。

　　小说是如何表现30年来思想文化的变迁呢？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对此亦有明确的揭示：“写雅叙（聚）园、含英社、读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的足迹。”从雅聚园的描写中，可表现出同治时期一般读书士子的精神风貌，国家已处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们对此却麻木不仁，对世界大势几乎是一无所知，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诀，陆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时代风云的激荡毕竟促使读书士子阶层发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锐的通达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除举子业之外，亦注重经史百家的学问，而且对西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第2回有关雅聚园的描写之后，叙及金雯青中状元衣锦还乡、乘轮船途经上海小住。有洋务派著名人物冯桂芬来访，见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长者口吻勉励雯青说：“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一番话足以振聋发聩，直令状元郎茅塞顿开。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黄遵宪）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不由暗自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长的心理剖白，可见在上海这等开放的城市，学西法、识洋务在知识界已成为时尚。时代毕竟前进了，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已远远不足以敷用，洋务思想应运而生，盛行于世，思想文化演变之迹甚明。然而，洋务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认西方各国的船坚炮利及科技的进步，而无视其政治体制较之封建专制亦同样具有的进步性和优越性。这种轻本而重末的致命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益为人们所认识。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政治体制变革为实质内容的维新变法的思潮。到18回有关“谈瀛会”的描叙，就十分清晰地表现了这一思想文化变迁的足迹。从第2回写金雯青衣锦还乡、途经上海聆听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务高论，到18回叙及金雯青由俄返国途经上海参加“谈瀛会”，其间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在社会传播，同时，从洋务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的改良派。“谈瀛会”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见解较20年前大有进步。“谈瀛会”的中心话题是：“吾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围绕此论题，各抒高见。或以为力争外交权为急务；或以为当以练兵为首要；或以为发展经济为基础；而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则是以为必以政体变革为第一。而此论实际上最终成为诸名士的共识。毫无疑问，它属于改良主义的新思潮。

　　小说写到第29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19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北洋海军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一时。

　　与此同时，更有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为清朝政府已经腐败透顶，顽固派势力在朝廷占居绝对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又当如何呢？第29回叙及革命派领袖人物杨云衢（影射杨鸿飞）的演讲辞，从而明确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张的本质内容：“现在的中国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很显然，这种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比之于维新思想来得更为激烈，亦更为切实！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风靡社会。第29回叙及革命中坚人物陈千秋只身赴沪，试图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而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偌大一个上海，竟难觅知音。且不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浪子以及惟知买进卖出、胆小怕死的商贩，即使“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辉（影射康有为），不过说到开国会，定宪法。都是扶墙摸壁的政论，没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陈千秋的忧愤，既表达了对维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时代特征。革命派思潮风行于世，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事情，然而，《孽海花》并未及此便匆忙收场。

　　总之，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30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虽然，小说中不乏对清延腐败的揭露和谴责，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就会深入一层。

　　当然，历史小说并非历史教科书，即使它取材真实，人物亦历历可考（据考证，小说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达270余人），但是，绝不可把它与历史生活本身等量齐观。它毕竟是一部精心结撰的“奇妙与真实”结合的文学作品，作者以状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钧）与名妓傅彩云（影射赵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将30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侧影及其相关的趣闻佚事，加以剪裁提炼，熔铸成篇。

　　《孽海花》的结构颇具独创性。作者曾对此作过极为形象而确切的比喻。“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地）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孽海花》作为历史小说，刻划人物性格吸取了我国古代“良史”的实录精神。同时，又借鉴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讽刺手法，以写实笔法评说事件、权衡人物。即使对威毅伯（影射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亦绝非一概骂倒，既写他在甲午海战中负有“因循坐误”的历史责任，又不是把失败的全部责任统统归咎于他，西太后挪用“一国命脉所系”的海军经费，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既写他害怕开战的胆怯心理，又写他的知己知彼、老成持重。既写他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因而遭到国人唾骂，又从深层次写出签约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贫弱。总之，在作者笔下，威毅伯不是一个被简单化、脸谱化了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感的艺术形象。

　　《孽海花》在艺术方面，亦多有不足之处。其结构虽云工巧，独创性亦显而易见，但是，把30年间历史重大事件连结于金、傅婚姻生活故事这条主线，终难免有牵强之处。然而，所有这些终究是白玉中之微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