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小岛·文海晨光】‖寻古探幽龟溪林氏

尤溪发现朱熹弟子啦。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闽中山城传开。尤溪作为一代大儒朱熹的诞生地，拥有众多朱子遗存，但一直以来没有朱熹弟子的确切记载，这对尤溪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尤溪发现朱熹弟子的消息，自然是一件令人好奇的事。

简单一番了解，获悉发现的朱熹弟子是两兄弟，长者名林学蒙，幼者名林学履，祖居汤川乡龟溪。经友人相邀，便择一云淡风轻之日，驱车前往汤川探访。在前往汤川的路上，带路人照兄告知学蒙、学履乃堂兄弟，学蒙祖父林之纯，登重和元年（1118年）王昂榜进士，这更激起了一行人探访的兴趣。

汽车沿着蜿蜒的山路行驶，两侧青山对出，林深木秀，虽已初冬季节，仍不依不饶地展示盎然绿意。车子在阳星村岩头自然村停下，已有村干部在此等候。照兄下车后，遥指河对岸苍竹掩映下的一红砖青瓦民房说：“对面是霞坂，林之纯的老房子就在对面。”

望着对面杂草丛生之地，不免有点失望，这与想像中进士的府第相去甚远。但转念一想，距今已近千年了，还能有什么奢求，顺口一问：“是否还有遗迹？”一村干部答道：“有，有很多石基。”此语一出，一下又激起了大家的兴趣，非往对岸一探究竟不可。

到了对岸，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在杂草丛中，匍匐着大量有序的石基，透过石基依稀可辨何处为正堂，何处为厢房，何处为庭院，何处为围墙，何处为甬路，可以完整地在脑中构筑起一幢依山而建、气势宏伟的古堡式建筑。

照兄娓娓道来先祖的故事，让遗址增添了更多人文色彩。林之纯祖父林遇，字思成，号梅阳，携二子林元、林亢于闽清县梅邑迁居尤溪县龟溪（又称古溪）。林亢生二子：林运、林迁。林运迁居漈水（今阳星），为漈水开基始祖；林迁移居竹溪，为竹溪开基始祖。林运，字之纯，官拜谏议大夫，因反对童贯、蔡京擅权，遭迫害至死。林迁恐再遭童、蔡毒手，携家族往永福县（今永泰县）避难，直至林运昭雪，后人才回尤溪。

陪同村干部携带一本阳星林氏《必仁公宗谱》，谱中记载有林学蒙、林学履相关信息。学蒙、学履兄弟二人因思之纯公之祸，绝意仕进，从学于朱熹，亦从学于朱熹高徒蔡元定和朱熹女婿黄干。林学蒙，字正卿，爱梅成癖，在居所种梅百株，每花开暗香浮动左右，自号梅坞，此种雅趣不禁让人想起以梅为妻的林和靖隐士来。林学蒙对《易经》颇有研究，朱熹有《与林正卿书》共同探讨易理。学蒙曾任延平府道南书院山长，亦见其在理学上的不凡建树。

离开岩头，车子顺着山路前行，到了际下自然村，在一座外看其貌不扬的古建筑前停下。走进殿堂之内才发现，这座外貌不扬的古建筑内部是别有洞天。首入眼帘的“恩荣殿”匾额，似乎在告诉世人，这座建筑与浩荡的皇恩相关。而高悬正厅的“帝心简在”匾额，一时让人领会不过来。看了墙上《帝心简在颂千秋》才明白，原来龟溪始祖林遇十九世孙林士彦，为康熙皇帝的启蒙幼师，告老还乡后康熙皇帝御赐在其家乡建“恩荣殿”，以表感激之情。“帝心简在”出处《论语·尧曰》中“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意思是为皇帝所知晓、赏识者。

康熙称得上是一位足够优秀的皇帝，其优秀的背后当然离不开出色的教育。可以说，正是林士彦等帝师潜移默化的影响，才使康熙成为一名彪炳史册的帝王。更何况一个人的性格和心性，往往是来自幼年，林士彦作为康熙的启蒙幼师，对康熙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在恩荣殿不远处，就是漈水林氏宗祠，红漆青瓦白墙，显得格外醒目。宗祠左前方的垂带踏跺，石板已破裂成碎块，诉说着若干年前，这里曾发生过火灾。宗祠内的天井，为四水归一布局，是徽派建筑的一大特色，寓意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和“不尽财源滚滚来”的企盼，这在闽中建筑中并不多见。

离开漈水林氏宗祠后，照兄告诉我们一个“南山皇帝”的传说，故事甚是荒诞离奇，并不可信，但与故事相关的位于际洋自然村的龙溪祖殿，却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便驱车前往龙溪祖殿。

龙溪是新岭溪的支流，溪水清澈，涧石奇异。车子行到无法前行处，龙溪祖殿就在眼前，我们下了车，就在溪中发现了“宝贝”。在溪中的一块枕石上，刻有“龙溪”两个楷体大字，字体与朱熹手迹有几分类似，不知是否出自朱熹之手。距石刻不远处，龙溪祖殿孤处一隅，里面供奉着陈相公。据照兄介绍，这里曾辟作小学，他在这里念过书，并指着角落的一处，告诉我们当年他的座位就摆在那里。

原本以为与林氏有关的古迹已探访了个遍，此次行程应该结束了。照兄却告诉我们，位于溪滨村竹溪自然村还有一个学履公纪念堂。竹溪林氏与漈水林氏同祖同宗，皆为龟溪林氏后裔。于是，我们又马不停蹄赶往竹溪。

林学履祖父林迁与林运（林之纯）是亲兄弟，学履纪念堂原为竹溪林氏宗祠，大概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修。照兄告诉我们，重修时，因当时社会风气初开，怕引起麻烦，便另名为“学履公纪念堂”，此举便见林氏族人的聪明和可爱。

走进学履公纪念堂，便看见一石碑矗立在前埕，碑上刻着“圣旨”两个大字，这又是一处与皇恩有关的建筑。学履公纪念堂面阔五间，规模宏大，厅堂挂满了各式牌匾，诉说着林氏的辉煌历史。、

走了这么多个点，印证龟溪林氏是一个家风优良、崇文重教的家族。到了现代，龟溪林氏家族依然兴旺，仅从阳星村、溪滨村就走出了许多乡贤，有厅级处级领导，有博士硕士学子，他们为社会、为家乡默默地奉献着。龟溪现在也已开发成4A级国家景区——古溪星河休闲旅游渡假区，是以“渔樵耕读文化+山乡避暑+生态养居”为主题，以亭台楼阁、诗酒田园为载体，以五彩四季、古风古朴、闲情野趣为主调的度假山谷。

寻古探幽之余，不免思索，龟溪林氏家族长盛不衰的缘由是什么？这还有待于有志之识进一步来探索来挖掘。

《飞鸟集》的惊艳浪漫

白云谦虚地站在天之一隅。晨光给它戴上霞彩。

We come nearest to the great when we are great in humility

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

The stars are not afraid to appear like fireflies

群星不怕显得像萤火那样。

"How far are you from me,Fruit "" I am hidden in your heart,Flower"

“你离我有多远呢，果实呀”“我藏在你心里呢，花呀。”

l sit at my window this morning where the world like a passer-by stops for a moment, nods to me and goes

我今晨坐在窗前，世界如一个路人似的, 停留了一会, 向我点点头又走过去了。

The cloud stood humbly in a corner of the skyThe moning crowned it with splendour

白云谦逊地站在天之一隅。晨光给它戴上霞彩。

l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 you also miss the stars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说起同安，许多人不一定知道。可说起厦门，许多人一定知道。同安是厦门市下辖区，始置县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厦门本是一座小岛，原名嘉禾屿，属同安县管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永宁卫的中、左两个千户所移驻嘉禾屿，并筑厦门城，始有厦门之称。至清雍正五年（1727年），分守兴泉道移驻厦门，厦门开始成为福建东南沿海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民国初年，同安县改属厦门道管辖，二者的管辖关系实现了翻转。

而在八百多年前，一个年青人的同安履职之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实现了儒释之间思想上的翻转。这个年青人就是朱熹。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同安县衙新来了一位主簿，他就是年仅23岁的朱熹。初来乍到，朱熹住在县衙的西角。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高士轩”，取“此轩虽陋，高士亦或有时而来也”之意。现在，“高士轩”遗址已改造成朱子书院。从居所命名来看，此时的朱熹是得意洋洋的，也是信心满满的。

朱熹有资格得意，他18岁时就考中了进士。虽然过了五年之后，才迎来仕途生涯的第一站，任同安县主簿，但他依然年轻。年轻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资本，就有资格睥睨天下。中进士后五年的赋闲时间，也没有消磨去他的意志，自小受到的教育使他骨子里具有强烈的儒家情怀，他满怀信心想施展自己的抱负。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积极履职的年轻人，却有一颗释子之心。朱熹的父亲朱松和老师武夷三先生，都是喜欢跟和尚、道士交朋友的人，朱熹自小也受到释老思想的熏陶，并最终醉心于禅宗。就在朱熹进京赶考的那一年，他抛下儒家的所有经典，怀揣一本高僧宗杲的《大慧语录》向临安进发。而朱熹之所以得中进士，就是因他在答卷中糅进了佛理思想，得到考官的青睐。这足证朱熹受佛家思想影响之深，也印证了佛教在南宋初期的流传之盛。

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说：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

在同安任上，朱熹儒家情怀与释子之心交织，终成痛苦，终为折磨。朱熹的满满信心，并没有带来他仕途上的一帆风顺，相反却屡屡受挫。

南宋时期，土地兼并严重。朝廷也认识到这一弊端的危害，决心“正经界”。所谓正经界，就是重新进行土地确权登记，解决有田不缴税、缴税没有田的社会问题。 田亩赋税，正是主簿之职。朱熹在一把手县令长官的支持下，在同安先行推开“正经界”。可不久朝廷就叫停“正经界”，朱熹不得不放下“将经界推行到底”的愿望。见“正经界”无法实施，朱熹便上书要求减免赋税。可他的上书最终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接连两次失意，朱熹有点灰心。可 让他更难以接受的是，催讨赋税、课督劳役等本职工作，总让他从“忠君”走向“爱民”的反面，这让他更感痛苦、倍受折磨。

我们常说，儒家是入世的，道家兼具入世出世，佛家是出世的。儒家讲究功成名就，即使感叹“我被聪明误一生”的苏轼，也希望儿子“无灾无难到公卿”。道家提倡功成身退，最成功的样本，就是范蠡携西施泛舟西湖，做了神仙眷侣！佛家往往成了功败身遁的最佳场所，如传说中兵败隐入空门的徐敬业、骆宾王、朱允炆、李自成，虽只是传说，但也非空穴来风。

朱熹本来相信佛学可以治理社会，结果在现实中却发现行不通，体会到为官应该“务实为本”，而非佛释主张的“清净无为”，这让他产生进退纠结的心态。作为一个以儒传家的学子，朱熹有为国分忧、为民解困的积极进取一面；同安任上的不如意之事，让朱熹又有隐居山林、与世无争的消极一面。

所幸的是，朱熹同安任满后在李侗的指引下，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为当前国家与社会的弊端，在于佛教和道教两家盛行，儒家衰败，世人沉迷释老，缺乏的正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担当。朱熹觉得，要挽救国家挽救社会，首先要挽救儒家，建立儒学的正统地位，让世人多往“粮食店”店，少找“百货店”和“药店”。

后来，朱熹吸收了佛道思想，建立了理学思想体系。同安之行，改变了朱熹的学术方向，最终走上“逃禅归儒”之路，实现儒释之间的思想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