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论流行歌曲的爱情审美观

流行歌曲并非今天才有，而我国古今流行歌词的传播状态却截然不同，古代流行歌词往往能够吸引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流行歌词则越来越成为传播媒介的附庸，无法独立地实现其文学价值，更无法引导当代的主流文学创作。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对古今流行歌词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今天的歌”是否就是“明天的诗”，对于当代文学和当代流行歌曲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

“流行歌曲”一词来源于popular music，西方学者popular定义为“大众”；而目前国内却没有人对流行歌曲做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流行歌曲”、“大众歌曲”、“通俗歌曲”等概念相互混用。因此有必要在本文开头对“流行歌曲”进行定义，即“词曲的内容与形式迎合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当数量群众的心理需求，创作状态自由活泼，无需国家或其他社会机构的强行介入便可以自由地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广泛传播的歌曲”。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流行歌曲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为什么古今的流行歌词有这么大的变化，却鲜有人探索，甚至更有人提出“今天的歌”或许就是“明天的诗”的看法。而实际上，当今的流行歌曲已经成为体现当代社会群体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歌词的内容所表现的到底能否与诗歌的内容相一致？歌词的文学价值又能否独立存在？导致当代流行歌词的这种尴尬境地的原因何在？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1传播情境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传播活动离不开传播情境的变化, 古今的流行歌曲在传播的过程中之所以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古代的流行歌曲的创作状态是自由的, 这些歌词创作者赋予歌词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个性，而非迎合市场的需求，放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为广大受众接受的同时，也容易得到文人的认可和借鉴,这就为古代流行歌词走向案头文学提供了可能。

而当代流行歌词所处的传播情境使得音乐文化具备了一种特有的运作模式，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成为当代人们消遣娱乐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这种“商品”属性的形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大的环境下一种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与客观存在。一旦这些素来为人们众口传唱的流行歌曲成为了商品，歌词创作者就必须要遵循市场规律来办事，写什么样的歌词要由市场的需要来决定，歌词所要表达得也不再是创作者的心声，它消融了作者的个性，取而代之的是要帮助广大的受众来宣泄他们心中的欲望，来满足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流行歌词所承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歌曲的质量在逐年地下降。它已经逐渐地脱离了文学创作的最起码的要求，人们不会特别地去关注歌词。

另外，欧美流行音乐也给中国当代流行歌曲以很大影响，曲风、词风以及歌曲表现形式等诸多方面都对欧美的流行歌曲借鉴不少，从而更确定了当代流行歌曲在大环境下的商品性质。这种古今创作环境的差异很直接地决定了流行歌词是因“个性创作而流行”还是为了“流行而创作”。

2．传播者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2．1创作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古今创作主体的创作态度、动机、知识结构以及能力的发挥有很大的不同，这使得古今流行歌词在表现手法与表现风格上有了很大的差异，“诗言志”、“诗言情”的创作动机和实现歌曲商品价值的创作动机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单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的流行歌词可以吸引官方和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旋律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的流行歌词则只能依附于歌曲包装本身，而无法走向案头了。

2．2 接受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受众不仅是有分析、有选择地接受媒介，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信息的采集、编制和传递过程，对传播的质量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接受者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而受众不同的地域、年龄段、文化水平以及职业结构也会对流行歌词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在调查统计（调查统计图表于此略）中发现：古代社会群体并不需要过多的对于个人欲望的宣泄与表达，民间流行的更多的是对民风民俗乃至民声的生动表达和反映，对歌词的认识在于“诗言情”、“诗言志”；而当代受众对于流行歌曲的认识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歌词已经成为商品，成为他们消遣放松的主要方式，这无疑对歌词的内容以及表现手法有很大的影响。

3．传播媒介分析

3．1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引起歌词创作的变化

古代的流行歌曲中，词与音乐旋律紧密结合，从《诗经》起都是先有词再谱曲，唐代曲子词始“以辞从乐”；而当代则多依词谱曲，一词只能配一曲，在客观上也加强了歌词对曲调的依赖性，且当代歌词要求的节奏性与当代白话诗歌的自由化无法相一致，因此二者相互借鉴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样的“今天的歌”无法成为“明天的诗”。

3．2 古今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演变

1、古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从示现媒介到再现媒介

古代流行歌词最初处于自然传播状态，不依靠任何传播技术和手段。这种示现媒介有着传播过程的接力性，传播效果的模糊性，传播关系的透明性，示现媒介的传播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对面的传播，亲切、自然，容易与受众产生最大的“话语空间”，获得最多的共鸣。

乐谱、词谱等再现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流行歌词的传播与保存，也为歌词增添新的魅力。歌曲创作与歌舞表演产生了专业分工，这在相当程度上促使了流行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另外，这种再现媒介的出现也使原创者原有的风格和理念得以很好的保存，同时也为民间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提供了必要的载体。

2当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高度发达的机器媒介

机器媒介相对于前两种媒介来说更发达，也极大地推动了流行歌曲的迅速传播。广播、CD光盘、电视、网络等机器媒介都给人听觉、视觉上的全方位享受，高科技手段及展现方式吸引了人们原本给予歌词的关注，这种传播方式使得流行歌曲更依赖于一种符号的转换，更依赖于技术上的精湛与高超，而不是歌曲旋律与歌词内容本身，这便使得创作者很难再有将歌曲还原为再现媒介的冲动，而歌词也只能以简单、直白的方式才能获得最大范围内的广大受众的喜爱，才能实现当代流行歌曲的商业价值。

4传播话语分析

41 创作者假定的话语对象的差异

创作者要根据与接受者之间的身份地位关系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话语风格，古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写歌词的时候往往会把话语对象默认为某个人，他所写所唱的，是针对这个人或借描述某事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进行的。这种对接受话语对象的分析和定位，使他们在创作中把重点放在抒发个人情感、展现个性上，一首歌词不用每个人都懂，但他的话语对象一定要明白，他所要抒发的也只是创作者与话语对象几个人的情感，而非众多接受者。

而当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创作之前所假定的话语对象是广大的受众，他不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而写歌，而是为了迎合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参与创作的。当创作主体需要用自己的文字去表达某个特定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情感时，自然是越直白越明了越好的。

42歌词话语文本的文学性探寻及其归宿

歌词话语文本本身与文学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也正因为如此，古代的流行歌词才能脱离音乐旋律而走向案头文学。歌词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歌词的意境以及自身的语言风格等方面。相比较而言，当代流行歌词对于话语文本文学性的探寻缺失了许多，这自然也是与机器媒介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当然当代流行歌词中也存在一些堪称经典的作品，但从宏观上来说，今天的流行歌词失去了对于文学的研究与探询，而且它也不再是流行歌曲中最主要的因素，只能在机器媒介的操作下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商业性远远多于文学性。综观当代大的市场环境和趋势，笔者认为，当代的流行歌词再也无法承担起古代流行歌词所担负的使命，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也成为歌曲传播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符号，而缺失了之于文学的探寻，最终只能将自己融化在机器媒介的数字和符号里，无法脱离音乐和机器媒介而独立存在，也就更不可能走向案头文学了。这样的“今天的歌”，是不能够成为“明天的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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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流行歌曲歌词与古典诗词

内容摘要:流行歌曲发展到今天，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主动地将流行歌曲和古典诗词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古典诗词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关系。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精华加以借鉴发扬，使之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精神快餐；古典诗词从遣词造句，主题营造以及铺陈，情感把握等方面，为现代流行歌曲的词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和借鉴，它将会是流行歌曲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

关键词:流行歌曲； 歌词； 古典诗词； 关系； 交错

On the words of popular songs and classical poem

Abstract:Today, though the popular songs keep developing,few people link popular songs with classical poem by heart Maybe they see them as it indeed connect with each otherSome popular songs borrow from the classical poem and make it become one kind of popular spiriture fast-foodClassical poem offers a great number of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modern lynies creator in the respects of wording and phrasing,making the theme as well as controlling emotion,etcit will be one of the theme which can’t be given up in creating the words of popular songs

Key Words: Popular song; Word; Classical poem; Concern ; Interlock

引 言

中国的流行歌曲，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国流行歌曲产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等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后“迁移”港台，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又逐渐北上，回归到大陆，并从当初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发展到如今的“风风火火闯九州”。可以这样说，作为一种词曲交辉、诗乐合壁的音乐体裁和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流行歌曲已经不仅仅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重要的精神食粮，而且成为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先进的文化手段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它为商品交换原则在文化领域的无限扩张创造了条件。文化艺术不再是独立的艺术创造，它不得不受市场供求的制约。”[1]流行歌曲得以流行就是市场的产物。可是，“老百姓并不是把流行歌曲作为一门什么艺术来接受的，而是作为生活来接受的，把它看作属于自己的一种文化。举止行停，起居之中，有形无形俱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取决于他们内心的自然，人为制选的引导或有强烈的终止都不易改变他们的选择。于是，不甚承认权威，也没有考虑那么多，直截了当的承认自己的感受。”[2]因此，这种大众化市场化的精神快餐，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主动地将它和古典诗词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一个是高峰上的千年积雪，相距太遥远。但是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古典诗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关系。本文拟探讨当下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关系。

一、当下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关系示例

流行歌曲作为现今社会的一套大众快餐，已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喜好，所接受。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剖析过：“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的变成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3]这大概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尽管如此，那些盛行的流行歌曲，却有很大的一部分和我们传统的古典诗词紧密联系，成为流行歌坛上的生力军，这又似乎使它远离了媚俗。我们知道古典诗词意境很深，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微处，而只有在生活化极度而开的时候，古典诗词才禀为经典盛才。而唯一不同的是，越以前的文字越拘板、越咬口，而越以后的，文字形式越开放、越广阔，这大概也就是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有着如此紧密联系的原因。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结合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直致所得的流行歌曲

“直致所得”一词出自于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他强调诗歌创作要做到“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也就是说诗歌意境的创造贵在自然真实,而无人工矫揉造作之弊，而诗境的获得，完全是自然的。这里我们把它借鉴到对流行歌曲的研究中来，也就是直接从古典诗词中引用其诗句或者标题的流行歌曲。古典诗词本身对遣词造句的要求就非常的高，有韵律，句尾压韵，而且他们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音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很适合吟唱，因此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流行歌曲突变的今天，都有部分的留心能够歌曲直接取材于古典诗词，吸收其精华。

1．对古典诗词全文诗句的引用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要算是《淡淡幽情》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戏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 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园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4]（这个琼瑶也用过，用在她为《烟锁重楼》还有《新月格格》所写的插曲《鸳鸯锦》里），柳咏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加上台湾名声卓著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杨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使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传颂的极品，《音像世界杂志》曾将该片评为“十张最适合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就是后来由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倒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现代版的诠释了。这首词其实在大陆也有多个谱曲版本，印象最深的是在83、84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武松》中，张都监家的丫鬟，后来为武松跳楼的那个，就曾弹唱了这一曲。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它说明了经典诗词与音乐的融合性。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流行歌曲多表现一种通俗文化，而古典诗词的介入，恰好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这也正说明了，艺术其实并无雅与俗不可逾越之鸿沟，关键在于融合的手段了。还有家喻户晓的安雯的《月满西楼》，乃是将婉约派词人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配以清新伤感而又略带忧伤的音乐，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受大众的喜爱并广为流传，远远胜出了单纯词的表现功能，这也恰好说明了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积极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拿来主义的诗词歌曲，较为普遍地被运用在反映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恰到好处来表现或烘托剧中人物的一种情绪或胸怀。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岳飞的《满江红》，在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和其他一些与岳飞相关的影视作品中都曾被谱曲配唱，最有名的可能要数张明敏的那个版本了。香港的武侠剧和历史剧中是最爱用这类作品的。而大陆方面，则多在表现某一主题的文艺活动中，喜欢将一些相关的古典诗词谱曲演唱，比如孟郊的《游子吟》等，来表现一种既定的主题，借诗词的影响力与歌曲的感染力来引导听众进入状态，从而收到预定的效果。另外一首广为传唱的则是徐小凤的那首《别亦难》，用的是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由此我们可以说，古典诗词为流行歌曲提供了主题和内容，它们是一脉相承。

2．对古典诗词标题与名句的引用

有一些流行歌曲喜欢用古典诗词的标题或名句来作为歌词，其出发点就在于古典诗词的标题简短但具有深度，能够恰如其分的表达歌曲所要传达的意境和情感，这也正好符合流行歌曲对歌词简练的要求。古典诗词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既然“能够称得上具有审美价值的，就必定是合乎人道的，是与人的审美需求相吻合的……这是由美的价值属性所决定的。”[5]故词作者们也喜欢借用古典诗词的这些审美价值。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有刘海波的《人面桃花》（红唇那样激动，笑容那样朦胧，眼神那样的伤感，象那岁月正在流淌，记忆正在遗忘，桃花依旧笑春天），白雪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AGIN乐队的《烽火扬州路》，陈明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月梦》等等，这些歌词创作只是借用古典诗词或其中某个著名词语，其实与原诗词并无太大关联，但却提示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那种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这些也是直致所得的流行歌曲。

（二）离形得似的流行歌曲

“离形得似”一词来自司空图,他在《诗品》中提到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诗歌意境在艺术创作方法上有自己的特点,而“离形得似”就是其中一点。所谓“离形”,即是不受“形”的束缚,不拘泥于形似; “得似”,即是要传神,得神似而非形似。通俗的说法就是重在传神,这是对诗歌意境来说的,这里我们借鉴到对流行歌曲的研究上来,也就是说从古典诗词中提取其神韵的流行歌曲。上面我们说到的是直接取材于古典诗词的流行歌曲，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从古典诗词中提取其神韵的流行歌曲。他们不用古典诗词原句或标题，而是从中吸取精华。

1． 对古典诗词意境和情调的借鉴

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体的广泛性。“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6]因此许多现代的流行歌曲词作者,更是希望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而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拓宽他们的创作思路。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这与她一贯苦心经营的古典婉约女子的形象是十分吻合的，也非常符合她所创作出的各种形象，一派的诗情画意，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的****。他有一个颇有影响的 “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由毛宁唱红了的《涛声依旧》，其精彩之处就在于词作者把传统的古典诗词的意境与现代人的爱情感受有机的结合起来。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是老少熟知的一首名作：“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人抓住“月落乌啼”、“渔火”、“钟声”、“客船”等特定景物，描述旅客夜宿舟中辗转难眠，凄凉冷落的情景。《涛声依旧》的作者也紧紧抓住这些重要的字眼，引用古典诗词的美妙意境，并赋予它们以深刻的含义，籍以表达对已离去的恋人的思念和重归于好的企盼。虽然说古典诗词与这首流行歌曲的主题相去甚远，但是两者在情调上却有着相似之处，古典诗词为流行歌曲提供了借鉴。《白云深处》则用到“白云深处有人家”，还有杜牧的《山行》中的“坐在路口对着夕阳西下，白云深处没有你的家，你说你喜欢这枫林景色，其实这霜叶也不是当年的二月花”（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等车的你走不出你心中的那幅画，卷起这片秋色才能找到你的春和夏”，“等车的你为什么还惨不破这一霎那？别为一首歌把你的心唱哑”。后来他又写了《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毛宁的《大浪淘沙》（一样的月色洒满你双肩，霓虹灯下看不清你的脸，穿过了岁月织成的网，你是否愿意陪着我回到从前）。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最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过演绎与归纳，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流行歌曲的创作树立了一个典范。不过他主要是以描写个人情感为主，这也是现代流行歌曲的主流。

除了对个人情感，还有对家国情怀进行借鉴的。冯小泉就是一个代表，因为他本身是学民族乐器出身的，所以对民族文化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典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典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还有《秋水长天》等。我们还可以拿现在很火的刀郎来说，他的歌并没有很明确的引用古典诗词，但是让人首先联想到的是盛唐时期的边塞诗，因为边塞诗是盛唐诗歌中最能体现大唐盛世时代风貌的代表性作品，一提起盛唐边塞诗派，总能让人想到那大漠风尘中的热血男儿，无奇不有的绝域景色，以及边关将士旁若无人的大无畏气概和回肠荡气的儿女柔情，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情怀，惊叹于在环境如此恶劣的边塞，竟也有这等美丽壮阔的异景，这种在艰苦中感受美的精神应该就是所谓的盛唐时期积极乐观的向上精神。这些就是我们从古典诗词中吸收的家国情怀的意境。

上述这些例子都很好的说明了当下流行歌曲在意境和情调上对古典诗词的借鉴。

2． 对古典诗词语言风格和形式的借鉴或套用或模仿

用古典诗词的风格和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精练与表达方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儿女情思，还是家国情怀，又亦或是什么/ca>

浪漫主义绘画特点：重中古

古典主义的核心是回到古代罗马，一切以古罗马为典范，浪漫主义则要求在被视为野蛮的中世纪的荒诞中寻求创作的灵感，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代表作品如德拉克洛瓦的《但丁与维吉尔》、《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中世纪传奇大多与骑士游侠有关，再加上当时资本主义正向海外扩张势力。在“本土”，过去宁静的生活已被机器生产所破坏，因而浪漫主义在向往中世纪的同时，也渴望和追求着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异国情调。

浪漫主义绘画特点：重自然

古典主义以宫廷为描写的对象，即使是真正的自然也要加以人工的雕琢以适应上层社会的审美趣味，交谈必须使用经过修饰 的语言。浪漫主义者则重视自然，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真正地回到没有经过人矫饰、改造过的大自然中去。二是摆脱羁绊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打碎封建的枷锁，反之，只有打碎封建的枷锁才能得到自由。

浪漫主义绘画特点：重感情

古典主义讲求共性，认为共性、理性即真理、即美，提倡在统一的道德标准下冷静地对待一切，抑制自己的感情和个性。浪漫主义认为应该大力肯定人的感情和个性，敢爱敢恨，强调“感情高于理智”，“信仰高于理性”。浪漫主义的作品热情澎湃，人物有着鲜明的个性。

浪漫主义绘画特点：重形式

浪漫主义的形式在于用多种形式表达内容。浪漫主义从开放中注意形式，以表达感情的奔放，达到“美”。浪漫主义的形式与审美相联系。

浪漫主义绘画特点：重对比

重对比是浪漫主义重要的美学原则。艺术的真实基于现实的真实，为此必须选择，不过不是选择“美”而是选择有特点的东西。

（1）定义

音乐美学Aesthetics of Music从音乐艺术总体的高度研究音乐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性的基础理论学科。音乐美学同一般美学、音乐技术理论、音乐史学、音乐评论等都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且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和深化，往往离不开从上述这些领域的成果中吸取营养。

（2）对象

音乐美学在研究对象上却同上述的这些领域不同。一般美学把艺术作为人类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从总体上研究艺术的本质和普遍规律，而音乐美学则把音乐作为艺术的一个特殊种类，研究它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音乐技术理论（如和声学、对位法、曲式学、配器法等）研究音乐创作的技法、音乐构成上的具体准则，而音乐美学则把音乐作为一个总体，从更概括的角度考察它的本质和规律；音乐评论从实践上把具体的音乐现象作为它的分析和评论的对象，而音乐美学则对音乐的总体进行基础理论性的学术研究，为音乐评论提供理论前提。

（3）研究角度

音乐美学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不同的角度进行：哲学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广义社会学的角度以及音乐作品自身的美学特性的角度。对音乐艺术进行哲学角度的研究，主要涉及下列一些问题：音乐的本质是什么？音乐的内容是什么音乐同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问题同哲学认识论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具有根本性质，是音乐美学中首先要探讨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研究音乐艺术所要回答的问题，诸如音乐创作、表演、欣赏的心理过程是怎样的？人们究竟是如何感受音乐的？音乐是以何种方式作用于欣赏者的？20世纪以来，心理科学的发展为从心理学方面研究音乐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和前提，为音乐美学研究的这一新领域开辟了道路。从广义的社会学的角度研究音乐艺术，涉及诸如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的价值标准、音乐的阶级性因素、音乐的持续存在和继承性等等一系列问题，至于从音乐作品自身的美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则涉及诸如从音乐作品的结构、诸构成因素的内在特性等方面来考察音乐美学等一系列问题。

人们可以分别从上述不同角度的某一个角度从事音乐美学的研究，但是音乐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应该是一个具有自己完整体系的整体。对音乐艺术进行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以及音乐作品自身的美学特性的研究，这四者之间包含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任何以孤立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来贬低、甚至否定其他方面研究的价值都是不正确的。只有将以上 4个方面研究的有价值的成果综合起来，才能构成音乐美学完整的整体。

（4）历史发展

音乐美学这个概念在18世纪末叶德国音乐学者的著作中已经出现。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逐步建立起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它已经成为一般美学和音乐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是，各国音乐家们对音乐的本质、音乐审美感受、音乐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标准等基本问题的思索和探讨却早已进行了，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它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在古文献中的材料说明，先民们不仅早已具有关于音乐的审美意识，而且也发生了关于音乐的起源及其功能的种种想象性思维，认为音乐起源于对自然、风、气的模仿，音乐的功能是可以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战胜敌人等等。当时这些看法都是在宗教与神话的形式中出现，成为以后文明社会中音乐思想的胚胎和萌芽。

庄子认为：音乐的规律与宇宙自然的规律之间是相通的、一致的。自然界本身含有音乐中所具有的许多因子，如节奏、韵律、合规律、和谐等等。所以在庄子看来：音乐也是以大自然为蓝本而被创造出来的，而蓝本必定胜于模本，自然美必定胜过人为美，因此无声之乐必定高于有声之乐。大约这就是“至乐无乐”的涵义所在。欧洲古代至中世纪的音乐美学思想　　欧洲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早在公元前 5世纪前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近代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最早的胚胎和萌芽。

毕达哥拉斯在探索音乐同数的关系上、琴弦长短同其声音高低之间的比例关系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把数解释为音乐的本质，强调存在一种由天体运动形成的听不见的宇宙音乐等，却明显地具有客观唯心主义甚至神秘的色彩。在古希腊奴隶制兴盛时期，对音乐本质的理解占主导地位的是模拟论。思想家们通常把音乐同其他艺术一样看作是一种模拟，所不同的是各种艺术的模拟对象各不相同。唯物主义者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80)、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约前370）等人通常把音乐模拟的对象理解为自然界的实在客体（如鸟鸣）；而客观唯心主义者柏拉图（约公元前428～约前347）虽然也承认音乐模拟的对象是现实世界，但这现实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派生物或影子，而音乐不过是“影子的影子”。柏拉图的贡献在于他强调音乐的社会作用，认为音乐能对人的精神道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他反对把音乐看作是一种娱乐，主张把音乐作为培养其“理想国”公民的重要手段。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把音乐同人的感情生活联系起来，他不仅指出音乐可以模拟人的各种感情状态，而且指出音乐具有这种能力的原因在于它同人的情感一样都是一种运动过程。他不仅承认音乐的道德教育作用，而且承认音乐的娱乐作用，认为它可以使人们在闲暇中享受精神方面的乐趣，使心灵得到净化，产生快感。上述强调音乐的道德伦理作用的理论，后来被称为“艾托斯学说”。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里士多塞诺斯（公元前 4世纪）突破了他的前辈，将古希腊的音乐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反对把数理解为音乐的本质这种思辨的态度，强调音乐的感性的、听觉的性质的重要性；他甚至把感觉和记忆看作是音乐理解的两个组成部分。这样，亚里士多塞诺斯便为当时音乐美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成为后来从心理角度研究音乐的先驱。艾托斯学说在奴隶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受到了一些人的否定。这种倾向在恩皮里库斯(公元前2世纪)和菲洛得穆斯(公元前1世纪)的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他们认为音乐既不能表现人们的情感和精神品质，也根本不具有道德伦理作用，断言艾托斯学说是一种明显的错误。在恩皮里库斯看来，音乐至多不过对人的感情生活起某种临时的缓冲作用。以基督教思想为精神支柱的欧洲中世纪音乐美学思想从古希腊吸取了一些观念加以歪曲和改造以适应其宗教世界观的要求，这样便使古希腊音乐思想中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被抛弃或阉割。在早期基督教神父希波的圣奥古斯丁（354～430）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倾向。他一方面承袭古希腊的理论，把数看作是音乐的基础，承认音乐的感情作用和娱乐性，但同时又认为音乐应该使人们摆脱世俗的邪念，净化人的灵魂，加深人的宗教感情。这种倾向在对音乐有更为深入研究的罗马思想家AMS波爱修的著作中也能看到。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家们认为，音乐的内容既同现实的客观世界无关，也同思维的理念世界无关，而是同彼岸世界的上帝相联系的。在他们看来，音乐的根源是上帝；音乐的美不过是上帝在这个对象身上打下的烙印，是上帝自身性质的体现；而音乐中所表露的情感只能是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对彼岸世界的憧憬和对尘世苦难的忍耐。这种看法成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音乐观的中心内容。

编辑本段音乐美学发展转折点中国魏晋以后音乐美学的发展　　从魏晋开始，中国的音乐美学思想明显地出现了一个转折。人们已不满足于就音乐的起源、 本质、 特征、功能等问题进行一般性考察，而是转入了对音乐自身的规律和各个具体部门(古琴、声乐、戏曲等)的特殊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个转变的最初代表，便是嵇康和他的两篇名作──《声无哀乐论》及《琴赋》。《声无哀乐论》的主要观点是：否认音乐具有人的情感内容，认为音乐的本质仅在于声音的单、复、高、埤、舒、疾等所构成的形式方面，音乐的美即由乐音组成的形式美。“声无哀乐”论总的倾向是强调音乐艺术的独立性，否定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这种倾向虽属唯心主义，但它却符合魏晋时期出现的有关艺术自觉的时代潮流；同时对于秦汉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礼乐思想是一种叛逆。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琴赋》的观点与“声无哀乐”论基本一致。在此文中，嵇康对琴的音乐的和谐美、形式美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可视为对其“声无哀乐”理论所作具体形象的发挥与运用。

魏晋以后，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重心，逐渐转向琴（七弦琴）的领域。琴的美学在中国同样发轫很早。两汉时代已经出现了不少有关“琴”的篇章。例如：刘向的《琴说》、扬雄的《琴清英》、蔡邕的《琴赋》、桓谭的《琴道篇》等等。但它们大都不够系统，这时的琴学还处在酝酿阶段。琴的美学真正的奠基时期是在唐宋时代。琴学史上第 1部较有份量的著作可算是唐代琴家薛易简（活动于742～756年间）的《琴诀》。据朱长文(1041～1100)的《琴史》所记，这部著作共有7篇，全文今已不传，只剩下一些片断。在这些片断中曾经提及：“故古之君子，皆因事而制，或怡情以自适，或讽刺以写心，或幽愤以传志，故能专精注神，……”由此可见琴的以写心传志为主的美学精神。

在宋代著作中，规模最为宏大的是朱长文的《琴史》，其中的观点，却少有对于传统的突破。而真正有所突破、真正审美地对待琴艺研究的，当首推北宋琴家成玉□(活动于1111～1117年间)的《琴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认为“操琴之法大体以得意为主”，可说是意境论的先声。

② 提出“雅淡”、“清和”、“简静”，“自然”以及“气韵生动”等作为琴的艺术的美学准则。

③ 在取声方面，既反对“失于轻浮”，也反对“过于刚劲”，认为只有“质而不野、文而不史”，方属上乘。

④ 在论弹琴修养时，合儒、道、佛兼而用之。例如说：“攻琴如参禅”，等等。继成玉□之后，直至明清，琴学著作大量涌现，不可胜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宋刘籍(生卒年不详)的《琴议篇》、元陈敏子（活动于1314～1320年间）的《琴律发微》、明李贽（1527～1602）的《琴赋》、清苏□(活动于1744年左右)的《鼓琴八则》，以及祝凤喈的“传神说”等，虽各有特色，但大都超不出成玉□《琴论》的畛域。

明清时代，最能体现中国七弦琴音乐美学特色及其成就的著作，应属明末琴家徐上瀛的《□山琴况》。它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唐宋以来的“意境论”。《□山琴况》写了24种琴艺术的风格、境界。其主要论点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重视“意”的统率作用。它认为意境中不仅有情、有景，而且亦涵理、涵神，因而“意境”可说是“意”统率下的情、理、形、神的统一。②意境的特征是“无限”(琴中有无限滋味)、“深微”（意存幽邃之中）和在“弦外”（得之弦外则有余），意境是音乐形象的深层结构。③意境的获取需要运用想象（即“神游”），离开想象便不会有意境。《□山琴况》是继《琴论》之后的一部集琴的美学之大成的著作，它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的琴的审美理论的一切成就。除琴的美学之外，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还包括表演、演唱方面的美学思想。其最早的一部作品是元代芝庵（生卒年不详）的《唱论》。随后有明代魏良辅（活动于 6世纪中叶）的《曲律》、王骥德（活动于1573～1627年间）的《方诸馆曲律》、清代徐大椿（活动于1744年前后）的《乐府传声》等，皆为其代表性著作。中国传统唱论，具有应用美学的特色。其中大多数是讲吐字、音韵、声律、行腔等技术、技巧方面的问题，系统涉及美学问题则比较少见，但其中仍不乏可贵见解。中国表演美学不仅十分讲究声音的韵味美、形式美，同时也强调演唱要从内容出发，要按情行腔，须心中有意等等，由此略可窥见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神所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音乐美学的发展　　在欧洲统治了近千年的基督教经院音乐思想随着15、16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开始被动摇了。具有新型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学者和音乐家们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帜，把古希腊的模拟论作为他们的音乐观的基础，赋予了这种学说以新的理论内容和时代内容。这表现在他们冲破了宗教神学音乐观的束缚，把新兴市民阶级世俗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他们的感情生活，看作是音乐所要模拟的广阔对象。音乐家V加利莱伊大胆地劝音乐家们到集市上去观察各种各样人们的生活，倾听他们言语中丰富多彩的音调和充满表情的声音。人文主义的音乐学者们虽然还不能彻底摆脱神学世界观的影响，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音乐中把人的尊严和情感提到重要的地位，宣称音乐是“人们热情的心灵的表现”。这种音乐思想对当时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时期的音乐学者们潜心于对音乐技术手段的研究，在这方面G扎利诺作出了贡献。

在17～18世纪中叶的德国，音乐美学中的“激情说”得到了发展。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音乐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发展，它对欧洲巴罗克时期音乐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它的代表人物是J马特松以及FW马普尔格(1718～1795)、JG祖尔策(1720～1779)等人。他们把音乐看作是描写各种心灵波动、各种心底意向，表达人类各种激情的艺术。他们强调音乐的目的在于表现普遍的人类情绪，承认它对人类心灵的作用。这种学说在17世纪的法国也得到发展，M梅尔塞讷(1588～1648)就是一个代表。他不仅认为音乐是人类思想情感的体现，而且承认音乐对人类的精神境界、道德情操产生积极的影响。18世纪后半叶，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发展，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在音乐思想领域中也有所体现。J-J卢梭(1712～1776)、JLeR 达朗贝尔(1717～1789)、D狄德罗(1713～1784)以及作曲家CW格鲁克等人进一步发挥了古代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模拟论，强调音乐是对“自然”的一种模拟，而这“自然”实际上是被理解为人类本性和广泛的社会生活。他们同德国的激情说一样，强调音乐是人类情感、激情的表现。他们对音乐的社会功能的理解，更具有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色彩。稍晚一些的由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培育起来的 Lvan贝多芬要求把每一种艺术，包括音乐在内，都看作是鉴别真诚感情的过程，他认为音乐是能把人类引向更高境界的一种精神启示。

18世纪末叶，德国出现了对后来西方音乐美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I康德(1724～1804)的音乐思想（《判断力批判》，1790）。康德并不一般地否认音乐中包含着情感因素，但他从自己的哲学美学体系出发，排除了纯器乐的内容因素，将它只看作是本身并无意义、并不表现什么的一种符合目的性的形式，这就必然导致贬低音乐艺术的思想价值和社会功能的结论。康德的音乐思想为后来的形式音乐美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世纪上半叶，在音乐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主义音乐美学思潮。浪漫派音乐家强调音乐是一种表情艺术，他们崇尚情感和幻想，把它们看作音乐艺术的中心内容，甚至将它们置于理性之上。他们高度肯定自身（包括自己的情感）的价值，强烈要求冲破旧的精神束缚，进一步发展个性，解放个性，他们把音乐看作是这种精神倾向能得到广阔发展的最理想的领域。这种后来被称为“情感美学”的美学观念在R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特别是F李斯特（《柏辽兹和他的哈罗尔德交响曲》，1850）的音乐评论中得到鲜明体现。对李斯特的音乐美学思想发生了深刻影响的是GWF黑格尔（1770～1831）的美学。黑格尔在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引申出来的音乐观中，强调只有情感这种抽象的完全无对象性的内心生活才是音乐所特有的领域（《美学讲演录》）。强调情感内容的浪漫主义音乐美学，在19世纪中叶李斯特的论著中获得了高度体现之后，便受到了以E汉斯利克为代表的强调形式的音乐美学思想体系的强烈冲击，于是在音乐美学领域中形成了内容美学和形式美学的明显对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音乐美学从哲学和一般美学中分离出来，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汉斯利克的先驱JF赫尔巴特(1776～1841)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从形式方面说明音乐的本质，否认音乐能表达情感的论点。汉斯利克在他的《论音乐的美》(1856)中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他提出：情感表现完全不是音乐的职能，音乐的美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音乐同音乐之外的思想范围无关。他的最终结论是：音乐的内容只是乐音运动的形式。汉斯利克对浪漫主义的情感美学的批评正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前提之上。这种把形式作为本质的美学理论不久就被 Rvon齐默尔曼(1824～1898)彻底地运用到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艺术种类中去（《作为形式科学的普通美学》，1865）。

汉斯利克的形式美学在19世纪后半叶遭到内容美学激烈的反对。当时属于内容美学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AW安布罗斯、AB马克斯、Fvon 豪泽格尔等人。安布罗斯的《音乐与诗的界限》发表于1856年，马克斯的《贝多芬传》发表于1859年，豪泽格尔的《作为表情的音乐》发表于1885年。稍晚的H克雷奇马尔(1848～1924)同上述几人的观点有些不同，他强调对形式因素分析的重要性，但仍以承认音乐是有情感内容为前提而力求对之进行解释的。他是音乐释义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音乐释义学研究的倡议》发表于1902年。后来，德国音乐学家FM加茨将欧洲18世纪末叶康德以来的上述音乐美学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归纳为互相对立的两个流派，即他律论音乐美学和自律论音乐美学（《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1929）。

19、20世纪之交影响较大的H里曼是这个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观点有折衷的倾向，这表现在他承认有些音乐种类中是存在着非音乐的内容的，而有些则并不存在，为此他把音乐划分为标题音乐和绝对音乐，而后者是更高级的音乐。里曼的注意力更多地是集中在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美学。他研究的对象常常是欣赏者在感受音乐作品时所产生的听觉感受问题（《音乐美学原理》，1900）。然而里曼的这种折衷倾向并没有能消除形式美学（自律论）同内容美学（他律论）之间的对立。在里曼之后，在比较有影响的音乐美学家中具有形式美学倾向的有AO哈尔姆（《音乐中的两种文化》，1913)、EG沃尔夫(《自律音乐美学基础》，1934)以及作曲家IF斯特拉文斯基（《音乐诗学》，1942）等人；具有内容美学倾向的则有A舍林格（《音乐构成及音乐听觉的培养》，1911）、E索兰廷（《音乐表现问题》，1932）以及后来的D库克（《音乐的语言》，1959）等人。中国近现代音乐美学思想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音乐艺术领域开始受到近代革命思潮的影响。当时的音乐理论家王光祈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民主主义倾向。王光祈主张：

① 音乐是民族生活的表现，必然具有民族特性。所以中国的国乐一定要建筑在中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欧洲音乐进化论》）。

② 音乐应该抒发民众的感情，而不是一部分知识阶级的感情。

③ 强调音乐的社会作用，认为用音乐可以唤起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和完成其文化复兴运动。

④ 建设新国乐还需要借鉴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西方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音乐美学亦开始影响中国。

音乐理论家青主的思想即具有此种特征。他著有《乐话》、《音乐通论》，对音乐的本质、内容、形式、创作、表演、功能等一系列音乐美学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其主张是：音乐是“灵魂的语言”或“灵魂的一种世界语言”（即“上界的语言”）；音乐是心灵的表现，是主观的创造，并具有改善人类心灵的功能。在重视音乐内容的情感性的同时，强调音乐的思想性、精神性，强调生活阅历对创作的重要意义。其不足是对音乐的民族特性有所忽视。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者之中，冼星海是最初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音乐问题的音乐家之一。他在30年代末期，著有《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论文，着重探讨了如何发展中国民族的、大众的音乐，以及如何看待音乐的民族形式等问题。其主张大体是：

① 发展中国工农音乐是创造中国民族形式最基本的出发点。新音乐的方向是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

② 内容决定形式。新的社会现实，新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即新的内容，必定要求有新的音乐形式与其相适应。

③ 新形式与旧形式之间有继承性。新形式只能产生于对旧形式的改造、加工、变化、发展的基础上。因此必须注重对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掘、整理、批判、研究。

④ 要参考西洋的形式与方法，但不是照搬西洋音乐。⑤强调民族形式是民族生活传统、生活方式的反映；民族形式必须具有民族特有的风格与气派。欧洲现代音乐美学思想　　欧洲20世纪30年代前后出现了以E库特和H默斯曼(1891～1971)为代表的新的音乐美学派别，有人称为“能量派”的音乐美学。这个学派同主张摆脱作曲家和听众的感情世界而独立地研究音乐作品自身的哈尔姆自律论有密切关系，但不同的是它显示出企图克服自律论本身在解释音乐本质时的弱点的倾向。库特认为音乐的本质并不是音响形式，而是音乐中的某种意志倾向性。这种意志倾向性同音乐材料、音乐构成的各种因素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存在于音响现象内部的能量形式体现出来。构成旋律的音倾向的称之为动力性能量，构成和弦的音倾向的称之为潜在性能量。默斯曼在他的《应用音乐美学》(1926)中则以能量说为基础，对音响的物质材料的规律性做详细的所谓纯客观的考察。这种企图摆脱哲学世界观的制约，就音乐论音乐的倾向体现了3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新客观派”文艺思潮的某些影响。在这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即建立在E胡塞尔（1859～1938）现象论哲学基础上的现象论音乐美学的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是R因加尔登。因加尔登认为音乐属于同现实世界并立的意向世界，将音乐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意向客体”。作为这种纯粹意向客体的音乐，它同现实世界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联系。因加尔登以音乐作品同作曲家、欣赏者的意识感受之间不存在同一性，音乐作品同该作品的乐谱之间不存在同一性为前提，提出了音乐作品的特殊的存在方式问题（《音乐作品及其同一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象论美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N哈特曼、S朗格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在因加尔登学说的启发下，哈特曼提出了音乐作品的层次论。他将音乐作品分解为作为声音实体的实在层（即前层）和作为内容含义的虚幻层（即后层）。前层是独立于欣赏者的意识而自律地存在着，后层则同具有艺术感受力的欣赏者的意识发生关系。这种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音乐的内容形式问题上调和他律自律之间矛盾对立的一种尝试（《美学》，1953）。朗格的音乐美学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现象论美学的影响，但他主要是从符号这个概念为出发点来解释音乐的本质。在朗格看来，音乐同其他艺术一样，是由比语言符号要复杂得多的特有的艺术符号构成的一种表现情感的纯粹的形式。这形式实际上只是一种虚像。在说明音乐形式同感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朗格借助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同构对应理论（《情感与形式》，1953）。但无论是哈特曼还是朗格，当他们把音乐看作是一种意向的客体或是某种虚幻的实体时，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它同现实世界隔离开来进行考察的。在50、60年代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试图解决音乐中自律他律、形式内容之间对立的尝试，一直在进行着。在格式塔心理学基础上提出综合性的形式－表现美学的A韦勒克(1904～ )的理论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起，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映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出发点的音乐美学研究，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起来。在这方面出现的主要著作有BB万斯洛夫的《论现实在音乐中的反映》(1950)、□А克列姆廖夫的《音乐美学问题概论》(1953)、Z利萨的《音乐美学问题》和《论音乐的特殊性》(1953)等。他们把音乐看作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构成因素，指出它归根结底是社会现实生活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反映的产物，将它同社会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在这个基础上对音乐不同于其他艺术种类的特殊本质进行了探索。60～70年代，这个学派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和发展。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西方音乐美学研究中的某些成果。在他们的一些著作中有时可

以看到现代语义学、符号学的某些影响（如利萨的《音乐美学新论》，1975），有的甚至具有现象学等理论的某些印记。

70年代以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发展对音乐美学的研究开始产生影响，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论著。虽然它还处于探索性的初级阶段，但这个方向将无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对未来音乐美学的发展可能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