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浪漫主义特色

《屈原》中爱国诗人屈原形象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塑造了战国时代楚国的政治家爱国诗人屈原的光辉形象。他的性格特征是热爱祖国人民、坚贞不屈、勇于和种种危害国家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及诗人的气质。屈原的政治主张是面对强秦的侵略，联齐以抗秦。为此，遭到了南后的迫害，南后以“*乱宫廷”的罪名使他罢官。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屈原不是为个人荣辱，而是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他愤怒痛斥张仪。屈原的斗争使南后老羞成怒，进行更的迫害，把屈原关在庙中，并阴谋毒死他。屈原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想火山岩浆。写出了震撼人心的“雷电颂”，“雷电颂”是对黑暗势力的愤怒诅咒，是对毁灭黑暗势力的光明与力的歌颂。表现了屈原崇高的内心世界：痛恨黑暗、追求光明，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诗人的气质。结尾屈原随卫士到汉北人民中间去，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屈原》的浪漫主义特色和诗情

作者大胆地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创作原则，如剧中将屈原坎坷的一生浓缩在一天里展开，创造了婵娟形象，以“*乱宫廷”向屈原问罪等等，都参合着作家的大胆的艺术想象，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

根据历史可能性的原则舍弃了人物某些非必然的生活情节而突出其精神，从而将人物理想化。如屈原潜到汉北以图再起。喷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大开大阖的戏剧冲突的结合，如《雷电颂》。

简述《屈原》的现实战斗意义：

《屈原》作为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其主题则是富有战斗性的。因此抗战时期的现实，和屈原时代的历史有着惊人相似之处。这表现在：剧作中屈原坚持齐楚联盟团结抗秦，反对强秦妥协的精神，具有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现实意义。屈原的诅咒黑暗、呼唤光明的“雷电颂”，更是喊出了国统区人民的心声，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应和效果。

《湘夫人》写的是神界的爱情生活，但处处流溢着人间的现实情味，因此，我们又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当时楚地民间的爱情诗来读。但这还不够，因为诗的水神祭祀底蕴不是爱情，屈原的情感寄托也不是爱情。而且读者的自由阅读，也总是要冲破题材的局限而进行更广泛的异质同构连类发生。这是必然的规律。当我们由湘君期约难遇的处境，联想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情景时，当我们由湘君在沅、湘两岸到处追寻相夫人时，联想到“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帝子降兮北渚”，不就是“宛在水中央”吗？）的情景时，《湘夫人》的意境空间一下子就扩大得难以穷尽了：社会人生中，一切执著追求而始终虚幻难得的种种现实境况，一切由虽执著追求却始终虚幻难得所引发的忧愁、懊恼、惆怅、失望，似乎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同构感应和精神寄托。这就是《湘夫人》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意境空间，也是诗之所以为诗的真正魅力所在。

《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以“楚辞”体写成的一批诗作的集子，其中可以确定为屈原所作的诗歌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卜居》、《渔父》诸篇。这些作品都是屈原卓越的艺术才能与浪漫、神秘、丰富多彩的楚文化尤其是楚民间文化相融合的结果，具有“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特点。

屈原是楚国贵族，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官职，他曾滋兰树蕙培养人才，举贤授能追求美政，同时致力于楚歌的改造和再创作。在屈原青春浪漫的早期，《九歌》诞生了。《九歌》是屈原在当时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它展示了这样一个奇特、瑰丽、充满神秘色彩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同于北方黄河流域那种古朴浑厚的风格，这里有庄严的东皇太一、威武的东君、变幻不定的云中君、缠绵哀怨的湘夫人、严肃的大司命、温柔的少司命、热情奔放的河伯、凄幽妖媚的山鬼、勇武刚强的国士魂；奇幻迷离的鬼神与幽峭朦胧的山水相交融，人对神的崇拜、景仰、眷恋与诸神之间的思慕、追求、渴望相映发，深沉的痛苦与淡淡的哀怨、绰约的身形与惆怅的心态相交织，这一切在屈原笔下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忽起忽伏，忽断忽续，感伤婉约的调子弥漫其中，这使得《九歌》成为楚辞中最细腻、最动人性情、最耐人用心细品的一组作品。

然而，美好的事物往往很短暂。屈原固守着自己的美好理想，不断向楚怀王提出通过改革来谋求国富民强的主张，极强烈地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深沉的忧患意识、主动的使命感和坚定执著的精神，但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仅有这些还不够，怀王的昏庸、奸臣的诋毁、小人的构怨使政治经验上略显单纯的屈原渐渐由中心被推到边缘。屈原忧心如焚，但却无能为力，这就决定了屈原的悲剧命运，他的理想、人格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是无法解决的。从此他将在这种矛盾的重压下走上一条上下求索的漫漫长路，记载这条长路上屈原行迹心迹的就是《离骚》、《九章》、《天问》等作品。

楚国一天天接近沦亡的境地，楚怀王客死秦国，秦将白起攻陷了楚国首都，早已与屈原势不两立的楚顷襄王即位后只能让屈原在流放的路上走得更远。孤独的屈原来到了楚国先王之庙，看见墙壁上前人留下的天地山川历代兴亡的壁画，他的思索与激情相交织，向总括万物的“天”提出了质问，创作出了举世罕见的奇文《天问》。《天问》是一篇奇特而深邃的哲理诗，以“曰”字开头，通篇采用问难的形式，一连串提出172个问题，从天地开辟、山川自然问到夏商周三代的兴亡，一直问到楚国和他自己。这么多的疑问寄寓着屈原的思索：如果天有道，道是公平的，那么自己的命运为什么坎坷多艰？如果天无道，不公是常理，那么自己存在和奋斗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屈原的自我煎熬与痛楚渐深了：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楚国贵族，奉献自己的全部才华与能力报效祖国振兴国家是屈原必然的选择，然而在两代昏庸君王统治下，耿介高洁的屈原四处碰壁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做出妥协与群小党人同流合污，也许政治事业上能显达，但这与屈原的高洁人格相悖；效法各国奔走的游说之士，另择他国，这又完全抛弃了自己的爱国兴国理想；那么保持自己的品格，正道直行，眼前又几乎无路可走。屈原真的到了“穷途”，可是“诗必穷而后工”，屈原的诗篇也渐渐被磨砺得沉郁浓重了，这一路上断断续续的矛盾、犹豫的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就是《九章》，《九章》无疑是作铺垫、补充来呼唤《离骚》的。

知识分子的独善情怀、高洁品格，政治家的用世激情，爱国者的依依乡恋与残酷、无奈、失意的现状交织在一起，化作悲剧性诗的火焰，在屈原心中灼烧。诗人快要自焚了，这时的屈原已近乎癫狂状态了：他以峨冠博带、与日月争光的形象自诩，但行吟在汨罗江畔的他却是形容枯槁、脸色憔悴、披头散发落魄极了。他要以诗人的方式全美自己，他只能以诗人的方式全美自己！伟大而孤独的诗人在重重困境中以命中注定的悲剧方式坚守了自己的心灵与理想，汨罗江的浪花永远吟唱着屈大夫最雄伟壮丽的诗篇——《离骚》。这首长篇政治抒情诗是屈原生平、理想、情感、斗争的艺术性诉说，我们从中看到了屈原深沉的忧患意识：他对于民族故国一往而情深，因之而喜，因之而悲，他为了自己的祖国忍辱负重含悲苦行，山河破碎，黍稷离离，屈原的心与之一起破碎；我们也看到了屈原执著的人生追求：他举贤授能，追求美好，为实现理想九死不悔，他从现实走到幻想走到问卜，寻求出路矢志不渝；我们更看到了屈原自我完善的高洁人格：他不与群小苟合取安，即使周流天下，幻境毁灭时，他仍未退让半步，当他既不可去，又不可留，矛盾无法解决时，他以死来殉自己高洁的人格与心中的理想。

从一篇篇屈原诗篇中，我们看到了《诗经》中所没有和少有的特质：深婉细腻的情致和无处不在的“我”。《诗经》的情大多典雅冲和，可到了《楚辞》中，感情则变得炽烈、激越、昂扬或缠绵、细腻、深沉了；同时诗中有了“我”，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有了个性，诗的生命也就充满了内质与魅力，直指向我们的心灵深处，给我们带来感动、眼泪、欢喜、惆怅。屈原的笔有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他将充满原始意味的神巫故事、寓言神话引来了，他将楚人的俗词鄙语、*祀巫风引来了，它们化作神秘的气氛、浪漫的情调、优雅的韵致、绮丽的色彩、迷狂的激情点染着《楚辞》；他又引来天地万物驱遣比兴，他用兰花香草、荷衣蓉裳来象征自己品格之纯洁高尚，他将群小党人比作萧艾臭草、恶禽秽物。这一切的特色，专家们往往称之为浪漫主义。（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