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品？

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品

1、法国雨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

2、英国雪莱《西风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3、德意志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4、法国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

5、英国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

一、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背景

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革命和战争频仍，动乱不已。政治中的黑暗，社会的不平等，使人们感到法国大革命后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远不如启蒙思想家描绘的那样美好。

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启蒙思想家设想的“理性王国”深感失望，努力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这种社会情绪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就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

二、特点

以现实为基础——现实为文学创作的土壤，浪漫主义的创作源泉和灵感都来自于现实，并非脱离现实。

热情奔放的语言——浪漫主义抒发感情的文字特点。浪漫主义文学的字句极其考究，力求完美，因为此特点，浪漫主义文学许多作品成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作。

绚丽多彩的想象——在形象塑造上，浪漫主义文学常用比喻、象征等手法。

直白夸张的表现手法——浪漫主义文学通篇看似脱离现实，因为其塑造的形象极其夸张，但仔细品读，会发现自己身边就存在相似的人或事。

抒发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目的。“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其实就是希望社会更美好，所以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目的和其他文学创作的目的是相同的。

—浪漫主义文学

沈从文（1902-1988），湖南省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原名沈岳焕。祖父曾任贵州提督，嫡祖母为苗族。父亲年轻时就入伍从军，辛亥革命时参与当地的武装起义，后因谋刺袁世凯事泄而亡命关外，母亲是世家之女，从小就认字读书，对沈从文影响最深。湘西偏僻的地域特点和他身上独有的苗、汉、土家三个民族的血统，对他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沈从文6岁入私塾，15岁从凤凰县第一小学毕业，这是他的最后学历。1917年8月，即按照当地的风习进入地方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驻留，先后当过士兵、班长、司书、文书、书记等，在部队活动的沅水流域各县，见识了"湘军"的强悍和杀人如麻的残忍，也见识了地处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湘西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的美好人性。 1922年（20岁），在接触新文学后，出于内心的憧憬，独自闯荡北京，升学失败后，住在"酉西会馆"（半年后迁入银闸胡同一公寓"窄而霉斋"）自学，并开始文学创作。这时期，主要用"沈从文"、"休芸芸"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和《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郁达夫那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在1923年收到沈从文的求助信后给他的回信。 1926年（24岁）出版第一部作品集《鸭子》（包括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1927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蜜柑》，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1928年1月，到上海，8月应胡适之邀，以小说毕业的资历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师，讲授写作。这一年，他还出版了小说戏剧集《入伍》、长篇小说《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和第二卷、《篁君日记》，短篇小说集《好管闲事的人》、《不死日记》，以及《老实人》、《雨后及其他》等。 1929年1月，开始与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创办文学杂志《红黑》和《人间》，并参加新月社。1930年夏，任武汉大学国文系讲师。1931年1月，胡也频被捕入狱，2月7日与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并称"左联五烈士"）被枪杀于上海龙华。4月，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及孩子回家乡湖南常德。这年秋天，应杨振声之邀赴山东，进入青岛大学任教。 1932年秋天，又应杨振声之邀到北京，进入教育部的"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在这期间，沈从文每年都出版有多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呆官日记》、《旧梦》、《一个女演员的生活》，中篇小说《神巫之爱》、《一个天才的通信》、《泥涂》，短篇小说集《男子须知》、《十四夜间及其他》、《沈从文甲集》、《沈从文子集》、《石子船》、《龙朱》、《虎雏》、《都市一妇人》，长篇传记《记胡也频》，以及散文集《旅店及其他》等。 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失踪，引起文坛瞩目。两个月后，当人们快要忘记丁玲时，沈从文发表了《记丁玲女士》一文。同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同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引起著名的"京海之争"。这一年他还出版有中篇小说《一个母亲》，短篇小说集《阿黑小史》、《慷慨的王子》和《月下小景》等，并在北京主编《大公报》副刊《文艺》。 1934年是沈从文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这年1月，他返回湘西看望病中的母亲后，写出了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并写出了他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1936）和《湘西》（1939）中的许多篇章，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游园集》、《如蕤集》，以及他的第一部自传《从文自传》，还执编了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成为了北方"京派"作家群体的组织者。 在随后的两年里，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做了初步的总结，出版了一系列小说选集，如《从文小说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选集》、《沈从文小说集》、《新与旧》等。 相关知识：1933年前后，左翼文学的创作面貌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胡也频、丁玲、蒋光赤等"初期左翼作家"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或被杀、被捕、病逝等）相继退出了文坛，张天翼、沙汀、艾芜等"左翼新秀"开始崛起，茅盾的小说创作也进入了爆发期，陆续创作和发表了他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 与茅盾等许多作家一样，沈从文的生活也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发生急剧的动荡。1937年8月，随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南下，经天津、烟台、济南、南京、武汉、长沙，又回到湘西，再经沅陵、贵州到昆明，先后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联大北京大学教授，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继续任北大教授，并参加编辑了《大公报》、《益世报》、《平明日报》等四种报刊的文学副刊。在这期间，仍然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一个妇人的日记》、《长河》，短篇小说集《主妇集》、《绅士的太太》、《如蕤》（与《如蕤集》篇目有所不同）、《春灯集》、《黑凤集》，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昆明冬景》，以及杂文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由于沈从文在文坛上多次发表文章引起论争，从抗战开始，他与左翼作家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左翼作家发动的对"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为反叛对象，他在这时期创作的小说也屡遭批判，1948年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言，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于是，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与京派的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著名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排除在外，而且，还被赶下了北大的讲台，经于导致精神错乱，从此，离开文坛。 1949年秋，被送入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的改行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参与了《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1964年完成文化研究专著《另古代服饰研究》，1969年被送入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看菜园子，1971的获准回京，1978年"文革"结束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0年曾赴美讲学。1988年逝世于北京。

关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沈从文是怀着一个神圣的"文学理想"从边城来到京城的，依照这个理想，他竭力维护文学的纯粹性和严肃性，坚决反对文学的党派性和商业性。在小说创作中，对都市中的现代文明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精心建造了一个美好的湘西世界，在小说的抒情诗手法和田园诗风格方面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沈从文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都市"和"湘西"两大题材。都市题材是他以"乡下人"的身份对现实的直面，重点是道德批判，而湘西题材则是他在成为了都市人之后对过去的缅怀，重点是理想歌颂，因此，自然地形成了"冷与暖"两种截然不同的色调。同样是表现都市生活，沈从文小说与左翼小说和新感觉派小说既在"揭露性"表现出共同的特点，但也显示出很大的区别。沈从文较多地看到了现代文明背后的道德沦丧和人的自私贪婪，偏重于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庸俗卑劣；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小说则偏重社会分析和阶级批判；新感觉派小说则偏重于感觉的印象和人性的迷茫。 沈从文小说中大量的性爱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都市和湘西的不同态度。沈从文虽然从20岁进京后就一直生活在大都市里，而且还进入了都市的上流社会，是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但他发现，都市里的高等人都患有"阉寺病"，想爱而不敢爱，甚至连说都不敢说。因而他宁可并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乡下人"，不愿与都市的上层人士为伍，总是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里的人生。在他看来，都市的"智者"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而乡下人却总是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 在他小说的性爱描写中，也就总是用讥讽的口吻去调侃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层社会的"高等人"两性关系的虚假性，《八骏图》写的是八位教授的丑态，而《绅士的太太》则主要写绅士和淑女们的丑行。在《边城》等作品中，却完全是一种赞美，翠翠对性爱的要求越是大胆，他认为就越纯真而美丽。这里，除了怀乡和怀旧的因素外，主要还在于理性的作用。沈从文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探讨不同的人的性爱观念，正是观察不同的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由此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制约下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也正如苏雪林女士所说，沈从文的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第45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城乡的对照"，唤起了作者对湘西人生的美好回忆和向往。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生动地表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湘西及沅水流域的民风、民俗。 《柏子》（作于1928年5月，发表于1937年8月的《小说月报》）是沈从文小说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柏子的水手与辰河岸边一个做娼妇的女人之间男欢女爱的故事。柏子常常花两个月的时间在辰河的船上辛劳，然后来跟相好的妇人团聚一次，将赚的钱及买的东西交给她。而相好的妇人也总是掐算着时日，有情有意地等着柏子的归来，形同夫妇。在这里，作者不是要描写一个劳动者的性格，也不是要粉饰愚昧的人生，而是通过对人性的富于诗意的发现，表现人的生存状态、自然欲望和生命活力。 《萧萧》是沈从文最为写实的作品之一。小说从萧萧12岁嫁给3岁的小丈夫开始，以较多笔墨描写了萧萧的勤劳、纯朴以及作为一个少女所有的天真、幼稚、单纯的情状，故事慢慢走向高潮，到萧萧被花狗用山歌唱开心窍，并怀有身孕，情节出现急剧转折，充满诗意的浪漫变成生死攸关的人生现实。作品的自由结构和风俗描写、爱情歌谣，使小说融入散文和诗的因素。而在他的《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月下小景》等作品，更是从民间故事、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中汲取营养，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和地方文化特色。 《边城》（连载于《国闻周报》1934年1月至4月。同年10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是沈从文小说最有代表的作品。"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而《边城》则是沈从文供奉着理想的"希腊小庙"。在这座小庙里，不仅有他向往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和理想生活，而且，还有他追求的代表着自然天性的理想文体。在这些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体现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和扭曲的庄严、健康、美丽和虔诚。翠翠在与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二老（二儿子）傩送的短暂接触中，就任由自己萌生出爱意，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低下，甚至在听到了团总想要与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亲家的话之后，丝毫没有将这个消息与自己的婚事联系在一起。在她天真纯洁的心灵里，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门当户对"的概念。因此，在作者眼中，她的爱是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因此，可以说，翠翠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是他崇拜的爱神和美神。同样高尚的是团总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都爱上了翠翠，但他们并没有自相残杀，当天保得知翠翠爱上了自己的弟弟后，便主动退出了竞争。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理想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温馨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爱情悲剧。 但作者对这一悲剧似乎并不悲伤，在作者的人生观（生死观）中，这一切生、老、病、死，是自然的安排，是人生的常态，当地民风如此，芸芸众生也应如此。在这个原始而纯朴的世界里，没有邪恶、贪婪，甚至连人类最常见的嫉妒也没有，有的只是和善、诚实、侠义和热情。傩送为了爱情，放弃了陪嫁的碾房，而选择了渡船；天保尊重翠翠的选择，为了成全弟弟，选择了离开；傩送在得知哥哥不幸的消息后，不胜悲哀的重负，也离家而去，连翠翠身边惟一的一个亲人祖父（实际上是外祖父）也弃船仙逝，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翠翠。但天保和傩送的父亲顺顺不但没有责怪翠翠，反而要来接她回家，就连当年追求翠翠母亲的老马兵，也来照应翠翠。这就是生活的牧歌和牧歌式的生活，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也是人生形式的极致，是"神性"的表现。这种"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在作者看来，神、爱、美，三者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 为了表现这种"人性的极致"，作者不能不从一开始就制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意境："由四川达湖南，靠东有一条官路……"《边城》共21节，每一节都是一首圆润的散文诗，都具有抒情的风格：缓缓的情节、细腻的心理、清丽的语言。在《边城》等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叙事就叙事，该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意境成为小说的主体，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就这样随着简单的故事发展而水乳交融地掺和在一起。也许，沈从文正是在这不经意间创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构成"湘西世界"的题材、人性描写、人生形式想象等基本元素，"湘西世界"与现代都市文明病的对照。 我们知道，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和散文建造起了他独特的"湘西世界"，因此，通过与他的都市题材创作相对照等多种形式来了解他的"湘西世界"，就是我们这节课学习的最重要内容。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题材上的主要特点，就是生动地表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湘西（从更大范围上讲则是"楚地"）的民风、民俗。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沈从文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湘西"和"都市"两大题材，而他的湘西题材创作也可分为"现实"和"怀旧"两种情况。 关于他的湘西现实题材的创作，我们在专科阶段曾作过专门介绍："受鲁迅起始的、以乡村回忆为题材的'乡土文学'的影响，不仅描写地方风情，也触及某些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萧萧》写女主人公十二岁被嫁到婆家，小丈夫还不到三岁。后来她被子工人花狗的歌唱开了心窍，做了妇人还怀了孕。于是按老规矩，她或是被沉潭，或是被发卖。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她生下了男孩而被婆家留下了。这里描写了封建宗法制下婚姻的不合理性。然而，作者还进而描写萧萧后来还是跟她的小丈夫圆房，那时儿子已十岁，十二岁时又忙着给他娶个大六岁的媳妇。这才是更可悲的，受害者对自身的悲剧经历，并无半点醒悟，照着世代相传的老谱，她又亲自给下一代安排悲剧。相反，《丈夫》写的是旧传统美德的消泯和解体，这当然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衰败，为了求生，农民再也顾不得旧传统了。一些妇女出去'做生意'，也就是卖*挣钱。这是得到丈夫允许的。由于生存方式的变换，她们失去了农妇的质朴和羞涩。不但肉体被蹂躏，精神也被锈蚀。连麻木的丈夫也难以忍受，他终于带着妻子回去了。还有《牛》，写农民所受苛捐杂税的痛苦。" 而在他的怀旧型的作品中，时间的概念和社会的矛盾被有意地模糊了，在《边城》中，人们的社会地位虽然也有高低之分，但并不存在对立的阶级冲突，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美的化身。在《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月下小景》等篇中，作者更是从民间故事、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中汲取营养，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 沈从文在"湘西世界"和都市题材中的性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性爱内容的不同态度上。我们知道，沈从文等京派作家虽然生活在大都市里，而且还进入了都市的上流社会，是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乡下人"，不愿与都市的上层人士为伍，总是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里的人生。因此，沈从文总是用讥讽的口吻去调侃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层社会的"高等人"两性关系的虚假性，《八骏图》写的是八位教授的丑态，而《绅士的太太》则主要写绅士和淑女们的丑行。 但在《边城》等作品中，他却完全采取一种赞美的态度，她们对性爱的要求越是大胆，他越是认为她们纯真而美丽。究其原因，除了有怀乡和怀旧的因素外，主要还在于理性的作用。因为在沈从文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探讨不同的人的性爱观念，正是观察不同的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由此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制约下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沈从文凭什么一定就认为，在现代文明制约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就是病态的，而在原始生态中的湘西人的人性就是健全的呢？或许我们还可以问：既然湘西的山水和少女都那么美好，他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跑到丑陋的大都市里来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他是在到了大都市之后，特别是在发现了大都市里的高等人都患有"阉寺病"之后，才懂得了自己所失去的是多么美好？阉，即"阉人"、"阉党"。所谓"阉寺"，就是宦官。想爱而不敢爱，甚至连说都不敢说，因此，沈从文们可以骄傲地称自己是乡下人，也宁可称自己是乡下人。 于是，在他的描写中，面对性爱的或隐或显的涌动，乡下人总是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也正如苏雪林女士所说，沈从文的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整个'乡村叙述体'即'湘西世界'的一个陪衬物或一种批判性的观照而存在的。"也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正在于它唤起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的美好回忆和向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人生形式，既带有很大的理性成份，也带有很大的想象成份。在教材中，我们专门介绍了《边城》的写作缘由，甚至谈到了翠翠的形象原型，这在沈从文的散文中也是可以找到依据的。应该说，沈从文的许多小说都是有现实依据的，但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的湘西，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少、边、穷"地区，它真的就像作者所描写的那样如同世外桃园般的美丽？当然不是。这只是文学的创造，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因此，我们在教材中这样说，在这个世界（即"湘西世界"）里，沈从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而这种"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也就是说，神、爱、美，三者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翠翠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是他崇拜的爱神和美神。为了表现这种"人性的极致"，作者不能不从一开始就制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意境，作品开头的那句："由四川达湖南，靠东有一条官路……"，就犹如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边城》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而《边城》则是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集中代表。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不仅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生理想的"希腊小庙"，而且，在这座小庙里还供奉着他的文学理想。在这座小庙里，不仅有他崇拜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也不仅有他向往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生活，而且，还有他追求的代表着自然天性的理想文体。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体现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和扭曲的庄严、健康、美丽和虔诚。 翠翠在与仅有的男性的接触中萌生出爱意，就任由自己的心思，爱上了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二儿子（二老）傩送，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低下，甚至在听到了团总想要与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亲家的话之后，丝毫没有将这个消息与自己的婚事联系在一起，在她的天真纯洁的心灵，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门当户对"的概念，因此，在作者眼中，她的爱是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同样高尚的是团总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同时都爱上翠翠，但他们并没有自相残杀，当天保知道翠翠爱上了自己的弟弟后，便主动退出了竞争。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理想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温馨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爱情悲剧，但作者对这一切似乎并不悲伤。 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人生观（生死观）。天保的出走遭遇了不幸，傩送不胜悲哀的重负，也离家而去，连翠翠身边的惟一的一个亲人外祖父也弃船仙逝，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翠翠。这一切生、老、病、死，在作者看来，都是自然的安排，人生的常态，当地民风如此，芸芸众生也应如此。而生活如此，表现生活的小说又什么必要非得按人为形成的规矩去写作呢？于是，在《边城》等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叙事就叙事，该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意境成为小说的主体，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就这样随着简单的故事发展而水乳交融地掺和在一起。这就是沈从文创造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