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离骚》为例，试分析屈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风格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

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自觉运用，“楚辞”的参差灵活的体裁以及“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方法都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散文和诗歌创作。从屈原之后，中国诗歌开始了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楚辞》作为第一部个人创作的诗歌集，对后世文人心态的确定与赋的形式都有重要影响。它那恢宏瑰丽的锦绣文章，像一缕永恒的精神血脉，穿超千年时空，涌动在代代文人心中。

　文章分析了屈原《离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指 出屈原在《离骚》中反复申述他的伟大的政治理想，诉说在政治上所遭受的迫害，批判现实的黑暗，并藉幻想境界的描绘，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对理想的积极追求和对反动势力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接下来小编为你带来古今天下绝唱之《离骚》讲评，希望对你有帮助。

　它的高超的艺术手法是用浪漫主义对幻想境界的描绘，用多种香草比喻贤人，用恶臭之草比喻小人，自己升天入地去追求理想的实现，虽然由于社会的黑暗势力太猖獗，他的理想不能实现，但他爱国之心不变，竟至于自投汨罗江而死，为国殉难。《离骚》是屈原作品中最长和最具代表性的一篇。

篇中反复申述作者远大的政治理想，诉说在政治斗争中所受的迫害，批判现实的黑暗，并藉幻想境界的描绘，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对理想的积极追求和对反动势力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它的写作时间据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在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后；但他在《报任安书》中又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则当在楚顷襄王时。

“离骚”二字的含义，历来颇多不同解释。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

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楚辞章句》说：“离，别也；骚，愁也。”近人或认为歌曲名，与《楚辞·大招》所说的《劳商》为双声字，同实而异名，其含义相当于今语“牢骚”一般认为：离，同罹，遭受；骚，忧虑；离骚，即遭受忧虑。全诗可分作三部分。　

我是古代高阳部落的首领颛顼（zhuan xu）的远末子孙，我的父亲名叫伯庸。在寅年寅月寅

日，我降生于世。（摄提，摄提格的省称，寅年的别称；贞，正当；孟陬zou,孟春正月，夏历为寅月；庚寅，庚寅日；朕，自称代词，自秦始皇起专作皇帝自称；伯庸，屈原父亲的化名。）父亲考察我初生的气度，开始赐给我美好的名字。

给我取名正则，取字灵均。（正则，灵均：屈原名字的化称；屈原，名平，字原。）第二段，叙述自己具有美好的品行，并表示自己愿意辅佐国王干一番事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乎先路。我既有许多内在的美质，又加之有治理国家的才能。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 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楚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楚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作品计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

　　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郭沫若（1892-1978），中国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最震撼人心的剧作是《屈原》。此剧以无比豪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赞颂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讴歌了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志，鞭挞了苟合与媾和的投降主义，怒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义。它虽然是历史剧，但矛头直指现实；反映了整个中国各色人等的面貌和心态，但它又高度浓缩，戏剧冲突极为强烈，场面极为紧张。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是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风！你咆哮吧！你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据说，1942年春，此剧在重庆演出时，正好是一个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晚上，舞台上的朗诵应和着剧场外的雷鸣，一下子使整个山城轰动震惊，人们在此后的好几天里，都沉浸在《屈原》的情绪氛围里，很多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诵《雷电颂》，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投入战斗。《雷电颂》，还有像《凤凰涅盘》之类的诗篇，至今还是许多朗诵会的保留节目，都会引起相当轰动。

一九四二年一月，郭沫若以十天时间完成了他的杰作《屈原》。《屈原》取材于战国时代诗人屈原的事迹，但剧本未拘泥于实事，而是把屈原与楚怀王为首的统治集团的矛盾集中在一天之内，以南后对屈原的引诱不成，阴谋陷害为主线，以屈原的弟子宋玉变节攀附权贵，而侍女婵娟却代屈原误饮毒酒而死为陪衬，生动地表现出伟大诗人忧国忧民、不畏强暴、磊落坚贞、大义凛然的崇高质量。屈原在暴风雨中的悲愤呼号「雷电颂」，作为「道义美的化身」和「诗的魂」的婵娟之死，控诉了旧中国的黑暗，道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引起当时观众的强烈共鸣，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光辉一页。一九四二年四月，中华剧艺杜在重庆国泰大剧院演出此剧，由陈鲤庭导演，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己、孙坚白，施超等人演出，引起轰动。其后，《屈原》曾多次演出。并远赴日本，苏联上演，一九七九年第四次在日本公演时，演出五百余场。一九八0年十一月，河原崎长十郎率演出团来华演出，自扮屈原，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分析《屈原》中爱国诗人屈原形象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塑造了战国时代楚国的政治家爱国诗人屈原的光辉形象。他的性格特征是热爱祖国人民、坚贞不屈、勇于和种种危害国家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及诗人的气质。屈原的政治主张是面对强秦的侵略，联齐以抗秦。为此，遭到了南后的迫害，南后以“*乱宫廷”的罪名使他罢官。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屈原不是为个人荣辱，而是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他愤怒痛斥张仪。屈原的斗争使南后老羞成怒，进行更的迫害，把屈原关在庙中，并阴谋毒死他。屈原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想火山岩浆。写出了震撼人心的“雷电颂”，“雷电颂”是对黑暗势力的愤怒诅咒，是对毁灭黑暗势力的光明与力的歌颂。表现了屈原崇高的内心世界：痛恨黑暗、追求光明，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诗人的气质。结尾屈原随卫士到汉北人民中间去，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简述《屈原》的浪漫主义特色和诗情

作者大胆地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创作原则，如剧中将屈原坎坷的一生浓缩在一天里展开，创造了婵娟形象，以“*乱宫廷”向屈原问罪等等，都参合着作家的大胆的艺术想象，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

根据历史可能性的原则舍弃了人物某些非必然的生活情节而突出其精神，从而将人物理想化。如屈原潜到汉北以图再起。喷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大开大阖的戏剧冲突的结合，如《雷电颂》。

简述《屈原》的现实战斗意义：

《屈原》作为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其主题则是富有战斗性的。因此抗战时期的现实，和屈原时代的历史有着惊人相似之处。这表现在：剧作中屈原坚持齐楚联盟团结抗秦，反对强秦妥协的精神，具有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现实意义。屈原的诅咒黑暗、呼唤光明的“雷电颂”，更是喊出了国统区人民的心声，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应和效果。

湘夫人

屈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鸟萃兮中，罾何为兮木上？

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

麇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

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

荪壁兮紫坛，（采＋匚的反方向）芳椒兮成堂。

桂栋兮兰，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兮为帷，擗蕙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

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兮醴浦。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背景简介

《湘夫人》选自《楚辞九歌》。“九歌”本是古乐章名，在《楚辞》中则是一组诗歌的总称，共包括《国殇》、《湘君》、《湘夫人》等十一首诗。“九”是个虚数，表示很多的意思。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起俗信鬼而好祠，起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间，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一风谏。”大致言之成理。但将《九歌》完全定为屈原的自作心创，似有不妥。现在一般认为，《九歌》是屈原依据当地民间祭歌加工改写而成，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此说均可信。

《湘君》和《湘夫人》是姊妹篇，都是祭祀湘水神的乐歌。湘君和湘夫人是湘江的一对恋人神，或谓夫妻神。《湘君》是以巫师扮演得的湘夫人的口吻，抒写追怀湘君的情景，《湘夫人》是以巫师扮演的湘军的口吻，抒写追怀湘夫人的情景。至于湘君和湘夫人作为湘水神的来历，则多有争论。当地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湘君就是古帝舜，他南巡时死于苍梧，葬在九嶷山。舜的妻子是尧帝的二女娥皇、女英，她们追随丈夫到沅湘，夫死而哭，泪水落在柱子上，使竹竿结满了斑点，“斑竹”之名即由此而来(见《述异记》)。后世所湘妃、湘夫人、湘妃竹诸说，均源于此。但传说就是传说，无所谓真假之辨。现在我们应当知道的是：这两首诗作中，有着丰厚的上古神话时代的历史文化积淀，并由此给它增添了浓郁的神秘浪漫色彩。

内容述评

一、神恋生活中期约难遇的悲剧情景

这首诗的题目虽然是“湘夫人”，但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却是湘君。诗中截取湘君与湘人爱情生活中的一个期约难遇的片段，着重抒写湘君的一系列追寻行为和心理活动，表现出湘君对湘夫人的真挚爱情和对幸福美满生活的追求。全诗大致可分四段，由于写的是神的爱情，意境朦胧难解，须潜心体悟。

首四句是第一段，总提湘夫人期约难遇、湘君哀愁顿生的情景。从后文中“闻佳人召予，将腾驾兮偕逝”两句看，湘君与湘夫人似乎有过预约，湘君就是为赴约而匆匆赶来的。但来到期约地点一看，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帝子降兮北渚”，湘夫人是来了，但却降临在北面那个小岛上，两个人只能隔水相望。这情景，就像《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样，可望而难即。“目眇眇兮愁予”，写他只能在渺渺茫茫、似有实无中遥望、追寻，于是一股失落的愁情就在心中升腾起来。而秋风、水波荡漾、落叶飘零，则是通过写景来渲染这愁情。

第二段十四句，都是写湘君在期约难遇后的追寻行为和心理活动。“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写登高远望，日夜等待。“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是说在沅江、澧水相夫人往常出没的那些地方，本来应当有相遇表白的机会，但错过了，想来实在令人追悔、懊恼。“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是说湘君放眼追寻，到处都是浩渺烟波、潺流水，没有相夫人的半点踪影，于是他的精神陷入了恍惚之中。“朝驰余马兮江皋，兮济兮西”，写湘君在恍惚中仍日夜驰马沅、湘之间，颇是《蒹葭》中“溯洄”、“溯游”反复“从之”的情景。“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与其说是真有这样的召约，不如说是湘君的内心想望：在神志恍惚的追寻中，他耳边仿佛时时有相夫人的声音在呼唤自己一同飞向那幸福的爱情港湾。于是，诗意也就自然地过渡到第三段的幻境。在这第三段的行文中还穿插描述了“鸟何”、“罾何”、“觅何”、“蛟何”四种反常景象，那是对湘君期约难遇尴尬处境和懊恼心情的比况和烘染。

第三段十六句，铺叙湘君在水中装修新房以迎娶相夫人的情景。这是在失望与希望的交织中，从恍惚神志中生发出来的虚幻空间。先写筑室建房、美饰洞房，再写彩饰门廊、迎接宾客，极尽排场，百般美化，物色华丽，情调欢快，充分显现出湘君对理想爱情生活的执著追求。

最后六句是第四段，写湘君离开期约地点时的行为和心境。相夫人最终没能出现，湘君的心境也由梦幻回到无可奈何的现实。于是，他将自身的衣物抛入江中，遗赠信物以及寄托真情相思。采一枝芳香杜若留待以后送给“远者”，则意味着希望犹存，思念和追求还将继续。“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是劝自己把眼光放远，在旷达自解中见出对幸福爱情生活永不放弃的韧性。

二、屈原的感情寄托和读者的连类出发

《湘夫人》的意境内涵是多层面的，上面的分析只是展开了其中神的爱情生活层面。另外还有三个层面也值得注意，那就是水神的祭祀仪式、屈原的情感寄托和读者的连类生发。关于水神的祭祀仪式，放到艺术特色中去谈，下面谈谈二、三两个层面。

《湘夫人》是屈原根据祭祀水神的乐歌加工而成的。加工祭祀乐歌必须适应祭祀仪式的需要，但同时也是一个自我感情宣泄和精神补偿的过程。当时屈原正被楚王流放在荒蛮的沅、湘一带，处境艰难，心情忧伤，但仍然时时挂念国事，执著理想，期盼楚王能回心转意。这一切，都会在乐歌的加工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与湘君的处境、心情、追求发生同构共鸣和同频共振。从湘君期约难遇、可望难即的悲剧情景，我们是否可以联想到屈原一再被楚王疏远、流放的遭遇？相君在沅江、澧水两岸徘徊、追寻的身影，是否有时会叠印着屈原“行吟江畔”的“上下求索”形象？相君对真挚爱情、美满生活的执著追求，是否寄托着屈原对政治理想、复兴事业的至死不渝？相君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的“逍遥容与”，是否融进了屈原在人生偃蹇路途中的宽解自慰？文学作品中的作者情感渗透，一般不能说这里一定有什么，那里肯定是什么，但它确实处处有，时时在，须由读者在潜心体味中感悟得之。

《湘夫人》写的是神界的爱情生活，但处处流溢着人间的现实情味，因此，我们又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当时楚地民间的爱情诗来读。但这还不够，因为诗的水神祭祀底蕴不是爱情，屈原的情感寄托也不是爱情。而且读者的自由阅读，也总是要冲破题材的局限而进行更广泛的异质同构连类发生。这是必然的规律。当我们由湘君期约难遇的处境，联想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情景时，当我们由湘君在沅、湘两岸到处追寻相夫人时，联想到“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帝子降兮北渚”，不就是“宛在水中央”吗？）的情景时，《湘夫人》的意境空间一下子就扩大得难以穷尽了：社会人生中，一切执著追求而始终虚幻难得的种种现实境况，一切由虽执著追求却始终虚幻难得所引发的忧愁、懊恼、惆怅、失望，似乎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同构感应和精神寄托。这就是《湘夫人》”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意境空间，也是诗之所以为诗的真正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