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范蠡和西施
公元前494年，吴国打败越国。越王勾践采纳大臣提出的“美人计”，选出越国美女献给吴王夫差，麻痹夫差的斗志。越国大夫范蠡周游全国，遍访佳人。一日，在清清浣纱江畔，与家在古苎萝村西边的的西施（原名施夷光）相逢了。才子佳人，出演了一则一见钟情的故事。然而，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范蠡以“爱国”的名义，把绝代佳人西施选进宫里，与其他美丽的越女一起，进行歌舞礼仪等“培训”。把以西施为首的越女献给吴王夫差。 越国胜利后，范蠡归隐江湖，与西施浪迹天涯，做了神仙眷侣。善良的人们多么期盼如此美好的结局，无锡蠡园就是一个明证。
2·陆游与唐婉的千古悲情
写陆游恨秦桧误国嫉贤，不得伸恢复中原之志。春游沈园，与爱妻唐琬商议双飞福建结交忠良义士。母唐夫人爱子心切而专断，阻陆游远行，嗔唐琬违命，却信托新贵之唐侄陆仲高为陆游谋前程。陆游爱之愈坚，陆游赶来，人去楼空，内外交困，爱恨交织，修锦书托卖花三娘致唐琬，约相守三年。
三年后，陆游自福建归重游沈园，惊唐琬改适赵士程，相逢不能语。陆游询送酒婢小鸿，证实唐琬为他“断绝情爱而一心报国”作出牺牲。陆游悲愤题“钗头凤”词于粉壁，唐琬见而和作，肠已断矣!秦桧死后，恢复中原呼声复起，陆游赴任建业，梅林觅香魂，慷慨长吟以告唐琬在天之灵。
还有：
陈世美与秦香莲
崔莺莺与张生
杜十娘与李甲
孟姜女与万杞梁
李益与霍小玉
七夕的由来：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因为此日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少女，而节日活动的内容又是以乞巧为主，故而人们称这天为“乞巧节”或“少女节”、“女儿节”。七夕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在这一天晚上，妇女们穿针乞巧，祈祷福禄寿活动，礼拜七姐，仪式虔诚而隆重，陈列花果女红，各式家具、用具都精美小巧、惹人喜爱。
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七夕别称“星期”。王勃的《七夕赋》“伫灵匹于星期，眷神姿于月夕”把星期与月夕相提并论，点出了一年四季中与亲情、与爱情相关的最美好、也最凄楚动人的两个夜晚。大约正因如此吧，后人便把男女成婚的吉日良辰叫作“星期”。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白茫茫的银河象一座天桥横贯南北，在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
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在每年的这个夜晚，是天上织女与牛郎在鹊桥相会之时。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姻缘，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
人们传说在七夕的夜晚，抬头可以看到牛郎织女的银河相会，或在瓜果架下可偷听到两人在天上相会时的脉脉情话。
女孩们在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晚上，对着天空的朗朗明月，摆上时令瓜果，朝天祭拜，乞求天上的仙女能赋予她们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让自己的针织女红技法娴熟，更乞求爱情婚姻的姻缘巧配。过去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决定一生幸福与否的终身大事，所以，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都会在这个晚上，夜静人深时刻，对着星空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
七夕节由来
七夕，原名为乞巧节。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汉代画像石上的牛宿、女宿图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
“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从历史文献上看，至少在三四千年前，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有关牵牛星织女星的记载就有了。人们对星星的崇拜远不止是牵牛星和织女星，他们认为东西南北各有七颗代表方位的星星，合称二十八宿，其中以北斗七星最亮，可供夜间辨别方向。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叫魁星，又称魁首。后来，有了科举制度，中状元叫“大魁天下士”，读书人把七夕叫“魁星节”，又称“晒书节”，保持了最早七夕来源于星宿崇拜的痕迹。
“七夕”也来源古代人们对时间的崇拜。“七”与“期”同音，月和日均是“七”，给人以时间感。古代中国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七数在民间表现在时间上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局。旧北京在给亡人做道场时往往以做满“七七”为完满。以“七曜”计算现在的“星期”，在日语中尚有保留。“七”又与“吉”谐音，“七七”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在台湾，七月被称为“喜中带吉”月。因为喜字在草书中的形状好似连写的“七十七”，所以把七十七岁又称“喜寿”。
“七夕”又是一种数字崇拜现象，古代民间把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再加上预示成双的二月二和三的倍数六月六这“七重”均列为吉庆日。“七”又是算盘每列的珠数，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七”与“妻”同音，于是七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与女人相关的节日。
七夕的传说
科举比唐朝公平 文人有担当
钱钟书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数得到宋代。启蒙主义思想家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的历史上，有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存在着广阔的认识空间。比如说，中国主要朝代的创业君主中，真正由职业军人出身的只有赵匡胤。然而，赵宋王朝偏偏以对外军事作战不竞不振而著称。赵宋朝廷倾向于务实，却造就了许多或严谨或浪漫、多才多艺、长于思辨的杰出历史人物。对于当时政治局面的特性，有学者批评为君主专制独裁，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帝制阶段中“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
与季风区重合的统治疆域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
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统治的疆域远远无法与汉唐相比。（历史新知 ）但北宋所承继的五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程度最彻底的时代——北方有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周边先后分布着十个割据政权。北宋结束了这种上下重叠的分裂局面，它的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
如果把北宋的疆域与自然地理区域叠压到一起，我们会看到，其疆域与东部季风区的边缘高度重合。东部季风区是传统的农耕地带，西北干旱区则是游牧民族较为活跃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古人心目中的“中国”，实际上是一种向边缘辐射延展的秩序格局的核心，在“澶渊之盟”的宋辽誓书中，我们看到了“各守疆界”的说法，“疆界”之内的 意识反而更加鲜明、强烈。
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贫”指国力、财政上面的贫乏困窘；“弱”指在对外竞争，特别是军事竞争中力量薄弱。
但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都是在宋代。
理性与务实的执政理念
宋太祖看见城门匾额上写着“朱雀之门”。于是问随行的赵普，中间加一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说，是“语助”。太祖哈哈大笑，说：“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维持了53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一般人大概觉得这只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这个王朝稳定了下来，法宝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渐。宋太宗将谨守的法度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预先做出防范；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
我们试以科举制度为例，看看宋代的“立纪纲”与“召和气”相辅而行的具体做法。“立纪纲（纲纪）”是订立制度。“召和气”，指的是能够感召天地，使万事万物充盈着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给达官贵人乃至主考官员去看，得到推荐、受到赏识的考生有更多被录取的机会。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苏轼任主考官那年，恰有一位门生参加科举考试，大家都觉得是天赐良机。但到拆号张榜，门生却榜上无名。
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欧阳修4岁丧父，买不起纸笔，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范仲淹也是断齑画粥，坚持学业。《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是科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士大夫政治：敢当天下事
他们认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辽军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议退到四川。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建议御驾亲征。皇帝勉强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觉至少还有黄河天险。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前方军士看到龙旗都欢呼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射中阵亡，影响到士气，双方决定议和。
真宗的底线是不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命令曹利用不许超过30万。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这一数额对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在和平时期开设宋辽间的贸易榷场，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匹两。
范仲淹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刚烈，往往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与朋友相处，也是信守原则。他和司马光曾是亲密的朋友，但随着新法推行，两人分歧严重，终于分道扬镳。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学造诣。苏轼在道教宫观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禁“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讲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没有从根本得到实现；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1972年， 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就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 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到王安石的“三不足”。
古今社会之变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逐渐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钱穆先生曾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莫不有变。”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把它概括成是社会构造的变化，中国从以农村为主导走向以城市为主导；也是文化状态的变化，从宗教气氛很浓，走向一个学问上生机勃发的时代。
一、经济运行方式改变宋代没有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土地买卖流转频繁。官府热衷于审核土地买卖契约、租佃契约是否齐备。财富流动迅速频繁，“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
自古认为务农才是“本”，宋人却提出士农工商皆本业。11世纪前期，非农业税所占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就是商人。他们不仅促进都市商业的繁荣，还使商业的触角延伸到了农村。唐天宝年间一年铸钱大约32万贯，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多达500万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是在北宋出现的。
美国学者郝若贝有一篇文章谈到宋神宗时期，中国的铁产量在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相当于1640年英国铁产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产量14。5万吨到18万吨相媲美。
二、化民成俗的教育唐代学生因父祖官位高低不同，进入的学校就可能不同。宋代官学充分淡化了学生的身份背景，即便是艰难谋生的下层百姓，也要每日积攒一二文钱，让儿子将来有机会入学。宋代的书院是对官学的补充，书院提倡独立于选士、取士的教育理念、学术思想和人生价值。在宋代，科举落第者或聚徒讲学，或影响公众事务。蒙学不仅教儿童识字，最关键的是把儒家的理念、价值观、核心思想变成现实的社会规范，传达到百姓中去。
三、都市景观的变化唐代长安城格局井然、尊卑地位呈现鲜明。开封、临安却没有分隔整齐的坊、市，而是一种街市状态，官府、民户、商家相互混杂。开封海纳百川，城内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曲艺表演等市井文化，在瓦子（瓦舍）、勾栏中展现雏形。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唐到宋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如果予以比较简洁、明确的概括，或许可以归纳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此文系作者为部级领导干部所作历史文化讲座，有删节）
作者简介：邓小南，1950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97年7月被聘为教授，1998年任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现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
在古代，我们的先人忙忙碌碌工作，种地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学习的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闻鸡起舞等等都是描述学习的人对自己狠心，逼自己学习！
中国人为什么不会休息休息呢？难道是就是特别勤劳，感觉休息就是特别累？干活就是特别有劲？
我认为吧，中国人在追求一种东西，我敢说任何人都在追求，农民也想追求，就算农民追求不到，也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追求，各行各业都在追求！
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权力！为什么是权力呢？这个和我们的思想有关，我们几千年来一直在强调者种东西！
伟大先贤孔子正是凭借着积极入世的的澎湃之心创造了儒家思想。曾子说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就强调积极入世，积极当官。孟子主张实行仁政，注重民本思想，荀子礼乐之统，管乎人心，都体现治国安邦的民本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就是儒家积极入世的表现！
我们的道家，我们总以为道家主张不问世事，消极避世，但是道家中《道德经》君人南面之术。《老子》反对，食税制多。这无不讲究追求权力。
古代为什么忙着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做官发财。为什么做官，为了权力，为了这个权力可以什么都不顾，只为获取更大的权力！中国人骨子里就是对权力崇拜，认为权力越大自己就越好！所以为了争夺权力也是各种招数都用。中国古代为什么王朝更迭迅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压迫太重，人民活不下去,这不谈这个），日本为什么那么多战争，而皇位依然在天皇家族传承着。朱元璋为什么在消灭其他割据势力之后就把明王给悄无声息的干掉，这不是他一个放牛娃对权力的渴望。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 就非得把自己的哥哥兼太子的李建成给杀掉，这不是李世民想当皇帝，想追求最高权力，康熙朝为什么会出现九子夺嫡，不还是对皇位的渴求！
在家里，我们父母为什么 让我们好好学习，不就是混个好工作，为什么让我们好好工作来升职，不是对权力的渴望。就连现在我们的父母有时候还说孩子弄个一官半职这辈子就知足啦，当官的时候从来不问你一个月多少工资，就问呢官大吗？都知道官大钱多！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努力学习争取更高的职位，不就是为了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是什么就是权力！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追求升官发财。而我们内心深处也在追求权力
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一种怎么样的婚姻，择偶在当下成为了难之又难的问题。在现代人的伦理中，婚姻和爱情之间总需要有一些相关性，可是爱情是什么？那实在是琢磨不透的东西。但是对于古人来说，描摹出自己理想的婚姻可能没那么复杂，因为除了爱情之外，总有许多标准是可以被量化的。
位面之子刘秀还没有发家的时候，住在南阳，愉快地过着自己汉室后裔的小地主生活。有一次，刘秀难得进京，在长安城里，看到了皇家巡逻队的军官们，车骑甚盛，所以有了一句著名的感叹：“仕官当作执金吾”。
辽金吾卫金牌出土
执金吾是秦代的中尉，在西汉武帝年间改名，是掌管京城治安的官，金吾据说最早是一种可以辟邪的鸟，也有说是金色的武器，也有可能是一语双关吧，总是，他们每人会有一根铜作的大棒，宛若金色一般，而且在棍棒两头，真的会涂以黄金，这大概是汉王朝从早期休养生息，朴素老实的状态，慢慢进入到强盛的表现之一吧，所谓“汉官威仪”，大略如此。当时还是普通青年的刘秀见到这样的场面自然心向往之，而这个故事的叙述模式，又和他祖上刘邦当年第一次见到皇帝出行，感慨道“大丈夫当如此”何其相似。
刘邦是后世所有追梦青年的代表，50多岁的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他的子孙刘秀就比较惨了，一生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30多岁便打下天下，光复汉室，没有成为金吾卫却成为了皇帝，大概也算是另类的梦想成真了吧。毕竟，当年的中二青年刘秀羡慕的是金吾卫的风光，再风光又哪里有皇帝风光呢？当年刘秀终于攻入洛阳城，也是车骑翩翩，绛衣高冠，洛中父老对他第一印象非常好，感动得说“久已不见汉官威仪”。
世上看脸的人当然不只是洛中的父老。刘秀的人生理想，更有名的是后半句：“娶妻当得阴丽华”。阴丽华何许人也，是刘秀家南阳附近有名的美人。虽然刘秀后来为了获得地方豪族的支持改娶了出身比较好的郭皇后，但是他与阴丽华相识于微，患难夫妻，又是自己少年梦想，心头白月光，胸口朱砂痣，再加上阴后“雅性宽仁”，多年一直人设不崩，反观郭皇后，本就不是刘秀心头好，还总是发牢骚，所以最终，还是阴后笑到最后，并没有变成蚊子血。
从左至右：郭圣通、刘秀、阴丽华
东汉皇帝的择偶标准，是否继承了光武帝一开始的看脸属性并不确定，但是对于越来越注重文化和道德的东汉王朝来说，后来的皇后大多饱读诗书，大部分都熟读经典，有些还会天文算数。然而，自己老婆太能干，岳父太有权势可能并不是好事。外戚问题，成为困扰东汉大半个时期，并且最终拖垮了它的恶性肿瘤。
而到了南北朝，高门大姓的婚姻宛如连连看，根本不用在才能德行模样上多费脑子。如果你是琅琊王氏，便可以找陈郡谢氏的太太，你是范阳卢氏，就去向博陵崔氏提亲，而且必须要“不逾矩”，决不能“从心所欲”，否则就叫做“失类”，是会被嘲笑的。
关于琅琊王氏的王献之，有个著名的故事。王献之的原配是郗夫人，高平郗氏与琅琊王氏一直保持的稳定的联姻关系，所以郗夫人算得上是王献之的表姐。后来皇帝一定要让王献之娶公主，所以王家被迫与郗家分手，献之对此事一直大为遗憾，到他弥留之际，按照当时道教的治病习俗，他需要讲出他以往人生中做错的、后悔的事情，王献之想了很久，讲了颇为深情的一句话：“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
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个经典的爱情悲剧。但其实这个故事记载在《世说新语》的《德行》篇，六朝人虽讲求“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但是至少在《德行》这一章中，并不是收集情之所钟的故事的。我并不是说王郗二人感情不好，而是这个经典故事之后另有深意。
王献之《廿九帖》
史传称王献之为人严谨，不与“异类”交谈，你若不是高门士族，他是绝不与你讲话的，这是严格遵守当时世家大族的行为规范。而与郗家离婚一事，却是迫于皇权，这于琅琊王氏来说，岂不是奇耻大辱。对于六朝贵族而言，公主才根本不高贵，没有什么比门当户对更加要紧的了。对于王献之来说，与郗夫人离婚不一定后悔，但与高平郗氏断了联姻，被迫娶公主，才是毕生耻辱之事。
当然，王献之这个例子本身就代表了贵族规则的松动。事实上，因为高门大姓往往子孙众多，没有办法保证每个琅琊王、陈郡谢、汝南袁的成员都可以有权有钱有闲，所以就出现了贫寒的高门和有钱的“低门”联姻，两厢方便的事情。南朝时候有个东海王氏的成员——如果熟读诸葛亮怒斥王朗的那一段，对这个姓氏不会陌生的——这个人叫做王源……然后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富阳当地的土豪富商。这件事情被沈约听说了，竟然专门写了一封长文叫做《奏弹王源》上呈皇帝，要求对其永不录用，开除士籍。沈约不止是个减肥爱好者（沈约瘦腰），还是个大忙人，又要搞政治又要搞历史又要搞文学，这样多管闲事，无非是为了士族社会的纯洁操碎了心。
沈约
可是，中古贵族制的崩溃像车轮一样滚滚向前拦不住，士族们的心酸，各种滋味如人饮水。和沈约齐名的谢朓，即使出身陈郡谢氏，但是因为家道中落，也不得不与寒门王敬则联姻，最后与岳父翻脸闹得夫妻反目。
另一边“寒门”商人也着急找个高门的女儿，以提高自己的门第。至于对方美丑贫富贤愚都没所谓，要多少彩礼更是不在话下——高门，是唯一的标准。所以在《幽冥录》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商人到庙中求好姻缘，庙祝给了他一只枕头，商人恍惚之间便娶了太尉之女，生七子，皆为秘书郎。一朝梦醒，皆为虚幻，大为叹惋。没错，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黄粱一梦的故事原型。其中暗藏玄机，因为“七子皆为秘书郎”，代表着商人的家族已经飞黄腾达了。秘书郎是南朝一等一的起家官，只有最一流高门子弟，才能做这样的“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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