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之后，诗坛急需确立新的诗艺形式和诗美规范，以及形式与内容统一、"自由--规范"辨证统一的新诗范作。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为代表的新月派担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他们提出"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强调诗歌创作应变直抒胸臆为主观情绪客观对象化，力求做到"和谐"与"均齐"，以现代格律化形式取代古典诗僵化的格律规范，追求建筑美、绘画美和音乐美三者的统一。更重要的是，新月派诸诗人不仅在理论上对新诗规范进行了建设，而且以大量的诗歌创作，积极去探索实践。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死水》，以沉郁凝练而又炽热逼人的艺术风格，表现了诗人在帝国主义压迫面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以及面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时产生的痛苦、失望与焦灼、忧虑，其间跳动的是诗人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他的许多诗作如《死水》、《发现》等，都极力去实现其审美主张，如琢如磨，精炼深挚。徐志摩的诗不似闻一多的凝炼深沉，但却以合其自身性灵的轻柔率真、纯挚缠绵的抒情风格享誉文坛。其名作《雪花的快乐》、《落叶小唱》、《山中》、《沙扬娜拉》、《再别康桥》、《偶然》、《海韵》等，无论是捕捉瞬间感受，在激情时刻灵感迸发而抒怀，或是郁积良久，冷静沉思，都能在"性灵暖处"的吟唱中保持至情至性。意象的新颖活跃与意境的清新自然和谐统一，再加之以音乐韵律的恰怡烘托，遂使徐诗拥有了其他诗难以匹及的审美品味，是对"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一大拓展。
新月派其他主要诗人，如朱湘、陈梦家、刘梦苇、饶孟侃等，也都在诗艺探索上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朱湘对新诗形式的探索更卓有成效。他以《草莽集》悉心探求诗行规律性的"文字的典则，依据诗的内容和情绪来精心安排诗韵，其名作《采莲曲》、《琵琶曲》堪为成功典范；其长篇叙事诗《王娇》吸取民歌养分，诗韵的安排也极为出色。
在新月派诗人努力建设新的诗艺形式，探索新格律诗创作的同时，诗坛又崛起了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诗派--象征派。该派以李金发为代表，影响所及囊括创造社的穆木天、冯乃超等人。他们批评早期白话诗过于"清楚的白"，主张"用诗的思考法去想，用诗的文章构成法去表现"。这是在总结前期新诗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达到的新诗观念的飞跃。在法国象征派影响下，中国象征派借鉴波特莱尔的"对应"理论，强调诗歌具象化的多意性、喻拟性和朦胧性，以暗示、隐喻为主要手段，追求"观念联络的奇特"，省略构思中形象之间的联想过程，直接把最鲜明的感官形象转为意象组接起来。这标志着新诗创作者对诗歌艺术特征有了更深入的把握和理解。虽然象征派诗的最初实践，无论是李金发的《微雨》、《食客与凶年》，还是穆木天的《旅心》、冯乃超的《红纱灯》，都存在着感情狭隘、句法欧化、艰涩难懂、思想消极等缺点，但这是诗歌发展中学步阶段难免的蹒跚。勿庸置疑，象征派的艺术探索对此后中国新诗的发展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创作方法的拓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和启示作用。30年代的现代诗派和40年代的七月诗派、九叶诗派，均直接得益于早期象征诗派的探索。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也是颇具特色的。1922年，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等出版了合集《湖畔》，随后又有汪静之的《蕙的风》和诗文合集《春的歌集》等出版。在他们笔下，单纯缠绵的爱情，清新美丽的自然，都带着亮丽的青春色泽。诗中天真开朗的自我抒情的主人公形象，既体现了诗人的个性，又融合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受日本短歌、俳句和泰戈尔《飞鸟集》影响，冰心、宗白华、徐玉诺、何植三等人的小诗也曾风行一时。其中，冰心的《繁星》、《春水》两集和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影响较大。稍后于"湖畔诗人"出现的浅草-沉钟社成员之一冯至，是现代诗坛的又一重要抒情诗人。他的诗采取半格律体诗的形式，具有一种整饬、节制的美。其诗意象明净简约，于平易淡泊之中蕴含激情，并富于哲理性。20年代他即以《昨日之歌》一集获得了鲁迅给予的"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评价。40年代，他更进一步探索诗艺，写出了更具开创意义的《十四行集》。
新感觉派:（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还提出了"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孤岛文学:指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文艺工作者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进行抗日文学活动，称"孤岛文学"。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一是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等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爱憎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关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二是戏剧活动特别活跃，于伶和《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七月派小说: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战国策派: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让文艺给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强调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阐明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获取无限丰富的艺术源泉，并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这样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当时尖锐的斗争形势和正确的革命政策下，与文艺真实反映时代历史风貌和社会心理基本上是统一的，从主要方面说是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讲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发生在抗战中期。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已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国统区文艺界在学习和讨论中发生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向林冰的观点。向林冰的观点是:1"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认为喜闻乐见应以习闻常见为基础，而民间形式是大众习闻常见的；2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形式。另一种观点以葛一虹为代表:1对旧形式全盘否定；2肯定新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时，否认新文艺在形式上存在缺点。郭沫若、茅盾、胡风等在撰文讨论中，都从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上论述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把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大众化问题联系起来，见解独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茅盾指出新文艺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学习吸收中外文艺的优秀之处，要继续发扬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民族现实，提炼熔铸新鲜活泼的素质。这次讨论，是"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现实之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现实主义与主观战斗精神论争:发生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论争的一方以胡风为主，胡风撰文论述作家在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克服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偏向，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胡风的理论是有深度的、见解独到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争: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虽不能说他在宣传文学"与抗战无关"，但他对抗战文学的态度，却不无偏颇之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判。郁达夫的《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讲话》精神在文艺上显示的最初成绩。文艺工作者改变了轻视民间文艺秧歌的态度，与群众一起，指导改造了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新内容，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小型广场歌舞剧。1943年春节秧歌闹得热火朝天，涌现了一批受群众欢迎的秧歌剧，如"鲁艺"的《兄妹开荒》等。新秧歌运动表现了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向工农兵普及的实践。
"随感录"作家群:1918年4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向其撰稿的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这些杂感作者被称为《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陈独秀的泼辣明快，钱玄同的汪洋恣肆，刘半农的爽直幽默与鲁迅的犀利凝重，展现了这一作家群的不同风格。而立论坚实、短小精悍、富于战斗力，则是其共同倾向。
问题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潮流，出现在1919年的下半年到1922年间，代表作家有冰心、许地山、叶绍钧、庐隐、王统照等。他们以五四新文化作为参照，重新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并通过小说的形式加以艺术的表现。文学研究会作家的"问题小说"广泛地涉及婚恋、教育、就业、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作家们对社会弊端的敏锐感悟，使五四文学具备了强烈的启蒙色彩和理性批判精神。主要不足是由于急于要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生的思考，社会功利的倾斜使其不免带有观念化与抽象化的陋病，人物形象被社会问题冲淡，削弱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代表作有冰心《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
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这些寓居于京沪大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的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代表作有彭家煌《怂恿》，王任叔《疲惫者》，许钦文《疯妇》，台静农《地之子》等。
自叙传抒情小说: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零余者: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小诗体: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徘句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的。主要作者有冰心、宗白华、徐玉诺、何植三等人。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小诗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的探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情感与感受的努力。小诗体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过渡的意义。
纯诗: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穆木天所谓的"纯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早期象征派诗人提出的"纯诗"概念，在其更深层面上，意味着一种诗歌观念的转化:从强调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表达"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美文: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于1921年发表《美文》，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土地"。王统照、傅斯年、胡适等曾撰文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徐志摩和周作人自己等一大批作家富有成效的拓荒，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
春柳社:1906年冬由中国留日学生组建于日本东京，因从事演剧活动而在中国早期话剧创始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成员有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等。1907年正式公演《黑奴吁天录》。这是春柳社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创作活动，演出在东京引起了轰动，其影响达于国内。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员陆续归国。1912年初，陆镜若在上海邀集欧阳予倩等人成立了新剧同志会，正式从事职业演剧。它始终保持着春柳社的宗旨和传统作风，因此可算作"后期春柳"。
上海民众剧社:"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陈大悲、欧阳予倩等十三人。5月创办了《戏剧》月刊，这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一个专门性戏剧杂志。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和负担社会教育的任务，认为它"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总的说来，是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此外，他们还介绍了罗曼罗兰的"民众戏院"及西欧的小剧场运动，以助长"爱美剧"的声势。民众戏剧社的主要贡献是将"五四"革命精神在戏剧理论方面作了充分的发挥，也强调舞台实践，鼓励青年学生参加"爱美剧"运动。
国剧运动:1926年，赵太侔、余上沅等一批留美学生在徐志摩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剧刊》，提倡"国剧运动"。他们主张从整理与利用旧戏入手去建立"中国新剧":在戏剧观念上，主张发扬传统戏曲"纯粹艺术"的倾向；在戏剧表现上，提出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因而赞赏西方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进而提出要糅合东、西方戏剧的特点，在"写意的"与"写实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并预言"再过几十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将要变成介于散文、诗歌之间的一种韵文的形式"。——他们的这一设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不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终未能实现，但作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痕迹
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
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史前发展，于公元初进入文明阶段。中国《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倭国王入贡后汉，得光武帝“汉委奴国王”印缓。《魏志·侯人传》记载公元146——188年间倭国动乱。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统一国家，公元239年派使臣至中国带方郡。公元645年，经大化改新开始确立以古代豪族为基础的天皇专制主义。公元1192年源赖朝创立镰仓幕府，使日本走上封建社会道路，一直延续至1868年明治维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前，日本天皇号称“万世一系”，从未受到异国异民族的统治。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走上民族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日本的地理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它的文学特征。
第一，日本文学形式在近代前大都是短小的，结构单纯。从古代开始，短歌形式的文学最为发达，后来发展为连歌、俳谐、俳句等，迄今不衰。日语音节、古调单纯，诗的形式不具备押韵的条件，因而日本诗歌极易与散文混同，形成散文诗化。日本随笔、日记文学，都很讲求文体的优美。散文的发展促进了短篇小说形式的物语的发达。十一世纪初出现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其结构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的，前后衔接松散，叙述简单，时间推移与人物性格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日本，即使长篇小说，其结构也是由短小形式组成的。这一特点贯穿于整部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江户时期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好色一代男》等长篇小说，也都是由短篇故事组合而成的。现代作家川端康成的长篇小说《雪国》，明显地具有《源氏物语》的那种结构和描写方法。日本作家在短小、单纯的结构中追求精炼的艺术表现手法。短短三两句的短歌或俳句，往往能准确地表达日本歌人、俳人的感情世界。随笔和物语中的情节描写，也极少有长段落。
第二，文学性格纤细、含蓄。自古以来日本自上而下的改革，对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文学中几乎听不到强烈的社会抗议的呼声。古希腊悲剧的那种雄伟崇高的观念，也不是日本作家追求的对象。他们追求的多是感情上的纤细的体验，表现的主要是日常的平淡的生活，在平淡朴素的生活中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冷静的思考。日本文学除很少例外，与激烈的阶级冲突一般都没有联系。即使是少数例外，作家的表现方法往往也是含蓄的，曲折的。
第三，日本的文艺观是以“真”、“哀”、“艳”、“寂”为基础的。从“真事”始，平安时期的“物哀”，镰仓、室町时期的“幽玄”，江户时期的“闲寂”，主要是在和歌的基础上发展和提炼出来的。这些理论都是和作家向往的优美境界联系在一起的。而“余情”论为这种优美的境界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日本短小的文学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家的艺术技巧和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作家所认识的客观世界。
第四，长于摹仿，变革迅速。大化革新后，日本全面向中国大陆开放。汉字、汉语乃至汉诗、汉文，原样移至日本，形成日本文学的重要分支——汉文学。在吸收中国文学的同时，日本创造了变体汉文、假名、和汉混体文，大量吸收中国词汇，创作了独具民族形式的文学作品。大化革新后经过近百年时间，日本文学有了飞跃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奈良平安文学及江户元禄文学。明治维新在资产阶级文学没有成长起来的条件下发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里，为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日本终于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文学发达国家的行列。
日本文学史的分期
日本历史经历了大和（三世纪至七世纪）、奈良（710—794）、平安（794一1192）、镰仓（1192一1333）、南北朝(1334－1392）、室町（1392—1600）、江户（1600～1868）、明治（1868—1912）、大正（1912一1926）、昭和（1926—1988）、平成（1989－）等朝代。
古代文学．包括奈良时代和平安王朝时代的文学。这一时期古代处于奴隶制的社会条件下，经历了大和时代的口头文学，奈良时代确立起借用汉字汉文的书面文学。氏族时代的英雄故事和传说说，在《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中被记录下来，同时创作了开日本汉诗文先河的《怀风藻》和《凌云集》等。《万叶集》集录长歌二百六十余首，短歌四千余首，深刻地表现了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社会变革的状貌，成为奈良文学的顶峰。延历十三年（794），京城由平城京迁至平安京，文学随之进入王朝时代。《古今和歌集》确立了日本短歌的基本形式，成为敕撰集之始。除短歌外，物语在这一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竹取物语》、《落洼物语》、《字津保物语》等“虚构物语”和《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等“歌物语”，以及集两者大成者的《源氏物语》。这一时代随笔、日记文学也很发达，代表作有《枕草子》、《蜻蛉日记》等。
中世、近世文学，包括镰仓、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的文学。日本中世纪是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武士阶级的兴衰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日本称镰仓、室町时代为“中世”，称江户时代为“近世”，前者以日本封建社会的确立与发展为标志，后者以封建社会由鼎盛走向衰落为标志。镰仓、室阿时代表现武士阶级战斗历史的军纪文学流传甚广，出现了《平家物语》、《义经记》、《太平记》等。随笔、纪行、日记文学受隐遁思想影响，代表作有鸭长明的《方文记》、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等。镰仓时期在后鸟羽院主持下完成的《新古今和歌集》，表达了“余清”、“妖艳”的美。其后和歌诗坛出现了二条、京极、冷泉三家的长期对立。室町时代和歌衰落，连歌兴起，出现了宗砌、心敬、宗祗、宗长等杰出的连歌师。世阿弥的出现，推动了戏剧能的迅速发展。出现于镰仓时代的五山文学，创造了中世汉文学的黄金时期。江户文学始于十七世纪，延续二百余年。这期间町人阶级成长起来，商品经济对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等，深刻地描绘了町人世界的生活状貌。其后小说出现了洒落本、黄表纸、人情本、滑稽本、会卷、谈本等多种形式，杰出作家作品有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山东京传的《江户产风流烤鱼串》、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大传入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等。俳谐经贞门、谈林两派，至芭蕉达于顶峰。芭蕉死后，蕉门衰落。其后与谢芜村、加藤晓台发动中兴俳谐，一度使俳谐恢复青春。小林一茶、夏目成美扩大了俳谐的题材。在俳谐流行的过程中，川柳与狂歌也发展起来。和歌在江户前期出现了下河边长流、契冲、荷田春满等代表人物，后期有贺茂真渊、小泽芦庵等改革派及香川景材的桂园派。江户戏剧的代表人物为近松门左卫门，在他推动下，净琉璃、歌舞伎发展成为最完备的古典戏剧。镰仓、室町时代怫教影响最大，而江户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广。藤原惺窝、新井白石的朱子学，中江藤树的阳明学，伊藤仁斋、获生祖徕的古学等，均对日本文学产生广泛的影响。对儒学采取批判态度的国学在江户后期有很大发展，主要代表者为本居宣长。
近代文学，即明治时代的文学，始于明治维新，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维新后最初二十年，文学处于启蒙阶段。福泽谕吉、西周、中江兆民等最早将资本主义文明介绍到日本。丹羽纯一郎的译著和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末广铁肠的《雪中梅》等政治小说，在这一时期影响颇大。1885年坪内逍遥发表《小说神髓》，1887年二叶亭四迷发表长篇小说《浮云》，表明了写实主义理论与创作开始在日本生根。同期尚有尾崎红叶、幸田露伴、樋口一叶创作的写实主义小说。1890年森鸥外发表浪漫主义小说《舞姬》，其后北村透谷发表的评论《内部生命论》、岛崎藤村发表的新诗《嫩菜集》等，都对浪漫主义的高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明星派及其诗人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等，也为浪漫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泉镜花的观念小说，系浪漫主义的晚期佳作。日俄战争(19O4－1905）结束后，浪漫主义消退，自然主义崛起。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棉被》，奠定了自然主义的基础。此后自然主义向私小说发展．出现了正宗白鸟的《向何处去》、德田秋声的《新家庭》、岩野泡鸣的《放浪》等。晚起的广津和郎等形成的奇迹派，为自然派的支脉。与自然主义相联系的，尚有正冈子规的写生论，石川啄木、上歧善麻吕等人的和歌。明治末期，反自然主义的作家与流派开始流行。为首者为森鸥外与夏自漱石。具有浪浸性格的鸥外创作了长篇小说《青年》、《雁》和历史小说《阿部一族》，表现了清醒的理智主义。漱石发表了《我是描》，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了批评。以后他又创作《三四郎》、《从此以后》、《门》等小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白桦派文学步入文坛。武者小路实笃的《幸福者》、志贺直哉的《在城崎》、《暗夜行路》、有岛武郎的《该隐的末裔》等，表达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新思潮派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延续至二十年代初。代表作家作品有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鼻子》、《河童》，菊池宽的《父归》、《恩仇必报》，山本有三的《杀婴》等，一方面追求理智，一方面讲求技巧。唯美主义作家也是和自然主义敌对的，诗歌方面的代表有木下(上木下工)太郎、北原白秋等，小说方面的代表有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佐藤春夫等。
现代文学，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指大正后期、昭和年代及平成年代的文学。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日本工人运动很发达，从而推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走向高潮。叶山嘉树的《海上的人们》，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中野重治的诗集，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与无产阶级文艺对垒的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作品有横光利一的《太阳》、《机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等。其后新兴艺术派的井伏缚二、林芙美子等人，一度很活跃；新心理主义文学出现了堀辰雄、伊藤整等新人。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曾使很多作家卷进鼓吹能争的歧途。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获得了民主改革的机会。战后初期阶段，民主主义文学发展很快。宫本百合子的小说受到欢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对战争采取批判态度的战后派作家野间宏、椎名麟三、梅崎春生、中村真一郎、武田泰淳等登上文坛，其后尚有三岛由纪夫、大同升平、安部公房等第二次战后派登场。五十年代中期，吉行淳之介、安冈章太郎、小岛信夫、庄野润三、远藤周作等第三代新人，以其城市生活题材引起人们注意。五十年代后期，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开高健等人的反传统道德的小说开始流行起来。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六十年代，有吉佐和子、水上勉、北杜夫、丸谷才一、清冈卓行等的作品受到欢迎。七十年代前期在《作人》杂志周围，团结了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高桥和已、小田实、真继伸彦、柴田翔等。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被称为“内向的一代”作家开始崭露头角，主要有古井由吉、后藤明生、黑井千次、阿部昭、小川国夫等人。之后，“空虚的一代”登上文坛、代表作家有村上龙、三田诚广、立松和平、高桥三千纲、中立健次等。战后，推理小说有很大发展，五十年代开始，松本清张以社会派推理小说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其后出现了佐野洋、三好彻、森村诚一等众多推理小说作家。在大众化的文学中，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统一起来的井上靖，创作了被称为“中间小说”的《斗牛》、《冰壁》等，受到欢迎。战后大众文学中著名作家尚有大佛次郎、山本周五郎、新田次郎、立原正秋、五木宽之、星新一等。
中日文学交流
中日两国远在两千年前就有文化联系。公元一世纪至二世纪，中国的铁、铜、纺织技术传入日本，带有汉字的铜镜、铜剑、铜铎也被日本人用作宝器和祭器。据传中国的《论语》和《千字文》地早由阿直歧、王仁传入日本。
日本进入律令制国家的和铜五年（712），太安万侣奉命完成 《古事记》。是为日本第一部书面大作，和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全书使用汉字写作。在汉字的基础上形成“假名书”（一字一音）、“宣命书”（以汉字作音训，中间加助动词、动词、形容词语尾等）和纯汉文体、准汉文体等。其后《日本书纪》袭用中国《汉书》等史书，用纯汉文体写作。《常陆民土记》的文笔也为流畅之纯汉文体。《怀风藻》（751）、《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经国集》（827）等，均为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显示了由五言向七言律诗发展的作诗技巧。
《万叶集》为古代和歌的结晶，反映了中国文学影响的另一面。全书使用汉字为音训的万叶假名，编排学习中国《诗经》等书，作者中的山上忆良等人曾留学中国，颇受中国文学影响。中国儒家、老庄及佛教思想，对《万叶集》也有很深影响。
平安时代，由于遣唐使的频繁往还，学习中国形成热潮。随着日本向中国派出大量的留学僧、学问生，中国各种书籍大量传入日本。中国文学的影响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李白、白居易的诗深入至后宫和有文学优养的贵族家庭。《游仙窟》等唐人小说，广为流传，并影响了物语、说话的发展。紫氏部受过很好的汉文学教养，所著《源氏物语》明显地受《史记》和《白氏文集》的影响，其中桐壶卷足见《长恨歌》的影响。
镰仓时期的军记物语，随处可以找到与中国说话文学的联系。《平治物语》里有许由的故事、楚汉相争的故事、吴越之战的故事；《源平盛衰记》里有周成王臣下的故事和王莽、武则天、褒姒、苏武、季札、勾践、来买臣等人的故事等。《平家物语》以和汉混合文体写作，引用中国史话颇多，也使用中国的很多成语及词汇，出典最多的是《史记》、《白氏文集》及《春秋》、《论语》、《汉书》等。《太平记》中中国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史记》的影响尤为显著。在《太平记》中也可以找到《李娃传》的影子。
汉诗文发达的五山文学，最早来自留学中国的荣西。宋僧一山、一宁归化日本后，培养了虎关师鍊、雪村友梅等五山文学的先驱。在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中，五山文学一直同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江户小说的发达，同宋话本、明清小说的关系甚大。假名草子的《棠阴比事物语》即为中国宋代桂万荣《棠阴比事》的翻译与改写。江户时代将这种翻译加改写的方法称“翻案”，一时成为风气。浅并了意的《伽婢子》即为明代瞿佑、李昌祺《剪灯新话》等的翻案。《狗张子》即为《续玄怪录》、《唐人说荟》、《剪灯新语》等的翻案。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翻案于中国《古今小说》、《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剪灯新话》等。都贺庭钟的《英草子》也翻案于《警世通言》、《古今小说》等。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翻案于《水浒》。徘谐大师芭蕉学习过杜甫、李白、苏武、黄庭坚等人的诗，其中尤爱杜甫，蕉风的形成有赖于汉诗。
江户时代儒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折衷学、考证学等学派。江户时代汉诗也极为发达。十七世纪，藤原惺窝、木下顺庵等汉诗以经学为主；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叶，获生徂徕、新井白石、服部南廓等尊崇唐诗；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前叶，释六如、市河宽斋、山本北山等由鼓吹唐诗风格转向宋诗；中叶，梁川星严等重视清诗，尤爱袁枚、蒋士铨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转而向西方开放，但仍保留着同中国文学交流的传统。至今日本大中学校仍设有汉诗汉文课。日本著名文学家大都具有高深的中国文学素养。夏目漱石受陶渊明、王维、杜甫影响，创作了众多出色的汉诗。正冈子规曾说：“俳句、和歌、汉诗形式虽异，志趣却相同、其中俳句与汉诗相似之处尤多，盖因俳句得力于汉诗之故。”
日本近现代还出现了不少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青木正儿对元曲、水浒的研究，吉川幸次郎对杜甫的研究，竹内好对鲁迅的研究等，受到广泛的好评。
近代以前，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是深远的、广泛的。而近代以后，由于日本较早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开始更多地影响中国。鲁迅称他最爱读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郭沫若、郁达夫、夏衍、田汉、成仿吾等都在日本渡过他们的学习时代，并开始文学创作。
正冈子规的早期作品有1892年的《月亮的都城》、1897年的《花枕》和《曼珠沙华》等小说。1893年发表《芭蕉杂谈》，对松尾芭蕉作出独特评价。其他主要作品有1885－1896年间受与谢芜村影响较大的5卷本俳句集《寒山落木》、1897－1902年用写实手法完成、风格平淡的2卷本《俳句稿》和1904年由弟子左千夫等编选的短歌集《竹之里歌》及1895年的《俳谐大要》、1897年出版的《俳句诗人芜村》，对主要吟咏风景的与谢芜村给予高度评价。1898年的《致歌者的书简》等诗论和1896年的《松萝玉液》、1901年的《墨汁一滴》、1902年的《病床六尺》和1901－1902年的《仰卧漫录》等随笔集。
正冈子规的俳句、短歌一反传统写法，具有现实性和客观性，使俳句等作为能够适应新时代文学精神的一种形式而再次获得艺术生命。他认为诗人应该如实地反映事物，并且应该使用当代的语言。随笔追求简洁平明而又富有起伏的文风。1900年，他在《日本新闻》上发表一篇题名《叙事文》的随笔，介绍“写生”一词，借以阐述他的论点。对日本8世纪的和歌集《万叶集》十分推崇，通过自己的文章促使人们对该作品和对俳句诗人芫村重新发生兴趣。而对纪贯之参加编纂的日本第一部敕选诗集《古今和歌集》则认为其过于拘泥于对传统的尊重，重词藻而轻内容。《致歌者的书简》反映了这一观点。 为此曾同与谢野宽发生激烈论争。
1899年，正冈子规和弟子们一同创办“根岸派短歌会”，同与谢野铁干和与谢野晶子夫妇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组织“新诗社”相对立，成为当时日本诗坛的两大流派。晚年除诗歌创作外，还喜爱水彩画。1902年9月19日去世。死后以俳句革新家的身份享誉日本文坛。
司马辽太郎的长篇巨著《坂上之云》描述松山藩出身的秋山好古和秋山真之兄弟，以及自幼一起长大的文学家正冈子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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