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节日的看法

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困境，这是必然的吗？

多年来人们就一直在感慨节日的味道越来越淡，而当“节日”的概念被“假日”所置换以后，节日经济以及由此被挑起的民众度假消费狂潮便成为最为壮阔的时代景观。节日观上的“政治正确”常常把我们的思维引向民族救亡法庭上了无新意的正义判词，似乎本土节日的式微都是外来洋节搞的鬼，于是，有了2005年圣诞节前后冒出来的“保卫春节”一类的盛世危言。关于本土民族文化价值应该如何保护的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至少100年，而且还将继续在同一个层面延续下去，这遮蔽了问题的要害。

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几乎所有的重要传统节日都面临着很大危机。作为文化身份认同仪式的节日，都打上了太多全球化时代的商业烙印。上世纪90年代，包括法国、丹麦等在内的欧洲国家就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的消费文化的渗透伤透脑筋，并试图以弘扬本土文化价值来加以抵御——结果如大家所见，收效甚微。

从表面上看，当代中国西方节日的盛行的确有很大的“文化自我殖民”的嫌疑。一个黄皮肤讲汉语的中国人在没有任何宗教原由的情况下热衷于过圣诞节的确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正如我们大量采访所显示的，对于大多数漠视本土节日而推崇洋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完全不知所以然的圣诞节也和诸如好莱坞大片、可口可乐、LV和NBA等一样，其实只是一件来自西方的时髦的消费品。西方文化符号本身所具有的特定意义，已经被消费主义的欲望搅和得面目全非了。

我们变得越来越不知道为什么要过节了。我们知道并期待的可能只是一次减压的好睡眠或假期，只是一次疯狂购物或消费的好理由，只是一次彻夜狂欢的借口或者甚至只是一种用来表明自己时尚态度的符号，当然不用说，节日更是一次商业促销的良机或一个拉动内需的杠杆所有这些，已经使我们节日的文化气息变得非常稀薄，而节日在强化人的文化认同意识方面的仪式功能正日渐丧失。

所以，如果说，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节日需要保护和捍卫的话，那么其假想敌不是圣诞节这样的舶来节日，而是全球化时代所有那些令传统价值遭受致命打击的东西。

好好过节吧，认真做一回我们自己。

18位意见领袖的节日观

回溯传统，中国人的本土节日意味着纪念活动，或团圆、或庆祝、或祭祀，春节之后的“土节”依次有元宵节、龙抬头、清明节、端午节、七夕情人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小年等，阳历节日一般是纪念日，如植树节、劳动节、儿童节、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元旦等，此外，中国人近年来还热衷过“洋节”，大致有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父亲节、母亲节、感恩节、复活节、万圣节等。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一份调查显示，536%的年轻人过“洋节”是为了“找个快乐的理由”；对于“洋节与中国传统节日有何区别”，571%的男性认为“中国传统节日停留在吃、穿等物质享受层面上，而洋节更注重精神的交流”，607%的女性认为“洋节轻松自在，中国传统节日过得累”。

今日中国，平均每月便有两个节日，人们是怎么对待这些节日的呢？本次调查涉及儒学学者、宗教学教授、私塾先生、前驻德大使、媒体评论员、在华留学机构教授、青年导演、音乐家、外企高管、美女作家、国际名模、杂志主编、在华老外、派对搞手、职业牧师、登山迷、海外华人学者、现代艺术家等。(统筹/董薇)

张杨：“不知道端午节是哪天。”

“第六代导演”，当代最真诚的青年**艺术家之一。他最近面临两件大事，心情极可能处在一种微妙之中：一是去年10月份自己的影片《向日葵》在西班牙获得两个大奖，二是新片在国内上映，票房惨淡。对于有关节日的话题，张杨表现得相当淡然。

“节日往往意味着人们获得一段自由和快乐的时间，而我们搞**的，时间上较一般人自由。对我来说，节日就是高兴的一天。”

张杨认为真正的节日主要是春节、元旦、五一、国庆。圣诞更像是年轻朋友聚会的日子，而在春节，很多人都要回家。大年初二、初三，张杨常去云南，在大理等地和朋友们聚一聚。张杨基本不过“情人节”，他认为这是20岁以前的年轻人在意的节日。

张杨认为，节日和人的成长经历有关，情人节、圣诞节是19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这些“洋节”更有记忆。

张杨知道清明、中秋分别是哪一天，但不知道端午节是哪天。张杨不认为“洋节”是“文化侵略”，“事实上，它只是让中国人找了个可以狂欢的理由，它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机会，并没有改变人的观念。以后也不会出现只过圣诞不过春节的情况，因为人有一个历史传承。”(采访/吴炜)

棉棉：“情人节多假多形式化啊！”

联系到名噪一时的美女作家棉棉的时候她正和朋友吃饭，话筒中传来的喧闹铺陈了一个生动的背景——好像棉棉就应该是这样，身边总有一大群朋友，永远是众人的焦点。这样的派对动物对过节想必是兴趣满满，她的每一个节日，都应该是Colorful Days吧——

棉棉竟然说平安夜她本打算待在家里，可是号称女版许巍的唱将姜昕约她出去吃饭，于是一起去了“幸福花园”，后来又去向北京音乐台的著名DJ有待Say Hello，出来路过“BABYFACE”的时候棉棉又听从了自己的预感进去找到了很少现身的老板，又开了两瓶香槟就这样，本打算安安静静在家的棉棉过了一个喧闹的平安夜。她说她对圣诞节没什么感觉，倒是小女儿对圣诞激情澎湃，因为每年的圣诞她都会去国外和爸爸一起过，就像标准的外国小孩儿一样。说到这里提到了情人节礼物，没想到棉棉的回答竟然是“从来没有！”她说如果要取消一个节日，那就是情人节，“有什么意义呢？多假多形式化啊！不觉得无聊么？”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印象最深的节日，棉棉想了半天，认真地说应该是春节吧，“因为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即将到来的春节打算也是“陪陪爸爸妈妈”。至于自己过得最开心的节日，棉棉说一个是两年前自己在长城上面办的世界顶级DJ Party，另一个就是不久前在荷兰的摇滚音乐节。对于大众的节日，棉棉既说不出什么洋节的来历典故，也想不起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传统节日庆典，“我是一个对过节特别没有感觉的人”。 (采访/韩峰)

王达三：“我们的圣诞应该是孔圣人的诞辰。”

各大论坛上以一篇《就所谓圣诞问题告国人书》而引来板砖无数的王达三，就是人大哲学博士王甬。所谓达三者，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此儒家三达德也。王甬说，这就是他的目标和理想，“我欲为此三者，故名。”学者之气扑面而来。

王甬坚持用“耶诞”来称呼“圣诞”，他说：“圣，是基督教徒的圣，不是我们的，所以不是‘圣诞节'，而是‘耶诞节'。”他称“圣经”为“耶经”或“新约”、“旧约”，语气自然决断。

女儿的幼儿园里有耶诞节的联欢活动，他很不满园里这样的安排，于是没有让女儿参加，还特意给幼儿园方面递交了一份意见书，但是石沉大海，他挺无奈。“为什么要过人家的节日呢？我们有我们的圣人孔子，圣诞应该是孔圣人的诞辰；我们有我们的牛郎织女，情人节也不应该是2月的瓦伦丁纪念日吧。”他说起以前七夕还和爱人互送礼物，害羞地笑笑。

作为一个儒家学派的捍卫者，他对于其他宗教也还是抱着宽容的态度。在过去，一个庙里中间供着孔子，左边供着老子，右边还有释迦牟尼，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多一个耶教徒，并不会少一个中国人，”他说，“儒家思想是一种渗透进中国人骨子里、血液里的精神和思想，不是另一种文化十几二十年就冲得垮的。”这样说着，他还是流露出忧心忡忡的警觉，“这是一种全民无意识，全民无意识啊。”在风俗习惯的背后，是对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的归属感。“知识分子要大声疾呼啊。”他说，并做出身先士卒状。

即将到来的春节，王甬准备以最中国的方式来度过：挤火车，回老家，给父母磕头，一家人吃团圆饭，还要去给祖先上坟。他的家乡在并不太遥远的山东，那里也是孔子的家乡。(采访/于亚男)

金宜久：“如果把圣诞节变成了中国人每年要狂欢的日子，那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中秋节也推出国门呢？”

在麦当劳刚刚过了来到中国的第15个生日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宜久教授站出来说：“一味支持麦当劳，这个民族就要完蛋！”还没生日快乐完的麦当劳，就这样作为舶来文化的代表被推上了审判台。

提到这句引起很大轰动的推论，金宜久教授呵呵一笑：“这句话可不是我的原创，是我身边一位老教师的话，只不过我比他名气大一点点，所以我提出来了，得到的重视和反响也就更多一点。”他的温和，和许多70岁上下的老教授并没有哪里不一样。

因为经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金宜久感觉节日的样子很模糊。土节？洋节？都是不过的节。即使是将要到来的春节，在金教授看来，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

在国外研究和学习的时候赶上圣诞，他也只是应邀去朋友家里吃个便饭。在金宜久的观念里，所谓节日，总是要和家人一起过的，远离家乡上海这么多年，在他心中早已没有了节日的概念。惟有说到小时候的春节，他才略略兴奋起来，说起年幼时一家人穿着长袍在年三十去亲戚家里辞岁，还有中秋节家人做月饼，放什么样的馅，说起来仿佛近在眼前。“其实我们中国这些传统节日都是很好的，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在里面，可是现在的人们不懂得珍惜啊。”一声长叹。

金教授用“文化渗透”来代替“文化侵略”，他宽宏大量地理解了年轻人对洋节的好奇心理。作为一个不大过节的人，他并不是很在意什么样的节日在时下最受欢迎，他只是希望不该被遗忘的没有被遗忘。在他的论文《伊斯兰文化与西方》中提到：“人类社会是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中不断发展和前进的。”

在金教授看来，如果把圣诞节变成了中国人每年要狂欢的日子，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中秋节也推出国门呢？“融合是互相的嘛。” (采访/于亚男)

蔡佳禾：“不管是端午节，还是万圣节，我们都会搞活动庆祝。”

南京大学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建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每年招收中国学生、美国学生各50名：其中中国(含大陆及台港澳)学生由南京大学招收，美国学生(含少数其他国际学生)由霍普金斯大学招收。学生在中英双语环境中受到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教育和训练。

“不管是端午节，还是万圣节，我们都会搞活动庆祝。”“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主管学术副主任蔡佳禾教授介绍说，“这样的环境里，过节是学生之间情感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

忙着筹备晚宴的蔡教授自称是一位很开明的新派人士，对于在中国盛行的洋节他很是热心，“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些西方的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已经没有太多宗教的涵义，只是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和情感沟通的机会。真正的宗教信仰者，自然还是有跟大众不一样的过节方式，比如去教堂。” “中美中心”每年秋季入学的第一个传统节日是中秋节晚会，蔡教授称举办庆祝活动是为了让西方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融入当地习俗。

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也是“中美中心”热烈庆祝的一个节日，中心特地组织了圣诞晚宴、派对、圣诞专场**等活动，而蔡教授都一一参加了庆祝活动，“因为我也很喜欢看到年轻学生们热情洋溢的样子”。说到不远的春节，蔡教授很肯定地说还是以最传统的方式度过：走亲访友，吃团圆饭等，“当然还要放鞭炮。”他笑着补充。 (采访/殷贝贝)

包一峰：“节日一多，最高兴的是商家。”

上海的霖杰时尚总经理包一峰是一位资深Party策划者，他是个“航空士”，飞来飞去，去完美国迈阿密的一个艺术展后，又去参加北京的一个Dior品牌的发布会，刚刚赶回上海不久，就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圣诞节小包没刻意设计，是在家里过的，最开始叫了十几位朋友过来喝酒，吃饭，后来又来了10多个人，也就像了一个Party。小包怀念小时候在上海的小弄堂里过的那些“土节日”，“咱们中国人，首先要把自己的传统继承好了。”他提到香港人在传统节日，比如冬至、清明、端午，会给市民放假，很人性化，内地却没有。

传统节日中，小包最重视春节，因为是尽孝心的时候。大年初一初二，小包会去串亲戚，拜访长辈，初三初四后可能去国外旅游，到比较暖和的地方去度假。“由于节日惰性，一般中国人要到正月十五才会恢复工作的状态，如果整个春节假期全在家，可能受不了。” 情人节那天是胡兵的生日，小包他们往往给胡兵过生日。

小包留意到，“洋”节日的蓬勃其实也受到商家的触动，“他们巴不得全国人民都过节日，这样他们可以多做生意”，小包说了上海的例子，“12月25号那天，希尔顿饭店据说有800人用餐，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外国人很多回国过圣诞了)，销售额有100多万，破了纪录。其他五星级的西餐厅据说也全部爆满。大家去那里，估计是觉得可以吃到正宗的西餐。”

现在节日奇多，听说还有个秘书节。“节日一多，最高兴的是商家”，小包说中国 移动每当节日都会在短信收入上大赚一笔，运营商的一个手法是会聘请一些短信写手，写一些比较好玩的短信祝福语，然后让这些祝福语在手机用户之间互相传播，这样，信息费也就滚滚进入了他们的腰包。 (采访/吴炜)

陈擎：“中国节日在国外也有很多人过。”

这位广州交响乐团的首席双簧管演奏家是个大帅哥，经常满世界地演出。双簧管大师 Maurice Bourgue (前巴黎管弦乐团首席)、 Hansjorg Schellenberger (柏林爱乐乐团首席)、Anthony Camden(前伦敦交响乐团双簧管首席)都是他的授业恩师。

和往年一样，陈擎的平安夜又在演出中度过。作为职业演奏家，陈擎一年之中大多数节日都站在舞台上，他说：“春节是我最期待的节日。今年春节，我们会回太太的家乡大连。”

陈擎身边的朋友和他一样没有太多时间过节，但都很看重传统的中国节日，西洋节日在他们看来只是大家在一起凑热闹，是个仪式。2005年圣诞，星海音乐厅也在户外搞了个酒会，他说：“音乐厅本身就是个西化的地方。”

陈擎也有忙里偷闲的时候，2005年“五一”，他跟太太去了菲律宾旅行。"过节只是一个借口，能跟家人待在一起或者出去旅行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外留过学的陈擎说：“中国节日在国外也有很多人过。有一年，我跟太太在日本过春节，当时唐人街很热闹，日本人对这个外民族的节日也特别感兴趣，中国餐馆生意好得不得了，中国的工艺品、食品卖得特别好。”

“最感人的节日故事，”陈擎不假思索地说，“是中秋节的故事，嫦娥奔月充满了温馨和诗意，也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虽然节日这么多，陈擎认为一个都不应该取消，“每一个节日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要是节，只要放假，我都爱过。” (采访/孙琳琳)

十一郎：“重阳节一定要过。”

他喜欢登山，差点儿把爱好变成了职业，好在明白得早，现就职于某慈善教育基金会，从而释放了部分蓬勃的爱心。个人最满意的名头：2003年珠峰攀登队总指挥助理兼队员。能者多劳，他同时还是中国登山协会户外运动委员会委员，深圳登山协会副会长。

十一郎在北京工作，家在深圳。他的朋友很多，2005年圣诞就是和一大帮熟识的网友在一起，游泳、打桌球，吃饭、打牌、唱歌。

闲不住的他，年三十却一定要回家。他很看重中国节，春节要守家，中秋也要一家团聚，他回忆说：“小时候过元宵、过端午，现在很少了。倒是重阳节一定要过，九月底、十月初是登山的黄金时间，跟一帮登山的朋友找个一两千米的山玩一下。春节前后可能会选择一些周边的地方玩四五天，攀冰或者滑雪。”

热热闹闹地过了这么多节，十一郎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的母亲节。当时他正在登珠峰，出发前一天在珠峰大本营写了一张明信片给妈妈，这个母亲节对他来说特别有意义。

“春节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假期比较长，让人们有时间修整，同时更好地计划下一年。本来过节就是找个借口给大家的生活增添点变化，很多节日故事都是胡说八道，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热闹的气氛。过节不能越过越浮躁，要过得踏实、愉快、舒服。”

此外，十一郎说：“圣诞节和元旦完全可以合并，因为离得太近了。” (采访/孙琳琳)

中西节日文化内涵被抽空 消费大潮冲淡节日温情

无论是中国传统节日，还是外来的各种洋节，其文化内涵都被抽空了。我们离不开节日，不忍心看到所有节日都沦为购物节、吃饭节，我们需要在传统之中找回彼此交流的底气。<!-- 科技内页 - 360300 画中画 -->

文/王建

我们的传统节日大都与古代的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当我们告别农耕社会奔赴工业社会之后，传统节日在工业大生产时代功能开始式微，西学东进，西节也迅速在这片土地上枝叶繁茂起来，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头！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似乎已经成了光辉的“中国节”，商家的精明造势加上年轻一代的盲目追随则推波助澜——传统节日渐行渐远，西方节日大行其道。

西方节日来势凶猛，但硬要说它们像当年的坚船利炮那么可怕或许有点夸大其词。西方世界的节庆文化虽然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就开始萌芽，其真正壮大则是在基督教君临天下之后。自利玛窦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利用儒学经典在中国传播圣经算起，基督教来中国已经四个多世纪了。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节日却没有得到有力保护。1949年以后，大多数节日都被视为封建残余而废除，幸存下来的也只有春节、端午和中秋，其中只有春节被列入了法定节假日。1949年以来我们的全民放假日只有7天，直至1999年国务院发布《全国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才增至10天。这样的水平与中国宋代的69天、 日本的15天、 韩国的16天、澳门的22天和美国的23天相比，明显过于低下。传统节日的被贬与洋人节日的嚣张构成了这个时代最戏剧化的景象。

出生在20多年之前的人还依稀记得每天翻页的老皇历上详细标注着的时令和节日的日期。翻开当下的很多日历，传统节日只剩下了春节。中秋、元宵花灯、清明祭祖、端午悼念、七夕乞巧、重阳敬老、上巳(三月三日)、夏至、中元、冬至、腊八、祭灶等重要的节日都从日历上消逝了。同时消逝的是农业祭祀、祖先崇拜、神灵崇拜、驱邪禳灾等特殊仪式。那些有着上千年辉煌和浪漫的仪式，后人难道只能在古籍中体验？

不能否认传统节日如今确实存在水土不服的成分，但如若将之视为敝屣立刻投入洋节的怀抱无异于挥刀自宫。节日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调剂，更是维持民族认同感的纽带。有趣但也让人不爽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教师节、美国的教师节、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教师节，都是定在孔子诞辰日，即9月28日，我们自己却有意回避这一天。

为什么洋节大行其道而传统节日冷冷清清？学者们认为这是文化自轻和自我殖民。近代历史留给国人的不止是无尽怨怒，还有根深蒂固的自卑。落后与挨打成了人们对近代历史的习惯性总结，麻木自卑甚至憎恨因此成了大多数人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

人类本身只是进化树枝上一个偶然分杈，人类历史背后的如铁规律不过是人类中心论调支配下的一种癖好，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无法避免的归宿，更不可能成为解救人类的“上帝之城”，相反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侵略性对人类“文化生态”的打击却可能是毁灭性的。在这个看上去有点在劫难逃的境遇中，无论是中国传统节日，还是外来的各种洋节，其实都被抽空了，成为徒有其表的摆设而变了味道。比如圣诞节到了我们这里也就是一个消费日，或者时尚标签，不至于对中国传统节日造成多大的威胁。真正的危险反而来自我们自身，像中秋节这样温情的节日，却成为月饼商人炫技卖乖的秀场和无良政客们腐败和投机钻营的通道。

费孝通曾经提出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文明古国，中国应有这样的文化胸怀和文化志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的理想同样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对待节日的态度，不卑不亢。在文化认同感严重缺乏的今天，不是变着法儿打着节的旗号来赚钱来消费，而是带着虔敬之心认认真真过好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这或许才是我们的本分。

节日假面下的诸神狂欢

节日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规定着一个人的文化身份，并以仪式化的方法维系着人与传统的关系。在全球化想象共同体下，人类的许多价值都在趋同，而节日可能是保持人们文化认同感的最后一道壁垒了。维护传统节日，并不是要以一种简单的排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来抵御圣诞节等洋节的“入侵”，并御洋节于国门之外，而是要防止全球化浪潮所造成的民族文化价值的空壳化、商业化倾向。

文/李国庆

即便我们早已丰衣足食，奔跑在小康的大道上，不再期待春节海吃胡喝一顿，甚至可以随时去亲吻欧洲的空气，东京的潮流，纽约的时尚，香港的迪士尼，但我们对于节日的渴求仍然处于某种饥渴状态——圣诞，元旦，情人节，元宵节，万圣节，中秋节，春节，愚人节，重阳节时下节日之多堪用洪水猛兽这个词来形容，但人们对于节日的钟情并没有因为进入“娱乐至死”的诸神狂欢年代而有所消解。我们仍然有着绝对超全球化的姿态，对于传统的、舶来的、自定义的节日都乐此不疲，兼收并蓄。

让社会学家们不安的是，至少从表面上看，传统节日已呈末路狂花之势，而舶来的节日却甚嚣尘上，如此的此消彼长，自然会引发知道分子们振聋发聩的“保卫春节”宣言！

过中国节

“所谓节日，就是大家在这一天放下手中的工作，放下心中的烦恼，高高兴兴地欢聚一堂。唱唱歌，跳跳舞，更少不了吃点喝点。当然，对于我这种不爱凑热闹的人来说，过节更是一个读书的好日子。”沈宏非写过一篇《过节》，文章开宗明义地谈论节日的精神意义。

这样的解读有些平淡如水，歌舞升平，有华丽的精神意义，惟独缺失正面临着欲望消费冲击的物质意义，难以穿刺节日在中国的内核，对于喜新厌旧的中国人来说，节日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伴随着全民超女或周杰伦口齿不清的歌声在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前的节日意义与今日之意义绝对不可同日而语。随便找一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都会告诉你春节的意义是可以穿新衣，吃大鱼大肉。问问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会告诉你春节的意义是放鞭炮，春节联欢晚会，回家过年。再问问80年代后，他们会告诉你春节的意义是relax，旅游，打机，收压岁钱。

当全球都戴上一顶滑稽的圣诞老人帽子时，也隐喻着中国节正处于日益式微之势。我在Google上搜索到的中国重要传统节日有20个，包括中和节(二月二)、上巳节(三月三)、天贶节(六月六)、夏至节、七夕节、冬至节等，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些节日的名字都鲜有所闻，更不用说参与其中，逢节必乐。

所以，专家们很焦虑，觉得现代人已经遗失了传统。因为这些节日与我辈中华传人、龙子龙孙们都有着传承的渊源，例如与日月时令交会有关的春节、立春、元宵节、中和节、上巳节、清明节、天贶节、夏至节、七夕节、中秋节而正月初七的“人胜节”、四月初八的“浴佛节(释迦牟尼生日)”、七月十五的“中元节(鬼节)”和十月十五的“下元节(水官大帝诞辰)”则来源于中国的传说、神话和宗教。

由此从根源上分析，中国传统节日的产生乃至传承发展，都植根于千年的农耕文明，亦符合专家们慷慨陈辞的三大特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中国农历历法为其刻画出具体的时令节点；中国人至为推崇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排除了这些时令节点之于古人的外在性和偶然性

冬奥会政治时评：

1、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通过北京冬奥盛会，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现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有助于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内外部舆论环境。正因此，我们不仅要办好盛会，也要以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的方式，讲好中国再次与奥林匹克结缘的动人故事。

2、当冬奥遇上春节，当冰雪碰上文化，这注定是一届与众不同的冬奥会。市民在热闹过大年之时，冬奥村与冬奥场馆里也挂满了灯笼、中国结，贴上了喜庆的福字与春联，洋溢着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息。八方来客共贺中国传统节日，这种文化维度的交融，让北京冬奥会迸发出更加绚烂夺目的光彩。

3、如果我们追溯春节的源流，可以发现，春节与奥林匹克精神高度契合。春节是辞旧迎新，也是开门迎客。本届冬奥会，将有数千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随行官员、工作人员参加，这是全世界冰雪运动员的一场大Party。中国作为东道主，热情地迎接，有序地组织，周密地服务，尽显礼仪之邦开门迎客之道，也对应着“团结友爱、公平竞争、相互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

4、从更高维度来讲，新春佳节热烈的迎客氛围，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吻合。春节寄寓着阖家团圆的美好愿景，这是对爱与和平、天下大同的不懈追求。而奥林匹克精神从一开始就象征着全人类的和平、友谊和团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在这些目标的引领之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5、黄河之水滚滚而来、奥运五环破冰而出、片片雪花合而为一，在冰与雪的浪漫故事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再次惊艳世界。它唤醒了人们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光荣记忆，也激发着人类“一起向未来”的情感共鸣。开幕式上，人们看到了“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诗意情景，也感受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怀。

汪曾祺：读《边城》 请许我先抄一点沈先生写给三姐张兆和（我的师母）的信。

　　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的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这是一封家书，是写给三三的“专利读物”，不是宣言，用不着装样子，作假，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可信的。

　　从这封信，可以理解沈先生为什么要写《边城》，为什么会写得这样美。因为他爱世界，爱人类。

　　从这里也可以得到对沈从文的全部作品的理解。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解释有点不着边际了吧。

　　《边城》激怒了一些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因为沈从文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规定的模式写作。

　　第一条罪名是《边城》没有写阶级斗争，“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

　　是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要写阶级斗争？

　　他们认为被掏空阶级属性的人物第一个大概是顺顺。他们主观先验地提高了顺顺的成分，说他是“水上把头”，是“龙头大哥”，是“团总”，恨不能把他划成恶霸地主才好。事实上顺顺只是一个水码头的管事。他有一点财产，财产只有“大小四只船”。他算个什么阶级他的阶级属性表现在他有向上爬的思想，比如他想和王团总攀亲，不愿意儿子娶一个弄船的孙女，有点嫌贫爱富。但是他毕竟只是个水码头的管事，为人正直公平，德高望重，时常为人排难解纷，这样人很难把他写得穷凶极恶。

　　至于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向下行船时，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计，甘苦与人相共，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更难说他们是"阶级敌人"。

针对这样的批评，沈从文作了挑战性的答复：“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

　　第二条罪名，与第一条相关联，是说《边城》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脱离现实生活。

　　《边城》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边城》有没有把现实生活理想化了？这是个非常叫人困惑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小说叫做“边城”？这是个值得想一想的问题。

　　“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

　　便是在湘西，这种古朴的民风也正在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1933--1934)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

　　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说：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喔！“人性”，这个倒霉的名词!

　　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小说的作者与读者》)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

　　《边城》里最难写，也是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翠翠。

　　翠翠的形象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子。

　　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 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得来(《湘行散记·老伴》)

　　一个是在青岛崂山看到的女孩子。

　　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看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水云》)

　　这个女孩子是死了亲人，带着孝的。她当时在做什么？据刘一友说，是在“起水”。金介甫说是“告庙”。“起水”是湘西风俗，崂山未必有。“告庙”可能性较大。沈先生在写给三姐的信中提到“报庙”，当即“告庙”。金文是经过翻译的，“报”“告”大概是一回事。我听沈先生说，是和三姐在汽车里看到的。当时沈先生对三姐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写一个小说。”

　　另一个来源就是师母。

　　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朴素式样。"(《水云》)

　　但这不是三个印象的简单的拼合，形成的过程要复杂得多。沈先生见过很多这样 温柔的乡村女孩子，也写过很多，他的记忆里储存了很多印象，原来是散放着的，崂山那个女孩子只有一个触机，使这些散放印象聚合起来，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形象，栩栩如生，什么都不缺。含蕴既久，一朝得之。这是沈先生的长时期的“思乡情结”茹养出来的一颗明珠。

　　翠翠难写，因为翠翠太小了(还过不了十六吧)。她是那样天真，那样单纯。小说是写翠翠的爱情的。这种爱情是那样纯净，那样超过一切世俗利害关系，那样的非物质。翠翠的爱情有个成长过程。总体上，是可感的，坚定的，但是开头是朦朦胧胧的，飘飘忽忽的。翠翠的爱是一串梦。

　　翠翠初遇傩送二老，就对二老有个难忘的印象。二老邀翠翠到他家去等爷爷，翠翠以为他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地说：“你个悖时砍脑壳的！”后来知道那是二老，想起先前骂人的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到家见着祖父，“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

　　两年后的端午节，祖父和翠翠到城里看龙船，从祖父与年长的谈话里，听明白二老是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滩过的端午。翠翠和祖父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忽然停住了发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这说明翠翠的心此时正在飞向滩边。

二老过渡，到翠翠家中做客。二老想走了，翠翠拉船。“翠翠斜睨了客人一眼，见客人正盯着她，便把脸背过去，抿着嘴儿，很自负的拉着那条横缆……”“自负”二字极好。

翠翠听到两个女人说闲话，说及王团总要和顺顺打亲家，陪嫁是一座碾坊，又说二老不要碾坊，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翠翠心想：碾坊陪嫁，希奇事情咧。这些闲话使翠翠不得不接触到实际问题。

但是翠翠还是在梦里。傩送二老按照老船工所指出的“马路”，夜里去为翠翠唱歌。“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这是极美的**慢镜头，伴以歌声。

　　事情经过许多曲折。

　　天保大老走“车路”不通，托人说媒要翠翠不成，驾油船下辰州，掉到茨滩淹坏了。

　　大雷大雨的夜晚，老船夫死了。

　　祖父的朋友杨马兵来和翠翠做伴，“因为两个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与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都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后，哭了一个夜晚。”哭了一夜，翠翠长成大人了。迎面而来的，将是什么？

　　“我平常最会想像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湘行集·泊缆子湾》)。沈从文对写景可算是一个圣手。《边城》写景处皆十分精彩，使人如同目遇。小说里为什么要写景？景是人物所在的环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一部分。景即人。且不说沈从文如何善于写景，只举一例，说明他如何善于写声音、气味；“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生意人的杂乱的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有哪一个诗人曾经写过甲虫的气味？

　　《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二十一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起迄，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这不是长卷，是二十一开连续性的册页。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

　　《边城》，沈从文的小说，究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金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总有一天，这一天什么时候来？

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

新月派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它是针对当时的新诗形式过分散体化而提出来的。这一主张奠定了新格律学派的理论基础，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新月派诗歌以闻一多与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试图为新诗的“规范化”确立美学原则。新月派明确地提出以“和谐”与“均齐”作为新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

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三美”中的音乐美是指新月派诗歌每节韵脚都不一样，好像音乐一样。音乐美指的是诗歌的音节，读起来富有节奏感，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建筑美是指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绘画美指的是诗歌的词藻，用词注意色彩，形象鲜明。

简单说苏轼是一个好人。

对于百姓，他一刻也不曾忘过，无论是在京城，在杭州，在黄州，还是最后被贬海南，无论他有权利还是没权利，他都尽力为百姓做事，造福一方。他自称是“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民”。

对于世上的人，他相信他们都是好人，他以一颗善心看待世界，哪怕是政治上与他不和的人，私下里仍可成为朋友。

对于朋友他肝胆相照，朋友有难必当全力相助。

对于妻子，他情深意重，对于王弗的死，他十年未忘，一首《江城子》感人至深。

对于自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满腹的不合时宜”。

要想了解更多，你可以看一看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下面这首诗是暗写苏轼的，也可表现他的为人：

谁能

荷叶枯黄了，谁能再把湖水染绿？

白鹭飞远了，谁能和奏鸟啼春曲？

宝塔孤单了，谁能荡出波影涟漪？

夕阳落山了，谁能涂红朝霞遍地？

走走、看看，问问他，问问你。

谁的心中有甘霖细雨？

谁的真情能撼天动地？

谁的勇气能扭转乾坤？

谁又能擎起那描青山绘绿水的如椽巨笔？

谁能？谁能擎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