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美的小说？

一般认为，张爱玲小说钟情于描摹世间凡俗中的平常事，反映俗世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认同世俗价值观，在题材和主题上体现出一种追求平凡中的美的倾向；在情节和结构上，很少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不刻意安排结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进有序展开，显得信笔所之，自然随意；语言上追求通俗化、大众化，具有直白易懂的特点等。这些评价固然有其道理和依据，但还不能说是对张爱玲小说审美特征的全面把握。本文就以张爱玲小说代表作《倾城之恋》为例，对张爱玲小说的审美特征尝试做一个归纳：一、题材主题体现了凡俗与超脱的有机结合张爱玲小说的题材多选自世俗平凡生活，擅长于刻画具有世俗特性的凡人形象，展现他（她）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主题思想上，有人说张爱玲小说认同俗世生活，认同世俗的价值观，认同世俗的观念和情感①， 事实上，张的小说对世俗的一些价值观确有部分的接受，但更多时候表露的则是锋藏不露的批判或深深的无奈，有时叙述本身就是出于揭露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对世俗价值观的认同，倒不如说是对世俗价值观的正视，正视意味着不忽视其存在，但并不一定对其承认或赞同。这一特点使张爱玲的小说往往能体现出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新拔俗之气，因此，应该说张爱玲小说在题材及主题上体现出的实际是一种平凡美与超脱美的融合。《倾城之恋》叙述了年轻的离婚**白流苏和归国阔少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故事。很显然，这个视角符合张爱玲喜欢写庸人俗事的习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国家正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所谓“乱世出英雄”，那种社会环境应该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但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却把焦点放到了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个平凡人身上，两个人从认识到恋爱、直到结婚经历了一个复杂坎坷而漫长的过程。战争这样国家大事在这个故事里也只不过是个陪衬，一个出人意外的凑巧因素。从知人论世这个角度来看，《倾城之恋》在题材及情感主题上确实具有庸人俗事的特点，这使《倾城之恋》能让一般的读者有亲切感、真实感，容易将故事中的人物和自身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具有浓郁的世俗生活况味的审美体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倾城之恋》在题材及主题上又是超脱的。首先，从人物性格及其背景看，白流苏和范柳原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平常人相比，在其个性、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特异的地方。白流苏是一个聪明美丽的离婚**，由于从小受父亲影响的缘故，具有一种好赌和敢赌的天性，愿意为自己的未来冒险赌一次。范柳原刚刚从国外回来，从小在国外长大，在父亲故世后，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使他成了一名生性风流，且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富家公子。可见，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个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庸男俗女，对于平常人而言具有明显的特异色彩。其次，从思想主题上看，两个人的爱情虽然离奇而并不崇高，恋爱时互玩感情手腕、勾心斗角，让人感到一种浓郁世俗情调。但是，仔细体味就不难发现，张爱玲在看似冷静客观的陈述之下实则寄寓着对社会现实强烈的批判，表达了一种隐隐的无奈和哀痛。这场爱情带给白流苏的不是纯然的快乐幸福的体验，更多的是悬念和猜疑。即使是最后结婚，也不能归功于两人的缠绵之恋和相互的真心付出，而是一场战争促成的，完全是一种偶然的幸运，当然这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中又是理所当然的。这种隐含其中的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批判，带给人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启迪，似乎让人一下就能看穿充满于世俗之间的各种猥琐的较量，进而获得精神境界的升华，让人从中获得一种顿悟和超脱的审美体验。二、情节及结构上体现了自然随意与曲折回环的统一张爱玲小说的情节设置确实不能说是高潮迭起，而是保持俗世生活的平淡本色。但她小说的情节并不是单纯的平淡自然，而往往是与曲折跌宕对立统一，情节发展总是出人意表、百曲千折。《倾城之恋》的情节就明显有这个特点，既不失平淡自然，又让人感受到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白流苏离婚后回到了白家，在被兄嫂们骗光了积蓄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常常恶语相加，母亲对她的遭遇视若无睹，正当白流苏痛苦绝望的时候，转机突然出现。徐太太来为她未出阁的妹子提亲，准备介绍她妹子与范柳原认识，顺便也为流苏介绍了一个准备续弦的人家。但魅力男子范柳原竟然偏偏相中了白流苏这个年龄较大的“败柳残花”（嫂子语）。 在香港浅水湾饭店，白、范二人关系日益亲密，但有一天，范柳原却转而与一个印度女人亲热起来，白流苏明白范柳原是在用激将法，企图让自己主动投怀送抱，因而她丝毫不动声色，使得范柳原又主动与流苏恢复了亲密关系。读者这时可能会认为这下白流苏一定能够如愿了，但出人意表的波折又出现了，白流苏因故要回上海娘家，而范柳原也故意不加阻拦，这一去就是两年，期间没有范柳原的任何音信。这下看似没戏了，但故事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逆转，徐太太受范柳原背后指使，要带流苏一块去香港。人们会以为两人之间的感情经过了二年多时间的考验，白流苏想结婚的愿望论情论理都应该实现了。令人感到意外和遗憾的是，范柳原最后仍只是决定与白流苏买房同居，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匆匆买房同居后没有几天，范柳原就准备把流苏留在香港，然后只身去国外办事。这时，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流苏结婚的愿望肯定难以实现了，但出人意表的是，这时又一个大逆转突然出现——战争突然爆发，香港一时成了硝烟滚滚的战场，战争使范柳原出不成国，留在香港与流苏共度难关。在经过战争的洗礼后，范柳原思想竟然在突然间出现了极大的逆转，主动提出要与白流苏马上结婚。一个出人意外的圆满结局就这样出现了，整个故事情节显得曲折跌宕，令读者始终也猜不透故事结局。有人认为张爱玲不擅于小说结构的安排和建构，只是从直觉出发，信笔所之，因而常常显得缺乏宏观上布局的把握，主题前后不一，记叙散漫；有时又为细节所拘囿，繁琐重复，使通篇小说显得更加生活化、繁复化，因而也就一定程度损害了结构的统一与完美。② 这是值得商榷的。从《倾城之恋》看，结构上没有刻意安排，比较随意，但从头至尾各个部分之间都能做到前后照应，让人感到紧凑而和谐，具有回环往复之美，丝毫不显得散漫；细节描写虽多，但基本都能恰到好处，一点也不显得繁琐重复。三、语言上体现了通俗直白与精工细腻之完美融合张爱玲小说的语言体现了通俗化、群众化的特点，通俗直白，显得自然亲切③，贴近生活。尤其是在叙事写人的时候，这个特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倾城之恋》中，时常看到整段的叙述用的都是日常口语，且句式长短不一，显得直白而自然。但是，如果仅仅把张爱玲小说的语言特点归结为通俗直白，则又难免片面。实际上，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还有精工细腻的一面，尤其是在构造意象、抒情写景的时候，这个特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如《倾城之恋》的一段景物描写：“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整段的景物描写，用词准确传神，色调鲜明，对比强烈，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各色物件如在目前，显得精工细腻。四、艺术手法上融贯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审美特质张爱玲从小就喜欢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九尾龟》《醒世姻缘》等书，而且古文功底也很好，她曾熟读《古文观止》；她还擅长于英文写作，对国外文学的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④。这种背景使张爱玲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能够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往往体现出一种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审美特质，这在《倾城之恋》有着集中体现。在《倾城之恋》中，既有来自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精妙的比喻与繁复的意象的应运，又有来自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手法，如象征手法的应运，《倾城之恋》开头对白公馆的时钟的描述，以及香港海滩老墙的描述，都有象征作用；再如细腻而富有深度的心理描写。在她的小说中，有时心理的真实仿佛要超过现实的真实，如对白流苏在极度难过时看到的幻境的描写，让人感到那不是幻觉，甚至比现实还能说明问题，所有这些又体现出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审美特质。如果用“亦洋亦古，非中非西”来形容张爱玲小说这方面的审美特点，还是比较贴切的。总之，张爱玲小说带给人的审美体验是独特的，它所展现的艺术魅力已经令几代人为之着迷倾倒，直到今天它也仍然深受学界和读者的关注和青睐。今天我们对张爱玲小说进行探索和研究，目的不仅是要更好地了解张爱玲，了解她的小说，更重要的是要让今天的小说作者也能从中得到养分、得到滋补，让当前时代也能不断涌现出张爱玲小说那样的光辉作品。

《十八春》(即〈半生缘〉)写了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顾曼桢家境贫寒，自幼丧父，老小七人全靠姐姐曼璐做舞女养活。曼桢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工作，与来自南京的许世钧相爱，世钧深深同情曼桢的处境，决定与之结婚。曼璐终于也嫁人了，姐夫祝鸿才是个暴发户，当得知曼璐不能生育，便日生厌弃之心，曼璐为了栓住祝生出一条残计……十八年在天才作家张爱玲的笔下一晃就过去了，曼桢和世钧又在上海相遇，而岁月变迁绿树早已成荫。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实庸俗的男女，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于“一刹那”体会到了“一对平凡的夫妻”之间的“一点真心”。

《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七巧被哥哥嫁给残疾的姜家二少做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不幸的她》

《霸王别姬》《国光》 《沉香屑第一炉香》《紫罗兰》《传奇》《沉香屑第二炉香》《紫罗兰》《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琉璃瓦》《金锁记》《封锁》《连环套》《年青的时候》 《花凋》 《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等》《桂花蒸阿小悲秋》《苦竹》《留情》《创世纪》 《鸿鸾禧》《多少恨》 《小艾》《十八春》《赤地之恋》《五四遗事》《怨女》《半生缘》《相见欢》《色·戒》《浮花浪蕊》 《小团圆》 《同学少年都不贱》

这是一个既庸俗又浪漫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因婚姻失败，丈夫早死的白家女孩白流苏，在家人的迫害下，需要寻求另一个精神和经济的依靠。这时，她认识了从外国回来的范柳原。但由于某种原因，范柳原到了香港。经由徐太太的安排，白流苏也以自己作为赌注，远赴香港。范柳原是一个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值得依靠的人，白流苏毕竟是一个平庸的女人，她想获得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以此安定下自己的生活。但范柳原却需要离开香港，就当一切似乎已成成幻影的时候，战争在香港开始了。战争成就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范柳原回香港找白流苏。开始了可能向所有那时代一样的庸俗爱恋。（张爱玲她成就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但她自己却继续以悲伤过完余生）、转自百度娘。、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二、空间：出走、城与城

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

最初情境：

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

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

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

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

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

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

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

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

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骗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受骗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

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

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流苏想过：“空得好！”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

三、在场者与空缺者

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 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