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给侠文化注入了哪些新鲜的内涵

梁羽生作为新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是以一腔正气创造了武侠小说新的格调，后来，他移居澳大利亚，潜心于历史。作为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金庸、梁羽生、古龙不免俗的被人比较一番，总体来说金庸先生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梁羽生的影响力为何不及金庸金庸的小说确超越了其他武侠小说，他的小说内涵丰富，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金庸小说的艺术性专家学者探讨很多，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可以从情节与人物方面看一看。金庸的小说情节特别精吸引人，使人欲罢不能，而且人物形象也鲜明，有呼之欲出之感。梁羽生曾化名佟硕之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来把自己与金庸来比较。题目好像是《金庸梁羽生合论》，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写的相当精彩。我想这种学术性的语言金庸来恐怕不一定能写的来。但在作品中，金庸那半文半白的语言却很有魅力，梁羽生的语言用在这种古典情韵的现代武侠小说就不及金庸了。相对来说，梁羽生的小说较为呆板，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也不多。就拿你说的诗词来说，金庸古文学的功底可能的确不如梁羽生，但是梁羽生的诗词会给人以掉书袋的感觉。金庸的诗词功底不如梁羽生但他在文章中只一般引用诗词，但这些诗词与作品融为一体，意境悠远。比如，段誉在太湖被鸠摩智挟持时，看到太湖的优美景色，脱口而出：“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读者如果知道这是宋朝名相寇准所作，会觉得作者信手拈来，有大家风范。如果不知道，会以为是金庸所作，便会佩服他文采不凡。而梁羽生虽然自己精通诗词，但其所作大多与作品不能融和。作者有时会用一些古代典籍中文言文，读者会误认为他自创，比如在《倚天屠龙记》中白眉鹰王与六大门派争斗的一场，特别精彩。其中白眉鹰王与莫声谷比斗时，回想当年女儿与武当张翠山的悲剧，不禁长叹一声：“一之为甚，岂可再乎!”放弃了克胜之机，殷天正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这句话本出自《左传·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五年》，但他用来何等自然，这种境界不是一般作家所能达到的。至于古龙，粗制滥造之作特别多。但他的作品情节较为精彩，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也较为鲜明，较之梁羽生小说中的人物，更有活力。由于情节与人物是影视选择剧本的首要条件。所以，导演多选用金庸、古龙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对于艺术的影响力起着决定的作用，尤其是通俗文化。当然，金庸的小说，逐渐步入高雅文学殿堂，已有越俗为雅之势，而且引起了文化界的争议，这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个人的欣赏偏好会有不同，很难转变。这种偏好也许会伴随你一生。即便是学者也难以免俗。比如北大教授严家炎、孔庆东就很喜欢金庸，而另外一些学者，好像是何满子吧，对金庸就特别反感。这就好比有人喜欢吃白菜，有人喜欢吃萝卜一样。梁羽生对金庸的评价对于“武侠”概念的界定，梁羽生的观点是“武是一种手段，侠是真正目的”，所以“以侠胜武”是梁氏的一个基本观点。写了35部小说，塑造了上百个人物，梁羽生说，最能体现他“侠”精神的人物是《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和《云海玉弓缘》中的金世遗，“张比较靠近儒家，心中有一个道德观念;金比较接近道家，他本身没有一个规范，可能会有一些小过错，但本性是善良的，整体还是好的”。梁羽生、金庸一直被并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重要代表，但是，两人境遇并不相同，金庸的名声和认知度远在梁羽生之上。封笔之后的金庸，仍成为媒体的焦点，其作品也反复被搬上电视，而梁羽生则在澳大利亚隐居起来。在同行中，梁羽生一直对金庸评价最高。1994年，梁羽生就曾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谦虚地表示：“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新武侠小说的开山宗师梁羽生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武侠小说有武有侠，侠是第一位，武是第二位。“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可见武侠小说家对侠的重视。

侠有二重相关的含义：在事, 是指正义的行为；在人, 则指正义的代表，或“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梁羽生语）这是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但金庸的小说却有例外。纵观金庸小说的创作道路，不难看出，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有以下四点趋势或特点：

1人物个性越来越突出，侠的共性越来越少，离“侠”的典范越来越远。

2人物的侠气与正义的品质有一条明显的曲线，可谓“侠气渐消，邪气渐涨”。

3人物的侠义典范的理想性越来越少，而人物的现实人性表现越来越多。

4人物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弱，心理冲突越来越多，社会冲突也越来越重要。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也越来越强。

从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剑恩仇录》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从陈家洛到韦小宝，正体现了从侠到“反侠”，从伟人到小人的发展方向。这就是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他不仅托起高大的侠，还深刻地刻画了一个个真实的“人”，哪怕是小人。

当代学者韩云波曾将中国古代游侠区分为三种侠义模式： 私剑之侠是以先秦游侠为基础而形成的侠文化模式。

私剑之侠是先秦游侠的最基本的形式,在当时养客蓄士之风大盛的历史条件下,不忠于朝廷而效力于私门,充当食客、死士,在生存方式上有强烈的依附性。由于他们主要书贵族奴隶社会基本结构之外的自由民,一方面没有名位爵禄的羁束,另一方面也无法进入贵族上层社会的核心,因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活动能力也非常强。即使违犯法禁,也会受到所“养”者的庇护。在他们和所养者的关系上,既有长期归附的,也有临时依附的。

私剑之侠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的私剑性。他们的行为伦理,符合的是社会私门力量的要求,而与朝廷的礼法相背离。

在私剑的支持下,养客者常常获得足以与公室抗衡的强大势力,成为游刃于列强间的高级“游侠”。当时私剑之侠,人数众多,势力壮大,但最终只是别人的工具,而不能在历史和文化上有所建树,也不能进入中国侠文化的主流和核心。

私剑之侠中较为特殊的一类人是刺客。对于先秦的刺客,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之外另立《刺客列传》,并不认为他们是游侠。但刺客情形本来十分复杂,其中也不能排除侠的因素。后人则常常将刺客中的相当部分认为是侠客。

秦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私剑之侠进一步从侠文化的主体地位淡出。养客蓄士之风虽然仍旧代有承传,却在难达到先秦的鼎盛。

西汉中叶以后,私剑之侠就再也没有进入侠文化的主流。

在历史上,他们以保镖打手、看家护院等形式谋求生存之道。在小说里,他们至多不过是皇上的“御猫”、清官的爪牙,虽也“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但那已经不是私剑之侠本身的光彩,而是清官的光彩了。 先秦之侠,虽以私剑为主流,缺乏对侠义道德有意识的积淀培养,但在具体的侠义行为之中,人是有感情,有理智的动物,一种对侠义伦理原则的崇尚,已经在暗中生长。

到汉武帝在位,是中国历史上游侠极盛的时期,也是游侠历史发生极大转折的时期。汉初60年来,游侠不仅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立于强世”,而且“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俨然是民间社会的实际控制者。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意识到朝廷受游戏江湖的威胁,着手采取措施加以打击限制。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侠进行清理和规范,描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道义”之侠。

塑造“道义”之侠的工作,司马迁分为了两步。

第一步,是对侠的范围做了带有明显伦理道德倾向的严格界定。他把世俗江湖游侠分为了三大类:第一类是民间江湖、豪杰雄强之侠;第二类是投靠官府、王公贵族之侠;第三类是为非作歹、侵凌孤弱之侠。在这里,他排除了二、三类的“侠”,仅留下了“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以及“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的君子之侠。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行了第二步的工作,努力构建一套道义君子之侠的人格准则。

一是侠义人格。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以“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为“仁”,既是要求社会的公平;以“不既信,不倍言”为“义”,既是要求人格的真实。两者的完美结合,就是侠的理想道义,也就是“侠义”。

后人的种种言论,可以作为理想侠义的注脚,大家可以在各个武侠小说中对号入座。

二是信义人格。

“信”并非侠的独有文化品格,但任侠之士把“信”的原则强调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使它成为侠义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只忠于自己行侠仗义的道义责任,言出必行,行必有结果,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信守诺言。

游侠的信义人格与儒家之“义”是相冲突的。《孟子·离娄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而游侠却将“言必行,行必果”作为金科玉律。这导致侠的心意最终与文化主流相背离,在“私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变为置争议于一侧的朋友义气,再变为谨守绿林集团内部利益的“行帮道德”。

司马迁之后,游侠黄金时代即告结束。新的历史形式下,“天子切齿,卫、霍改节”,布衣乡曲之侠受到朝廷的严厉打击,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威势。这时的游侠,就从道义之侠迅速蜕变为江湖之侠,开始了侠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侠走入江湖,受到朝廷的激烈排斥,自《后汉书》起,历代正史就再也没有“游侠列传”的位置了。

道义之侠虽然在现实中发生了种种蜕变,但司马迁所称扬的“仁”和“义”,却成为中国侠文化贯穿始终的两大精神支柱。 章太炎《检论》卷九中说:“其在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顺民即“蒿莱”,朝廷即“明堂”,而在这二者构成的“官\民”二元结构之外游离着的那些一切不稳定的成分,都可以称为“侠”。

章太炎的说法,显然把侠的范围无限扩大化了,但侠的江湖模式也因此得以形成。

江湖为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为民间世相的一个大而又大的大杂烩,不认同于“官”,也不认同于“民”。

私剑之侠退出主流,道义之侠成为理想,江湖之侠遂崛起于社会现实之中。江湖之侠不是江湖的全部,也不是侠的全部,但在东汉三国以后,它却既是江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侠的现实存在的主流。

江湖之侠区别于私剑之侠、道义之侠的重要特征,一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所注重的并非道义或政治评价,他们是重行动的现实行为者,以此区别于道义之侠;二是他们在社会中的现实地位,不依附于别人,游走天下,浪迹江湖,以此区别于私剑之侠。

江湖之侠成为最普遍也是最复杂的侠义存在方式,其内涵既无统一的标准,其外延也常常是模糊的,“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是一个并无严密系统的大杂烩。

从汉代游侠的极大兴盛开始,江湖之侠的成分在侠的发展历程中滋长,日益壮大。一方面,他们结私交,为豪强,纵血性,充分体现侠之本色,成为豪侠,轻侠。一方面,他们或者疏财货,明恩仇,成为义侠;或者为豪暴,恣欲望,成为侠中的枭雄与流氓,成为社会的败类和末流。而这些,都一起构成了侠在其中扮演这重要角色的江湖。

后世之江湖,成分颇为混乱、复杂,三江五湖,三教九流,尽在其中。 私剑之侠、道义之侠、江湖之侠,这三种侠义模式,在历史的具体存在和文学的具体描绘中,他们并不是截然分开和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上,他们并行发展,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各领风骚。在横向坐标上,他们交错并存。但他们的大致属性,荏苒是有迹可循的。

一般来说,道义之侠主要是文化之侠,表现于侠义的理想构件和侠义的文化描述,以及具体侠义行为的精神抽象上;而私剑之侠,主要表现为与朝廷为代表的统治势力相妥协的现实之侠;江湖之侠,主要是不与朝廷为代表的统治势力相妥协的现实之侠。

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对武侠文化的历史分析来查找到女人武功远胜男人这一特点的阶段。

一、武侠小说按时间跨度分为四个阶段：

1、源头：

“侠”的概念，最早见于战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以“权行州里，力折公侯”、无法无天、徒惩血气之勇的形象出现在《韩非子·五蠹》中。

武侠文学的源头定义在司马迁所著《史记·刺客列传》上，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司马迁为侠客立传，推崇“侠”之“救人于厄，振人不瞻，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这是司马迁的“侠”，也是其后千年，贯穿中华“侠”历史的精神。

2、中国古代武侠

自汉以下，魏晋南北朝小说成型，唐代小说发展，宋代繁荣，明代代鼎盛，武侠小说一直贯通其间。其中各朝较有影响的是《燕丹子》（魏晋）、《虬髯公传》（唐）、《聂隐娘》（唐）、《红线》（唐）、《飞龙全传》（宋）、《水浒》（明）。

3、民国武侠

民国初年的小说到今天仍然大名鼎鼎的，是环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了。

4、新武侠

梁羽生、古龙、金庸，这个我就不必细说了。

二、结论：

女人武功远胜男人的武侠文化特点是唐代这一阶段的特点。

分析：毫无疑问，以女性为主人公的《聂隐娘》（唐）、《红线》（唐）都是出自于唐代。

而且唐代是古代男女最平等的时代，出了女皇帝武则天，又有很多有名的女性人物，那个时代无疑是中国女性得到尊重最多的时代，所以出现女性为主人公的武侠小说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本篇文章参与侠影盟第二期主题写作活动。

在世纪之交前后的数十年里，武侠是最受欢迎的文学创作题材之一，金庸、古龙等一大批武侠作家被热捧，他们的作品被不断搬上银屏，成为红极一时的“爆款”。

行侠仗义，行走江湖曾是多少70后、80后和90后的童年梦，如今却在岁月的潮汐中日渐隐没。

当今中国，年轻人更加注重个性张扬，活出真我，打抱不平、挺身而出的侠义精神不再被尊崇，“侠”文化存在的必要性更屡屡被质疑。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侠以武犯禁“。既然“侠”是规则和秩序的破坏者，所谓乱世出英雄，盛世中国又何须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大侠？

久在红尘里，难舍江湖梦。

尽管当代武侠作品日渐衰微，武侠文化也不再像昔日那般流行，却仍有一大批“侠”文化坚守者和追随者始终不忘初心和梦想。

究竟什么是“侠”？武侠宗师金庸先生对”侠“有着深刻的见解和阐释。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义气算是一种侠，韦小宝为了营救好朋友康熙、师傅陈近南，数次宁愿牺舍身牺牲自己。

“路见不平一声吼“的锄强扶弱也是一种侠，胡斐为了毫不相识的平阿四一家四口被杀，历尽艰险孤身挑战强权。

”为国为民“则是最高境界的一种侠，郭靖为一方百姓安宁独守襄阳数十年，乔峰为调解宋辽两国纷争自绝于天下。

“侠”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境界。

在我看来，“侠”有三重境界。无论是否懂武功，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达到三重境界者均可称之为“侠”。

第一重境界为“善”。 “百善孝为先”，善待自己的父母、子女和家人，便为首善。郭靖的母亲李萍，历经雪地产子之难、大漠风霜之苦、异域育儿之累，呕心沥血，尽心培育，终能让郭靖成长为一代大侠。所有无私的父母、孝顺的子女、患难的夫妻都具有“侠”的精神和境界。推己及人，善待所有人乃至生命，则是“侠”的重要内涵。

第二重境界为“正”。 “人间正道是沧桑”，正道并不好走，因为前路上有无数艰险。令狐冲一路上被小师妹的甜蜜爱情所迷、被师父岳不群的师徒之情所困、被唾手可得的高深武学所诱，却始终秉承正道，坚守正义，最终战胜了东方不败、左冷禅等奸邪之徒。当今社会仍存在不少不公或不平，心向光明、毫无私心地与之对抗之人，均可称之为“侠”。

第三重境界为“仁”。 “仁者方能无敌”，**《一代宗师》曾提及武道的三种层次“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乔峰达到了最高的“见众生”层次，在他心中更在乎的是受苦受难的百姓，这份悲天悯人的情怀让他超脱了国仇家恨的藩篱，一力促成了宋辽之间的和平。那些一生为了谋求国家富强和百姓幸福，不惜牺牲自己健康、财富、名望甚至生命的人，都是人人值得敬仰的“侠”。

当代社会不需要毫无价值的“键盘侠”，需要的是胸怀“善”“正”“仁”的“真侠”。

我们需要教师界的“师侠”张桂梅，劳碌半生只求为无数失学女童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我们需要医生界的“医侠”张定宇，坚定逆行只求为战胜病毒挽救无数濒临破碎的家庭；我们需要科学界的“科侠”袁隆平，数十年如一日只求让所有普通人都能吃一顿饱饭……

这些达到“侠”境界的人难道当代的中国不需要？事实上恐怕恰恰相反。

有一位名叫林俊德的将军院士，隐姓埋名一辈子，坚守罗布泊52年，参与了中国全部45次核试验任务。不幸的是，他晚年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确诊后只活了27天。

在这27天里，林俊德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坚持着在电脑前工作。在他的电脑里，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藏在几万个文件夹中。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林俊德病情恶化，9次请求甚至哀求医生同意自己下床工作，强忍着巨大痛苦，甚至手开始颤得握不住鼠标，眼睛也渐渐看不清东西。

当时病房人很多，但没人说话。最后，他的老伴儿说了一句“医生想叫你休息一会儿”，他则回答:“坐着休息，坐着比躺着好啊。我不能躺下，躺下了就起不来了！”

那一刻，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两个小时之后林俊德累得再也支撑不住，大口喘着气，眼神也暗淡下来，躺倒在病床上。

他再也没能起来，见证罗布泊每一次巨大轰鸣的将军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林俊德代表着最高境界的“侠”，我们普通人也同样可以化身为“侠”。

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主角周炳坤，代表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形象，他把“侠”的前两种境界体现得淋漓尽致。

周炳坤并没有决定或改变国家命运前途的能力，却不妨碍他成为“善良”和“正直”的人，对父母孝，对妻子忠，对子女仁，对朋友义，历经再苦的生活都默默一力扛下，遭遇再难的困境始终不忘初心。

正如主题歌歌词中所写：

我们今天读武侠作品，并不只是为了看打打杀杀；我们如今论侠义精神，也绝不只是空谈水月镜花。

“侠”的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吸收了无数优秀传统文化后淬炼凝结而成，是无数先贤前辈在辉煌民族印记中留下的不朽精华。

近百年来，欧美文化一直引领着时代风气之先，个人主义风靡世界，好莱坞**里美国超级英雄无数次拯救世界，但现实中却并非如此。

进入新时代，中国崛起已在渐渐打破西强东弱的格局，国人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战狼》《流浪地球》等作品传递的集体主义精神再次引发全世界瞩目。

我坚信，终有一天，中国特有“侠”文化必将再次重获新生，焕发耀眼的夺目光芒。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侠”的作品好好打磨淬炼，把“侠”的精神发扬光大。

品一开篇就是天产石猴，紧接着便是石猴（孙悟空）的发家史。从做猴王到出海求学再到大闹天宫做了齐天大圣，直至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这一切都是孙悟空皈依佛门之前的奋斗里程和英雄事迹，如果没有这些情节做铺垫，那以后的保唐僧去西天取经的重任就不会落到他头上，或者说一部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西天取经故事就回因此而大打折扣，索然无味。即便是在作了唐僧的徒弟，西去的路途中，孙悟空依然是不折不扣的主角。不论故事如何发展，也不论对其他形象的塑造，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丰满孙悟空这一形象。

孙悟空一出生，就是一个异类。他无父无母，乃天地灵气孕育而生，第一个冲进水帘洞，做了猴王，而后为求长生不老术而不畏艰险，漂洋过海去学艺。学成后闯龙宫，得神兵，大闹冥府，勾销生死簿。受封“弼马温”，而后又反下天界，挫败托塔天王的征讨，得了个“齐天大圣”的封号。到这儿，他的英雄事迹并没有就此打住。而后他大闹蟠桃会，高呼“玉帝轮流做”，大闹天宫，使得他的英雄事迹达到最高峰。

他所做的这一切，只因为他羁傲不驯的本性。他蔑视一切神权，不服礼法，敢于反抗一切不平等。在做“齐天大圣”时，他和众神称兄道弟。即使后来皈依佛门，仍然口无遮拦，高兴时尊玉帝一声“老官儿”，不乐意时则直呼“玉帝老儿”，甚至诅咒观音“合该她一世无夫”。对于其他神仙更是不拘礼节，不但对他们的思凡下界的坐骑之类照打不误，还找上门去兴师问罪，讥讽其管教不严。

由此不难看出，孙悟空就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辉典范。在他的意识中没有规矩，没有等级，更没有封建阶级的那一套礼法。他疾恶如仇，勇于斗争。他所做的一切完全出自本性，他身上流淌的是人性最纯真的品质。他的这些行为意识，其实就是一种要求个性解放，要求平等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想。

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明代，正是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发展兴盛时代。一大批的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大旗，呼吁人性的解放，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古老的东方虽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启蒙主义运动，但在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影响下，产生《西游记》，产生孙悟空这样富有启蒙思想意识的作品和艺术形象也是合情合理的。而孙悟空作为具有启蒙意识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辉形象也必将万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