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书法是个什么关系

书法是文字书写的艺术，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形式，表达作者的内在情志的艺术，二者都与文字有着密切的关系。书法与文学的关系实在是个很大的题目，下面仅就我所知道的简单谈一谈。

我们先来看几幅作品。第一是《兰亭序》，第二是唐代陆柬之的《文赋》墨迹，第三是杜牧的《张好好诗并序》，还有两个分别是苏东坡和黄山谷的《黄州寒食诗帖》和《松风阁》（参看所附图录）。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这几件作品，这本《兰亭序》是唐人冯承素的摹本，历来被认为最的王羲之的风神。虽然这不是王羲之的原迹，但也可以说是庶几近矣了。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王羲之书法的一斑，通幅作品飘逸灵动，笔断意连，顾盼生姿，如果我们通过这书法作品来读《兰亭序》这篇文章，则文中所表现出的寄情山水，放浪形骸等等晋人风度就跃然纸上了。再看唐代书法家陆柬之所写的《文赋》，我们知道陆机的《文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篇文章，陆柬之是陆机的后人，他的这幅墨迹也在书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杜牧手写的《张好好诗并序》，这是一件诗歌与书法俱佳的珍品，《张好好诗》很多人都知道，但这件书法作品知道的人可能就相对要少了。《宣和书谱》称杜牧的书法“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杜牧传世的书法作品仅此一件，唐诗人中,擅长书法者不乏其人,可惜墨迹鲜有流传,仅杜牧《张好好诗并序》、贺知章《孝经》等寥寥可数，因此弥足珍贵。我们再来看东坡先生的《黄州寒食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在东坡诗集中此诗并非上乘之作，但这件书法作品却是他的代表作，极为后人所推崇，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这书法作品抑扬顿挫，一气呵成，有一泻千里之势，苏轼流传下来的墨迹很多。但这样气势开张的却不多见。通过它来读东坡的这首诗，就多了一重艺术享受，而且，诗歌与书法实在也是相得益彰，就好象两扇窗子，透过它们，我们能更真切的窥见苏轼在创作这件艺术品的时的内心情感。这幅作品后面，有黄庭坚很短的跋，写得也很精彩，“东坡此诗似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颜鲁公就是唐代的颜真卿，杨少师就是五代的杨凝式，李西台是宋初的李建中，都是宋人极为推崇的书法家，从中可见出山谷多东坡的欣赏，更可见他的非凡艺术鉴赏力。山谷真可以说是东坡的知音。黄庭坚是同时看到了这件作品的诗歌艺术美和书法艺术美，这正是我们应向他学的地方。现在我们来看黄庭坚的墨迹《松风阁》，读过这首诗的人一定不少，“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我来名之意适然……”，这是山谷晚年的作品，笔画如长枪大戟，这是山谷大幅行书的典型风格，山谷在被贬途中游湖北鄂城樊山，借景抒情，诗句中不免有一些牢骚和慨叹。通幅字的结体取斜势，中宫收敛，长画多一波三折，极富张力，这正与诗歌所表达的情感相符。

中国古代文人多能文善书，流传至今的书法名迹不少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通过以上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将传世书法作品的书法艺术美和文辞之美结合起来欣赏，我们将获得更多的审美愉悦，而且，用这样一种双管齐下的方法来赏玩这样复合型的艺术作品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以上我们所说的是书法与文学浅层次的一种关系，下面我们谈谈文学（主要是诗歌）与书法更深层的关系，我想分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是以诗论书，也就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谈论书法，这种诗歌叫论书诗，有些写得好的论书诗是用诗歌的语言为我们描绘出书法艺术的魅力来，比如李白的《草书歌行》对怀素草书创作的描绘，“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李白用他擅长的极度夸张的语言，为我们描绘出一代草书大家怀素和尚挥毫时的情态，实在是生动之极！

另外也有一些一流的论书诗，在不伤及诗歌的艺术性的前提下，又道出关于书法的种种精辟见解来。例如苏东坡的《次韵子由论书》，“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其中“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常常被引作宋人书法“尚意”的力证。也有不少人椐此得出东坡不重法度的结论。其实，我们如果结合他反复强调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观点来理解，就能明白东坡所谓“意”，是法度之中的“意”。诗中提出“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这是对书法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的一种肯定。又如东坡在《石苍舒醉墨堂》一诗中写道，“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使人愁。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诗歌一开始提出草书创作带来自我陶醉的状态，“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这其实是对艺术创作的自娱性的生动阐释。后面有提出“我书造意本无法”，其实这“无法”不是说没有法度，而是说在得法之后忘法的一种状态，这里是针对草书的创作而说的。

以上说的是以诗论书，现在我们反过来简单谈谈以书论诗，书法是视觉的艺术，比较直观，因此古人常常借助书法来谈论诗歌。例如，苏东坡在他非常有名的《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就是以书法喻诗，“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以上是说书法，下面便由此转到论诗，“至于诗亦然”用苏武李陵等来比钟繇，王羲之，用李杜来比颜真卿与柳公权。前者之妙，在于自然，后者则以法度见长。比得确实是非常贴切。又譬如，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提到，“坡谷（指东坡和山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指米芾）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这是典型的以书论诗。我们知道，严羽推崇盛唐诗，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诗可以“入神”，他非常看不上宋人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里他以书论诗，来证明他的观点，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对联艺术和书法艺术都是建立在汉民族语言文字特殊性的基础之上，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因为对联主要是用书法的形式书写出来，悬之于廊间柱前、堂上壁间，使人既赏文字，又品书法，所以两者关系极为密切。正如《红楼梦》中写道：“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难生色。”这里的“无字标题”当指对联、匾额的文字与书法两个方面。　　对联一产生就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我国书法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商周之前，经汉魏、历隋唐发展到成熟的艺术高度。目前大家所公认为文字记载较早的一副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就产生在这一时期，是后蜀主孟昶书写在桃符板上的。孟昶本人虽不是书法家，但起码是喜爱书法的。此后对联在千余年的过程中，一直与书法艺术紧密相联。古代和近代大部份对联作者，都有书法艺术修养，许多联、书俱佳的对联都是书法家自撰自书的。宋代著名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等均擅此道，曾分别为广州真武庙、江西幕阜山月色江声楼、西湖灵隐寺等题有对联。到了对联鼎盛期的明清两代，众多的对联高手中，更是书家辈出：董其昌、祝世禄、杨慎、解缙、王铎、纪昀、翁方纲、丁敬、郏板桥、俞樾、邓石如、高凤翰、金农、黄慎、伊秉绶、翁同和、吴昌硕……近代的弘一法师、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现代的张大千、徐悲鸿、郭沫若、齐白石、刘海粟、张伯驹、王蘧常等人也莫一不是一代书法宗师。

　　众多的对联大师出自书家，也有众多的对联在内容上与书法艺术紧密相连。有的书法家借对联谈书道。如近代书家翁铜士曾制一联：

　　如玺著刀，如漆注简；

　　以金写石，以帖入碑。

上联言挥笔当如运刀奏石，以墨写简，下联云佳书当兼取钟鼎、石鼓之长，熔碑帖于一炉。

　　清代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冯桂芬有一联云：

　　秦印篆分关内外；

　　汉碑派别陕西东。

这副对联概括了秦、汉书法、篆刻的风格与区域的关系。

　　还有不少对联干脆是从碑、帖之中集字而成，与书法的因缘关系更是显而易见。如岭南书家吴子复，桃李满天下，但他慨叹：“现在吴子复太多了。”为了让徒子徒孙们明白拘泥于师是没有前途的，他书晋《好太王碑》字集联赠其弟子：

　　若言创法先违法；

　　有道承师后远师。

碑帖集联既不失原碑帖之书法风貌，又容易切合与书法相关的内容，是对联与书法结合的奇葩。它也表明它们是互为内容，互为表现形式的。

　　对联的产生和发展，也使书法艺术增添了新鲜多姿的书写形式。书法的主要形式是条幅、长卷、横额、册页、扇面、对联等，而对联这种格式尤为明清以来的书家所喜爱。它在书体上不受拘束，真、草、篆、隶、楷、行、八分各体均可用来书写对联。在书写格式上也比较灵活，一般分上下两联，竖行由上而下，也可以上下联在一起书写成条幅、横批、扇面等。

　　对联的书写，最常见的是上下联字字相对各字相等、匀称、协调，点画粗细轻重和结构的大小正侧匀称统一，这种书写形式，以篆、隶、行、楷等书体居多；也有上下联字不相对的，这种书写格式以行、草书为多，特别是结构连绵不断的大草、狂草对联，行气、章法上强调气势和变化，不是一格一个字，而是大小相间，疏密互补。这种对联虽然用不对等的形式书写，但上下联的整体感仍然协调统一，用笔的轻重徐疾，点画的俯仰顾盼，结构的伸缩连断，布局的虚实参差，既要上下联各自独立，又要相互照应，既要变化，又要统一。

　　明清以来，对联的书写已经成为一门独特的书法艺术，受到越来越多的书家的重视。仅看清代以来的书家，对联的书写就各有风格。象傅山的草书联浑脱逸宕，王铎的行草联沉雄豪纵，郑板桥的行楷联隶、楷、行三体相参，奇趣横生，钱南园的楷书联奇崛雄浑，何绍基的行楷联顿挫沉郁，伊秉绶的隶书联力雄气满，赵之谦的魏碑联峻整严正，吴昌硕的篆书联郁勃沉雄。近现代沈尹默、马公愚、邓散木、曾农髯、于右任、王福厂等书家所书对联也各具特色。如果没有对联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书法艺术宝库中的蕴藏也就不会如此丰彩多姿。

　　对联与书法是独特的两朵民族之花，是珠联璧合、相映生辉的艺术瑰宝。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本文只是为了抛砖引玉而已。

书法创作与文学修养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文学修养基于书法创作，书法创作者若不具有文学修养，难以创作出高水平的书法作品;文学修养通过一个人的书法创作作品进行反映;修德是文学修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针对这三方面内容研究研讨书法创作与文学修养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几点思考。

　　1、前言

　　我国古代很多著名书法大家都是文学大家，若不是具有一定的文学积累，其书法作品也不能被社会认可，更被评价为经典佳作。作为一名书法创作者，应不断加强自身文学修养。若书法创作者只注重写字，就难以创作出高水平的书法作品。

　　2、书法创作的基础文学修养

　　书法创作精髓主要在外在形式与内在价值两方面，外在形式是指书法创作中采用的技巧及章法等，内在价值是指创作者将感情表达在书法作品中。创作者理解书写的内容越透彻，就会越突出地表现出其内在价值，使观赏者具有深刻的印象。

　　书写文字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在书写修养，这已被很多书法名家所认可。流传至今的很多优秀书法作品，都折服于前人的文学修养，古代的很多文人墨客不仅是书法家，也是文学家，书法作品中得到古今传唱经典句子比比皆是，蕴含的哲理也成为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作品中都融入了创作者的文学修养，书法技巧及章法，对事物独到的见解，使书法作品的感情更丰富。若书法家只是写字，而不注重提高文学修养，其创作的书法作品也难以脍炙人口。

　　在书法创作中，文学修养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书法家创作的艺术地位能够利用经典文学作品提高，书读得越多，就会自然显示出人的气质，并在书法作品中得到体现。任何书法名家都离不开文学积累，才能创作出浑然天成的经典作品。此外，因创作者具有更高的文学修养， 所以书法创作者对失去才能有更多感悟，在产生灵感时，及时抓住并在作品中予以表现。所以，在书法创作中文化修养的重要意义十分突出，若不具有长期积累，难以创作出优秀作品。

　　培养文学修养可采用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方式，这对于提高个人审美水平也具有重要作用。若阅读的经典文学作品达到一定程度，在书法创作中就能提高审美能力，进而提高书法作品中的内在价值，使其具有更丰富的感情及人文气息。普通人对身边美景通常不会注意，但在文人墨客眼中，就会激发创作灵感，使其成为书法创作的重要来源。

　　3、书法创作直观体现出文学修养

　　线条是在书法中比较常用的一种载体，利用汉字点画造型美，使创作者的内心情感与文学修养得到充分展现，文学修养和情感提高创作者的想象力，使其在不同心境中产生完全不同的风格。“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是王羲之《兰亭序》中的经典语句，也显出其洒脱与平和的`书风。李白的很多诗词名句传颂至今，书文也备受社会好评，诗意蕴含在书法中，达到“诗中有书，书中有诗”的境界，诗、书相融，使其飘逸之风更得彰显。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创作的作品中重视情感及内在修养，提出抒情表意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比拟的，这与“不平则鸣”的观点是吻合的，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书法及文学创作。

　　4、文学修养关键在于修德

　　古人强调的“学书者应树立崇高的德行”就是修德，纵观古今，历代书法名家都不仅注重书品，更加注重人品。清代蒋衡曾在其作品《拙存堂题跋争座书》中写道：“余论书以人品，读书为始，本此。”品德高尚的创作者，在其书画作品中都能流露出清刚雅正的风格;而品德低下的创作者，尽管作品语言顿挫激昂，但也流露出其纵横刚暴的风格，因此作品难以流芳千古。李世民曾提出，创作者精神对于创作作品而言如同灵魂，“神若不和，字则无态”这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他主张书法创作需要创作者心智与德行成熟才能达到预期创作目标，就像欧阳修提出的，“非贤哲能书，惟贤者可存。”元代郝经在其创作的《陵川集》中提到这种观点。古代很多书法家都认为崇颜真卿等名家不只是因其作品意境优美，更是以其优秀的人格起到典范作用。而蔡京等一些人，尽管在作品创作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但由于品行存在问题，难以受到社会认可。历朝历代书法名家都很注重个人的品行修养，并将其作为创作者的一个重要品质。而现代一些创作者却对此认识不高，将很多不良动机掺杂在书法作品创作中，对功利过于注重，甚至将作品创作视为扬名获利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与书法创作初衷脱离，这类创作者难以在书法创作方面取得成绩，及时具有一定的水平，也将走入歧途。所以，创作者不仅要加强提高笔法技能，也要加强培养内在的文学修养。

　　5、结语

　　总之，书法创作与文学修养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经典的书法作品主要在于创作者感情的自然传达，展现出创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在日常生活中，创作者应多阅读文学经典作品，使自身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在书写作品中使其充分展现，在创作的文字作品中，才能使个人的修养素质得到充分展示。

　　书法欣赏的意义，也就是书法欣赏活动的价值问题，这项活动究竟有没有做的必要，书法欣赏到底有些什么作用，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是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弄清楚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从书法学习与书法欣赏的关系、书法欣赏的作用特别是区别于其它艺术的独特作用两个方面来分析书法欣赏的意义。

　据此，我认为，书法欣赏的意义主要有四点：

　第一、书法欣赏不仅能够培养我们的审美鉴赏能力，而且还是我们提高书写水平的前提条件。

　我们之所以要从书法学习与书法欣赏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书法欣赏的意义，是因为现在常见的书法教学模式往往把“写”作为书法教育的全部内容，即使提到欣赏的问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而已，从其篇幅的比例不难看到这一点，完全忽视了它与书法学习(写)的内在联系。

　要写好字，要学习书法，我的主张是必须先学会欣赏，这是前提条件，不会欣赏，眼睛不会看，如何去指挥手会看才可能会写，不会看是不可能写好字的。

　也就是说，学习书法，炼眼第一，练手第二。

　第二、书法欣赏是重要的审美教育形式，是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之所以要从书法欣赏的作用，特别是区别于其它艺术的独特作用这个角度来看书法欣赏的意义，是因为现在常见的书法教学模式很少认识到，或者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书法教育对于培养学生(学习者)的中华审美能力的现实意义——

　对于国内，作为审美教育的书法欣赏，它是中华民族的审美认同教育，它是中华文化的认同教育，是少数族群对中华民族的重要认同方式，是中华民族建设的需要，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

　对于世界，作为审美教育的书法欣赏，它是传播中华审美、中华价值观念的重要形式。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当今世界除书法而外，还有比书法与思想价值观念联系更紧密的艺术形式吗没有啦。

　所以我们要说书法、书法欣赏在世界的推广，对于发挥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从国家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对待这件事情。

　这一点主要是从社会层面来看的，从欣赏者的角度来看的，反过来，也要求艺术的创造者要有责任意识，艺术不是玩弄技巧的事，也不是纯粹表意抒情的事，艺术家是有社会责任的，艺术家必须明白，艺术的目的是助教化，移风易俗，所以诸如西方现代艺术之流那种表现颓废、病态、疯狂、玩世不恭、邪恶的做法，都是与艺术的目的相违背的。对此，我们的先哲早就有非常深刻的认识。随举几例：

　《乐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

　《论语·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伊川曰：“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

　唐·司马贞《乐书述赞》：“乐之所兴，在乎防欲，陶心畅志，舞手蹈足。舜曰箫韶，融称属续，审音知政，观风变俗，端如贯珠，清同叩玉，洋洋盈耳，咸英余曲。”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繇述作。古先圣王受命应箓，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庖牺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奎有芒角下主辞章，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

　“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佐书，五缪篆，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

　“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繇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焕乎而词章备。”

　第三、书法、书法欣赏在我国艺术教育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书法欣赏，当然不能仅仅局限于欣赏，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由于我国照搬西方艺术体系，在艺术门类中没有书法的位置，致使书法艺术长期游离于“艺术”之外，导致了我们长期以来对书法艺术的忽视，导致了我们艺术教育中的良莠不辨、舍近求远、舍本逐末。对此，我们要认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作用，并进而看到作为艺术的书法在我国艺术教育中的特别的重要意义。

　艺术教育是完整的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培养创新能力的素质教育。艺术教育在人才培养和人类智力开发方面有着科学教育无法替代的作用。

　说到艺术教育，我们应当提到美国哈佛大学的“零点项目”。

　这个项目的提出，其直接的诱因就是前苏联在1957年首次发射人造卫星成功后，引起了美国朝野的震动，纷纷呼吁要从教育上寻找落后的原因。十年之后，学者们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美国尽管科学教育比前苏联先进，但是艺术教育却落后于前苏联，没有前苏联那一整套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的艺术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员缺乏必要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影响了科学技术的提高，从而导致空间技术在竞争中失败。此后，美国对艺术教育一直很重视，1994年，美国参众两院在通过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中，更是将艺术教育(包括音乐、视觉艺术、舞蹈和戏剧艺术)增列为“核心学科”，这在美国乃至世界都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将艺术教育提到空前重要的地位。因此，美国目前已有70%以上的高等学校设立了艺术系或音乐系，不少大学还设定了艺术学院或音乐学院，要求本科学生要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学习艺术和人文学科，其中麻省理工学院要求学生选修的艺术课程占七十三分……

　20XX年，南京艺术学院冯健亲教授提出——《我国应尽早启动“艺术教育零点工程”》。为什么要以“零点”命名呢哈佛大学用“零”表示他们对艺术教育认识上的空白，以示从头开始的决心。从学校艺术教育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看，我国确实有不少值得重新认识和从头做起的事情要做，取名“艺术教育零点工程”，可以产生积极的警示作用。(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版)》20XX年第一期)

　试想，当今社会无论是高科技的竞争，还是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都将集中体现在人才素质与教育水平的竞争上，因此，教育没有理由不加强素质教育，教育没有理由不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

　因此，学生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都要有一些文化艺术方面的修养，这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一个没有艺术的社会和民族是不可想像的，而缺乏艺术的教育就是不完整的教育。

　书法在我国艺术教育中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意义呢

　先来关注一个全球都在关注的重要理论。XXXX年，美国加尼伏尼亚大学斯佩里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理论——“左右脑分工理论”。

　斯佩里教授对人类大脑两半球功能研究的实验结论显示：

　左半脑主要负责逻辑理解记忆、时间、语言、判断、排列、分类、逻辑、分析、推理、抑制等，思维方式具有连续性、延续性和分析性。因此左脑又称为意识脑、学术脑、语言脑。

　右半脑主要负责空间形象记忆、直觉、情感、身体协调、视知觉、美术、音乐节奏、想像、灵感、顿悟等，思维方式具有无序性、跳跃性、直觉性等。右脑的存储量是左脑的100万倍。右脑像万能博士，善于找出多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许多高级思维功能取决于右脑。所以右脑又称作本能脑、潜意识脑、创造脑、音乐脑、艺术脑。

　也就是说，人的左脑主要从事逻辑思维，右脑主要从事形象思维，是创造力的源泉，是艺术和经验学习的中枢。

　那么，这项理论研究成果意味着什么呢

　这项理论研究成果揭示了一个令人吃惊和遗憾的事实——现实生活中95%的人，仅仅只是使用了自己的左脑，具有几乎无限潜能的右脑至今还“沉睡”着。

　自然，这项研究成果引起了世界的震动。日本学者品川嘉也指出：“人实际上有两个大脑，这就是操纵语言，具有逻辑思维功能的左脑和具有非逻辑思维功能的，产生直观、形象、联想思维的右脑。当今，左脑功能的大部分——例如计算、书写、装配机器等——工作，正在被以微型计算机、办公计算机为主要设备的计算机所代替。在这种情况下，人若不能在那些计算机无能为力的领域，如产生新的设想，进行直观综合判断等方面使用右脑，那就会成为无用的人。”

　“成为无用的人”，品川嘉也实际是在说，再不开发右脑，人就会被飞速发展，充满创造精神的新世纪所抛弃，因为人的创造性智能来源于右脑，完成于左右脑的配合，右脑不开发，社会就难以发展。这是1992年12月16日《中国体育报》刊发的特稿《唤醒沉睡的右脑》一文的介绍。相关的研究报道还很多，再举一例：

　《光明日报》XXXXX年11月25日刊登了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生理研究室陈世骏教授就如何发展我国右脑开发事业提出的一些希望和建议。陈教授认为：

　1、应该把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与右脑开发结合起来。

　2、希望在广大教师中普及右脑知识和开发右脑智力的方法。

　3、为了培育出具有右脑意识的新型教师，最好在师范院校(包括幼师、中专和大学)的教材中增加右脑智力开发方面的内容，以提高未来教师的素质，促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4、开发右脑智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各相关学科的专家密切配合，一手抓科研，一手抓普及。

　看了这些介绍，了解到了斯佩里教授的“左右脑分工理论”，我们肯定会心生几分感慨，开发右脑，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这个理论虽然不是由我国科学家首先提出来，但是他们能够跟踪世界科学研究前沿成果，为引进消化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其精神依然可敬。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面对西方人“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的时候，近代一百多年，我们很多人只满足于做西方人先进科研理论的系列实验者，对西方的一切往往都是不假思索的赞美，先进、先进，似乎我们自己只有亦步亦趋永远追随西方人的份，这种心态是有问题的。

　对此，我们是否想过，西方人为什么要提出开发右脑的命题呢斯佩里教授“左右脑分工理论”所揭示的现实生活中95%的人，仅仅只是使用了自己的左脑，右脑至今还“沉睡”着的令人吃惊的事实，在中国也是令人遗憾的事实吗——中国人的右脑是“沉睡”的吗

　对此，我们必须得说一下文字与大脑的关系问题。

　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大脑左半球既有口头语言功能，也有书面语言(阅读书写文字)的功能，而大脑右半球则只能对少数一些写出的单词有一定理解能力。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西方人的拼音文字是偏向左脑的“单脑文字”。因此，西方拼音文字的阅读和书写都无助于右脑的开发。

　那么汉字呢

　我们知道，拼音文字是通过语言“声音”的中介来表达意义的，汉字表达意义的方式就不限于声音，它不仅“以声示义”，还“以形示义”，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声”作用于左脑，“形”作用于右脑，汉字本身就是左右脑复合的产物，汉字是左右脑协调活动的“复脑文字”。

　下面我介绍一项重要的证据。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郭可教教授和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神经科合作，从XXXX年以来为揭示汉字与大脑两半球的关系，进行了八个方面的实验，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

　这里我们选取一个例子来看一看。X年以来，郭可教教授他们对六例分裂脑病例的研究。这些病人都是为治疗严重的癫痫病而将联结左右脑的胼胝体大部切断。按照西方科学家对相应病例的研究结果，这六例病人应当出现左手失写症状，左手不能写字。但是，手术后多次检查结果表明，右手和左手写字均没有异常变化。这表明两半球均具有汉字书写功能，揭示了汉字同大脑两半球的关系，说明汉字是“复脑文字”。

　郭可教教授他们的这些研究，从脑科学等现代科学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区别：西方的拼音文字是“单脑文字”，是用左脑认知的，右脑被长期闲置了。汉字是“复脑文字”，是左右脑并用的，使用汉字的中国人不存在右脑被闲置的问题。

　因此，对于斯佩里教授的“左右脑分工理论”，对于西方人“开发右脑”的理论，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正确地对待，不能盲目跟风，要有主见。西方科学家“开发右脑”的理论，对于使用拼音文字的人们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但是，把它夸大为面向全人类的模式，说全人类的右脑都被长期忽视而遭闲置则是错误的，是对无与伦比的汉字的无知。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看到了汉字在右脑开发中的独特性，中国人大脑思维因为汉字而形成的特殊优势。那么，试想一下，以汉字为表现对象的书法，与每一个中国人都离不开的汉字书写活动相联系，加上与中华思想价值观念的结合，其结果是什么是更加光大了汉字的优点。

　所以，我们要特别指出——书法艺术是对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亲和力的艺术形式，是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职业的人们都适应的艺术形式。

　所以，我们要说无论是从艺术教育，还是从开发右脑的角度来看，书法教育都是不能忽视的。书法在我国艺术教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第四、通过书法欣赏与书写的训练，可以养成一种高雅的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

　作为审美教育的书法欣赏，它的适应范围很广，适合于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文化背景的欣赏者。它的作用独特，可以调节身心，陶冶情操，益智延年。

　这一点主要是从个人的层面来看的。道理也不难理解。平常一般的识字写字都是左右脑的协调活动训练，艺术的、美化的阅读与书写，其作用自然非同一般。欣赏过程中的手摹心追，与平常反复的临帖练习，面对的是一幅幅的艺术作品，犹如面对自然的美景，自然使人心旷神怡。而通过对法帖气象在笔画、体势、章法方面的逐一体会，如笔画粗细中反映的轻重力度，牵丝映带中反映的行笔迟涩节奏等等，天长日久，就会自然而然地调节我们的身心节律，陶情怡志，颐养天性。

柳公权书法的特点：

　　柳公权的书法在唐朝当时极负盛名，民间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他的书法结体遒劲，而且字字严谨，一丝不苟。在字的特色上，以瘦劲著称，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以行书和楷书最为精妙。也由于他作品独到的特色，因此，柳公权的书法有“柳体”之称。

　　他的字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构严谨，有着“颜筋柳骨”的说法。“书贵瘦硬方通神”他的楷书，较之颜体，则稍均匀瘦硬，故有「颜筋柳骨」之称。

　　柳公权成功的桂冠既是由辛勤刻苦的荆棘编成，又是站在巨人的肩头上去摘取的。他善于吸取书艺大家的智慧与成果，变化成自己一家书艺。

　　（一）从锺书、王书中化出。柳公权学锤繇书，《金刚经》中可见一斑，柳玭早已有所指。唐人多学“二王”书，但柳公权学王书能取其神而离其形。王世贞曾云：柳公权“所书《兰亭》帖，去山阴室虽远，大要能师神而离迹者也。”（《书林藻鉴》）而董其昌最为知音，他从柳公权学王书中看到其形与王离，神与王合，悟用笔之古淡，由柳法而趋右军（《书林藻鉴》）。其实从柳公权的行草书札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品不仅得王的血脉、风神、韵趣，且字形结体也类王书面目。从王书中汲取书学营养，是柳书生命源泉之一。

　　（二）从欧、褚中化出。柳书从欧阳询、褚遂良书中化出，论者颇多。米芾认为，柳师欧。康有为说：“诚悬则欧之变格者。”康有为还认为，崔浩是瘦硬派，其后褚遂良、柳公权、沈传师均属此派（《广艺舟双揖》）。刘熙载认为柳与欧、褚密切，即如《沂州普照寺碑》系后人集柳书成之，然刚健含婀娜，乃与褚公神似焉（《艺概》）。欧书的筋骨显露，结体谨严，褚书用笔的蹲锋纤劲、流利秀美，给了柳公权有益的启示。

　　（三）从颜书中化出。柳书从颜真卿书中所得最多。苏轼云：“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东坡题跋》）朱长文云：柳书，“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续书断》）从具体书作而言，有的说“《玄秘塔》出颜之郭家庙”（刘熙载《艺概》）；有的说鲁公《臧怀恪碑》“最为开张”，“柳谏议学颜即是由此入手”（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有的说颜的《李元靖碑》“结体与《家庙》同，道劲郁勃，故是诚悬鼻祖”（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如此等等。柳学颜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学颜之法度。颜真卿楷书在笔法、结字方面，法度甚备，柳在此基础上损益，使之更加完备。二是学其雄媚之书风，变其雄中有媚为自己的秀中有雄。三是学其人格与书品的结合。颜的高尚人格与颜书的风格二美并具，柳公权亦是书美、人美契合的典型。四是学颜之变法精神。颜在王书的樊篱之外，另拓一恢宏境界，不仅比肩王羲之，而且为盛唐创立属于自己时代的书风，奏响了盛唐之音。柳则又变之，创元和以后的新书体，丰富了大唐之音。

　　当然柳公权所学极广，他不仅向其他书家学习，也向民间书艺（例如北碑）汲取养料，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特别要指出的是柳公权的成功还在于拥有一个群体，互相切磋砥砺，取长补短。如长于柳公权十岁的沈传师，以及小于公权十三岁的裴休，都被视为与柳公权同一类型的书家：尚“清劲”、“命新体”。柳公权的名碑《玄秘塔》即是裴休撰文，裴休的名碑《圭峰定慧禅师碑》即由柳公权篆额。而裴氏此碑，可见柳书的影响，“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昕合无间”（《语石》）。柳公权之兄柳公绰也精书法，相互影响也在情理之中。

　　柳公权能够化身为巨人，既需一颗慧心，取质、取量、取度，炼形、炼神、炼韵，加以冶铸，又需要不凡的身手，刻苦的磨炼，尤要以自己的性灵和人格去化入。柳公权之所以成为柳公权，也正在于此。

　　柳公权一生书碑特多，在此，就他的一些代表作品作些介绍：

　　1．《金刚经刻石》（824年，四十七岁）

　　柳公权正书，刻为横石，共十二块，每行十一字，原石毁于宋。唯一唐拓本发现于敦煌石窟，现藏巴黎博物馆。此为柳书早期代表作。其下笔精严不苟，笔道瘦挺遒劲而含姿媚；结体缜密，以纵长取形，紧缩中宫，开展四方，清劲而峻拔。“柳骨”于此可初识，而柳集众书于此亦可知。宋董逌云：“诚悬书金刚经，柳玭谓备有锺（繇）、王（羲之）、欧（阳旭）、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之体。今考其书，诚为绝艺，尤可贵也。”（《广川书跋》）

　　2．《李晟碑》（829年，五十二岁）

　　碑在陕西高陵县，碑连额高一丈四尺二寸，宽五尺八寸二分，三十四行，行六十一字。裴度撰，柳公权正书，并篆额。此碑明代已多漫漶，近拓石花满布。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云：“字虽剥落，然一看挺拔不群之概，尚可扪而得之也。”与《金刚经》相比，加强了斩钉截铁、棱角分明、点画爽利森挺、挺拔不群之概。但是有些地方结字显得拘谨，局促。

　　3．《回元观钟楼铭并序》（836年，五十九岁）

　　石横置，四十一行，行二十字，邵建和镌刻。1986年11月出土于西安市和平门外。此碑风神烁烁，一笔不苟，其用笔重骨力，以方笔为主，辅以圆笔，劲利清健。其结构往往错位中求变化，比如左右结构的字“蹲”、“钟”、“楼”等将左边偏旁往上挪，形成左短右长的结字法，在不平衡中求韵趣。柳书向又一纵深渐进。

　　4．《冯宿碑》（837年，六十岁）

　　王起撰，柳公权书并篆额，正书，四十一行，行八十三字，石存西安碑林。其书爽利快健，神采飞扬。似乎在预示一种更为精炼的“柳体”即将孕育而出。就在此后的五六年中，《玄秘塔》、《神策军》便相继问世，成为千年楷书的典则。《庚子消夏记》引杨用修语云：“诚悬《冯尚书碑》亚于（虞世南）《庙堂碑》。”《石墨镌华》云：“此碑柳书结字小差胜《玄秘塔碑》，尚不堪与薛稷雁行。杨用修云亚于《庙堂碑》，过矣。”

　　5．《苻璘碑》（838年，六十一岁）

　　李宗闵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镌字。三十一行，行六十二字，碑高一丈，宽四尺五寸三分，为柳碑中最显要者。石在富平县，“十年动乱”中被毁。此碑历代享有盛名，《金石录》、《宝刻类编》、《集古求真》等均有著录。此碑与《冯宿碑》字虽较小于《玄秘塔碑》，但同样魄力雄浑，字法深厚，结构缜密，神理骏发。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云：“其书亦带有婵娟不胜罗绮之致。”此谓雄浑中有秀媚之色。

　　6．《玄秘塔碑》（841年，六十四岁）

　　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邵建初镌刻。共二十八行，行五十四字，石存西安碑林。清王澍《虚舟题跋》云，“诚是极矜炼之作。”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云：“此碑柳书中最露筋骨者。”其骨力矫健，筋骨特露，刚健遒媚；结字瘦长，且大小颇有错落，巧富变化，顾盼神飞，行间气脉流贯。全碑无一懈笔，可谓精绝。

　　7．《神策军碑》（843年，六十六岁）

　　此碑崔铉撰文，柳公权奉敕书，记唐武宗李炎巡幸左神策军事。碑立于皇宫禁地，不能随便传拓，因此流传较少，北京图书馆藏有北宋之拓本。此碑和《玄秘塔》相隔二年，总体风格相近，法度谨严，精魄强健，然而也有细别。《玄秘塔》极劲健，此碑则雄厚；前者极露筋骨，后者凝炼温恭；前者较遒媚，后者则较端重。此碑刻工也极精，或认为柳书传世最佳者。孙承泽说：“书法端劲中带有温恭之致，乃其最得意之笔。”柳公权的楷书中以《神策军碑》、《玄秘塔碑》影响最深远。

　　8．《刘沔碑》（848年，七十一岁）

　　柳公权书，韦博撰，元度摹勒并篆额，楷书三十七行，行六十五字。此碑字体偏小，但书体劲秀。杨守敬《学书迩言》注意到其“淡雅”特点。细察其碑多用圆笔，如“国”字，右角转换既圆，右直下也呈弓弩形。“司徒”之“司”，右侧遽然下弯，有拙态，“神道”之“道”字的结体也错互示拙。七十岁以后，柳公权书也在变化。此碑与其相近风格者如《苻磷碑》、《魏公先庙》、《刘沔》、《冯宿》均有“敛才就范，终归淡雅”之风范。

　　9．《魏公先庙碑》（852年，七十五岁）

　　唐崔玙撰，柳公权书，正书三十六行，行六十字，原在西安。碑断石散，磨泐不全，初拓仅五石。立碑年月不明，王昶《金石萃编》以为在咸通末（874），《宝刻类编》以为大中六年（852）。此碑崔文庄雅，柳书遒劲，细看已达淡雅之境。其笔画颇有俯仰之态，如“上”字、“五”字之横；结字颇取倾仄之势，如“事”、“国”重心偏右；又如“食邑五百”这行，让左避右，均可玩味。

　　10．《高元裕碑》（853年，七十六岁）

　　柳公权书，萧邺撰文，在河南洛阳，碑高一丈一尺余，广四尺，楷书三十三行，行七十九字。额篆书“大唐故吏部尚书赠尚书右仆射渤海高公神道碑”，四行，二十字。康有为曰：“《高元裕碑》有龙跳虎卧之气。”（《广艺舟双揖》）清杨守敬《学书迩言》云：“《高元裕》一碑，尤为完美，自斯厥后，虽有作者，不能自辟门户矣。”“龙跳虎卧”是喻其书法之雄强有力。后者称其完美，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

　　11．《复东林寺碑》（857年，八十岁）

　　柳公权正书，崔黯撰文，石在江西庐山。此碑宋时就因遭火而剥落，清代断裂，元朝有摹刻本。此碑虽是柳骨挺拔，但风棱已由外射转入内蕴。随着年岁的增长，斩钉截铁外露的锋芒也相应减少。此碑字间空白颇多，一种心灵之光仿佛荡漾在字里行间。

书法与绘画是我国古今艺术门类中两种极为重要的艺术形式,它们象一对同根同源的孪生姊妹，在中华文化艺术的大舞台上共同展示着高雅的魅力。因此，自古以来都有“书画同源”之说。研究发现，绘画艺术的重要美学环节，无不与书法艺术的美学环节一脉相通。首先，中国文字与绘画在起源上有相通之处。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源流”中，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了书画同源的问题。他认为:在造字之时，书画同体而未分。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保存有大量图画文字，这些字包括象形与指事两种功能。从这些图画文字中探索书画艺术的起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书画艺术是先有绘画，后有汉字；先有汉字，后有书法。换句话说，书法艺术是以绘画为基因，以汉字为依托的。书法与绘画是血缘相通的姊妹艺术。其次，中国书画在笔法上有相通之处。一是工具相同。中国书画的创作工具都是使用毛笔、墨汁和宣纸。二是笔法相通。书法与绘画都十分强调“用笔”，即使用毛笔作书作画的方法、法则、技巧、规律等等。书法和绘画都离不开线条的造型艺术，绘画“用线”与书法“用线”的演变脉络，都是由单纯到复杂。中国书画运笔的行--止，疾--徐，体现了人的情感速度和大自然速度的千变万化。中国书画所表达的感情起伏、心绪抑扬、生离死别、慷慨激昂等等，均含于行--止之间。历史上书画名家关于“以书入画”的妙语警句很多。明代唐寅在《论画用笔用墨》中说：“工画如楷书，写意如草圣，不过执笔转腕灵妙耳。可见，中国绘画将书法的“用笔”应用于创作，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三是墨法同源。中国书法和绘画都强调“墨韵”。俗云：“墨分五色”。“五色”一般概括为浓、淡、干、湿、焦。“墨法”的功能，在绘画上表现为使所画更能显露出轻重、向背、明晦之感，在书法上则表现为使线条更能展示出神韵、气势、妙趣之味。清代龚贤说：“墨（气）中见笔法，（则墨气）始灵；笔法中有墨气，则笔法始活。笔墨非工事也。”清代王石谷更具体地说：“凡作一图，用笔有粗有细、（用墨）有浓有淡、有干有湿方为好手。若出一律，则光矣！” 第三，中国书画在意境上有相通之处。书法和绘画共同的最高境界乃：“中庸”、“内敛”、“优雅”。而这一贯穿其中的最高追求均以“人格”为理想的终极目标。这就必然导致它们共同存在的相互连带和相互依赖关系。溯源问宗，中国书画正来源于中国先哲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天人合一，表现的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文深厚，而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诗歌，书画，音乐，舞蹈共同组成了这一庞大的文化体系。在历史的演进中她们通过自律，自我校正，自我放弃，自我批评和自我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东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