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宝会说话 第一季 Every Treasure Tells a Story

《如果国宝会说话》共100集，分为四季播出，第一季将于2018年1月1日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首播。为拍摄该纪录片，摄制组足迹遍布全国，拍摄了近百家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50余处考古遗址。纪录片没有渲染猎奇和神秘的曲折表述，也避免了高冷的学术性叙事。在每集5分钟的时间里，文物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与观众平等对话，“诉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传奇。

良渚玉琮王讲述文明起源的秘密和“神之徽章”的传奇，殷墟嵌绿松石甲骨记载着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二字就已被何尊铭刻在身。历史一页页翻过，仿佛刹那间，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开口说话的国宝，让人类以崭新的方式对话历史和先人，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强大魅力。

人头壶的形神似在说话，人类的历史中人是主角，人头壶是人的造型。那个时候是母系社会，人头壶体现了母性特征，蕴育生命。

文物背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红陶材质；于1953年发现于陕西省洛南县灵口镇焦村遗址。现藏于西安半坡博物馆。

文物描述人头与壶浑然一体，眉目清秀，鼻梁修长，双目上视，嘴唇上翘，发型以扁平锥刺纹表示，刻画出一个鲜活真实的仰韶文化时期人类面容，人头与壶身结合酷似一个孕妇，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对女性和人类繁衍的重视。会流眼泪的小人儿。

六千年，仿佛刹那间。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

把仙鹤的翅骨凿成乐器，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一支朴素的骨笛由此诞生，它的孔排列上下不一，吹口也还没有那么讲究，但先人们用神奇的灵感创造了一种朴素的乐器，并延续发展、不断丰富。

文物背景史前文明，新石器时代、距今7800年～9000年；仙鹤（丹顶鹤）尺骨（翅骨）材质；于1986-87年发现于史前聚落遗址河南贾湖遗址。现藏于河南博物馆。

文物地位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更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它的出土，改写了先秦音乐史乃至整部中国音乐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把中国七声音阶的历史提前到八千年前。

九千年斗转星移，生活逐渐转化为艺术。穿行在骨笛孔洞之间的是九千年前人类的呼吸，那是文明的先声。那时风动，此时心动。

陶鹰鼎是中国远古陶器中最特别的一个，它是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塑。仰韶文化以彩陶为最重要特色，器物多是生活用品，陶鹰鼎是唯一一件以鸟类为造型的。

文物背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陶材质。于1958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描述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鹰眼圆睁，喙部有力呈钩状，结构简洁，威武雄壮，彰显出一种强大的张力。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抱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文物地位仰韶文化以精美彩陶而著称，鹰形陶鼎的问世表明此时的人们不但擅长彩绘图案的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陶，出于土，而炼就生活。它需要摔，需要捏，需要烧。制陶如塑人，在经过这些磨难之后，陶土便成了器，完成涅槃。

四千多年前，中国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时期，最质朴的材质邂逅了最巅峰的工艺，出土量极少的薄壁黑色陶杯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千古绝唱。

文物背景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陶材质；现藏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文物描述器形分为三部分，上面是一个敞口侈沿深腹的小杯；中间是透雕中空的柄腹，还有可以自由活动的小陶丸；下面是覆盆状底座，由一根细长管连成统一的整体。杯壁厚度均匀，薄如蛋壳，质地细腻坚硬。

文物用途该器形仅见于少数大中型墓葬，极可能是一种显示尊贵身份的礼器。

文物地位制作工艺达到了中国古代制陶史上的顶峰。被世界各国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02毫米的精致。最质朴的材质，邂逅了最巅峰的工艺。

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发现了一件神秘玉器，玉器雕刻的动物鼻头上翘、眼睛微凸、颚下有网格状的纹理，项背上似鬣毛，有飞腾的动感，造型简素，玉质温润光洁。

文物背景红山文化；玉材质；于1971年在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描述墨绿色玉龙，高26厘米，完整无缺，体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有鬣。

有4种动物的特征：鹿眼、蛇身、猪鼻、马鬃。

龙背有对钻的单孔，经试验此孔用于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那是自然和人类彼此直面的时代。生命和心灵，以及全无杂念的想象，在双手中表达和传递。

凌家滩所涵盖的文化符号范围之广、渊源之深世所罕见，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高峰，却是一个被低估了的史前文明。

文物背景新石器时代、距今4500年；玉材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文物描述玉板上圆孔、刻画的图形——河图洛书

文物用途极可能是迄今所知的中国最古老的占卜用具。

它的目光，穿越五千年望向人类，用人类尚未了解的语言，讲述着文明起源的秘密。距今五千年左右，太湖流域的良渚地区一度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文化，持续80多年的考古发掘，最重大发现就是玉琮。

文物背景良渚文化、新石器时代；玉材质；于1986年在现藏浙江省余杭县反山12号墓出土。于浙江省博物馆。

文物描述玉料外表经浸蚀后呈黄白色，并有紫红色沁，器体呈矮方柱形，中心有一上下垂直相透的圆孔，两端各有一壁形口。外壁分为四节，每两节以四面凹槽为隔界，各以浮雕、阴线刻纹等手法饰一组简化神人纹和两组侧身的神鸟纹；此外，又于四面每条凹槽内的上下各饰一组完整的神人纹。全器共饰八组简化神人纹、十六组神鸟纹和八组完整神人纹，并于各纹饰上间饰云雷纹。

文物地位此器是迄今所知同类作品汇总、重量最大、纹饰最精美和神人、神鸟最多者，故被称为“玉琮王”。

谁能读懂这双眼睛？它仿佛从人类古老而幽暗的意识深处穿越而来，无声地诉说着先民的爱、恐惧与信仰。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出土于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750-前1530年），弧形铜胎上镶嵌许多绿松石片，排列成兽面纹。在烈火中范铸的贵金属——青铜，镶嵌本土崇尚的玉石——绿松石。金玉共振的局面，开启了东亚的青铜时代。

文物背景夏代；铜、绿松石材质；发现于1984年秋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现藏于洛阳博物馆。

文物描述为盾牌形，面微突起，它是先铸好牌形框架，然后有数百枚方、圆或不规则的绿松石粘嵌成突目兽面。这件牌饰出土于死者胸前，很可能是一件佩戴饰品。

文物地位是目前发现最早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可以说他的发现开创了镶嵌铜器的先河。

上古神兽目光如炬，凝视它的眼睛，

墓主的神思是否穿行到先祖的世界。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可见最早的成熟文字。此刻，我们写出的横竖撇捺，曾经一笔一划地刻在骨头上记录天意。因为刻骨，所以铭心。

文物背景商朝；铜、绿松石材质。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学院考古研究所。

文物描述最早的王字，像竖放的钺。钺是一种兵器，是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王权最大依仗是军权。王字由此而来。

文物地位我国博物馆现存的唯一一件文字镶嵌绿松石的甲骨。

此外，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和氏璧即是绿松石所制。这件与“价值连城”、“完璧归赵”等成语故事直接相关，且被秦始皇制成传国玺的宝物倘若真是绿松石，则可见古人对绿松石的珍视程度。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可见最早的成熟文字。

此刻，我们写出的横竖撇捺，曾经一笔一划地刻在骨头上。

因为刻骨，所以铭心。

农业是国之根基，重中之重。地为方为阴，象征养育万物之母。由此猜想：方鼎是为祭地而造，由身份高贵的女性主持祭祀仪式，或以方鼎来表彰女性的母德。关于后母戊鼎的争议从未停止，有待探讨。

文物背景商朝；青铜材质；于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描述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鼎呈长方形。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文物地位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现为国家一级文物，2002年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殷契是凤的后裔，殷商是男人的天下。妇好玉凤线条流畅、风韵迷人、侧身回首、转顾生姿，它属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殷墟妇好墓出土多件玉龙，而玉凤仅此一件。也许妇好是当时最著名的女人。

文物背景商朝；玉材质；于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描述呈黄褐色，晶莹洁净。体扁，侧身回首状。圆眼，喙如鸡，顶部三柱冠相连，短翅微展，长尾自然弯曲，尾翎分开下垂。两翼以剔地阳纹饰翎。背下部有两孔，腰间两侧各有一小圆突，突上有小孔，可系绳佩带，造型优美传神，制作古朴简练，饰剔地阳纹，在商代玉器中罕见。

鸮尊，身高将近半米，头微昂，面朝天，双翅并拢，尾巴垂到地面，和两只粗壮的腿，构成了三个支撑点，稳稳地站立，通体遍布十几种形状各异的动物形象。外形从整体上看，有一种后世少见的扶摇直上的动感，被现在的年轻人美誉为“最呆萌的青铜器”。

文物背景商朝；青铜材质；于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描述妇好墓同出两件，整体做站立鸮形，头微昂，面朝天，小耳高冠，圆眼宽喙，双翅并拢，双足与尾构成3个支撑点，使鴞形尊体稳稳地站住。头后为器口，盖面铸站立状的鸟，此尊整体以雷纹衬地，通体遍布十几种形状各异的动物形象。口内有铭文，为“妇好”二字。此鴞尊，造型雄奇，花纹绚丽，既是实用器，又是极好的艺术品，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尊为古代盛酒器。铜尊，最早见于商代。

鸮，俗称猫头鹰。古代人崇拜的神鸟。《诗经·商颂·玄鸟》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朝人更喜欢猫头鹰，商代的王器、石器、陶器、青铜器中，都有精美的鸮形。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从高贵，到不祥，再到呆萌。猫头鹰一直就是那个猫头鹰，但是人心，变了好多回了。

西周王朝经常举行各类赏赐活动，当年作为西周官员的利，也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这件簋，样貌也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利簋的珍贵恰是因为底部的三十余字铭文揭晓了武王征商的时间，也就是破了几千年来的悬案——决定商周更迭时间的牧野之战发生的具体时间。

文物背景西周早期；青铜材质；于1976年在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描述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这是西周出现的新式样。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文物用途作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

文物地位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利簋铭文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澄清了以往关于武王伐纣具体日期疑惑意外，还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让3000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精确到日。

其实，对于一个并不从事学术研究的普通人来说，欣喜的不仅是了解到商周更迭的年份，更是拜千年不变的文字所赐，通过一件文物，三十几个字，居然能和三千多年前的祖先们交流。而簋的上半部分形状，被现代人用的碗沿袭下来，依然作为食器盛放谷物，被我们捧在手掌，也捧在心上。

器物内记载的文字更像是写给数千年后13亿中国人的信。当考古学家铭文里发现“宅兹中国”四个字的时候，无异于看到了埋藏了千年的谜底。中国，3000年前被镌刻于方寸之间，深埋于地下。3000年后，埋藏它的泥土和这泥土连接的土地，都被它命名，叫做：中国。

文物背景西周；青铜材质；于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出土。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文物描述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造型浑厚，工艺精美。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记述的是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之事。

文物地位铭文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这是第一个出现“德”字的器物。

中国，三千年前被镌刻于方寸之间，深埋于地下。三千年后，埋藏它的泥土，和这泥土连接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它命名，叫做中国。

让亿万年生命的玉与数十年生命的人，将彼此的生命互相给予，就是人对天地万物之爱的表达。玉组佩，以毫厘的薄片象征巅峰，以静止不动比拟河流，流经了生死与朝代更迭。

文物背景西周；玉材质；于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文物描述由玉璜、玉珩、冲牙、玉管、料珠、玛瑙管组成，共计204件，以45件玉璜为主体，是迄今见到的组佩中玉璜最多者。玉饰上的纹饰精雕细琢，有双龙纹、双首鸟纹、人龙合体纹等，其下端2件玉雁更是晶莹剔透，昂首展翅。

组佩又名“杂佩”、“佩玉”，专指周秦之际盛行的由多件玉器串联组成的悬于身上的佩饰玉，是国君或高级贵族区别贵贱、等级的标志和象征。

人们把见到和想象到的生命，浓缩成玉片，它们入海、通天，慢慢汇聚在同一个地方，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体上。

这组碎片，来到我们眼前，已经行走了亿万年，而西周离我们不过三千年。从礼玉到佩玉，我们把世界的美好戴在身上。

在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始终没有发现用于祭祀的人牲，更不见一件兵器。三星堆文明的掌舵者，展示了超越时代的慈悲之心，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文物背景商中期；铜、金材质；于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文物描述三星堆的青铜雕像群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权威、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或精神领袖，表现出古蜀国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群体关系。

古蜀文明为何拥有如此超凡的想象力？与他们对视，那些超越语言的心动，也许就是隐藏在我们生命里的谜底。我们是人，也是人类。我们站在这里，也站在地球上。

在全世界各大文明的神话中，大树都是天地之间的灵物，历史、文明、想象似乎都是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这种连接方式就如同树状结构，树立天地，生命之树成为人类一个古老的象征。

文物背景夏朝晚期；青铜材质；于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文物描述共有八棵。其中一号大神树高达396米，树干残高384米。有三层枝叶，每层有三根树枝，树枝的花果或上翘，或下垂。三根上翘树枝的花果上都站立着一只鸟，鸟共九只（即太阳神鸟）。神树的下部悬着一条龙，龙的头朝下，尾在上，夭矫多姿。二号大神树的一旁，同样有一条蜿蜒盘桓的龙，神树与神龙的一体形象，使神树显示出非凡的魅力与深厚的象征意义。

文物传奇发掘出土时，这些神树已经碎得跟“瓦片”一样，考古团队用了10年，其中完成神树主要的整体面貌花费了8年，剩下两年是做完善工作，才修复好神树。

在全世界各大文明的神话中，大树都是天地之间的灵物。历史、文明、想象，似乎都是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这种连接方式，就如同树状结构。树立天地，生命之树成为人类一个古老的象征。

古蜀人所创造呈现的形象多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来指代想要呈现的神圣事物。目形器、鸟形器，其实都是与太阳有关的象征性符号，表达出古蜀人对光的理解，也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认知。

文物背景古蜀国；金材质；现藏于金沙遗址博物馆。

文物描述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

太阳神鸟，20克黄金里的宇宙。在这002厘米厚度记录的宇宙时光里，我们如一粒微尘般存在。

一个家族几代传承的荣耀，在沉睡了两千多年后，重见天光。大克鼎的内壁铸有金文290个字，这些字迹让久远的年代逐渐清晰起来。大克鼎，一本打开的青铜之书，一段带着体温的口述历史。

文物背景西周；青铜材质；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在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文物描述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

文物地位大克鼎铭文的格式、体例，以及铸刻方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西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金文字体之一。

端庄美哉，文采斐然的我的祖父，冲和谦让的心胸，淡泊宁静的神思，清纯智慧的德性。——这本青铜铸造的书以赞美之词开场。

战国末年开始出现，兴盛于汉代的贮贝器，其器盖上是一个个高度写实的立体雕塑场景，它们不仅是古滇人生活的缩影，更是滇王和贵族们权力的表现，代表着古滇青铜重器从神坛走向了人间。

文物背景古滇国、战国；青铜材质；于1972年在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遗址第24号墓坑中发掘出来。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文物描述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

案又称“俎”，是中国古代一种放置肉祭品的礼器。牛牲居祭祀“三牲”中首位。虎在滇文化中具崇高地位，常立于滇人祭祀的铜柱顶端，为崇拜之对象。

这是对生命的赞美，对繁衍的渴望，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如此深沉的情感，如此抽象的思考，表现得质朴、狂野。

新与旧在莲鹤方壶的壶体中融合。这也昭示着，脱胎于老成持重的西周，经历大变革的东周，正在开始一场盛放，它振翅欲飞，抬头仰望着此后两千年中国的天空。

文物背景春秋；青铜材质；于1923年在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文物描述壶身为扁方体，壶的腹部装饰着蟠龙纹，龙角竖立。 壶体四面还各装饰有一只神兽，兽角弯曲，肩生双翼，长尾上卷。圈足下有两条卷尾兽，身作鳞纹，头转向外侧，有枝形角。承托壶身的卷尾兽和壶体上装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互相呼应；壶盖被铸造成莲花瓣的形状，一圈肥硕的双层花瓣向四周张开，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莲瓣的中央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盖，上面有一只仙鹤站在花瓣中央，仙鹤似乎在昂首振翅，正在翘首望着远方，造型灵动。

它已经数千年不曾盛酒，但依然盛满时光之酒的狂野，迷醉了此刻。

新与旧，在一个壶体中融合。它展翅欲飞，抬头仰望着此后两千年，中国的天空。

曾侯乙尊盘是失蜡法的标志作品，一名来自湖北的老人揭开其复杂外形的制造之谜。

文物背景战国早期；青铜材质；于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文物描述曾侯乙尊盘装饰纷繁复杂，铜尊上是用34个部件，经过56处铸接、焊接而连成一体，尊体上装饰着28条蟠龙和32条蟠螭，颈部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7字铭文。铜盘盘体上共装饰了56条蟠龙和48条蟠螭，盘内底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7字铭文。

文物制造尊盘通体用陶范浑铸而成，尊足等附件为另行铸造，然后用铅锡合金与尊体焊在一起。尊颈附饰是由繁复而有序的镂空纹样构成，属于熔模铸件。

难以想象的是，那位制造尊盘的人，是以一种怎样的心境、怎样的意志，完成了一件如此复杂的作品。让两千年后的人们，瞻仰、赞叹。

越王剑与吴王剑如今都是无价的国宝，见证着春秋时代的最后绝响。被英雄抚摸过的剑，带着气吞山河的豪情，哪怕悄悄靠近，寒气依然扑面而来。

文物背景春秋；青铜材质；于1965年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文物描述此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近剑格处有两行鸟篆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剑”八字，证明此剑就是传说中的越王勾践剑。

文物地位越王勾践剑制工精美，显示出铸剑师的卓越技艺。此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历经两千四百余年，仍然纹饰清晰精美，加之“物以人名”，历史文化价值很高，此剑被当世之人誉为“天下第一剑”，堪称我国国宝。

以小博大、不欺老幼、善于忍耐，这既是剑的品格，也是君子的信仰

用金银片、条镶嵌出战国时期中山国国王的陵墓区域内地上各建筑平面形状，以错金银阳文注明国王的诏命、各部位名称、大小、间距。是如今已知最古老的建筑平面设计图，比例尺为1:500。

文物背景战国；青铜、金、银材质。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文物描述图文用金银镶嵌，铜版背面中部有一对铺首，正面为中山王、后陵园的平面设计图。陵园包括三座大墓、两座中墓的名称、大小以及四座宫室、内宫垣、中官垣的尺寸、距离。铜版上还记述了中山王颁布修建陵园的诏令。

文物地位是迄今为止世界现存最早的建筑设计平面图。在地图史上比外国最早的罗马帝国时代的地图还要早600年。

这是在多么飘摇的境遇中，与现实相拼搏的创造力。也许错身处战乱，戎马一生，才渴望一座井然有序的陵园，身后能在寝宫中获得祥和与安息。

战国时代战火频繁，军情紧急，稍有闪失就可能殃及城池。山高水远，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君主就是靠虎符传达军令，为了保密，虎符通常设计成小巧隐匿的造型，实现“账户“和“密码”的有效对接。

文物背景青铜、金、银材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

文物描述虎符都由左右两半组成，君主和将军各执一半，左右符的背面各有榫卯，  一一对应，符到则君到，只有同为一组的虎符合在一起，才能发兵。这就是“符合”一词的来历。

文物地位现存于世的只有三个：阳陵虎符、杜虎符和新郪虎符。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杜虎符是所有出土虎符中铭文最长的一件。

古代朝廷传达命令的凭证除了“符”，还有“节”。铜节分舟节和车节两种，相当于现在的交通运输通行证。用时双方各持一半，合节验证无讹才发生效力。

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鄂君启铜节，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交通免税凭证。

秦符文字多错金，汉符文字多错银。

后世随着勘验手段的发展，符节虽然渐渐成为历史的背影，却也并非踪迹全无。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符合”的校验逻辑已经根植于人类活动的角角落落，守护着现代社会的秩序。

如果国宝会说话，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典藏祭品，看似枯燥的文物也有鲜活的生命。千年隔世，他们背负着沉甸甸的历史；娓娓道来，他们讲述着所有的经历和故事。一双双曾经见证过中国最早王朝的眼睛，「我们凝望着最初的凝望，感到另一颗心跨越时空，望见生命的力量之和。六千年，仿佛刹那间。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

泥土记忆里的“人头壶”，生与死归寂于脚下的土地，是永远的来处，是永恒的归处；02mm厚度的龙山蛋壳黑陶杯，薄如蝉翼，即使一生只做一件事，一生只做好一件事，便足矣；太阳神鸟金箔普照大地的神灵，是人类的生命之光，在这002cm厚度的宇宙时光里，我们如一粒微尘般存在；失蜡法制成的曾侯乙尊盘，蟠龙和蟠螭盘虬卧龙，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件。

沧海桑田，恰如你容颜；

初眸凝望，对视于迷惘。

传说南宋初年，家住杭州过军桥珠儿巷（今鼓楼附近）有一青年店伙计名叫许仙（也有叫许宣的），在一年清明时节，去灵隐附近上坟。归来时遇到急雨，就在断桥雇船回家。这时，由千年白蛇修炼而成的白素贞与青蛇修炼而成的小青儿，化作主婢两人邂逅许仙。白素贞相中了许仙，要求搭船回家。许仙答允了她。到涌金门上岸时雨仍不停，许仙将伞借给她们主婢俩，自己冒雨回店。

次日，许仙如约到白家取伞，受到白素贞的盛情款待，终于由小青儿从中说合，两人成了婚。婚后不久，他们迁居镇江，开了一家药铺，夫妻男孩取名许仕林，在喜庆满月时，法海赶到，他祭起金钵，把白素贞镇压在西湖雷峰塔下，宣称要待到塔倒才许她重见天日。

在“合钵”时逃走的小青儿，后在深山修炼多年，学得一身法术，终于推倒雷峰塔，救出白蛇，一起升天而去；而被打败的法海，无处藏身，最后只好躲进蟹壳。至今人们在吃螃蟹时，壳里面有个“蟹和尚”，据说就是法海和尚。

以下是古代所有定都的城市：

禹都邓（今河南省南阳市）。

夏都阳翟(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一说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市)，后迁斟浔(即二里头,今河南省洛阳偃师市)，最后迁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南)。

商都毫(今河南省商丘市)，后迁西毫(今河南省洛阳偃师市)．后又迁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末迁朝歌(今河南省卫辉市，原汲县)。

西周都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

东周都雒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战国时期，齐都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北)。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后迁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燕都蓟(今北京)，以易(今河北易县)为下都。韩都阳翟(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灭郑国后迁都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赵都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后迁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魏都安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后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县)，后迁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

西汉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东汉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汉末迁都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

三国：魏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陪都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蜀都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吴都建业(南京市)。

西晋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东晋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

南朝——宋、齐，梁，陈皆建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

北朝——北魏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后迁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西魏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魏都邺(今河南省安阳市)。 北周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北齐都邺(今河南省安阳市)。

隋都大兴(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唐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武周迁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五代-----后梁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后迁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后唐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后晋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后迁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后汉都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后周都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

北宋都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陪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辽都上京(今辽宁省巴林左旗)，后迁中都(今北京) 。

西夏都兴庆(今宁夏自治区银川市)。

金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白城)，后迁都燕京(今北京)，末迁南京(今河南省开封市)。

南宋都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后迁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 。

元都大都(今北京)。

明都南京（今江苏省南京市），后迁北京（今北京）。

清初都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后迁北京（今北京）。

首都，又称国都、首要城市或行政首府，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政治称谓。1927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将南京称为首都，至此中国第一次有了“首都”的称呼，并将该词沿用至今。

首都通常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所在地，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各类国家级机关集中驻扎地，国家主权的象征城市。有的国家不只有一个首都，也有的国家为了谋求发展而进行迁都。中国历朝历代的首都也在不断变化。

距今3800多年前，一个河南的“摊贩”到河北做生意，路上被劫了货，不幸丢了性命。这个人叫做王亥，是商汤的祖先。从始祖契到商朝建立者汤，商部落历十四世，经八次迁徙，他们长期在部落间做买卖，一说“商人”一词的由来就是源自这些走南闯北的商人。王亥是商的第七任首领，他驾着马车，载着帛牵着牛羊，前往黄河北岸的有易（今河北雄县）交易。《竹书纪年》记载，王亥一路奔波来到河北后，有易氏的首领緜[mián]臣见财起意，杀了王亥，抢走货物。之后，王亥的儿子起兵讨伐有易氏，为父报仇。一个摆摊血案由此引发了一场大战。

1、从一个“摆摊大佬”说起

从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到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都出土了大量贝币、玉石，留下先周时期人们贸易的痕迹。当时，城邑没有购物中心与超市，在街市上摆摊是最原始，也是最常见的交易方式。随着社会上交易活动频繁活跃，商代已有“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的景象，来自各地的石器、玉器、铜器、牲畜等商品汇聚在一起，进行交换。前有北大毕业卖猪肉，今有双语硕士当保姆，而在这群商代的摊贩中，也出现了一位大佬。《尉缭子》记载：“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战国策》也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这是说，在晚年垂钓渭水之滨邂逅周文王前，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曾经做了N年生意，在集市上卖肉卖酒。他同时还研究治国安邦之道，真是一个念念不忘诗与远方的小摊贩。

武王伐纣后，西周同样重视工商业，并且对工商业进行垄断性经营，由官府设立“工正”等进行管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工商食官”。尽管工商业者在身份上受到严格限制，但西周统治者还是保障了小商小贩的蝇头小利。据《周礼》记载，周朝时设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分为早、中、晚三次。其中傍晚时的晚市也被称为“夕市”，就是小摊贩进行零星售卖的活跃时间。西周还设置了专门监督市场的官吏司市”。这些人负责维持市场治安、管理市场秩序，堪称中国最早的“城管”。为了招徕包括摊贩在内的天下商人，周朝统治者发布了《告四方游旅》：“告诉四方商旅，渡口有船，途中有店，所到之处就像到家一样。

如果货币面值小，买卖不方便，就铸币值重的‘母’币与原本币值轻的‘子’币共同流通，以方便商旅……不要使市场上的货物匮乏，需使物价合理稳定，这都是为了百姓生活安定。”姜子牙将市井气带到了他的封地齐国。由于当时齐国“地泻卤，人民寡”，齐国历代国君注重发展手工业与渔、盐业。齐国靠贩运、丝织、渔盐起家，后来，另一个出身商贾的名相管仲借此“徼山海之业”发展商品经济，使齐国一跃成为东方强国，助齐桓公率先在春秋诸国中称霸。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小摊贩迎来了新的春天。当时，涌现了齐、晋、郑等重商国家，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盛况。经商成了不少人的发财之道，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弃官、弃学，甚至弃农经商的社会现象屡见不鲜。商人或肩挑背负，或坐列贩卖，在摆摊的风口下起飞。

郑人买履、买椟还珠、自相矛盾等成语故事讲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摊贩，还有子贡、白圭、吕不韦等人，都是当时叱咤风云的富商。商人资本有“与王者垺富”的势力，大小商人以不等价交换、囤积居奇等手段也会“牟农夫之利”，因此，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都对商业抱着否定态度。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主张“尽地力之教”，也就是发展农业。商鞅在秦国变法时也提出了“耕战”政策，同时“重关市之赋”，也就是加重商税。这样出来摆摊做生意的人少了，回家种田、打仗的人多了，秦国也加速了统一的步伐。战国时期各国改革，大都带有这样明显的重农抑商倾向，这一思想自此持续了两千多年。

2、夹缝中的士农工商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石碑上书写了八个大字“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将这些商人的财产充公。秦始皇连大商人都不放在眼里，更不要说小商贩了。秦朝时，官营商业

再次占主导地位，私商受到限制，只有贩运外地珍异之物的商人得到优待，因为他们不影响重农抑商的政策。如果你哪天穿越到秦朝，摆地摊就只能卖这个了，也许手中的iPhone还能卖个好价钱。汉承秦制，也实行“抑商”政策。汉高祖刘邦，看到秦末战争中物价飞涨，商人从中牟利，以致“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于是在称帝后发布了一道报复性的法令，力挺无产阶级兄弟，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织衣服，不得乘车骑马，不得携带兵器自卫，不得做官府的属僚，对商贾征赋税加倍，商贾买饥民子女为奴婢的要无偿释放。这道“贱商令”奠定了汉朝重农轻商的基调。

秦汉政府对商业的抑制，并没有彻底打击老百姓求取财富的意志。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一些励志的汉代小摊贩：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汉代商人卑贱，行走叫卖更为人所不齿，却有人靠着卖油脂、卖水浆、磨刀、卖羊肚儿、给马治病等江湖绝技发财，走上人生巅峰。

汉时，长安、洛阳、宛、邯郸、临淄、成都等是全国的商业大都会，其中长安“大开九市”，吸引了无数小摊贩，“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都到京城淘金，其中也有“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什么意思呢？就是弄虚作假、欺骗顾客的不良商家。这也不是说，商贩都见利忘义，摆摊的更多还是诚实守信的好商人。《三国志》记载，汉末名士任嘏，年轻时有一次到街市上摆摊卖鱼，正逢官府加征鱼税，鱼价猛增，“贵数倍”。任嘏这老实人却毫不动心，仍按平时的价格出卖。讲信用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他后来投简历加入了曹操团队，成为曹魏大臣。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商品经济一度处于迟滞状态。一些农民、手工业者、寒微士人、妇女等组成的民间小商贩，在战乱中忍受着商税盘剥与路途艰险，靠小本生意艰难求生。这一时期的小摊贩往往亦农亦商，亦工亦商。摆摊，成了魏晋南北朝后浪们的一条出路。《宋书·孝义传》载，郭原平“性闲木功”，喜欢做木工的他经常到市场摆摊，卖自己制造的木器。

《宋书·王僧孺传》记载，王僧儒幼时家贫，其母以织布卖布为业《梁书·贺琛传》说他“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梁书·吕僧珍传》记载，南梁开国元勋吕僧珍出身寒微“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这卖的葱，除了自己生产的以外，也会跟别人进货，堪称南朝“甩葱哥”。《宋书·朱百年传》说，南朝宋隐士朱百年“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以伐樵采箬为业。这些人都是南北朝名留青史的名士、文臣、武将，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摆过摊。

3、草市，小商贩的一线生机

隋唐时，天下重归一统，商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商业都会，朱雀街东西两侧的两市，更是帝国商贸最繁盛的CBD，商贾云集，琳琅满目。但生活在底层的小摊贩，依旧世道唯艰。隋唐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坊是住宅区，禁止经商，市是交易区，与坊分离，且唐朝前期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不是哪里都有做买卖的地方，也不是每个交易区都能随便摆摊。长安东、西两市内，同行业的商店开设在同一地点，总称为行，长安之市足足有220行，形成五花八门、整齐划一的商铺。

《唐会要》记载，市内进行交易的时间有限制，中午两市击鼓300下，店铺才能开始营业，日落前七刻，敲锣300下，店铺必须关门，想吃个夜宵不太可能。如果有人犯了夜禁，还要被杖责七十下，身子骨不结实那就有罪受了。大城市没有小摊贩的生存空间，但城外乡村形成的草市，还是给了小商小贩一线生机。草市兴盛于唐代，这是在交通便利的地点上自然形成的乡村定期集市。在坊市的墙推倒之前，想要摆地摊，就只能先到城外将就一下。

4、地摊经济兴衰400年

到了宋代，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商店货摊散布于各处，再无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宋代城市经济有414种行业，约为唐代的两倍，商业活动昼夜不息，还有别开生面的“鬼市”，可以体验一下夜生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鳞次栉比的商店，与沿街叫卖的小贩相映成趣，构成了北宋城市商业的经典绘卷。

宋朝虽然放宽对摊贩的限制，并减免其赋税（“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但起初也反对杂乱的地摊经济，想着摆地摊和城市规划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宋朝建国初期，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整治街道：“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就是说，把街上那些占用道路的违章建筑给拆了。他在位时颁行的《宋刑统》还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这两条都是针对摊贩，前者指占道经营，后者指污染环境，这些行为都是要挨打的。为此，宋朝也组成了专门的“城管” 大队，称为“街道司”。这些办公人员身兼城管、税务、环卫等多个工作，还要兼职抓小偷与防火救灾，与商贩可谓是亦敌亦友，共同保持着街道的繁华。为了减少暴力执法，宋朝“城管”在街上两侧设置“表木”，以此划清界线，越界了就算占道经营。

此法收效甚微，到北宋末年，城市出现了大批流动摊贩，政府只好默许占道经营，干脆跟商贩收取“侵街房廊钱”，越界可以直接收钱了事。

如此一来，宋代的“地摊盛世”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甚至连皇帝出行时，大队人马走在城市街道上，仪仗都摆不开（“其侍从及百司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道中”）。沿街的老百姓看到皇帝“堵车”，也被逗乐了，纷纷聚集过来围观，场面更加混乱（“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宋朝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

宋朝的“恤商”，也是恤民，促进了唐末五代战乱后商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宋朝国力日衰、日趋颓靡，商税也逐渐苛繁。到了南宋后期，不少地方滥设税场，收取行人身上带的缗钱、斗米等。摊贩惹不起，为了躲避只能绕道，被发现后货物还要被“抽分”，作为税场官员的奖赏。

宋朝最后的倒行逆施、苛取横征，导致官吏与百姓“相刃相劘，不啻仇敌”，摊贩们在之后迎来了另一个痛苦的时代。元朝自中叶以后常年陷于内乱之中，社会经济凋敝。朝廷对小商贩的规定却十分严苛，“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

小商贩要有官府的凭证才能营业，这似乎还不算太过分，但元朝还说，小贩售卖物品的价格要实行月评，变动价格也要先经过官司核准，不然就做不成生意。这样一来地摊经济毫无生机。

朝廷对摊贩处处实行打压政策，特权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底层的生意人断绝了生计，这些破产者不过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或流民，他们只能被迫加入反元起义的浪潮。

出生于元朝后期的朱元璋，从小饥寒交迫，少年时其父、母、兄先后饿死，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他只好与其他家人各自逃生，走投无路出家当了和尚。那时的天下，又有多少朱元璋？

5、了不起的沿街叫卖

朱元璋在元末乱世中崭露头角，最终开创大明王朝，他最了解底层百姓的艰难生活。为了缓解摊贩的压力，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命人在南京临水而建几十所“塌房”，出官税钱三十分之一、房钱三十分之一即可使用，用于商人自由贸易与存放货物，让他们来京城做生意时，不至于无处安身，只能住在船上。这一制度后来逐渐普及到全国各大城市。

元朝的各种苛捐杂税也得到削减，洪武初年设置的税课司局，有四百余所，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裁撤了364处，“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一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有别于科技、思想、制度上全面落后于世界的局面，明清的地摊经济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代表着底层老百姓顽强的生命力。

清朝对地摊经济也是采取默许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支持措施。据《清代钞档》记载，雍正帝曾经下令减免对摊贩的收税，说：朕闻各省地方，于关税、杂税外，更有落地税之名。凡耰锄、箕帚、炭薪、鱼虾、蔬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至于乡村僻远之地，有司耳目不及，或差胥役征收，或令牙行总缴，其交官者甚微，不过饱奸民滑吏之私囊，而细民已受其扰矣。16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来到中国时，沿街摆摊的小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克路士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本《中国志》解锁“我爱中国”的财富密码，其中说到：“这个地方有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沿街叫卖肉、鱼、蔬菜、水果以及各种必需之物。因此，各种必需物品都经过他们的家门，不必上市场了”街串巷、行商贩货的传统小商人，带着那个时代独有的烟火气与市井气，风里来，雨里去，留在帝国的残梦里。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真正摆地摊为生的人都不容易。那些调侃地摊经济的人，或许也知道其中的艰辛。大多数人最熟悉的一位古代摆摊大佬，应该是蜀汉的刘备。刘备从小家境清贫，靠和母亲摆摊贩卖鞋子、草席才能维持生活。后来自己出来创业，大半生处处碰壁，寄人篱下，遭遇中年危机，有了髀肉之叹。晚年终于事业有成，又失了荆州、败了夷陵，亲身体验从巅峰滑落的滋味。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刘玄德，但小摊贩刘备大起大落的经历，却映照出了许多平凡的人生。但愿世界不会亏欠，每一个奋斗的人。

　从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到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都出土了大量贝币、玉石，留下先周时期人们贸易的痕迹。当时，城邑没有购物中心与超市，在街市上摆摊是最原始，也是最常见的交易方式。

　随着社会上交易活动频繁活跃，商代已有“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的景象，来自各地的石器、玉器、铜器、牲畜等商品汇聚在一起，进行交换。《尉缭子》记载：“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战国策》也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

　这是说，在晚年垂钓渭水之滨邂逅周文王前，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曾经做了N年生意，在集市上卖肉卖酒。他同时还研究治国安邦之道，真是一个念念不忘诗与远方的小摊贩。

　武王伐纣后，西周同样重视工商业，并且对工商业进行垄断性经营，由官府设立“工正”、“工商”、“工匠”等进行管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工商食官”。

　尽管工商业者在身份上受到严格限制，但西周统治者还是保障了小商小贩的蝇头小利。

　据《周礼》记载，周朝时设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分为早、中、晚三次。其中傍晚时的晚市也被称为“夕市”，就是小摊贩进行零星售卖的活跃时间。西周还设置了专门监督市场的官吏“司市”。这些人负责维持市场治安、管理市场秩序，堪称中国最早的“城管”。

　为了招徕包括摊贩在内的天下商人，周朝统治者发布了《告四方游旅》：“告诉四方商旅，渡口有船，途中有店，所到之处就像到家一样。如果货币面值小，买卖不方便，就铸币值重的‘母’币与原本币值轻的‘子’币共同流通，以方便商旅……不要使市场上的货物匮乏，需使物价合理稳定，这都是为了百姓生活安定。”

　姜子牙将市井气带到了他的封地齐国。由于当时齐国“地泻卤，人民寡”，齐国历代国君注重发展手工业与渔、盐业。齐国靠贩运、丝织、渔盐起家，后来，另一个出身商贾的名相管仲借此“徼山海之业”，发展商品经济，使齐国一跃成为东方强国，助齐桓公率先在春秋诸国中称霸。

　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小摊贩迎来了新的春天。当时，涌现了齐、晋、郑等重商国家，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