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亡于金，大金打下了中国半壁江山，为什么不被后世人所承认？

在南戏《幽闺记》中，王镇是封建势力的一位代表。

王镇是大金国的兵部尚书，年已七十，居家养老。由于“番兵”大举入侵，国难当头，大金国皇帝下旨命这位“当朝良将，昭代名臣”前往边城缉探军情。王镇奉旨，立即整顿行装， “恨不得肋生双翅，两头白日，多只行五里十里”。女儿王瑞兰对老父说道： “朝中多少文和武，缘何独选家尊”但王镇一刻也不敢稽迟，当即辞别妻子女儿，奔赴边关。王镇完全是一个为了国家朝廷，不避险难，不恤家庭，忠心耿耿的荩臣，令人尚有几分钦敬之意。然而，王镇此行，缉探军情是假，向“番朝”进贡是真，充当的是一个纳贡求和的屈膝者，而不是抵御外侮的英雄。

战争也使王镇妻儿饱尝苦难。王镇离家赴边后，家中夫人、女儿因逃难而失散，流落异乡客地。待到两国通和停战，这位尚书大人得意洋洋，春风满面，高唱着“海晏河清，重逢太平”的赞歌，赶赴行朝南京(今河南开封)，请功讨赏。途中，在广阳镇的招商客店，王镇遇见了女儿王瑞兰。她正滞留客店，为丈夫蒋世隆侍奉汤药。

王瑞兰在战乱中与母失散，孤雁伶仃，邂逅为人正直、富于侠义心肠的青年书生蒋世隆。蒋世隆对她关心、照顾，温暖了这位大家闺秀的芳心，两人萌生爱情，于招商客店结为鸾凤。夫妻二人，相依为命，恩爱日深。然而，蒋世隆感染疾病，不得已滞留客店。此时，王镇回朝，与女儿不期相遇。按理说，一个流落他乡，无依无靠的弱女子，意外遇见身为高官的亲父亲，其喜悦之情是无以言状的。而身为人父，不能庇护妻儿，致使女儿遭受飘零之苦，今日突然见面，亦应喜出望外。然而，由于封建思想的作祟，封建势力的肆虐，本来应是父女团圆的喜剧，却演成了一幕夫妻分离、泪洒招商店的令人扼腕的悲剧。

门当户对的婚姻观，不近人情、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是王镇处理女儿婚姻大事的圭臬。因此，尚书大人一见蒋世隆，得知女儿私自与之成亲，雷霆大怒，顿时发作。他怒斥蒋世隆的“穷形状”，终不肯认这个白衣穷女婿。尚书府的千金**，配一个落难的穷秀才，在王镇看来，是万万不可容忍的。在他的心目中，男女婚姻，必须门户相当，有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因此，面对着王瑞兰与蒋世隆的苦苦哀求，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倚官仗势，强拆鸾凤，抢走女儿，撇下重病在身的蒋世隆，扬长而去。本来，对于这样一对在患难中成亲的儿女，如果是一个有爱心、有人性的父亲，理应倍加怜惜才是。然而，封建礼教已经吞噬了他的爱女之心，麻木了他的人性。此时，王镇刚出场时给人的一丝好印象已荡然无存，使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毫无人性的封建势力的代表。

敷演对儿女婚姻横加干涉，强行逼迫青年恋人分离的戏剧，在元代并不乏见，如白朴的杂剧《墙头马上》、《东墙记》，王实甫的杰作《西厢记》。但剧中封建势力的代表如裴尚书、董府尹夫人、崔相国夫人，对于儿女，尚有父子、母女之爱，人性些许犹存。而《幽闺记》中的王镇，却冷酷无情，一无父女之爱。他将女儿抢走之后，于孟津驿又遇妻子。王瑞兰与母亲乱后重逢，悲喜交集。她思念病中的丈夫，心如刀割，欲向母亲哭诉心事。但王镇怒目相对，不容诉说。到了汴梁(今河南开封)，他重整家园，依旧尚书府第，锦衣玉食，不用说早将蒋世隆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也不过问一下女儿的心事。王瑞兰对景含愁，幽闺拜月，王镇一无所知。他根本没有把女儿当成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青年女子，从来不曾考虑过要关心一下女儿的喜怒哀乐。他有着两副面孔：在皇帝面前，是忠心不二的荩臣;在女儿面前，则是一个专制蛮横的父亲。在他身上，集中了封建社会专制家长的种种恶劣习性。

王镇也并非不为女儿的婚事操心，但是，他不是从女儿的幸福着眼，而是为了自己的门庭给女儿择婿。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王镇为女儿挑佳婿，毋宁说是为自己选东床。只有他，才有权决定女儿的终身大事。因此，当皇帝下旨，命王镇招赘文武状元为婿时，他不加思索，立即命女儿承应，并遣官媒提亲。然而，不仅王瑞兰与义妹蒋瑞莲不愿从命，而且新科文状元蒋世隆亦断然拒绝。王镇不容分说，用“朝廷恩命”压制女儿，又以“圣意”来威逼蒋世隆。其专制蛮横，一至于是。后来王瑞兰与蒋世隆相认，才重谐伉俪。昔日招商店中的穷秀才，立即成了王镇的乘龙快婿。王镇贪富欺贫，前倨后恭，判若二人，其品性之卑劣，令人齿冷。

王镇的恶劣行径，蛮横专制，造成了一对少年恩爱夫妻内心的极大痛苦，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王瑞兰和蒋世隆的反抗，也受到了人们的谴责。当他强抢女儿离开蒋世隆时，蒋世隆指斥他“只倚着官高势强”。在逆旅孑然一身的蒋世隆，控诉王镇将王瑞兰“倒拽横拖奔去途。回头道不得声将息，几曾有这般慈父”。其实，王镇不仅沾不上“慈父”的边，连为人父的资格也是枉有的。王瑞兰幽闺拜月，一迭声怨恨父亲，甚至与义妹蒋瑞莲一起斥之为“意似虺蛇，性似蝎螫”。这样的父亲，没有丝毫爱女之心，又怎能博得儿女的爱呢王镇所有的只是一个由封建礼教支撑的专制家长的名分，而失去的却是天伦之乐，父女间的温情。

王镇最终是如愿以偿了，为女儿招赘了状元郎。当然，由于招赘的夫婿就是蒋世隆，王瑞兰也终于苦尽甜来，重谐鱼水之欢。但是，谁又能忘却广阳镇招商店中那夫妻分离的惨痛场景呢这一悲剧的制造者王镇事后却轻描淡写地说： “老夫一时气忿，不曾问得详细，撇了那秀才，领了女儿回京。”如果当今的状元郎不是蒋世隆，王镇照样会逼迫女儿与之成亲，而对广阳镇的那幕悲剧再也不会提起一个字。封建礼教铸就了王镇专制蛮横的本性，他给儿女带来的只能是痛苦的眼泪，而不可能是别的。

《幽闺记》在塑造王镇这个人物时，花费的笔墨并不多，然而一个满脑子忠孝节义、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人物已跃然纸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礼教、扼杀爱情与人性的封建婚姻观，造成的爱情、婚姻悲剧何止万万千千，而这又是通过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来实现的。人们阅读了《孔雀东南飞》、《西厢记》、《墙头马上》，凡是有人性的，有一丝正义感的，都会痛恨焦母、崔夫人、裴尚书，诅咒这摧残爱情、毒害纯情少男少女的封建礼教。王镇在《幽闺记》中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痛恨、诅咒的角色。从王镇身上，可见封建势力的残忍、虚伪、专制和贪富欺贫，以及在衮衣绣裳之中包藏的丑恶灵魂。因此，这位尚书大人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尚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其实，努尔哈赤建立的金国史称“后金‘（1616年—1636年），或称后金汗国，是其在满洲（现今中国东北）建立的王朝，为清朝的前身。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国“金”或“大金”。普遍认为以“金”作国号乃为表明承袭完颜氏之金。史学界一般统称为“后金”，以便与12世纪时的金相区别。至其子皇太极1636年改国号大清，后金共历21年，两位君主。1636年（明朝崇祯九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大金”国号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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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牛家村，受伤濒死的完颜洪烈为包惜弱所救。救命之恩再加上包惜弱那“双颊晕红，星眼如波”的模样，让完颜洪烈彻底爱上了这个女人。但包惜弱此时已经心有所属，杨铁心才是她的最爱。

可完颜洪烈不想放弃，他堂堂金国皇子，岂能有得不到的女人。为了得到包惜弱，他不择手段，伙同贪官段天德，以“反贼”之名诬陷郭杨二人，最终郭杨两家不得不亡命天涯。此时完颜洪烈却佯装侠义之士，再包惜弱逃亡路上英雄救美，最终得到了包惜弱。

但此时包惜弱腹中已经怀有身孕，此子便是后来的杨康。可令人以外的是，完颜洪烈对于这个情敌之子却是视若己出，宠爱有加，这是为何？

其实，完颜洪烈对杨康的父爱分为“亲情”和“利用”两个阶段。

完颜洪烈这个人物并不是大奸大恶之徒，他只是站在大金国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虽然完颜洪烈与主人公郭靖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但不代表完颜洪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完颜洪烈犯下的唯一过错就是指使手下坑害了杨铁心，掳走了包惜弱。可是完颜洪烈并没有对杨铁心赶尽杀绝，更没有亏待包惜弱母子。

通过完颜洪烈在包惜弱身上付出的爱看来，完颜洪烈称的上是一个合格的丈夫，至于完颜洪烈对杨康的感情，个人认为完颜洪烈的心中始终没有释怀自己坑害杨铁心之后，扎根在心中那份愧疚之情。 

随着杨康慢慢长大，完颜洪烈发现杨康聪明伶俐、天资聪颖，是一块天生的练武材料。完颜洪烈深爱包惜弱，正所谓爱屋及乌，完颜洪烈对杨康也同样复出了真挚、温情的父爱。

面对这么一个天资、素质方面都极为出色的孩子，天底下有哪一个父亲不想把他培养成人呢？

成年后的杨康一表人才、谈吐不凡、风度翩翩、文武全才，而且杨康有理想、有抱负、有城府，又善于花言巧语，操控人心。

优秀的杨康不仅得到了完颜洪烈的宠爱，更被完颜洪烈的父亲金章宗完颜璟所看好，杨康几乎被完颜洪烈被内定为王位，甚至皇位的继承人。 

在这一时期，完颜洪烈对杨康的爱是纯粹的、无暇的，几乎百分之百的父爱，但当杨康眼睁睁的看着亲生父亲杨铁心和母亲包惜弱死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完颜洪烈在杨康心中的慈父形象被彻底毁灭。

与此同时，完颜洪烈知道杨康想杀掉自己时，他对杨康的感情，也不再纯粹。

上文提到过，大金国的皇帝完颜璟十分宠爱杨康，如果完颜洪烈失去了杨康，那么他的夺位之路便失去了一个有力的筹码，所以完颜洪烈必须把杨康留在身边。

毕竟“生娘不及养娘大”，整整二十多年的父子之情，谁又能说割舍就割舍呢？ 

完颜洪烈为了稳住杨康，开出了一个足以令杨康放下血海深仇的筹码，完颜洪烈对杨康说：“康儿，大宋王朝赢弱不堪，不出十年，我大金国必能消灭南朝！那时父王大权在握，这锦绣河山日后都是你的！”

杨康听了完颜洪烈的话之后双眼放光，从此再不提什么杀父之仇、夺母之恨。 完颜洪烈与杨康在的父子之情，在这一时期已经完全沦为“相互利用”的借口了。

完颜洪烈把杨康看做自己夺位的筹码，杨康把完颜洪烈看做爬上皇位的天梯，父子之情在这一刻名存实亡。 

最后，杨康身中“软猬甲”的剧毒而双目失明、濒临死亡，作为“慈父”的完颜洪烈像扔“垃圾”一样，舍弃了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杨康。 

所谓的“父子之情”，只不过是两个成年人争权夺利的借口罢了。

满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清朝时期中国的统治者。满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人。

一、族称

满族族称众说纷云。这里选择其中一个说法：

肃慎人是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之一，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挹娄（汉、三国）、勿吉（南北朝）、靺鞨（隋、唐时期）、女真（辽、宋、元、明），16世纪中叶，努尔哈赤所属的建州女真崛起，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建立大金国。

天命十一年（1626年），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建州已将女真各部征服，对建州的称呼“满洲”代替女真旧族称”，1635年皇太极颁布命令，建号“满洲”。

二、地理位置

满族分布于全国各地，以辽宁、河北、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自治区、北京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多，其他散居于新疆、甘肃、宁夏、山东、湖北、贵州等省区及西安、成都、广州、福州等大中城市。

三、人口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满族的人口数为10423303人。

四、宗教信仰

满族的宗教信仰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萨满教，这是一种古老的原始宗教。此外还有佛教，喇嘛教，不统一。多数人不信教。

五、民族文化

满族人是普遍不吃狗肉的，据说努尔哈赤被一条狗所救，不准族人猎杀狗，也就有了不吃狗肉的传统。

古代满族爱好歌舞，多由狩猎、战斗的活动演化而来。入关后，舞蹈必选身体强壮的人，穿豹皮唱满族歌，伴以箫鼓，称作“喜起舞”，或舞者一半人扮成虎、豹等兽，一半人骑假马追射，称作“隆庆舞”。

满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也大多与狩猎相关，有举重、摔跤、跳马、跳骆驼及溜冰等。

六、语言文字

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

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

满族文字创立于16世纪末。宋、金时代，女真人曾有过自己的文字，早期女真文字是从汉字脱胎出来的表词——音节文字，但久已失传。16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各部后，以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读音，形成一种新的文字，称为“老满文”。

皇太极时期又在借用的蒙文字母上加圈点，用来区分语音，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满文作为一种官方文字，在清代长期使用，一度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文字，清中期以后，满语逐渐被放弃，满族基本上使用汉语北方方言，只有旗人内部和旗籍官员，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仍然必须使用满语。

到20世纪80年代，除了东北个别边远地区和新疆的锡伯族少数老人尚能使用满语外，满语已经消失了。但是，作为曾经广泛使用的语言，满语在许多地方的汉语方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今天东北各地和北京等地的汉语中，还保留有大量的满语语音和词汇。留居于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后裔，多操掺杂着当地语音的北方方言，形成一个个的“方言岛”。

七、服饰

满族的服饰，男子自头顶后半部留发，束辫垂于脑后，清入关后，强行在全国推广，使之成为清代满、汉、蒙各族的共同发式。女子发式，幼年时期与男孩一样，稍长，在脑后留有一根或两根辫子，结婚时开脸上头，戴钿子。平时，在头顶盘髻，有架子头、两把头等样式。

佩戴耳环，有一耳三环的定式。男子的袍褂两侧开叉，腰中束带便于骑射。旗装是满族妇女传统服饰。旗装的特点是立领，右大襟，紧腰身，下摆四面开衩。古旗装有琵琶襟、如意襟、斜襟、滚边或镶边等。**穿宽大的直筒旗袍，天足，着花鞋，有花盆底和船形底等样式。

八、节日习俗

满族岁时风俗，多与汉族相近，但又保持着不少满族特色。

春节，是满族人民重要的传统节日。节前要做满族传统糕点——萨其玛，张贴对联、窗花、挂笺（按旗属分别贴红、黄、蓝、白色）、挂“福”字。午夜分发“神纸”之后，晚辈男子到族内各家“辞岁”。除夕半夜子时，家家吃饺子，取“更岁饺子”之意。

还要把一枚铜钱（富家有的用金钱小保及宝石等），暗放饺子中．谁吃到了则终岁大吉。除夕，家家院内竖灯笼杆，高可达二丈，上扎松枝，高挂红灯，红灯至初六，夜夜不熄。宫廷中则于腊月二十四日悬挂“天灯”，至次年二月初三日出灯止。

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灯节”，满族除挂彩灯外，还制作“冰灯”，元宵节的主要内容不是吃元宵，而是观彩灯。满族聚居的市镇，街道上悬挂起成千上万只巧夺天工的彩灯。农村还有元宵节晚上“蒸面灯”之俗。晚清广州“羊城灯市”中，以旗人所制灯最为璀灿夺目，成为广州一种特产。

正月十六，北方各地满族妇女，盛行卧冰与“滚冰”，象征着去除晦气。

正月二十五“添仓”，祈求丰年。

二月初二“龙抬头”祈求风调雨顺。

三月三“开马绊”；清明节“祭墓”，上坟插柳；端午节要外出踏青、击球、赛秋千等。

近年来，各地满族多有庆祝“颁金节”的民俗：后金时期，皇太极于1635年农历10月13日，将族称定为“满洲”（或作曼殊、满殊），满族人把这一天作为满族的诞生日，举办满族“命名日”，即“颁金节”的庆祝活动。

大金国是女真族。金朝（1115年-1234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完颜阿骨打（完颜旻）所建。西与西夏、蒙古等接壤，南与南宋对峙。

女真族，别称女贞与女直，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汉至晋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隋至唐时期称黑水靺鞨，辽朝时期称“女真”、“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基本形成民族形态的时期大约是在唐朝时。“女真”一名最早见于唐初。

"石马汗滴昭陵血， 铜人泪泣秋风客。"这句写于蔡州之战城破当日的诗词，写尽了蔡州之战的惨烈。

国破家人亡，杀马充军粮……这些王朝末日的景象，发生于公元1233年的中原。这一年，金国势力据守的开封城破，金朝贵胄子弟、后宫嫔妃500余人均被蒙古人掳掠到了北方，命运像极了当年靖康之变的北宋权贵。此时，金哀宗先后逃亡光化、蔡州，最终在次年春节之际，在蔡州城结束了完颜家族的百年统治。

悲壮的蔡州之战，成就了金国女真最后的倔强——双皇战死，无一投降;城破兵尽，力战枯竭……那么，金国这最后一战究竟有多惨烈宋蒙联军到底花了多大代价才终于雪得"靖康耻"呢

一、大势已去，因果报应

蔡州之战并非一场孤立的战役，它既是金朝覆灭的最后一战，也是宋蒙灭金战役的最后一战。这一战始于公元1233年，而这金国国运的最后一年，才是写尽了金国真正的悲哀。

公元1233年初，早已被蒙古军队围城一年的开封城已经浮尸遍野。就在前一年，大金最后的15万精锐毙命于三峰山，金国良将几近殒命，金人最后据守的大城——开封已经彻底向蒙古军队"展开怀抱"。

然而，打败了三峰山金军主力的蒙古人并不急于攻城。此时指挥蒙古大军的拖雷十分清楚：蒙古士兵虽能在野外轻松歼灭金国大军，但攻城却不是擅长。与其强攻，不如和开封城展开一场消耗战。而这个"拖"字诀，也最终拖垮了开封。

在这围城的一年内，开封城的粮食开始不济，更要命的是一场瘟疫的来袭，彻底让这座曾经的王城失去了生机。在此之下，金哀宗出逃南下，直奔光化。而在1233年初，开封城终于熬不住围困，开城投降。

城破之后，来不及逃走的金朝宗室子弟、王妃被叛将出卖，500余名金朝贵胄、后宫嫔妃被蒙古人掳掠到了北方。昔日靖康之变的景象再现在了开封城中，只不过这次从宋室变成了完颜氏子弟。金朝大势已去，金哀宗眼前只剩下两个选择：光化与蔡州。

二、美梦粉碎，军团覆灭

此时，金哀宗的手中并非没有牌打。尽管三峰山损失了15万朝中精锐，金国大势已去。但此时，尚有前蒙军败将武仙召集的十几万军民驻屯在光化。

比起远处的蔡州，金哀宗自然更倾向于投靠拥兵十几万的武仙。而此时的武仙也正有"迎奉哀宗，据川蜀以图东山再起"的念头。于是，二人一拍即合，金哀宗跨马直奔武仙军团，而武仙这边也开始了南征川蜀的行动。

奈何，此时镇守南宋北境的战将，正是昔日岳家军子弟兵的后代——孟珙。孟珙此人四代为将，川蜀和襄樊战线的防线和局势全在他心中了然于心。而比起武仙这名蒙军败将，孟珙却有着"雪耻靖康"的"天命"。

1233年对于宋、金、蒙来说绝对是"天命之年"：宋金这边，武仙遭遇了"天命宿敌"孟珙;而蒙金这边，打破了开封城的蒙古军队正在南下，孛儿只斤氏蒙古的复仇大计终于看到了实现的尽头;而宋蒙这边的缘分，则即将在这一年开启。

1233年初，自光化进军川蜀的武仙军团遭遇宋军埋伏，损失惨重。孟珙指挥宋军将士穿梭于川蜀的崇山峻岭之间，杀得金军丢盔弃甲。而武仙见进军川蜀受阻，误以为孟珙主力驻扎川蜀，襄樊必定空虚，于是果断引兵南下，企图"据襄樊以获粮饷"。

然而，武仙的计划正中了孟珙的圈套。孟珙早就预料到了武仙军团不会善罢甘休，襄樊地区的吕郾绝对是下一个交兵之地，于是提前埋伏了三路兵马等着武仙上钩。果不其然，武仙兵锋再次受挫。而这一次，直接让武仙军团的士气大受打击。

这一年的7月份，武仙军团据守马蹬山，正在寻找下一个战略目标。此时，早已军心涣散的军团中出现了叛徒，叛军将武仙的军事部署尽数交给了孟珙，让孟珙得以一举歼灭武仙大军。

此战之后，金国军团尽数丧失。金哀宗不得不亡命蔡州。

三、蔡州之围，杀马为粮

然而，就在金哀宗前脚刚踏进蔡州城不久，蒙古军队就赶到了蔡州城边。金国仅剩最后一个城池，这无疑刺激着蒙古人复仇的"神经"。于是，自9月开始，蒙古人拉开了蔡州之战的序幕，一连从9月打到了11月。随着时间的拉长，围城的蒙军将士居然也开始出现了士气受挫的情况。

原来，金哀宗到达蔡州之后，并没有闲着。他抓紧时间募集人马，很快就集结了上万名精锐的战士。而蔡州自两宋交际、绍兴北伐的时代开始，就因频繁的争夺而被打造成了一座坚城。直到1233年前后，蔡州城依旧因为处于宋金边境的前线，而被宋金反复争夺。

1233年秋季，金哀宗凭借坚称做负隅顽抗。这一次，金人更坚定了一战死方休的决心，毕竟中原已经再无自己的栖身之地，要么死，要么降。

不过，就在金人挫败蒙军进攻、挫伤蒙古士气的时候，孟珙就率着2万大军和30万石粮草驰援蔡州蒙军。见宋军携粮而至，蒙军士气大振，在稍加休整之后，蔡州攻防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时，负责统领攻城的蒙军主帅是察哈尔，此人听闻过孟珙剿灭武仙兵团的事迹，大加钦佩。不仅在战时经常邀请孟珙一起打猎，还跟他结为兄弟，亲如一家。有了这层关系，宋军便与蒙古军队划分区域，各自为战，但又互相配合。1233年，是宋蒙两军的投缘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