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传统艺术有哪些

1、民间刺绣

民间刺绣，又称针绣”，“扎花”，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艺术之一，分为苏绣、粤绣、湘绣、蜀绣四种，应用稀针、手针、侧针、拉绣等针法制作，应用于衣饰、香包等。

刺绣针法传统有稀针、手针、侧针、拉绣，近人更创新出滚针、游针、扇形针、网绣、锁丝、刮绒、戳纱、纳锦、铺绒等。并先后产生了苏绣、粤绣、湘绣、蜀绣以及顾绣、京绣、瓯绣、闽绣、苗绣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品种。

2、中国剪纸

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在中国，剪纸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交融于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各种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剪纸艺术虽然来自于民间，但到清代已经成为全民性的艺术，就连当时的皇亲国戚也都离不开剪纸。北京故宫的坤宁宫是清代皇帝结婚时的花烛洞房。按照满族人的风俗，宫殿前后窗的窗纸都是裱糊在外面的。

3、铁画

铁画，指用铁片和铁丝锻打焊接成图画的一种工艺品，一般涂成黑色或棕红色。铁画有国画黑白相间的风韵美，也有西画层次分明的立体美。铁画的种类很多：有人物木石，山川风景，花鸟草虫，总之凡能在纸上画出来的，铁画均可一展其风韵。

至今人民大会堂还悬有巨幅铁画《迎客松》。铁画为中国独具风格的工艺品之一。它将民间剪纸、雕刻、镶嵌等各种艺术的技法溶为一体，采用中国画章法，黑白对比，虚实结合，另有一番情趣。

4、中国结

中国结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手工编织工艺，它身上所显示的精致与智慧正是中华古老文明中的一个侧面。它原本是由旧石器时代的缝衣打结，后推展至汉朝的仪礼记事，再演变成今日的装饰手艺。

中国结不仅造型优美、色彩多样，这些，如“吉庆有余”、“福寿双全”、“双喜临门”、“吉祥如意”、“一路顺风”与中国结组配，都表示热烈浓郁的美好祝福，是赞颂以及传达衷心至诚的祈求和心愿的佳作。

5、面塑

面塑，俗称面花、礼馍、花糕、捏面人，是源于山东、山西、北京的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之一。即以面粉为主料，调成不同色彩，用手和简单工具，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形象。

经过面塑艺人长期摸索，现在的面塑作品不霉、不裂、不变形、不褪色，因此为旅游者喜爱，是馈赠亲友的纪念佳品。外国旅游者在参观面人制作时，都为艺人娴熟的技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所倾倒，交口赞誉，称德志面塑为“中国的雕塑”。

-民间刺绣

-中国剪纸

-铁画

-中国结

-面塑

有时候，老天会刻意刁难一下天气预报员。

明明说好的要下雨，但他却一直憋着，像一位喝得尽兴不想上厕所的酒鬼，也像一位玩疯了的小孩，直到实在憋不住了，才倾盆而下。

我在陶窑村那天所遭遇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说从泾县到歙县的这段路程，可以随时发现一些预料之中的喜悦——这里是新安画派和黄山画派的发源地，也是中国顶级文房四宝的制造基地，那么在泾县的陶窑村则可触碰到一些惊喜。

对于公众来说陶窑村的知名度并不高，且因缺少系统地考古发掘和研究，那些层层累积上千年的陶器，至今依然在四周青山中的古陶窑遗址下沉睡。

步入村中的古陶陈列馆，你会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似乎走入了南唐或宋人的一间厨房、仓储间，体会到古人真实的生活氛围。从其中一些古陶碎片中，可清晰地感受到当时民间画师们一些花鸟画技法，画史中所记载的“徐熙野逸”、“落墨法”等等谜团的线索，也许便隐于其中。

陶窑村位于安徽宣城市泾县琴溪镇。

你若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爱好中画和书法，那么从合肥出发一路南行的旅途，随时会带来一些预料之中的喜悦。

过了芜湖，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便可到泾县，这里是宣纸和宣笔的重要生产基地。

早在宋末元初，泾县小岭曹氏家族曾一度垄断了宣纸的生产经营。入元以后，在倪瓒、王蒙、吴镇、黄公望“元季四家”的推动下，水墨写意画占据中国画坛主流，他们的技法与风格形成与泾县所产的宣纸不无关系；宣城本地“宣笔”的 历史 更为悠久，在唐、宋的高峰期本地所产的紫毫享誉天下，为文人、画家们所宝。

泾县南与如今的黄山市接壤，不远处的歙县是古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孕育了徽商和徽菜，更是徽墨、歙砚的主要产地。

这条线路囊括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一条龙，堪称一站到位。

若是将行程定制得更为广阔，从歙县境内顺着新安江，经千岛湖、桐庐、富阳可以直达杭州。而从泾县往北与芜湖接壤，从这里入长江便可至南京。

杭州与南京，这两座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城市，尤其在魏晋、五代南唐和此后的南宋，不同朝代的定都之地，其时商贾云集、人文荟萃，无数文学家、艺术家留下了无数精彩的作品。

为这些作品提供文房四宝的重要生产制造基地，正是以黄山为中心包括泾县、歙县这方圆300里左右的古徽州地区。

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大千与张善孖兄弟二人自杭州沿新安江二上黄山后，曾下榻于歙县。张大千在此定制了纪念墨，正面书“云海归来”，回到上海后分送友人，很是得意。

张氏兄弟来黄山的重要原因，是受到清初活跃于此的画家群体启发，这些画家们包括梅清、石涛、弘仁，比如出生于1642年的石涛，在青年时长期旅居安徽宣城，他首次游黄山是28岁。巧合的是，张大千也正是在同样的年龄开始了首次黄山之行。

这些清初画家面对黄山所感所悟之后，从而形成独特画风，近人将其归为“黄山画派”，此后张大千、黄宾虹等人遥接其衣钵。而黄宾虹本人，虽然出生于浙江金华，其原籍亦是安徽省歙县人。

比“黄山画派”的提法更为宽泛也更早出现的，还有另一个同样活跃于此的画家群体——“新安画派”，清初张庚在其所撰的《浦山论画》中总结说，这一画派多师法倪瓒；王士祯认为新安画派开山鼻祖为弘仁（字渐江），他与查士标、汪之瑞、孙逸同称为“新安四家”。

无论新安画派，还是黄山画派，其共同特点是以黄山及周边的风景为创作母体，提倡“师从造化”，从结构与技法上突破“清初四王”一味泥古守旧的甜俗之风；

其次，便在于他们均推崇倪瓒、黄公望等人，让水墨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力。而这，与本地所生产高质量的笔墨纸砚，不无关系。

尽管皖南这片土地，与中国绘画史的关系如此密不可分，而疫情之后我们首次出行的目的地——陶窑村，却与绘画不太相关，从这村名你大概就能猜出，这里以制陶而闻名。

若是说与宣纸和宣笔的相逢是这段旅途预料中的喜悦，那么在陶窑村，却触碰到了一些意外的惊喜。

天气预报是要下雨的，但我们在村中那天上午，表面却阳光灿烂。云层一直按部就班地聚集着，它们搜集着村中的山间、林地、水田里的水汽。

暂时晴朗的天气，让我们有机会审视这座千年古村落的大体地理地貌。

村子的面积比我想像中大，村子以前的中心，应是在四周环山的一片凹地中。一条小河绕着进村的公路流过，青山环绕四周，其中阡陌纵横、鸡犬相闻。中间一片平地上，星罗棋布着村舍，粉墙矗矗，黛瓦鳞鳞。

陶艺师傅胡金中的工作室，就位于其中一间。“正对面这座山是龙山，后边这座是虎形山，”他站在院子外边的台阶上用手指点着四周，热情地介绍：“龙山东边这座，是青龙山，西面那是凤凰山”。

胡金中除了自己制作陶艺外，还执着于研究本地的制陶史。他自费买下一座古民居，从各个村民处收集古陶器和碎片，将它们整理归类，办了一个“古陶陈列馆”。

陶窑村制陶业的兴旺，可以追究到晋代。据乾隆时期《泾县志·物产》记载：“泥器出陶窑。相传晋葛稚川炼丹作陶器，其结庐处有施姓、陶姓擅其业。”而嘉庆时《泾县志》中也记载：“葛仙庙，在县东北陶窑。相传葛洪练丹于此，而陶器作，因立庙。”

可惜如今葛仙庙早已被毁。按照清人的记载，东晋著名炼丹家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早年曾在此炼丹，因而带动本地制陶业兴旺。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遂南行至广州，此后隐居罗浮山。中国绘画中“葛稚川移居图”便是描绘葛洪携家人隐居的这一主题，其中最为著名的包括王蒙的这幅《葛稚川移居图》，如今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984年，安徽省文物局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李广宁来此实地调查后，从烧瓷方式及采集瓷器标本，推测这里是一处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古民窑窑址群，主要烧制日用青瓷器。

在当年举办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上，李广宁将两次调查采集的标本做了分析和汇报，与会专家一致推断该窑址烧造年代是五代——北宋时期，其上限可能会早到唐代晚期，应属著名的宣州窑窑口。这类观点遂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可，但直到如今该地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上述调查尚不能作为断论。

据《泾县志》记载，明清两朝陶氏、施氏家族传承了制陶业，从清末一直到抗战爆发前夕，这里的制陶业都相当发达——“清末至民国25年前陶窑、施窑，新溪、罗家冲等村长龙窑多达60一100余条，窑工达千人，产品销芜湖、南陵、宣城、当涂、太平、青阳及沿江各地。抗战期间销路受阻，制陶业衰落。1949年，全县有大小窑3条。生产日用生活陶制器皿及缸瓦，窑工40余名。”

目前陶窑村依然保存着相对完整的传统制陶工艺技术，王玉林师傅带领七、八位工人仍在传承这项古老的技艺。

村中仍在使用的龙窑是上世纪50年代移至村口，如今这里也是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处研究基地，包括中央美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师生们，也常到此交流、学习。

2008年，国际陶艺大师李见深在此详细了解制陶工艺，并拍摄了纪录片《陶窑》。这部片子代表中国参加了第十届法国国际陶瓷**节，获“文化遗产奖”，之后该纪录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最佳陶艺纪录片奖”。

“古陶陈列馆”是一幢有些年代的典型徽州民居，主体建筑为砖梁结构，用于挡风和防火的马头墙，被雨水冲刷出斑驳的痕迹，让人联想起黄宾虹那句“我从何处得粉本，雨淋墙头月移壁”。

进门有一前庭，中有天井，原来用着厅堂和厢房的空间，如今被布置为陈列室。透着玻璃橱窗，依次放置着古人制作、或者用过的器物。

距离如此之近，让我恍惚走进了南唐人或者宋朝人的一间厨房、或者是杂物间，各类的碗、盏、执壶、酒注、轮盘、罐等依次展示在陈列架上。也许其中某件小罐就是古人用来盛放盐的，双耳的陶壶可能是用来盛酒的，角落里的大陶罐，或是用来储存谷物。

据胡金中介绍，陶窑村的古窑遗址面积达15000平方米，堆积层最高可达6米。但尚未进行系统发掘，他所搜集的这些藏品，均采集于地面，主要有青釉、黑釉、黄绿瓷器。

其中最早的陶器和残片应是五代南唐时期，当地工匠所烧制的生活用器。这类生活用器因为需求量巨大，以及成本等问题，大多以实用功能为主，它们并不像故宫或者其他博物馆中，那些精致、细腻的精美艺术品，但它们都带着古人真实的生活印记，让我们可以揣测当时的生活方式，甚至能够触碰和闻到他们劳作中的留下的汗味和泥土气息，这种质朴的真实感带给人的震撼，甚至远远高于那些过于粉饰毫无瑕疵的精美器具。

也就是在这间陈列室里，胡师傅向我展示了几件五代南唐时代的古陶碎片。前段时间正好一直在写有关南唐时期徐熙的一些文字，我对于画史中记载的徐熙“落墨法”有些囫囵吞枣，因为不见有画迹佐证，一边写，自己心里也觉得没谱。

不过，从这几片古陶器物身上绘制的花卉，倒让我联想起人们印象中风格“野逸”的徐熙画法，它们并不像从隋唐、五代时期以双钩设色为主的主流花鸟画技法，这种技法到了五代，其代表人物是后蜀的黄荃父子。而身处江南的徐熙，其技法与他们截然不同。

在北宋郭若虚编撰的《图画见闻志》中，引用南唐才子徐铉的对徐熙的评价：“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同时也引用徐熙自述称：“落笔之际，未尝以傅色晕淡细碎为功。”这表明徐熙的画法一反唐以来流行的晕淡赋色，开创了一种新的“落墨法”。其技法特点是主要用墨来塑造形象，辅以色彩。

在宣和画谱中，也提到徐熙“落墨法”的几个特点：“独熙落墨以写其枝、叶、蕊、萼，然后傅色，故骨气风神为古今之绝笔。”

除了以墨色组合塑造物像外，徐熙的花鸟还有“野逸”之说，宋代沈括形容徐熙画“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元人汤垕所撰《画鉴》中也说：“熙画花，落笔颇重，中略施丹粉，生意勃然。”

徐熙本人的画迹已难见到，而从这几组陶瓷残片上的花卉图案，我们完全能够体会到当时江南地区民间画师们，早已娴熟地掌握了不用线条勾勒然后着色的绘画技法，他们仅仅用毛笔“草草”几笔，便画出了花的枝叶和茎干，利用自然的墨色塑造出一片盎然生机。虽然并不精细，但其用笔流畅，造型生动，显然是有一定的固定程式和粉本。

遗憾的是因缺乏更为专业、细致的考古研究，这几片民间画师留下的陶瓷残片，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南唐时期徐熙一类技法的想象空间和思路。

下午三、四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杭州时，大雨终于伴随着雷电倾盆而下。

身后的景物变得昏暗和模糊，陶窑村和这诸多的 历史 谜团一道，也被笼罩在一片烟雨中。

民间美术传统

　民间美术传统，民间美术大家应该都有了解过不少，民间美术所包含的内容也是有很多种的，民间美术的传承延续是民间自发的，没有自上而下的约束，以下了解民间美术传统。

民间美术传统1

　 民间美术的传统和发展

　民间美术是相对于宫廷美术、文人美术等美术形式而存在的，具有原发性的，直接来源于人民大众的美术形式。千百年来形成的将艺术强分尊卑，将民间美术视为粗俗简陋东西的观念使民间艺术的活力受到损害，许多优秀的民族美术成果不能保留下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民间美术被视为落后的手工业而遭到抛弃。

　民间美术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民间美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集和结晶。

　 一、民间美术的起源

　民间美术与原始社会的美术是一脉承传的，它们在发生、发展和艺术的范围、特点、规律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相似性。民间美术与原始美术一样具有艺术实用与审美共存的性质。不少民间美术还残留着原始艺术的痕迹，在今天所能看到的民间剪纸和刺绣中就保留着很多原始陶器上的，带有巫术色彩的图腾符号。

　民间美术起源于古代先民的劳动与生活实践，原始人在制造劳动工具的过程中，发现锋利、匀称、光洁的工具用起来特别的方便顺手，这种对实用性的追求逐渐演变成对视觉愉悦感的追求，古代先民在实用的造物活动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了审美，使之既能满足实用的物质需要，又能满足审美的精神需求。

　比如说，新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发明了钻孔技术，他们用贝壳和兽骨制作的项链是装饰自己，吸引异性的最好工具，再比如说仰韶文化所遗存的带有各种纹饰图案的彩陶不但具有巫祭的色彩，更追求视觉上的对称感与韵律感。石器、项链、陶器这些艺术作品都是民间美术的最初形态，它以其稚拙、俭朴的形式为后来各类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细化，民间美术的分类增多，做工也愈加细致多样了。从殷商到近代，民间美术都出现了兴旺的发展状态，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

　竹编、草编、蜡染、泥塑、剪纸、年画、蓝印花布、绣帐帘、兜肚，挑花头巾、皮影等等民间美术作品都是基于实用目的而创作的，但同时却融实用性与审美性于一体。民间美术作为我国古代一种主要的艺术形态，在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历史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力量。

　 二、传统民间美术的传承方式

　 1、言传身教。

　民间美术是一种带有原发性的美术形式，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自诞生之日起就融合在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言传身教”是中国民众做人和育人的宗旨和手段，民间美术同其它民间文化一样一样也没有脱离这一传统。“言传身教”在民间所承担的技艺传播作用，体现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技艺传承环境中，是师徒、父子关系直接传授的方式。

　从事民间美术创作的大多是没有受过正规文化教育的农民，其创作经验不可能通过文字进行传播，技艺的交流只能通过“口头”这一最为直接俭朴的方式将其技术经验传播给下一代。

　口头语言不需雕饰，自然随性，因此能更生动直观的交流技艺。在这言传的过程中民间艺人们创作了一些便于记忆的口诀，可以让被传播者比较方便记忆起创作的规律，是对民间美术技艺规律的高度概括，如惠山泥人的创作口诀，关于泥人造型要“先开相、后装花，描金带彩在后头”;用笔要领“直线要直、曲线要曲”施彩讲究“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自得净。”

　民间皮影口诀:“若要娃娃恶，鼻子挨眼窝”、“文人一根钉武人一张弓”等等。在民间的师徒传承中“身教“的情况可能比“言传”多的多。在很多民艺传播者自身文化和能力的限制他们或不能准确的表达出其技术精要的情况下，以实际操作来教育徒弟，徒弟观察师傅技艺的“身教”就成为民间美术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

　 2、文字、图谱记载。

　殷商之后，文字的出现为民间美术的传播奠定了深厚的媒介基础，民间美术也出现了借助文字传播的方式，大大扩展了其传播的范围。出现了一些记载民间手工艺的理论专着和民间创作者所作的艺谱，前者带有官方修饰的痕迹，如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唐代《工艺之法》、明代《天工开物》等等。

　而艺谱以物相传的民间美术，主要是通过谱子的形式传播的，如画谱、剪花样谱、影戏谱、年画版样等等，这些民间艺术形式都有程式化的范本有的是集体的创作总结，有的是名艺人亲手绘制的，有的则是借鉴其它艺术形式而从程式化的模式中套用而来的。②童虽其来源不一，但都是经过不知多少代人的日积月累而逐渐积淀、完善和再创作而形成的摹本，这种传播形式有利于普及和传播。有利于民间艺人的交流。

　 3、民艺品传播。

　民艺品传播和图谱传播一样属于以“物”为媒介进行的传播。但是它并不是在创作者内部的传播，而是通过这些艺术品的购买者而将民间美术的技艺带到四面八方。这种参与商品交换，又不局限于行业内部的传播方式，使民间美术的传播方式更加广泛，其社会功能也随之增强了。

　 三、民间美术发展的方向

　各民族的艺术都属于世界艺术榷体中的一部分。只有保持了本民族的独特艺术特色，才能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民间美术作为具有原发性与地域性的美术形态，是我国本民族艺术的最佳代言人。民间美术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成为我国艺术界与文化界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传统手工艺与工业社会的对立，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既不能放弃民间艺术形式，也不能违背社会规律，试图以民间美术来代替大工业时代的产品。要使作品更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站在现代文化的角度对传统作更深入的研究，寻找工业文明与民间美术之间的互补点。

　工业文明带来了商品的大量生产与简单复制，而这种简单枯燥的文化形态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不应该只是一种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产品形式，它同时应该代表一种带有审美色彩的人文精神。民间美术以其丰富的审美形态与人文精神，而成为工业文明的有效补充，工业文明以其时代感与社会性而引导着民间美术的发展。两者的互补使人类文化最终向着一个更加健全、完美的方向延续。

民间美术传统2

　 守护民间美术 传承文化根脉

　威风凛凛的龙头蜈蚣风筝、憨态可掬的彩塑娃娃、精致绝伦的剪纸窗花……为期一个月的“国风有形——中国美术馆虎年迎春民间美术精品展”近日落下帷幕。这次展览展出的年画、剪纸、皮影、彩塑、风筝等民间美术作品，展现了中华大地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文化与风俗。

　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的艺术形式，体现了劳动人民最朴素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表达。民间美术亮丽的色彩、朴野的形式、精巧的制作，叙说着多彩的中国故事，形成了中华民族本源文化的基本内容，承载着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记忆。

　然而，翻开艺术史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记住的多是帝王将相和士大夫艺术家，那些创作了丰富多彩美术作品的民间美术家，往往连姓名都很难留下，只能以“百工”“工匠”这些集体身份，栖身在历史的角落里。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民间美术家的参与，乡村振兴、乡村美育等离不开民间美术的赋能。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我们不仅要重新发现民间美术的价值，更要思考如何激发民间美术的活力。

　 重新发现民间美术的价值

　民间美术是在漫长的民间生产生活中孕育生成的艺术形式，在几千年的农耕岁月中，它是老百姓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有审美和教化功能。譬如，一个刺绣荷包不仅造型美观，还有良好的收纳功能；一条雕花木凳，既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又具备极佳的使用价值。而这些物品上的图案造型，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典故、传统小说、地方戏曲等，传递着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悌、忍的价值观念。

　时至今日，剪纸、农民画、刺绣、编织、印染、风筝等民间美术形式依然流行，装饰、美化、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寄托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历史上，民间美术的创作者都是普通劳动者（很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生活简单、思想单纯、创作过程呈偶发性，将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直接表达出来。

　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相对较小，民间美术一直以一种原生状态恣意生长。传承至今的它，可以说是民间文化的活化石，是研究民间文化心理、传统民俗习惯的重要“窗口”。今天，我们欣赏那些“土味”十足的民间美术造型，其实是跟先民“对话”。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不少专家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民间美术，甚至有人专门出资大量搜集整理民间美术作品。

　现代社会，民间美术的价值不仅在于为我们搭建与先民“对话”的桥梁，还在于为现代设计提供素材和灵感。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看似相差甚远，其实却有共通之处。民间美术的传承一直通过“手把手”的形式进行，几乎每一件作品都是纯手工创作，融入了作者对世界、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这份纯粹无华的真情实感正是现代艺术设计所追求的。

　目前，在产品造型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等多个领域，民间美术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中国联通的logo“中国结”，设计灵感就来自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形式盘长结。

　 正视民间艺人的生存困境

　从古至今，专业艺术机构的艺术家大都由国家供养，而民间美术从业者却只能自己“刨食”。现代大工业生产出现之前，从事民间美术工作的人凭自己的手艺，能够挣得一份养家糊口的收入。当机器解放了人类的双手，这些人却被逼到了历史的墙角，陷入生存困境。

　以皮影为例，手工制作一个50厘米高的皮影人物，通常要经过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汗烫平、缀结合成等八道工序，仅镂刻人物造型就需要3000多刀，完成所有工序要一个星期左右。可使用机器，只需输入程序，启动开关，仅30分钟就能镂刻一个皮影人，就算加上上色、缀结，完成全部工序也就需要三四个小时，并且机器制作的皮影人线条流畅，没有刀误，生产成本仅是手工制作的几十分之一。

　因此，不管手艺多么精湛，皮影艺人都很难靠制作售卖皮影作品在现代社会解决生存问题。与皮影艺人面临相似处境的还有剪纸、刺绣、泥塑等许多民间美术从业者。

　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当从事民间美术工作无法养活自己时，老艺人便会转行，年轻人更不愿进来。由于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大量老艺人离世后，民间美术就会陷入“人亡艺绝”的困境。

　当然，目前仍然有一些民间美术爱好者在进行相关创作。可这些人仅仅把民间美术当作兴趣爱好，而前辈老艺人却把民间美术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一个是兴趣，一个是事业，定位不同，付出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民间美术爱好者的作品多是在重复前人，未能创造出与新的时代环境和现代人的生活相适应的新的艺术语言。所有这些，导致民间美术陷入发展困境。

　 激发民间美术的内生动力

　任何艺术形式都来源于生活，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因此，抢救乃至发展民间美术，最重要的是找到民间美术与现代人生产生活的结合点，探索以何种方式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如此才能激发民间美术的内生动力。

　如前所述，民间美术对于现代设计具有借鉴价值。若能将民间美术的艺术精华有效融入现代设计，那将为其找到一条重生之路。民间美术种类极多，有绘画、剪纸、雕塑、纸扎、编织、刺绣染织、服饰裁剪等，每大类又包括多个小类。随着现代设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设计师、艺术家将民间美术与现代设计成功嫁接。

　比如，有的地方大胆创新农民画的视觉语言，并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将其艺术精髓融入当地特产包装，二者的“邂逅”产生了新奇有趣的火花，由此推动了农民画的传承与创新。再比如，有设计师将传统扎染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设计出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居用品，不仅摘得国内外大奖，还将产品卖到了国外，千年扎染因此旧貌换新颜。

　总之，通过现代设计手段，深挖民间美术的艺术潜力和商业价值，拓宽民间美术的应用领域，打造民间美术的艺术品牌，是激活民间美术活力的最好方式。

　从实践中看，制约民间美术在现代社会应用的一大瓶颈是，懂民间美术的不懂现代设计，懂现代设计的往往又不懂民间美术，缺乏将二者成功打通的“通才”。因此，笔者建议大专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一方面要开设民间美术课程，另一方面要鼓励大学生深入民间，多向民间老艺人请教学习。

　虽然民间美术作品的实用价值在现代社会有所减弱，但它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现代社会，人们学习制作风筝并非为了卖风筝挣钱，学习裁剪衣服也不一定要当裁缝，但通过接触学习这些民间美术，可以了解传统文化，陶冶个人情操，提升审美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民间美术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笔者建议大中小学将民间美术列入美育课程，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选聘民间艺人兼任美育老师。此外，文化馆、博物馆、少年宫甚至私营教育机构，可以开设一定数量的民间美术课程，尤其是陶艺、剪纸这类需要动手的课程，让孩子们通过学习民间美术，一方面提升美育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动手能力。

民间美术传统3

　 民间美术的含义是什么？民间美术有哪些民俗特征？

　民间美术是由身处社会下层的普通劳动者，根据自身生活需要而创造，经过集体传承和历史积累而不断发展的艺术形式。广义的民间艺术包括民间造型艺术、民间表演艺术、民间建筑艺术、民间说唱艺术、民间舞蹈艺术、民间文学艺术等。狭义的民间艺术主要指民间美术，其中包括民间绘画、民间雕塑、民间建筑、民间工艺等。

　 民间美术的民俗特征

　 1、地域性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的差异，历史上文化中心的几经聚散和位置变换，文化形态的发展也随之千差万别，呈现出多类型、多层次的现象，形成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

　民间美术是融合在具体的民俗生活中的，因而每一种民间美术形式的产生、发展、传播都要受某一特定地域内的地理因素、生产及生活因素、人文因素等的制约，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物力资源进行民间美术创作，由此而形成独特的地方风貌，并能稳定地在此区域中流传。各地物产不同，产生的民间美术也就多姿多彩。

　民间美术是艺术与生活的零距离接触点，以最原始、最朴素的方式从生活中诞生，在实践中完善，形成独特的美术形式。民间美术既是艺术之源，又是艺术之流，它像民歌一样凝聚着劳动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祝愿、对美的追求。人类最初的活动都是为了生存，因而民间美术的主流多带有实用性。在实用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审美，使之既能满足实用的物质需求，又能满足审美的精神需求。

　地域性的社会文化传统塑造着地域内居民的文化性格，制约着民众的生活习惯，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丰富多彩。地域性特征也体现着乡土情感的内涵。由于某一民族、某一地域内的人们对自己民族和地域的风俗习惯、民族信仰总存有一种长期熏陶、潜移默化之后的心理作用，因而地域性形式特征越浓的艺术亦越容易唤起这种乡土情感，故地域性因素也构成民间美术的情感内涵。

　如少数民族由于聚居的特点，形成了地域性的色彩特征：彝族、哈尼族崇尚黑色，以黑为贵，其服饰主要色彩为黑色。

　 2、大众性

　民间美术是活态传统文化，是生产者的艺术。它不仅是乡土艺术，更是真正的大众艺术，这是它与其他艺术门类相区别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民间美术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它的创造者、消费主体、受众、传播者和继承者都是普通劳动者。因此，民间美术的题材、内容、形式都是大众喜闻乐见的。

　产生的大众性，指其形态、类型及基本范式都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而产生，必须有现实的需求基础，并融入了集体的智慧与才能。其作品既反映了劳动者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又反映了共同的审美意趣，从创作到流传，始终与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间美术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它是普通劳动者对美的创造，每个劳动者都将成为创造者、表演者、欣赏者。

　原始社会中个体对集体有着绝对的依附性质。集体活动是当时活动的唯一方式，也成为当时人类力量唯一的源泉，反映在民间美术上成为集体意识与共同性感受的基础，形成原始艺术的群众性特征。

　传播的大众性，指民间美术的创作往往是集体参与的结果，如祖辈家传和传播中的增删修改令其日臻完善等，都是集体介入创作的形式。如驰名中外的陕西安塞剪纸，作者大多是农民艺术家，扎实的基本功和造型能力，以及民间文化的全面修养，使得剪纸作品更具丰厚深刻的内涵。

　 3、自用性

　民间美术品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物质、文化、精神等方面的直接需要而创造的。很多地区的女性从七八岁开始就学习刺绣，并在农闲和做家务之余开始为自己将来的婚礼准备绣品。十余年下来，积攒的绣品从衣服到家饰用品多达几十种，足够一家子使用。民间美术品的自用性是其源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的反映。

　民间美术创造了美的同时也创造了欢乐。劳动者在创造美的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得到社会文化传统的启蒙与教化，他们获得了创造过程中的愉快以及创造成功后的喜悦。如在唐代就传至日本的我国民间扎染，至今还在日本民间流行。名古屋市成立了民间扎染研究会，名为“乐染会”，以“乐”冠其名是因为扎染给他们带来了愉悦，使其在创造中得到了欢乐。

　 4、传承性

　民间美术从古到今，世代相传，在传承的基础上吸收、改进和发展，并且留有每个时代的烙印。传承性的基本含义是历史的延续性，是民族本性及其表现方式的浓缩，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和灵魂。传承性是民间美术发展的时间特征。

　中国民间文化的传承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技艺传承环境中，言传是师徒、父子、母女关系直接传播的方式。通过“口诀”来传递绝大多数技术性手艺，由于技巧是靠“祖传”获得，因而更多保持了民族初期文化的审美特质。传统民间美术在审美价值上对民族古老文化的积淀和承继，成为后人艺术创造中富有生机的精神参照。

　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沿袭，民间美术的传承延续是民间自发的，以习惯为纽带，因而没有自上而下的约束，他们按照自己的直观感受，无拘束地表达思想。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导致变化的因素有地理条件、历史条件、时尚因素等。如陕北民间剪纸，大多是某一家族的女长者自娱自乐的民间美术行为，在农闲时传给下一代。

一、朱新昌的绘画艺术

中国绘画自隋唐以来，大致分出了两大笔墨形式，一路偏重于富丽的工笔，一路更注重写意的情趣。其后的宋院体、文人画基本上是两者的衍生和发展。至近代，写意一路有了迅猛的发展，而工笔一路渐呈式微之势。进入当代，从事工笔创作而又成就斐然者，可谓寥若晨星。尤其是工笔人物画创作，受造型所羁，更属偏难题材。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朱新昌，多年从事此类创作，是这个领域显而易见的佼佼者。

和上海大多数人物画家一样，朱新昌的绘画也以连环画为起始，练就了扎实的写实造型能力。他自30岁以来，作品连续入选六至十一届全国美展及各类展出，并频频获奖。可贵的是，平素敦厚温和的朱新昌，在艺术上却不是一位“守成”型的画家。他近年来的一系列作品，兼蓄多种绘画元素，大胆创新，勇于尝试，臻入佳境。《家园》《二月里来》《步行街》《阳光的早晨》等巨制，不仅从题材上贴近历史主题和当代生活，而且在艺术表现上充分借助了西方的空间处理和平面构成等手段，显示出极富现代感的形式。同色调和意象的错位运用非但使画面繁而不乱，且极富层次感地融入在和谐统一的整体经营之中；《中国红》《祥音》《无风》《行》《晨》《纸鸟》等作品，借鉴了民间艺术的诸多元素，隐约涵盖了剪纸、皮影、戏曲、帛画、图案、岩画等，透露出作者涉猎的广泛、视野的开阔和别出心裁的巧思；在《空间》系列中，几何式框架的嵌入使表面的分割、失衡归位于整体布局的平衡，虚拟的空间构造和强烈的装饰感更顺从于笔墨语言的多维需求。他所描绘的现代女性形象，既富时尚感，又有着悱恻婉约、如梦似幻的古典韵致；《深秋》《沃土》《韵》等作品，像一场视觉的盛宴，颇有唐人壁画般的绚丽恢弘的气势，也体现出其对大制作具有出色的统筹能力；而《古意人物》系列及被其称为“闲画”的一些小尺幅作品，更尚写意格致和文人意趣，灵动的线条、恰当的变形和淡雅的施彩，可看作朱新昌的砚边余墨、散逸小品，是冲淡朴茂的笔墨诗性和文气的流露。

朱新昌的绘画，顺应了当代化、多元化的审美需求，突破了传统工笔人物画的既有形式，丰富了其表现力，自成丰盈完足的个性架构。对工笔样式如何出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虽然他的画汲取了很多西方的艺术理念和表现手法，却不失中国画的基本要素和内在的笔墨逻辑。明吴中画家杜琼认为，所谓丹青三昧，并不在于笔墨本身，而在于笔墨内涵与物象的彼此冲融。作为技法要素的笔墨、线条、敷色等手段必须以进入“造型”、服务“内容”才能成立，否则与“墨戏”何异？对此，朱新昌有着一贯的、清醒的认识。他曾撰文表示：“技法、笔墨不应该成为刻板的教条似的东西，而应该是创作者在表现过程中受情绪和认识支配所采取的一种手段”。通读他的画，从未发现那种率性、狂肆的涂鸦。我想，这缘于他对艺术的严谨和与己合一的画品。

朱新昌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结业于上海中国画院首届高研班，后以突出的实力被吸纳为画院的专职画家。他目前还负责上海中国画院教研方面的工作，悉心培养一批更年轻的画家。作为当代优秀工笔人物画家的他，从容淡定，神驰心越，频出斑斓新奇的画境。就像他最新出版的画册里的一张照片：站在画室的窗前，微微地抬头、静静地遥望着那一片澄澈的蓝天。

二、洪健的“老建筑画”

传统文人画所追求的“畅神”、“性情”界定了其独特的文化品性。在文人画家看来，“澄怀坐忘”、“自适逍遥”、“放逸盈足”是通达“修身”的`必然途径。这和儒家“志道游艺”的主张一脉相承。然而，当代绘画所依托的时代背景已大不相同，新的审美体系和品评体系也必然在艰苦曲折的探索中得以催生。笔墨语言和当代境遇如何构成新的传切传统范式如何融入新的创造？在这些问题上，一批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显然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并且，他们正试图作出自己的个性传达，洪健就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位。

最初我关注到的是他的一些工笔花鸟和人物作品，在笔墨、构图和技法上都很到位，新的表现手法也被其熟稔地运用，使画面传递出精致华美的视觉效应。如果他这么一路画下去，必然会成为通常意义上的“优秀工笔花鸟画家”。但徜如此，我们却也难以把他和诸多工笔好手加以不同层面的区分。好在洪健属于有个性的一类画家，花鸟、静物“小情小景”式的审美格局已难以承载他内心的艺术架构和精神体量，于是，近年来，我们欣喜地读到了他的一系列以都市老建筑为题材的作品。

这些作品，出现在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的今天，更具有钩沉历史遗存、观照当下生态和梳理文化脉络的独特意味。也抽离了传统笔墨语言对城市题材长期的半推拒状态，弥补了其话语缺失。是当代视角切入城市命题、而以“上海”作为特定背景所展开的艺术探索和有益尝试。它既非花鸟、山水和人物，亦非宋朝郭忠恕式的传统“界画”的再现，让极尽工细的崇楼广殿置身于山水的怀抱之中。从横向的参照看，洪健的作品，又从以“城市”为题材的诸多表象化摹写中脱颖而出，更具表现力、主体意识及人文意蕴。其实，这是画家洪健的一次“突围”之旅，渗入了其个人苦思、自我扬弃和话语重构。

说到洪健，则必须提及他的代表作、获得第五届上海美术大展一等奖及十一届全国美展银奖的《洋务遗存——上海百年水厂》。宽幅的通屏形制和占据画幅上半部的计白当黑式的空间处理，凸显了历史背景的宏大叙事性；斑驳错落的哥特式建筑在光感透视作用下，既能从中窥见洪健严谨写实的精湛技法，也显示出他借鉴西画表现手段，赋予此画质感、厚度及雕塑感的一次成功的创作。以静穆的风格和无语的凝视，折射出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和百年变迁，完成了对历史片段和城市心灵史的图像升华。其磅礴的“气场”，大有使人沉浸其中、抚纸兴叹之感。他的其它老建筑题材作品，令观者各有所思，或感沧桑物移，或致缅想留连，恰如康德所言:“审美判断其实是一种情感判断”，但这种“情感”并非建立在怅然的怀旧和哀怨的基调中，而是对城市记忆的“唤起”，传递它所发散的历史体温，并“融入”到城市的当代语境中。

洪健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目前供职于上海中国画院，是其青年艺术家沙龙成员。他的这些作品样式新颖，内涵丰富。从社会史的角度而言，画家本身就属提供感官资源、记忆资源和阐释资源的重要媒介。在传统的规范于多层面继续表现出强势、致使画家创造新的视觉语言和施展才能的空间被极度压缩的当今，洪健的都市老建筑题材创作，无疑会引领观者进入新的审美界域。

三、丁筱芳的水墨艺术

曾记得多年前首次与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丁筱芳作品的邂逅，心底里引起的是一声暗暗的惊叹！那古雅简淡、通透细腻、精致唯美的画面和气息，分明格调不俗，富有新意。我当即收藏了此件作品，而后，对其作品的收藏竟持续至今。每每把玩欣赏，顿生陶然忘饥之感。

于是，对于丁筱芳及其作品的关注，便演变为我的一种探究心理。

他出道很早，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20岁那年即有佳作入选重要画展，以后，几乎逐年参加全国及市级美展，并屡次获奖。2001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生班；2002年结业于上海中国画院首届中国画高研班。成为专业画家后，画艺日益精进，风格逐步形成，创作愈见成熟，成为当今中国画坛令人瞩目的优秀人物画家之一。

他的创作题材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揉入了当代艺术元素和审美理念的大型主题创作，《军号嘹亮》《前进，前进，进》《岁月的旋律》《二泉映月》《星约之队》等巨幅作品，以传统笔墨、形制融入平面构成、装饰性、夸张变形、时空错位等手法，切入了现代语境，打破了图式化传统，使作品更富有历史的纵深感、立体的雕塑感、笔墨的张力感和精神的崇高感；二是反映西藏题材的《祥云系列》及别出心裁的《空间系列》，包括前卫意识凸显的《抽象系列》等类型作品，重墨轻色，巧写象成，“用情笔墨之中，放情笔墨之外”，可谓工夫既久，气息现出。难得的是部分作品虽有实验性质，却是严肃认真的创作，放逸洒脱而不疏狂；大胆尝试却不乖张，画境使观者产生某种紧张感并打通了联想空间。这部分作品是他的探索意识和突破意识的有力彰显，和当下有些标新立异、打着“反叛旗号”，却底蕴苍白的“制作画”“藏拙画”可谓泾渭分明，当可立判高下。

令众多收藏者偏爱的是他的古代高士、仕女题材的系列作品，更富文人画气息和笔墨情调，诗意氤氲，却蕴含绚烂；古意盎然，却新颖别致。唐人画论云：“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可见神韵为第一画品。众所周知，以线描勾填、造型为主的人物画，代有才人，但奇崛甚难，传神甚难。筱芳也画过连环画，有着较扎实的造型功底，加上他十分注重写生速写，但在不少画过连环画的人物画家那里，此种优势却容易转化为劣势，若无笔墨气韵，文学修养，则画面了无生气，势必沦为匠气、俗气，筱芳却几乎从一开始即跳出藩篱，笔底流淌出的是幽幽的清气、淡淡的静气、绵绵的才气，做到这一点殊属不易，不是刻苦用功就能得之的，实和秉赋气质、自身修养和美学观念有关。筱芳的古代仕女画，在人物线条、树石技法及章法意境营造上，富有独创性和艺术表现力，所作仕女，实为此类题材作品中不可多得之逸品。

近闻筱芳将多年辛勤创作的结晶编成《丁筱芳水墨艺术》画集，交付出版。国画大师陈佩秋亲题书名，著名画家施大畏、韩硕等作序，实为画坛之幸事，也是全面了解丁筱芳水墨艺术的一扇窗口。在画家队伍中，筱芳正值盛年，才华横溢，他注定是一位不平凡的画家，并且迎来了他新的艺术高峰!

　　剪纸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美术之一，它的历史至少可追朔到公元六世纪。南北朝墓葬中的动物花卉团花是现已发现的最早的剪纸，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剪纸的前身可追溯到汉唐妇女使用金银箔剪成方胜贴在鬓角为饰的风俗。

　　早期的剪纸多见于丧葬、祭祀等仪式中，大约跟道家的灵媒神务有关，例如杜甫的《彭衙行》中就有“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明确记载。时致今日，苗人后裔仍有 年节剪鬼神之形贴于牛栏、门楣之上的巫术习俗，西南山区的集市上多有由专门的剪纸作坊批量生产的神符备售，各家各户的灶台楼阁细处也是每年一换。

　　仿制高密旧谱重新绘制的。民间剪纸至今依然保存了丰富的支脉，许多地方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乡民都会自备剪纸点缀墙壁、门窗、房柱、镜子等处，以表祈祷福寿，吉祥如意之意。全国各地都 能见到剪纸，甚至形成了不同地方风格流派，比较著名的就有高密剪纸、佛山剪纸等等。总体而论，北方剪纸粗犷豪放、淳朴简练，南方剪纸则更倾于秀雅繁茂、精致和美。 其中不乏群众耳闻乐见的题材，像八仙过海、百年好荷、麒麟送子、老鼠嫁女等等……移花接木，人神共处，流线自由奔放，想象力惊人。

　　满族剪纸民间艺术向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例如刺绣，它的图案先用纸画好裁出，俗称纸样，然后才粘贴到面料上起绣；又如皮影人物的刻绘，也和剪纸的造型一脉相连。

　　可惜的是，由于开风日盛，年轻人多数谋生在市，目下擅长剪纸的多是边村远城中的老年妇女，随着她们的逝世，优美如斯的剪纸艺术日渐濒临消亡。相关人士正在努力 挽救，一面收集各地的创作以充库存，另议为剪纸艺术创造一个商品化的环境，使它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以望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安塞最著名的艺术样式主要有三种，除了腰鼓以外，还有剪纸与山歌。

　　剪纸和山歌是世代相传的民间艺术，它们的历史没有文献记载，只是一代一代手把手、口接口地流传着。当地人称剪纸为“古时花”。剪纸作为当地妇女们一种传统手艺，其花样、摹本、技巧、手法仅限于母女之间代代相传。

　　在农耕文明中，女工是女性必修的课程。在陕北地区，剪纸、绣花几乎成了姑娘的门面活。男方衡量女子，“巧”是一条重要的标准。陕北的老一辈人至今记得当年相亲时的说法：莫问人瞎好，只要手儿巧。安塞民歌《迎亲歌》中说得更直接：“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看谁家女子聪明灵巧，就是要看她花剪得好不好。

　　有资料表明，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的剪纸，最早起源于汉唐时代，千百年来，它以其特有的魅力流行于民间，每有婚娶节庆，剪纸必定登堂入室大放异彩。遥想当年，在这贫瘠单调的黄土高原上，如果没有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片，人们靠什么来打发那冗长乏味的日子。

　　铰剪纸、贴窗花是安塞自古流传下来的习俗。特别是过年期间，谁家不贴窗花，会被村里人讥为“瞎眼窗”。在这种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即便是孤身老汉，也要向村里的巧媳妇讨要几张剪纸贴在窗上。至于那种不愿求人的倔老头，也会想出应付的怪招。

　　1979年安塞文化馆陈山桥在谭家营沐浴村见到一个老光棍，自己用红纸剪了些三角，杂乱无章地贴在窗上。据老头说贴这主要是为了避邪——要见红。更绝的是他门上的一幅对联，纸还是红纸，字则是用老碗蘸了锅灰拓上去的，上联下联，对仗对偶，各为五个黑圈圈。老头不识字，又不愿向人张口，便只好如此应付了。后来陈山桥在西河口（此地曾为陕北的文化重镇）见到了一户农家贴的对联：上联为“砍头不要紧”；下联是“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大过年的怎么贴这样的对联？”，老陈不解。那家的婆姨回说：“是孩子在书上抄的，谁知道上面写了些甚”。

　　现在倒是不再会出现这样的笑话了，不仅因为今天识文断字的人多了，更因为今天你即便不贴窗花不挂对联，也不再会面临公众舆论的压力了。没有了压力也就没有了动力，在陈山桥看来，这才是真正令人犯怵的。

　　今日安塞，所谓的“剪纸之乡”早已声名远扬，而剪纸之乡的乡民们自己倒不怎么喜欢剪纸了。2001年春节期间，安塞姑娘樊晓梅（安塞剪纸的后起之秀，近年来出访过日本、加拿大、台湾等地，还曾在西安南门的城墙上为克林顿夫妇现场表演过剪纸）回乡探亲，在村里各家的窗上墙上，已很少看见剪纸了。现今陕北的窑洞里，有了各类明星照，各种广告招贴画，有了VCD，广播、电视，有了台球，有了麻将，有了比原先多得多的消遣方式，人们已经不必用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片片来调剂生活了。在今天的姑娘们看来，那是一种落后的方式，既费神，又费力，她们已很难从中感受到乐趣，但如果有人给钱，则另当别论。当然，今天安塞的小伙找对象，还是希望女方心灵手巧，只是如今这“巧”，已毋须再用一把剪刀来加以证明了。

　　在安塞文化局局长韩杰浩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安塞文化馆的剪纸展室，那的确是一个花团绵簇般的世界。其门类之多元，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粗略计有窗花、门画、炕帏花、挂帘花、窑顶花、桌裙花、枕花、鞋花、牌牌花、围肚花等等。内容分几种，一是用于春节美化环境，象征吉祥如意，如飞禽、花草、牛羊猪狗、狮子老虎等；二是用于婚娶装饰洞房的，多为石榴牡丹、成双鸟禽等；三是用于制作刺绣、布玩具底样的，多为双石榴、双桃、虎娃等图案；四是用于迷信礼仪的，有财神爷、灶王爷，还有用作招魂的纸人等。当然，还有一些现代农村生活题材的剪纸作品。

　　据韩杰浩介绍：安塞剪纸是陕北劳动妇女创造美的一个典范。最初用来装饰美化生活的“窑洞剪纸”，被一代又一代的劳动妇女传承下来，形成古朴生动、 强烈自由的风格，反映出陕北劳动妇女淳朴的思想感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安塞剪纸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花鸟鱼虫 瓜果蔬菜，家畜走兽，人物树木，大自然中的一切美无所不包。

　　安塞县前任文化馆馆长陈山桥对当地的剪纸曾作过广泛的调查与深入的研究，他在一篇《安塞人与剪纸艺术》的文章中写道：

　　“安塞的剪纸历史很少有文字可供考证，但问一问健在的老婆婆：你们小时候剪花跟谁学来的？她们都会同样回答：妈妈教的。安塞人现在还称传统花样为“古时花”，从现在整理出来的剪纸作品来看，可以寻觅到安塞历史文化的踪迹。64岁的常振芳剪的《龙与凤》，使人联想起五千年前人类经历的那个龙飞凤舞的时代，想到鸿蒙初开，伏羲女娲刚刚创造出的那个混沌世界。龙凤造型特别古朴，与濮阳西水坡仰韶墓内摆塑的龙有某种相似之处。67岁的白凤兰剪的《年耕图》和《猴吃烟》中的树，树干和树枝组成了鹿头纹样的变形，专家们认为，它是我国古代作为“物候历法”和生命象征的鹿图腾崇拜在安塞的遗存。高如兰剪的《抓髻娃娃》，在一些专家看来，它是别处早已失传了的商代民俗文化，把头上两个抓髻剪成了两个鸡，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青玉女佩完全一样。《抓髻娃娃》一手举鸟（阳）；一手托兔（阴），阴阳结合孕育了生命，是生殖崇拜的形象遗存。安塞的古时花样，可以说是地上的文物，它是研究我国北方民族文化与民俗的重要史料。从艺术风格上看，它淳朴、庄重、简炼、概括，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保留了汉代艺术深沉雄大的艺术特点。”

　　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方李莉，对此曾做过更加深入的调查与分析，她十分注重这种叫做“古时花”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传承。在一篇叫做《黄土地的记忆》的文章中，她的笔触追根寻源，直指远古：

　　“……一些表现古老传说的剪纸，如白风仙剪的"二郎担山追太阳"。民间传说，过去，天上突然出来九个太阳，晒得人们不能在田间劳作，飞鸟晒死，树木枯萎，二郎担山追日，压去了八个太阳，救了人类，救了万物。这和中原‘后羿射日’有同工异曲之源，还有，白凤兰剪的‘王祥卧冰’是二十四孝故事内容之一。表现王祥为孝敬老母，卧冰取鱼的故事。

　　“已经去世的曹佃祥老人所剪的‘鹰踏兔’也是如此，鹰是鸟中的英雄，鸟在这一带有很深的寓意。在安塞曾发现不少新石器时期属于庙底沟型的彩陶，庙底沟型彩陶的一大特点就是鸟纹很多，就像半坡型的彩陶是以鱼纹为主一样。由于鸟纹的广泛应用，其上面的鸟应该是当时一个原始部落的图腾，而在原始神话中称太阳为‘三足乌’，因而崇拜鸟的原始部落实际上是崇拜太阳，因此鸟是太阳的象征，在当地民间也称太阳为‘鸦’。所以鸟在民间是象征阳性的，鹰是鸟中的英雄，自然是阳性的了。而兔是代表月亮，月是阴性，兔自然也代表阴性了。‘鹰踏兔’是喜花，是结婚时所剪的花，其寓意的是男女情爱，反映的是生殖崇拜的主题。

　　“剪纸能手白凤兰的父亲虽不识字，却能绘声绘色地讲出好多上古时期的故事，《女娲造人》、《二郎担压山》、《毛野人》等等。每到阴雨天或冬月天，她家晚上总是坐满了庄稼汉，津津有味地听着‘朝古’，白凤兰总是坐在父亲怀里，听得很认真。母亲剪得一手好花，受到全村人的敬慕，同时也影响了白凤兰。她经常学母亲的样，剪个石榴着牡丹，剪个鱼儿戏莲花。她家贫穷，买不起纸，她便捡好多梨树叶放在家中，以树叶代替纸来剪。在母亲的指点下，学会了好多传统花样的剪法。在父亲的 ‘朝古’影响下，她剪了不少以上古传说和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剪纸，除前面所提到的‘二郎担山追太阳’、‘王祥卧冰’之外，还有‘毛野人’、‘鞭打芦花’、‘牛郎织女’等。她剪的花古朴醇厚，粗犷有力，她剪的‘牛耕图’、‘猴吃仙桃’、‘牛’等都与陕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刻艺术很接近，特别是‘牛耕图’、‘猴吃仙桃’中树的造型，被认为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图腾纹样，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陕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依据。 其实这些树的形象，和战国时期的"宴乐渔猎攻占纹"铜壶上的桑树的表现手法也很相似。说明这些纹饰都是具有一定传承性的。

　　“这里的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风格的传承，以原始、上古时期和秦汉时期的特征最为浓厚，究其原因，这一带曾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中心地之一。其次是宋代。元明清以后，这里的文化处于相对封闭和独立发展的状态，受中原文化及其它外来文化影响较小，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从古到今，源远流长。原始文化中的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都可以从这里的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中寻到踪迹。”

　　中国传统民间技艺

　　剪纸

　　剪纸是中国最普及的民间传统装饰艺术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因其材料易得、成本低廉、效果立见、适应面广，样式千姿百态，形象普遍生动而受欢迎；更因它最适合农村妇女闲暇制作，既可作实用物，又可美化生活。全国各地都能见到剪纸，甚至形成了不同地方风格流派。剪纸不仅表现了群众的审美爱好，并蕴含着民族的社会深层心理，也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民艺之一，其造型特点尤其值得研究。民间剪纸作为中国本源哲学的体现，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全面、美化、吉祥的特征，同时民间剪纸用自己特定的表现语言，传达出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本质。

　　2006年5月20日，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河北省蔚县的王老赏大弟子周兆明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2007年6月8日，上海市李守白剪纸大师工作室获得国家文化部颁布的首届文化遗产日奖。

　　剪纸，又叫刻纸，窗花或剪画。区别在创作时，有的用剪子，有的用刻刀，虽然工具有别，但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基本相同，人们统称为剪纸。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其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其载体可以是纸张、金银箔、树皮、树叶、布、皮、革等片状材料。

　　剪纸从色彩上分，有单色剪纸和套色剪纸。用一种颜色的剪纸刻出来的作品就叫单色剪纸，它如同版画中的单色木刻一样，是最常用的一种形式，这类作品显得十分朴素大方。而套色剪纸则是用不同颜色的剪纸刻出来的作品，这种形式并不常用，但是看起来生动形象。

　　年画

　　年画（new year paintings）是中国画的一种。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清光绪年间，正式称为年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也是中国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大都用于新年时张贴，装饰环境，含有祝福新年吉祥喜庆之意，故名。传统民间年画多用木板水印制作。主要产地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和山东潍坊等，上海有“月份牌”年画，其他还有四川、福建、山西、河北以至浙江等地。旧年画因画幅大小和加工多少而有不同称谓。整张大的叫“宫尖”，一纸三开的叫“三才”。加工多而细致的叫“画宫尖”、“画三才”。颜色上用金粉描画的叫“金宫尖”、“金三才”。六月以前的产品叫“青版”，七、八 月以后的产品叫“秋版”。

　　传统年画以木刻水印为主，追求拙朴的风格与热闹的气氛，因而画的线条单纯、色彩鲜明。内容有花鸟、胖孩、金鸡、春牛、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等，表达人们祈望丰收的心情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乡土气息。 中国著名的四大“年画之乡”是：绵竹年画，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这些地方所生产的年画深受城乡人民喜爱。

　　各地对年画的称谓南辕北辙，北京叫“画片”、“卫画”，苏州叫“画张”，浙江叫“花纸”，福建叫“神符”，四川叫“斗方”……不一而足。今天，各地对年画逐渐约定俗成地简称为“年画”。

　　年画是中华民族祈福迎新的一种民间工艺品，是一种承载着人民大众对未来美好憧憬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历史上，民间对年画有着多种称呼：宋朝叫“纸画”，明朝叫“画贴”，清朝叫“画片”，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文人李光庭在文章中写到：“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年画由此定名。

　　年画画面线条单纯、色彩鲜明、气氛热烈愉快，如春牛图、岁朝图、嘉穗图、戏婴图、合家欢、看花灯，胖娃娃等，并有以神仙、历史故事、戏剧人物作题材的。颇多作为门画张贴之用，夹杂着“神只护宅”的观念，如“神荼郁垒”、“天官”、“秦琼敬德”等，体裁（或形式）有门画（独幅和对开）四屏条和横竖的单开独幅等。宋代已有关于年画的记载，目前见到最早的一幅木版年画是南宋刻印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清代中期，尤见盛行。建国后，年画在传统的基绌上推陈出新，丰富多彩，更为人民群众所喜爱。

　　年画艺术，是中国民间艺术的先河，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生活、信仰和风俗的反映。每逢过农历新年时买两张年画贴在大门上，差不多每家都是如此，由大门到厅房，都贴满了各种花花绿绿、象征吉祥富贵的年画，新春之所以充满欢乐热闹的气氛，年画在这里面起着一定的作用。大抵比较富厚人家，在厅房总喜欢悬挂老寿星、紫微星、福、禄、寿等。至与梅兰竹菊等花鸟图，自然亦在欢迎之列。

　　千百年来，年画不仅是年节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也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对于那类时事题材的年画，还是一种百性喜闻乐见的媒体。这种内容够得上百科全书式的民间艺术，包蕴着一个完整的中国民间的精神。

　　年画又是一部地域文化的辞典，从中可以找到各个地域鲜明的文化个性。这些个性因素，不仅在题材内容里，从各个年画产地习惯的体裁、用色，线条及其不同的版味，也能一眼识别出来。由年画可以认识全部的中国民间。

　　彩绣

　　泛指以各种彩色绣线统制花纹图案的刺绣技艺，具有绣面平服、针法丰富、线迹精细、色彩鲜明的特点，在服装饰品中多有应用。

　　彩绣的色彩变化也十分丰富，它以线代笔，通过多种彩色绣线的重叠、并置、交错产生华而不俗的色彩效果。尤其以套针针法来表现图案色彩的细微变化最有特色，色彩深浅融汇，具有国画的渲染效果。

　　皮影戏

　　皮影戏，是一种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时，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戏曲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唱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在河南、山西农村，这种拙朴的民间艺术形式很受人们的欢迎。

　　皮影戏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元代时，皮影剧院戏曾传到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稍后，又传至东南亚。清代乾隆年间，皮影戏传入法国巴黎、马赛和英国伦敦，这种源于中国的艺术形式，迷恋了多少国外戏迷，人们亲切地称它为 "中国影灯"。

　　皮影的原料多是牛羊皮，豫南喜欢用牛皮，豫西常用驴皮，其制作和表演皮影戏的过程是：首先，将皮子泡制、刮薄、磨平，然后，艺人们将各种人物的图谱描绘在上面，用斜刀、圆刀、平刀、三角刀等各种型号的刀具刻凿后，再涂抹上颜色。雕刻时，一般都用阳刻，有也用阴刻，雕工细致，刀法多变。绘画染色也有一定的讲究，女性发饰及衣饰多以花、草、云、凤等纹样为图案，男性则多用龙、虎、水、云等纹样为图案。一般忠良人物为五分面，反面人物为七分面。人物造型与戏剧人物一样，生、旦、净、末、丑角色齐全。制成的皮影高的达55厘米，低的仅有10厘米左右。皮影戏人的四肢和头部是分别雕成的。用线联缀而成，以便表现时活动自如。一个皮影，要用五根竹棍操纵，艺人手指灵活，常常玩得观众眼花缭乱。不仅手上功夫绝妙高超，嘴上还要说、念、打、唱，脚下还要制动锣鼓。演皮影的屏幕，是用一块1米大小的白纱布做成的。白纱布经过鱼油打磨后，变得挺括透亮。演出时，皮影紧贴屏幕活动， 镂空的人影和五彩缤纷的颜色真切动人。 艺人演出皮影时所用的唱腔，除了吸取本地区传统的唱腔外，还有自己的独创。皮影戏虽然看似拙朴，但拙中寓巧，蕴含着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奇巧的艺术创造力。它道具小，演出方便，且不受场地限制，演员也不需正规训练，所以由其受到豫南、 豫西山区人民的喜爱。皮影道具小，演出方便，且不受场地限制，演员也不需正规训练，所以深受人民的喜爱。在皮影戏盛行的地区，一提起这种轻便的艺术形式，人们会亲切地称它为"一担挑"艺术，或者叫它为文化生活的轻骑兵。

　　皮影戏最早诞生在两千年前的西汉，又称羊皮戏，俗称人头戏、影子戏，驴皮影。发祥于中国陕西，成熟于唐宋时代的秦晋豫，极盛于清代的河北。皮影是采用皮革为材料制成的，出于坚固性和透明性的考虑，又以牛皮和驴皮为佳。上色时主要使用红、黄、青、绿、黑等五种纯色的透明颜料。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材质，使得皮影人物及道具在后背光照耀下投影到布幕上的影子显得瑰丽而晶莹剔透，具有独特的美感。沿袭传统戏曲的习惯，皮影人物被划分为生、旦、净、末、丑五个类别，更加特别的是，每个人物都由头、上身、下身、两腿、两上臂、两下臂和两手十一件连缀组成，表演者通过控制人物脖领前的一根主杆和在两手端处的两根耍杆来使人物做出各式各样的动作。在中国，不少的地方戏曲剧种都是从皮影戏中派生出来的，而皮影戏所用的幕影演出道理，以及表演艺术手段，对近代**的发明和现代**美术片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如今，中国皮影被世界各国的博物馆争相收藏，同时也是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相互往来时的馈赠佳品，由此可见，皮影艺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不少的地方戏曲剧种都是从皮影戏中派生出来的，而皮影戏所用的幕影演出道理，艺术手段，对**的发明和美术片的发展也起到先导作用。

　　口技

　　口技是民间的表演技艺，是杂技的一种。古代的口技实际上只是一种仿声艺术。表演者用口摹仿各种声音，能使听的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我国文化艺术的宝贵遗产之一。这种技艺，清代属“百戏”之一种，表演者多隐身在布幔或屏风后边，俗称“隔壁戏”。且其中还有腹语术。运用嘴、舌、喉、鼻、等发音技巧来模仿各种声音，如火车声、鸟鸣声等，表演时配合动作，可加强真实感。另有林嗣环、蒲松龄的文学作品以“口技”命名。

　　口技的运用，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代。据历史记载，齐国孟尝君田文因才能享誉六国，遭嫉妒，秦昭襄王准备杀害他。他使门客学狗叫，盗得狐面裘，贿赂宠妃，取得“通行证”；又使门客学鸡叫，使守关官吏打开城门，因而逃脱。 口技作为表演艺术不晚于宋代。宋人《杂记》中说在京城的游艺场里，有“学乡谈”和“百鸟鸣”，可能都是口技。宋元戏剧中的“犬吠”、“鸡叫”之类的舞台效果，大都是口技者在后台完成的。 到了清代，口技从单纯模拟某一声音，发展到能同时用各种声音，串组成一个故事，被列为“百戏”之一，即“口戏”，俗称“隔壁戏”。它表演“军旅狩猎”、“群猪争食”，无不惟妙惟肖。

　　古代称口技为“相声”，取仿声之意，是一种仿声艺术，至今仍流行。但“口戏”已经消亡。一是因为“口戏”需表演者有高超技艺，二是“口戏”的许多条件和作用，已为现代技术设备所代替。

　　鼻烟壶

　　盛鼻烟的容器。清代文物。小可手握，便于携带。鼻烟是一种烟草制品，系将烟叶烘烤、去茎、磨粉、发酵并加入香料配制而成，用鼻嗅服。鼻烟17世纪前期在欧洲开始流行，后期传入中国。中国最初并无特制容器，自清代道光年间由宫内养心殿造办处特制鼻烟壶，壶盖内附小细匙，以便舀取烟粉。康熙年间清宫造办处制造的玻璃、铜胎画珐琅等各种鼻烟壶，开辟了一项工艺美术的新门类。清宫造办处经常做鼻烟壶的作坊有玻璃厂、珐琅作 、玉作 、牙雕作和镶嵌作；壶盖、勺由镀金作或牙雕作配制。咸丰、同治以后，官办作坊用贵重材料制作的鼻烟壶显著减少，多为玻璃、瓷制品。这时民间作坊的产品大量出现，造型较单调，装饰图案中出现历史人物、戏剧情节、市井风俗等题材。清末出现内画壶，在玻璃或水晶烟壶磨砂的内壁上反画人物、山水、花鸟等，堪称精品。20世纪70年代后，内画壶发展迅速。

　　在世界上，中国素有「烟壶之乡」的称誉，其中鼻烟壶以其精巧卓绝的制作技术，被称为「集多种工艺之大成於一身的袖珍艺术品」。鼻烟壶为盛装鼻烟之容器，鼻烟系一种烟草制品，原为西洋之物，明末清初自欧洲传入中国后，加工转化后成为粉末状药材，吸闻之后不但具有明目避疫的功效，吸闻鼻烟在各阶层更是蔚为风尚，且迅速地融入了中国的艺术风格，发展出匠心独运的各式鼻烟壶，在清代美学工艺上大放异彩，成为清代艺术的重要表徵之一。

　　变脸

　　变脸是运用在川剧艺术中塑造人物的一种特技。是揭示剧中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

　　相传“变脸”是古代人类面对凶猛的野兽，为了生存把自己脸部用不同的方式勾画出不同形态，以吓唬入侵的野兽。川剧把“变脸”搬上舞台，用绝妙的技巧使它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

　　中国戏曲的情绪化妆。变脸最先用于神怪角色，明代已有。明杂剧《灌口二郎斩健蛟》中就有“变化青脸”的记载。当时的变脸是演员进入后台改扮 。 后世则演变为当场变脸，成为一项表演特技，不少地方剧种都有，以川剧最为著名。变脸有大变脸、小变脸之分。大变脸系全脸都变，有3变、5变乃至 9 变 ；小变脸则为局部变脸 。 变脸的主要手法有三：抹暴眼、吹粉、扯脸。前两种属涂面化妆，如抹暴眼是演员手指抹上预存于眉头或鬓的墨青，一抹即变；吹粉更是粗糙,即演员吹起色粉，以改变脸色；后一种则加用面具，一层一层套在脸上,松紧死活有度,变时一个个扯下来。此外，还有撕脸与贴脸，现已不多用。变脸要求动作敏捷，不露痕迹。主要用于剧中人物惊恐、绝望、愤怒等情绪的突然变化。

　　布袋戏

　　布袋戏又称作布袋木偶戏、手操傀儡戏、手袋傀儡戏、掌中戏、小笼、指花戏，是一种起源于17世纪中国福建泉州或漳州；主要在福建泉州、漳州、广东潮汕地区与台湾等地流传的一种用布偶来表演的地方戏剧。布偶的头是用木头雕刻成中空的人头，除出偶头、戏偶手掌与人偶足部外，布袋戏偶身之躯干与四肢都是用布料做出的服装；演出时，将手套入戏偶的服装中进行操偶表演。而正因为早期此类型演出的戏偶偶身极像“用布料所做的袋子”，因此有了布袋戏之通称。

　　布袋戏演出演出上可分为前场与后场，前场即戏台部分，观众可见到操偶师傅操作人偶于戏台上的表演，后场则包括了操偶师、乐团和口白师傅。

　　捏面人

　　面人也称面塑，是一种制作简单但艺术性很高的民间工艺品。它用面粉、糯米粉为主要原料，再加上色彩，石蜡、蜂蜜等成分，经过防裂防霉的处理，制成柔软的各色面团。

　　捏面艺人，根据所需随手取材，在手中几经捏、搓、揉、掀，用小竹刀灵巧地点、切、刻、划、塑成身、手、头面，披上发饰和衣裙，顷刻之间，各种各要的艺术形象便脱手而成。

　　婀娜多姿、衣裙飘逸的美女、天真浪漫的儿童，以及各种神话故事、戏剧、历史人物精致的玻璃框内，就成为人们喜爱的工艺美术品。

　　绣花鞋

　　在鞋类大家庭中，鞋文化与刺绣艺术完美结合的中国绣花鞋是华夏民族独创的手工艺品，这种根植于民族文化中的生活实用品被世人誉称“中国鞋”。在华夏古老的大地上自从由母系社会转成父系社会后，便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历代妇女一代一代传承着古老的绣花鞋技艺，在不盈方尺的鞋材上她们一针一线地述说着各个朝代的审美观念、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与时尚价值。

　　绣花鞋的刺绣修饰手法沿袭了东方装饰唯美的审美风尚，注重鞋面的章法，和鞋帮的铺陈，并配以鞋口、鞋底的工艺饰条。应用彩色丝线从鞋头到鞋跟甚至鞋底和鞋垫上都绣上繁缛华丽的纹样。绣花鞋绣纹主题来源于生活，主旋律是民间文化和民俗风情，基本参案有花鸟草虫、飞禽走兽、爪蒂花果、山川风物、戏剧人物等。吉祥参案有莲生贵子、榴开百子、双蝶恋花、龙飞凤舞等，寓意着生命的赞歌和美满的人生。

　　踏遍大江南北的绣花鞋最早起源于何时何地？从当前所遗留下的传世品已无从考证。广泛流传在山西晋南的“晋国鞋”的传说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两千六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当时位于山西的晋国是个小国，在公元前六百六十年晋献公当了国君后竭尽拓疆，一举吞并了十个诸侯小国，开始称王称霸。为了让全国百姓永远记住他的文治武功，他命令宫中所有女子的鞋面上必须绣上石榴花、桃花、佛手、葡萄等钦定的十种花果纹样，同时还下令全国平民女子出嫁时必须以这种绣了纹样的“十果鞋”作为大婚礼鞋，以便世世代代都不忘晋献公的赫赫战绩。当时称此种图案的绣花女鞋为“晋国鞋”。从此晋国的刺绣工艺便以绣花鞋延伸到绣花衣以及其他用品上。

　　吹糖人

　　吹糖人是旧时北京的一个行业，北京话为“吹糖人儿”。小贩们肩挑挑子走街串巷，挑子一头是一个带架的长方柜，柜子下面有一半圆形开口木圆笼，里面有一个小炭炉，炉上有一个大勺，中间放满了糖稀(据说是麦芽糖溶化所得)。

　　据传，吹糖人儿祖师爷是刘伯温。据说朱元璋为了自己的皇位能一代代传下去，就造“功臣阁”火烧功臣。刘伯温侥幸逃脱，被一个挑糖儿担子的老人救下，两人调换服装，从此刘伯温隐姓埋名，天天挑糖人担换破烂。在卖糖的过程中，刘伯温创造性地把糖加热变软后制作各种糖人儿，有小鸡小狗什么的，煞是可爱，小孩子争先购买。在路上，许多人向刘伯温请教学吹糖人儿，刘一一教会了他们，于是，这门手艺就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到现在据说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现在估计已经没有什么人把吹糖人作为一门吃饭的手艺活儿了。希望吹糖人儿和剪纸、年画、泥玩等东西作为传统文化艺术，能够受到人们的关注，能够有人继承和发扬他们，把这些古老的传统手艺保存下去，流传下去。

　　核雕

　　民间微型雕刻工艺。以桃核、杏核、橄榄核等果核及核桃雕刻成工艺品。民间多以桃核雕刻，穿孔系挂在身上作为“辟邪”。有制成佩件、扇坠、串珠等为文人清玩。其艺术特点是在较小的果核上表现出复杂的题材，雕刻手法也细致入微。所刻有诗文或渔家乐、百花篮、罗汉等题材。江苏苏州、扬州；山东潍坊、广东等地均有核雕，较有特色。

　　核雕的艺人，但确凿见于著述的出神入化之最早核雕作品，则是明代之物。《清秘藏》记载明代宣德年间有个叫夏白眼的，“能于橄榄核上刻十六娃娃，眉目喜怒悉具。或刻子母九螭，荷花九鸶，其蟠屈飞走绰约之态，成于方寸小核”。明人魏学洢作《核舟记》，描述明代天启年间虞山(今苏州常熟)核雕艺人王毅(字叔远)所作橄榄核舟“东坡赤壁游”，人物栩栩，舟棹如画，止L文新中国建立后曾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明代王叔远精雕之桃核，邢献之精雕之核桃，夏白眼精雕之橄榄核可谓之核雕三绝，其作品传世绝少。清代有邱山核雕技艺精湛，作品传世亦少。晚清核雕艺人杨芝山的核桃雕“西园雅集图记”为其力作，林木扶疏处，怪石参差间，竟雕刻三组人物共19人，其精微之妙令人拍案惊奇。光绪年间出生的核雕艺人都桂兰技艺精绝，周恩来总理1955年出访，赠送外国元首的礼品中有了件为其核雕作品。1957年原苏联***伏罗希洛夫访华，都桂兰时已75岁高龄，应外交部之请，仍以所刻核雕相赠。核雕代有传人，江苏苏州人陈素英即为都桂兰之后又一核雕名家。

　　空竹

　　相传，三国时期曹植就曾作过一首《空竹赋》，如果这算是有关空竹最早的记录，那么它的历史至少也有1700年了。在《水浒传》110回中，宋江在受命征讨方腊的路上看到有人玩“胡敲”，有感于宿太尉保举之恩而做诗云：“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携漫徒劳。”当然，小说是后人所写，但也表明，写书人的时代，抖空竹已经很常见了。

　　据明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春场》里边描写：“空钟者，刳木中空，旁口，汤以沥青，卓地如仰钟，而柄其上之平。别一绳绕其柄，别一竹尺有孔，度其绳而抵格空钟，绳勒右却，竹勒左却。一勒，空钟轰而疾转，大者声钟，小者蜣飞声，一钟声歇时乃已。制径寸至八九寸。其放之，一人至三人。” 这里是说，把空钟“刳木中空(实则截竹成小段)，旁口(竹段开小孔)”，口内装半圆竹成“哨”，竹段上下的截面以薄木板封严，成为风匣；板之圆心穿竹棍，上长下短，用粗线绳绕在长柄上，“别一竹尺有孔”，将绳儿穿过竹尺的孔，用力勒紧，然后急放，空钟就在地面上不停旋转并发出哨声(气流入孔因压强大又排出)。空钟就是空竹早期的称呼，与现在不同，玩它的时候动作不是抖，它的转动也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

　　另据秦孝仪所编《海外遗珍·漆器》中，收有一件“剔红婴戏纹圆盒”，盒盖上刻有婴戏图。图中，一个孩子正在抖空竹，旁边还有个孩子捂着耳朵观看。空竹为圆盘状，中有木轴，以竹棍系线绳缠绕木轴拽拉抖动。这幅画里抖空竹的方法与现在的方法完全相同。据了解，这件剔红漆盒为明代永乐年制作。如果场景属实的话，那么可以说早在明初，空竹造型特点与玩法均已相当成熟。

　　到了清代，抖空竹已发展成为受人欢迎的杂技节目。杂技艺人们在原有花样的基础上，又创作出许多新的花样和高难技巧。表演时与优美的舞姿和动听的伴奏音乐融为一体，更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

　　中国民间技艺是中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炎黄子孙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准绳，是维系群体团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在民俗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创造、民族的真善美。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今天，我们将把民俗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和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

民间艺术表演的形式有：抬轿娶亲、高跷、舞狮、舞龙、旱船、秧歌、跑驴、二鬼摔跤、大头娃娃

民间艺术：

玩具类 ：泥玩具 布玩具 节令玩具 花灯玩具 棉塑玩具

染织绣类： 传统刺绣 民间印染 中国织锦

塑作类 泥塑艺术 面塑艺术 木偶艺术

剪刻类 剪纸与刻纸

皮影

雕镌类 :玉雕 木雕 石雕 砖雕

绘画类: 彩画 农民画 年画

编织类：竹编 漆器

扎糊类： 纸扎 彩灯 风筝表演类

民间音乐 舞蹈 戏曲

建筑装饰 脸谱 面具 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