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管铉乐队与西洋管弦乐队的异同

民间管铉乐队与西洋管弦乐队的异同,第1张

民族管弦乐本身就是根据西洋管弦乐队而来,因此配器手法以及原则是相同的。

1,民族管弦乐队中的弹拨组都有着民乐器中最有特点的音色,并且这些弹拨音色在西方乐器中是较少见的。因此民族管弦乐配器中会重用弹拨组。

2,民族乐器都是个性极强的乐器,切长期以来以独奏为主,因此,在管弦乐化后出出现各种性能不足的现象,并适量弥补。例如二胡的高音音量始终无法媲美小提琴,因此加入高胡来弥补。

首先调式不同,民族调是宫商角徵羽,管弦乐是大调小调(民族管弦乐作品除外)其次乐器不同,民乐几乎是纯粹的民族乐器,然后再根据乐曲需要加上点西洋乐器。而管弦乐就相反了…还有这两种方式所演绎的作品风格也有很大不同,其他的就需要你自己听了。。

民族管弦乐是指油新型综合民族管弦乐队合奏的音乐!

民族管弦乐队的组合原则和规模,与传统丝竹乐队、吹打乐队都不尽相同。民族管弦乐队由“吹、打、弹、拉”四组乐器组合而成。

从广义地讲,丝竹乐队、吹打乐队(那些辅以丝弦的)都属于民族管弦乐队,因早在汉代关于相和歌的记载中,“丝竹”与“管弦”二词并用。但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组合原则和规模,与传统丝竹乐队、吹打乐队都不尽相同,所以人们把民族管弦乐队专指是现代发展起来的新型综合性民族管弦(简称民乐合奏)乐队。

#西洋管弦乐:在中、大型的西洋管弦乐队中,一般有4个部分组成。

1木管组:包括短笛、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英国管等乐器。

2铜管组:包括圆号、小号、长号、大号、中音号、次中音号等乐器。

3打击乐组:包括定音鼓、交响大鼓、小军鼓、架子鼓、铃鼓、三角铁、木琴、钟琴、响板、钹、锣、管钟等乐器。

4弦乐组: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竖琴、钢琴等乐器。

#民乐包括

1拉弦乐器组:高胡 二胡 中胡 革胡 倍革胡

2弹拨乐器组:柳琴 扬琴 琵琶 中阮 大阮 三弦 筝

3吹管乐器组:曲笛 梆笛 新笛 唢呐(高音、中音、低音) 笙(高音、中音、低音)

4打击乐器组:堂鼓 排鼓 碰铃 锣 云锣 吊镲 军鼓 木鱼

#打击乐

包括定音鼓、交响大鼓、小军鼓、架子鼓、铃鼓、三角铁、木琴、钟琴、响板、钹、锣、管钟、堂鼓 排鼓 碰铃 锣 云锣 吊镲 军鼓 木鱼及世界各民族打击乐器甚至流行打击乐器。

民族管弦乐队作品

《春江花月夜》、《湖上春光》、《将军令》、《月儿高》、《步步高》、《紫竹调》、《三六》、《京调》、《大起板》、《达姆达姆》、《美丽的梭罗河》、《四个小天鹅》、《火鸟》、《月光》、《卡门》、《图画展览会》、《自新大陆》、《雅典的废墟》、《喜洋洋》、《欢庆新春》、《东海渔歌》、《旭日东升》、《长 安社火》、《大江东去》、《蜀宫夜宴》、《寒光倩影》、《北方生活素描》、《苏武》、《秦香莲、《花木兰》、《长城随想》、《泊罗江幻想曲》、《十二月》、《达勃河随想曲》、《回旋协奏曲》、《塔什拉玛干掠影》、《枫桥夜泊》、《神曲》、《两乐章音乐》、《琵琶协奏曲》、《为拉弦组写的组曲》、《天籁》等。

世纪初大同乐会根据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的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可视为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作品的源头。此后这类作品陆续有所见,但真正有史可查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创作的,本世纪上半叶大概只有谭小麟的民乐合奏《湖上春光》。

在新中国成立至90年代的民族乐队作品中,改编曲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一类是根据传统曲目改编的如彭修文的《将军令》、《月儿高》、《步步高》、《紫竹调》,顾冠仁的《三六》、《京调》,何彬的《大起板》等;一类是根据欧洲管弦乐队作品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在这方面彭修文的努力值得重视。他不仅将中国作曲家的管弦乐《瑶族舞曲》、《翻身的日子》、《春节序曲》等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而且还将改编的范围扩大到外国民间乐曲和欧洲古典名作如《达姆达姆》、《美丽的梭罗河》和《四个小天鹅》。到了新时期之后,他进一步移植了一些难度较高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如斯特拉文斯基《火鸟》、德彪两《月光》、比才《卡门》组曲、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第二乐章及贝多芬《雅典的废墟》等,取得厂较好的效果。

在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曲目中,单乐章的合奏曲或乐队小品如刘明源的《喜洋洋》、油达民的《欢庆新春》、马圣龙、顾冠仁的《东海渔歌》、董洪德和刘风锦等的《旭日东升》较有特色,其风格一般注重抒情性和色彩性,擅长描写欢乐节庆气氛和民俗性画面。到了新时期,这类作品在数量上相对减少,但艺术上更成熟了。其中较重要的作品有赵季平和鲁日融的《长 安社火》、徐景新等的《大江东去》、朱舟等的《蜀宫夜宴》、刘文金的《寒光倩影》、刘锡津的《北方生活素描》等。

型多乐章民族管弦乐作品,较早是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中胡协奏曲《苏武》和民族交响乐《秦香莲》。在新时期的10余年中,大型民族管弦乐曲创作取得了空前丰收,顾冠仁的琵琶协奏曲《花木兰》、刘文余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李焕之的《泊罗江幻想曲》、彭倍文的交响套曲《十二月》、何训田的《达勃河随想曲》、王澎的双筝协奏曲《回旋协奏曲》、金湘的组曲《塔什拉玛干掠影》、崔新和朱昌耀的二胡协奏曲《枫桥夜泊》等作品,在取材广度与深度、风格多样性与丰富性、对戏剧性情绪的提炼与展开、大型形式和恢宏构思的掌握与驾驭、民族气质和神韵的内在追求、和声配器手法的创新和某些现代技法的合理运用诸方面,比起五六十年代同类作品来,无疑实现了巨大的跨越。

在新时期大型民族乐队作品的创作中,"新潮"作曲家的介入和他们的作品如瞿小松的管乐协奏曲《神曲》、《两乐章音乐》,谭盾《琵琶协奏曲》、《为拉弦组写的组曲》,何训田《天籁》等,大多采取非常规的乐器组合、和声及配器语言、非常规音区音色和非常规演奏法,实际音响的高度紧张尖锐,在音乐界引起争论,但有些作品如《天籁》却显示出博大、悠远、 古朴、轻灵的特质,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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