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学写作文

汪曾祺学写作文,第1张

1 急求介绍汪曾祺的作文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2 有关汪曾祺的作文素材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

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15岁随军外出,曾做过上士,后来以书记名义随大军在边境剿匪,又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

他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

20世纪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 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从 文 认 错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

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取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

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

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

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

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

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从 文 卖 字虽然沈先生一直爱好书法,而且在圈子里颇有声名,但从来视书法于自己是件好玩的事情,从没想到卖字,以此谋利。

只是有一回例外。 抗战胜利以后,沈先生从云南回到北平,其时,他在当教授之余,利用一点时间为一家报纸编辑副刊。

有一个诗歌作者叫柯原的,因家庭困难,不得已给经常发表自己诗作的编辑沈从文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的帮助。沈从文知道情况后,也因为自己当时手头不宽裕,就在1947年9月20日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了一则启事:“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个作家卖20幅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

这种字暂定为10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

同时,他还想推而广之,“你们若觉得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1949年后,柯原做了广州军区的专业作者。

因种种原因,1980年,他才知道沈从文的下落,于是专门到北京找到沈先生,说当年如何如何帮了大忙。可是沈从文自己却早忘了此事。

从 文 情 书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二姐张允和曾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沈从文从看到张兆和开始,就动心了。

自卑木讷的他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于是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老师的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点点滴滴滋润着对方的心。

女学生张兆和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

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

胡适回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

没有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张兆和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对她进行的感情文字的狂轰滥炸。沈从文开始了他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

3 作文:走近汪曾祺(600字)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 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

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4 作文《汪曾祺其人》怎么写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著有小说集《邂逅集》,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建议楼主去查资料去选部分资料,删减。很简单的。

5 仿写汪曾祺的散文600字

他的文字是可一眼识穿的,因为他的文字大都拧得出水来。

第一个发现这点的是一个聪明的法国女士。

他的解释很平常:他家乡高邮是一个水乡。

来自水乡的作家并非他一人,然而后来那些人都离开了水,上岸去了。上了岸的水族有的演化成爬行类,有的则期期艾艾,成了两栖类。从生物意义上说这当然是一种进化,而当这种生物意义又被引进社会意义时,这种选择在今天看来也就变得合乎“规律”而无可非议了。

惟有他留了下来。

在水边。偶尔抬眼望一望天气,复又低头看眼前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寂寂的白白的水。

6 写一篇端午节的文章仿照汪曾祺老先生的写作风格不少于600字

我家乡的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亦称端五,“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 端午节到了,我乖乖地在奶奶身旁耳染目睹,认为简单的包粽子根本难不住天才的我,不学自通谁知,当我真正去包时,才明白包粽子是门手艺,能包得漂亮而结实非常不容易 初四下午,我就跟着妈妈学包粽子,妈妈拿了一张粽叶,用手一卷,粽叶便成了一个空心的圆锥形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拿了一张粽叶,想 把它卷成圆锥形,可就是卷不好,卷来卷去还是一个直筒妈妈见了,就在旁边指点:“左手捏住粽叶一角,右手将粽叶的另一角往里卷,下面用力拉紧,上面放松一些”在妈妈的指点下,我卷好了粽叶 接着,妈妈在空心圆锥形的粽叶里插上一根筷子,拿调勺舀一些糯米放在里面,然后均匀地摇动筷子,直到把糯米包得紧紧的我也在粽叶里插好筷子,放好糯米可摇动筷子时,不是把粽叶弄破了,就是糯米包不紧妈妈说:“摇动筷子的时候要轻一些,把粽叶捏紧些你看――”妈妈边说边示范,我边听边学哈哈!我包的粽子像点样子了 最后一道工序捆绳只见妈妈两手捏紧粽叶,用绳子在粽子尖角附近缠了两圈,结上绳头,一个漂亮的粽子就包好了 吃着自己包的可爱的粽子,幸福极了通过这次包粽子,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要学好一种本领,就必须诚心、细心,还要有恒心。

7 作文汪曾祺笔下的食物六百字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

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

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

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

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

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

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

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

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

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

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 ,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

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

填词人方文山对歌词的解释

首先跟亲爱的网友们分享此次填写杰伦新专辑里这首“青花”的创作过程。前一阵子我认识了几个鉴赏古董艺术的朋友,在与他们时而青铜、时而宋瓷、时而明清家具等横跨千年谈古论今的聊天中,触发我想用那些传世的中华艺术品来当歌名的动机。当时第一个想到的是青铜器,原本是要以殷商时期开始铸造的青铜器来做为歌名,以青铜的厚实来象征爱情的坚真;以千年斑驳的铜锈来比喻世事的沧桑;以器皿上难解的铭文来阐述誓言的神秘。但刚开始落笔时却发现杰伦这首“青花瓷”的曲调温柔委婉、淡雅脱俗,以至於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烟雨江南的画面。又因当时的青铜器也同时制作成杀敌的兵器,这显得“青铜器”这三个字太过厚重笨拙,充满厮杀的硝烟味,于是尚在构思中的歌词尚未落笔便已放弃。

后来我再选定宋朝时曾盛极一时的汝窑瓷,主要是因为它的珍稀度。因为战乱的关系,与釉料配方与烧制过程的窑变等因素,全世界现传世的汝窑珍品竟只有70余件,堪称国之重宝,弥足珍贵。但问题又来了,因为纯正上品的汝窑,只有一种颜色,就是“天青色”,完全没有任何花俏的纹饰,而且造型简单素雅,在我看来犹如现今极简主义大师的作品,虽有一种朴素的内涵,与经久耐看的质感,但总觉得不足以形容诡谲多变,爱恨兼具的爱情。虽然最后还是没有用汝窑当歌词名,但我在收集写作资料的过程中,却因为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词句,触发我灵感而写下副歌的第一句“天青色等烟雨”。此话据传语出宋徽宗,因当时的汝窑专供宋皇室使用,而窑官将汝窑瓷烧制完成后,请示宋徽宗为其色定名时,徽宗御批:“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此后,天青色即为汝窑瓷钦定的颜色名。(此句另有一说为五代后周柴世宗所说)但后来我还是放弃用汝窑当歌名,除了因为它的特性不适用於缠绵悱恻的爱情外,汝窑的名字也稍嫌不够凄美。几经转折,最终歌名才确定用初烧於唐代至今已绵延一千多年为中国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外销艺术品—“青花瓷”。当初当我确定了“天青色等烟雨”的歌词后,没多久就又顺手写下副歌第二句“而我在等你”,於是副歌第一行的关键词即孕育而生:“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因我歌词里所描述的天青色,是无法自己出现的,它必须耐心的等待一场不知何时会降临的雨,才能够在积云散去的朗朗晴空以天青的颜色出现。因为雨过天晴后才会出现天青色,先降雨才能有天青,但我倒过来说,想看到天青色唯有先等待下雨。还有,之所以用“烟雨”,而不用“下雨”,则纯粹是因为烟雨的意境比较美。而我用“天青色等烟雨”此句来对仗较为白话的一句“而我在等你”,一连用了二个“等”字,是为来强调爱情里最无力的无奈就是“等待”。换个散文式的说法就是:“那天气的变幻莫测,那里是我们平凡人所能掌握的呢?想看到纯净被雨洗涤过的天青色,就只能耐心的等待骤雨自然的停,就如同我也只能被动而安静的等待著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你。”这首青花瓷里还出现“芭蕉”这个歌词里较不常出现的植物,实在是因为个人对“芭蕉”这款植物的莫名喜爱,情有独钟。就像椰子树会让人联想南台湾,棕榈树等同於热情的海滩,仙人掌的场景则理所当然在沙漠一样,不知怎地,对於“芭蕉”我就自然而然的会联想起宋词中烟雨江南里的苏州林园。如李煜的长相思里就有“……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棵,夜长人奈何。”其实你只要仔细观察宋词里常出现的植物,“芭蕉”出现的频率还颇高。另外日本著名的俳句诗人松尾芭蕉,也是取芭蕉为自己的别名,这又让芭蕉这植树增添些文人气质。

还有顺带一提的是“惹”这个字在歌词中的用法,是我从六祖慧能那句著名的谒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中,得到的体会。因为“何处惹尘埃”其实也可写成“何处“沾”尘埃”,或“何处“染”尘埃”,但因为沾与染的语意都没有“惹”来的强烈,沾与染只是一种与他物接触的用词,但“惹”字却有不请自来的招惹之意,主动性很强,比较具侵略与戏剧性。也因此,我用“门环惹铜绿”,而不用“门环染铜绿”;还有另一句歌词我也是用“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也不用“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遇见”你”是同样的道理。其实在“南拳妈妈”的《花恋蝶》中我就已经用了“惹”这个字,在第一段歌词里“幽幽岁月、浮生来回、屏风惹夕阳斜”,我用“屏风“惹”夕阳斜”来表示夕阳西下时因屏风的阻挡斜射进屋内的光线,而不用“屏风“遮”夕阳斜”。

最后,关於“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的词意,在此容我再累字赘语的解释一下;一场大雨后满园的翠绿,空气里充满湿润的水气,芭蕉叶上滚动著晶莹的雨滴,此时此景,最是诗意;还有那历经风霜风吹雨打后,依旧镶嵌在门板上只是多了些锈蚀斑驳的铜环,最富古意。我先用“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这段文言词句以景入情,然后再承接较为白话的下一段“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以为对仗。因为芭蕉与门环都是静态的实物,只能被动的等骤雨,等岁月侵蚀后慢慢氧化的铜绿;但人称代名词的“我”却跟芭蕉与门环不一样,因为“我”是可以自由移动的,於是我偶然间经过江南小镇邂逅“惹了”你,并不是被动的等你了,而是主动的去认识你。所以虽然同样都是用动词的“惹”,但其主动与被动性却迥然不同,而且在这段词里我一连用了三个“惹”字,字义相同,用法却不同,饶富趣味。总之这首歌写的很辛苦,但也很有成就感。

☆歌曲评论

从《东风破》里的“一盏离愁孤灯伫立在窗口”到《发如雪》中的“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再到《千里之外》里的黯然神伤“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离恨是歌者永恒的主题。《青花瓷》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在于这种离愁别绪被描写得更加婉转细腻,隐藏得愈加含蓄而韵味别生,仿佛青橄榄在口,可以慢慢回味。

论意境,《青花瓷》宛然一出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山水,水云萌动之间依稀可见伊人白衣素袂裙带纷飞;

论词句,《青花瓷》却是一幅笔端蕴秀临窗写就的素心笺,走笔曲折只因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论曲调,《青花瓷》仿佛微风中静静流淌石上的山泉溪涧,清泠透亮而又蜿蜒回环多有不尽之意;

这三者叠加至一处,《青花瓷》一曲正如其名,恰似那“自顾自美丽”的青瓷极品,洗尽铅华,古朴典雅,清新流畅。古筝撩拨,牙板清脆,琵琶淙淙,《青花瓷》的中国风分外动人。方文山用“素胚”“仕女”“汉隶”等系列词汇描摹了传世青花瓷的风采,周杰伦的唱腔柔情而古朴,略带江南戏曲的雏形,绝妙填词配复古音乐,构成了一阕R&B佳作。

在《青花瓷》里我听到了《东风破》里旧地重游物是人非般淡淡的哀愁,听到了《发如雪》里前尘后世轮回不息般轻轻的喟叹,也听到了《千里之外》天各一方生死难忘的一生等待,甚至听到了《爱在西元前》里风化千年而精魂不死的爱的誓言……心中五味陈杂,漫天的思念翻滚如潮,而耳旁却依然只是轻轻淡淡的吟唱而已,云淡风清。

《青花瓷》里最感人的一个字,我以为是这个“等”字。

一个“等”字,唱尽多少无奈和惋叹。这一等,是无望的等,是来生的等,是明知不可等的等,可是曲中却只用淡淡的语调唱来,再平常不过,仿佛只是每天等待日出那般简单;等待的时候,可以看书写字,可以吟诗作画,可以赏花弹琴,只是时时不曾忘记等待的人。痛苦吗?不,《青花瓷》里唱得如此悠然,原来满腹的离愁别恨也可以慢慢洗淡。求不得、爱别离又怎么样呢?众生皆苦,等待也是一种美丽的心情,不如就当此生的相遇,只是为了来生的重逢埋下伏笔,这样想来,不禁释然。就算不能再相遇,也应当感恩曾经那惊鸿一瞥的际遇。谁能凭爱意将富士山私有?青花瓷,也是一样。

至少,我们能够隔着千里山水遥遥眺望江南的袅袅炊烟,隔着茫茫人山人海默默想念回忆中那一抹淡淡的背影,正如隔着重重历史静静观赏传世青花瓷不变的美丽。

芭蕉帘外雨声急,匆匆而过的是时间;

青花瓷里容颜旧,老去的只是我自己,而你的美丽,永远定格在永不褪色的青花瓷里,可以欣赏,可以玩味,也可以守望。

☆另种解释

第一段其实已经清晰地说明了歌词所描述的对象,“我”一边为素胚上色,一边思念一个曾经邂逅的如青花瓷一般秀丽的江南女子。冉冉檀香中,心中微酸,再也画不下去,纵是丹青圣手,瓶上的牡丹终究是不如伊人含苞待放的笑容,不知玉人生在何方,不免心自忧伤。从文笔和选用的意象来看,开首直叙,并不词藻华丽,但是已然奠定全篇清韵雅致的基调。值得一提的是“去到”是典型的台湾的说法,改成“去了”更符合内地的语言习惯。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全文的点睛之语,优雅而深情。有人误认为“天正在等烟雨”等说法,是因为对青花瓷还缺少一定的了解。“天青过雨”是青花瓷上品中的上品,存世极少,也是最美丽的颜色。这种釉色必须在烟雨天才能烧出来,(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其实主要是湿度)所以说,烟雨天时出现天青色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天青色等烟雨”不但诗话了语言,而且串联“而我在等你”彰显出伊人于“我”而言多么的可贵。再加上动人优美的旋律,令人如闻天籁。“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画面感极强,一石三鸟,既描述江南美景,也是青花瓷上的常见景色,更以景衬情,唯美的场景给思绪抹上了淡淡的伤感。“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依然秉承一边勾勒青花一边展开思绪,而伏笔一词其实对以后的结局作了暗示。“我”是否与曾经邂逅的女子缘悋一面呢。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同样的旋律再次吟咏,一个“晕”堪称绝妙,什么是晕?我举个例子,当你把一滴墨汁滴入一碗清水,看他缓缓扩散,这就是晕。人说:“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朦胧的月光下,结局竟真的被打开了?朝思暮想的伊人看到了么?“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本句是一个标准的倒装,是的,看到了,如真似幻,似乎一切都融入了江南的美景里,似乎是个喜剧结局。然而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我”久念成痴,眼前出现了幻觉,朦胧月光消逝,不过更相思。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倒叙手法,交待和伊人匆匆相见,匆匆话别的来龙去脉,依然是一边勾勒一边追忆。不得不说方文山有着天生的对文字的敏感,连续三个惹字用得极妙,虽然“帘外芭蕉惹骤雨”活剥自前人诗句。顺便说说,这种方式也叫做“无理而妙”,最早来自元曲,显然骤雨不是芭蕉惹来的,这样说没有道理,但是味道就出来了。

还有一种说法:

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无疑是2008春晚的一个亮点。但是这首歌曲的歌词中却存在着错误———著名收藏家、鉴定家马未都说,该歌词中有两处错误,其中一处错误“谬误”。

对于这首歌曲,马未都认为最好的一句是开头,即“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但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此,马未都的解释是:青花自诞生之时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700年来无人撼动。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另一处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马未都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马未都还指出,在周杰伦前面唱歌时,后边背景中出现了几件瓷器,其中一件是晚清仿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赝品”。

为《青花瓷》平反——裴光辉驳马未都之谬误说

裴光辉:原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客座文物教授。著名文物鉴定家,青花瓷学者。出版《至正型青花瓷》《空白期青花瓷》《转变期青花瓷》《克拉克瓷》《康雍乾青花瓷》等青花瓷学术著作多部。2005年在伦敦佳士得公司的“鬼谷门事件”中,因质疑该公司拍卖的成交价为23亿人民币天价的元代青花鬼谷罐而蜚声海外,被称为是第一个向国外著名拍卖公司说不的中国文物专家。

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歌星周杰伦演唱的一首《青花瓷》,成为晚会亮点,好评如潮,并获得“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歌舞类二等奖。这是一首以中国青花瓷为创作元素的歌曲,以瓷器作为“中国元素”来创作歌曲,思路新颖,开拓了“中国风”歌曲创作的新路。歌词和演唱都十分维美,舞台大屏幕背景的古代青花瓷美图更增加了节目的视觉冲击力,可称是视听皆佳的一个节目。难怪其一播出很快就在国内广为流行传唱起来。

然而歌曲的热度还在强劲上升之际,京城的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发话了:《青花瓷》歌词出现谬误,并且“这些错误很低级,一般水平的人都能看出来”。娱乐新闻界的过敏神经马上被调动起来了,于是报章马上端出这样“夺人眼球”的标题:《周杰伦被找茬,收藏家称词者不懂瓷器》(《新闻晨报》)、《藏家马未都称周杰伦歌词错得离谱》(《成都商报》)、《马未都:周杰伦的歌词错得离谱》(《新闻午报》)《周杰伦有硬伤,专家称作者不太懂瓷器》(《现代快报》)《周杰伦歌词大穿帮》(《长江商报》)《是赝品》(《青岛早报》)……

那么词作者方文山先生到底犯了哪些“很低级”的错误呢?马先生挑出了两处:

“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此,马未都的解释是,青花自诞生之时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七百年来无人撼动。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显然,写词者并不太懂瓷器。另一处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马未都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北京晨报》:《著名鉴定家:周杰伦《青花瓷》犯了低级错误》)

原来马先生是要求词作者像写学术论文那样来写歌词,不能使用虚构、想象、夸张等等文学手段,否则就难免犯“低级错误”。这不由使我想起宋代文豪苏东坡闹的一个笑话:说的是宋代诗人王祈创作了两句“竹诗”,他很得意地在苏东坡面前吟诵起来,诗曰“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东坡心里颇不服,挑刺道“好确实是极好,但这样算起来,十条竹竿才有一片竹叶啊。”事后还对人说“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事见《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五《宋朝杂记》下)其实该笑的不是王祈而是苏东坡,作为大文豪的他,不应该连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都不懂,而用加减乘除这样的算术工具来给诗作挑刺,文学运用的是形象思维,算术运用的是逻辑思维,岂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笑话,明代的杨升庵也闹过,他曾给杜牧的名诗《江南春》挑刺说:“千里莺啼绿映红”原来应是“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杨慎《升庵诗话》八)

对于这种迂腐的见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曾经举例“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曰“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马先生的不通之处恰恰正是犯了这种“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的错误。故其“棒喝”一出,马上被歌唱家的fans指责为“吹毛求疵”。

然而,更令我讶异的是:经我反复琢磨,《青花瓷》歌词中被马先生挑出来的两处“毛病”,即使从“考证事理”的迂腐的“学术角度”来苛求,结果竟然是无“毛”可吹,无“疵”可求。也就是说,《青花瓷》歌词关于青花款识的描写完全符合古代青花瓷的实际,并不存在马先生指出的“低级错误”和“谬误”。现不妨就马先生挑出的两处“硬伤”分析如下:

一、按马先生的说法,最严重的谬误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一句。外?因为青花瓷“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其实,在明末清初(学术上称“转变期”)的青花瓷上,隶书款识大量存在,隶书款乃转变期青花瓷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大多是出现在器身和器口,但在器底者也绝非不见,只是相对较少而已。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花婴戏夺标图钵式炉,底部即有“大明嘉靖年制”青花隶书款;泉州的晋江博物馆也有一件明末青花麒麟纹象耳簋,底部有青花隶书“鹤台珍玩”款。2006年秋季杭州艺术品拍卖会更出现一件清代乾隆青花八宝缠枝大瓶(拍品号1317 )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隶书款。说明青花瓶底部书隶书款的做法不但转变期存在,还延续到了清中期。一般青花琢器(包括炉、瓶、花觚等)底部的隶书款的以堂号款为多,也有少数赞颂款及年号款。

二、马先生挑出的另一出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外?因为“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马先生对什么是宋体字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或者说还不够正确、全面和深入。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上面的蓝料款、红料款乃是宋体字的其中一种,即所谓的“宋椠体”。(按“宋椠体”一词不是出版业的正规术语,它是传统古玩界对一种明代宋体字的俗称,最早见于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其实宋体字的面貌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有两种:形成于宋代的“仿宋体”(日本称“宋体”)和形成于明代的“宋体”(日本称“明体”,也就是古玩界所谓的“宋椠体”)。两种宋体都是从毛笔的楷书演变而来,是楷书运用于刻版而形成的印刷字体。但仿宋体由于形成较早,故保留了较多毛笔字特征;宋体由于形成时间较晚,刀刻特征更多。两种宋体其实也不难辨认:即“仿宋体”的横画和竖画粗细相当,没有悬殊的差别,风格接近于手书;“宋体”则横细竖粗,横竖差别悬殊,风格接近于刀刻(见图3)。长期以来,古玩界许多人有一个误区,即将主要出现在珐琅彩瓷上的所谓的“宋椠体”(即明代形成的那种横细竖粗的宋体字)当作宋体字的唯一风格,却将在瓷器上大量出现的风格接近于手书的仿宋体称为“楷书”。其实考察青花瓷自有款识以来的实际情况则不难发现:自明代永乐宣德以讫清末,青花瓷器上的宋体(绝大多数是具手书风格的“仿宋体”)落款比比皆是。不但有宋体年号款,还有宋体堂号款、吉语款、赞颂款等等。然而因为古玩界许多人一方面误以为“宋椠体”是唯一的宋体字,另一方面又将大量“仿宋体”等混同于楷书,有这样的误区,则他们对在青花瓷上大量出现的宋体字竟然视而不见就不足为怪了。还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在青花瓷器上,不但有“仿宋体”的落款,还有“宋椠体”的落款,后者并非“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只是在青花瓷上为数数量不如仿宋体多而已。故马先生所说的“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并不符合事实。

顺便更正一下马先生的另一个错误,即关于舞台背景出现所谓“赝品”的问题。马先生说:“在周杰伦前面唱歌时,后边背景中出现了几件瓷器,其中一件是晚清仿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赝品’。”行内人都知道,所谓“赝品”的认定是有时间相对性的。比如康熙仿明代宣德的瓷器,在康熙时代的人看来,可以称之为“赝品”,但如这件瓷器传到了光绪,在光绪时代的人看来已经是“古董”了。同理,如果一件晚清仿前朝的瓷器传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已经是一件很够格的古董了,如何还称之为“赝品”?莫非马先生把自己当成了“晚清人”了?故舞台背景出现所谓“赝品”的指责并不成立。

但是马未都在他开在新浪上的博客中评论此歌的末尾还写上了这么一段话,也许可以表示他的意思:不管如何,青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众情人,周董将七百年来的大众情人描眉画眼,重新打扮一番,推至春晚前台,功不可没。

我做了一个梦,朦胧间,一位身着白色长衫,一手提着酒壶,一手握朱毫(毛笔),表现出桀骜不驯性情的男子飘然向我走来。他是谁呢?

  哦,近了,近了,原来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诗仙-----李白!他走到我面前,举了举手中的酒壶,和蔼地说:“有酒才有诗,无酒诗不成。其实诗就在你的身边,小朋友,你,找得到么?”我眨眨眼睛,说:“李白爷爷,你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你作的诗意境深远,清新飘逸,读后让人回味无穷。不仅是我等这些学子,连老**孺也喜欢读你的诗。但是诗歌的内容和意蕴有的还是令人理解不透,是不是能用白花表述出来呢?”

  “不可不可。”李白连连摇头,说道,“这诗讲究的就是要有朦胧感。倘若诗意浅露,就如酒兑了水,无味了。”“原来如此。可是现代社会的人们只接受通俗易懂小说、散文之类的东西,而对优美、高雅的诗歌却不屑一顾,致使诗歌在书架上昏睡多年,每次考试,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也不管是会开还是平时考,作文的要求总是千篇一律:‘题材不限,诗歌除外’。世人这样冷落和排斥的诗歌,真是太过分了。”我愤愤的说。

  李白笑了笑,说:“是吗?也许。。。。。。。毕竟是时代不同了。用白话写成的文章,通俗易懂,读起来觉得很流畅,可以自由表达较多的内容。在这点上,白话文章和诗歌可算是各有千秋吧。”李白顿了顿,又说:“虽然现在人们对诗歌还不能完全接受,但是我相信,诗歌一定会受人们喜爱的饿。小朋友,你说是吧?”

  “恩,我也相信1!”我重重的点了点头。

  李白开心地笑了,然后一摇一晃地向远处走去,最后消失了。

  我的梦醒了。梦醒的时分已是21世纪。诗歌也醒了。

  是的,说到诗歌的将来,我相信它一定会大多数人所接受。你等着吧,李白爷爷,诗歌的繁荣已为期不远了,因为它毕竟是文学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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