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20世纪初中国古代文化的三大发现是什么?

20世纪初中国古代文化三大发现是明清档案、殷墟甲骨和敦煌藏经洞遗书。

明清档案部现存的明清历史档案，是从宫中各处档案以及清代宫外各衙门和一些私人所存的档案等六个方面，逐渐集中起来的。殷墟甲骨文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具有完备体系的文字，殷墟甲骨刻辞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时王记实文辞，成为多种学科的重要原始资料。

敦煌遗书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的一批书籍的总称，指敦煌所出2至14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具有神奇精神力量的文化，具有深沉而又神秘的思维，囊括了古代汉语语言形态、思维习惯、宗教观念、道德风气、礼仪文明。这都是中国灿烂的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进程。

中国古代文化起源

中国古代文化，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和中国古籍记载，相传经历了远古文化之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轩辕氏尧、舜、禹等时代，《先秦史》云：“吾国开化之迹，可征者始于巢、燧、羲、农。”；到中国第一个国家夏朝建立，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

按照年代划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由此判定，1840年之前，称为中国古代。依次为基点上溯至史记所记载的夏商周时期，期间所产生和发展的文化，称为中国古代文化。其内容包括文学、哲学思想、经济、科技等等。也可按照朝代大致划分，如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等。

以上内容参考-中国古代文化

“天圆地方，天人合一”

这八个字，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包括：儒、道、法、墨等百家思想，以及易经、中医、风水、武术、气功、律吕、书画、围棋、茶道、建筑、服侍、礼仪……等等所有中国的东西，但都无不出于这八个字。

�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京戏脸谱、皮影、武术

�秦砖汉瓦、兵马俑、桃花扇、景泰蓝、玉雕、中国漆器、红灯笼（宫灯、纱灯）

�木版水印、甲骨文、钟鼎文、汉代竹简

�茶、中药、文房四宝（砚台、毛笔、宣纸、墨）、四大发明

�竖排线装书、剪纸、风筝

�佛、道、儒、法宝、阴阳、禅宗、观音手、孝服、纸钱

�乐器（笛子、二胡、鼓、古琴、琵琶等）

�龙凤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图案、中国织绣（刺绣等）、凤眼

�彩陶、紫砂壶、蜡染、中国瓷器

�古代兵器（盔甲、剑等）、青铜器�鼎

�国画、敦煌壁画、山清水秀、写意画、太极图

�石狮、飞天、太极

�对联、门神、年画、鞭炮、谜语、饺子、舞狮、中秋月饼

�鸟笼、盆景、五针松、毛竹、牡丹、梅花、莲花

�大熊猫、鲤鱼、芭蕉扇、风箱

�黑头发黄皮肤、丹凤眼

�红旗、天安门、五角星、红领巾、红太阳、长江、黄河唐装、绣花鞋、老虎头鞋、旗袍、肚兜、斗笠、帝王的皇冠、皇后的凤冠

�泥人面塑、锄头、清朝大辫子、铜镜、大花轿、水烟袋、鼻烟壶、筷子

�华表、牌坊、长城、园林、寺院、古钟、古塔、庙宇、亭、井、黄土、民宅

�汉字、数字8、6、4

�唐诗、宋词、《三十六计》、《孙子兵法》、《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诗经》

�金元宝、如意、烛台、罗盘、八卦、司南、棋子与棋盘、象棋、围棋

�黄包车、鼻烟壶、鸟笼、长命锁、糖葫芦

�玉佩、鹫、千层底、刺绣、丝绸、檐

另外我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很多事情有各种礼仪和习俗……

每个地方还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

一、如何看待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

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是一段充满着诸多重大争议的历史阶段。如果从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论，该阶段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早期国家建立之前的部落联盟制阶段，或者说是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者说人类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原始社会晚期。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讲，则该时期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文明初曙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乃至延伸至铜石并用时代。然而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该阶段的历史可以说总体上缺乏较为科学的认识。长期以来，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往往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当作信史盲目地加以信从。如在华夏民族大认同的历史背景下，东周秦汉时期的学者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较早地建立了夏、商、周、秦、楚等同出五帝之一的黄帝的统一谱系，汉代史学家更是用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制度来解释五帝时期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开篇也曾论及:“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则不难发现，以上论述显然很不可靠，甚至存在诸多荒谬之处。长期以来，在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的支配下，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日益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五帝时期社会历史的研究自然也微不足道。

二十世纪以来，疑古思潮与“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均曾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对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历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深化的作用。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即曾认为，古代“口耳相传”的史料大都有其历史的核心，也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整理的零散资料，应比经过加工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史料更为质朴……古书中如《尚书》、《史记·五帝本纪》诸篇中或有靠不住的传说资料，那是因为古人在整理时的方法不够精确，并非古人有意作伪或造谣。徐先生这一认识，有助于矫正极端疑古派学者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2005年11月23日～25日，河南博物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郑州共同举办“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五帝时代值得重视，至少包含不少史影。对古史文献的记载，要加以甄别和整理，正确的态度是不可轻信，也不要轻易全盘否定。要科学和理性地对待五帝本身和五帝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虽然是后代学者的追述，但很多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不同角度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总之，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如何看待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问题不断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并日渐成为当前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

五帝的传说，古代文献中有不同的版本，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是其中的一种。这里应该强调，《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在上古时期的文献资料非常贫乏的情况下，通过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搜集大量传说资料，参照《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择其言尤雅者”，著录而成。与此同时，太史公又表述了其个人对这一段漫长的远古传说时期历史的看法:“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毫无疑问，司马迁本人是未有将《五帝本纪》当作可靠的信史来看待的，他在文献不足勉强地拼凑出这段传说时代的历史，其目的在于给后人提供一些可循的线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进一步地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唐嘉弘先生曾经指出:“同为一个‘黄帝’，《山海经》和《史记》二者之间有同有异”，并认为其“根源之一即在于不同时地的层累聚集于一个目标所致”。毫无疑问，这一见解是颇有见地的，结论也是精辟的。正因为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这些“圣明帝王”的世系并非确凿，在位年代也绝非明确可稽，他们之间的氏族姻亲关系也很难说得清楚，不假思索地盲目相信包括《史记·五帝本纪》在内的旧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将包括传说中的五帝在内的“圣明帝王”都视为信史中的人物，显然是不科学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后人编撰和整理，但其中必然包含有某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和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传说时代的资料进行一番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审视，必然能够发掘出许多有科学价值的珍贵史料。如《五帝本纪》中包含有许多有关都邑起源的史料。“黄帝居轩辕之丘”，“邑于涿鹿之阿”，“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如果我们将以上记载综合起来，很容易获得以下有价值的信息。史前时期的原始居民为避洪水灾害，多选择地势稍高的丘地营建聚落。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先民防治水害、利用水资源的能力逐渐增强，山下平野，泽上河滨皆成宜居之地，聚落形成后，渐次发展，规模扩大，后来便产生了都邑。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五帝本纪》不仅是研究三代以前古史唯一可凭据的系统性史料，也是探索远古地理的难得的重要文献。如果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文献资料全盘否定，文献资料与考古学、文学、比较宗教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材料不能有机结合，史前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将永远成为一团迷雾。因此，对待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历史，既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从，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史料而武断地对其全盘否定。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应该是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批判，从而不断地将这一漫长时期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二、古蜀与黄帝族和夏并不同源

《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屡屡有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如果将以上传说资料当作可靠的“信史”，则似可得出如下结论，古蜀族的祖先与传说中的黄帝出于同一族系，至迟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原与古蜀地区已开始发生联系，以后，两个地区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未曾中断。早在20世纪50年代，蒙文通先生即曾以为蜀为黄帝后代的说法绝非无稽之谈。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及巴蜀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蒙先生的这一看法不断引起中外学术界尤其是四川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近年来，大量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问世，不少学者充分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如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考证了传说中黄帝后裔二系，并联系三星堆出土的玉璋、陶等物质文化因素，认为蜀国君主与中原有更多的联系，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不是偶然的。此后，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各区域文化研究热潮的风行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古蜀与黄帝文化、夏文化的关系再次被提出来。如有的学者结合文献和考古学资料，重新论证了古史所载黄帝一系与古蜀的关系绝非无稽之谈。另有学者通过对宝墩文化古城与“夏鲧作郭”、“禹龙”与“蜀虫”、“禹龙”与“建木”的分析，认为不论从古城、字符还是龙崇拜来看，蜀与夏禹均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总之，“夏、蜀均黄帝、颛顼后代，文化上同源异流”，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甚至有人称:“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由于最近几年岷江上游尤其是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看来已出现了进一步加以证实的契机”。

然而，早在蒙文通先生论著发表之前，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就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先生分别列举了从三皇五帝，夏禹殷商，到春秋时期十四条文献所载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逐条批驳，从辨伪着手，一一否定，得出结论:“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先生的看法曾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学者称顾氏论著“可以说是建国以前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内最具灼见、考论最精的一篇奠基之作”。此后，徐中舒先生也曾论及:“从地理和民族的分布来看，古代四川和中原的联系，肯定是存在的。至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后来《华阳国志》和《十三州志》，以为这就是蜀的先代。严格的说，这些传说并出西汉以后，除牵合地名人名一二字外，并无其他史迹可据，其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显而易见，顾、徐二先生对《史记》等古代文献中流传已久的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这也表明，由于学者们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思维方法等存在诸多差异，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古代文献所载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取得共识，而且由于缺乏新的直接的证据，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必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如果从历史学或民族学角度而论，《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均应为先秦时期中原或古蜀地区先民世代口耳相传的旧说。在“《书》间有缺”的情况下，这些连司马迁本人都认为并不大牢靠的传说资料却是司马迁撰述《史记》时惟一可以凭藉的重要历史素材。显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晚出的带有大量疑点的传说资料并非完全可以依赖的信史，司马迁所编排的犹如后世帝王家谱式的世系也难以经得起严格的推敲。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认识，就难以对古蜀和传说中的黄帝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

应该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建立与蓬勃发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从而不断为古史研究提供日益丰富的实物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呼吁，“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考古学”，并提出“要努力向发掘方向走”。二重证据法的建立和运用，对于古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及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清楚地意识到，“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在我们今天看来，要准确地理解和科学地认识古代文献所载古蜀与传说中的黄帝族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除了对已有的有价值的口耳相传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之外，还要充分将作为研究该问题的第一手材料的考古学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伪存真，从而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目。

由于大山阻隔，四川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得四川很早就成为中国古代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区。苏秉琦先生说:“成都及其附近几县从距今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距今三千年前存在着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区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探索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多次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并对一些遗址进行了试掘与较大规模的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的年代大体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该期出土陶器以平底器为主，流行器物口沿唇饰纹与制成花边或波浪状风格口沿的文化遗存，“三星堆一期遗存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方性文化，与同时期四川周临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近年来在成都平原新津县宝墩等城址，其年代与三星堆一期基本相同，遗址中发现大量石器和陶器，生活用具中的大量灰陶从考古学上反映出与中原龙山文化不同的特征，而为蜀文化所独有。三星堆2-4期遗存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连续变化、发展演进，揭示出蜀文化的发展脉络，清楚地表明了它是与中原文化不同区系的一种文化”。三星堆遗址所出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如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象征神祖的铜人像、铜面具、神坛、神树等，不见于中原。此外，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容器主要是尊、罍，不见中原地区盛行的觚、爵、罍、鼎、簋等。有的学者指出，“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另有学者指出，“三星堆祭神文物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内涵之丰富，表明三星堆古蜀人对祭祀之重视、场面之隆重、规格之高、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强烈，为古代民族中所罕见，构成了巴蜀文化所具有的注重造型艺术、吸收多元文化、强化精神观念等几方面的重要特征”。以后，成都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的文化面貌表明，三星堆文化的一些传统并没有中断，而是一直延续到了西周时期。综上所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夏、商、西周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是在不同的文化区系内各自独立发展，两地迥异的文化面貌证明了顾颉刚先生早年提出的“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及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蜀文化“自成一系说”是无可置疑的。既然中原与古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各有各自的源头和文化特色，且分别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独立地发展，那么古代文献中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及夏的族源关系问题自然由于“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而很难成为一个值得争论的学术命题。

三、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文化碰撞与交流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仅凭《史记》等古代文献记载就断定古蜀与传说中的黄帝族和夏为同一族系的说法，显然显得证据相对薄弱。事实上，古蜀与中原地区间接的文化交流并未由于地形的阻隔而中断过。《史记·货殖列传》提到巴蜀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有的学者以为，商文化主要是通过长江西上进入四川的，也有学者称从潜至沔，再经陆行入于渭，是古代潜、沔、褒、斜、渭、河的一条水陆联运途径，这条入蜀途径在夏、商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先秦时期中原人民与古蜀地区各族，很早就通过水路和陆路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与交流。如果将以上口耳相传的旧说作为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两种不同的区域性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间接反映，则是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而且近年来夏商周时期大量田野考古学材料不断为以上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考古学所见夏代文明对古蜀地区的辐射

夏代是中国进入青铜文明阶段的开端，而中原地区青铜文明一经产生就对古蜀地区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影响，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陶器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盉是最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CbT6①∶41，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件陶十分相似，二者均形体瘦高，顶盖圆隆，半圆形口，束腰，三足瘦俏，腰下应裆处有堆贴装饰，大宽盉上饰刻划纹。甚至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鹰嘴状钮盉盖，也与上述那件二里头文化陶盉的盉盖形制相同。另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柄豆(如AaT4①∶39)与二里头文化陶豆亦很相似，其浅盘较大，柄部有镂孔和突棱等，均相吻合。三星堆遗址高柄豆BaT1②∶36圈足上的刻划符号——目字纹，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亦不只一次出现过。此外，三星堆文化二期的云雷纹壶腹部近球形，上有高领，下有圈足，酷似二里头文化的贯耳壶。三星堆出土的陶觚更与二里头文化者别无二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中，也有不少与二里头文化玉石器极为相似。如三星堆“玉锛”K2③∶322附5、玉戈K1:142附1与二里头“玉圭”III∶Y1∶3、IIIM2∶5、玉戈IVK3∶11，三星堆玉璋K1∶01、AK4 2∶35、AK4 2∶110482等与二里头玉璋VM3∶4、5的形制分别相似甚至雷同。1988年在三星堆遗址内的一座器物坑中，发现两件青铜牌饰，总体略呈梯形，平面微拱呈瓦状，周边有四个穿孔。一件遍布“S”形镂孔，一件在器表平刻出变形缠枝浮雕图案，在枝干的空隙中间镶嵌有绿松石碎片。这种器物目前仅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二者显然同出一源”。有的学者称，二里头文化因素传入成都地区的时间，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或公元前1700年前后几十年内，并称“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是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这一解释，似较为符合历史实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古蜀地区各族对中原地区夏代文明因素加以吸收和融汇，从而创造出独放异彩的地方性文明。

2、殷商、西周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联系的加强

如果夏代中原地区青铜文明对于古蜀地区是以单向输出为主，那么殷商、西周时期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则表现为双向互动。商周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可知，商文明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发展也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璧、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5～14世纪)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I式玉戈和II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毫无疑问，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很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这表明，商代中原与古蜀地区文化的双向交流颇为频繁。

商、周之际古蜀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尚书·牧誓》曾记载蜀参与了武王伐纣之役，过去多数学者对该件史事表示怀疑，考古学材料已为此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59年和1980年彭县竹瓦街曾发现两个窖藏，出土了一批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包括9件罍、2件觯、1件尊和矛、钺等兵器。这批青铜器中，罍形体高大，盖、耳和肩上多装饰立体的动物形象，纹饰以兽面纹、蜗形夔纹、跪牛纹和涡纹为主，有比较鲜明的特色。觯和尊更接近于中原的同类器物。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器物大概是中原的产品。徐中舒先生曾对1959年所出2件铜觯铭文进行考证，以为该器为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所获战利品，并称“这正是蜀人参加伐纣之役最直接有力的证据”。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古蜀地区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距今4500年前的宝墩文化乃至更早的营盘山文化。毫无疑问，古蜀地区曾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三星堆文明和金沙遗址文明是古蜀各族所创造的古老文明，是中华古老文明中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璀璨多姿的一朵奇葩，它代表了古蜀文化第一个辉煌的高峰。中原与古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的文化交流，对古蜀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有的学者称，通过长江流域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从文明因素的孕育、起源到发展，长江上、中、下游都是独自进行的，看不到哪个地区是传播所致。但在文明的形成时期，却均有黄河流域夏商文化参予，其正式进入文明阶段的时间也正是商文化最强大最具有外扩能力的时候。长江中游是直接纳入商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下游和上游虽有自己原来的基础，但商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铜器、玉器的制作与使用在长江下游和上游古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满天星斗”形容中国文明的起源符合历史实际，是正确的。但夏、商文明在中国古代统一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导的、核心的作用也应予以充分肯定。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文化交流的史实则为以上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黄河流域文化遗址

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经过亘古不息的流淌，孕育出世界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根据山西省芮城县境内黄河东岸西侯度遗址发现的180万年前远古人类用过的石器，可以相信，早在180万年以前，黄河流域已有人类在活动了。西侯度出土了30余件石制品，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上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存中最早的代表。

西侯度文化中用动物骨角制造工具和用火的资料，不仅在黄河流域是最早的代表，在国内其他地区和在世界上也是仅见的。

——反映古猿人文化的有：

西侯度猿人文化

1961年于山西芮城西侯度发现的，距今150万年～180万年，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猿人文化。

蓝田猿人文化

1963年～1964年在陕西蓝田公王岭与陈家窝发现，其中公王岭猿人距今100万年～115万年，陈家窝猿人距今50万年～59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猿人文化。

大荔猿人文化

1978年于陕西大荔甜水沟发现，距近30万年～50万年，为晚期猿人文化。

——反映古智人文化的有：

丁村古人文化

1954年～1976年于山西省襄汾县汾河东岸丁村发现，距今7万年～9万年,属于旧石器中期文化，为早期智人。

河套新人文化

1922年及1956年～1960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发现，距今3万年左右，为晚期智人。

——现代人是由新人直接进化而来的，分为4个阶段：

细石器文化

距今10000年～7000年，黄土高原多处发现该时代文化遗址，如陕西大荔沙苑、山西沁水下川等地。

新石器文化

距今7000年～3700年，按最早发现地点及所代表的发展阶段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称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5000年，1921年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中期称龙山文化，距今5000年～4100年，1928年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晚期称二里头文化，距今4100年～3700年，最早发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为夏代文化遗址。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部浐河东岸半坡村，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仰韶文化的一种早期类型，距今约6000年。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1953年春，西安市在建设纺织城时发现，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获得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青铜器文化

距今3700年～2700年，可划分为三期：早期为二里岗文化，即郑州商城文化，距今3620年，为商代早期文化；中期为殷墟文化，即河南安阳小屯村文化，大致为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为商代晚期文化；晚期为岐山文化，即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都城文化遗址。

铁器文化

出现于公元前770年的春秋初期，如在河南新郑仓城发现的春秋铸铁遗址，在河南卫辉市固围村发现的战国墓葬遗址，在西安周围发现的西安隋唐都城文化遗址等。

中石器时代，是连结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或中间环节。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在陕西大荔县的沙苑地区发现15处遗留有打制的石片和石器的地点，共采集到3000余件标本。根据这些石器的特点，认为它们是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从而将其命名为我国的第一个中石器时代文化——沙苑文化。

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发展的中心。中石器时代的特征是：社会经济生活以渔猎和采集为主，属于自然经济，还没有出现农业。在中石器时代，细石器的普遍使用促进了狩猎和采集经济的发展。数十年来，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大量以细石器为主的文化遗存，不仅有可能填补我国新旧两大石器时代之间的缺环，而且还显示出我国中石器时代细石器工艺最发达的地区就是黄河流域。有的考古学家认为，正是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细工艺传统为代表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其后，才在黄河流域发展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此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发展的中心。

黄河流域历代王朝建都史实为：夏朝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商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后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周朝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秦朝定都于咸阳，西汉定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汉定都于洛阳，魏晋均定都于洛阳，隋唐均定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宋朝定都于东京（今河南开封）。

黄河流域是我国文化的发祥地。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两岸、大河上下。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草莱，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1963年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蓝田猿人"--古猿人的头盖骨、牙齿和上下颌骨，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已有八十万年的历史。山西襄汾发现的"丁村人"，距今也有二十万年。黄河河套地区的"河套人"及其文化，河南安阳小南海发现的洞穴遗址，都在五万年以上。在这悠久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经过艰苦的劳动，既发展了人类的体质形态，又创造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他 们不但发明了火，能够制造粗糙的石器、骨器，而且经过不断的实践，学会了钻磨技术，能够从事狩猎、捕鱼了。我国传说中的燧人氏、有巢氏，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人口急剧增加 ，生产和文化都有了飞跃发展。1920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许多石器、骨器、陶器，其中有石斧、石刀、石杵、石锄和纺织用的石制纺轮，有缝纫用的骨针，也有彩色陶器，这就是著名的"仰韶文化"。据考古学家考证，仰韶文化延续达千年以上，早期距今已六千年左右了。考古工作者经过广泛挖掘，发现从青海、甘肃一直到陕西、山西、河南，到处都分布有仰韶文化的遗址。1953年开始在西安市发现的半坡村遗址，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当时，半坡人已经开始种植谷物，饲养家畜，懂得了纺线织布，创造了规模较大的草泥土木结构的茅屋，挖掘了储藏粮食的窖穴。围绕居住区构筑了深、宽5~6米，长300多米的大量 围沟，改变了穴居野处原始状态。制陶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在出土的陶器中，有各式各样的红色陶器和制作精美彩陶，陶面上的动物图案栩栩如生，反映了远古人民的艺术才能。在彩陶上还有一些刻划符号，很可能就是我国的原始文字。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已处于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了，父权取代了母权，私有制开始出现。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的发掘，初步揭示了这一时期的面貌。据考古工作者的广泛考查，在山东省的黄河南北，都陆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踪迹，其年限约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后期可能延续得更晚一些。从发掘情况看，这时的生产工具已有了穿孔石斧、扁而薄的石铲、鹿角制成的短柄鹤嘴锄。石斧、石铲、石锛、石凿都用硬度极高的石料制成，有的还用了硬度11度的蛋白石。在发掘的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随葬的玉制装饰品，饮酒器具和精致的象牙雕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汶口一号墓里，有一年孔雀绿色的骨凿，据测定其中含有大量的铜，很可能当时已懂得用铜了。另外，从大汶口墓葬还可以看出：那时已出现了较多的一男一女合葬墓，而且墓的规模有大有小，随葬品的多寡极为悬殊。这种情况在仰韶期的墓葬中是少见的，说明社会已过渡到以父系为中心的时代，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了。

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原始公社瓦解，夏禹的儿子打破过去的"禅让"制，继承了禹的王位，建立了世袭的奴隶制国家。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夏王朝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大致活动于以河南、山西、山东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奴隶制虽然破坏了原始公社的公有和平等关系，但是打破了以往狡隘的氏族范围，扩大了生产规模和社会分工，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创造，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从近几年来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和河北唐山大城山的发掘看，至迟在夏代晚期就已经有了青铜器，夏代早期很可能是红铜时代了。冶铜业的出现，使社会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开来，标志着古代文化的繁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大约在三千五百年以前，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建立了。它是一个高度发展的种族奴隶制国家，千百万奴隶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更大发展，文化艺术和自然科学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据考古工作者的考证，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谓"商汤居毫"的亳地。在这里，除发现了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的商代早期都邑和规模宏伟的宫室遗迹外，还掘出了一批铜渣、坩锅片和铜镞（箭头）、铜凿、铜刀、铜锥、铜鱼钩、铜铃等器物，经鉴定均为青铜制品。这证明商初不仅在生产工具方面已广泛使用了青铜器，而且在消耗量大、回收率低的箭头方面也应用了青铜，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铜文化中是很少见的。在河南郑州，曾发现商代早期的另一遗址，其中有制陶场、制骨场、制铜场等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并有不少金饰品、玉石、玛瑙、贝壳、青铜制品出土。此外还发现了上釉的陶器和古老的商代城墙，为研究我国原始陶器的产生和古代城池的构筑提供了重要资料。

商代中期国王盘庚迁殷以后，科学文化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河南安阳"殷墟"中，近几十年先后出土的文物是不可胜计的。这里的"司母戊"大方铜鼎，重1500多斤，高137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7厘米，花纹华丽，结构复杂，是世界古代青铜器中仅有的雄伟巨制。另一件商代石磬，声色优美，悠扬动听，长84厘米，高42厘米，上面刻有形象逼真的猛虎，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在这里先后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单字即在三千字以上，记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并且保留了一批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月食和星宿、风、云、雨、雪、虹、霞等天文气象的记录。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三千年前我国文化的成熟程度。

在商代，以往一直认为是只有青铜器而无铁器的。但是，近年在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发现铁刃青铜钺，却打破了这一论断。据初步研究，这件兵器出土于公元前14世纪至13世纪的一座墓葬，青铜钺的刃部是熟铁。黄河当时是经过藁城东面从天津附近入海的。这一武器的发现，说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商代奴隶们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冶铜技术，而且也已懂得用铁了。

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开始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冶铁成了一项重要的新兴手工业，各诸侯国相继使用了铁制生产工具，把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生产的发展，封建制的新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城市经济繁荣起来。秦国的咸阳，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都成了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临淄甚至达到了二十多万人的巨大规模。思想文化生活这时也空前活跃起来，反映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相互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竞相办私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从秦汉大统一帝国的建立到北宋皇朝，黄河流域仍然是我国历代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生活在大河上下的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才能，创造了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根据史书记载，在汉代，人们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制成了用来测量天象和测验地震方向的"浑天仪"、"侯风地动仪"。隋代创造出印刷术，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对世界文明有巨大影响的指南针和火药也早在11世纪以前就广为传播。1957年陕西省出土的"灞桥纸"，经考古工作者判定，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遗物，比史书记载的东汉蔡伦造纸还早二百多年。

同时，城市建筑的规模更为壮观：几代帝都的长安，西汉时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南通巴蜀西达西域的枢纽，城市范围比西方同时期著名的罗马城大三倍以上。唐时长安城东西十八里，南北十五里，人口一百九十六万，街衢市坊井然有序，其规模之宏伟，尤为中外所称道。北宋时的东京（今开封），城周五十多里，汴河、蔡河、广济河、金水河，穿城而过，是中古时期十分繁华的都会。今天，从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东京建筑雄伟、景色绮丽、舟船云集、车马竞驰的风貌。

在从秦汉到北宋的一千多年中，黄河两岸的劳动人民，除从事生产劳动外，还筑长城，开运河，修渠道，营造宫殿、寺院、陵墓，进行了巨大的工程建设。一直到现在，黄河流域的地上地下还保存着许多古代建筑和艺术宝库。宁夏的秦渠、汉渠、唐徕渠，西安唐代的大雁塔，河南登封的北魏嵩岳寺塔，开封的宋代铁塔，洛阳的东汉白马寺，山西的唐代南禅寺和佛光寺大殿，陕西的秦始皇陵和汉唐陵墓，河南龙门石窟的石佛和甘肃麦积山的泥塑像等等，都充分显示了古代匠师高超的技术水平，杰出的艺术成就。

最近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俑抗，出土身高18米左右的大型武士俑五百八十件，和真马大小相似，拖有战车的陶马二十四匹。俑坑总面积约12000多平方米，埋藏各种陶俑约六千件，还有大批实用兵器，坑内马俑排列整齐，气势宏伟；武士俑身穿铠甲，意气昂扬。这种雄伟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始皇兵强马壮、横扫六国的壮丽图景，是非常珍贵的艺术遗产。这些兵马俑的雕塑制作，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让我们在灿若群星的中华文明初始群体中寻找一颗明亮的星；

让我们凝视黄河、由西向东；

让我们沿着时空的顺序由辽远而切近地细数黄河文明的浪花；

黄河太古老、太神奇了。当我们这块圣土上，还没有人，甚至还没有猿型的先祖，这条河就已经存在，就已经在奔腾咆哮了。中国的神话说它与长江、珠江一样是伟大的盘古的血脉幻化而成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之源为卡日曲，出自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各姿各雅山麓，东流经四川入甘肃，过宁夏入内蒙古，穿行陕西、山西、河南，由山东北部而入渤海，全长5494公里，为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

黄河分为三段，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为上游；河口至河南孟律为中游；孟律以下为下游。

黄河之源，有三条小河北支叫扎西、西支名曰古宗列曲，西南支便是黄河的正源卡日曲。三曲汇为一道东流入星宿海。这条由冰封雪覆的高山中涌出的河水，清澈见底，潺潺有声，活泼得如同嬉戏的儿童，整天整夜唱着快乐的歌；黄河的上游穿行在高山峡谷之间，跌荡起伏，湍急回旋，水流依旧清冽；及至中游，河口至孟律，流经黄土高原，含沙量大增，水色乃呈深黄，登高一望无垠的高原千万条沟壑如同黄土的巨龙，一齐拥入大河的怀抱，或者宛如千万条被硕大无明的推土机阵列拱动的土方，同时要推入大河筑起无数的堤坝。仿佛不是河水冲刷了黄土，而是黄土在亿万年里要天天掩埋河水。固执而又无羁的大河冲破一道道泥的堤、土的坝，一路扬波夹带着它俘虏的泥沙，自山西壶口飞流而下，震荡着天鼓，卷扬起罡风，隆隆复隆隆，昼夜不舍。直过孟律，地势平坦，华北平原展开胸怀抚揽着狂怒的河水。河水渐渐缓速，仿佛在作搏斗后的歇息。泥沙从怀中释落沉入河底，年年堆积，月月沉淤。于是两岸筑大堤，积年而增高，河底高于地面，黄河之水遂成地上之河，直如由天而来，奔向大海。

黄河自古多洪泛。远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黄土高原早已是千沟万壑，无法计量的黄土涌入大河。而黄河输入量的多寡又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密切的关联。黄河几乎周期性地泛滥，一面夹带着泥沙，一面又造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正是在这片**的原野，我们的先民创造了旱作农业文化，辉煌灿烂。黄河以她柔韧博大的胸怀哺育了黄河文明的先民，成就了黄炎部族和其他部族文明的大融合，这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与黄土，这水与土的关系是自然界的地球化学过程，难言功过。这方水土培育了璀璨的文明，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进程。黄河的流变给了我们民族深邃而又辽远的启示和力量，成为我们精神的象征。黄河本身的秘密，比如洪泛的周期性，输沙量的高峰与低谷的周期性，黄河历史上几次陡然的清澈之谜，以及治理黄河自古至今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长久地沉思。而黄河那奔流不息的江流给予我们民族胝励却是我们该永久张扬的奋斗不息的精神之旗。

黄河，是我们的财富。

黄河，是我们的象征。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沿着黄河走

在文明初始期的华夏大地上，有星罗棋布般的各具地域特色的多个文化中心。多中心不平衡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那时的文化中心，大致可分为北方文化，南方文化，长城沿线文化，西北文化，东北文化等五部分。南北文化的过渡带与东西文化过渡带的交汇区，正好如同一个大大的十字，形成了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带，这便是今日之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的史前文化区，也就是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祥地。

世界上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都位于河海之滨或河流交汇之地。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美索不达米亚原野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血脉。古老的两河，培育灌溉农业，也让文学与数学之树开始发芽生长。轮子的发明，将交流和贸易成为现实，楔形文字的出现让巴比伦人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于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批真正的城市。

但是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建立在单一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一旦灌溉条件失去，古代文明也随之衰败，于是，古老的巴比伦文明就掩埋在亘古的沙尘之中。

我们的古代文化则不然，那时候东亚季风吹拂着华夏大地，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虽然不如两河流城那样便于利用，却为我们的先民创造下多种生态因子，为先民发明创造更高更复杂的利用自然条件的技术铺下了客观基础。黄河与长江都发源自崇山峻岭，而不是两河流城那平坦的原野。从山岩喷泄而出的江流必须有较高的技术才能利用，而广大地域的多中心文化，又使得中华文化的发展不致因为某个中心的衰落而全体消亡，因此，中华古老文化的不曾中断和持续发展就是客观的必然。

我们的黄河从古至春秋时代就一直在今天华北平原一带不断演出“龙摆尾”的活剧。频繁的改道、汛滥、形成大片的黄土原野为旱作农业提供了广袤肥沃而松软的土地，这一地带的气候也颇有规律，雨季正好在农作物的生长期。于是，造宜黄土带生长、成熟期短又易于保存的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既经历了自身长期的发展演变，又充分吸收了周围地带的文化精华， 终于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主流。

黄河的古代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整个流域。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是仰韶文化的集中地，从陕西的关中、山西的晋南、河北的冀南到河南大部，甚至远达甘肃交界，河套、冀北，豫东和鄂西北一带。早期的代表就是陕西临潼的姜寨。面对姜寨村落遗址，会让你生出无限的遐想。一个古代先民群居的场所，把远古拉到你的面前。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关中、陇东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黄河上游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洞文化、齐家文化则是仰韶文化的后期，生产和社会的发展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甚至有人判断，齐家文化的下延可能已属奴隶社会。

文明发展有兴衰，起初是卑微的，但也是勤劳的。后来是辉煌落幕的，也是唏嘘不尽的。中华文化有记载的超过五千年，有人不相信现时代的世界，现时代的中华文化是人类的最高峰。史称的神话时代，比现在更加科技发达的远古时代，这些都在主流文化中与现有的世界观抗衡着。

虽然专研历史是尊重历史，但正视历史才是真的尊重历史。传说中的华夏超级文明，与其说是远古时代，发达的华夏人的一个大谜团，还不如理解为我们华夏先祖对于后世人的一种激励，一种社会理想上的愿景，这种超级文明的雏形，是华夏人一脉相承的，对于未来的一种信念。

华夏的史前超级文明，也是分为科学和神话两个角度进行刻画的。不过更多的文献和记载，还是以神话为主要方式，进行呈现。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或许是我们古代先辈之中任何伟大的一个，如夸父，如伏羲，女娲，这些人物在那个人类渺小，面对自然不堪一击的时期，带领华夏子民构建世界美好，起到了很坚定的精神鼓励作用。再如古代经典《山海经》，里面不仅有神，亦有魔，可神魔的原型也还是人类领袖和纵横荒野的野兽和凶禽。

华夏史前超级文明，很多人希望他确实存在，起码在目前的世界基础上，神力替代了众多的无奈和不顺。不过他却的确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中华文化多年的文献和考古研究，都能双向证明，这些神话的美好，这些无所不能的超凡，都是那个华夏先民孱弱时，发达的智慧对着危险的世界，发出的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怒吼。盘古开过天，女娲补过天，但天地自然形成，也并没有破漏和重组，女娲和盘古，更可能是华夏子民中高高在上，力挽狂澜的领袖。

在科学层面上讲，华夏远古超级文明，也是理论上没有的。无论是岩石雕刻，还是出土的文物用料，都不能判断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智慧或者技术程度超过现如今我们的科技水平。

而一些所谓远古文明能离开地球，去往太空的言论，也只是一些幻想之外的谬论罢了。这也是有些群众盲目追随的假想物，是互相矛盾的一种悖论。更可以理解为现在人们对于生活的一种不甘心和向上的思维，所以就附加在不能回首的远古时代中，用一些不能明确的事实，作为证明。

可华夏文明的范围是广袤的，时间也是极为漫长的。目前能探测到的古文化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解释的。主流科学所认为的史前超级文明也是不真实的，仅仅是幻想的。当然未来科学或许还会有新的进度和发现，在现在不能被证明的境地上，有着不一样的新的发现。

但这些也是建立在全面探查，并且科技程度和文化程度超越我们的理解，超越我们现在发达的认知上的。只有这种情况，才能有一丝的可能，证明史前超级文明的存在，不然就难以打破目前的绝对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验证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正视现在的科学和社会。

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屡屡以其神秘的发现让世人注目。上世纪初，位于甘肃西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曾震惊海内外。而位于甘肃东部天水秦安的大地湾遗址的发掘，被学术界评定为我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大地湾遗址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　一　渭河上游的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东侧，坐落在陇山西侧的葫芦河支流五营河与阎家沟小溪交汇处的第一、第二、第三级冲积台地上。这里南依山丘起伏的长虫梁，北临河水平缓西去的清水河，东起高崖沟，西至阎家沟。1958年，甘肃省文物部门进行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了距今8000年到5000年的大地湾遗址。1978年以来，先后进行了两轮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为14752平方米，约占遗址总面积的134％。然而，大地湾遗址刚打开大门，就有惊人的发现，为世人呈现出“一个远古文化遗存的巨大宝库”的景象。　就初步的发掘情况来看，大地湾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共在大地湾遗址清理发掘出房屋遗址240座，灶址98个，灰坑和窖穴325个，墓葬71座，窑址35座及沟渠12段，累计出土陶器4147件、石器（包括玉器）1931件、骨角牙蚌器2218件以及动物骨骼17000多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地湾的房屋建筑遗址不仅规模宏伟，而且形制复杂，被称为中国史前建筑发展史的“一块活化石”。长期从事大地湾遗址考古发掘的专家经过初步研究后认为，大地湾遗址文化类型多，延续时间长，历史渊源早，技艺水平高，分布面积广，面貌保存好，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在我国考古史上亦属罕见。　据考证，大地湾遗址大致可分为五期文化：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和常山下层文化。其历史年代从距今8000年一直延续到距今5000年。其中距今8000年的一期文化是我国西北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　二　大地湾遗址五期文化遗存出土的文物，对研究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尤其是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性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大地湾遗址是我国农业的策源地之一。在大地湾遗址 H398出土的炭化植物种籽，经鉴定是禾本科的黍（俗称糜子）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这是我国同类标本中时代最早的，与国外最早发现的希腊阿尔基萨前陶器地层出土的同类标本时代相近。由此可以说明，在7000多年前，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清水河谷是我国最早的粮食与油料作物的种植地，大地湾文化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文化之一。　大地湾遗址是中国彩陶的起源地。大地湾遗址迄今共发掘出4147件陶器，而且发现了35座用于制陶的窑址。其中距今约8000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出土了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这些陶器造型单一，陶片分层，色彩不均匀，显示当时制陶方法和烧制技术原始。到距今约6000年的大地湾二期时，彩陶制作技术已突飞猛进。二期出土的人头型器口彩陶瓶，通高318厘米，瓶口是一个罕见的人头形状的雕塑，其形状象征一母腹，整件陶器融造型、雕塑、彩绘艺术于一体，被专家们确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史前雕塑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同期还出土了一套成系列的彩陶圆底鱼纹盆，其花纹依时间顺序依次为写实的鱼纹、抽象的鱼纹和变形的鱼纹。其中一件鱼纹盆直径达51厘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直径最大的鱼纹盆。　考古工作者研究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和窑址等实物资料后发现，8000年前后的大地湾先民采用了一种“内模敷泥法”，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制陶方法之一。大地湾出土彩陶，将中国彩陶文化产生的时间上溯到距今8000年到7000年的时间，这和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含有彩陶的两河流域的耶莫有文化与哈逊纳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更重要的是，这一发现也充分说明了我国黄河中、上游地区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区域之一，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就是中国彩陶的起源地。　大地湾陶器上的彩绘符号与刻画符号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有直线也有曲线，形状有竖道、箭头形、类 X形和植物关纹样。这些符号比过去国内最早发现的西安半坡陶器刻画符号的时间早了1000多年，且有一些符号与半坡符号基本一样。虽然这些神秘符号的意义至今未能破解，但专家们认为，它们可能就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已故著名学者郭沫若生前就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标记，可以肯定地

平原县远古社会文化史追考之三---千年解密

一个由南向北迁徙、并被埋没在黄河故道下的古俞国文/南雁北望

在历史长河中，古史中很少有资料提及古国，但他确实存在过，只是被黄河淹没后，很少人再记得他了。他就是在第二篇提到的，古鬲国被灭国也绝祀，平原大地上后继者----古俞国开始出现。

我们先看西周开始的（公元前1046年）到东周灭亡（公元前256年）时间段内的诸侯分布图，从中看看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西周全盛时有记载诸侯列国图

西周初年齐国也是30多平方公里小国。公元前1042年平定“三监之乱”，齐国协助平定薄姑等东夷叛乱后，其地盘收入薄姑之地。

东周的春秋时代，齐国与晋国相继称霸诸侯，成为一代霸主。

但通过从西周开始到东周以及春秋时代，不同时代诸侯地图，我们发现在今整个鲁西北大地上，没有一个诸侯存在，在当时属于古兖州之地、两河肥沃之地，怎么会成没人之地。这在诸侯林立、土地纷争的时代，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答案是一定有一个诸侯国，但不出门，后来被灭国，淹没在历史长河里，而且还有外因把的古城迹也被深深掩埋之地下。

这先听我们平原县西南二十里张官店当地祖祖辈辈流传几句民谣，称：“先有张官店，后有鱼鳞县（实为称：俞灵县）；没了鱼鳞县，还有张官店”。可以据此推测“鱼鳞或俞灵”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一个古城遗址有关。我们当从“俞”字入手 。 俞即鄃也。《辞海》、《词源》均言：俞yú、shù，通鄃。所以，俞、鄃二者通假可信也，可以说，汉字中原本没有鄃字，用俞假代，后西汉因设置鄃县，才有了地名专用的鄃字。古代文献多用俞，而不用鄃，盖此由也！俞灵城也可以看做有古俞国演变来的，“俞”之由来，据考古论证是殷商时期古俞伯国的首都“俞”。殷商时期在今山东省兖州西部有一个古俞国，位于今山东省梁山县一带，俞国的国君叫作俞伯。“俞”与“鱼”在远古是混用，“俞”为独木舟；“鱼”也是捕鱼、渔业，都能表达善于水上或在上水生活方国。“鳞”与“灵”古音相近。

古俞国虽不见甲骨卜辞，却在青铜器的铭文中有记载，晚商时代的古俞国是商王朝的骨干人员，俞国首领长期担任殷商王朝重要官职。

在商代第五次迁都之地，就出现一个“鱼”的方国名字，历史记录相符合。俞国（或鱼国）经济文明发达，有一支强大武装力量，支持商朝对南方作战，消灭林国（目的就是为铸造青铜器而掠夺铜矿资源）。通过晚晴出土七年青铜器铭文，说有“田俞”和“亚俞”是去驻守林国。

古俞（鱼）国的小臣犀尊

引以为豪的商代末期的东夷之战，就记载在青铜器“小臣犀尊”（现流失海外）的铭文中，清晰记载战后被褒奖的事：奖的情景：“丁子（巳），王眚（省）夔（kuí）庸，王易（赐）小臣艅夒贝，隹（唯）王来正人（征夷）方，隹（唯）王十祀又五，肜（róng）日。”铭文大意：丁子巳（祀）这天，商王帝辛巡视至夔庸（城），赏赐小臣艅（俞）夒贝（夒城的货币），以质嘉奖，因维帝辛十五，小臣艅（俞）跟随商王伐东夷的功绩。肜祭之日，小臣俞因此而制作铜器供子孙纪念。

关于商代俞国的结局，随着商朝的覆灭，古俞国也被周族征服，但应该没有被灭祀。随着近代考古，直到上世纪处，在平原县阚庄考古实物发现，被证明西周初期古俞国，在“三监之乱”后被迫迁封到了今山东平原县腰站镇北阚家庄（当地人也称“城子顶”），成了西周的一个伯爵小国，受鲁国管辖（同属古兖州）。这期间有西周青铜器“俞伯簋（gu）”、“俞伯卣（yu）”（清末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土于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境内的春秋早期铜器“鲁伯厚父盘”，铭文：“鲁伯厚父作仲姬俞媵盘。”以及“鲁伯大父簋”，铭文：“鲁伯大父作仲姬俞媵簋，其万年眉寿永宝用享。”姬俞，鲁国公主，即鲁伯厚（大）父的女儿，这是鲁君为女儿做的陪嫁媵器，女儿即将嫁往俞国，故称姬俞。这是鲁俞通婚证据。说明春秋早期俞国与鲁国关系友善，还有过联姻。

古俞国的俞伯簋

古俞国为什么没有记录于史书，更没有记载灭国事件，可以推断外因大，非战争灭国。

东周公元前771至公元前602年前晋国的范围从古冀州至太行山以东至古黄河之间，伴随春秋争霸开始扩展清河之间以北华北平原。周定五年时，即公元前602年，黄河在宿胥决口向东，与漳水合流，在河北盐山县入海。从此黄河改道，不断东移，甚至占领古清河古道以东，最终达平原县境内，也就是平原津。几百年泥沙堆积到东汉初年公元11年，长达613年淤积，已经形成长200多公里，宽50公里的黄河故渎（即沙河）。

可以说：古俞国在春秋中期已经臣服晋国或齐国，但真正灭国绝祀的是这次有史以来第一黄河决口，古俞国就这样慢慢淹没在黄沙之下，因不是战争灭国所以各国都无记载，“国之大事，祀与戎”。

齐晋会盟之地

黄河稳定后，也就成齐晋两国天然国界，齐国开始在晏地建城。公元前536年（即齐景公12年，晋平公22年），齐晋两国诸侯于平原西边古俞国的黄河渡口岸边筑台会盟，会盟台气势高大，巍然耸立，眼前河水汤汤，身后沃野千里。又因齐晋两国诸侯于夏季曾会盟于此，称为“夏盟”，故而得此地名“夏津”。所以夏津名字也起源地在平原境内。（《汉书》记载，在汉朝初年重置俞县时，县治所在今天平原县腰站镇王双堂村，也就北阚村的南边，两村紧邻。)也有资料说古俞国属齐，齐晋以衞河为界论，为齐国之西边边。《恩县志》记载，春秋时属齐国里丘。古俞灵方国也尝受黄河决口一支屯氏别河泛滥，城池受损，（此河古遗址就是王打挂窑厂向南之刘宁口河道，古遗迹宽几里地），再有齐国国力衰弱，所以齐国防线退守浦河——屯氏别河迤东。古俞伯国驻地也东移张官店东北，称张公城（也就是平原邑前身）。晋国在对岸重建古俞城，保持对峙，也应对当地民语“现有张官店，后有俞灵（鱼鳞）”说法。下篇继续讲解古俞国之后的----俞灵城。

所以古俞国灭亡时间大体在公元前602-536年之间的66年之内的事。

我们通过一层层揭示，把诸多事件串联起来，这样一个真实的古俞国就完整呈现我们眼前。古俞国可以分位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商王朝时代以及西周初年的周公于公元前1042年平定“三监之乱”；时间上限几乎与商族同步，属于“子”姓，后因封地得“俞”或“鱼”方国。后世得俞姓。

                古俞国北迁徙路线草图

第二阶段是从公元前1042年“三监”之乱后，被强迫北迁至平原县境内，到春秋中期（公元前在570年左右），大约五百年时间。

至于古俞国的文化遗迹全面展现，还需要考古专业人员继续艰苦不懈努力，像墓葬区可能更向北，马颊河在当时是不存在的，庞营村在现在地理地图上是最高点，还有二十多年前村里打深水井，也出现过大漏水的现象。希望将来有更多考古结果来填补本地区文化断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