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专门分析莫言《红高粱》的文学评论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以《红高粱家族》为中心

朱崇科

一 引言：系谱学视阈中的暴力书写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上，将暴力书写描述成一条蔚为大观的创作主线乃至潮流或许不乏争议，如果言及其独特别致的系谱学特征，恐怕少有人持异议。它们或直面现实人生的残酷、阴暗、丑陋，或旁觊心灵世界的冷漠、芜杂与扭曲，阴沈、滞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触目惊心之余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质”和思考终极关怀。粗略说来，从鲁迅的颇具规模的《狂人日记》、《孤独者》等到沈从文的“砍头”与“吃人”的《夜》，再到施蛰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从巴金的《灭亡》到萧红的《生死场》等，直至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寻根主义，时至今日，暴力书写已经成为一种显耀书写：残雪、刘震云、莫言、苏童、余华等等当代名家莫不涉此领域，甚至有些还因了商业因素的推动，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暴力奇观”。王德威在论述余华时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讳言，如果抛开道德伦理层面对暴力书写的负面判定，我们不难发现，暴力书写其实有它丰富又深刻的意义和美学探求，即“以其丰富的精神信息，构成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无情地击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将人们逼到不得不正视这种既陌生又真实的艺术图像的生存极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们唤发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热切的创造欲，将开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胀到极限。”2 惟其如此，我们对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势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书写则从那种强制力的普通定义引申开去，包含两大层面：主题内容和文体风格。一方面，暴力书写成为书写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3在此含义下，暴力也就体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象暴力）、言语暴力（如辱骂）等等。另一方面，从文体风格看，暴力书写是指一种暴力叙述风格，即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文体的暴力。它还可分为狂放不羁的“硬暴力”和细腻绵密的“软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选择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还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书写有其一贯性，但抵达《檀香刑》时可谓高峰凸现，但正因为如此，笔者舍弃了刻意书写暴力并达至巅峰的《檀香刑》而取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红高粱家族》为中心文本。 二 主题：暴力迷恋 某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以怎样的理论标签来丈量鲜活多变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见肘之处，魔幻现实主义的称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对暴力的书写却指向了迷恋的特征，颇有魔幻色彩。我们可以称之为辐射型暴力奇观。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并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书写和性并非他的至爱，但实际上，暴力美学范畴和对暴力书写的执着却在在客观显示出他对暴力的迷恋。“用一支笔制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长项。久而久之，莫言脸上原本可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迹从《透明的红萝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学范畴，中文视野内已无人出其右。”4 某种意义上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与生命的疯狂式执着，可谓是“暴力的狂欢”。王德威指出，“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5 《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观往往以身体暴力为中心，形成一种散发式辐射型暴力呈现。最令人怵目惊心的莫过于活剥“罗汉大爷”的暴力场景。莫言对此似乎有种享受式的痴迷，他对整个场景的书写可谓巨细无遗：无论是描述整个过程的宏观流程，还是每一个部位的微观审视。比如当他述及两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状态时，就不无暴力的指出，“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日本兵拖着瓷盘，从民夫面前，从男女老幼们面前慢慢走过。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 当然，单纯如此判断并定性莫言对暴力的变态迷恋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场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对暴力的宣*式呈现才会激起亲历者、旁观者（包含读者）对日本侵略中国、草菅人命的残暴方式的痛恨，同时在小说内部也推动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发与实践。 莫言自然有他独到的民间叙事与抒情方式，在《红高粱家族》中，他的对“高密”野史世界的还原与创造式书写以及对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的实践都闪烁着少见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说中著名的“野合”场景描写在蒙上了些许朴素的浪漫色彩之余，却同时彰显出其中扑面而来的肉欲气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民间式的云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欲望期待中也游走着浓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鳌（名字就有一股霸气）的“粗暴”和“刚劲”引发了奶奶“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肉体的狂欢、暴力、勃发、对话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展开了。 不仅如此，在莫言的笔下还涌动着对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绘。比较典型的，如“枪”（同时它也隐喻了男根）以及与此相关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驳火场景等等都表现了暴力的极受作者关注。与身体有关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酿造、饮用和军事用途等）以及种种帮派的强盗式欲望（不同势力在争斗中的占有和攫取等）较力中都弥漫了暴力的风采。 同时，我们在考察个体的行径与轨迹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暴力倾向。小说中的“奶奶”就是一个代表，无论是她与“爷爷”、黑眼等人的爱恨情仇，还是她的慷慨就义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书写更多表现出大气、狂放的一面，阳刚气十足。 张闳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学上的问题，而同时，甚至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风格学（或文体学）上的问题。狂欢化的文体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6无独有偶，王德威在论述莫言的时候也心有戚戚，“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他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的写作姿态及形式，本就是与历史对话的利器。正经八百的评论莫言——包括本文在内——未免小看了他的视野及潜力。”7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同样也典型的表现了其狂欢风格和文体的扩张性。 在莫言的这部小说中，盈荡着一种敢爱敢恨、敢做敢当、怒则大吼、痛则大叫的英雄气概和言语霸气。无论是塑造栩栩人生、鲜活跳跃的各类单个人物，还是描述其纠缠不清、善恶难辨的诸种举动与复杂关系；无论是描摹客观或诗意风景，还是勾勒种种激烈场域，莫言的那极具感官性的文字无不张力十足、喷薄而出，显出一种狂放又阳刚的暴力姿彩。 随手拈来，莫言在书写“我奶奶”与王文义妻子被日本人机枪射杀的场景就汪洋恣肆的写到，“奶奶倒地后，王文义妻子那颗长方形的头颅上，迸出了红黄相间的液体，溅得好远好远，溅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亲看到这个小个子女人中弹之后，后退一步，身体一仄，歪在了堤南边，又滚到河床上。她挑来的那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另一桶也倾倒，汤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铁桶中的一只，跌跌撞撞跳进河，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着，从哑巴的面前漂过，在桥墩上碰撞几下，钻过桥洞，又从余司令从我父亲从王文义从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过。”（重点号为笔者加注） 在这段话中作者先后以叙述人的客观视角和父亲的视角衔接论述仆地场景，同时又不断以重复和丰富的形象词汇加强气势，突破并超越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风格。 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莫言的辱骂手法，它同样也是一种语言暴力，“辱骂是‘民间性’因素里最激进的一种方式这种将生与死、高雅与卑下、强权与弱势界限搅乱的辱骂，正是‘民间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恒的力量之一。”8辱骂在《红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复的功用和特征，但其暴力色彩却不约而同。如余占鳌和日本人血拼将近尾声时，冷支队长装模作样的赶来支持。余对这种背信弃义义愤填膺，在回答冷的话语时，他只有一句，“狗娘养的！”既是反击冷的阴险，又是对因此死难兄弟的牺牲鸣不平。又比如，当小说中“父亲”在看到日本汽车逼近紧张不已时，余司令严厉的喝道，“兔崽子，别动！”这种责骂既是对“父亲”的爱护和安慰，又是一种劝责。而在“我奶奶”的另一个情人黑眼在从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讯时，黑眼怒冲冲地说，“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里也给毁了！”这种怒骂中既包含了对余的不满，也夹杂了对“我奶奶”的深沉爱意。当然，辱骂的场景和功用在其中还有更林林总总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讲，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书写的狂放风格可谓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话语言说者的独特品格。 四 功用与内因：拯救的尴尬 仅仅蜻蜓点水言及莫言对暴力书写有迷恋倾向是远远不够的，也有失客观。暴力书写显然有其复杂功用。一方面，暴力书写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生或现实的独特观照姿态，他以此方式重写了自己心中的历史图像和景观，点评、总结或提炼他们对人生的高度体认；另一方面，暴力书写的巨大弹性空间和灵活限度给他们的策略创新与书写内在逻辑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论，“‘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约定进入他们的视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为仅仅充当创作主体建构文学世界的一个借口。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使得创作过程更易摆脱既有经验事实的牵制，沿着创作主体的幻想线路长驱直入。而暴力恰恰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绝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时，他的暴力书写也丰富了该书写自身的历史，开拓了另类的书写模式和叙事风格。 有论者在批评莫言《檀香刑》的过度暴力迷恋时，却顺手牵羊批评道，“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10显然，这种画蛇添足的评论是对莫言暴力书写丰富内涵的误读和简单化。 1对退化的纠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书写其实主要就是对现代文明相对退化的纠偏。在莫言那里，现代文明在实现器物的进步的同时，却造成生命力的萎缩，在他看来，沉潜、鲜活的民间才是纠偏的源泉，而暴力书写只是一种策略。王德威就认为，莫言反击了“退化史观。作为家族传人，《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只能遥想当年父母的英勇行径，或更难堪的：追忆他们日后在种种革命及运动中所受的磨难。”11 通读《红高粱家族》，我们不难感受到，接二连三的暴力场景、话语等扑面而来，仿佛是扫除病态与柔弱的催化剂，它为整个文坛带来一股势不可挡的生命力感和阳刚之气：无论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爱情释放与奔放激情，还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壮怀激烈，无论是酒神曲中荡气回肠的生命豪情，还是从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为这种刻骨铭心唏嘘不已。如人所论，“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在这里。”12 2拯救的吊诡。莫言反击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却偏偏是暴力书写，他书写暴力，也“反抗”暴力。问题在于，他的暴力书写在为这种退化注入阳刚之气的同时，却也形成了纷纷扰扰的叙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奋之余，却又有冗长和絮叨之感。换句话说，莫言小说中无节制的意义撒播和言辞的泛滥在对抗退化的同时，却又反映了背后的深层空虚，甚至失语，这实在又反映了人类自身悖谬的困境，无论是扩张性的意义表述，还是放纵不羁的文体。 但总体而言，莫言有意识的拯救意识让他能够使暴力发挥强大的震撼力和积极作用。陈思和认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13 本文原刊于台北《文讯》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伤痕即景 暴力奇观〉，见《读书》1998年第5期，页113。 2 摩罗〈破碎的自我：从暴力体验到体验暴力——《非人的宿命——论〈一九八六年〉》之一〉，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页58。 3 倪伟〈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页57。 4 〈畅销书封面上的13张嬉皮笑脸〉，详可参《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台北：麦田，2002），页254。 6张闳〈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05期，2000年9月，页88。具体可参页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66。 8 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见《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页40。 9 叶世祥〈近年小说创作中暴力描写热原因探析〉，见《温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页17-18。 10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页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58。 12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之子——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页96。详可参页95-99。 13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页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于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广州中山大学文学学士、硕士，今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佛光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港台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等。专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1、《守候文学之门——当代文学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获甘肃省第六届敦煌文艺奖一等奖。

2、《西部文学论稿》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获甘肃省第五届敦煌文艺奖二等奖。 《审美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全国统编教材，撰写一章，3万多字。

《大学语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撰写2万字。

《公务员应用写作教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副主编。撰写12万字。 1、《西部长篇小说创作的缺失》，《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21世纪年度文学评论选·2006文学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全文选载；《文学报》2006年4月20日论点摘编；《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卡》2006年3期选摘。

2、《艰难的突围与挣扎——新世纪西北中短篇小说论》，《文艺争鸣》2008年8期。

3、《底层叙事如何超越》，《人民日报》2008年1月17日。3000字。《文学报》2008年1月31日摘发。

4、《乡土文学如何突破》，《人民日报》2008年4月6日。3000字。《文学报》2008年5月1日摘发。

5、《作家的胸襟与作品》，《人民日报》，2008年9月18日。

6、《田小娥论》，《小说评论》2008年4期。

7、《〈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派批评的症候》，《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有专文商榷。

8、《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四个阶段及文化心态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贾平凹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9、《西部文学的误区》，《文艺报》2007年9月6日。

10、《文学批评的伦理底线及其批评家的主体建构》，《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6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2005年6期选载。

11、《论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创作误区与文化心态》《社科纵横》2005年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6年3期索引。

12、《韩石山：贬鲁崇胡为哪般？》，《社科纵横》2006年9期。

13、《雷达散文里的青春气象》，《北京文学》2008年3期。《黄河文学》2008年第5期转载。

14、《高扬人性的艺术探索》，《小说评论》2003年6期。

15、《乡土叙述的困境》，《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8日。

16、《高校沦落中的女性挣扎》，《作品与争鸣》2006年11期。

17、《正在崛起的甘肃小说群落》，《文艺报》2006年11月9日。

18、《忧患生于安乐》，《文艺报》2009年4月23日。

19、《庄之蝶：肉体的狂欢与灵魂的救赎》 《中州大学学报》2009年2期。

20、《乡土散文写作的探索与误区》，《飞天》2005年11期。

21、《众声喧哗后面的焦虑》，《飞天》2005年2期。

22、《王充闾散文的一种解读》，《山西文学》2005年4期。

23、《浩然：一个时代的结束》，《时代文学》2008年5期。署名：阳光。

24、《象牙塔里的呓语与希望》，《飞天》2008年6期。

25、《打碎文学的名缰利锁》，《文学自由谈》2008年4期。

26、《激情燃烧后的文体探索》，《人民日报》2005年3月31日。

27、《我们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战争小说》，《山西文学》2006年4期。

28、《〈平凡的世界〉中的“不平凡”》，《山西文学》2005年2期。

29、《直面文坛的李建军》，《中国文化报》2008年2月19日。

30、《当代文学怎么了》，《时代文学》2009年3期。

31、《个性胡风》，《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12日。

32、《热爱老大哥与奥威尔》，《书屋》2009年11期。

33、《粗野是一种力量》，《文艺报》2009年7月3日。

34、《〈小团圆〉与张爱玲的创伤记忆》，《中州大学学报》2009年6期。

35、《怀念英雄的时代》，《文艺报》2010年1月13日。

36、《天籁之音，源自何方》，《飞天》2010年5期。

37、《文学的技术与灵魂》，《小说评论》2010年4期。

38、《在汉字里回家》，《延河》2010年6期。

39、《挑战自我和艺术的极限》，《小说评论》2011年1期。

40、《当“文学”成为“我”》，《飞天》2011年5期。

41、《暧昧、混乱里的反抗绝望》，《飞天》2011年4期。

42、《文学与形式》，《文艺报》2011年1月10日。

43、《技术时代的文学阅读》，《文艺报》2011年7月13日。

44、《雷达论》，《南方文坛》2012年5期。

45、《杨显惠论》，《扬子江评论》2012年2期。

46、《张爱玲：恐惧阴影里的天才》，《天津文学》2012年11期。

47、《形式与文学的生长》，《西北军事文学》2012年2期。

48、《阿信论》，《黄河文学》2012年2期

49、《马作的卢飞快——甘肃中短篇小说扫描》，《芳草》2012年3期。

50、《甘肃精神的文学表达》，《飞天》2012年10期。

51、《陈忠实与宣纸本《白鹿原》》，《延安文学》2012年5期。

52、《黑暗的恐惧之影》，《文学自由谈》2012年2期。

53、《艺术可以如此无耻吗？》，《文字自由谈》2012年1期。

54、《技术时代的文学阅读》，台湾《新地》2012年3期。

55、《甘肃精神的文学表达——《飞天》10期报告文学专号读后》，《飞天》2012年第10期

56、《玩弄技巧者最终死于技巧——读侯川<从灵魂出发>》，侯川《从灵魂出发·序》（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

57、《富于穿透力的声音》，《文学界》2013年1期。6500字。　　58、《人还是不能写比自己高的东西——《白门柳》论》，《新文学评论》2013年1期，中国新文学学会。　　59、《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当代文坛三十年评论精选》，四川省作家协会。　　60、《马作的卢飞快——甘肃中短篇小说论》，《天马行空——甘肃文学八骏图文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　　61、《长篇小说热与作家的文体意识》，《甘肃日报》2013年9月12日。　　62、《批评是一种稀有的才能》，《甘肃日报》2013年7月18日 1、《歌哭无端纸一堆》，《2009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10。

2、《孤独地走过兰州街道》，《2010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11。

3、《残酷的成语》，《2011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12。

4、《谁能逾越静默》，《2012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13年。

5、《天上的日喀则》，《西部散文选刊》2011年3期。

6、《走向死地的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2008年2期。

7、《打碎文学的名缰利锁》，《文学自由谈》2008年4期。

8、《学术繁荣的背后》，《文学自由谈》2010年4期。

9、《热爱老大哥与奥威尔》，《书屋》2009年11期。

10、《歌哭无端纸一堆》，《华夏散文》2009年8期。

11、《孤独地走过兰州街道》，《雨花》2010年6期。

12、《诸佛也是有情众生》，《兰州文苑》2008年

13、《一座城市的记忆》，《延河》2008年11期。

14、《说出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更难》，《西湖》2008年2期。

15、《武夷山邂逅朱熹记》，《文化月刊》2007年8期。

16、《夜之暗》，《华夏散文》2009年11期。

17、《个性胡风》，《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15日。

18、《人生是爬满虱子的华美袍子》，《作品》2009年1期。

19、《我用文字救自己》，《雨花》2009年4期。

20、《近源头而居者，断难流离》，《散文世界》2009年4期。

21、《秦腔》，美国《侨报》2010年3月3日。

22、《生命的热度——读萧红《呼兰河传》》，美国《侨报》2010年5月1日。

23、《爷爷的小曲》，美国《侨报》2010年10月19日。

24、《文学批评：在学术的名义下死亡》，《山西文学》2007年8期。

25、《把房门关紧，别让风吹开》，《飞天》2010年11期。

26、《绝唱：逝去的武林》，《兰州文苑》2011年

27、《我们都是边塞的文学批评者——牛学智与他的文学批评》，《新疆日报》2011年4月19日。

28、《蔵行记》，《海燕》2011年1期。

29、《残酷的成语》，《雨花》2011年2期。

30、《所有的灯盏都暗下去了》，《黄河文学》2011年3期。

31、《《红楼梦》：谁都可以续得吗》，《兰州日报》2011年4月20日。

32、《卓别林的伟大在哪里》，《雨花》2011年9期。

33、《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台湾《新地》2011年秋之卷。

34、《黑暗中发光的声音》，《甘肃日报》2011年11月17日。

35、《读萧红《呼兰河传》，《兰州日报》2011年12月24日。

36、《秦腔》，《兰州日报》2011年12月14日。

37、《在兰州——进入灵魂的事物》，2011年12期。

38、《满嘴跑火车的文学史——读孔庆东《国文国史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全讲》，《文学报》2011年12月29日。

39、《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冬日看杨海燕写字》，《民族日报》2012年2月29日。

40、《复于天上见深渊——读《卫俊秀日记全编》》，《金城》2012年3—4期。

41、《只在僻处自说》，《甘肃日报》1月22日。

42、《青草的爱抚，胜于人类的手指》，台湾《新地》2012年冬之卷。

43、《回到汉字》，《甘肃日报》2012年2月20日。

44、《通渭小曲里永生的爷爷》，《飞天》2012年3期。

45、《爷爷的小曲》，《散文百家》2012年4期。

46、《打开你的身体》，《文学界》2012年6期。

47、《骨血里的文化》，《雨花》2012年7期。

48、《艺术不可如此》《杂文月刊》（选刊本）2012年7期。

49《定西散记》，刊《飞天》2012年8期

50、《陈忠实与宣纸本《白鹿原》》，《延安文学》2012年5期。

51、《谁能逾越静默》，《黄河文学》2012年9期。

52、《文学还能更好些吗》，《文学报》2012年11月8日。

53、《张爱玲：恐惧阴影里的天才》，《天津文学》2012年11期。

54、《那一点隐痛却是致命的》，《甘肃日报》2012年12月31日。

55、《迟到的阅读》，《作品》2009年4期。

56、《自己说》，《华夏散文》2010年3期。

57、《梦都装在行囊中》，《华夏散文》2009年12期。

58、《马西园：落笔即千山》，《马西园书画集》，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

59、《好雨雅集序》，《书法导报》2013年1月23日。

60、《给陈丹青当粉丝》，《中国艺术报》2013年2月1日。

61、《**与文学的分与合》，《中国艺术报》2013年5月6日。　　62、《奶奶的记忆》，《雨花》2013年5期。　　63、《苍苍者天茫茫水》，《笔尖下的西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64、《虚无主义站在门槛上》，《黄河文学》2013年8期。　　65、《孤独地走过兰州街道》，《美丽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　　66、《爷爷的通渭小曲》《中国艺术报》2013年12月16日。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以《红高粱家族》为中心

朱崇科

一 引言：系谱学视阈中的暴力书写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上，将暴力书写描述成一条蔚为大观的创作主线乃至潮流或许不乏争议，如果言及其独特别致的系谱学特征，恐怕少有人持异议。它们或直面现实人生的残酷、阴暗、丑陋，或旁觊心灵世界的冷漠、芜杂与扭曲，阴沈、滞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触目惊心之余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质”和思考终极关怀。粗略说来，从鲁迅的颇具规模的《狂人日记》、《孤独者》等到沈从文的“砍头”与“吃人”的《夜》，再到施蛰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从巴金的《灭亡》到萧红的《生死场》等，直至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寻根主义，时至今日，暴力书写已经成为一种显耀书写：残雪、刘震云、莫言、苏童、余华等等当代名家莫不涉此领域，甚至有些还因了商业因素的推动，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暴力奇观”。王德威在论述余华时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讳言，如果抛开道德伦理层面对暴力书写的负面判定，我们不难发现，暴力书写其实有它丰富又深刻的意义和美学探求，即“以其丰富的精神信息，构成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无情地击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将人们逼到不得不正视这种既陌生又真实的艺术图像的生存极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们唤发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热切的创造欲，将开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胀到极限。”2 惟其如此，我们对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势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书写则从那种强制力的普通定义引申开去，包含两大层面：主题内容和文体风格。一方面，暴力书写成为书写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3在此含义下，暴力也就体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象暴力）、言语暴力（如辱骂）等等。另一方面，从文体风格看，暴力书写是指一种暴力叙述风格，即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文体的暴力。它还可分为狂放不羁的“硬暴力”和细腻绵密的“软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选择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还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书写有其一贯性，但抵达《檀香刑》时可谓高峰凸现，但正因为如此，笔者舍弃了刻意书写暴力并达至巅峰的《檀香刑》而取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红高粱家族》为中心文本。 二 主题：暴力迷恋 某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以怎样的理论标签来丈量鲜活多变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见肘之处，魔幻现实主义的称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对暴力的书写却指向了迷恋的特征，颇有魔幻色彩。我们可以称之为辐射型暴力奇观。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并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书写和性并非他的至爱，但实际上，暴力美学范畴和对暴力书写的执着却在在客观显示出他对暴力的迷恋。“用一支笔制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长项。久而久之，莫言脸上原本可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迹从《透明的红萝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学范畴，中文视野内已无人出其右。”4 某种意义上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与生命的疯狂式执着，可谓是“暴力的狂欢”。王德威指出，“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5 《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观往往以身体暴力为中心，形成一种散发式辐射型暴力呈现。最令人怵目惊心的莫过于活剥“罗汉大爷”的暴力场景。莫言对此似乎有种享受式的痴迷，他对整个场景的书写可谓巨细无遗：无论是描述整个过程的宏观流程，还是每一个部位的微观审视。比如当他述及两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状态时，就不无暴力的指出，“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日本兵拖着瓷盘，从民夫面前，从男女老幼们面前慢慢走过。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 当然，单纯如此判断并定性莫言对暴力的变态迷恋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场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对暴力的宣*式呈现才会激起亲历者、旁观者（包含读者）对日本侵略中国、草菅人命的残暴方式的痛恨，同时在小说内部也推动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发与实践。 莫言自然有他独到的民间叙事与抒情方式，在《红高粱家族》中，他的对“高密”野史世界的还原与创造式书写以及对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的实践都闪烁着少见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说中著名的“野合”场景描写在蒙上了些许朴素的浪漫色彩之余，却同时彰显出其中扑面而来的肉欲气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民间式的云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欲望期待中也游走着浓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鳌（名字就有一股霸气）的“粗暴”和“刚劲”引发了奶奶“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肉体的狂欢、暴力、勃发、对话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展开了。 不仅如此，在莫言的笔下还涌动着对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绘。比较典型的，如“枪”（同时它也隐喻了男根）以及与此相关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驳火场景等等都表现了暴力的极受作者关注。与身体有关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酿造、饮用和军事用途等）以及种种帮派的强盗式欲望（不同势力在争斗中的占有和攫取等）较力中都弥漫了暴力的风采。 同时，我们在考察个体的行径与轨迹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暴力倾向。小说中的“奶奶”就是一个代表，无论是她与“爷爷”、黑眼等人的爱恨情仇，还是她的慷慨就义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书写更多表现出大气、狂放的一面，阳刚气十足。 张闳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学上的问题，而同时，甚至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风格学（或文体学）上的问题。狂欢化的文体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6无独有偶，王德威在论述莫言的时候也心有戚戚，“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他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的写作姿态及形式，本就是与历史对话的利器。正经八百的评论莫言——包括本文在内——未免小看了他的视野及潜力。”7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同样也典型的表现了其狂欢风格和文体的扩张性。 在莫言的这部小说中，盈荡着一种敢爱敢恨、敢做敢当、怒则大吼、痛则大叫的英雄气概和言语霸气。无论是塑造栩栩人生、鲜活跳跃的各类单个人物，还是描述其纠缠不清、善恶难辨的诸种举动与复杂关系；无论是描摹客观或诗意风景，还是勾勒种种激烈场域，莫言的那极具感官性的文字无不张力十足、喷薄而出，显出一种狂放又阳刚的暴力姿彩。 随手拈来，莫言在书写“我奶奶”与王文义妻子被日本人机枪射杀的场景就汪洋恣肆的写到，“奶奶倒地后，王文义妻子那颗长方形的头颅上，迸出了红黄相间的液体，溅得好远好远，溅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亲看到这个小个子女人中弹之后，后退一步，身体一仄，歪在了堤南边，又滚到河床上。她挑来的那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另一桶也倾倒，汤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铁桶中的一只，跌跌撞撞跳进河，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着，从哑巴的面前漂过，在桥墩上碰撞几下，钻过桥洞，又从余司令从我父亲从王文义从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过。”（重点号为笔者加注） 在这段话中作者先后以叙述人的客观视角和父亲的视角衔接论述仆地场景，同时又不断以重复和丰富的形象词汇加强气势，突破并超越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风格。 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莫言的辱骂手法，它同样也是一种语言暴力，“辱骂是‘民间性’因素里最激进的一种方式这种将生与死、高雅与卑下、强权与弱势界限搅乱的辱骂，正是‘民间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恒的力量之一。”8辱骂在《红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复的功用和特征，但其暴力色彩却不约而同。如余占鳌和日本人血拼将近尾声时，冷支队长装模作样的赶来支持。余对这种背信弃义义愤填膺，在回答冷的话语时，他只有一句，“狗娘养的！”既是反击冷的阴险，又是对因此死难兄弟的牺牲鸣不平。又比如，当小说中“父亲”在看到日本汽车逼近紧张不已时，余司令严厉的喝道，“兔崽子，别动！”这种责骂既是对“父亲”的爱护和安慰，又是一种劝责。而在“我奶奶”的另一个情人黑眼在从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讯时，黑眼怒冲冲地说，“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里也给毁了！”这种怒骂中既包含了对余的不满，也夹杂了对“我奶奶”的深沉爱意。当然，辱骂的场景和功用在其中还有更林林总总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讲，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书写的狂放风格可谓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话语言说者的独特品格。 四 功用与内因：拯救的尴尬 仅仅蜻蜓点水言及莫言对暴力书写有迷恋倾向是远远不够的，也有失客观。暴力书写显然有其复杂功用。一方面，暴力书写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生或现实的独特观照姿态，他以此方式重写了自己心中的历史图像和景观，点评、总结或提炼他们对人生的高度体认；另一方面，暴力书写的巨大弹性空间和灵活限度给他们的策略创新与书写内在逻辑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论，“‘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约定进入他们的视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为仅仅充当创作主体建构文学世界的一个借口。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使得创作过程更易摆脱既有经验事实的牵制，沿着创作主体的幻想线路长驱直入。而暴力恰恰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绝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时，他的暴力书写也丰富了该书写自身的历史，开拓了另类的书写模式和叙事风格。 有论者在批评莫言《檀香刑》的过度暴力迷恋时，却顺手牵羊批评道，“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10显然，这种画蛇添足的评论是对莫言暴力书写丰富内涵的误读和简单化。 1对退化的纠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书写其实主要就是对现代文明相对退化的纠偏。在莫言那里，现代文明在实现器物的进步的同时，却造成生命力的萎缩，在他看来，沉潜、鲜活的民间才是纠偏的源泉，而暴力书写只是一种策略。王德威就认为，莫言反击了“退化史观。作为家族传人，《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只能遥想当年父母的英勇行径，或更难堪的：追忆他们日后在种种革命及运动中所受的磨难。”11 通读《红高粱家族》，我们不难感受到，接二连三的暴力场景、话语等扑面而来，仿佛是扫除病态与柔弱的催化剂，它为整个文坛带来一股势不可挡的生命力感和阳刚之气：无论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爱情释放与奔放激情，还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壮怀激烈，无论是酒神曲中荡气回肠的生命豪情，还是从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为这种刻骨铭心唏嘘不已。如人所论，“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在这里。”12 2拯救的吊诡。莫言反击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却偏偏是暴力书写，他书写暴力，也“反抗”暴力。问题在于，他的暴力书写在为这种退化注入阳刚之气的同时，却也形成了纷纷扰扰的叙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奋之余，却又有冗长和絮叨之感。换句话说，莫言小说中无节制的意义撒播和言辞的泛滥在对抗退化的同时，却又反映了背后的深层空虚，甚至失语，这实在又反映了人类自身悖谬的困境，无论是扩张性的意义表述，还是放纵不羁的文体。 但总体而言，莫言有意识的拯救意识让他能够使暴力发挥强大的震撼力和积极作用。陈思和认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13 本文原刊于台北《文讯》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伤痕即景 暴力奇观〉，见《读书》1998年第5期，页113。 2 摩罗〈破碎的自我：从暴力体验到体验暴力——《非人的宿命——论〈一九八六年〉》之一〉，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页58。 3 倪伟〈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页57。 4 〈畅销书封面上的13张嬉皮笑脸〉，详可参《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台北：麦田，2002），页254。 6张闳〈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05期，2000年9月，页88。具体可参页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66。 8 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见《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页40。 9 叶世祥〈近年小说创作中暴力描写热原因探析〉，见《温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页17-18。 10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页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58。 12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之子——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页96。详可参页95-99。 13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页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于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广州中山大学文学学士、硕士，今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佛光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港台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等。专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流氓

远古时代，“流氓”一词并无贬义，“氓”指的是民，“流氓”则指失去土地和家园的游民或流民。但在词义的历史变迁中，流氓一词逐渐缩小了其指称对象范围，“流氓”一词一般用以指称“游民阶层中的腐败分子”。[1]文明社会中，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从社会道德角度看，“流氓”这个语汇的日常含义都毋庸置疑。作为一个贬义词，“流氓”指僭越常态伦理的若干越轨、不法乃至罪恶的言行。

十分有趣的是，这个社会学的概念竟然是中国新文学批评史之中一个活跃的范畴。批评家对“流氓”的理解呈现出有趣的两面性。一方面，在部分人心目中，它似乎与平民化或者叛逆精神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亲近关系，因此不仅不会遭到排拒，反而让一些人引以为荣。早在世纪初，曾有人批评《新青年》措词过于激烈和走极端，对此，陈独秀的回答是：“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强调，……‘除恶务尽’，还有什么客气呢？”[2]周作人同样将流氓与绅士相对举，表述两种不同的文学或文化精神。他在《两个鬼》一文中就称自己的灵魂里有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我爱绅士的态度和流氓的精神。”[3]但事实上，正如今日学者钱理群、倪墨炎等所说的，徘徊于叛徒与隐士、流氓与绅士之间，始终是周作人的真实精神状态。[4]二十年代，创造社中也有人喜欢“流氓”精神。他们的小型刊物《幻洲》刊载过亚灵写的倡导“新流氓主义”的长文，所谓“新流氓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幻州》还特辟了“骂人章”登载了不少骂人文章，如《蒋光赤休要臭得意》之类。

另一面，“流氓”却被毫不犹豫地视为文坛的一种恶劣品行而遭到批评家的谴责。1930年，鲁迅在《萌芽月刊》上发表短文《流氓的变迁》，回顾了流氓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文末点出对“革命家”张资平小说的批评，不久，这种批评更为尖锐，张资平的低俗趣味被鲁迅一符号以蔽之：“△”。[5] 1931年，鲁迅发表《上海文艺之一瞥》，谴责上海的“文艺流氓”和“流氓文艺”。从“新流氓画家”的“斜眼画”到流氓气的**，从晚清民初趣味低下的狭邪小说到三十年代“拜了流氓做老子”的文学家，上海文艺史上的“才子加流氓”传统受到有力的抨击。鲁迅特别指出，创造社“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他如此界定流氓：“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6]表现出作者对“巧滑善变，毫无特操”一类文人的极度厌恶。鲁迅对流氓性的批判不限于文坛，他对历史上“寇道式”江湖游民、汉高祖式的无赖都曾有过讽刺揭露，应是他的国民性思考的组成部分。1941年，王元化的《九尾龟》一文秉承鲁迅遗风，不仅批评旧上海流氓的刁钻下流行径，更指责流氓文学家脸皮太厚。文章认为章秋谷是上海流氓才子的鼻祖，也是作者张春帆的自画像，其流氓才子的面目显露无遗。

在20世纪90年代，“流氓”一词重新出现在文学批评中。这首先与王朔反崇高的痞子文学的流行有关。在王朔90年代前期的部分小说，如《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和《顽主》中，王朔通过游戏调侃的话语方式对自己和生活进行戏谑与嘲弄，企图藉此打破传统的社会道德观与价值观。这显然具有亚文化的反叛性，他也因此被称为“90年代流氓话语的最初言说者”。王朔热引发了关于“痞子文学”的热烈讨论。一些人肯定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所包含的文化反叛精神，认为王朔“使用流氓武器”目的是“打翻深植于传统中的流氓基因”，肯定其使用的“流氓战术”。[7] 而更多论者如王元化、何满子、王彬彬、朱学勤、林贤治、邓晓芒、单正平、刘烨园，则对痞子文学持否定态度。人们试图挖掘王朔“流氓文化”背后深层的政治、历史与文化根源。王彬彬的《流氓的变迁》袭用了当年鲁迅的题目，其意显然在于否定王朔的痞子/流氓话语，他从王朔的话语中嗅到“大院文化”的气息，认为王朔对“大院文化”的叛逆只是一种假面，骨子里仍然是“大院子弟”，他的痞子文学和流氓话语恰恰体现了“典型的官场准则”[8]；朱学勤则指出王朔的痞子文学是对平民文化的冒充，是“痞子习气的隔代遗传”、“流氓的第二次成功”，而王朔流氓话语的流行则反映了90年代知识界精神的虚脱、虚无和失败。这种虚无的高雅版是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粗俗版正是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9]；刘烨园则指出王朔“粗痞文化的新根系”源自历次“政治运动”/“思想运动”/“痞子运动”的总根系，[10]。也有人辨析王朔与儒佛道文化传统的关系，认为他的作品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一种文化堕落、人格崩溃的象征。但由于它揭了中国文化的老底，它就具有一个时代转型的代表性，让人反省。”[11]

王元化在《邂逅草书话》题下收录了三篇书话：近年的《谈诙谐》和《〈幻洲〉记略》以及1941年写的《九尾龟》。分别谈当年的“詈骂文学”、“新流氓主义”和“才子加流氓” 的文学鼻祖，为当代文场的“痞子文学”追了根。《谈诙谐》一文专谈当年“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而“失掉了人间的诙谐”的“冷话”（鲁迅语），“冷话”家把托尔斯泰叫作托尔斯小，马克思叫作牛克斯，达尔文叫作达我文，克鲁泡特金叫作克鲁屁特金，将一切理想和文化骂倒。其否定一切理想、崇高、人类的尊严等与现今之“痞子文学”异曲同工。《〈幻洲〉记略》揭了提倡“新流氓主义”的《幻洲》半月刊的老底，指出“新流氓主义”者宣称“骂是争斗的开始”，其才子加流氓的特征，充分表现在说脏话、骂下流话上。“鲁迅不仅批评了创造社的‘流氓加才子’气，晚年在答徐懋庸那篇文章里，还谈到当时文坛的某种类型人物，他用了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用语‘破落户的飘零子弟’去称呼他们……很值得玩味。”当今的“痞子文学”继承且光大了前辈“新流氓主义”的脏话连篇、以下流话作秀等恶习，“痞子文学”是“飘零子弟”泄愤和向上爬的手段。王元化认为：老式的流氓加才子，进化型的“新流氓主义”，以及当今的“痞子文学”，显然一脉相承。老式流氓才子的自命风流、逞才自炫，“新流氓主义”的愤世嫉俗、虚声勇决，都不成气候，徒留笑柄；而今日的“痞子文学”，却招蜂引蝶，市场火爆，与前两者质地相同且更加恶劣。[12]

90年代以来，“流氓”一语在文论中的活跃，也与朱大可有关。1994年，朱大可发表了题为《流氓的精神分析》的“宏论”。他以“精神分析”的方式梳理了“流氓”的历史谱系：第一代是丧地者，第二代是丧国者，第三代是丧本者。令人触目的是他把禹、李世民、洪秀全、李白、杜甫、《水浒传》、竹林七贤、徐渭等都放置在“流氓”这一范畴之中。文章的结尾，朱大可说：“对中国流氓精神的反思与批判，指涉了一个我所关注的历史性难题：尽管这流氓国度充满着人与土地、国家以及人的本文与言说的巨大断裂，但它却从未真正拥有过那种人与神的分离以及由这分离所引发的无限苦痛。……流氓吞噬了人的精神性无限上升的可能。”[13]朱大可显然把他自己所设定的“流氓精神”看作中国文化的某种主导精神加以否定，进而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这一非学理性的“精神分析”事实上是历史上那些激进的反传统观念的当代玄学版。这显然迥异于五四时期杜亚泉以及今日学人王学泰等对游民/流氓文化的学理性梳理。

有意思的是，对“流氓”进行精神分析并企图用“终极信念”和“后现代主义”向“流氓”宣战的朱大可本人也被他人指控为“流氓批评家”。李建军的《话语刀客与“流氓批判学”的崛起》就把朱大可称为“话语刀客”和“口水批评家”。文章指出：朱大可的《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把鲁迅说成“远离爱语”的疯狂的“政治仇恨和暴力的化身”，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朱大可之类的话语刀客为攻击鲁迅“不惜学习流言家的手段和长舌妇的做派，虚构出一个被温香软语缭绕的‘情欲’场境和‘风情’故事。” 这类流氓批评家具有一种“偏执的主观主义”，习惯于在没有节制地运用夸张、比喻、象征等话语修辞和高度意象化、华丽的语言表象的掩盖下，进行欺诈的、诽谤的、煽情的流氓批评。[14]

注释：

[1]王学泰《从流氓谈到游民、游民意识》，见刘鹤守等编，《皇帝与流氓》第238页，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 《新青年》五卷六期“通信栏”

[3]张明高 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二集第39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4]参见钱理群《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5]鲁迅《张资平氏的“小说学”》，《鲁迅全集》第4卷第2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2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石映照《流氓的谱系》《皇帝与流氓》第358页，同[1]

[8]王彬彬《流氓的变迁》自宁亦文编《多元语境中的精神图景——九十年代文学评论集》第180－190页，2001年11月版

[9] 朱学勤《流氓的第二次成功》，《皇帝与流氓》第418－424页，同[1]

[10]刘烨园《当下粗痞文化的新根系及其他》，《皇帝与流氓》第431页,同上

[11]邓晓芒《王朔与中国文化》，《皇帝与流氓》第371页，同上

[12]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第363－3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3]朱大可《逃亡者档案》第170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4] 李建军《话语刀客与“流氓批判学”的崛起》《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6期，69－74页

《黔上听香》，中国首部书信体旅游爱情小说。上海白领丽人的旷世绝恋。栖息疲惫心灵的枕边书。作品通过上海杂志主笔听香和北京音乐人白雾邂逅贵州的爱情故事，把西江、小黄、肇兴、荔波、三都、安顺屯堡等贵州极具世界唯一性的特色景点进行完美串联，以诗情画意的方式，深度诠释了贵州人文景点的代表——黔东南苗侗族、黔南水族、安顺屯堡文化的无限魅力，描绘了一幅让人叫绝的旅游爱情地图。被网友誉为“中国梭罗”的自由作家山峰，行云流水的叙述背后，蕴含着对人类被物化的哀伤，尊重自然，简单生活的思想直抵灵魂深处。

《黔上听香》构建了一种朴素的生命哲学与精神取向，叙事风格独特，感伤而不颓废、严峻而不冷酷，文风凄美细腻，意境深远，诗意浓郁，让人身临其境。2013年3月纸质书上市后，读者众多，先后进入上海书城、北京新华书店等多个畅销书榜单。影视改编，一度受到关注，纸质书上市前夕，就爆出，著名**导演张元赞其“故事靠谱”有意将其拍成**，著名电视剧导演梁山也曾想将其拍成电视剧，截止到2013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的电子政务平台显示，**通过立项，投资方为北京十月天传媒，进入筹拍阶段。

《黔上听香》确实是一部把爱情和山水风光、现代人的苦恼困惑、人性的善良与邪恶，糅合得非常好的一部小说，山峰很聪明，很会讲故事，随着情节的推进，故事舒展开来，故事中有故事，解读人生、人性、人心。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

《黔上听香》具有文学的深度和广度，是对农业文明的回视，体现了作家山峰，在当今这个阅读危机的时代，所独有的文学精神。

——茅盾文学奖评委、著名文学评论家 吴义勤

在阅读山峰的文字时，很难不让人想起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山峰的语言和情节，令人着迷的程序如村上春树。但《黔上听香》有没有村上春树作品中的经典原型，这里留一个谜底，让读者自己去看。

——著名作家 李洱

《黔上听香》让我非常感动，我就想来看作者。我们做影视编剧，一直强调故事，故事，还是故事，《黔上听香》写的非常真实，情节很强烈，虽然山峰没有很多渲染，很多对话，但故事性很强，改编成**一定好看。

——上海**集团副总裁、著名编剧 汪天云

《黔上听香》是一本让人感觉清新、清秀、清纯的书，写出了当下社会人对忠贞爱情和古典情怀的坚守，写了一个美丽的贵州，是一个有精神高度的爱情小说。——著名文学评论家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白烨

《黔上听香》的爱情故事对于今天的文学是一种忠告，在对城市与乡村两种生活和生存途径的强烈对照中，突显人内心呈现的撕裂、紧张、疼痛，寻求心灵的归宿，探求人生的真谛。在这种对照之中，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暴力与仁慈被强力突显出来。同时，作者的分寸感很好，感伤而不颓废、严峻而不冷酷，他在努力地建构一种朴实的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人生的理念，建构一种朴素的生命哲学与精神取向，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小说意境非常美，风格干净、诗意浓郁，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著名文学评论家 李建军

《黔上听香》是这个时代的寓言。小说文字表层的诗性和精神层面的诗意是非常浓郁的。文辞讲究精致，文字中流露出的不妥协、不安分，作品中人物与红尘世界的紧张关系其实是这个时代的寓言，所以我说这是一本寓言之书。两个主人公其实是一群人的表征，它表达了现代社会中不甘妥协的人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一个精神安放的处所，是山峰送给在路上的或者准备上路的人一本伴侣之书。他在小说写到的民风、民俗都是真实的，读起来很贴心、很温暖，是让现代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一本书。—— 文艺报评论部主任、中国作家网主编 刘颋

黔上听香》是一本反常规的书，从文体上来说不太像小说，也是其特殊所在。山峰有身份自觉，低调，回避作家的姿态，表露的是真心事、真性情，很赞赏这样的身份与心态。在整个精神世界几乎破产的时代，山峰在小说中给出了一种爱情与精神取向，有一定的文化判断，把自己的精神问题表述出来，有一定的启示性。——著名文学评论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陈福民

爱是很抽象的东西，但又具体到让人不能忽视它的细微，哪怕是梦境，《黔上听香》正体现了爱的朦胧与具体，更让我了解到贵州之美。——著名诗人洪烛

《黔上听香》为我们讲了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很靠谱。——国际著名导演张元

《黔上听香》是一本有情、有景、有正能量、有小清新的好书。在作家山峰的娓娓叙述中，我的心随同主人公白雾和听香，穿行于贵州的山山水水中，感受着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于现代人而言，实乃一剂放松抚慰心灵的良药。同时，此书中蕴含的正能量，也给现代人平添很多勇气和爱。通过阅读了解贵州之美，个人觉得《黔上听香》可以作为贵州省进行对外宣传和联络的一张情景交融的立体名片。——九州出版社海西分社总编辑周红斌

美轮美奂的贵州旅游爱情地图，沁人心脾的心灵之旅，爱情正能量，让我们与丢失的真爱重逢，与迷失的灵魂相遇，感谢《黔上听香》让我了解贵州之美，人性之美，友情之美，爱情之美。——著名影视导演梁山

《黔上听香》时尚凄美，为我们呈现了贵州美妙绝伦的美景，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找到了栖息疲惫家园的灵丹妙药。

——联合国环保使者、张艺谋**《英雄》插曲《飘》演唱者、美籍华人歌唱家尤雁子

我太喜欢《黔上听香》这部小说了。作者把我一直思索的“人活得那么辛苦究竟为了什么？”“爱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进行了完美阐释，加上贵州美丽的景色和风土人情，有巨大冲击力及卖点，是非常好的艺术作品。——资深影视制作人卢影子

一次美丽的邂逅和自我修复的心灵旅行，《黔上听香》让人们回归自然，释放压抑的心灵；学会爱，放下压力,更加充实地享受生活。——著名作家 韩浩月

《黔上听香》是一部非常诱人的小说，作家山峰以细腻优美的文笔，把旅游和爱情的绝妙结合，随着书籍的面市，一定会旋起一股贵州旅游的热潮。——旅游商报社社长马凤仙

人生若只如初见，岁月更替，思念如海，《黔上听香》让我感动，爱的力量胜过世间万物。没有痛彻心扉的遭遇，就不能体会爱的深沉与刻骨。——图书策划人朱敬 山峰：自由作家、故事营销策划顾问。魔蝎座。都市潮男。避世安然。热爱原始的地方，喜欢晃荡在各种不毛之地。14岁在国家刊物公开发表诗歌，先后写过小说、剧本、童话。7年磨一剑《黔上听香》，似若自己的孩子，迟迟不肯给编辑全稿的家伙，催，不舍，再催，舍不得。精彩句段

1、你说我是那水，你是那灌木，我洗尽你的忧伤，洗尽你万古悲凉，让你日变日新，获得生命的力量。

2、人生匆忙，事情繁杂，闲情逸致是那盛开在悬崖上的花，经不起时间的折磨和风雨的敲打。

3、走吧，人间的那么多规则，那么多的枷锁，让这些东西都像这水从脚下流走吧，我们回归本真，回归自我，在这里获得永生。即使这永生短暂若夕阳，我们也愿意。我们都压抑太久。受到的打击，经历的爱恨，遭到的诽谤，还有那些让人心绪不安的恶梦，都走吧，像这流水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走得越彻底越好，让我们回归自我，回到本真，在这里获得永恒。

4、此生，容我把握现在。此生容我对你，以诗情画意的方式。

5、人若繁花，晨开午谢，勿为名利所累，尊重自己的内心，做真实的自己，活在当下，无悔一生。

6、人们已经忘却自己的内心，忘却内心所需，一切为名利奔劳。不顾生死。不顾一切。

7、在这个环境，谁想纯粹，谁只能受到伤害。你本来已经带着千疮百孔的伤，哪里还有精力去承受这世界的万古荒凉。

8、一个人如果被物欲了，内心不会澄净，内心太浑，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干净，就不可能有你说的空灵。艺术家需要生活，更要远离生活，我说的远离，不是脱离，也不是逃避，而是超越浮躁，发自内心，找到内心与生活的交接点。

9、你不想再去牵挂谁，也不想再被谁牵挂，抛开世俗的一切希望，一切失望，一切绝望，一切功名利禄，一切荣华富贵，回到自我本身。

10、人与人之间看似亲密的关系，实质上却陌生如路人，没有真心相对，除了敷衍的节日问候，虚情假意的微博牵挂，每个人的心灵都关上门，上了锁，谁也不知道谁的里面装有多少秘密，装有多少寂寞忧伤，装有多少欢乐痛苦。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行者，显得强大而忙碌，像带队打仗的将军，夜以继日，前仆后继。

11、我开始审视我自己，我发现困惑的所在，就是被世俗的生活方式“绑架”着前行。长此以往，将来我即使“功成名就”，也一定不会开心。我该与那千篇一律的城市生活作别，在此伴你度过余生，不为爱得惊天动地，只为平静若水互相依偎。

12、木船靠在岸边，湖水静若一面夜空，阳光铺在水面上，远望去，恰是一幅立体的画卷。我边走边想，若真的有一天，和你在山头安了家，过这样亲近山水的生活，应该没有什么不好。要在北京，一定会被堵在街头，心烦气躁，此时的自己呢，头顶蓝天白云，鼻嗅草木花香，耳听百鸟争鸣，脚踩青草野花，面对一池湖水，心情无比舒畅。

13、看到成双成对的人从自己身边走过，拿起电话，逐个翻阅，想找一个人来陪伴自己。人到了一定年纪，身边可以交心的人越来越少，几百个电话，从头翻到尾，却没有一个合适。不是已结婚生子，就是已出国客居他乡，就连原本经常来往的红颜知己，也随着时光的变换，渐行渐远，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再嗅不到一丝熟悉的气息。

14、有很多的愿望是奢望，不可能去实现，但可以梦想。正如我们的爱情，我的任何付出都显得苍白，因为你内心的旧伤已经千疮百孔，我的努力不但不能愈合你感情的伤口，反而让你的伤口化脓。虽然很多的哲人说，任何再难的事情，都经不起人类意志的抵抗，但感情的事情有时候犹如水一样容易捧起，有时候也如水一样，让人束手无策，只能去接受它可能带来的灾难。

15、两人若有缘分，无论路途如何遥远，总能走到一起，不是身体的擦肩而过，而是心灵的百感交集。

16、那些琐碎的过程总是过眼云烟。瞬间的美感却挥之不去。你给我的爱不仅仅是满足肉体的渴望，更是帮助我修复了过去那千疮百孔的伤。

17、女人心软若水，再没有感觉的男子，如果被死缠不放，有一天也会心回意转的。

18、人间的一切不过是遗憾的堆叠，所有的美好设想不过是一缕云烟。

19、音乐和文学让我们痴迷，正是音乐和文学本身能触动我们身体最柔软的部分，让我们体会什么是伤，什么是爱，什么是假，什么是真。

20、负面的情感能击败生命，正面的情感能让生命获得永恒，伟大的艺术家在情感的碧波里荡漾，依赖情感的力量，取得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平庸的艺术家薄情寡义，却只能在技术的层面沽名钓誉。

21、爱情有时候来得很奇怪，湖水青山，一缕斜阳，就能让人怀想一生一世。

22、权势会逝去，财富会逝去，只有自己的思想能永恒地存在，你每天迎合权势，附庸金钱，岂不是把长久的人生往短暂的路上丢去。

23、再勇敢的爱情面对残酷的现实，最后只能如雨打落花，一地破碎。

24、一辈子，你只能有一次痛彻心扉的爱，你只能有一次过目不忘的爱，只能有一次激动人心的爱。爱，不是因为得到是因为怀念，爱不仅因为肉体，还因为心灵，你和他在一起，你能感受他的体温，你能感受他的心跳，你能明白他的所需，你也能知道他的所弃，你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刻你都能忘乎所以，都能感到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25、时间会删除你对一个人的思念，同样也会增加你对一个人的牵挂。

26、容颜已毁，再多的山盟海誓都无法拯救我们已经逝去的爱情。

27、让爱永远停留在原处，不求再次重逢，只愿活在对方的心中。

28、爱情的强悍超乎想象，可以让一个人活得精彩，同样也可以让一个人毁灭，可以让友谊更加亲密，也可以让友谊粉身碎骨。

29、日子即使倒流，我却已千疮百孔，不可能再回头。你永远是我内心的爱和牵挂，我却致死都不能再与你重逢。这爱不存在背叛，不存在对错，生死握在命运手中，各自都没有自由，只能顺应命运的指引，奔赴在各自的路途。

喂喂``**（不知道你是**还是学生所以就随便叫叫了反正我是学生） 什么叫做现在的男生不要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 ``现在的男生素质比以前的好得多咯` 还有``他们怎么流氓法？是对你吗？ 如果是的话那是因为你给人的感觉是很随便的一点尊敬味道都没有 所以男生才去惹你逗你``然后称机吃你豆腐

一个直接告诉你想干嘛，一个先装13，然后再骗你去干嘛。两者都与金钱无关，流氓也可以有许多钱。

新时代的流氓,就怕他有文化! 流氓

远古时代，“流氓”一词并无贬义，“氓”指的是民，“流氓”则指失去土地和家园的游民或流民。但在词义的历史变迁中，流氓一词逐渐缩小了其指称对象范围，“流氓”一词一般用以指称“游民阶层中的腐败分子”。[1]文明社会中，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从社会道德角度看，“流氓”这个语汇的日常含义都毋庸置疑。作为一个贬义词，“流氓”指僭越常态伦理的若干越轨、不法乃至罪恶的言行。

十分有趣的是，这个社会学的概念竟然是中国新文学批评史之中一个活跃的范畴。批评家对“流氓”的理解呈现出有趣的两面性。一方面，在部分人心目中，它似乎与平民化或者叛逆精神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亲近关系，因此不仅不会遭到排拒，反而让一些人引以为荣。早在世纪初，曾有人批评《新青年》措词过于激烈和走极端，对此，陈独秀的回答是：“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强调，……‘除恶务尽’，还有什么客气呢？”[2]周作人同样将流氓与绅士相对举，表述两种不同的文学或文化精神。他在《两个鬼》一文中就称自己的灵魂里有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我爱绅士的态度和流氓的精神。”[3]但事实上，正如今日学者钱理群、倪墨炎等所说的，徘徊于叛徒与隐士、流氓与绅士之间，始终是周作人的真实精神状态。[4]二十年代，创造社中也有人喜欢“流氓”精神。他们的小型刊物《幻洲》刊载过亚灵写的倡导“新流氓主义”的长文，所谓“新流氓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幻州》还特辟了“骂人章”登载了不少骂人文章，如《蒋光赤休要臭得意》之类。

另一面，“流氓”却被毫不犹豫地视为文坛的一种恶劣品行而遭到批评家的谴责。1930年，鲁迅在《萌芽月刊》上发表短文《流氓的变迁》，回顾了流氓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文末点出对“革命家”张资平小说的批评，不久，这种批评更为尖锐，张资平的低俗趣味被鲁迅一符号以蔽之：“△”。[5] 1931年，鲁迅发表《上海文艺之一瞥》，谴责上海的“文艺流氓”和“流氓文艺”。从“新流氓画家”的“斜眼画”到流氓气的**，从晚清民初趣味低下的狭邪小说到三十年代“拜了流氓做老子”的文学家，上海文艺史上的“才子加流氓”传统受到有力的抨击。鲁迅特别指出，创造社“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他如此界定流氓：“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6]表现出作者对“巧滑善变，毫无特操”一类文人的极度厌恶。鲁迅对流氓性的批判不限于文坛，他对历史上“寇道式”江湖游民、汉高祖式的无赖都曾有过讽刺揭露，应是他的国民性思考的组成部分。1941年，王元化的《九尾龟》一文秉承鲁迅遗风，不仅批评旧上海流氓的刁钻下流行径，更指责流氓文学家脸皮太厚。文章认为章秋谷是上海流氓才子的鼻祖，也是作者张春帆的自画像，其流氓才子的面目显露无遗。

在20世纪90年代，“流氓”一词重新出现在文学批评中。这首先与王朔反崇高的痞子文学的流行有关。在王朔90年代前期的部分小说，如《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和《顽主》中，王朔通过游戏调侃的话语方式对自己和生活进行戏谑与嘲弄，企图藉此打破传统的社会道德观与价值观。这显然具有亚文化的反叛性，他也因此被称为“90年代流氓话语的最初言说者”。王朔热引发了关于“痞子文学”的热烈讨论。一些人肯定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所包含的文化反叛精神，认为王朔“使用流氓武器”目的是“打翻深植于传统中的流氓基因”，肯定其使用的“流氓战术”。[7] 而更多论者如王元化、何满子、王彬彬、朱学勤、林贤治、邓晓芒、单正平、刘烨园，则对痞子文学持否定态度。人们试图挖掘王朔“流氓文化”背后深层的政治、历史与文化根源。王彬彬的《流氓的变迁》袭用了当年鲁迅的题目，其意显然在于否定王朔的痞子/流氓话语，他从王朔的话语中嗅到“大院文化”的气息，认为王朔对“大院文化”的叛逆只是一种假面，骨子里仍然是“大院子弟”，他的痞子文学和流氓话语恰恰体现了“典型的官场准则”[8]；朱学勤则指出王朔的痞子文学是对平民文化的冒充，是“痞子习气的隔代遗传”、“流氓的第二次成功”，而王朔流氓话语的流行则反映了90年代知识界精神的虚脱、虚无和失败。这种虚无的高雅版是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粗俗版正是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9]；刘烨园则指出王朔“粗痞文化的新根系”源自历次“政治运动”/“思想运动”/“痞子运动”的总根系，[10]。也有人辨析王朔与儒佛道文化传统的关系，认为他的作品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一种文化堕落、人格崩溃的象征。但由于它揭了中国文化的老底，它就具有一个时代转型的代表性，让人反省。”[11]

王元化在《邂逅草书话》题下收录了三篇书话：近年的《谈诙谐》和《〈幻洲〉记略》以及1941年写的《九尾龟》。分别谈当年的“詈骂文学”、“新流氓主义”和“才子加流氓” 的文学鼻祖，为当代文场的“痞子文学”追了根。《谈诙谐》一文专谈当年“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而“失掉了人间的诙谐”的“冷话”（鲁迅语），“冷话”家把托尔斯泰叫作托尔斯小，马克思叫作牛克斯，达尔文叫作达我文，克鲁泡特金叫作克鲁屁特金，将一切理想和文化骂倒。其否定一切理想、崇高、人类的尊严等与现今之“痞子文学”异曲同工。《〈幻洲〉记略》揭了提倡“新流氓主义”的《幻洲》半月刊的老底，指出“新流氓主义”者宣称“骂是争斗的开始”，其才子加流氓的特征，充分表现在说脏话、骂下流话上。“鲁迅不仅批评了创造社的‘流氓加才子’气，晚年在答徐懋庸那篇文章里，还谈到当时文坛的某种类型人物，他用了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用语‘破落户的飘零子弟’去称呼他们……很值得玩味。”当今的“痞子文学”继承且光大了前辈“新流氓主义”的脏话连篇、以下流话作秀等恶习，“痞子文学”是“飘零子弟”泄愤和向上爬的手段。王元化认为：老式的流氓加才子，进化型的“新流氓主义”，以及当今的“痞子文学”，显然一脉相承。老式流氓才子的自命风流、逞才自炫，“新流氓主义”的愤世嫉俗、虚声勇决，都不成气候，徒留笑柄；而今日的“痞子文学”，却招蜂引蝶，市场火爆，与前两者质地相同且更加恶劣。[12]

90年代以来，“流氓”一语在文论中的活跃，也与朱大可有关。1994年，朱大可发表了题为《流氓的精神分析》的“宏论”。他以“精神分析”的方式梳理了“流氓”的历史谱系：第一代是丧地者，第二代是丧国者，第三代是丧本者。令人触目的是他把禹、李世民、洪秀全、李白、杜甫、《水浒传》、竹林七贤、徐渭等都放置在“流氓”这一范畴之中。文章的结尾，朱大可说：“对中国流氓精神的反思与批判，指涉了一个我所关注的历史性难题：尽管这流氓国度充满着人与土地、国家以及人的本文与言说的巨大断裂，但它却从未真正拥有过那种人与神的分离以及由这分离所引发的无限苦痛。……流氓吞噬了人的精神性无限上升的可能。”[13]朱大可显然把他自己所设定的“流氓精神”看作中国文化的某种主导精神加以否定，进而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这一非学理性的“精神分析”事实上是历史上那些激进的反传统观念的当代玄学版。这显然迥异于五四时期杜亚泉以及今日学人王学泰等对游民/流氓文化的学理性梳理。

有意思的是，对“流氓”进行精神分析并企图用“终极信念”和“后现代主义”向“流氓”宣战的朱大可本人也被他人指控为“流氓批评家”。李建军的《话语刀客与“流氓批判学”的崛起》就把朱大可称为“话语刀客”和“口水批评家”。文章指出：朱大可的《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把鲁迅说成“远离爱语”的疯狂的“政治仇恨和暴力的化身”，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朱大可之类的话语刀客为攻击鲁迅“不惜学习流言家的手段和长舌妇的做派，虚构出一个被温香软语缭绕的‘情欲’场境和‘风情’故事。” 这类流氓批评家具有一种“偏执的主观主义”，习惯于在没有节制地运用夸张、比喻、象征等话语修辞和高度意象化、华丽的语言表象的掩盖下，进行欺诈的、诽谤的、煽情的流氓批评。[14]

注释：

[1]王学泰《从流氓谈到游民、游民意识》，见刘鹤守等编，《皇帝与流氓》第238页，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 《新青年》五卷六期“通信栏”

[3]张明高 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二集第39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4]参见钱理群《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5]鲁迅《张资平氏的“小说学”》，《鲁迅全集》第4卷第2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2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石映照《流氓的谱系》《皇帝与流氓》第358页，同[1]

[8]王彬彬《流氓的变迁》自宁亦文编《多元语境中的精神图景——九十年代文学评论集》第180－190页，2001年11月版

[9] 朱学勤《流氓的第二次成功》，《皇帝与流氓》第418－424页，同[1]

[10]刘烨园《当下粗痞文化的新根系及其他》，《皇帝与流氓》第431页,同上

[11]邓晓芒《王朔与中国文化》，《皇帝与流氓》第371页，同上

[12]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第363－3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3]朱大可《逃亡者档案》第170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4] 李建军《话语刀客与“流氓批判学”的崛起》《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6期，69－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