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角玉器什么意思

从形态上来说，“八角玉器”即图中所示这种有八个角造型的玉器。

清代，玉器雕刻工艺比较成熟，有比较繁多的玉器形制，八角的造型被普遍运用于各类器皿、装饰物上，因其面较多，可以满足更丰富的展示内容创作。

传国玉玺是秦朝时就有了的，为中国古代皇帝信物，上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篆字，由玉工孙寿刻于其上。后为历代王朝正统的象征。据说是和氏璧做的，和氏璧的故事听说过吧，秦昭王时还想用十五座城换取和氏璧，也是这次事件使蔺相如出了名，后来衍生出了“完璧归赵”这个成语

清代（这里指能代表清代玉器制作风格的乾隆工，下同）的雕工是中国古代玉器制造史上最不见特征的时代，因为玉器制作雕工的多样化，折射着时代工艺工具的原始与落后，每有一点进改良，都会显现出与前朝在刀法上的不同，这也是我们利用不同时期的刀法表现来鉴定断代的原因之一。

清代是一个刀法万法归一的集大成时代，尤其是在清中期的作品中，工匠能够如运用所能见到的各种刀法，同时，又会将比较生硬的雕琢痕迹通过精确的打磨工艺幻化为平滑细腻的光面，用“大雪无痕”来形容，不为过分。所以说，清代的刀法的包容内含最庞杂，同时表现形式又最简单。

阴线，这是我们在讨论每一时期玉器刀法时必然要涉及的适题，清代的阴线质量直追战、汉，线条粗细均勾，刀口利落干净，走向准确，是古代玉器手工砣制质最好的线条之一。清代阴线与现代新工艺琢制的平直而规范的阴线在直观上有明品的区别，同样用一个“直”字形容，清代与现代表现形式的不同在于，清代的线条其实并不是像用尺子拉出的线一样笔直，但是给人的阅读感觉是直的，就像中国书法中的章法一样，虽然一行中每个字的中轴不一定在一条线上，但是整体上不会偏离一条共同的视觉中心线，这就是艺术概念下的“直”。最能体现清代玉器制作水平的，我以为不是雕制纹饰繁复精美的陈设器，而是看起来比较简单的玉牌子。正是因为玉牌子的表面设计相对简单，才会凸显出无可藏拙的工艺实力。

首先是线条，玉牌子的围框都是直线，而且没有遮掩，这在线条的琢制中是最难的，线条的优劣一览无遗。其次是铲地，清代玉牌子的形式是一面诗一面画，两面阳雕。既然阳雕，就要将纹饰线条以外的地子铲掉。一件精品玉牌子的地子应该具有平滑如镜的感觉，不能有一丝的波浪纹，即使面积很小的地子也应如此。铲地的工艺决定了地子的存在质量，清晚期乃至现代的玉牌子，在铲地的质量上，基本上没有能复制出清中期的作品出现。

再有就是打磨，清中期的打磨特征是带有厚实的油脂感，表面没有高光，好像高光被罩在硫酸纸里的感觉，在光面上能隐约见到不光滑的橘皮纹，把玩时的手感不是光滑，而是“腻”，这种感觉在光素的表面譬如清代的一种光素的“无饰牌”尤为明显。这是清中期典型的打磨效果，之后的仿品都难以达到。

清代玉器的制作在任何一个微小的画面上，都体现出很高的工艺水平，精品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据前辈讲，清代琢玉的工序分工鲜明，每个人都专司其艺，譬如设计出样、开料、粗雕、细琢、打磨等各个工序都有专人专擅，每个人的工艺优势都集中地共同展现在一件作品之上，即使一个小把件、小佩件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流水性集体协作的生产模式下产品的各种艺术、工艺指标绝对无可挑剔。

与此同时，又会引发高昂的制作成本的发生，这就是宫廷玉器与一般民间玉器的区别所在，民间玉器即使是精品，也不能混淆于乾隆工的重要原因之一。乾隆时期的玉雕图案讲究繁复多变，各司其职的玉匠凭借着这种图案的表现优势来实施巧夺天工的能事，其中对于雕琢中的细节的处理，是乾隆时期玉匠的独造本领。

譬如在以前的雕琢中，常见有入刀后收刀的痕迹，有些还有试刀的刀痕，表现在雕件上，就是出现“错刀”或“毛喳”。这些现象在清中期的乾隆玉器上，玉工处理得十分得当，将“错刀”、“毛喳”等痕迹用打磨的方式化掉，基本上看不见这种工艺瑕疵的存在。

玉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古时，国人以玉石具有高尚坚贞的品质，常以之比拟君子之德。许慎《说文解字·玉部》记载：“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将玉之五德比拟为人的品德，赋予了玉器深刻的人文内涵，足见玉器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由于玉蕴含美好之质素，中国玉工曾对此“美石”殚精竭虑，将它雕琢成各种精美的艺术造型。中国历代的玉器制作，内容丰富，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一页。玉器由新石器时代出现，以后迭经发展，到了明清之时，我国的玉雕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峰时期。

清代帝王对于玉器的迷恋大大超越前朝，乾隆皇帝对于玉器更是垂青有加，在皇宫中不仅收藏有大量的传世古玉，乾隆皇帝还令内务府造办处、内廷如意馆生产制作了大量时玩玉器。在用玉石雕琢成各类单独器皿的同时，清宫内务造办处还秉承皇帝旨意，将玉雕技术与家具制作相结合，生产出一大批嵌玉家具，其法是将玉雕饰件镶嵌在家具上，这些嵌玉家具，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采用玉石材料雕琢成各种人物、圆璧、瑞兽、花鸟等图案，镶嵌在椅凳桌案盒匣类家具的表面，如在坐具的靠背扶手处、桌案类家具的束腰处、文具盒的盖板处等镶上精美的玉雕，起到点缀陪衬作用；

第二种则是嵌玉屏蔽类家具，这类家具是将雕琢成各类图案、镌刻诗文的玉片或传世古玉、仿古玉璧镶嵌在硬木制成的屏风类家具的屏心中，屏心的玉雕则是此类屏蔽类家具所要表达的主题，有的嵌玉屏风，还要在屏心的正面或背面镌刻上清高宗乾隆的御制诗。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活计档案里记载，清宫造办处曾生产了大量的嵌玉家具。

清康熙时吴三桂追击南明永历帝入交趾，开通了缅甸翡翠进入中原的路线。乾隆时期在西域用兵，又打通了和田玉内运的通路，使和田玉大量运进内地，促进了玉器工艺迅速发展。

乾隆、嘉庆年间是清玉的昌盛期。这时宫廷玉器充斥各个殿堂，各主要大城市玉肆十分兴旺。民间观玉赏玉之风兴盛，玉器的用途更加广泛，品类齐全。清代玉器的品种和数量很多，以陈设品和佩饰最多，也最为精美。新增的品种有山水、玉山子、浮雕图画式的玉屏风等；玉佩饰的种类更是非常丰富。

清代宫廷用玉直接受内廷院画艺术的支配和影响，其做工严谨。有的碾琢细致，有的在抛光上不惜工本以显示其温润晶莹之玉质美。

翡翠自清代传入我国后便一统玉器天下，并被称之为“帝王玉”，其地位凌驾于各种宝玉之上。翠玉材质与白菜造型始风行于清代，宫廷作坊中的工匠，或是制作翠玉白菜的玉匠，发挥创意、巧艺，为顺应皇帝的喜好而创作了传世不朽的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长187厘米，宽91厘米，高507厘米，是一块难得的翡翠美玉。这棵翠玉白菜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整块半白半绿的翠玉、运用玉料自然的色泽颁布雕刻而成。绿处雕琢菜叶，白处雕琢菜帮。

在绿色最浓之处，还有两只昆虫，是寓意多子多孙的螽斯和蝗虫。菜叶自然翻卷，筋脉分明。螽斯俗名“纺织娘”或“蝈蝈儿”，这种昆虫善于鸣叫，繁殖力很强，也是祝福他人多子多孙的意思。

白菜寓意清清白白；谐音“百财”；象征新嫁娘的纯洁，昆虫则象征多产，祈愿新妇能子孙众多。自然色泽、人为形制、象征意念，三者搭配和谐，遂成就出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清代玉产地主要有宫廷、苏州、扬州，呈三足鼎立趋势，各具特色。造办处玉作，体现皇帝旨意；苏州玉器，以精巧见长，赫赫有名的陆子刚、郭志通，均出身于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苏州专诸巷玉工世家。

苏州玉器精致秀媚，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专诸巷玉器娇嫩细腻，平面镂刻是专诸玉作的一大特色，而其薄胎玉器，技艺更胜一筹。苏州玉雕以小巧玲珑见长，扬州则以大取胜，玉如意、玉山子是扬州玉雕业的著名产品。扬州玉山子特色明显，玉匠善把绘画技法与玉雕技法融会贯通，注意形象的准确刻画和内容情节的描述，讲究构图透视效果。

扬州玉作发展很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玉作豪放劲健，特别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玉山即其代表作。

“大禹治水”玉山是清朝乾隆时期的一件重要的玉器，是我国玉器宝库中用料最宏，运路最长，花时最久，费用最昂，雕琢最精，器形最巨，气魄最大的玉雕工艺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之一。清朝乾隆年间，新疆和田地区的密勒塔山中发现了一块重达6吨多的特大玉石。这块大玉石色泽青绿，光洁滋润，柔和如脂，是一块天赐的奇石。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城，乾隆皇帝闻听之后大喜，他决定将这块稀世宝玉雕琢成奇绝之珍。

乾隆喜爱书法绘画。他对宋人所画的《大禹治水图》更是爱不释手，但由于年代久远，这幅画已经破损褪色了，而年过六旬的乾隆，产生了把自己比作大禹的想法，于是下旨把这块特大玉石雕刻成大禹治水图，一方面为了歌颂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显示自己效法先王，功绩卓著，以求千古留名。

“大禹治水”玉山工程浩大，费时费工。玉样从新疆运到北京历时3年多，在宫内先按玉山的前后左右位置，画了4张图样，随后又制成蜡样，送乾隆阅示批准，随即发送扬州，因担心扬州天热，恐日久蜡样熔化，又照蜡样刻成木样，由苏扬匠师历6年琢成。

“大禹治水”玉山高224厘米，宽96厘米，底座高60厘米，重达5350千克，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作品。玉山置于嵌金丝的褐色铜座上，以名贵青白二色和田玉精心雕造而成。青白玉的晶莹光泽与雕琢古朴的青褐色铜座相搭配，更显得雍容华贵，相映生辉。整块玉石被通体雕刻成山峰状，就好像是矗立在黄河中的一座大山。玉山上雕刻有山峰、小溪、瀑布以及人物等多种题材，匠师以写实的剔地起突工艺技法，将这些题材与材料的原有形状巧妙地结合起来。只见大山间重峦叠嶂，峭壁峥嵘，漫山遍野密布着苍松翠柏，在悬崖峭壁间，聚集着成群结队的治水大军，他们或是开山凿石，或是抬土运石。

在开岩者当中，可以看到治水大军的指挥者大禹的身影。作品生动传神，完美地再现了当年大禹率领民众开山引水的壮观场面。

在山巅浮云处，还雕成一个金神带着几个雷公模样的鬼怪，仿佛在开山爆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玉山运达北京后，择地安放，刻字钤印，又用两年功夫，颇费周折，才大功告成。它的正面钤刻乾隆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大方印，背面刻“八征耄念之宝”方印，下方还有长篇御制诗及注文，可见乾隆对此作品何等骄傲，何等珍视，把它当作自己一生的总结。

清代玉器中有很多大型的观赏性“玉山”，以山水画为蓝本，就地取材，加以设计制作。其做工严谨，一丝不苟。如“桐荫仕女图”，作者利用玉的白色和红色，巧妙地琢制成茂密的树木、假山和石桌石凳，很有江南庭院的诗意。在圆明园也发现有玉山子，宽31厘米，高26厘米，青玉质，青绿色间夹有**皮绺。以浮雕、透雕双勾技法琢刻出穿行于陡峭山崖间的仙翁，手持藤杖，宽衣大袖，长须齐胸，神采飘逸，一童子手攀枝条在前引路，一童子身背小筐，紧随仙人，整器系子玉整雕，借用我国传统绘画中的远山近景技法巧妙地融合在玉雕创作中。

乾隆时所称的痕都斯坦玉器是具有阿拉伯风格的莫卧儿王朝玉器，乾隆中晚期时已大量进入内廷，得到乾隆的喜爱，其风格波及北京、苏州、扬州等玉肆。

新疆维吾尔族玉器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与宫廷玉器和痕都斯坦玉器不同，虽属阿拉伯风格，但器形、纹饰均较单纯，光素器较多，不重磨工。

清代玉器无论是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形成了玉器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期，并形成了不同风格和技术特色的“南玉”、“北玉”制玉中心。

扳指，又称搬指或班指，是古人射箭时戴在右手大拇指上用以钩弦的用具，多以象骨制成。

至清军入关前，东北女真、满洲军民通用鹿骨扳指，满语叫“憨得憨”，呈**，年久变为浅褐色，以有眼者为贵。满族善于骑射，以骁勇善战定天下。入关后，清代顺治、康熙、乾隆等亦多次到木兰围场狩猎习武，不忘祖制，而扳指则是拉弓射箭扣弦所用之器。清代宫廷绘画为后人留下了清帝佩戴扳指的形象资料，如《玄烨戎装像》、《威弧获鹿图》、《大阅铠甲骑马像》等，描绘了康熙、乾隆全身披挂，右手大拇指上佩戴着扳指的形象。《情殷鉴古图》轴中坐者为道光，左手握《古史辑要》一册。画上有道光自题“情殷鉴古”4字。他虽然穿着便服，但右手大拇指上仍佩戴着一个半红半白颜色的扳指。

由于清代十分喜爱扳指，为迎逢帝意，王公大臣乃至地方官员们纷纷将扳指进贡宫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春，乾隆东巡山东，据清代《内务府奏底档》记载，沿途有蒙古王、巡抚官员，各处盐政、织造等，陆续“恭进”金锭、朝珠、衣料等大量财物。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掐丝珐琅扳指20个，(左口右甚)达尔汉扳指20个，洋彩竹黄扳指20个，花斑石扳指20个。广东总督李侍尧恭进子儿皮钉花扳指50个、象牙扳指50个等等。为博欢心，还挖空心思地在扳指面上饰以浮雕纹饰，雕有“万寿无疆”、“古稀天子”及御制诗等。

值得指出的是，自从清乾、嘉以来，由于太平盛世，国泰民安，扳指实用性逐渐丧失，而以装饰为主，愈发精益求精，质料十分讲究，初有玉石之品，继之翡翠、玛瑙、珊瑚、茶晶、墨晶、水晶、象牙、珐琅、花斑石、金、银、铜、铁、瓷之属均有。如用在拉弓上，玉、石、金属品尚可，余则易于损伤，徒有虚名而已。况价昂质脆，为人所惜，不能用在挽弓，就成为纯装饰品了。清代道光、咸丰以来，男子喜以扳指为饰，相习成风，用各种美玉材料制作。

翡翠扳指有红翡雕龙，绿地刻水；有白地雕马，绿色草地；还有皮子为白玉，巧刻各种花纹图案、山水、人物的，镂刻细腻，各尽其态。至于各色玛瑙，均依色做花，鲜艳无比，仗地烘托，美不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