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方很多民族为何都有野猪崇拜呢？

关于野猪崇拜，我们先看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史记》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出场时很有气质——“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就是说子路这个人比较粗鄙，喜欢打打杀杀的，头戴模仿雄鸡的冠，身上佩戴豭豚，欺负孔子。关于这里的豭豚，本意是公猪，有人将其解释为雄性野猪牙齿制成的装饰物，也有人认为是野猪形的装饰物，总之这玩意儿是跟野猪有关的。

为何子路这般奇装异服呢？跟他的雄鸡宝冠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他选的“图腾”都是些好斗、勇猛的动物。因为好斗，所以更加衬托自己的尚武气质。

对野猪的崇拜，远远早于子路和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早在史前时代，这种崇拜就已经出现了。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当中，考古学家或是发现了以野猪骨骼随葬的情况，或是在器物上发现了野猪的形象。下面来看几个典型的例子：

下图是来自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一件黑陶钵，距今有7000年左右。什么是钵呢？说白了就碗，日常使用的容器。这件钵高度只有116厘米，造型也并不独特，但是上面的猪纹特别引人注目。这头猪嘴部长而突出，从头顶到脊背都有很明显的鬃毛。关于它是家猪还是野猪，我们很难判断，但是这样的外形特征是明显偏向于野猪的。

下图是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一件圆雕玉猪，距今约5500年。这件玉猪最显明的特征在于口部伸出的獠牙，獠牙很大，向上弯曲，同样很有野猪的外貌特征。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猪

说到这个，必须要补充一点，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最早驯化了猪，也就是从野猪变为家猪，但是那时候的家猪跟今天白白胖胖圆滚滚的形象还是有很大不同，更多地是保留了野猪的特征和习性，甚至到了汉晋时期，我们从图像中看到的猪也还是颇似野猪的。

嘉峪关魏晋画像砖墓里的杀猪场景

那么问题来了，先民们喜欢野猪的形象究竟是为什么？除了因为它好斗勇敢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有不少学者思考过这个问题，有些研究者指出，史前时代用野猪獠牙随葬（如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是为了借助野猪的力量，让死者战胜死亡，达到复生的目的。到了后来，这种文化寓意逐渐减淡，代之而起的是将猪作为一种财富的思想。被驯化的野猪繁殖力强，能够给人们提供充足的肉食，因此也被人所喜爱。在猪肉价格越来越贵的这段日子里，想必大家对此很容易产生共情吧。

从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建立汉王朝，至汉献帝刘协延康元年(220)，历时400多年。汉代的历史经过西汉(前206～8)、新莽(9～25)与东汉(光武帝至献帝，25～220)三个阶段。从西汉开始，玉雕就进入一个“自我”的领域，除部分器物形制相同外，还大胆地创造出独特的雕琢风格。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汉代刀法，其刀法苍劲有力，粗犷流畅；其次是动物造型优美，转折有序，大有慑人魂魄之势，故又称之为“真浮雕”。 玉材和玉色：汉代玉器材质基本属于透闪石软玉，其中新疆和田玉和玛纳斯玉占很大比重。和田玉中又多见水料中的籽玉、羊脂玉。其他玉石有玛瑙、水晶、滑石、琥珀、绿松石等。玉材颜色有白玉、青玉、黄玉、绿玉、褐玉等，还有一部分玉器是用蛇纹石玉制造的。造型：汉代玉器器物造型可分为几何形和人物动物形两大类。几何形有璧、环、珠、管、圭、戈、琮、璋等；人物动物形有舞人佩、凤形佩、龙凤佩、螭纹佩、玉猪、玉蝉、玉马、玉熊等。

纹饰： 汉代玉器纹饰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几何纹，另一类是动物纹。汉代玉器上的几何纹以涡纹、谷纹和蒲纹最为常见。谷纹和蒲纹主要是刻在玉璧上。涡纹和卷云纹有的可能是由蟠虺纹发展而来的。动物纹又可分为写实和图案化两种。汉中期的玉器特色比较明显，逐渐摆脱了传统模式的影响，开始形成了自己雄浑豪放的风格。特别是这时期的动物形态的圆雕作品、丧葬玉、佩饰玉大量流行。汉代玉器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影响在汉玉中是根深蒂固的。汉早期的玉器同战国晚期的玉器如果不是出自墓葬玉之中，是很难判断其是战国还是汉，只有出自战国的墓葬才能明确其真实身份，即使是出自汉的墓葬，也有战国晚期器物的可能。汉中期的玉器特色比较明显，逐渐摆脱了传统模式的影响，开始形成了自己雄浑豪放的风格。特别是这时期的动物形态的圆雕作品、丧葬玉、佩饰玉大量流行。汉代的玉雕动物多为圆雕动物，动物的造型一改抽象的图案为并非全貌的写实图案，非常生动优美，幻想与写实；绘画与文字；外来的影响与中土文化的融合，一切都是两个极端的调和，同时并进。用写实的方法刻划出动物充沛的生命力和动物生动的神态，用自然主义的表现风格体现出特征化的精神刻画，而并非是靠玉器本身品貌的逼真写实。战国时期的谷纹转化为汉时期的乳钉纹，玉璧出现了多层分区，浮雕螭纹更为挺拔，都是站立形态。牛的刻画只是以结实憨厚为特征；狗的刻画是表现其忠实俏皮的一面；龟的刻画则表现出其铠甲的坚实感。在汉代的玉器中，艺术价值较高的应属于圆雕和高浮雕的陈设艺术品，往往这类作品玉质极好，琢磨精细，造型优美，在中国的玉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丧葬玉则是汉玉器中较有特色的品种，主要有九窍玉、握豚、玉衣、棺璧，其完善、齐全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作为装饰玉类型的玉蝉、冈卯、司南佩、翁仲都是表达当时的人们向往祥和、太平的美好愿望。汉玉的雕琢技法中，有的雕工是明显的“汉八刀”。“汉八刀”的刻法是起脚浅落脚深，线条简练明快，干净利索，棱角线分叉，表现方法对称，形似神往。汉代的玉蝉就是“汉八刀”的典型作品。西汉的蝉翼是伸展形的二边分开，顶端非常尖，扎手的；而东汉的蝉翼是并在一起不分的，顶端圆浑不扎手的。汉代的组佩由于儒家思想的流行，佩玉成为象征身份和品德的“德佩”，而多用腰带的玉印和玉刚卯，仅是佩戴的装饰品。玉印比较流行，都是刻有文字，无论是隶书还是篆书，大多方起方收，一气呵成，且转折自然，方中富圆，线条笔画同战国有明显的区别，不再是中间粗两头尖的“柳叶形”了。汉印在千百年来对后人的影响深远，清代印坛名师奚冈曾说：“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事实上，汉印在形制与钮式上的多样，即字体的雕琢，章法的变化等方面已成为宗师，被历代雕刻家公认为唯一法门和楷模。刚卯是汉代人佩带在身，用以驱逐疫鬼之物，是柱形的，中空穿孔，四面都刻有辟邪的四字句，字体多为篆或隶书，文字均为阴线刻划，草率不很规整，卯面也无纹饰，后仿的刚卯刻的都数是楷书。司南佩因为佩带者都是有身份的士大夫，所以一般都是用价值很高的和阗玉料雕制而成。司南佩的造型很奇怪，顶上像把钥匙，中间穿孔，上下两截，下面有钮。翁仲也是汉代佩玉之一，既有装饰性，也有辟邪的作用，翁仲的形象源于秦时的一位阮姓的勇士，身高13丈（秦量），神勇非常，匈奴人闻风丧胆，称他为石将军。翁仲的纹饰很简单，几道线条表现出鼻、眼、耳，脸部很长，身着长袍，宽袖，两手插在宽袖之中，无手脚可见，有上下通天钻孔德，也有横腰穿孔的。在汉代的人物雕刻中，除了翁仲外，还有著名的东汉舞人。东汉舞人的造型一般是单面工，动态的舞人刻画其衣姿和舞姿都是顺一致方向的，如是相背的方向的话，那肯定是后仿的，舞人的衣饰上有很细的纹饰，舞人腰部显得很柔很美。汉代玉器有比较多的纹饰，特点是很多的玉璧出廓，谷璧、蒲璧的外边有加添螭龙、螭虎、卧蝉、雷云纹等装饰，而且比较成功。龙头是背对背的出廓较多，不是一头一尾相互追逐的，头尾相互追逐是后仿的。龙的尾部雕刻有很细的旋纹，像绳索纹。螭龙的头部是扁形的，龙身扭曲，尾巴是甩过来的。玉璧除了出廓的特点外，还出现了吉祥语，如“宜子孙”，这是玉璧雕刻技法上具有语言内涵的装饰内容，首现于东汉。高古玉的造型简单，拙朴，材料来源比较广泛，同时市场交易利润偏高，就使得自清代以来，高古玉仿品极多，高古玉埋于地下，几千年受地气的浸浊，熏蒸，变色变质，自有其辨识的特点：首先，从沁色来辨识。高古玉受沁变化的颜色比较丰富，有地火沁、血沁、水银沁、土沁、寿衣沁等，有的跟陪葬物也有关，其如果长期接触金银器、铜器、铁器，就会受沁变色，形成红、黄、蓝、白、青、绿、紫、褐、黑等不同的杂色外表。如果用现代化学的方法加工处理出来的沁色，易变色，效果是完全不同的。真品高古玉沁色自然渗入纹理内部；伪品高古玉沁色呆板，无渗透性，入色较浅，颜色刺目，不柔和，有人为作伪的痕迹，因其产生的是物理变化而非化学变化。其次，纹饰鉴定也是很重要的。真高古玉的纹饰，不论是蒲纹、谷纹，它们的平地、勾线、碾轧、镂空都是生动而又规整、洒脱的整型，所呈现出的是装束美的效果，不是现代人按葫芦画瓢仿制出来的。固然有的仿品几可乱真，但不会没有一点破绽可寻，有的把玉器上本是加工留下的痕迹改为对称的纹饰，有的形似但无神似，有的加工技艺特点不对。

玉猪龙是新石器时期的玉器。

新石器时期又称为红山文化，玉猪龙又名玉兽块。在红山地区出土的玉猪龙外形特殊，像龙、像猪也像熊，形状各不相同，玉猪龙还曾与许多动物以及四肢动物的玉器出土，也因此认为玉猪龙并非是某一种特定的动物。

玉猪龙是古代对发现在红山等地区的玉器的一种称呼，玉猪龙又名玉兽块，最早被认为是龙的雏形，但由于外形特殊，考古界对玉猪龙该定义为猪还是为龙争议颇多，还有的认为玉猪龙的外形像熊，多认为是宗教的礼器。

相关信息

在红山地区发现的玉猪龙还和许多类似于动物、鸟、鸭嘴兽、鱼、龟以及四肢动物一起出现，代表了玉猪龙是各种动物最早的胚胎，其中也包含了人类，是人类和动物最早期的胚胎，因此也代表了玉猪龙并非是某一种特定的动物。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和河北北部，是中国北方地区著名的新石器文化时代，其中以玉器的制作和使用出名。在红山文化的墓葬中又大批量出土的玉器，出土的玉猪龙玉器，有的怒目圆睁、有的长牙舞爪、有的紧闭双眼，形态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