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华银楼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余杭老字号 九华银楼轶事
　　九华银楼，熠熠生辉的金字招牌，每字用一钱金叶子贴成。四个大字，加上康有为的落款，一块招牌，足足用半两黄金做成。据祖母说，我的祖父暴病过世时，我父尚在幼年。祖母董氏，余杭百年老店董家豆腐店的大**，平时不问家政，不理银钱，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子读书上。一旦栋梁摧折，不知所措。手头无现银可以支配，亲友袖手旁观，欠帐收不起来，殡殓竟无着落。一气之下，叫伙计摘下九华银楼的金字招牌， 抬往复号当店去当钱。有人劝祖母金字招牌动不得，祖母言道：“吾家信誉在人心里，横匾虽去，尚有竖匾（指青龙招牌），不愁顾客走错门路。”

　　光绪年间，余杭有声望的大当店有同和、复号等三家。招牌抬到复号当门口，同和当派出伙计拦截，说他们的东家愿出三两黄金收当。复号当老板闻之激怒，走出墙门来，当街拍胸：“伯母大人今后要用银钱，一概由本当垫付，等贤弟立业，再结此帐不迟。”又请来怀德堂（慎记）、博爱堂（汪记）两家声望卓著的国药号签押见证。九华银楼的金字招牌，就此抬进了余杭复号大当店的库房（复号当郑姓，坐落在赫灵寺即今建筑公司东首）。

　　九华银楼当掉金字招牌，一时传遍余杭城里城外。不久，四乡农民也得知消息，赶来还欠还贷的人不断。从前农民打造金银首饰，多是为了婚嫁急用，平时手头少有银钱，因此都挂在账上，要到田稻收割或蚕茧出售后，才有现钱清偿债务。有些亲朋好友，熟不知礼，拖欠日久，也就不了了之。此时闻知九华银楼质当招牌，窘困到无力举办丧事的地步，思量店主在世之日，重义轻财，乐善好施，歉意油然而生，主动上门还债，账上有记录的，当堂勾销；账上无记录的，凭欠方说了算。这样一来，办丧事不愁无钱可调度了。更有始料不及的是：自九华银楼当掉金字招牌的传闻一出，旧日顾主萌生同情之心，生意竟一日好似一日。在吃清明会酒的筵席上，满堂举杯祝酒，方万华的方老板，郑万华的郑老板，都伸出大拇指，赞扬祖母德高望重，胜过男子汉。寡母孤儿，从此商界不敢冷眼相觑。

　　相传余杭的九万华楼、方万华楼、郑万华楼，三家银楼原属一家，是祖上祭产。同治四年才一分为三，因此店名多带有“万华楼”字样。至于为何一分为三，以及我祖父手里又为何将九万华楼改名为九华银楼，这些缘由，我就说不清了。祖母光绪十七年时三十五岁，含辛茹苦支掌店务，兼顾蚕桑，实非容易。祖母在除夕夜，用红头绳穿成两串各一百文的铜钱，放在儿子枕边压岁，告之：“这是‘当头钱’（意为质当来的钱），我家的金字招牌还在别人手中，要靠你去赎回来！”言毕，母子抱头而泣。三天后压岁钱收起放回衣箱底，到来年再拿出来压岁。

　　祖母教导有方，我父吴子炎先生，十三岁时拜对门邻居教育家路清士先生为师，与杨乃武等文士结忘年之交。他读书刻苦，习字用功，黎明即起，待人接物，谦恭端庄。在祖母的指点下，掌管起了店务。所售金银首饰，质纯量足，上面镌有“九华银”三个字的印记，以示对商品售后负责到底。小件修补，有求必应，不取分文。寒门嫁娶，手头拮据者，寻个铺保，秋后结账，一样货真价实。当时在余杭农村，特别是老年人群中，提到九华银楼，都有一种相依相托的亲情，把子炎先生引为知己。直到店铺被日寇焚毁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对九华银楼心生怀念之情。在黄金白银严禁私人交易的年月，金银首饰在农村暗中流通，要是有人拿出“九华银”三字的老金，其价都要增二、三成。长辈若能用“九华银”老金做见面礼，会脸面生光，引来亲友羡慕。

　　光绪二十八年，我父二十四岁。这一年三喜临门：九华银楼招牌复位；父亲结亲；祖母五十大寿。子炎先生合卺志喜的贺幛贺联，吴太夫人的寿幛寿联，文革中被查抄三次，三只画箱付之一炬。其中用金粉书写的寿幛，灰烬中尚见骨架，还能认出字体来。衣箱底的两串压岁铜钱，也在查抄中不知去向。同时失踪的还有一些名人字画。当时我父抱我坐在矮墙上，背对苕溪春洪，远景是战前通济桥的两帧风景照。

　　九华银楼坐落通济路（横街）中段，鼎和官酱园对面，坐东朝西，两开间，曲尺柜台。柜外有客座，柜上有宝笼。青龙招牌后面是客厅，中堂挂五彩牡丹图，是安乐寺冰餐大和尚的作品。中堂两边的对联是康有为的书法：莼菜鬻羹吴旧俗；竹枝度曲楚遗辞。右壁开门挂绣花门帘，左壁上杨乃武的四幅条屏举目即见。作坊在后，从右壁屋弄行走，这条走到店后的行路，今天还保留着。避日寇之难时，作坊内尚有银匠师傅王殿奎、毛贵福、国珍（其姓已佚）等三名，学徒二名。其中一位学徒，文革初期已是两鬓斑白，还来余杭寻访过旧主。可惜当时人心惶惶，自顾不暇，家母只招待他吃了一餐中饭。我在仓前得到消息赶回时，他已走了，到今不知他姓甚名谁，仙乡何方？

　　我有许多姐姐，她们有的是从养育堂里抱来的孤儿；有的是丢在我家店门口的弃婴，都由我祖母和母亲抚育长大。她们抱过我，背过我，手上戴着银镯子，护着我在苕溪岸边看大水，领着我到桑园地里采桑椹。抗战前夕，家里还有四位姐姐：阿娥阿姐，菊庆阿姐，采莲阿姐，小丫头阿姐。我们家种桑养蚕，卖蚕种是大户，与西门外蚕桑大户吴福清同用“牡丹为记”的牌子出售蚕纸。杨乃武在嘉兴、嘉善一带卖蚕纸，所卖的就是我们家名牌“牡丹为记”。九华银楼以店发家，又以家养店，蚕花十二分，银元进出叮当响。

　　祖母敦厚待人，知道避日寇之难不可免，姐姐们陆陆续续多送给田舍郎为妻，一个个戴金银、穿绸缎、备妆奁，不收一分财礼上花轿。我家抗日战争中家破人亡，只剩下母子苦度光阴，在日寇的铁蹄下，借贷无门，饥寒交迫，离乡远嫁的姐姐们远水难救近火，幸有阿娥姐姐、菊庆姐姐及姐夫们的照应，使我母子免在人前蒙羞。

　　一九三七年冬至节的上午，大雾弥天，日寇三艘橡皮艇从瓶窑上溯，搁浅姚村，上岸寻找村民推船，没有杀人放火；同一日，日寇从余杭西门进城，号称斯文破脚骨的王东麓、久昌老板高亨夫、仁昌腌腊店聚生麻子三人，在刘王弄口跪地焚香迎接日寇，日寇少量马队过境，第一、二两日不烧不杀。第三天日寇部队后继中断，余杭城内贼我双方不见一兵。第四天日寇大队一路烧杀，通济桥上变成火海，在桥西水面搭浮桥过队伍。火势顺四丰馆、怀德堂、博爱堂、同和当店一路延烧，逼近九华银楼。避身在作坊内的国珍师傅，走出来拉坍凉蓬，隔断火势，不料被过路日寇发现，一枪打死在店门口。当时，整条横街只有鼎和、元茂两家逃出大难。余杭的城防早在冬至前一日就撤出县城，日本强盗在占城三天以后，对手无寸铁的民众烧杀掳掠，欠下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