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延笃

1 文言文杨秉字叔节翻译

杨秉字叔节，少时继承父业，兼通《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

年四十余，才接受司空征辟，拜为侍御史，频繁出任豫、荆、徐、兖四州刺史，迁任城相。自从担任刺史、二千石后，计算任职Et期而接受俸禄，多余俸禄不入私门。

故吏携带钱百万赠给他，他闭门不接受。他因廉洁受到称赞。

桓帝即位，他以通晓《尚书》被征入朝劝讲，拜为太中大夫、左中郎将，迁升为侍中、尚书。皇帝当时微服出行，私自住在河南尹梁胤府中。

这天大风将树拔起，白天昏暗，杨秉藉此上疏劝谏说：“臣听说祥瑞是因有德而出现，灾祸是因事而发生。传：‘祸福无门，惟人所召。

上天不言语，而是用灾异谴告，所以孔子认为迅雷大风必有变动。《诗》云：‘敬天之威，不敢驱驰。

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规，警戒禁止行人而后行，清洁宫室而后止，若不是郊祭庙祭之事，则銮旗不随驾。所以《诗》称‘自郊徂宫，，《易》说‘王到大庙，致孝享也’。

诸侯去往臣子的家，《春秋》尚且列出告诫，更何况穿着先王天子服而私下出游！降颜则混乱尊卑，等同威严则无序，侍卫守空宫，绂玺委托给宫女仆从，假如发生非同一般的事变，任章那样的阴谋，则上负先帝，下后悔也来不及。臣累世受恩，得以充备尚书之位，又以微薄学业，充在讲劝之列，蒙受特别的爱重赏识，被It月照耀，恩重命轻，大义促使士去死，不惧怕被摧折，以上是简略陈述的愚见。”

皇帝没有接纳。杨秉以病为由乞求退职，出为右扶风。

太尉黄琼对他离开朝廷感到可惜，上书说杨秉劝讲宫中，不宜迁外，应留拜光禄大夫。当时大将军梁冀专权，杨秉声称有病。

六年，梁冀被诛后，他才被拜为太仆，迁为太常。延熹三年，白马令李云因谏受罪，杨秉为他争辩而不能成功，并因此被免官，回归家乡。

这年冬天，又被征拜为河南尹。此前中常侍单超弟单匡任济阴太守，因贪污罪被刺史第五种所弹劾，事情急迫，于是便贿赂刺客任方刺杀兖州从事卫羽。

此事已见《种传》中。等到任方被逮捕，被囚在洛阳，单匡考虑杨秉会深查此事，便密令任方等越狱逃走。

尚书召杨秉加以责问，杨秉回答说：“《春秋》载不杀黎比而鲁因此多盗贼，任方等不法，起因于单匡。刺杀执法之吏，害死奉公之臣，又让他逃走，宽赦放纵罪犯，首恶大犯，终将成为国家的危害。

请允许用槛车征召单匡考查此事，则奸恶端绪，肯定会马上得知。”而杨秉竟被罚作劳役，因久旱被赦放出。

此时正遇上El食，太山太守皇甫规等上告说杨秉忠正，不宜长久降职而不用。朝廷下诏公车征杨秉及处士韦着，二人各称病不来。

有司弹劾杨秉、韦着二人大不敬，请求将他们下交所属官府治罪。尚书令周景与尚书边韶奏议：“杨秉儒学侍讲，本性谦虚；韦着隐居行义，以退让为节操。

同征而都不到，的确使侧席待士者失望，然而委屈减食，也足以抑制苟且进入之风。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圣朝大度，应用优游之礼。

可以告诉他们所在的地方官，讲解朝廷恩意。如果他们还不来，再仔细议论如何处理他们。”

于是重征，杨秉逭才来到，拜为太常。五年冬，代刘矩为太尉。

此时宦官势力正盛，品行不端之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相贪*，朝野一片抱怨之声。杨秉与司空周景上言：“内外吏职，大多任非其人，自不久前所征，都只拜官而不测试，致使盗窃纵横恣肆，怨言诉讼不断出现。

按照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掌权，而今他们的子弟宾客布满职署，有的是年少庸人，担任守宰之职，上下忿恨，四方怨怒。可遵循旧章，去除贪婪残暴，堵塞灾祸诽谤。

请通告司隶校尉、中二千石、二千石、城门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自检查所统属之部，应当斥退罢免的，自己报上来，三府廉察有遣漏的，继续报上。”皇帝同意了。

于是杨秉条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谊等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起敬。当时郡国之中计吏多留下拜为郎，杨秉上言说在三署中见郎七百多人，财物空虚，白拿俸禄者多，而不良守相，想藉封国为池，助长污秽之行。

应断绝拜计吏为郎，以堵塞觊觎之端。从此到桓帝世终，计吏没有再被留拜的。

七年，皇帝南巡园陵，特地韶命杨秉跟从。南阳太守张彪与皇帝未即位时有旧恩，以皇帝车驾将至，藉着调发之机，将许多物资私自留给自己。

杨秉听说后，写信痛责荆州刺史，并将此事转告公府。行至南阳，皇帝左右之人都接受了贿赂，因而仍有韶书拜授许多官职。

杨秉又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先王建国，顺应上天而建立官制。太微聚星，名为郎位，入朝奉命守卫，出朝则治理百姓。

皋陶告诫虞，在于授官与人。不久前在道路之中拜授官职，皇恩加给小人，爵位因贿赂而成，风化由此败坏。

所以俗夫巷议，白驹远逝，穆穆清朝，远近无人来观。应割舍不忍之恩，以断绝追求欲望之路。”

于是皇帝停止了诏授。当时中常侍侯览弟侯参任益州刺史，多次犯有贪污罪，在州中施行暴虐。

第二年，杨秉弹劾侯参，槛车征他到廷尉狱。侯参惶恐，在道上自杀。

杨秉因而上奏侯览及中常侍具瑗说：“臣考查旧典，宦竖之官，本来是在传递通报，司昏守夜方面任职，而今却不正当地受到过分宠幸，执政操权。那些阿。

2 《河间游僧》文言文的翻译全文的翻译

译文

河间县有一个四处游走的和尚，在集市上卖药。先在桌子上放一尊铜佛，旁边盘子里盛着药丸，那铜佛伸手像是要拿东西的样子。来买药的，先要向铜佛祈祷，然手双手捧着药盘靠近铜佛。如果病可治，盘中药丸就会跳到佛手里；如果病难治好，盘中药丸就不动。全城的人都非常相信他。

后有人在和尚住宿的庙里看见他关上房门偷偷地研磨铁屑，这才明白和尚盘千里的药丸一定有一半混有铁屑，有一半没有混铁屑；那佛手一定是用磁石做的，只不过在外面镀一层金（以掩人耳目）。经过检验，确实是这样，那和尚骗人的花招也就败露了。

扩展资料

原文

河间有游僧，卖药于市，先以一铜佛置案上，而盘驻药丸，佛作引手取物状。有买者，先祷于佛，而捧盘近之，病可治者，则丸跃入佛手。其难治者，则丸不跃，举国信之。后有人于所寓寺内，见其闭户研铁屑，乃悟其盘中之丸，必半有铁屑，半无铁屑，其佛手必磁石为之，而装金于外，验之信然，其术乃败。

河间游僧

《河间游僧》是清代学者纪昀所创作的一篇散文，散文主要讲述了一个河间的游僧在市集中用骗人的手段卖药的故事。

作者简介

纪昀（1724-1805）清代学者、文学家。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河北沧县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年）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他资质聪慧，博闻强记，贯通群籍，旁征百家，有出口成对之才。并常以利齿伶牙和贪官斗智斗勇，固有“铁齿铜牙”之美称。

3 文言文《赵歧传》的翻译

《赵歧传》原文 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也。

岐少明经，有才艺，娶扶风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与融相见，仕州郡，以廉直疾恶见惮。

永兴二年，辟司空掾。议二千石得去官为亲行服，朝廷从之。

会河东太守刘祜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胜代之，岐耻疾宦官，即日西归。京兆尹延笃复以为功曹。

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进不由德，皆轻侮之。岐及从兄袭又数为贬议，玹深毒恨。

延熹元年，玹为京兆尹，岐惧祸及，乃与从子戬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

岐遂逃难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历。自匿姓名，卖饼北海市中。

时安丘孙嵩年二十余，游市见岐，察非常人，停车呼与共载。岐惧失色，嵩乃下帷，令骑屏行人。

密问岐曰：“视子非卖饼者，又相问而色动，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孙宾石，阖门百口，势能相济。”岐素闻嵩名，即以实告之，遂以俱归。

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飨之极欢。

藏岐复壁中数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后诸唐死灭，因赦乃出。

三府闻之，同时并辟。九年，乃应司徒胡广之命。

会南匈奴、乌桓、鲜卑反叛，公卿举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边之策，未及上，会坐党事免，因撰次以为《御寇论》。

灵帝初，复遭党锢十余岁。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诏选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征岐拜议郎。

车骑将军张温西征关中，请补长史，别屯安定。大将军何进举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与新除诸郡太守数人俱为贼边章等所执。

贼欲胁以为帅，岐诡辞得免，展转还长安。及献帝西都，复拜议郎，稍迁太仆。

及李傕专政，使太傅马日磾抚慰天下，以岐为副。日磾行至洛阳，表别遣岐宣扬国命，所到郡县，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复见使者车骑。”

曹操时为司空，举以自代。光禄勋桓典、少府孔融上书荐之，于是就拜岐为太常。

年九十余，建安六年卒。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

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辅决录》传于时。译文 赵岐字邠卿，是京兆长陵人。

赵岐少年时就读通了经书，颇有才艺。出仕于州郡，因其廉洁刚正疾恶如仇而让人害怕。

桓帝永兴二年，被征召为司空掾，上书建议二千石官员可以去官为父母亲服丧，朝廷采纳了。正碰上河东太守刘祜离任，而以中常侍左悺之兄左胜代之，赵岐鄙视痛恨宦官，当天就弃官回乡去了。

京兆尹延笃又请他来担任功曹。 在这之前，中常侍唐衡的哥哥唐玹任京兆虎牙都尉，同乡认为唐玹不是凭自身才德晋升的，所以都瞧不起他。

赵岐及其堂兄赵袭又多次说些贬斥唐玹的话，唐玹就恨他们恨得咬牙切齿。桓帝延熹元年，唐玹任京兆尹，赵岐怕祸事临头，就与侄子赵戬逃避他。

唐玹果然收捕赵岐家属宗亲，用重法来陷害他们，全部杀害了他们。赵岐便逃难四方，江、淮、海、岱，没有他不曾去过的地方。

自己隐瞒了姓名，在北海的集市上卖饼。这时有位安丘人叫孙嵩的，年纪二十多岁，在集市上游玩，见到赵岐，一看就觉得不是一般人，停下车子喊赵岐上车同行。

赵岐一惊，孙嵩就拉下车帷，让骑从们赶走行人，秘密地问赵岐说：“我看你不是卖饼的人，我一问脸色就变了，人没有深重的冤苦怎么就亡命天涯呢？我是北海孙宾石，全家百口，势能相救。”赵岐平日就知道孙嵩的名字，就把事实原委都告诉了他，于是一起回了家。

孙嵩抢先一步汇报母亲说：“我出去走走，竟得到一位可以以命相托的朋友。”迎进客厅，饭菜招待，十分高兴。

孙嵩把赵岐藏在复壁中好几年，赵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 后来唐玹一帮人都死绝了，赵岐遇赦才重见天日。

朝廷三府听到后，都来征召他。延熹九年，他才应允了司徒胡广的征召。

这时南匈奴、乌桓、鲜卑反叛朝廷，公卿推举赵岐，提拔他任并州刺史。赵岐准备呈奏谈守边御敌的策略，未及上奏，就碰上党事而被免职，于是把它撰写编排成专论《御寇论》。

灵帝初年，又遭党锢之禁十多年。中平元年，兵乱四起，下诏挑选曾经任过刺史、二千石而有文武之才可以任用者，于是征召赵岐为议郎。

车骑将军张温西征关中，请求让他补长史之缺，另外领一支兵马屯驻安定。大将军何进又推举他为敦煌太守，行到襄武，赵岐和新任命的各郡太守数人都被叛贼边章所获。

边章要胁迫他为主帅，赵岐说假话敷衍才得以避免，辗转回到长安。到献帝西都长安时，他又被任为议郎，不久升迁为太仆。

等到李傕专政，派太傅马日磾抚慰天下，以赵岐为副使。马日磾行至洛阳，上表另遣赵岐去外地宣扬国命，所到郡县，百姓都高兴地说：“今日竟能重新看到朝廷使者的车骑。”

曹操这时任司空，推举赵岐代替自己。光禄勋桓典、少府孔融上书推荐他，于是就地任命他为太常。

九十多岁时，在建安六年去世。吩咐他的儿子说：“我死之日，在墓穴中聚沙为床，以布为席，给我穿上白衣，头发披散席上，再用单被盖起来。

当天下葬，下葬完就埋。”赵岐有很多著述，有专著《孟子章句》及《三辅决录》传于当时。

4 《蔡伦造纸》的文言文翻译

1、译文：

自古以来都是把字写在或刻在竹片上，再编成册，那种用来写字的丝绸叫做纸。丝绸很贵而竹简又太笨重，并且不便于人们使用。蔡伦于是想出一种方法，用树皮、麻头以及破布、鱼网造成纸。

元兴（汉和帝年号）元年上奏皇帝，皇帝夸赞他的才能，从此都采用他造的纸，所以天下都说“蔡侯纸”。

2、原文：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永丰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为纸。

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发明、创造）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纸是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

伦乃造意（发明、创造）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先捣制成浆，取膜而去水，后晾干，而制成纸。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扩展资料：

一、人物简介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在永平（汉明帝年号）末年开始在内宫任职，建初（汉章帝年号）时期，担任小黄门（太监官职名）。到汉和帝即位，升任为中常侍（太监官职名），参与政事。蔡伦有才能学问，尽心尽力，诚实谨慎，多次触犯皇帝，陈述得失的道理。

每当到了休沐的时间，都闭门不接待客人，在田野中考察。后来升任尚方令（太监官职名）。成为后代制作器械的方法。元初（汉安帝年号）元年，邓太后因为蔡担任了很长时间的侍卫，封他为龙亭侯，封地有三百户人口。后来担任长乐太仆（官职名）。

元初四年，皇帝因为经史传记等文字大多都没有核实确定，于是选拔有名的读书人谒者（学官名）刘珍以及博士（学官名）良史（史官名）聚集在东观（宫殿名），校正各种典籍，派蔡伦监督这件事情。

蔡伦起初按照窦皇后的旨意，诬陷汉安帝的祖母宋贵人。等到窦太后驾崩，汉安帝开始亲自处理各种政事，下令让蔡伦自己到廷尉（法官名）那里认罪。蔡伦耻于受辱，于是沐浴后穿戴整齐衣服、帽子，喝毒药而死。他的封地被收回。

二、关于造纸术的争议

史书上关于蔡伦造纸的记载十分简略，只说他“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作为一项伟大的发明，材料的选取、工艺的改进，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过程必然艰难曲折，涉及的技术问题也很复杂，搁在现代，写几十篇论文、几部书都没有问题。

但史官却十分吝啬，只用了不足20个字全部交代完了。不过，这个记载虽简略，却很确切，认定纸的发明人是蔡伦，长期以来，成为定论。但近些年来，颇有人提出异议。

人们认为纸是蔡伦发明的主要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后汉书》的大部分原始史料，来自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是东汉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期（公元58年-公元75年），由大学士刘珍、班固等人执笔编写的国史。其中蔡伦传这一篇，又是后来崔寔、曹寿和延笃等三人奉东汉汉桓帝之命在公元151年补写的。

这时距离蔡伦去世才30年。作者跟蔡伦是同时代人，因此有学者认为，《东观汉记》记述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东陵被盗历史缘由 慈禧惨遭毁容和奸尸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帝王陵寝，从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

　关外三陵都在辽宁，为安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先辈的永陵、安葬着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托（拉）氏的福陵和安葬着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昭陵。

　清西陵为雍正所辟。雍正得位不正，死后不敢葬在父亲康熙身边，就在北京西南方一百二十公里、河北省易县城西十五公里的永宁山下另建陵区，与原有的东陵相对而称西陵。这里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个皇帝及他们的后妃、弟兄、公主、阿哥等八十人。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部马兰峪的昌瑞山南麓，西距北京市区一百二十五公里，是中国现存建设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干隆（裕陵）、咸丰（定陵）和同治（惠陵）等五位皇帝，以及慈安（普祥峪定东陵）、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等十四个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个妃嫔，面积达七十八平方公里。

　清朝历史有漫长的二百六十八年。经过两个世纪又六十八年的搜刮，统治者积累起了无尽财宝。帝后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更把大量稀世珍宝埋进了自己的坟墓，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金碧辉煌、美仑美奂的帝王陵，其实就是人民遭受残酷压榨和掠夺的证明，也是封建罪恶的集中见证。

　但是，另一方面，耗费数不清的财富和人类智慧的帝王陵，也是全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的极高价值，对它们的破坏和劫掠，是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历史文化的严重罪行。

　清东陵之所以比其他两个陵区出名得多，不仅因为康熙、干隆和慈禧太后这三位清史上名头最大的帝后埋葬在这里，更多是因为清东陵在民国发生了被盗掘的大案。尤其是1986年西安**制片厂拍了一部叫《东陵大盗》的**，详细描述了这桩发生在1928年7月的民国大案。那时**业可不像如今这么萧条，正是其神气活现的黄金时代，一部好一点的影片往往拥有亿万观众，其巨大的传播力让民众对此案和做案人、军阀孙殿英耳熟能详。

　我们要问的是：这么一个巨大宝库，在民国乱世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孙殿英动手之前就没别人觊觎、动手吗？孙殿英自己对这种丧心病狂的罪行有什么辩解、说道吗？在孙殿英盗陵之后，还有别人朝东陵下过手吗？

　回答很明确：在孙殿英动手之前，早有人对这座宝库跃跃欲试;孙殿英本人当然不会说：“我就是财迷心窍，所以盗墓！”他自有一番振振有辞、甚至大义凛然的辩护;而在他之后，清东陵不但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反而在1945年底遭受了一次更大的浩劫！

　三

　清朝未亡的时候，清东陵是何等森严、神圣之地。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保护人员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巡逻。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一千一百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三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马兰镇已下辖八个营，人数由原来的六百名扩展到一千余名，到光绪九年，人数猛增至三千一百五十七名。

　除了紫禁城，皇家陵区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加载《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俱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敢对皇陵“大不敬”或者破坏，惩处极其残酷。

　在这样严密的护卫下，直到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之时，整个东陵区尽管也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但要想钻到墓里去劈开棺材偷宝贝，是痴人说梦之事。

　清帝退位之后，根据优待条件中的有关条款，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设有护陵大臣，驻守着八旗陵户，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各项事务。

　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圣禁地再也难维持那份尊严。按退位优待条件，民国 每年拨发白银四百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 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首先减半支付。

　勉强维持到1914年，守

　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准予开垦陵区土地，用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当局直接插手盗伐陵区树木，建立了所谓“东荒垦植局”，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受到大规模的毁坏。

　在短短十余年中，东陵区原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苍翠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濯濯荒山，东陵环境遭到了空前摧残。

　更为严重的是，在把持北洋 的张作霖奉军溃败、北伐军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东陵的地面建筑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扇、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

　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

　当地居民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更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涌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

　有了这个开头，清东陵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大肥肉，众多军匪、强盗瞪着血红的眼睛垂涎欲滴，东陵浩劫已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孙殿英之前，着手盗掘清东陵的是马福田和王绍义。马福田原为土匪，纠集一帮人靠绑票过日子;1927年，马福田接受招安，带着其六百余人的匪帮加入奉军，摇身一变为团长。王绍义早年当过修墓工匠，从二十岁起加入匪帮，后来成为马福田的亲信参谋。

　1928年6月，在北伐军的打击下，马福田见奉军大势已去，便将其人马拉上山重新为匪，在老家马兰峪打家劫舍。他一边干了几起抢夺钱财并火烧十几家商铺的“小生意”，一边派人潜入东陵窥测动静，看有无盗掘的可能。盗掘东陵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梦啊！这个时候正是奉军退走而北伐军还未开来、东陵没有一兵一卒看护的真空时候，他大喜过望，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此刻不干，更待何时？马福田立即率领匪众开进东陵，开始实现他的多年愿望 了。

　在短短的几日内，东陵地面残存的所有值钱的物件以及黄花山中的几座皇家墓葬，几乎被他率众匪洗劫一空。就在马福田对东陵内帝后的陵寝正要下手之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殿英大帅登场了。

　孙殿英本是有来历的人。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绕道入长城， 深入京都南，进攻高阳城。告老还乡的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率家人及全城居民守城抗清，终因清兵势众，城破被俘。孙承宗誓不降清，清军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活活勒死，接着将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屠杀干净。只有孙承宗四子孙镐一支在城破时逃出一个保姆，带出了个男婴。

　这个男婴后在河南永城长大落脚，他就是孙殿英的祖上。

　孙殿英因出过天花而得外号“孙大麻子”，他幼时父亲又被旗人杀害，生活贫苦。母亲对他特别溺爱，使其从小养成了无法无天的习惯;长大一点就天天混在赌场，以赌博为生，还练就了任何麻将牌他拿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的绝活;后来又从事鸦片贩运，并加入河南西部的民间组织庙会道，凭着过人的机灵逐渐混到庙会道的头目。因肯下血本各方打点，他贩运鸦片、制造毒品远销上海，获利极丰。

　1922年，“秀才将军”吴佩孚在洛阳时，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大毒贩，他在洛阳不能立足，就逃往陕州。

　他纠集了一批土匪、赌鬼、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国民军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投“山东王”张宗昌，受到同是土匪出身的张宗昌赏识。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力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殿英为军长。当直鲁联军在北伐军打击下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又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

　他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率部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初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孙殿英的队伍是不属 正规军的杂牌军，非蒋介石“亲生”，孙部粮饷被长期拖欠克扣，以至官兵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

　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若再不拨粮款，甚至有哗变的危险。在这一严峻的形势前，孙殿英愁断了肠子，近在咫尺的大宝库清东陵不进入他的视野都难。

　即使不缺钱，只要有机会，孙殿英也不会放过东陵宝藏，何况正缺钱的时候？不过现在他毕竟是有人管的民国军官，而不是绿林游匪，不能说干就干。

　于是他找到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徐源泉屡屡催饷;徐源泉也没有办法，只能说些空话拖延;孙殿英越催越紧，徐源泉不胜其烦。终于，孙殿英摊牌，说粮饷久不发放，士兵已苦不堪言，有人建议掘开东陵，以陵内珍宝充军饷度过难关！

　徐源泉吃惊过后，也怦然心动，他知道如真的这么干，这个孙大麻子就不用再向他催命一样催饷，更重要的是，财宝肯定也少不了他的一份，于是哼哼哈哈，不表明态。孙殿英知道他不反对，立即召集手下师长谋划起来。

　这样，前文提到的马福田、王绍义企图盗宝，正好成为孙殿英进入东陵区的绝妙借口。他马上命令手下师长谭温江，以“剿匪”名义向马福田部发起进攻。两方在马兰峪镇展开激战，马福田部被击溃。马、王二人眼巴巴看着吃不到嘴的东陵宝藏，含恨退走。

　随即，孙殿英以搜索敌人、检查武器为名，名正言顺开进陵区。接着，他四处张贴十几张告示，宣布为保护东陵安全，要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陵区将全行封闭。

　在以“军事演习”为名下，陵区严密封锁，震惊国内外的炸陵盗宝开始了。

　四

　陵区内那么多座墓，他首先看中的当然是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一是因为慈禧太后的穷奢极侈在王朝帝后中最为突出，其陵寝必然豪华万状;二是慈禧太后安葬时间很近，下藏情况民间还有线索，进入地宫比其他陵墓容易。

　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自己也从来不知地宫入口，此事老旗人也许知道。孙殿英感到有理，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

　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然后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道出了离此地十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古时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的匠工，往往都会在竣工之时被埋在地下，以求秘密永不外泄，这也是封建皇权极端凶残的表现。

　而这个这姜石匠实在命大。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八十一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立即知道死期将至，既然被选中干最后一道工序，就别想活着出去。姜石匠几天前乡里人给他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现在要他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死过去。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赶紧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连滚带爬跑回家，这样捡了一条命，并保存了地宫入口的秘密。

　六十出头的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他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本来应该对刨慈禧坟感到大快人心的姜石匠就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百般引诱也不起作用。孙殿英火了，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跟那两位老旗人一样经不住用刑死了，还有谁知道墓道入口？于是他转睛一想，把桌子一拍：“不说？把你儿子抓来，看老子不扒掉他几层皮！”这招抓住了姜石匠最脆弱处，还没等士兵出门，他就一声哀嚎，竹筒倒豆子般吐露出了秘密。

　在姜石匠的引导和炸药的千钧神力下，硝烟弥漫中，做为永久性工程的坚不可摧的定东陵敞开在这群匪兵前，统治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的神秘陵寝大难临头。

　不必去描述地宫宝藏的繁盛与珍贵，中国最顶尖的物质财富几乎都集中在这里。进入陵寝的士兵每人手上本都拿着一只大电筒，而在满室珍宝光芒的映射下，电筒的光全都失去了作用。

　所有殉葬宝物很快全部被一抢而空，匪兵又发疯般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木打开，满棺的珍宝陪伴着这位面色如生的中国近代第一女强人。然而，此时的慈禧太后不过是一具任人蹂躏的僵尸罢了。她的嘴里含有一颗巨大的夜明珠，据说正是这颗夜明珠致尸身不腐。士兵伸手去取，不料宝珠向喉咙滑去;于是，几只粗黑的大手按住她的头颅，一只拳头击在她的脸上，咯咯两声，慈禧满嘴牙齿尽落，宝珠却未滚出;再是几根大手指粗鲁地掰开她的嘴，宝珠抠出时，她的脸颊也被撕破。

　劫取棺内宝物过程中，她的尸骸被抛出棺外，脸朝下趴在泥水中，一手反扭在身后。

　无尽宝藏展开在眼前，众官兵发疯般劫掠着。孙殿英规定先将宝物集中再分配，谁也不得私藏。但在这旷代财富的强烈 下，人们哪里还能控制自己？孙殿英咬牙切齿，下令谭温江向疯狂撕抢的官兵们开枪扫射，尸体不断倒下，终于控制住了局面。然而还是有人将珠宝偷藏在内衣里，含在嘴里，甚至塞在 里……

　这可能是史上最著名的盗墓活动。在那阴森神秘的地下墓穴里会发生什么，留给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最令人瞠目的传说，可能不是墓内宝物的神奇，而是慈禧太后被奸尸！

　据说，慈禧棺木打开后，看到她面色如生，肌肤白皙饱满，一名盗墓士兵居然动了 ，扯下裤子就行奸;不料尸身因见空气，瞬间萎缩如鬼，让这个 超强的盗墓兵立即败了兴。

　生前最为穷奢极欲的慈禧定东陵盗毕，孙殿英又命去挖清朝最盛时期干隆皇帝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

　干隆的地宫果然规模更大，更富丽堂皇。开棺之后，死去一百二十九年的干隆尸身已腐，仅剩发辫、头骨和肋骨等。匪兵们同样迅速将满室宝物抢劫一空。

　和慈禧墓中不同的是，干隆是清代最为风雅的皇帝，他的陵寝内还有多幅珍贵字画。匪兵只识金银珠宝，这些艺术珍品被野蛮地毁坏殆尽。

　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说顺治帝于生前出家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没有宝物，便没有下手。接着再准备盗康熙的景陵，不料还未挖到地宫，就流出黄水，越流越汹涌，顷刻间地上已积水二尺多深，匪兵们就没敢再继续。

　以军事演习为名严密封锁着的清东陵内，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7月11日，孙殿英满载而归。

 

　摘自《民国多少事》 作者：谢轶群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古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候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

这句话的出处是：先秦·韩非《韩非子·五蠹》

我给大家节选了包含这句话的一段原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这篇文章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古代周文王地处丰、镐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进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水东面的地方，方圆有五百里，他也施行仁义的政策，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到自己，便出兵伐徐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证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就会随之不同。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驯服，禹主张用武力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行德教还不够深就动用武力，不合乎道理。”于是便用三年时间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终于归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销甲不坚固的便会伤及身体；这表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只能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候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套空话。”于是出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进到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所以说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亡了国，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失了地。由此说来，仁义道德、机智善辩之类，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正道。如果当初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巧辩，而是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楚的野心也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里得逞了。

这里有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词汇，单独解释给大家看看：

效：表示。

谯：同“诮”，斥骂。

牂(zāng)：母羊。

寻：八尺。常：十六尺。

随仇：以知友的仇为仇。

离法：犯法。离，同“罹”。

私剑：因为私仇而用剑杀人，指刺客。

养：被收养。

几：同“冀”，希望。

夫妇：匹夫匹妇的简称，指一般男女。

田常：即齐国的陈恒，杀齐简公而立平公，专擅国政。

子罕：宋臣，曾劫持宋君。

归禄：归还国君所授的俸禄。

商、管：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和春秋时齐国的管仲，都是著名的政治家，使秦、齐富强。

孙、吴：春秋时吴国的孙武和战国时卫人吴起，都是著名的兵法家。

动作：指劳作。功：指农耕。

亹：同“衅”，指缝隙，弱点。

矰缴：本是猎人用来射鸟的尾部而带有绳的箭，比喻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

私门：权贵之家。

解舍：即房舍。解，同“廨”。

完解舍：替贵族修缮房舍，得免兵役。

袭：指私底下走门路，联络。

当涂：即当道，指有权势的人。

近习：指在国君左右亲近的人。

重人：有权势的人。谒：请托。

苦窳之器：粗恶之物，或指无用的奢侈品。

侔：同“牟”，加倍。

蠹：木中蛀虫。

五蠹：这里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工商之民。

既然说到这了，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评析一下这篇文章：

　　本文主要论述了法治应当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一观点，认为实际的权势比形式的仁义更有效力，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

作者首先通过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而产生的不同办法来说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其目的在于批驳儒家学者“法先王”的保守主张，作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还用了举例论证法和分析论证法列出上古有巢氏、燧人氏因发明创造之功而被推举为王，中古之世大禹因治水之功而被推举为王，近古之世汤、武因征伐桀、纣之功而称王这样的历史事实，论证出“为新圣笑矣”的原因和结果，这就推论出当代的“新圣”改革的必要性，从而得出本段的论点：“不期修古”。然后用比喻论证法加以论证。

作者还从经济方面分析古今之不同。他在文中提出了人口发展的问题，再举出两个例子对比证明古代天子是为了躲避“监门之养”和“臣虏之劳”;今天的县令之所以不让其位是因为可以使“子孙累世絜驾”。又说古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人们的争夺，不是因为小气，只是因为财物太少。以此证明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做，不是品德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而是因为权势太重。

接着，作者列举了历史故事并加以论证。为论证论点“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他举出“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国”的事例，正反对比，说明“世异则事异”。又列举另一个历史故事加以论证：“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得出结论“事异则备变”。

最后，作者总结：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纵横家们、游侠刺客、逃避兵役的人、工商业者这五种人，他们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因此，作者的重点在于“当今争于力气”。这是法家的重要主张，即重视耕、战，加强国力，以武力征服天下。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对于儒家思想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未免失之偏颇。儒家思想也有好的地方，要不然，它也不会在中国两千多年里都一直处于思想的统治地位。作者看到了法治与儒家伦理道德之间出现的矛盾，这是对的。但是作者却不懂得吸收百家之言的合理因素，协调“法”与社会普遍意识的关系，而对法家以外的意识，一律加以排斥，这一个很片面的观念。还有一点，就是作者对工、商之民的错误认识。他认为这两种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实在是一种片面而偏激的看法。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获得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使得工商之民活跃于历史舞台上，这是人类社会向更文明时代前进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对工商之民持以完全否定态度，这是很错误的。

本文的写作特色是作者善于从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中得出结论。他的议论分析具体，论证充分。为了阐述一个观点，他用了大量的论据，并做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例如对上古的社会情况，对尧和禹的生活的艰辛等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评述。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采用设喻取譬的方法，这不仅可以阐明观点，还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

最后，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我觉得有必要再介绍一下：

韩非子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约公元前281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师从荀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1,相传尧帝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这种古代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

2 王位世袭制

从禹的儿子启开始，禅让制的惯例被破坏，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的“天下为公”为奴隶社会的“家天下”所取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历史的进步，其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3 察举制秦朝以后，封建的选官制度有了发展。汉武帝时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用来选拔人才，其内容包括地方察举和皇帝征召等，其中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官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各方面人才的涌现是汉武帝时期出现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

东汉时期继续实行察举制，但前后有所变化。初期主要依据人才在地方上的声望，称为“乡举里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势力开始恶性膨胀，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后期，宦官把持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居面。

4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选官制度。三国时开始实行，隋唐时被废除。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打破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使汉代的察举制度无法继续实行下去。曹操为发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曹丕当政时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具体做法是：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州的中正官，察访士人，评列九品，作为官吏除授的依据；中正评定士人，家世、才能并重。曹魏后期，尤其到了晋朝，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选拔人才的途径。由于中正官一职为世家大族所垄断，选官任人唯看门第家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等级森严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加速了魏晋以来士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5 科举制第一，隋唐科举制的创立和完善。<1隋朝兴起：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使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隋炀帝时开始设立进誓愫闷，科举制形成。<2唐朝完善：唐太宗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举取士人数，还首创了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

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明显区别是选拔官吏不再以家族名望而是以考试成绩为依据，选官的权力不在地方而是收归中央。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的一大进步：它抑制了门阀世族势力，扩大了官吏来源，实质上反映了隋唐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制虽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但它仍然是地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

第二，宋朝科举制的发展。宋代科举制比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殿试成为定制和“糊名法”的实行，采取的名额也比唐朝大大增加了。科举制的发展为地主阶级各阶层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也进一步扩大了北宋的统治基础，还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第三，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变化。明清时期实行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文章格式为八股文，不能随意发挥。八股取士的实质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是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清末戊戌变法曾改革科举制，废八股，改试策论。科举制在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存在了近一千三百年，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

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清，选任方式以科举为主，以“考试”为标准，用人权完全收归中央。从选拔上看：隋唐实行开科取士，隋炀帝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拔各级官员的主要方式。全国各地的士子不用通过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经过公开的逐级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士子在通过逐级政府和中央的笔试之后，要由吏部再进行面试，内容是考察“身、言、书、判”即身体容貌、言语应对、书法笔迹和判词书写。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见识才能。大致说来，科举考试由礼部考才学，吏部考能力。明朝中期出现八股文，这是一种严格的排偶分股的应考文体，考生易于掌握格式，评卷标准也较为客观。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立废之争，朱元璋就曾一度下诏停止科举，但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超过科举的有效选官方式，所以，不得不在停科举九年后再次恢复。科举制度以相对公正、公平、公开的形式选拔和收揽人才，为整个政治机体输送新鲜血液，在政治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任用上看：地方主官仍然由中央统一任用，这一点一直未变。变化的是，取消了地方主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地方官不能再自行任命属下官员，所有进入流品的地方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用，《文献通考》中记载，隋朝时“海内一命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辟署之事”。从隋朝起，地方主官的用人权被中央收回。

古代地方官员选任制度对政治的影响

地方官的选任，不仅仅是一项文官管理制度，它关涉到整个政治的兴亡存废。从秦始皇废除封建，建立郡县后，中国的政治问题，从结构上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其中地方官的选任事关政治结构稳定与否的大问题。用好的用人方法用好人，则政治稳定，国家强盛；反之，则陷入分裂与争战，这是被漫长的历史发展无数次证明了的，可以说，地方官的选任制度是政治发展的生命线。

首先，大一统既是传统治理的前提也是目的，地方主官由中央选任，是实现大一统国家的客观要求。

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吏治发展中，地方官员的选任制度不断演变，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地方主官一律由中央任免。秦始皇结束封建割据的局面，海内一统，地方设置为郡、县两级，郡、县主印官郡守和县令都由中央任免，成为定制，以后历代尽管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地方官权力也时有伸缩，但地方主官一直由中央任命。之所以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必须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有一套由中央统一安排的人事组织体系。中国的特点是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区域间的差别较大，给大一统的实现带来挑战；但如果不实现大一统，四方割据，各自为政，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杀伐争夺、混乱黑暗的灾难之中。要想保证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稳定，关键问题，是要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体系，在用人上，要由中央统筹安排，特别是作为执政根基的地方政权，其人事任免要由中央掌握。

其二，大一统的维护，要由中央的权威宏观调控，避免陷入地方性。从汉代起就有地方官员任职回避的限制，就是说本郡县的人不能在本地为官，一方面是防止本族本亲的地方势力坐大，利用国家政权合法施暴；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各地方之间相互隔绝，不能很好的融合，陷入狭隘的地方性。为了增强不同区域间的融合、交流和发展，保证大一统的局面得以维持，就要推行全国范围内选才，异地为官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只有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下才能得以实现。

其三，大一统政权的存在，要求国家权力能有效制约地方势力。地方官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是政令下达和民情上达的关键环节，必须脱离地方豪强势力，并对其进行制约。中国古代的基层组织往往是在血缘和地缘结合的情况下建立的，人们依靠土地为生，很少迁徙，乡里组织从结构上讲一般比较稳定，地方豪强容易坐大。如汉代就有“宁负二千石（郡守），无负豪大家”之说。乡间豪族势力如不加控制，往往猖狂：兼并土地、荫庇人口、收养私从，当社会发生动荡时就会由患而生乱，与国家利益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古代治理中十分强调慎选临民官，一方面是考虑到要对民众进行善治，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大对地方豪族势力的控制。

其次，中央权威的树立是社会稳定的保证，中央掌握人事权，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官制。

秦汉地方长官可以自辟僚属，实际上是将地方的部分用人权交给了地方主官。地方主官可以在所管辖的区域内选官，虽然还要经过考试，达到一定的标准，但由于是“自辟”，权力大，很容易使地方主官用自己的亲信组成官府体系，当地方割据时，就成为脱离于中央的职能机构。汉代的削藩、魏晋南北朝的战乱，都是因为地方权力太大，关键是地方有用人权，所用都是自己的人，中央是天高皇帝远的虚制，地方则是现用现管的实利，中央权威受到威胁。

从文官管理制度的角度讲，秦汉地方可以自辟僚属，选用之官虽然属于中央官制系列，但与地方官有更强的依附关系，出现管理的“双轨制”，政行两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隋朝时，中央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了官制。可以说在地方官的选任上，古代社会至隋朝才开始走上中央集权的道路。隋朝推行了两项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彻底加强。一是，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中央用制度化的标准选拔人才，地方大族不能再操纵选举；二是，取消州郡地方官自辟僚属权，由中央在选官后统一任命，升迁黜免依凭于中央统一考核。

用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选官，继以铨选制度量能授官，再以考核制度评定政绩以供进退黜免，完善了统一的文官管理，既保障了中央的权威，又稳定了地方的秩序。

再次，制度化的选官标准，为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提供了高素质的地方官队伍。从历史上看，地方官员的选拔，如果没有具体的、可执行的标准，就会被人为的好恶亲疏所左右，所以，传统治理的经验是选官标准明确化和制度化。凭借个人情感的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容易出错和不稳定的；而制度化的标准则是理性的、公正的和稳定的。

如果人事选举不能公开进行，就会形成集团利益，进而使人事权不归于公门，而落入私家之手，必然会导致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人事混乱。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则以统一的、客观的、制度化的标准，开放了政权，广泛吸收了人才。统一的测试标准为天下所有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博取功名、进入仕途的机会，也为国家最大限度的制度化吸收人才搭建起一个平台。此外，全国集中考试，降低了政府在人才选拔上的成本。通过集中考试，以制度化的形式使社会精英在同一时间内以最大的可能聚集在一起，以供拔擢，实现最有效的制度化选才。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上看到士人成群结队地进入考场，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公开选拔，广用贤能，也是旷古盛世之所以能在唐朝出现的关键

　　汉代施行的是察举制，分两种：孝廉和秀才（为避讳，后也叫茂才）。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

　　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以至有民谣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特别是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唐朝实行科举制。采用分科取士的方法。这是一种人才选拔性考试。这种制度相比于以前的取士制度是大大进步的，以后亦绵延数代。

　　二者的不同有很多，如它们的时代背景，具体内容，实行方法，产生的影响等方面。

　　联系现实的话，当然是考试更公平更容易得到人才，更能体现公平竞争的精神啦，推举容易导致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由谁推举，以何为凭，都有很大问题。考试的话，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机会均等，相对而言，公平多了。

　　我们现在的升学考试制度，虽然说不上有多好（其实对学生而言，真的挺不好的，压力大，竞争力大），但起码它比较公平，给了所有人机会。

　　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出来之前，这算是好的，当然，最好快进行人性化改革，中国的学生太不容易了，素质教育，离我们太远了。

1 范如归文言文翻译及包含的题目答案

范如圭字伯达，建州建阳人。

少年时代跟随舅舅胡安国学习《春秋》。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左从事郎、武安军节度推官。

刚到武安军时，正碰上统帅准备杀人，范如圭指出统帅的失误，统帅认为已经签署命令不能轻易改变。范如圭严肃指出“：你怎么能够如此看重改动一字而轻待部下数人的生命呢？”统帅惭愧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自此以后，官府中事无巨细均要向范如圭咨询、请教。在临安军任职数月后，范如圭因父母丧事而离职。

范如圭被征召为江东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侍从大臣交替推荐，被召来参加秘书省正字的考试，被升任校书郎兼史馆校勘。

秦桧竭力推行和议政策，金朝使者到达后，没有地方居住，秦桧准备腾出秘书府让金使居住。范如圭立即进见宰相赵鼎说“：秘书省府，是收藏有关历朝谋略，经验教训的文书、典宪的重要部门，怎么能让仇敌在此居住呢？”赵鼎面有惧色，很快为金使改换了住所。

金使到达后态度倨傲，目中无人，许多意见使人难以接受，激起朝廷内外的一片愤怒。范如圭与秘书省十余人共同商议，准备联合上奏疏指出和议的弊端，奏疏草稿写好后，多数人因害怕退出了上疏行列。

只有范如圭一人上书朝廷，揭露秦桧歪曲真理、违背师训、忘却世仇、丧权辱国的罪行，并指出：“秦桧不丧心病狂，怎么会如此做，这必将遗臭万年！”秦桧极为愤怒。这份奏疏是范如圭与六位史官一起呈上的。

金人将河南大片土地归还南宋后，秦桧正自以为有功。轮到范如圭进宫与皇上对话时，他说：“两京土地已经收回，那么九庙、八陵距两京仅有咫尺之遥，今天朝廷屡次派遣使者仍未得到归还，拿什么来告慰神灵，安抚天下百姓呢？”宋高宗流着眼泪说“：我只有从你这里才能听到这样的肺腑之言。”

当天宋高宗就命令宗室赵士、大臣张焘前去处理此事。秦桧因未将这件事先通知他，对范如圭愈加愤怒。

范如圭因父丧请假告归，护送父亲灵柩归葬故乡，安葬父亲后，被差使主管台州崇道观。在家乡隐居十多年后，被起用为邵州通判，不久又调任荆南府通判。

荆南府原有居民几十万户，金人入侵后荒无人烟，当时虽发布诏令免除百姓丁口钱，以召回他们安居乐业，但百人中还乡的还不到一、二。议事者讨好秦桧的意见，就说流亡在外为人佣作的人渐渐回乡，人口不断增加，累积已经拖欠朝廷赋税二十余万缗，其他方面欠缺也有数十万，版曹每天下书责令他们偿还，很是急迫。

范如圭将这些情况报告了地方统帅，并上奏宋高宗全数免除了这些积欠的赋税。 秦桧死后，范如圭奉旨入宫与宋高宗对话，说：“治理国家应当以知人善任为先决条件，任命官员应当首先任命清心寡欲、没有野心的人。”

言词甚为恳切。又指出“：东南地区不生育抚养孩子的风俗，是灭绝人性的，请求陛下推举出汉代《胎养令》以救治他们，也如越王勾践鼓励生育以向吴国报仇一样。”

宋高宗认为他的议论很有道理。范如圭又说“：现今实行的屯田法，每年所有的收获，都被官府全部征去，而官府每年发给种田士兵的服装和粮米仍和过去一样，使致力耕种的人断绝了赢余的念头，懒于农事的人也没有饥饿之忧，因贪图微小的利益，损害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因图谋眼前的利益，妨碍了 的远景规划，这就是屯田法实行很久一直未获成功的症结所在。

应该登记荆州、淮州一带空闲的土地，将土地规划成井字形状，仿照古代的自助法，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那么，农业就能迅速发展，农田利润得到提高，武装力量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范如圭以直秘阁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又改任利州提点刑狱，因病要求任祠观官。

当时南宋宗室封地同时设立，太子的人选一直没有确定，朝野上下对此事议论纷纷。范如圭虽远离京城，仍对太子未立感到深深的忧虑。

他收集整理北宋至和、嘉年间名臣奏议共三十六篇，合编为一本书，用口袋封好送给宋高宗，请求宋高宗认真考虑各位大臣的意见，参照前朝的现成做法，对立太子一事公正而果断地解决，不要总是疑虑重重。有人以越职的罪名威胁他，范如圭回答：“如果仅仅因为这件事而获罪，我感到极大的遗憾。”

宋高宗终受感动而醒悟，对手下大臣说“：范如圭真是一个忠臣啊。”当天，宋高宗即下诏立普安郡王为皇太子，又封他为建王。

宋高宗再次起用范如圭，任命他为泉州知府。 南宋皇室外戚宗官长期寄居在泉州郡中，他们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强行役使禁兵数以百计，范如圭到任后依法严惩了这些不法之徒，这些皇室亲属大为恼怒，写了一份极尽诬蔑、诽谤之言的密奏以赶走范如圭，不久范如圭因御旨革职罢官，仍像过去一样领祠禄。

范如圭就在邵武租了一间房屋居住，士大夫们都很尊敬他。许多学者都来向他请教一些学术问题。

范如圭五十九岁逝世。 范如圭为人忠厚诚实，凛凛正气，这是他的天性如此。

他治学以经术为本，不写浮华无用的文章。他曾草拟有关屯田制度的文章数千言，还未来得及呈上就病逝了，张浚巡视地方军备时，奏请高宗同意他去范如圭家里将文章取出。

张浚罢官后，范如圭有关屯田方面的建议没有得到践行。范如圭著有文集十卷，都是一些奏疏和有关朝政方面的议论，收藏在他家中。

2 翻译文言文：李朴,字先之,虔之兴国人登绍圣年进士第,移西

李朴，字先之，虔之兴国人。

登绍圣元年进士第，调临江军司法参军，移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独器许之。移虔州教授。

以尝言隆祐太后不当废处瑶华宫事，有诏推鞫。忌者欲挤之死，使人危言动之，朴泰然无惧色。

旋追官勒停，会赦，注汀州司户。 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纯礼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闻玉音，谓朴曰：“某事岂便于国乎？某事岂便于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无父风也。”

纯礼泣下。 右司谏陈瓘荐朴，有旨召对，朴首言：“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失今不治，必至不可胜救。”

又言：“今士大夫之学不求诸己，而惟王氏之听，败坏心术，莫大于此。愿诏勿以王氏为拘，则英材辈出矣。”

蔡京恶朴鲠直，他执政三拟官，皆持之不下，复以为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论朴为元祐学术。

不当领师儒，罢为肇庆府四会令。 有奸民言邑东地产金宝，立额买扑，破田畴，发墟墓，厚赂乃已，朴至，请罢之。

改承事郎，知临江军清江县、广东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钦宗在东宫闻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岁凡五迁至国子祭酒，以疾不能至。

高宗即位，除秘书监，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赠宝文阁待制，官其子孙二人。

朴自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将强致之，俾所厚道意，许以禁从，朴力拒不见，京怒形于色，然终不害也。

中书侍郎冯熙载欲邂逅见朴，朴笑曰：“不能见蔡京，焉能邂逅冯熙载邪？”居官所至有声。在广南，止其帅孙竢以文具勤王，不若发常赋助边。

破漕使郑良引真腊取安南之计，以息边患，人称其智。朴尝自志其墓曰：“以天为心，以道为体，以时为用，其可已矣。”

盖叙其平生云。有《章贡集》二十卷行于世。

3 翻译常同,字子正这篇文言文

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绍圣御史安民之子也。

登政和八年进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敌难不赴，辟元帅府主管机宜文字，寻除太常博士。

高宗南渡，辟浙帅机幕。建炎四年，诏：“故监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谏江公望，抗节刚直，触怒权臣，摈斥至死。

今其子孙不能自振，朕甚悯之。”召同至行在，至则为大宗丞。

绍兴元年，乞郡，得柳州。三年，召还，首论朋党之祸：“自元丰新法之行，始分党与，邪正相攻五十年。

章惇唱于绍圣之初，蔡京和于崇宁之后，元祐臣僚，窜逐贬死，上下蔽蒙，豢成夷虏之祸。今国步艰难，而分朋缔交、背公死党者，固自若也。

恩归私门，不知朝廷之尊；重报私怨，宁复公议之顾。臣以为欲破朋党，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则公道开而奸邪息矣。”

上曰：“朋党亦难破。”同对：“朋党之结，盖缘邪正不分，但观其言行之实，察其朋附之私，则邪正分而朋党破矣。”

上曰：“君子小人皆有党。”同又对曰：“君子之党，协心济国；小人之党，挟私害公。

为党则同，而所以为党则异。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谗谤，窜殛流死，而后祸乱成。

今在朝之士，犹谓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孙不可用。”上曰：“闻有此论。”

同对以：“祸乱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谓是非定矣，尚犹如此，盖今日士大夫犹宗京、黼等倾邪不正之论。

朋党如此，公论何自而出？愿陛下始终主张善类，勿为小人所惑。” 又奏：“自古禁旅所寄，必参错相制。

汉有南北军，周勃用南军入北军以安刘氏，唐李晟亦用神策军以复京师，是其效也。今国家所仗，惟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将之兵耳。

陛下且无心腹禁旅，可备缓急，顷者苗、刘之变，亦可鉴矣。”除殿中侍御史。

时韩世忠屯镇江，刘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骄狠尚气，无所忌惮，一旦有急，其能相为唇齿乎？望分是非，正国典。

昔汉诸侯王有过，犹责师傅，今两军幕属赞画无状，乞先黜责。”上以章示两军。

吕颐浩再相，同论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罢颐浩者，岂非以其有复辟之功乎？臣谓功出众人，非一颐浩之力。纵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张九龄所谓不以赏功者也。”

颐浩罢相。论知枢密院宣抚川陕张浚丧师失地，遂诏浚福州居住。

同与辛炳在台同好恶，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寿等入见，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

上因语及武备曰：“今养兵已二十万。”同奏：“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

伪齐宿迁令张泽以二千人自拔来归，泗州守徐宗诚纳之，韩世忠以闻。朝论令世忠却泽等，而械宗诚赴行在。

同奏：“敌虽议和，而两界人往来未尝有禁，伪齐尚能置归受馆，立赏以招吾民，今乃却泽，人心自此离矣。况宗诚起土豪，不用县官财赋，募兵自养，为国障捍，今因受泽而械之，以沮士气，非策也。”

诏处来归者于淮南，释宗诚罪。四年，除起居郎、中书舍人、史馆修撰。

先是，同尝上疏论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积恶造谤，痛加诬诋，是非颠倒，循致乱危。在绍圣时，则章惇取王安石《日录》私书改修《神宗实录》；在崇宁后，则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

其间所载，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岂容异辞，而蔡确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厚诬圣后，收恩私门。

陛下即位之初，尝下诏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国史院摭实刊修，又复悠悠。望精择史官，先修《哲宗实录》，候书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证修定，庶毁誉是非皆得其实。”

上深嘉纳。至是，命同修撰，且谕之曰：“是除以卿家世传闻多得事实故也。”

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尝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为宫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因生诬谤。欲辨白其事，须重修《实录》，具以保立劳效，昭示来世，此朕选卿意也。”

同乞以所得圣语宣付史馆，仍记于《实录》卷末。张俊乞复其田产税役，令一卒持书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彦参，彦参系之狱。

后诉于朝，命罢彦参，同并封还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辞，除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

七年秋，以礼部侍郎召还。未数日，除御史中丞。

车驾自建康回临安，同奏：“旋跸之初，去淮益远，宜遣重臣出按两淮，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扰，纵民耕垦，勿收租税。数年之后，田野加辟，百姓足而国亦足矣。”

乃遣枢密使王庶视师，同乞以此奏付庶，询究罢行。又言：“江浙困于月桩钱，民不聊生。”

上为减数千缗。又言：“吴 玠屯师兴、利，而西川人力已困。

玠顷年尝讲屯田，愿闻其积谷几何，减馈运几何，赵开、李迨相继为都漕，先后馈运各几何，令制、漕、帅司条具以闻，然后按实讲究，以纾民力。”又言：“国家养兵，不为不多，患在于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

今韩世忠在楚，张俊在建康，岳飞在江州，吴玠在蜀，相去隔远，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枢臣王庶措置边防，宜令庶会集将帅，谕以国体，协心共议御敌，常令诸军相接以常山蛇势，一意国家，无分彼此，缓急应援，皆有素定之术。”

诏付王庶出示诸将。同乞郡，除显谟阁直学士、知湖州。

复召，请祠，诏提。

4 郭忠孝传文言文全部翻译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签书枢密院事逵之子。受《易》、《中庸》於程颐。少以父任补右班殿直，迁右侍禁。登进士第，换文资，授将作监主簿。年逾三十，不忍去亲侧，多仕於河南筦库间。宣和间，为河东路提擧。解梁、猗氏与河东接壤，盗贩盐者数百为群，岁起大狱，转相告引，抵罪者众。忠孝止治其首，馀悉宽贷。宰相王黼怒之，坐废格盐法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签书枢密院事郭逵的儿子。学习《易经》、《中庸》于程颐。少年时代因他父亲的职位而做了右班殿的值守官，后来提升为右侍禁。再后来，科举中进士，改为文职官员，被委任为主簿。当时郭忠孝已经三十多岁了，不愿意离开亲人，多在河南筦库一带当官。宣和年间，被河东路提拔重用。解梁，猗氏与河江想接壤，有偷贩私盐的几百人聚在一起。那一年大举查处，盐贩们相互告发，许多人都要被定罪。郭忠孝只是惩罚了盐贩的首领，其余的从犯都宽大处理。宰相王黼知道后很生气，以不执行朝廷的禁盐法而免官。）

靖康初，召为军器少监。入对，以和议为非是，力陈追击之策，谓：“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蓟兴兵，逾河朔，犯都城，其锋不可当，今锐气且衰，又顾子女玉帛之获，故议和以款我师。今诸道之师集矣，宜乘其惰击之，若不能击其归，他日安能御其来。”上命与宰相吴敏、枢密李纲议，忠孝复条上战守利害、士马分合之策十馀事。主和者众，卒不用其策。改永兴军路提点刑狱，措置保甲。初，议者请择保甲十万刺为义勇，分隶河朔诸郡。忠孝曰：“保甲岁久，死亡者众，择三万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骑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从之。忠孝亟走关陕，得胜兵三万，分隶十将，择一将统之。继遣兵趋泽、潞，听宣抚司节制。

（靖康初年，奉召任军器少监。入朝应对，认为和议是错误的，极力表达追击敌人的主张。说：“领兵的人最不该孤军深入到对方的地界中去，现在金兵从燕州、蓟州起兵，。。

金人再犯京师，永兴帅范致虚率诸军繇淆、渑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东无守备，愿分兵走太行，扼其归路，彼必来战，城下之围可缓。”致虚以为然。檄河中守席益、冯翊守唐重与忠孝同出河东，为牵制之擧，大军尽出函谷。

忠孝独以蒲、解军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逾绛州，破太平砦，斩首数百级。

攻平阳，入其郛。会大军失利淆、渑间，乃引还。

及金人犯永兴，兵寡，或劝忠孝以监司出巡，可以避祸。忠孝不答，与经略唐重分城而守。忠孝主西壁，唐重主东壁。金人陈城下，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敌不得前。已而攻陷城东南隅，忠孝与重及副总管杨宗闵、转运副使桑景询、判官曾谓、经略主管机宜文字王尚、提擧军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朝廷赠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别有传。

（时间关系，先做这一段。如要全篇，请加QQ252089187）

5 文言文“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原文翻译

原文翻译：

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是绍圣年间御史常安民的儿子。常同政和八年考中进士。靖康初年，被授任为大理司直。高宗南渡，征召任用常同为浙帅机幕。建炎四年，皇帝下诏说：“已故监察御史常安民，坚持节操、刚直不阿，触怒权贵，被排斥而死。如今，他的子孙不能自立，我非常怜悯他们。”征召常同到皇帝所在地，到了以后便任命他为大宗丞。

绍兴元年，向朝廷请求到郡县任职，得以担任柳州知州。绍兴三年，朝廷召他回朝，他首次论述了朋党的祸患：“朋党的症结，是由于邪正不分，只要观察他们的实际言行，知晓他们互相勾结的私心，那么邪正就会分明，朋党也就消除了。

常同请求到郡县任职，授任显谟阁直学士、湖州知州。又被朝廷召回，请求做祠禄官，皇帝下诏让常同担任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二十年去世。

1出自：

《宋史•常同传》

2原文节选：

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绍圣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进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敌难不赴，辟元帅府主管机宜文字，寻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帅机幕。建炎四年，诏：“故监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谏江公望，抗节刚直，触怒权臣，摈斥至死。今其子孙不能自振，朕甚悯之。”召同至行在，至则为大宗丞。

3赏析：

从本传记中可以看出常同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敢于触怒权臣，也敢于跟皇上提出直谏。

4人物简介：

常同（1090—1150）宋邛州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字子正，号虚闲居士。常安民子。政和进士。宋高宗南渡，召为大宗正丞。绍兴三年（1133）除殿侍御史。论张浚在陕西丧师失地之罪；又因金使入见，言：“先振国威，则的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著有《虚闲集》、《乌台日记》等，今佚。

6 文言文《宋史陆秀夫传》的翻译

译文在后，原文：陆秀夫，字君实，楚州盐城人。

生三岁，其父徙家镇江。稍长，从其乡人孟先生学，孟之徒恒百余，独指秀夫曰：“此非凡儿也。”

景定元年，登进士第。李庭芝镇淮南，闻其名，辟置幕中。

时天下称得士多者，以淮南为第一，号“小朝廷”。 秀夫才思清丽，一时文人少能及之。

性沉静，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阁，宾主交欢，秀夫独敛焉无一语。或时宴集府中，坐尊俎间，矜庄终日，未尝少有希合。

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虽改官不使去己，就幕三迁至主管机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东，擢参议官。

德佑元年，边事急，诸僚属多亡者，惟秀夫数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农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权起居舍人。

二年正月，以礼部侍郎使军前请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与苏刘义追从之，使人召陈宜中、张世杰等皆至，遂相与立益王于福州。

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间，知军务，每事咨访始行，秀夫亦悉心赞之，无不自尽。

旋与议宜中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罢之。张世杰让宜中曰：“此何如时，动以台谏论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还。

时君臣播越海滨，庶事疏略，杨太妃垂帘，与群臣语犹自称奴。每时节朝会，秀夫俨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时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泪，衣尽浥，左右无不悲动者。

属井澳风，王以惊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乃与众共立卫王。

时陈宜中往占城，以与世杰不协，屡召不至。乃以秀夫为左丞相，与世杰共秉政。

时世杰驻兵崖山，秀夫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凡有所述作，又尽出其手。虽匆遽流离中，犹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

至元十六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卫王舟，而世杰、刘义各断维去，秀夫度不可脱，乃杖剑驱妻子入海，即负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翰林学士刘鼎孙亦驱家属并辎重沉海，不死被执，搒掠无完肤，一夕得脱，卒蹈海。

鼎孙字伯镇，江陵人，进士也。 方秀夫海上时，记二王事为一书甚悉，以授礼部侍郎邓光荐曰：“君后死，幸传之。”

其后崖山平，光荐以其书还庐陵。大德初，光荐卒，其书存亡无从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云。

译文：陆秀夫， 字君实， 楚州盐城人。还在他三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把家迁徙到了镇江。

稍大以后， 就跟随本乡的两位孟先生读书学习， 孟先生的学生经常有百余人， 但他单单指着陆秀夫说：“ 这小家伙不一般哪。”景定元年（ 1260） ， 考上 了进士。

李庭芝镇守淮南时， 听说了陆秀夫， 就将他罗致到自己的幕府中。当 时天下人称搜罗人材最多的， 以淮南李庭芝为第一名， 号称“ 小朝廷”。

陆秀夫才思清丽， 在当时的文人中很少有能够赶得上他的。性格沉静， 不苟求被别人知道， 每当幕僚们到官署请见， 宾主共欢同乐， 只有陆秀夫一人默默地不发一言。

有时在府中举行宴会， 在宴席上， 他总是正襟危坐， 矜持庄重， 很少与人交往。等到考察他的事务， 他都治理得很好， 李庭芝由是更加器重他， 即使调任官职， 也不让陆秀夫离开自己， 自从他到李庭芝幕府中， 曾三次进升， 直到主管机宜文字。

咸淳十年（1274 ）李庭芝任淮东制置使， 提升陆秀夫为参议官。德

译文：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么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

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有五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掉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的政治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的政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

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短兵器都能及敌人之身，铠甲不坚固就会伤到身体，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

上古时在道德上争胜，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现在便在军事实力上竞争了。

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说得没有道理，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鲁国，直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划为边界线。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了。从这方面来讲，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持国家的办法。抛掉偃王的仁义，废弃子贡的机变，凭借徐 国、鲁国自己的实力，用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齐、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现在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行公务，而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变易恶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干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跃也不会伸手去拿。不一定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兑，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现在就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肯为公干事才疏远他，却又推祟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是毁是誉，是赏是罚。执行起来竞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现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冒犯了。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对于不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说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说他有才能。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谋私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要落空。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 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木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下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