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抗英

三元里抗英,第1张

三元里抗英

1841年5月29日上午,从广州城北门里走出一个中年汉子,此人浓眉大眼,膀阔腰圆,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他叫韦绍光,家住三元里村,靠种菜为生。他自幼习武,练得一身功夫,又为人正派,好行侠仗义,爱打抱不平,村里谁家受人欺负,有了委屈,总爱向他倾诉,他眼里掺不得砂子,便挺身而出,所以深受村民们的信任和敬重。

此时,韦绍光挑着一副空竹筐向村里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望着竹筐里的一块黑布,打心里称赞妻子的贤惠,清晨卖菜出门时,妻子李喜对他说:“隔壁马大婶今天做六十岁大寿,你卖完菜买件衣料,给她做件衣裳,也好表示我们一点心意。”韦绍光正想着,只见村上的小五子迎面飞奔而来,未等靠近,就气喘吁吁他说:“韦大哥,你快去吧,十几个‘番鬼佬,在河边欺负大嫂她们,现在正打着呢!”韦绍光一听,怒从心头起,扔下竹筐,抄起扁担,飞快地向村头河边跑去。

原来,鸦片战争开始以后,清朝政府实行投降主义路线,靖逆将军奕山率17万名绿营兵在广州作战,居然被只有名官兵的英国军队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英军占领广州城郊重要据点泥城、四方炮台以后,奕山便在广州城头竖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英国驻华领事义律和英军司令官卧乌古乞降,并签订了可耻的《广州和约》,约定一周内交付英军赎城费六百万元,奕山率清军退驻广州城外六十里的地方。

《广州和约》签订后,英军肆无忌惮,带着武器在附近农村横冲直撞。这些侵略者到处奸*虏掠,系人放火,抢粮食,宰牛羊,甚至盗掘坟墓,从棺材里枪陪葬品。三元里是一个几百户人家居住的村落,位于广州城北五里,贴近英军驻地四方炮台,所以受害最厉害。

这天上午,在村头的小河边,李喜与村里的几个妇女一边淘米洗菜洗衣裳,一边说说笑笑拉家常,说着说着,话题就扯到英国军队身上。马大婶说她娘家的村子遭到英军的袭击,房子被烧了十几间,几个没来得及跑走的女人被“番鬼佬”们轮奸,惨不忍睹。跑走的人回到村子,个个咬牙切齿,发誓要报仇。马大婶说得有声有色,女人们听得聚精会神,突然听到马大婶的女儿水秀一声惊叫,众人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这才发觉十几个英军正向她们猛扑过来。

这十几个英军本来是到三元里村去抢东西的,他们过了桥,发现河边有一群女人,便喜不自胜,悄悄地向河边包抄过来。李喜感到跑是跑不成了,她本能地张开双臂,护着女人们,叫大家稳住,伺机而动。英军如狼一般跑了过来,一个英军盯上了水秀,猛地扑过来,紧紧抱住她,水秀受到惊吓,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觉得浑身发软。英军把水秀抱到一边,*笑着伸手要撕水秀的衣襟。

马大婶见心爱的女儿要被糟蹋,便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抱住那个英军,英军没有转身,只用胳膊向后一捣,马大婶只感到腹部一阵疼痛,不由自主地跌倒在地。但她什么也不顾了,立即爬起来,又扑上去,双手紧紧地勒住那个英军的颈子,并咬住他的耳朵,竟把那个英军的耳朵咬掉了半个。英军痛得哇哇怪叫,急忙放开水秀,挣开马大婶,端起来福枪,连放两枪。随着“砰砰”的枪声,马大婶倒在血泊中枪声惊动村民,村民们纷纷赶来。

韦绍光赶到河边时,河边已经乱成一团。韦绍光抡起扁担,上挥下扫,左砍右劈,英军应声倒地。几个英军见势不妙,丢下七、八条同伴的尸体,如丧家之犬,仓皇而逃。

水秀姑娘伏在马大婶身上哭得死去活来,乡亲们眼睛血红,满腔悲愤。韦绍所把他买来的那块黑布盖在马大婶遗体上,然后默默地站着,紧握拳头。私塾黄先生走到韦绍光眼前,对他说:“洋鬼子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先到古庙里会计议,商讨对策。”在村北三元古庙前,聚集着全村的男女老幼,他们愤怒声讨英国侵略者的罪行,请求韦绍光担任首领,率领他们自卫反抗。韦绍光、黄先生等人从古庙里出来,站在庙门口的台阶上。

韦纷光望着愤怒的乡亲们,脸色严峻他说:“乡亲们,我们打死了七、八个‘番鬼佬’,英国侵略者一定要来报复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组织起来,自卫反抗,把‘番鬼佬,赶出去!我一定领这个头,以身报答大家!”乡亲们放心了,他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与英军决一死战。这时,水秀走到韦绍光跟前,手里捧着一面黑底、镶着三颗圆星的三角旗,她把旗子递到韦绍光面前,跪了下来,抽泣着说:“韦大哥,这块黑布是你为我娘做生日买的,现在娘走了,我用它做面三星旗,你就用它做令旗,带领乡亲们杀‘番鬼佬’,替我娘报仇,替受苦受难的人出气!”

韦绍光接过三星旗,挥舞着,领着众乡亲宣誓:“旗进入进,旗退人退;吹螺前进,鸣金收兵;脚踏故土,头顶苍天;杀绝英夷,打死无怨!”韦绍光讲一句,乡亲们跟着讲一句,群情激奋,誓言震天,三元里沸腾了。这时,唐夏乡农民颜浩长赶来了。颜浩长是韦绍光的朋友,他来找韦绍光,是要求与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英军,因为唐夏乡日前也遭到英军的洗劫。

韦绍光很高兴,说:“我们这一带一百零三乡,哪个乡没有受到英国鬼子的害?我们应派人去串联,决定今天下午,各乡代表在牛栏冈集会,商讨杀洋鬼子的事。”当日下午,一百零三乡的农民、渔民、丝织工人、打石工人以及一部分爱国绅士的代表,在三元里西北七里的牛栏冈举行会盟。当场决定:以三星旗为总指挥旗,各乡为一个作战单位,各大旗一面,推举领队一人,指挥作战;以鸣锣为号,一乡鸣锣,众乡皆出,十五至五十岁的男子,一律参战。

韦绍光当即布署作战方案:明天一早,将英军引诱到牛栏冈,一举围歼。

第二天清晨,颜浩长率领一支群众武装,挥动三星旗,冲到四方炮台的前沿。此时,英军正在吃早饭,听到惊雷般的呐喊声,吓得扔掉刀叉盘碟。

司令宫卧乌古两腿发抖,慢慢挨到炮眼边,朝外一望,这才舒了一口气:原来是一些老百姓,拿的只是大刀长矛。他将大肚子一挺,向那些吓破胆的士兵骂道:“看你们一个个像只熊,还不赶快集合!”义律颤抖着走过来,说:“司令官阁下,中国的老百姓是不好对付的,请阁下慎恩。”卧乌古轻蔑地笑着说:“你怎么可以长‘东亚病夫,的威风,灭我‘大英帝国’的志气?你应该明白,我拥有当今世界上最新式的武器,”他扬扬手中的枪,得意他说:“这种来福枪,还有各式大炮,难道打不赢他们原始的武器大刀长矛吗?”

说着便抽出指挥刀,命令部队紧急集合,他亲自率领二千名士兵冲下四方炮台,颜浩长见英军冲来了,忙将三星令旗住后一指,群众依计后撤。

卧乌古骄狂地一笑,将指挥刀往前一挥,英军拔腿就追。颜浩长一边撤退,一边担心卧乌古不追,因为过了三元里,越往北,道路就越难走,稻田的田埂很窄,英军只能排成单队前进,而且大炮也不能随队运行。然而,颜浩长很快就发现,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卧乌古正傲气十足,频频挥舞指挥刀,督促部队前进。那个叫毕霞的少校军官,像是为了枪头功似的,率领一队士兵,紧追不舍。

颜浩长心中暗喜,说道:好个龟孙子,老子今天要叫你们尝尝厉害了!义律是个中国通,他似乎看出了破绽,便对卧乌古说:“司令官阁下,此中可能有诈。你看,这牛栏冈一带,丘陵起伏,树木丛生,易于埋伏,你要谨慎从事。”卧乌古不以为然地摇摇脑袋,不无讽刺他说:“领事先生,看来中国的水下养人呀,喝了中国的水,变成了胆小鬼。”“不、不,”义律很严肃他说,“司令官阁下,你对中国不甚了解,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熟读《孙子兵法》,而且英勇善战,不可轻视,不可轻视……”义律话来落音,只听得一声锣响,不由一怔。

卧乌古急忙四面环顾,刹那间,只见满山遍野滚动着人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英军席卷而来。“冲呀!”“杀呀!”“杀‘番鬼佬’呀!”喊杀之声震撼山谷,惊天动地。卧乌古此时方知中计,急忙挥起指挥刀,命令部队撤退,然而已经晚了。

毕霞少校原来正追在兴头上,陡然要撤,却被后面的部队挡住了去路,只得硬着头皮住前冲杀。原先后撤的颜浩长,早已立住阵脚,冲向英军。颜浩长枪前一步,一抖长矛,大喝一声,向毕霞少校搠去,毕霞还未反应过来,便被刺了个透心凉,倒地毙命。其他英军见了,魂飞胆丧,急忙向右边逃窜。

右边的树丛里早就埋伏了弓箭手,梭标、投枪、羽箭、石弹,纷纷投来,前面的英军应声倒下,后面的见势不妙,又抱头向左边突围。左边的山坡上,冲下一支农民军,大刀挥舞,火绳枪射击,英军又倒下一片。卧乌古这下可慌了神,急令部队分两路突围,向四方炮台撤退。他的意图,早被站在高坡上的韦绍光所掌握,他挥动三星令旗,武装群众已心领神会,当即从两翼包抄过去,断了英军的后路。

一见这阵势,义律不由心惊胆战,忙对卧乌古说:“阁下,快想想办法吧,不然我们都会完蛋。”卧乌古强装镇静他说:“我就不信,我们的枪炮是吃干饭的!”他命士兵用炮车围成方阵,发炮向山林猛轰。乘着英军盲目轰击的时机,妇女们将烧好的饭菜送上阵地,乡亲们都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下午一时许,天公真是作美,闪电划破长空,雷声滚落大地,暴雨倾盆而下。火药受潮,大炮成了哑巴,枪支变成木棍,英军慌了手脚,一个个担惊受伯,士气低落。而乡亲们却兴高采烈,他们披蓑衣、戴斗笠,挥大刀,舞长矛,精神抖擞,斗志更旺,又一次向敌军杀去。英军慌作一团,只得用刺刀抵挡,而那刺刀在中国人的长矛面前,只不过是小孩子的玩具罢了。韦绍光挥舞大刀,冲进敌群中,左砍右杀,那大刀上下飞舞,寒光闪闪,正如切葫芦砍瓢一般,敌人挨上就死,沾到就亡,倒下一片。颜浩长抖动长矛,点刺,横挑,如毒蛇吐信,似白龙摇尾,杀得敌军鬼哭狼嚎。一些妇女和儿童也挥着锄头、铁耙前来助战,呐喊助威,英军被杀得到处乱窜。

义律躲在大炮肚下,身体瑟瑟抖动,他感到绝望了,冲着卧乌古发牢骚:“你狂妄自大,当初不听我的劝告,现在弄成这样,你要为‘大英帝国’负责!”一直拎着指挥刀急得团团转的卧乌古猛地站住,大叫道:“现在埋怨有什么用?”他知道现在不是跟义律争辩的时候,再这样下去,他的部队将全军覆没。他命令部队抓紧时间撤退,向四方炮台靠近,这是求生的唯一出路。

大雨停了,淋得像落汤鸡一样的英军,长长的军服裹在身上,长统皮靴穿在脚上,在泥泞的田埂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又滑又重,寸步难行,有的跌落在水田里,陷在烂泥里半天爬不起来。赤着双脚的农民们,敏捷地从水田里杀过来。如在稻田里捉王八,不费吹灰之力。负隅顽抗的被杀,举手投降的被俘,乡亲们越战越痛快,越战越英勇,英军则垂头丧气,士气全无。

卧乌古和义律带着逃兵总算撤退到三元里以南,道路宽些了,路面也好走了,卧乌古命令士兵们一个挨一个,排成方阵,一步一步向后退着走。

他为自己的战术感到自豪,认为凭着这样的方阵,老百姓们对他们是无可奈何的。韦绍光与颜浩长、私塾黄先生等人一合计,让乡亲们用带钧的长矛,从方阵中将敌人钩出来。这一招果然灵验,带钩的长矛伸进方阵中,钩子钩住了一个英军的皮腰带,被钩者脸色煞白,哇哇乱叫,其他英军眼睁睁看着同伴毙命,却不理不睬,继续向后移动。敌人被钩出来了,乡亲们一拥而上,夺下他手中的洋枪,一阵锄敲耙打,登时丧命。

一个被钩出来的英军鬼哭狼嚎,叫着要卧乌古救他,而卧乌古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龟缩在方阵中,向四方炮台逃去。这个“大英帝国”的将军,征战多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狼狈过。今天,他终于领教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他虽然于下午四时逃进了四方炮台,但他不敢多作停留,于6月1日,带领英军悄悄离开四方炮台,撤出了虎门,三元里一仗,取得辉煌战果。打死英国侵略军二百多名,打伤者更多,还活捉十几名俘虏,缴获了大量战利品。

1、党费  

作者: 王愿坚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 

1934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4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迫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看看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的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呢,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1931年入党的。1932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5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儿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离山有30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像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儿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像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

五送我郎当红军,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侬担承。

……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做工作在农村。

……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帖。我想的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的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 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 

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篮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摘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像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就会带累了整个组织。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咦,该不是走错了门了吧?” 

这一着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儿“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儿。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么的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功夫,按我们干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糊糊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又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了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看,她还很老练哪。 

她看上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像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挽了个髻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 

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她蓦地像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给你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脸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吧!” 

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儿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上缺盐缺得凶哪。 

一面吃着,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组织反收租夺田等等,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她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断不了问几个问题,末了,她说:“魏政委说的一点也不假,是有困难哪,可咱是什么人!十八年(十八年,指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上刚开头干的时候,几次反‘围剿’的时候,咱都坚持了,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 她说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她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 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鸡就叫了。因为这次是初次接头,我一时还落不住脚,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 

在出门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打开党证,里面夹着两块银洋。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说:“程同志,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我自从‘并村’以后好几个月也没缴党费了,你带给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 这怎么行呢,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少家没业的,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着点用场。我就说:“关于党费的事,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带,你先留着吧!” 她见我不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目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缴党费,不缴钱,缴实用的东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话上头呢!

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 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一边整着,一边哄孩子: 

“乖妞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赚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什么都买!咱不要,咱不要!” 

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轱辘轱辘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蘸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 

她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哪!”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摘青菜,就是这咸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地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还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门!” 

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摘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我再通知别人去。”说罢,悄悄地走了。

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 

黄新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你往哪走?快想法隐蔽起来!” 

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可是为了怕连累了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间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 

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以后再联络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记着,她住西头从北数第四个窝棚,门前有一棵小榕树……”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有一块钱买盐用了。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 

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 

白匪敲门了。她慢慢地走过去,开了门。四五个白鬼闯进来,劈胸揪住了她问:“山上来的人在哪?” 

她摇摇头:“不知道!” 

白鬼们在屋里到处翻了一阵,眼看着泄气了,忽然一个家伙儿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一脚把箩筐踢翻,咸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拨着咸菜,似乎看出了什么,问:“这咸菜是哪来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干吗有这么多的颜色!这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那家伙儿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说:“给我翻!” 

就这么间房子,要翻还不翻到阁楼上来?这时,只听得她大声地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别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是我听到她最后的一句话。 

这句话使我想到刚才发生情况时她说的话,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 

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 

见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揽到怀里,听我汇报。他详细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况以后,按照往常做的那样,在登记党费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 

黄新同志1934年11月21日缴到党费…… 

他写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笔。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严肃的神情。他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 

在黄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 

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

2、闪闪的红星

作者: 王愿坚 

故事发生在1932年初冬。在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江西,有一个叫柳溪的山村里,居住着几十户贫苦人家。受尽了恶霸胡汉三的盘剥和欺压,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年仅八岁的潘冬子就是穷苦人家一个普通的孩子,他和小伙伴椿伢子天天眺望南山盼望着当了红军的爸爸早日打到柳溪,除掉胡汉三,为被胡汉三残害的奶奶和妈妈报仇。胡汉三闻知红军就要打过南山,惊慌失措,准备仓惶逃命。临走前恶狠狠扬言:就是走,也要杀了冬子母子,斩草除根! 

村口大榕树下,冬子和妈妈被五花大绑吊在树下。胡汉三恶声叫喊着:“谁家男人要是再敢当红匪,潘家娘俩就是下场!开枪!”千钧一发之时,率先冲进村子的一队红军包围了大榕树。走投无路的胡汉三和几个民团爪牙束手就擒。冬子的爸爸潘行义奔上前,砍断捆绑冬子母子俩的绳索。 

红军浩浩荡荡开进了柳溪村,椿伢子奔来跑去在红军的队伍里却没有看到自己日思夜想的父亲宋大光。潘行义告诉宋爷爷,椿伢子的父亲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宋爷爷强忍悲痛叮嘱潘行义,不要让伢子知道。 

红军解放了柳溪,久受胡汉三奴役和压榨的柳溪百姓喜气洋洋。鞭炮声中,一副写着柳溪苏维埃政府的木牌挂在了胡家大院前。柳溪成立了赤卫队,冬子妈被推举为妇救会长。 

冬子和椿伢子细妹背起书包和柳溪村大大小小的十几孩子入了列宁小学,年轻的红军女战士柳琴充任了他们的老师。孩子们也手拿红缨枪成立了儿童团,冬子在伙伴们的掌声中,戴上了儿童团长的红袖标。 

胡汉三被关进了自家的地牢,赤卫队队员派人轮流看守,只等公判大会一开,柳溪苏维埃政府就将作恶多端的胡汉三当众枪决。由于冬子的小伙伴胖仔的父亲罗麻子做了“内奸”,胡汉三逃离了柳溪。正带着孩子们做游戏的冬子发现胡汉三逃跑,勇敢地与胡汉三搏斗。…… 

转眼几个月过去,已到了深秋。潘行义备好了行囊,随部队一起开始了第五次惨烈的反围剿战斗。为了配合红军前线作战,柳溪村男女老幼全都动员起来,胡家大院的苏维埃政府里,人们腾屋挪房,建起了临时红军医院,吴修竹带着担架队进进出出,运送从前线撤送下来的受伤的战士。冬子妈领着姐妹们做起了护理员,给伤员们喂汤喂药。 

冬子和小伙伴们聚在了一起,商量着要给北山里和白狗子打仗的红军叔叔们送食物。当孩子们爬沟翻梁顺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走进深山时,突然看见迎面脚下的山谷里,有一队白狗子踩着泥泞跋涉而来。机智勇敢的冬子带领小伙伴们给敌人设下了“斗笠阵”,让敌人大惊失色,如临大敌,破坏了敌人企图偷袭红军后路的计划,使红军叔叔闻声赶来围歼了敌人,打了一场大胜仗。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就在潘行义养好了腿伤,准备请战再上前线时,接到上级命令,要撤出刚刚创立的柳溪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一道向北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柳琴也和孩子们告别了。 

为给红军补充兵力,党组织决定将柳溪赤卫队一分为二,一部分收编为红六营的一个班,另一部分跟红六营的一个连组成游击支队,驻守当地开展游击战。欢送红军离别的场面既热烈又悲壮!临别前,潘行义送给冬子和椿伢子两颗红五星。 

红军秘密撤离柳溪的消息很快通过中央军的暗探侦察传到了胡汉三的耳朵里。磨刀霍霍的胡汉三,成立了“还乡团”,杀回柳溪,开始了疯狂而又血腥的残酷报复。一进村的胡汉三就派爪牙们兵分几路逮抓冬子妈母子和宋爷爷爷俩,以及其他几个红军和赤卫队员家属。一场血洗柳溪的惨案发生了…… 

天亮后,躲过追杀的红军家属们分开疏散,冬子妈和宋爷爷决定带着红军伤员领着冬子椿伢子细妹上山,寻找游击队,并且留在了游击队的营地里。 

冬子妈入党的申请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就在入党的第二天,冬子妈便在深夜潜入柳溪暗中组织群众给山上偷送军粮,由于罗麻子叛变革命,投靠了胡汉三,在敌人就要包围的生死关头,冬子妈为了掩护群众脱离险境,英勇牺牲!

这两篇短篇小说都出自王愿坚,关于作者:1929年~1991年。中国**编剧、小说家、记者。1929年生,山东诸城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报社编辑,战地记者。1978年任八一**制片厂编剧、文学部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主任、中国**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他的优秀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行,传记被收入《中国名人词典》和英国《世界名人录》等。

个人简介

愿坚(1929年-1991年)当代作家。山东省诸城人。幼年在家乡读书,1944年7月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1月参加八路军,在部队当宣传员。解放战争时先在部队文工团担任分队长,后来担任报社编辑和战地记者。这期间,写过一些小戏、演唱材料和新闻通讯。相州王氏兄弟作家的两岸人生:生未谋面死未聚

1947年加入中国***。1952年任《解放军文艺》编辑。次年,到福建东山岛采访时,访问了老革命根据地,见到了一些红军老战士、老游击队员和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地下工作者,听到了许多壮丽动人的故事,激发了创作热情。

1954年3月发表了报告文学《东山岛》 ,不久又写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党费》和《灯光》 。灯光被选为小学语文六年级第十一课。这篇小说描写女***员黄新在丈夫随红军长征去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并千方百计腌制咸菜作为党费,支援山上的游击队,最后为保护同志和组织而献出了生命。此后又陆续写了《珍贵的纪念品》、《粮食的故事》等作品,1956年出版了短篇集《珍贵的纪念品》和《党费》。1956年至1966年,参加“解放军三十年征文”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这期间,写了《后代》、《亲人》、《七根火柴》和《普通劳动者》等十多个短篇,后出版有短篇集《后代》和《亲人》。

1959年,出版了十年作品选《普通劳动者》 。1972年以后,曾多次去长征路上采访。

1974年,与陆柱国合作,将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成同名**文学剧本,拍成**后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写作了《路标》  《足迹》 《标准》等十多个短篇,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征途中的一些感人事迹,其中的《足迹》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优秀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多取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和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构思巧妙、主题鲜明、富有故事性,并善于抓住典型细节和捕捉人物性格中闪光的东西来表现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写得真切感人。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和**家协会的理事,现在“八一”**制片厂任编剧,于1991年去世。

雷锋在不满七岁时就成了孤儿本家的六叔奶奶收养了他他为了帮助六叔奶奶家,常常去上山砍柴,可是,当地的柴山都被有钱人家霸占了,不许穷人去砍雷锋有一天到蛇形山砍柴,被徐家地主婆看见了,这个地主婆指着雷锋破口大骂,并抢走了柴刀,雷锋哭喊着要夺回砍柴刀,那地主婆竟举起刀在雷锋的左手背上边连砍三刀,鲜血顺着手指滴落在山路上

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路过雷锋的家乡雷锋看见宿营的队伍一住下来便向老乡问寒问暖,还帮助老乡挑水,扫地买柴买菜按价付钱,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就从心底萌生了要参军的愿望雷锋找到部队的连长,坚决要当兵,当连长得知他苦难的身世后告诉他还小,等长大了才能当兵,并把一支钢笔送给了他,鼓励他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保卫和和建设中国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新一年的征兵工作已经开始,雷锋迫切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但鉴于焦化厂的征兵名额有限,且雷锋在工地的表现十分突出,领导也舍不得放他走,就不同意他报名这可急坏了雷锋,他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人民武装部向余政委讲起自己的经历,表明他参军的志愿和决心

武装部的余政委和工程兵派来的接兵的领导专门研究了雷锋的入伍问题,认为他是苦孩子出身,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政治素质好,入伍动机明确,虽然身高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身体条件差些,但他在农场开过拖拉机,在工厂开过推土机,多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相信他入伍会成长得更快最后决定批准雷锋入伍

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雷锋领到了入伍通知书,随新兵一同由辽阳来到驻地营口市他做为新兵代表在欢迎战友入伍大会上讲话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上午八点多钟,细雨霏霏,雷锋和他的助手乔安山驾车从工地回到驻地他们把车开进连队车场后,发现车身上溅了许多泥水,便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立即让乔安山发动车到空地去洗车经过营房前一段比较窄的过道,为安全起见,雷锋站在过道边上,扬着手臂指挥小乔倒车转弯;"向左,向左……倒!倒!"汽车突然左后轮滑进了路边水沟,车身猛一摇晃,骤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锋不幸被倒下来的方林杆子砸在头部,当场扑倒在地,昏过去……

战友们立即用担架把他送到附近医院抢救,各级首长立即赶到了医院,同时以最快速度把沈阳的医疗专家接到雷锋床前由于颅骨损伤,导致脑机能障碍,雷锋这个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中国***的优秀党员,年仅22岁,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

八月十七日,在抚顺市望花区政府礼堂召开隆重的追悼会近十万人护送雷锋的灵柩向烈士陵园走去

一九六三年一月,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共青团追任雷锋为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相继发出关于学习雷锋的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相继发表社论,评论和介绍雷锋事迹的文章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首都各大报纸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光辉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故事:一次,雷锋跟张书记去下乡,一边走一边聊天。走着走着,雷锋觉得脚下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一颗生了锈的螺丝钉,便一脚踢到了路边。张书记问:“你踢的是什么?”雷锋说:“是一颗破螺丝钉。”张书记听了,一声不响,从草丛里捡起那颗螺丝钉,用手帕把螺丝钉擦干净,装进了上衣口袋。雷峰觉得很奇怪。过了几天,雷锋跟着张书记到县机械厂开现场会。在机械厂,张书记问厂长:“如果这机床上少了一颗螺丝钉,机床还会转动吗?”厂长说:“那就要出毛病了!”聪明的雷锋这时已经明白县委书记为什么要捡那颗小小的螺丝钉了。只见张书记从口袋里掏出那颗螺丝钉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厂长。在回来的路上,张书记说:“雷锋,你瞧,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机器上少了它可不行!革命也是这样,我们这些人就是大大小小的螺丝钉,缺了谁都不行。就象你这个公务员,别看职务不高,我们的工作缺了你也不行。所以,党把我们放在哪里,就要在哪里起作用。同时,我们国家的底子还薄,处处要艰苦奋斗,一颗螺丝钉也不能浪费,积少成多啊!”

第2个故事:一天,在**院里,**还没开演。一个姓贾的小学生发现前排座位上有个解放军叔叔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觉得挺奇怪:**马上就要开演了,怎么还在看书?小学生探头一看,原来是雷锋叔叔。雷锋是他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雷锋叔叔,这么一点时间,你还看书啊?”:小学生非常好奇地问。雷锋说:“时间短吗?我已经看了三、四页了。时间短,可是看一页算一页,积少成多嘛!学习,不抓紧时间不行啊!”雷锋问小贾:“你对学习抓得紧吗?”小贾不好意思地答道:“不紧!”雷锋亲切地说:“不抓紧可不好。你们在学校里学习,太幸福了。一定要认真地学。”

雷锋就是用钉子精神去刻苦学习的。雷锋是一个汽车兵,整天开着车到处走,没有整块的时间坐下来学习。他总是千方百计抓紧点滴时间来学习。他把书放在挎包里,随车带在身边。只要车一停,没有别的事,就打开书看一阵。每天晚上出车回来,总要挤出一点时间学习,有时候熄灯睡觉了,他还找地方去看书学习。他晚上常到连部办公室去学习。

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1960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忙了一个礼拜的战士们有的上街买东西、逛公园,有的看书、写信、洗衣服。战士小于见雷锋吃完早饭趴在床上看报,以为他又要学习了,就一把夺过雷锋手里的报纸,说:“起来,跟我上公园转转去,今天禁止你学习一天!”雷锋这天肚子疼,没有跟小于上街。他想,今天夜里还要出车呢,肚子老疼怎么办?就跑到团部卫生连去看病。值班军医给他看了看,开了一些药,说:“你是夜里着凉了,回去用暖水袋捂一捂肚子,好好休息一天,就好了。”雷锋从卫生连出来,走到半路,看到一个建筑工地上,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正在开展劳动竞赛。大喇叭里放着歌曲“社会主义好”,推车的,挑担的,来来往往。雷锋近前一看,一块木牌上写着:“抚顺市第二建筑公司本溪路小学建筑工地”。雷锋心想,真不简单,不久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马上就要变成一所小学了。他突然听大喇叭里喊:“运砖的同志们注意!砌砖组的同志大显身手,砌砖速度打破了昨天的纪录,运砖组的同志加油呀!”雷锋听了情不自禁地把衣袖一挽,朝工地飞奔过去。

在一个烧水棚旁边放着几辆空车,雷锋推起一辆就走,烧水的老师傅见了,忙喊道:“哎,同志!你推车干什么?”雷锋回头说:“老大爷,我借这车用一用!”老大爷说:“我们的车不外借!”雷锋笑了笑,说:“老大爷,我就在这儿用!”老大爷才明白,这个解放军要帮忙干活,说:“怎么,你要帮咱们工地推砖啊!”雷锋说:“今天我没事,闲着也是闲着!”说完,推起车就飞快地走了。雷锋一连推了几车砖,身上出了汗。他把军装脱了下来搭在车把上,越干越欢。工人们都好奇的看着他,有的说:“同志,谁叫你来干活的?”雷锋笑了笑说:“是你们把我吸引来的呀!”“我们?”“是呀!你们星期天也不休息盖小学,今天我也没事……”说着,他又推着车走了。雷锋一边推砖一边想:自己小时候上不了学,现在国家这样关心少年儿童,给他们创造这样好的学习条件。雷锋一鼓作气不知推了多少趟,汗水湿透了背心。那位老师傅给他端来一碗开水,雷锋一饮而尽,喝完又推起了小推车。雷锋正干的起劲,工地上的女广播员跑了过来,问雷锋:“解放军同志,你是那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雷锋刚要开口回答,见那女广播员打开笔记本,忙说:“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来参加劳动,给我们很大鼓舞,大家要求我写篇表扬稿表扬你!”雷锋说:“这有啥表扬的?我今天没事,到这儿干点活,这是应该的。”女广播员还不放过雷锋,说:“同志,如果你的名字不保密,就……”雷锋说:“你要写稿表扬我,我只好保密了。”“那你说说为什么参加义务劳动吧!”“为什么?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呗!”雷锋回到营房后,对参加义务劳动的事一字未提。可是,过了一会,一支队伍敲锣打鼓来到了部队驻地。连长和指导员一看,队伍前面几个人抬着一块大匾,上面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才知道雷锋又做了一件好事。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雷锋经常出去做报告。他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一天,雷锋坐上了从抚顺开往沈阳的火车。他看到坐车的人很多,就把座位让给了一位老人。他看到列车员忙不过来,就主动帮着扫地、擦玻璃、倒开水、帮助下车的旅客拿东西,忙个不停。有人劝他,说:“看把你累的,都满头大汗了,快歇歇吧!”可他说:“我不累。”在沈阳换车的时候,一出站口,雷锋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是把车票丢了。只见那个中年妇女浑身上下翻了个遍,车票还是没有找到。雷锋不由得上前问道:“大嫂,你到哪儿去啊?怎么把车票弄丢了?”

那位妇女着急地说:“俺从山东来,到吉林去看孩子他爸,不知什么时候把车票和钱都丢了,这可怎么办啊?”雷锋听了,说:“大嫂!你跟我来吧!”雷锋领着那位妇女来到售票处,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张到吉林的车票,塞到大嫂手里,说:“快上车吧,车就要开了。”那位大嫂手里拿着车票,感动得热泪盈眶,说:“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雷锋笑了笑,心想,大嫂还想还我钱呢,就不在意地说:“大嫂,别问了,我叫解放军,家就住在中国!”又有一次,雷锋从丹东做报告回来,还是在沈阳换车时,在地下道里看到一位老大娘,白发苍苍,拄着拐杖,还背着一个大包袱非常吃力地走着。雷锋走上前问道:“大娘!您这是上哪儿去啊?”老大娘气喘吁吁地说:“我从关里来,要去抚顺看儿子。”雷锋一听,是和自己同路,就把包袱接过来,扶着老大娘上了车。车上人挺多,雷锋给老大娘找了一个座位。老大娘告诉雷锋,她儿子是煤矿工人,出来好几年了,这是头一次去看儿子。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雷锋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只写着抚顺市XX信箱。老大娘急切地问雷锋:“孩子,你知道这地方吗?”雷锋说:“您放心把,下了车,我一定带您找着您的儿子。”老大娘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车到了抚顺,雷锋背起老大娘的包袱,搀着老大娘,东打听,西打听,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母子一见面,老大娘就对儿子说:“多亏了这位解放军,要不然,还找不到你呢!”母子一再感谢雷锋。雷锋却说:“谢什么啊,这是我应该做的。”雷锋同志在1961年4说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为人民服务是我应尽的义务。”在1961年10月3日的日记中,雷锋又写道:“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雷锋同志在1961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还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愿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做的都是很普通的小事,但是,一件件,一宗宗,都体现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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